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艺术风格成因研究论文

书法风格的形成是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客观因素也是通过主观因素起作用的。这里我主要论述一下书法风格形成的主观因素。 书法家有自己的个性，这是使得他能够区别于同时代、同民族、同地区、同阶级的其他书法家，而表现出自己独特风格的原因。库柏指出：“个人风格（即风格的主观因素）是我们从作家身上剥去那些不属于他本人的东西，所有那些为他和别人所共有的东西之后所获得的剩余和内核。”[ （法国）布丰《论风格》，北京《译文》，1957年9月。]他谈的虽然是文学的风格，我则以为在中国的书法上亦然。无疑，书法艺术是由“人”创造的，风格种种，莫不归结到“人”的“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刘勰《文心雕龙．本性》]这点上来。也就是说，无论是书法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地域风格，还是书体风格等，莫不由“人”――即书家来体现。这诸多的带有“共性”特征的风格都要统一于书家艺术个性的世界之中，这就仿佛没有活生生的具有“个性”的人存在，也无从言说所谓阶级性、民族性、人性一样，这些尽管有着层次上的不同，但又必须统一、体现在“个性”上。个性与书法的关系是古代书论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首先个性的差异往往导致书法风格的不同。汉代杨雄的“书为心画”，元代郝经的“书法即心法”，明代项穆的“书为心相”，清代刘熙载的“书为心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个性与书法的关系问题。至于对不同个性的人其书法风格不同的论述在古代书论中更是屡见不鲜，唐人孙过庭，宋人朱长文，明人项穆，清人刘熙载等等都有精辟的见解。其次，就同一个书家而言，随着个性的发展，其书法风格也会有不同的变化。 对于风格形成的主观因素，我国古代的文论家们谈得很多。代表性的人物有孟子、王充、曹丕等，但他们一般是从作家艺术家个人气质上着眼，而且认为气质是先天形成的，他们还没把问题引向深入。对这一问题论述的比较全面的是刘勰，他把创作个性的成因从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来考察。才是才能，气是气质，这是先天的禀赋；学是学养，习是习染，属于后天的教养。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教养结合起来，就形成一个人的才性，这创作个性体现在作品中，就成为艺术风格，所以艺术风格是创作个性的体现。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个性既然不全由先天决定，而同时有后天的学养与习染的关系，那么，随着后天环境的转换、思想的变迁，创作个性必然有所发展，随之，艺术风格也必然有所变化。艺术风格的变化，不仅同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情性的变化有关，而且也是他们不断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果，伟大的艺术家都是伟大的探索者。因此，我们要分析风格形成的主观因素，就要去研究创作个性的特点。 在心理学上，广义的个性即区别于他人的稳定的、独特的、整体的特性。西方心理学界对个性有多种解释，有的学者强调个人的品格特征，象气质、智力、技能和德性；有的学者则把它解释为“一个特殊的个体对其所作所为的总和”等。诸如此类，众说纷纭。虽然如此，对个性的解释仍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首先，大都把个性当作人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结构和过程；其次，认为个性是个人经验的组合；第三，认为个性是对环境的行为和反应。但他们都不重视从伦理道德方面考虑“个性”这一方面。其实，人的个性是在先天神经类型的基础上，经过后天生活实践和教育的作用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又具有可塑性。它有以下特点，首先，每个人的个性心理倾向与心理特征都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内在统一的，构成一个整体。如性格内向人，一般会喜欢安静的活动，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比较含蓄。其次，个性是独特的，每个人的个性都是由不同的心理倾向与心理特征构成的。再者，个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是一个人心理活动中比较稳定的心理倾向与心理特征之总体。所以，个性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的、独特的、整体的特性。对于个性的心理结构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个性心理结构内涵极为丰富，它涵概了心理特征、个性心理倾向和自我意识三方面的动力结构。而狭义的个性心理结构，则是指个性心理特征，它是一个人的总的精神面貌，它是在个体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表现出个体稳定、独特的特征。它包括人的气质、性格、能力三个方面。有关个性的研究，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侧重点。在这里我们是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研究个性的，着眼点是艺术个性。