道家美学研究论文总结

关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目前国内学术界大致存在着两种基本思路。第一种思路认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史。最早，李泽厚、刘纲纪就在其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提出这一看法，认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的研究，是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以至社会风尚的审美意识进行全面的考察。所谓狭义的研究，则以哲学家、文学家或文学理论批评家着作中已经多少形成系统的美学理论或观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种观点还认为，广义的研究虽然重要，但限于条件，目前的中国美学史研究还是应该从思想家和批评家着作的有关美与艺术的言论观点入手。[1](P4-6)敏泽也认为，美学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最根本的一点是研究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活动的历史，但由于条件限制，他所写的《中国美学思想史》则把基本的和主要的范围放在有关美学思想的理论形态的着作中。(P1)叶朗的看法与上面所说的稍有不同，但也是把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美学是一门理论学科，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的历史表现为两个系列：一个是形象的系列，一个是范畴系列，研究形象系列的是各门艺术史，研究范畴系列的是美学史。“美学史就应该研究每个时代的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一部美学史，主要就是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的产生、发展、转化的历史”。(P4)张法先生的新着《中国美学史》，也仍然把美学史看成是美学理论和思想的历史。他认为，所谓中国美学史，指的就是从远古到清代末期的审美理论史。它的主要任务是显示中国美学由以产生的社会文化和哲学基础，显示中国审美的独特风貌，显示中国思维在审美上的独特把握方式和理论形态。(P6)第二种思路则以审美文化、审美风尚、审美艺术实践为主要研究和考察的对象。宗白华最早提倡这种研究。他认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不应该要注意表现为理论形态的着作，而且尤其要重视中国几千年的艺术创造。宗先生的这一观点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许明、尤西林等人则提出审美风尚史和审美形态史的研究问题。提出这种研究的基本思路也就是要摆脱美学思想史的束缚，用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中国美学史的研究。陈炎新近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则把审美文化史看成是中国美学史研究真正成熟的形态。该书认为，国内迄今为止的美学史着作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形而上”的审美思想史，一种是“形而下”的审美物态史（像诸多版本的《中国陶瓷》、《中国书画》、《中国青铜器》等），前者不考察先秦时代究竟存在着哪些审美风尚和审美活动，而旨在分析孔子说过什么，庄子说过什么，即要从古代文献和古代哲人的理论表述中发现那个时代的审美观念发展到什么程度；后者则着重分析陶器的形状、书画的风格、青铜器的线条与制作等。而审美文化史则介于其间，它将二者统一起来，包容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内容，并标志着美学史研究形态的真正成熟。 美学研究对象问题实际上是与美学研究方法相联系的。把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主要确定为美学思想，以一些已经形成系统的美学理论和观点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看法，其研究方法主要受到西方哲学美学的影响。西方美学史家们明确地把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所以，他们主要是运用哲学思想与文艺、美学思想相互渗透的方法来研究美学，他们所追寻的美学思想和意识最早起源就是在古希腊时期的一些哲学家和美学家的的言论中。鲍桑葵说得很明确：“如果‘美学’是指美学的哲学的话，美学史自然也就是指美的哲学的历史。”(P5)他所写的《美学史》是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所提出的三条原则：道德主义原则、形而上学原则、审美原则——写起。(P24)而西方另一部美学史名着，即吉尔伯特和库恩所撰的《美学史》则以古希腊有关诗与哲学的争论为美学史的开端。西方美学家的这种研究方法对中国美学家有很大影响。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实际上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他们所写的中国美学史，以先秦理性主义思潮为起点，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开端，讲述中国美学思想的发生发展，并得出儒家思想为主，儒道互补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基本轨迹的结论。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也很重视这种方法。不过，他把美学史的起点定位为老子而非孔子，极大地突出了道家哲学和美学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的重大意义。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虽不是以某个哲学家、某种思想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起点，而是强调史前审美意识对中国美学思想形成的意义，强调追溯中国审美意识产生的源头。