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的呐喊和彷徨毕业论文

鲁迅先生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95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为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时他已经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所有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先生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混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拥有做人原则。 鲁迅先生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先生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它以平凡的社会生活为题材，整体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先生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3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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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影响最大且最崇敬的人，鲁迅如果不是唯一最重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人之一。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恰恰相反，作为现代中国人我深深的引以为自豪。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先生一生热爱祖国母亲，面对外辱“没有丝毫奴颜媚骨”（毛泽东语），倾其一生的精力为民族的觉悟和精神的改造奋斗打拼；或“郁郁独行”如“过客”（《野草/过客》），或“荷戟彷徨”如“斗士”（《彷徨/卷首诗》）；先生执着自己的理想，直面惨淡的人生，在依稀微茫的血色中而奋然前行（《纪念刘和珍君》）。“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掷地做金石声的自白，即使是在今天，又有哪一个具备起码良知的国人不为之动容？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非常坚强勇敢的人。他像马克思一样的把普罗米修斯当着自己的道德偶像，宁愿冒着巨大的个人危难，而“盗天火给人间”；先生在“风雨如磐”的“故园”，像一棵独立支持的大树，并不在乎腹背的受敌；面对着无边的黑暗，和做着各种鬼脸的妖魔，他的回答就是用他的一支“金不换”，一再地“举起了投枪”还有“匕首”（《野草》）。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高尚的人。先生反抗着，并且肩负着广博的社会和人生的责任－－他“肩着黑暗的闸门”，放青年人到光明的地方去（《坟》）；心胸装着对每一位“弱者和幼小者”的博爱，包括对家人，对“黄包车夫”，和对每一个到书店里购买他的书的读者－－他写到：每一块带着读者“体温的铜板”，都像“烙铁一样灸烫着”自己的心（《且介亭杂文》）。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先生没有很高且完全的学历，也不是学文史哲的科班出身，但是他却成为一代文学巨匠思想泰斗；靠的就是勤奋和努力－－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天才，只不过把别人“喝咖啡聊天的时间”都用来读与写罢了。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严格要求的人。先生没有私敌，对自己的敌手严厉，至死奉行“一个也不宽恕”的政策；但对自己也非常严格。他说“解剖自己严于解剖别人”。他敢于在文章中说出自己皮袍裹着的“小”字，虚心向“引车卖浆者流”认输，敢于忏悔并“幡然自新”（《一件小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就是先生一生恪守的座右铭。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真实不假的人。先生敢怒、敢爱、敢恨、敢骂、敢笑。不做欺心之事：不弃对前妻朱安的道义责任，更爱红颜知己许广平；呵护小弟周建人有加，而对不肖的二弟周作人强忍决裂之痛；既敢于理性的分析和呼吁社会对于妇女解放的关注（贯穿于于早期的大量文字），又大胆地感性地指出个别女人的邪恶（见于晚期的杂文《阿金》），修正自己对于女性的偏颇的看法；既痛斥作威作福的“洋大人”和“假洋鬼子”、“西崽”，也真挚地感念跨洋的老师藤野先生的恩情。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善于创新和继承的人。杂文文体在他手中再生；小说史经他亲手开创；故事新编由他立体；短篇小说从斯得以成熟；散文诗体为他所立法；鲁迅的书法也是一绝。“旷世文章属阿Q”（郭沫若语）。实践已经证明：先生是我们伟大民族新文化的创造者和旧文化的继承者。他的十六卷集的创作，和十卷集的翻译，以及他的浩瀚的手稿挡案，是我们民族二十世纪文化和思想的百科全书，也是我们后人永远探索的不尽的宝藏。“高山仰止，景行景止”，“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鲁迅的道德文章是我们民族的精魂，后世师法的高标。我不敢说自己读懂了鲁迅，但我至少敢说忘掉了鲁迅的时代就是一个该灭亡的时代。我一直觉得，在近现代的作家中，只有鲁迅还算一个值得一提的作家。有人说如果不是因为考试等因素，没有人会将鲁迅的杂文读上四五遍，可我已经记不清读过多少遍了，至今还在读着，而且必将永远地读下去。