艺术个性则要涉及艺术人才的个性涵概的诸方面内容。艺术个性的形成有一下几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求异，它是个性形成的原动力，成为书法家思维活动的主体，也是书法家艺术个性张扬的必由之路。求异思维在促使本体不断追求个性，张扬个性的同时，又拓展了本体的视野，在纵横扫视中发现标新立异的契机。它对书法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求真，书法艺术是率真情性的流露，离开了“真”只是矫揉造作，故作姿态，而这种矫揉造作、故作姿态是书法艺术个性的天敌。求真还使书法艺术具有无限的意蕴，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冲击力，更耐人寻味，也更具有真个性、大个性。求真使书法艺术个性的形成和张扬有了坚实的基础。第三是自我意思，它是个性修正的规范，它在艺术个性的形成和表现中起着“粘合剂”的作用，是个性因素运动的中央控制室。自我意识即人对自己的状况和活动的意识，它不断地对思维走向、情感志趣、气质动机等作调节和修正，使书法艺术个性的发展按带有强烈个体色彩的特定方向前进。书法书法艺术创作是综合性的心理活动，要求多种心理要素的积极参与，书法风格的形成也受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下面我们就从狭义的心理结构方面谈谈人的个性对书法艺术风格形成的影响。 一、性格 在心理学中，性格(Character)一词来自希腊语，原意是特征、特性、属性。它是个性最突出的方面，是人的重要的心理特征。今天我们理解的性格，乃是一个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对人、对事、对自己的稳固态度，以及与之适应的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性格是指人们在现实的稳定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中，表现出来的个性心理特征。在个体开始产生自我意识的时候，性格特征就开始萌芽了，它具有较强的社会特征。性格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且性格的个别差异很大，它是个性心理特征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国古代有关性格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在《四书》、《五经》、《左传》以及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中都涉及到性格问题。但他们讨论的主要是人的本性特点，其中关于：“性恶”与“性善”的争论最为激烈。据《孔子家语》载，孔子认为，圣人“明并日月，化引若神”，贤人“德不逾闲，行中规绳”，君子“笃行信道，自强不息”，士人“心有所定，计有所守”。以上所述的几种类型的人都具有人们所敬仰的性格特征。而庸人则是“见小闇大，不知所务”，此外，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说”等，都涉及到了对人的性格问题的讨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又说明了环境对性格的影响。三国时期的刘邵在其《人物志》中，曾将人的性格分为四种，“心小志大者，圣贤之伦也；心大志大者，豪杰之隽也；心大志小者，傲荡之类也；心小志小者，拘谨之人也”。从上述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古人已经明确意识到人存在性格的差异。一般而言，一个性格开朗爽快的人，其风格多豪放雄强；一个性格严谨精细的人，其风格多工整精到；一个性格深沉内向的人，其风格多沉郁含蓄；一个性格温柔静穆的人，其风格多婉约平和等等。所以明代李卓吾说：“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舒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 李卓吾：《焚书．杂述．读律肤说》。] 书法风格的形成，本于书法家的个性，这种思想，项穆在《书法雅言》中有很好的总结：“夫人之性情，刚柔殊禀；手之运用，乖合互形。谨守者，拘敛杂怀；纵逸者，度越典则；速劲者，惊急无蕴；迟重者，怯郁不飞；简峻者，挺倔鲜遒；严密者，紧实寡逸；……。此皆因天性之所偏，而成其资之所近也。”由此可见，性情虽是形成风格的因素，但须用之得法，方能使品格无毗阴毗阳之失。汉代赵壹在《非草书》中云：“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性格之表现于笔墨线条中，并不书家刻意能得到的，它对书法风格的影响是不自觉的，书家只是用心去写，而不是着意表现出什么性格特征，创作的目的在于求得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而不是作者企图以作品来表白自己有怎么样的性格。因此，一个书家要善于顺其性情，得其法理，方能真切地流露自己的风格。性格对书家的影响从学书开始便有流露，学书者都偏爱自己喜欢的书作，选择与自己的的性格相投的碑帖来临摹、学习。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人的性格是相当稳定的。但是人的性格既然在实践中形成，当然也会在实践中有所改变。个人性格上的变化当然也会反映到个人书法的风格上。但不同人的性格又是各个不同的。现代心理学、生理学的研究表明，由于人在书写时，他的神经中枢按照其性格趋向向手腕和手指发出特定动作的指令，一人一种书写习惯和特色，没有雷同。性格与气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关系极为密切。在一般意义上，气质会给性格特征打上“烙印”、涂上“色彩”。