但就其具体研究方法来说，仍然十分重视哲学思想向美学思想的渗透和影响，把美学思想家的着作和观点作为研究重点。 而重视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审美艺术实践的人们，则更多地考虑中国美学研究的特殊性，并试图在方法论上摆脱西方哲学美学方法的影响。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写成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要了解西方美学的特点，也必须从西方艺术背景着眼，但大部分仍是哲学家的美学。在中国，美学思想却更是总结了艺术实践，回过来又影响着艺术的发展。”[10](P392)在《关于中国美学史研究对象与方法问题》一文中，林同华先生则提出了要以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相印证方法来研究中国美学史，他认为这种方法就是宗白华先生所倡导的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方法，即充分注意到中国审美文化和审美理论的特殊性，注意到东西方美学的根本差异，即西方美学史，是一部以审美哲学为主体，审美心理学、审美艺术学、审美技术渗透其中的审美范畴、命题、理论的发展史，东方美学史（包括中国美学史），则是一部由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相互印证的历史。如，东方许多艺术建筑：金字塔、长城、泰姬陵、吴哥古迹等都没有相应的美学理论系统予以阐发。又，中国舞蹈、建筑、园林、雕塑、音乐、陶器、青铜、玉器文化都十分发达，却无相应的美学理论予以阐发。所以，只有以印证的方法来解决这一矛盾。所谓印证，依林同华先生的解释，就是一种不立文字、不依言语就可以作出的审美决定，一种直觉式的审美决定。许明则认为审美风尚史的研究根本有别于美学思想史，它不是现成的美学史上关于什么是美的论断，而是从大量材料出发得出的理论性结论。它包括的范围也很广阔，有行为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美学理论四个研究层面。[11]陈炎则倡导审美文化史的研究，他认为这种研究，从方法论意义上说，综合并超越了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研究，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思辨推理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实证分析，而是一种建立在思辨成果和实证材料基础上的解释和描述。[12] 我认为，以上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确立，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都是适用的。但若各执一端，则是不完全和片面的。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来说，哲学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和哲学美学方法运用是非常重要的。美学史研究有着学科的共性，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的系统性和哲学思辨性不如西方，就轻视这种研究。因为哲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心灵表现的核心，艺术和审美的问题最终也应追踪到哲学问题上来。试想，我们如果不了解中国基本的哲学观念，如道、气、象、和、仁、有无、虚实等，不了解儒家、道家、禅宗所代表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又怎样能了解中国美学精神和美学意识的构成？而现有的中国美学史着作的研究成果也说明，这种研究是卓有成效的。目前已出版的中国美学史着作中，我认为真正称得上成功的，有创见的，还是应该首选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的几部美学史，即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哲学上寻求到理论支点，或者以儒家哲学思想为主线，或者突出道家哲学的意义，或者强调儒、佛、道三家的融合。这些以哲学美学思想为主干的美学史，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美学史的面貌，对中国美学史学术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开山作用。另外，以哲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美学，把一部中国美学史看成是哲学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避免了把美学史简单地等同于知识史或者说知识形态的研究。在《知识考古学》中，针对历史学研究的思想介入，福柯提出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他认为考古学的研究是对历史学研究思想史方法的摒弃，是“对它的假设和程序的有系统的拒绝，它试图创造另外一种已说出东西的历史’”。[13](P175)我国有研究中国美学史的学者亦认为：“美学史应该研究审美意识的原始记录和理论概括。”[14]我认为这些看法隐含着把美学史的研究变成纯客观的知识形态，而抹去美学史研究的思想光辉的危险。黑格尔说：“哲学史所昭示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15](P7)哲学史也罢，美学史也罢，它所展示的都应该是人的精神和心灵发展的历史，它不应该变成原始记录和纯客观描述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研究主体就必须具有自觉的哲学意识。但是，在运用哲学方法研究中国美学史，考察作为理论形态的哲学美学思想史演变的同时，我们切不可以忽视中国美学史研究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美学史不仅是哲学美学思想史的研究，而且也是审美艺术史的研究。