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会议纪念馆论文参考文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采纳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改变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史称通道转兵。

意义：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果断做出通道转兵的决策，使3万多中央红军迅速脱离了五六倍于自己的敌人的包围圈，把敌人甩在后面，实现了战略突围，取得战略转移的主动。

扩展资料：

通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广大官兵在对比反思中越来越感觉到毛泽东的主张的正确性，李德、博古等教条主义的那一套不行。特别是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人，如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在实践中相继接受了毛泽东根据变化的实际提出的意见。

通道转兵，是党和红军战略方针的转变、领导核心的转机、思想路线的转正，转出了红军的新道路，转出了中国革命的新境界。

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会议采纳，李德退出会议，会议做出了西进的决议，并于当天晚上中央军委以万万火急的电报发出。

毛泽东主动从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力主改变原来的战略方向，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从而避免了中央红军被敌人“包饺子”，挽救了中央红军。通道转兵，转的不仅是中央红军被动挨打的局势、长征的战略方向，更是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开始独立自主地思考解决自己的事情。

此次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通道会议

一般指的是八七会议、 遵义会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 ；但也有说政策上的三次转折性会议是遵义会议 、七届二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 。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通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县恭城书院召开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史称“通道会议”。这次会议促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历史意义：

1、在危急关头，促成了通道转兵，甩开了敌军的围堵，使中央红军免于灭顶之灾，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并为后来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2、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对尔后召开的黎平会议解决这个问题起了促进作用，创造了条件。

3、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此次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扩展资料：

通道会议的会议过程：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

野战军司令部在13日《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野战军司令部给二、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从而为尔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的准备。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毛泽东为什么力主通道转兵

百度百科-通道会议

转折性：八七会议、 遵义会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上：遵义会议 、七届二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工作中心转移：文家市决策、七届二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