此外，性格还会影响一个书法家书写的速度和书写效果，并由此而对书法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 二、气质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气质是指一个人的心理过程的全部动态特点的总和，即个人心理活动的动力特点。气质特点在一个人身上的表现几乎是一贯的，它是指一个人在情绪体验的快慢、强弱，情绪表现的隐显及动作反应的灵敏或迟钝等方面的相对稳定的、典型的心理特征。现代心理学有很多流派和学说，但各家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人的气质特点是先天的，带有遗传性的。国外比较有影响的气质学说有：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四液说”、“激素学说”、“血型学说”、“体性学说”、“四种气质类型说”等。 我国古代关于气质的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阴阳五态人学说”和 “阴阳五行人学说”。这两种学说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研究人的气质类型时，总是找出其物质根据，但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只是把人的性格归结为阴、阳与金、木、水、火、土等多种元素，然后又提出：不同气质类型中含有不同量的物质因素，构成了主型与亚型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看，这里的质与量的不同匹配才构成了种种气质类型。另外还有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提出的类似气质的分类，他在分析其学生的个性时，特别指出有“狂”、“狷”、“中”、“行”之差异，并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这里孔子所说的“狂者”是进取的气势猛烈，“狷者”是洁身自好而有所不为，而中行则是合乎中道，无过亦无不及。孔子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气质”的概念，但已经看到了气质类型的差异。如果把它与当代比较流行的康德“四种气质类型说”作一比较的话，孔子所说的“狂者”相当于都“多血质”的人，“狷者”相当于“粘液质”的人，“中行”一类则是“中间型”的人。 艺术气质，大致有两种含义：其一，指人的一种气质类型，泛指一般人的该种气质类型；其二，指艺术家的气质。艺术家由于先天的禀赋差异以及后天的实践活动的不同，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气质特征。气质特征对他们的心理体验、反映生活的方向、意境、生活的范围，表现思想、感情的方式、方法，特别是作品的艺术个性，风格的形成，都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研究艺术家的气质，是文艺心理学的重要内容，同时对于理解艺术作品的产生、创作、风格、美学意义以及克服创作中的贫乏单调，缺乏艺术个性的倾向，创作出既富有时代精神，又具有艺术独创性的作品都是很有意义的。 艺术的种类繁多，从事各种艺术活动的人其气质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中云：“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他在这里所说的“气”指的就是先天禀赋、气质，也即以生命精神为内核的人的本性、情感，比较接近玄学才性之辩中的性。对气质与书法的关系这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古人虽然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但却不乏真知灼见，诸如“书为心画”、“书如其人”、“书道妙在性情……”等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书法艺术中，气质因素之不可忽视，它关系到学书的快慢和成就的大小。在书法艺术上，“气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先天的气质经过后天的教化和影响而成为广义的气质，即指书家气息的清浊、厚薄、刚柔，它与一个人的血型、胆汁血质有关，也与一定的地域有关。它涉及到遗传、心理、生理等多方面。正如巴甫洛夫所说：“气质是每一个个别人的最一般的特征，是他神经系统的最基本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在每一个人的一切活动中都打上一定的烙印。……，赋于每个个体的全部活动以一定的外貌”。[ 蒋孔阳、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这就是说，在书法学习中，同样是热爱书法、勤于下苦功的人，其热爱书法、勤于下苦功这一特征相同，但不同气质类型的人对如何热爱书法及其如何勤于下苦功的表现则是大不一样。胆汁质的人练起书法来精力旺盛，热情很高，执著认真；多血质的人研习书法则总想找点窍门，少用力，并希望高效率；粘液质的人则踏实苦干，操作精细，把书法写得尽善尽美；抑郁质的人则持之以恒、沉浸于书法世界，并最终以功力胜人一筹。再如，同样是进行书法创造，胆汁质的人可能激情宣泄，甚至狂狷泼墨(如徐渭)。而多血质的人很可能把书法写得沸沸扬扬、妖娆婉转，让别人看了都会满腔热情。而粘液质的人会把书法写得极为高古离奇，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大致来说，北方士人，气质较厚较刚，所以北派书法遒劲雄浑、峻峭方整；南方士人，气质较清较柔，所以南派书法秀逸摇曳、含蓄潇洒。