宗白华先生提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不仅要注意理论形态的着作，而且尤其要重视中国几千年来的艺术创造，要在中国古代各部门艺术的美感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中研究中国美学史[16](P26)，这一看法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不仅在于，中国美学的构成形态不同于西方美学，相对西方美学来说，在理论系统性和逻辑思辨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美学着作多以感悟性、品鉴性形态出现，多是就具体艺术门类所谈的看法，是艺术家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且还在于中国美学自原始社会始，就有非常丰富的艺术审美实物（如彩陶、玉器等），后来，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艺术品类。宗白华先生之所以反复强调中国美学史研究不同于西方美学史的研究，要紧密结合中国艺术实践展开，也是基于中国美学史的这一基本事实。林同华先生提出用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互相印证方法来研究中国美学史，也是符合中国美学史的实际的。中国美学有一重要特点，那就是它所面对的审美形态和艺术形态特别丰富，不仅诗、画、书法、音乐、舞蹈、戏剧历史悠久，而且建筑、雕塑、陶瓷、玉器、青铜器艺术审美形态也很发达，但它们在美学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和阐发，这就需要用印证方法来解决这一矛盾。比如，要确认先秦美学为什么崇尚“大”，汉代美学为什么有一种厚重、恢弘的气象，魏晋时期崇尚“清”，宋元之后为什么走向世俗，归于平淡和俗艳，这都不是美学思想家、理论家所提出的观点和范畴所能解决的问题，必须联系同时期丰富的艺术审美形态和现象来印证。审美艺术史的研究，实际上也就是用艺术审美文化来印证美学理论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不过，在提倡印证方法的同时，我们一定不能轻视理论本身的价值，不能以审美直觉、体验、感悟的方法去代替审美哲学分析和理论概括的方法。因为，美学史考察的对象虽然广泛，不仅是理论形态的东西，还应该包含大量的形象形态、作为艺术审美实物而存在的东西，但它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建立起审美观念和审美思想的历史。所以，我们提倡以印证的方法去把握中国美学史，同样离不开美学理论史和思想史自身发展的线索。不然，我们的美学史研究就成为一般的艺术史研究，而失去美学史研究应有的理论和精神内涵。宗白华先生在这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示范，比如，他用《考工记》中的“梓人为笋”的工艺实例来说明“虚实结合”的思想，用《易经》的“贲卦”来说明文质关系，用《易经》的“离卦”来说明中国美学中“附丽为美”的观念，都是很好地运用印证的方法解决了审美理论和观念史研究的一些问题，而没有把审美艺术史的研究变成一般的艺术史的研究。 第二，审美文化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对把握中国美学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不可能只存在于美学家、思想家、文艺批评家的理论着作和观点中，它也存在于社会礼仪、风俗习惯、文化制度和文化心理中，存在于与这些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相关的艺术审美实践中。审美文化和风尚史的研究，对扩大美学研究的领域，更深入地把握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审美意识和精神本质，都是非常必要的。比如，研究先秦美学和中国上古时期的美学，中国文化性质怎样，原始宗教和神话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什么地位，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方式怎样，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个中心，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因革关系怎样，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还是剧烈变化，原始汉字、礼制文化、饮食文化对中国文化起源和发展具有什么意义，等等，弄清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又比如，许多人在谈到中国美学时，都很重视先秦典籍中，如《周易》，和孔子、老子、庄子、孟子等人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美学意识，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文化缺乏更深的了解，不能从更宽广和深远的文化背景，如从远古神话宗教、生殖文化和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和饮食文化等来观照它，我们也不可能追溯到这种生命美学意识真正的根源。再如，要了解儒家美学精神，了解孔子的仁和礼的学说对中国美学的影响，若对夏商周三代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原始巫觋文化如何演进为祭祀文化、礼乐文化的历史进程缺乏了解的话，也是不可能的。同样，要说明道家哲学美学思想和思维特征，对中国原始思维特征和南方楚文明及巫史文化缺乏了解，也是很难说清的。 所以，审美文化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意味着研究领域的扩大，也意味着研究方法和研究形态的成熟。不过，我们在强调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研究的同时，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美学史还原为审美文化史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因为，美学史研究的最重要目的还是在于揭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和精神，并使其获得理论和思想形态。