贵州历史在中国，贵州是古人类发祥地之一，远古人类化石和远古文化遗存发现颇多。据考古发现，中国南方主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差不多都是在贵州境内发现的。这说明贵州各族人民的祖先很早以前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并在劳动生活中创造了贵州远古文化。贵州建省虽然只有500多年，但是从文献资料提供的情况来看，贵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得更远。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当时在今贵州境内有牂牁(音zangke)古国，并与中原有交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公元前221年后)，贵州分属巴郡、蜀郡、黔中郡和象郡管辖。“贵州”名称，始于宋朝(公元960—1127年)。公元974年,土著首领普贵以控制的矩州归顺，宋朝在敕书中有：“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一语，这是以贵州之名称此地区的最早记载。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设置贵州承宣布政史，正式建制为省。以贵州为省名。贵州简称“黔”。今贵州的部分版图，战国时(公元前475—前221年)就属于楚国的黔中地方，地域面积在今贵州沿河到榕江以东，包括铜仁地区和黔东南部分县。秦王朝在此设立黔中郡。唐王朝(公元618—907年)，在今贵州设黔中道，建黔州郡，设黔州都督府。贵州的历史总离不开一个“黔”字，代代相因，直至贵州建省。这就是贵州简称“黔”的由来。贵州是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全省各族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转战贵州高原，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于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参考资料：贵州旅游港红飘带上最绚丽的一段――红军长征在贵州本刊记者 唐福敬2006年12月21日08:19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编者的话：7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完成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开辟了中国革命继往开来的光明道路，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重要基础。贵州，是中国革命的转折之地、胜地和福地。贵州有太多中国革命史上最鲜亮的记忆。遵义会议，工农红军得以从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上扭转，开始自主而正确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四渡赤水、乌蒙山千里回旋，红军以一连串的雄奇手笔，奇迹般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贵州的山山水水都留有红军的足迹，伟大的长征精神时时润泽着后人。湍急奔腾的乌江，突转盘旋的赤水河，都波光澹澹，闪着历史的眼睛，看护我们前行；“万夫难开”的娄山关，逶迤磅礴的千里乌蒙，亦雄风阵阵，响着时代的号角，催逼我们奋进；遵义会议，黎平会议，熠熠生辉的思想，指引我们开拓、创新。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在我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贵州目前总体上仍比较落后、各方面条件比较差、工作环境比较艰苦的情况下，大力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回顾历史，寄予未来。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本刊采编人员把这段散落于历史长河中的粒粒“珍珠”，加以拾掇、归纳并成篇。这是本刊在对长征及长征精神进行诠释时的一次尝试。其间，也得益于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曹安勇同志、省委党史研究室杜黔同志的指导和支持。值此，本刊谨向两位同志致以谢意。（策 划: 本刊编辑部 □ 执 行: 顾海凇 唐福敬 谭仕伦 张 波 刘开津 张 蓓 执笔：顾海凇）如果将长征比喻为地球上的红飘带，这条飘带最诱人的皱褶在哪里？答案显而易见：贵州。在这段最诱人的皱褶里，从黎平到遵义，从遵义到赤水河畔的茅台，红军一路行来，每一转，局势为之一变；每一折，前景为之一新。许多年来，循着红军的足迹，贵州的山道上走来一拨又一拨重访长征路的旅者。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们总是说得出奇的一致：贵州境内的长征路，是一段隐藏着答案的旅程。这个答案是什么？70余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艰难行进，突破四道封锁线，西进贵州。解放军档案馆现存的一份《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表明，在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万人共有枪支33244支，平均每支枪不到56发子弹。加上6101支梭镖和882把马刀。意味着踏上远征的红军士兵中赤手空拳者超过一半。他们面对的是数量庞大、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只有3万余人突出重围。有人甚至开始对红军的前途产生怀疑。多年以后，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文中回忆道：“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国民党军的40万重兵，又已经在红军原定北上湘西的路上摆好架势。巨大的牺牲并没有让中国革命走出危局，在处境最为艰难的时候，红军进入了贵州。在黎平这个湘黔边界的贵州小城，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原定行军计划，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远离敌方重兵屯积的湘西，进军川黔边界，避免了全军覆没。紧接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再次否定了“不过乌江”和“回头东进”的错误主张。中央红军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区域迅速机动，攻克九县，突破天险乌江，占领遵义。遵义会议的召开，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最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三占遵义，娄山关战役和遵义战役取得长征以来两次大捷；士气空前高涨的红军又直逼贵阳，巧渡北盘江，威胁昆明，在金沙江畔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终于奠定胜局。中国工农红军几进几出贵州，留下军事史上惊心动魄的以弱胜强系列范例。长征，这一人类远征史、军事史上空前未有的壮举，它的战略转折，是从进入贵州的那一步开始揭幕、到走出贵州的时候完成的。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走完长征路后，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如果将长征比喻为地球上的红飘带，这条飘带最诱人的皱褶在哪里？答案显而易见：贵州。这是红飘带上最绚丽的一段。在这段最诱人的皱褶里，从黎平到遵义，从遵义到赤水河畔的茅台，红军一路行来，每一转，局势为之一变；每一折，前景为之一新。一路三城，转折之地。个中历史意蕴何其深长！因为转折，黎平、茅台乃至整个贵州、整整一条长征路都与遵义一样，具有了思考的价值和魅力。70年过去了。重温红军将领当年以质朴文字记载的遵义和贵州，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是豪情和难忘的眷念。陈云回忆：“红军进入遵义城，遵义城之上民非但不逃，而且孤儿习艺所、学校学生及商民贫民等成群结队，悬旗欢迎红军……”；“（在遵义）这十二天的休息，使赤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使以后之战争，不仅战斗力不减，反而生龙活虎。”“……进遵义城后第二日，被服厂、修械所、粮秣厂均已开办。新兵之军装不久即发出，旧枪即修理完竣。”彭雪枫回忆：“长征以来遵义是最使战士们想念的一个城：那比较繁华的街市，那相亲相爱的群众，那鲜红的橘子，那油软的蛋糕。……随便喊一声：‘当红军来哟！’壮年们就会跟着走的。那个时候，每个团每天总要扩大百儿八十个新战士来的。”红二、红六军团的开创黔东根据地、乌蒙山千里回旋战，同样写下辉煌篇章。挥师黔东，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转战乌蒙，创造了长征途中摆脱强敌、运动歼敌的又一成功战例。困牛山上，百余红军战士弹尽粮绝，宁死不屈，最后齐齐跳下悬崖，壮举惊天地泣鬼神。长征期间，在贵州，有近万名各族群众参加红军；在贵州，长征途中党中央批准建立了唯一一个省级地方党组织；在贵州，红军事迹代代相传，红军精神影响深远。一路三城里，那些影响和改变了历史的事实已经广为人知；实地踏访，也许你还会有意外的收获。走出黎平县城城东二郎坡52号的黎平会议会址，在老榕树间的街道漫步，没准儿会听到当年的知情者讲述留在黎平的百余名红军伤员的人生故事。在遵义古朴的街巷深处徜徉，从那些爽朗的笑声和自然的笑容里，可能会忽然悟到这座当年仅有3万人口的城市为何曾有3000子弟随红军北上，稍后几年又有数十学子克服重重困难奔赴延安。在茅台镇红军四渡赤水的第三渡渡口，四渡赤水纪念碑下，品一杯茅台酒，可以听听当地人讲述茅台酒为红军战士清洗伤口的佳话。在困牛山麓，拜谒烈士墓，或许会惊叹一户农家几十年间的义务守墓，更可能会心里油然浮上那句“青山有幸埋忠魂”。在这里，历史是生动的，鲜活的，在每一个人的记忆里。在这里，对人生的感受是极易有顿悟一般的收获的。所以，贵州的山道上，一拨又一拨的旅者来了，用他们的心灵走路，用他们的重访，来寻找这片山水成为心中的圣地和福地的原因。你看，眼前乌江湍急，红军欲渡却苦无船只，何等焦急！不要紧，这山水间蕴藏的答案已经出来：砍下江畔的竹子，扎成竹排，就是渡船；把十口八口的行军锅用绳、竹绑牢，就是渡船。你看，传承红军精神，息烽集中营黎明前的黑暗终究为革命者的壮烈散。是啊，在善于思考的大脑、坚强的意念面前，困难何惧之有，挫折更并非只能郁积为一蹶不振。寻访贵州的红色遗迹，正是这样的心灵之旅。有人说，看看贵州的山水，那答案早已沛然其间。山有坚毅，才有了高入云端的挺立；水有遇百折而不回的柔韧，才有了从高处跌落偏偏神采飞扬的千姿百态。这，不正是面对挫折时所应秉持的精神吗？这个答案是，面对挫折，如何能把握机会，选择路径，迎来转折。这个答案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至关重要，对于个体的人而言，又何尝不充满启迪？