但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不能一概而论。书家应该认识和把握自己的气质，扬长避短，使先天的气质特长向高级完善的方向升华，不但要根据自己的气质特长择书而学，而且要善于把风格相近，但笔法、结构、章法又不同的“百家”范本，经过气质的“消化”融会贯通，更要善于凭借其特长从生活和姊妹艺术中吸取那些可以消化的养分，调整气质与学书的关系，此种方法当为学书之捷径。 三、能力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看，能力是人们成功地完成某种活动所必备的个性心理特征。它和气质、性格一样，都属于个性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完成某些复杂的活动，仅仅具备一种能力是不够的，它需要多种能力有机结合。这种为了成功地完成某种活动所需要的多种能力完备结合就称为才能。能力是顺利地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须具备的心理特征，是人们完成活动，掌握知识、技能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由于能力形成建立在对许多事物的分析、综合的基础之上，由此它具有较为一般的概括性，能广泛地迁移到其他活动中去。所以，能力是发展、培养技能的基础。能力属于个性结构的内容之一，人的能力绝不只是一般的认识特点，也不是一般的操作特征。因为能力不是由纯粹的理智方面的因素构成的，而是属于每一个具体的人的智力与操作等因素的有机统一体。因为个性把能力的各个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而在每个人身上表现出自己的独特风格，表现出个性的差异。能力大致可以分为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一般能力是指人在不同种类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能力。这种能力是有效地掌握知识和顺利地完成活动所必须的心理条件，哪怕是最容易的工作，都必需这些一般能力。特殊能力是指从事专业活动所必要的多种能力的有机结合。一般能力与特殊能力构成有机的整体，它能保证有效率地完成某种特殊专业活动。特殊能力是一般能力在具体活动中的具体化，即在思维过程中对特殊的信息进行特殊加工，进而制作出特殊的产品（创造发明、艺术作品等）。特殊能力是在一般能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一般能力又寓于特殊能力之中。如果一般能力水平较差，就很难发展特殊能力。所以特殊能力必须在一定水平的一般能力基础上，再经过专业性训练才能发展起来。所以，一般能力是在特殊的心理活动中发展起来的特殊能力的背景，而特殊能力则是一般能力在某种特殊活动中特殊化发展的结果。两者都是在具体的活动中得到发展的。在书法艺术上从创作主体方面来说的话，书家的艺术才能可以分为“天资”和“功夫”两个方面，也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先天的能力“和“后天的能力”。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天生的是资禀，造作的是修养；资禀是潜能，是种子；修养使潜能实现，使种子发芽成树，开花结实。资禀不是我们自己力量所控制的，修养却全靠自家的努力。”[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版。]他这里所说的“资禀”就是“天资”，是先天的能力，“修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功夫”，指的是后天的能力。 （一）先天的能力 艺术能力就是一种特殊能力。所谓“先天的能力”对于书法来说也就是 “天资”，又称“天分”、“天性”、“天然”、“笔性”、“禀赋”等等，主要指书法家在审美创造方面优越的先天自然禀赋。它主要体现在书法家心灵方面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天才的创造方面，这是一种偏于内在的、先天的才能。对一个书家来说，要想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不仅仅需要良好的笔墨功夫，还必须凭借内在的天赋才能。“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目取也”[虞世南：《笔髓论》，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不由灵台，必乏神气”[张怀瓘《文字论》，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他们都强调“天资”在书法学习、创作中的重要性。清代朱履贞《书学捷要》以为，书有六要，其中：“一气质，人禀天地之气，有古今之殊，而淳漓因之，有贵贱之分而厚薄定焉：二天资，有生而成之，有学而不成，故笔资挺秀秾粹者则为学易，若笔性笨钝枯索者，则造就不易。”“有生而能之，有学而不成，故笔资挺秀秾粹者，则为学易；若笔性笨钝枯索者，则造就不易”。资性灵异之人，落笔便有意思，虽不待经年苦功而能自成气象，无事刻意模拟而能自合规矩。资性迟钝之人，虽终日操管作功夫，其笔调总乏灵动之气，天机汩没，字多平庸。故天资高朗者，切不可恃才傲物，放浪自恣，若心期纵逸，不思还淳返朴，深自韬晦，则每易滑入疏野一路；天资驽下者，切不可囿于规矩，死守成法，要努力从古人妙迹中开拓自己灵性，再以读书尚友，一通天地造化之机。故书虽小道，实非易事，天分第一，代有论述，凡天分不足者，可以功夫补之，乃可入“能品”之流。况一个人是否有笔性，在学习阶段很难看出，特别是以功夫法度见胜的楷书，不可因法度不熟而怀疑自己，只有在创作阶段，特别是以灵动见长的行草，才能稍稍见出，但在很大程度上仍决定于功力的深到和法度的圆熟，因此天分对于书法艺术的创作并不起主要作用，初学者万勿因此而自暴自弃。 