每次阅读，总有感悟，我不知道我读懂了多少，只知道我一次比一次懂得多。而且每次，都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不是矫情，不是做作，而是真的和鲁迅，我眼中最伟大的作者交流。曾在《书屋》中看到这样的文章，是陈村的《看先生骂人》。陈村这样说："说起来没出息，我最要看的是先生的骂人文章。鲁迅的骂人，从来一语中的，花样百出，无人能及。 再看郭沫若等人的骂，骂了半天说不到痛处，真叫人急死。"源于骂人，鲁迅也着实被骂过，有把鲁迅比作老女人的，封建余孽的，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谛，说他被共产党屈服的，说他的文章渗有毒汁，散布妖言的，说他愿作汉奸的。轻些的说他自以为著名文豪，卖狗皮膏药，平常一些的说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诸如此类种种。可不知为什么，再多的谩骂，也不曾令我放弃过对鲁迅先生的喜爱。恐怕先生的伟大也在于此吧！在那么多的攻击非难和陷害面前，他坦然地活着，不肯改变自己。人其实很容易受别人的暗示，活着活着就活到了别人的陷阱里。然而先生没有。他强词但不夺理，不为骂人而骂人。骂人是容易学的，但骂完别人依然说人话过着人的生活就不容易了。这就是鲁迅的不同。但是有人宁愿看林语堂，看余秋雨，看张爱玲，也不愿看鲁迅，为的是讨厌那种压抑的气氛，那种积血的悲哀。记得丰子恺有幅漫画，名字叫"一肩担尽古今愁"。我总觉得，那就好像鲁迅先生，也只有先生，才配得上这样的名字。先生是一座凝聚的大山，他托起的是民族，而不是个人的名利，或是写作的乐趣。只有读鲁迅，才知道我们提高国民素质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也只有读鲁迅，才会了解，国民的劣根性竟是如此的严重。鲁迅留下的不是几篇好文章，他留下的绝不是文章那么单纯，他留下的是一笔无穷的财富。他被誉为"民族魂"，我觉得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鲁迅好像并没有为自己活着，这是种伟大，是一种至今还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的伟大。他远可以悠闲地作着他的散文，这样，不至使自己的生命受到任何的威胁，又可以安然地享受着作家的虚名；而且，从长远来看，散文的生命力远比杂文的久。然而先生没有，他的杂文短小、精悍，却切中要害，每次都让那些拼命掩饰的面具无情地滑落。他不讲任何的情面，只要是对人们有害的，他决不会放过。哪怕是他以前的好友，这一点，正是他人格的伟大。现在的作者，总是谨小慎微，怕得罪了哪个达官要人，给自己带来祸端。鲁迅很傻，却似一种近于神圣的傻。我喜爱鲁迅，佩服鲁迅。忘记了鲁迅的时代，我只有深深的忧虑。

那种武器，所以他曾说，唤醒了以后而仍旧被禁在黑屋子里是加倍的痛苦。然而作者终于发出了雄壮的"呐喊"。 《彷徨》呢，则是在于作者目击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的"分化"，一方面毕露了妥协性，又一方面正在"转变"，社会的力量需要有人领导！然而曾被"新文化运动"所唤醒的青年知识分子则又如何呢？——在这样的追问下，产生了《彷徨》。在这方面，主要地表现了那些从黑暗中觉醒，满肚子不平，憎愤，然而脑子里空空洞洞，成日价只以不平与牢骚喂哺自己的灵魂，但同时肩上又负荷着旧时代的重担，偏见，愚昧，固执，虚无思想，冒险主义，短视，卑怯，——这样的人们。这样的人们，也是革命的力量？当然是！而且他们将是革命的工作者和组织者。《彷徨》中间不少热情的向光明的人物，但是这些人物也不少缺陷；梦想着深山大泽丛林伏莽的"涓生"，还有一个带有旧时代的深重缺陷的人，而由热极转化为冷极的"孤独者"的主人公亦然。但这位主人公于愤激而以冷酷自我娱乐的当儿，他仍然有"热"，——即对于天真的孩子的爱惜，现代的人不能没有缺陷，因为现代的人是前代人的后代，而且是长期被压迫的人们的后代，又是被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包围，被种种偏见与愚昧包围的。但作者并不以为这种缺陷是"命定"的，是天老地荒终日如斯的；正因为他不信永远会如此，所以他要无情地剥露这些缺陷的所以然与根源；也正因为他不信，所以他借"无有"写他的渴望，而《离骚》的句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他的渴望的暗示。 如果我们觉得上面的解释，还有些道理的话，那么《彷徨》应该看作是《呐喊》的发展，是更积极的探索；说这是作者的"悲观思想"到了顶点，因而预兆着一个"转变"，——这样的论断，似乎是表面而皮相的。 那么，所谓"悲观思想的色彩"，在《彷徨》与《呐喊》中完全没有吗？如果认为没有，那么，作者自己在《呐喊》序中所说，作者在别处对于《药》的注释，都完全是反面话吗？回答是：此又不然。盖不是对于中国人民终于能得到解放表示悲观。这是通读了鲁迅作品以后显然可见的，如果我们不把他的作品和那时代的一切割断了来看。 但也不要以为《呐喊》与《彷徨》的思想内容就象用刀子来裁过那样整齐分为两面，河水不搀井水似的各归各的，两者之间，还有错综的地方，甚至于在一篇之中也有错综着的。不过主要的调子，我以为不外如上所述。艺术家的杰作之特点是内容决不单纯，所以严格分类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一件蠢事，一个人的思想发展，决不是象翻阅书本子那样一页一页过去，井然有序，前后决不重复的，而艺术家的形象思索为尤然，拘泥执著地来论谈，所以常有危险，即如"阿Q"这典型，究竟是属于那一个阶层呢？或谓为农民，或谓为流氓无产阶级。然而我以为不能那样单纯。阿Q这典型，带有浓厚的"破落户"的意识，说他是农民典型，自然欠妥，但“破落户"也不就等于所谓流氓无产阶级，"破落户"的有些性格，阿Q也没有。阿Q不势利，但他也并非"义侠"之流。阿Q也常常反抗，然而又"善忘"，事过境迁，他的反抗意识又消散了。所谓"精神胜利"这法宝，从一方面看，固可作为被压迫者反抗失败后精神上不屈服的表征，然而亦未始不是麻痹了斗争意识的"奴隶哲学"；在《阿Q正传》中，这所谓"精神胜利"，是作为"奴隶哲学"被讽刺着的，鲁迅在别的地方，也屡次反对过这种所谓"精神胜利"，阿Q之所以成为不朽的典型，就因为它不单纯，它是那样的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