晕~我发现了,你真的是懒到一定程度了,还有这样写论文的?

简论中共历史上三次带转折性会议一、八七会议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会议确定了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为党新时期的总方针，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背景1927年春夏，暴风骤雨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群众运动席卷全国。遭到打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共同镇压革命运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已经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 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的后期，不得不把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送送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从而葬送了大革命。【1】毛泽东对八七会议的杰出贡献毛泽东的发言是在党领导革命的根本性问题上，不但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而且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重要指导方针，这个发言实际上成为八七会议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为后期的土地革命积蓄了力量，以及，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攻打长沙的暴动失败之后，他面对现实，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果断的抛＂城市中心论＂，改变了作战计划，改变部队行动的方向，带领部队走上井冈山，把暴动后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去，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正确的道路。二、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背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2】 遵义会议中毛泽东的贡献毛泽东最先提议＂扩大会议＂，解决了＂每次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的情况，为中国共产党高效率解决问题奠定基础；毛泽东的发言是遵义会议上的＂主要报告＂，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最先透露遵义会议相关情况，让基层的指挥员了解遵义会议的情况，为中国共产党后期更好地落实遵义会议的思想做了准备；毛泽东最先简称遵义会议，使得＂遵义会议＂的字样深深地扎根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中，越来越焕发出彪炳史册的光芒。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使我国进入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道路，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又一次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开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时期的伟大转折。背景1978年，当时，国内的政治上：左倾错误依然在国内占有主要地位，受＂左＂倾错误长期影响和束缚，当时许多人的头脑仍然很顽固，拨乱反正的工作进行的十分艰难；国内的社会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期盼中国能迅速摆脱困境；国内的经济上：邓小平同志重新恢复工作，大力整顿，国民经济出现了徘徊中前进局面；人们的思想上：冲破两个＂凡是＂，人们就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展开了大讨论，最后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国际上的环境：中美关系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开始明朗。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贡献复出后的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大气魄和远见卓识，以对时代发展脉搏的深切把握，果断领导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中深重灾难中走了出来，为中国共产党指名了前进的道路。第一，否定＂两个凡是＂，邓小平同志抓住千头万绪中的决定性环节，从完整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入手，领导恢复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邓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历史高度，重新审视什么是社会主义，反复强调要注重发展生产力，领导全党实现工作重心的历史转移，即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决策。第三，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并推动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过程中，逐步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新时期发展生产力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第四，邓小平同志为了确保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领导并推动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确立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即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3】使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治久安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参考文献 1.《八七会议－中共重要会议》，百度百科； 2.《遵义会议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遵义会议的简介》，2018年10月2日，趣历史； 3.《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2019年1月23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