清人项穆在其《书法雅言》中也谈到“天资”与“功夫”的统一问题，他说：“资分高下，学别浅深。资学兼长，神融笔畅，苟非交善，讵得从心？书有体格，非学弗知。若学优而资劣，作字虽工，盈虚舒惨、回护飞腾之妙弗得也。书有神气，非资弗明。若资迈而学疏，笔势虽雄，钩揭导送、提抢截曳之权弗熟也。所以资贵聪颖，学尚浩渊。” 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说书法创作“虽藉人功，亦关天分”。庾肩吾《书品》中云：“张功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锺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在庾肩吾看来，虽然张芝和锺繇各善其妙，但真正能称得上“书圣”的还是王羲之，因为王氏天资与功夫兼善。对书法家来说，或以天资居胜，或以功夫见长，这是书家才能的不同特点，但是如果单凭“天资”，或者只靠后天“功夫”，或者一方面过于弱的话，他便不能取得更高的艺术成就，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两者兼备（可以一方面比较强），使功力化为天性，又寓天性于功力之中，才能真正体现艺术创作的自由精神，才能成为“大家”。只有“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才能卓然成家。 （二）后天的能力 对于一个书法家来说，后天的能力体现在形式表现技巧、人格修养和知识修养等几个方面。 （1）表现技巧 它是风格的表现手法，而艺术风格往往又是通过不同的形式来表现的。从笔法上来说，用中锋与用侧锋不同，用方笔与圆笔有别，用笔精细与和粗犷又不一样，线条的粗细、长短对人的视觉造成的刺激也不相同，等等。如方笔的雄强，圆笔的飘逸。善露锋者字多精神，喜藏锋者字多含蓄。迟涩之笔表现出一种沉着凝练的风度，疾速之笔表现出一种激昂兴奋的神气。笔力挺拔者字多刚毅，笔力柔和者字多婉约。点画丰腴者自然有一种朴素之风，点画清腴者自然有一种朗秀之气。如大王在用笔上多内敛，而小王则好用外拓之法，这是他们各自独具个性特色的点画形态的来源。以韵律而言，纵横驰骋者字必豪放，雍容自如者字多沉静。荡漾波发者则有一种潇洒的风度，笔意舒展者则有一种宕逸的风致。以墨法而言，润则温柔，燥则奇险，浓者厚重，淡者清雅，善用渴笔者自然有一种骨苍神腴之态，善用枯笔者自然有一种气清质实之度。刘墉作书喜欢用浓墨，有“浓墨宰相”之称，而王文志作书则偏爱淡墨，有“淡墨探花”的美誉，这两种风格形象，主要体现在笔墨技巧和墨色的变化上。以章法结构而言，匀称端庄者字多谨严，诡奇险峭者字多恢诡。以侧取势者则有有一种奔放之态，以奇反正者则有典雅之姿。疏朗旷远者风致萧散，字行紧凑者神采茂密。实践证明，一个书家其功力越深、技巧越高，表现的风格越成熟，笔调愈灵，手法愈多，习气的流露就愈稀少。书法的风格通过技法表现出来，但书法具有审美价值的风格，却不仅是形式的设计。重要的是运用技法的精神修养、气骨、格调等。阿布罗夫在《艺术的审美特征》中说道：“艺术家就是必须有所谓高度的技艺，这种技艺可以作为高度本领的标准，即技艺的标准。”“艺术家必须真正具有技艺即高度的工艺熟练程度。但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任何一个艺术家应当是匠师，而绝不是所有的匠师都是艺术家。”[ 阿布罗夫：《艺术的审美特征》，见《西方美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对于书法来说，倘若要做书法家，先得做一个出色的“写字匠”，得有良好的形式表现技巧，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笔墨等形式技巧的获得， 大概有师承、立意、审美趣尚等方面的因素。 （2）人格修养 一般人经常是从气质特征角度使用“性格”概念，而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使用“人格”（人品）概念，人品是指人的品格、格调。品格是对一个人的道德行为标准的评价。人格与性格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人格在某种程度上对性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艺术风格取决于创作个性，正因为风格是创作个性在艺术作品中的表达和体现，所以说风格与人格之间是一种血缘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对艺术家来说，要使自己的作品有好的风格，就必须陶冶性情，锻炼人格，所以成功的艺术家们都很注意伟大人格的培养。罗丹说：“在做艺术家之前，先要做一个人！”[ 《罗丹艺术论》，第四页。]傅雷则认为，要做一个好的表演艺术家，也必须心灵纯洁，“不是纯洁到镜子一般，怎能体会到前人的心灵？怎能打动听众的心灵？”[ 《傅雷家书》，第十九页。三联书店1981年版。]所以说，人格是形成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于书法艺术更是如此，对书法家来说更要加强人格修养。 人品与书品的关系极为密切，对人品与书品之关系，前人论述十分丰富，或以人重书，或以人轻书，这种审美定势，又是从书法的特点出发的。书法艺术是人类的智慧、劳动所创造的文字意象，属于精神的产物。一个人的道德品行、审美情趣、学问修养都或隐或显地、直接或间接地流露在书法里，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从某种程度上说书法风格的存在即人品与书品的必然归宿，两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书法审美特别重视人品，书法作品虽“美”，但其人品卑污（如蔡京、秦桧等人），则因其品下而被鄙视；相反品格高洁（王羲之、颜真卿等人），书艺卓越，则因其人品而更重其书艺。以人论书，数千年来在人们的意识里几乎成了一种审美心理定式。