而从方法论意义看，审美文化史、审美风俗史的研究又需要美学理论和思想的指导，如果没有这种指导，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实际上也很难进行。所以，即使我们重视审美文化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也不能忽视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史的研究，不能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割裂或者对立起来的。相比较起来，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处于更重要的地位。审美风尚史和审美文化的研究只有在充分凸现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和思想内涵时，才具有普遍意义。有的学者提出审美风尚的研究可以称为审美民俗学的研究，认为审美风尚的研究包括了行为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美学理论四个层面。[11]这种概括就不恰当地扩展了审美风尚史的研究范围，它把美学理论的研究看成是风尚史研究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的研究对审美风尚史研究的指导意义。还有学者提出，审美文化史的研究从内容和方法上都包容并超越了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研究。[12]这在笔者看来，也是不够妥当的。因为，依我们对文化的了解，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多个层面，而狭义的文化则专注于人类的精神创造及其结果，属于精神文化的领域。审美文化虽不排斥物质文化的东西，但它主要属于精神文化的领域。而思想价值又属于精神文化领域的核心层次。所以，审美文化史的研究只能指向而不可能包容与超越审美思想史的研究，它只有在充分凸现美学史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时，才真正具有意义和价值。

道教美学是关于道教文学艺术的审美关系的理论。美学本身就是一个学派众多的理论体系，道教美学更是一个发展中的学科。严格说来，宗教本身就是人类理想在彼岸世界的反映，是对现实世界缺陷的补偿．道教的神仙世界更是中国现实世界理想的美学延伸，因而也是对美的追求。宗教理想是人类的一种审美价值观念，道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一种美学价值体系。因而道教美学在中国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可略分为道家美学、道教美学、内丹美学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道家和道教的文化渊源始于母系氏族公社的生殖崇拜、女性祟拜的原始宗教，道家和道教美学也以这种原始宗教观念为出发点。春秋时期，老子著《道德经》，提出“道”的最高范畴和道家的价值观，同时也是道家美学的审美标准。《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道家美学的总纲，无论是社会结构、伦理结构、心理结构、自然结构，凡是与道相谐调的，符合自然无为的宇宙节律的，就是真的、善的、美的；而那些矫饰做作，违反自然本性的东西。则是无道的，是假的、丑的、恶的。战国时《庄子》一书更提出了道家的意境说和境界论。《庄子·外物》云：“茎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茎；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种意境是中国文学、诗歌、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理论的根据，从“有我之境”达到“无我之境”，进而上升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道”的境界，突出了道家美学的特征。庄子哲学更提出了真人逍遥无待的人生境界，至德之世无为而治的社会境界，道通为一坐忘朝彻的生命境界，将审美标准推向了道的顶峰。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开始成熟，道家自然主义的审美标准成为社会风尚，道教美学逐渐形成。六朝时期是美的觉醒的时代，过去被皇权政治和儒家伦理观念束缚住的文学艺术开始解放出来，在各个领域开出美的花朵。在这个时代，山水文学、游仙诗、志怪小说、山水画、水墨画、模拟自然山水的庭园艺术、盆景等几乎同时出现，自然美的发现反映了人的自然本性的觉醒。自然和人性本质上是深刻联系的，是道家和道教美学激发了艺术家个性的自觉。戴适、顾俏之、宗炳、王微等皆六朝人，好山水画。一些诗人名士醉情山水，隐栖于山林的自然环境中，追求天人合一的仙人理想，山水文学亦应运而生。道教美学是道家美学在彼岸世界中的延伸，是道家美学的宗教化，而道教本身也是一种审美价值观念的追求，尽管是一种虚幻的审美价值观念也好。道教美学的审美标准是“天人合一”，它的核心是对神仙世界的追求，从而发展出神话传说、涉道诗、仙歌、道曲、小说、传记、道化剧、典故、音乐、美术、壁画、书法、雕塑、宫观建筑等道教文学艺术形式。美是人的情感对客观事物在心理结构上合目的性的追求和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取决于主体和客体在心理结构上和谐的程度。和谐即是主体和客体合目的性的同构，宇宙间万事万物就是依同构的相互作用进行信息传递的，这种和谐同构的程度越大，主体获得台目的性的信息量就越多，审美的价值判断值就越高。我们可以从广义信息论的角度将主体和客体分别划分为三重层次结构的动态超巨系统(参见胡孚琛《广义信息论探索》，载《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3期)。作为主体的人本身是—个由三重层次结构组成的高度完整的动态系统。人的第一层次是“躯体结构”，其中信息以生物遗传和细胞组织有序排列的形态出现，这就是道教内丹学所称人体“形’的层次。人的第二个层次是“生命结构”，即体内含高度信息量的能量流，相当于内丹中的“气”。