它的形成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中国封建社会宗法性质的主要特点，就是强调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论理道德，“重德”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特征，美往往与善相关联，不善就不美，凡事往往追求尽善尽美。因此，就连写文章也须与道德之高尚相关，强调文以载道；而欣赏技艺，更是与人品并观。这种对有德世界的向往和对构建有德的个体人格的重视，毫无疑问地就会导致人们在进行文艺鉴赏与评论时特别注意感受和挖掘作品内容的道德内涵，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创作者个人道德品性的好坏与作品格调的高低，成就的大小对应起来。

秦始皇兵马俑的艺术特征总体而言就是：雕刻手法写实，注重细节刻画。汉茂陵石刻的艺术特征茂是：突出显示了汉代石刻气魄深沉宏大，风格豪迈生动，造型传神逼真、妙趣横生的艺术特征。

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都是这个时代心态的写照。汉代艺术遗存在后世的除了汉代画像石刻外，汉代的书法碑刻、汉代的印章、汉代雕塑、汉代音乐等，都以其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艺术特征，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方式和载体，诠释这个时代集体的审美意识。面向无垠、天人一体的包容气概汉帝国的勃勃生机和放于四海的广阔视野，使繁富巨大的生活场景成为艺术首要表现的物象。汉大赋写景图貌、铺排列叙的夸饰，将辽阔的疆土、宏伟的山川、繁华的都市、巍峨的宫殿、广袤的林苑、富足的物产以及帝王恢丽典礼、庄严仪仗、宏大歌舞、豪奢宴饮结合起来，是对自然的美妙和人的创造之功的礼赞。向人们展示了数量众多、体积宏伟、场面广阔、威势无比的巨丽之美。王充的《论衡、定贤篇》论诸家赋在于“文丽而务巨”，是以铺排宏丽的文辞，以夸饰的手法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穷造化之精神，尽万类之变态，瑰丽窈冥，无可端倪”，“总众类而不厌具繁”(2)“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称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不竭。”（3）赋者在广大宇宙间移步换形，游思畅怀，展示出纷芸驳杂、多彩多姿的美。因此，赋的空间感之浩大，犹如背负青天，九万里扶摇的大鹏，俯瞰着大千世界滚滚红尘。司马相如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也。”（4）闻一多先生称汉赋“凡大为美，其美无以名之”（5）都深切地揭示了汉赋最基本的美学特征。汉代文人面对风云激荡的世界，一种建功立业的豪情与人生若短的哀叹如影随形充溢在作品中。司马迁发奋着史记的内心动力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于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汉代奋进、强健、博大的时代精神在司马迁身上典型表现。汉代建筑同样在追求体天象地、包蕴山海的气派，早在西汉天下初定时，萧何就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理由是“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6）体现了相容并包而开朗自信的文化意向，力求空前绝后巨丽的建树，以展示出汉代“天人一体”的审美风度。“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据坤灵之宝势，承苍昊之纯殷，包阴阳之变化，含元气之烟氢” （7）将有限的建筑空间，以六合为本，顺应天地运转之规律，延伸到一种超越时空的无限空间中去。建筑布局样式到名称一律以天象为准，讲究建筑与天体世界的对应，各种精美的建筑材料的堆砌、罗列，层迭的结构群体铺排、对称，而又附以总览天地人物的壁饰和带有夸张浪漫色彩的飞檐翘脊，形成极致欲令后世人无可复加的宏丽风格。我们今天所见的汉代建筑实物资料，是各地墓葬中出土的汉代建筑明器。这些作为随葬器物的建筑模型，是汉代建筑现实的反映。这些建筑风格有着高大凌空的体势和向上耸立的多层结构。而作为庄园建筑的群体，其楼观、回廊、高台、仓阁、门阙等交错纵横。一个地方庄园尚且如此。那么在汉赋中所夸饰的宫殿建筑其规模的庞大、结构的复杂也并非空穴来风。宫殿之间“接比相连，云起波骇”其间用飞阁通道相连结，这就是班固《西都赋》所写的：“辇路经营，修除飞阁。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亘长乐”，群体结构是汉代宫殿建筑的基本模式，不仅是王都，地方藩王也不次于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所写的鲁恭王为追求“似乎帝室之威神”，“依冈连岭而建殿，连阁承宫，驰道周环，阳榭外望，高楼飞观，长途升降，轩槛蔓延……千门相似，万户如一。岩突洞出，逶迤诘屈，周行数里，仰不见日”（8）庞大的群体结构，正表明了汉代建筑艺术的精美，在建筑装饰上，追求涂彩饰金的绚丽华美，以致形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后汉书•梁冀传》说梁冀的第舍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锁，图以云气仙灵”。（9）宠臣董贤的第宅“柱壁皆画、云气萼蘤、山灵水怪，或衣以绨绵，或饰以金玉”。（10）真如王延寿的赞叹：“何宏丽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之俊才，谁能克成乎此勋。”（11）汉代音乐风格，是将一种充沛的生命精气与深邃的天人同构意念，与蓬勃奋进的时代气息融会贯通、互相激荡冲决，而形成了洋洋大观。经过了对先秦音乐管理机构乐府的继承和各个地域音乐的广采博纳、特别是楚国音乐的吸纳。两汉音乐艺术质量得到了升华，形态得到了综合发展。无论是相和歌的真挚，鼓吹乐之雄健，祭祀乐的浪漫迷离，还是乐舞百戏之绮丽华美和宏大规模，都展现出汉代音乐雅俗共融、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时代精神。这种集音乐、舞蹈、竞技、幻术、杂技等各种技艺为一体的综合音乐艺术形式，集中地展示出汉代人集先秦音乐文化之大成，开创一代音乐风格的典型时代特征。最为典型是《上林赋》对宏大音乐场面的描述：“《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颠歌，族举递奏，金鼓迭起，铿锵铛答，洞心骇耳。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像》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徘优侏儒，狄靼之倡，所以娱耳日而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12）汉代乐舞有着“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的磅礴气象。汉代书法作为一种抽象艺术，可见的遗存主其一是西汉初年的楚地简帛，以湖北江陵凤凰山、张家山汉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为主，其书法之体流动古拙、带有楚人浪漫流丽之风，与之后出现的汉代画像一样，带有楚风浸淫下的奇肆汪洋，显示出汉初南北汇融的最初状态。其次是武帝时期的西北汉简，以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出土汉简为主，书法笔划的错落不一、刚健豪迈，对字体形势节律的探索与宏阔气度的渲染，是汉时西北职业化的汉简书写者—书佐，对书艺笔意与章法的创新和开拓。再者就是豫鲁川陕的碑刻与摩崖石刻，“碑”最早是立在宫殿宗庙之前，为观察日影推测时间之用，或为了拴住祭祀之牲。而立在墓前或放置墓圹中，则是为了施以滑卢，用绳系棺以下墓。碑上内容，以述德记事彰功美名为主，则自东汉开始。“自东汉以后，碑碣大盛”这意味着东汉碑刻与这一时代多记主人生前事迹的墓室壁画、画像砖、画像石等空前发达是相通相辅的，都是“事死如生” “大象其生，以送其死”的丧葬观念之产物，是旨在彰显人生事功、追求生命不朽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碑刻多出于黄河流域汉代王族贵胄、官吏地主较为密集的地区。风格更是多样，结体用笔富于变化。张迁碑的方正雄健，礼器碑的法度森严、鲜于璜碑的遒劲浑穆，曹全碑的飞动舒展，摩崖刻石的粗犷雄浑，都在磅礴大气中透出天然古拙。汉代书法所追求的“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要求“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的境地，都可在以上三种书体中找到端倪。（13）清代学者高积厚在其《印述》中说：“（玺印）特盛于秦，而工于汉。汉印体裁，平方正直，朴质浑茂。其材则取诸金、玉，金之类，有凿、有镂、有铸，玉之类，有璃、有琢，流传后世者，悉可为模范，无异史家之于迁、固也。”（14）将汉代玺印之境界提至史记、汉书之地位。可见其对后世治印艺术的影响。汉印以其数量、种类的繁多和艺术水平的登峰造极，数万枚汉印在印章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是后世印章篆刻艺术的楷模。汉印有官印、私印之分。官印以白文居多，有铸有凿，文官多用铸印，隶书的兴起，给汉印带来书体上较大的变化。印文采用的是汉代特有的“缪篆”， 是根据小篆变化而来，接近于隶书的篆书，字体平正，笔划平直，缪篆本身的扩张性、和无界格风格，使汉印自然以一种博大的视觉效果，更显示浑厚朴拙。汉代私印形状各异，朱白皆备，除了姓名之外，往往有吉语、籍贯、表字以及“之印”、“私印”等辅助文字，方寸之间，尽显工匠之巧思。即使是小小的肖形印中.也往往容纳着天地之间的乘龙升仙、神虎逐鬼、斗蛇戏熊、舞乐杂技等丰富的内容。因为汉印的数量和形式的变化，使其呈现的面目也是千变万化，圆浑与朴厚相和，娟秀与平实者兼之，雄快与奇肆共存，与汉代社会集大成之风貌相通。汉代画像砖，是汉代陶塑与地下冥宅的结合，与汉代画像石刻一样，是汉代崇尚厚葬，事死者如生的产物。同样表现出汉代社会的诸多方面，画像砖是汉墓的建筑材料，由于地域和用途的不同，砖形变化多种，大多为长方形、三角形、矩形等，或空心大砖，或实心小砖。西汉的画像多是阴线刻，或是小印模依次在泥坯上排列压印出来，前者给人以简洁明快之感。后者则浅浮雕与阳线相结合，图案繁密朴拙。东汉的画像砖所用技法则是浅浮雕、高浮雕、阴线与阳线相交兼施，根据题材而灵活多变。这种图像将生者对死者的祝愿，内容与汉代画像石刻相同，将现实的和幻想的世界全部嚢括。画像砖以简洁刚健的线条塑造形象，粗放遒劲中不失细腻。古朴丰满的意境，夸张奔放的运动节奏，壮阔深远的场面，都给后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南阳新野县出土的杂技戏车、泗水捞鼎、胡汉战争画像砖，使人不仅为其高超的构图、精心的安排、细节的处理所折服。郑州洛阳一带的画像砖，又以不同于豫南的崭新面目和流转飞动、刚劲婀娜的线条而使人为之一振。汉代简牍的错落有致、奇诡怪异的洒落；汉画像砖石的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大世界；汉代百戏的种类繁多、盛况空前，汉代建筑的繁采竞丽、遮天铺地，以及遍布于铜器、银器纹饰的精雕细镂。这是汉代艺术扑面而来的“铺锦列绣，雕缋满眼”之美。