人的第三个层次是“心理结构”，信息以知觉、情感、意识、意志、想象等心理形态出现，是更加有序的意识流。相当于内丹学中“神”的层次。主体之外的客体包括自然界、 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等也同样是由三重层次结构组成的功态超巨系统，和主体的三重层次结构相对应并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客体的第一个层次是“自然结构”，它包括宇宙中的一切物理客体和生物客体，特别是同人类生活相联系的自然界和人工自然界。客体的第二个层次是“社会结构”，它包括国家机器、民族、社会团体的经济、政治、伦理等一切人类社会活动形成的结构、客体的第三个层次是“文化结构”，它包括人类长期积累的科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意识形态、伦理观念等所有文化知识。当信息从客体传递到主体、从低层次的结构向高层次结构转换时，信息的形态要发：质的变化。这就是说，信息在主客体各层次间传递是 十”发生“同构”和“异构”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它们在时空坐标系中要随着时间轴进行历史的演变。符合这种发展变化方向的信息可以大致认作是合目的性的信息，这种信息量在主体心理结构层次上的价值判断就是审美的尺度。主体和客体的划分以价值判断为依据。它可以是个体的人，也可以是人的群体或人类社会，当个体的人作价值判断的主体时，个体之外的人类也就被视为客体。在主体中，决定人生长发育的遗传密码并不能管到大脑的细节，人的智慧主要来自后天，即是说个体的人尽管会死去，但群体的心理结构、文化结构印能将知识遗传下去。每个人的个体心理结构都要和其他人乃至社会、自然界发生相互作用，以达到和群体的心理结构同步，并同客体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进行信息交换。人同社会结构、自然结构的相互作用可以解释为实践活动，反映出人的社会性；而人的心理结构同自己的生命结构、躯体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又是一种生命活动，反映出入的自然性，美就是社会人和自然人的自由形式的实现。唐代以来，道教内丹学兴起，它吸收道家哲学和佛学禅宗的精华，于唐末五代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在修持实践和人体奥秘探索上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这样，内丹美学也吸收道教美学与禅宗美学的长处为探讨美的本质跨进了一步。内丹学以。“无始先天一炁”的学说追求天人合一、体道通玄的仙入境界。所谓“元始先天一炁”，可以看作是宇宙大爆炸之前的初始信息，是时间印空间还没有展开的宇宙本源，这种初始的混沌中隐藏着秩序，是潜藏的产生字宙内在节律的信息源。内丹学的要害是要将自己的主体结构同自然界的根本节律相谐调，使自己的身心与混沌的宇宙融为一体，将宇宙初始状态的本源信息召摄到体内，同宇宙的自然本性契合，返回先天的初始状态。从广义信息论的角度看，任何相互作用着的存在物都可以视为传递和接受信息的信源和信宿，人既是一个信息传感器，又是一个信息发生器，人的大脑对信息有“同构”和“异构”的作用，信息量可以在人脑中储存和增殖。这样，内丹学可以看作是 种将人体节律同子亩内在节律调谐，并激发元意识(元神)在量子层次上招摄“先天一炁”进行凝炼的技术，从而达到还虚合道的目的。“道”就是美的最高境界，内丹学发掘“自我”的功夫，也是努力趋向美的最高境界的功夫。‘人类追求合目的性信息的过程实际上是向字宙自然本性复归的过程，也是由后天返先天，以至天人合一、体道通玄的过程。由此看来，在中国美学史上，儒家美学的审美标准多以社会结构的和谐有序为价值判断，以家族为本位，认为符合家族伦理的事物是善的，因而也是美的。道家美学的审美标准多以自然结构的和谐有序为价值判断，认为合于自然的事物才是真的，真的事物也合于道，因而也是美的。道教是一种以道为宗。融汇儒、墨等百家之学的宗教，因之道教美学将真和善统一起来，但又将美的追求引向彼岸世界。内丹美学将审美标准揭示为同宇宙自然本性的契合和宇宙内在节律的调谐，将同道的一体化作为美的最高境界，这就进—步触及到美的本质。道教美学体现在道教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我们将在以后的深入研究中逐渐加深认识。 l另外相关资料请参考 如果答案满意，请在采纳前打勾，以鼓励我们继续为您服务、谢谢！

道家的美学思想与生态美学的关系如下：

道家生态美学强调通过修身、通过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的生存方式;当代深生态学强调通过改造人的世界观、价值理念，通过提高人的理性认识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二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可以说道家思想，中国传统的儒家、佛教思想都是典型的深生态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强调通过实践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思想可以为道家生态美学提供根本的指导，而道家生态美学思想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实践提供启示。所以道家生态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二者有一致、相通、互鉴之处。

本文认为，“道生万物”本身就是“生态美”的典型表现。道生出万物之后，万物之间保持和谐美的关系。人的活动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美。人通过养生、寡欲、修身等的修养功夫而达至逍遥游的境界，这样人与自身达至和谐美。在此过程及基础之上，个人与自然也达至了和谐美。

在人与自身和谐的基础上，达至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和谐美，并最终达至社会与自然的代内及代际之间的和谐美、整个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可持续的和谐美。本文就是从自然生态美、精神生态美、社会生态美三个方面探讨道家的生态美学思想，揭示其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