传神写心、夸张多变的心灵世界汉代美学中一种注重生命力量的内核，带来了汉代艺术体写万物风姿神貌的意识。在“天人合一”观念看来，生命充溢于广大的宇宙，流贯于整个天地自然。天地万物无不充满着昂然奋进之生命，人类与万物无不是生命的结晶。因此，艺术表现的最高境界就是表现心灵。艺术的本质是体现人之鲜活的感性生命和充沛的精神活力。所谓“言，心声也”、“文，心学也”、“书，心画者”，（15）汉代人树立了中国古代艺术中以人的生命为本位的审美意识。中国古人言书法尤重“势”、言“文”而重“气”、言“诗”而重“味”、言音而重“韵”，这种气势与韵味诠释，都是对艺术作品中生命特征的深刻感悟和认识。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汉代书法空前的发达，书法美学也随之而起，汉代书法艺术最大的变革，是脱离了“随体诘诎”古文字的象形体系变而为抽象的符号体系，从一种表意的语言纪录发展为自由写意的、心灵写照以观美的艺术。杨雄(《法言•问神》)把书称为“心画”，认为书法能表现出人的人格与情感世界，这实际上提出了书法艺术与心灵相通这一美学特征。汉代隶书上承篆书遗绪，下开楷书之源，更能体现中国书法的变形与夸张。将战国小篆的纵向伸展的字型结构改变为隶书字型结构纵横左右、波拂分张的体势，使对称端庄的古书体变得欹斜错落，姿势多样。两汉的隶书便文字书写产生主次向背的分明，蚕头雁尾意味深长的笔锋，结构的递变独具神韵，线条的粗细和装饰性用笔结合。这一个时期的属于书法范畴的作品包括了碑刻、简 帛、印章、砖文、金文等众多载体，特别是汉代简牍中的墨书，直接来自汉人手笔，其总体笔触显出的率真自然，有着随心所欲，奔放张扬，疏密不拘，潇洒自得的美感。有的波挑披拂，似见笔者翩翩气度；有的劲健爽利，似见笔者飘逸风姿；有的则雄浑飞扬，似见笔者之气宇轩昂。真可称文如其人，字如其人。蔡邕在其《笔论》的陈述中有指出：“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16）这实际是以心观照而进行艺术创作的状态描述。汉印是中国篆刻艺术史上难以企及的高峰，印之宗汉与诗之宗唐,字之宗晋一样，成为后世追慕的对象。汉印的“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章法，以及布局严谨、布白匀称、虚实均衡、气势雄壮的构图，出乎心而合于道。在中国先哲看来，“道”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而且也是美和艺术的本原、本体。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说：“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刘熙载《艺概序》有：“艺者，道之形也。”杨表正《弹琴杂说》认为弹琴的佳境在于“与道妙合，神与道融”。因此与道合一，与道冥化，正构成艺术最高境界。汉印大方朴厚，有浑然天成之美。其挪让屈伸、轻重疏密、虚实朱白的呼应，“方寸之间，气象万千”，都见出治印者的艺风匠心。造成了多变而又统一含蓄的美，对后世有很大的启发。徐坚在《印戋说》中说：“汉人作印，无所谓章法、刀法，而法自在有意无意之间。”“ 今观秦、汉印中，壮如鼓剑，细如抽茧，端庄如搢笏垂绅，妍丽如春葩，坚卓如山丘，婀娜如风柳，-------纵如纵鹰，收如勒马，厥状非一，其妙莫穷者，惟一片神行其间，以故能出于无法，臻于极法。” （17）这种有意无意与有法无法间，表现了汉代治印所蕴含有创造之“道”。汉代的石刻、陶塑在继承秦以来的写实艺术的基础上，更注重人与动物内心精神气质的表达，那种神彩飞扬的礼赞人世，夸张的造型，为抒情而省略了大部分细节的大胆与投入，正是汉代人对生命价值的表征。用高度概括的手法取大势、去繁缛，追求神似，以简练、明快而又古拙的风格，兴趣盎然地投入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世界，这种充满艺术活力的艺术格调，这正是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期大气磅礴的精神写照，汉代的陶俑为追求神情韵致，不讲究细节，对五官、衣纹等只作简单交待，进退俯仰、节奏感强，这与秦俑的一丝不苟的写实形成对比。在汉代动物雕塑中，马奔驰嘶鸣的气势、羊的且行且嗅的温顺，狗警觉凶猛的神态，猪硕腹凹腰的肥重，护雏的母鸡、昂首的公鸡，都抓住了动物最为典型的一瞬，观察入微，表现自如，从气质的表现上张扬其活力，这就是汉代陶塑的魅力所在。马在汉代人中，多表现得强壮骄健，神形俱备，头呈方形，鼻宽口方，唇沿如兔，眼如瞪铃，耳如削竹，颈长身短，胸廓发达，腿蹄线条遒劲流利，接近奔突强劲的阿拉伯马系之特点。与秦陶马的头大身长肢短的蒙古型不同，与唐宋马的精致华丽的士大夫情调也不相同。而汉代的陶狗，姿态多样有狂吠、静卧、漫步、疾跑、凝神等，外形夸张，均是决眦瞠目，双耳竖立，两颊肥大，头项粗直。将狗的警觉、凶猛的个性通过局部的夸大而绘声绘色。均以神韵充沛、拙中寓巧而见长。其审美意味在某种程度上与汉大赋感物造端、铺张夸饰之风有异曲同工之妙，具有较为鲜明的纵横捭阖、沉雄豪放的“大美”气象。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本文重点评析了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美学风格，作者在掌握大量艺术史料的基础上，用灵动流畅的笔为我们勾勒出了汉代那充满力量、运动、气势感的艺术品貌。阅读本文，注意体会作者在评价这种艺术现象时用了哪些评论方法，起到了什么作用。人对世界的征服和琳琅满目的对象，表现在具体形象、图景和意境上，则是力量、运动和速度，它们构成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基本美学风貌。你看那弯弓射鸟的画像石，你看那长袖善舞的陶俑，你看那奔驰的马，你看那说书的人，你看那刺秦王的图景，你看那车马战斗的情节，你看那卜千秋墓壁画中的人神动物的行进行列，……这里统统没有细节，没有修饰，没有个性表达，也没有主观抒情。相反，突出的是高度夸张的形体姿态，是手舞足蹈的大动作，是异常单纯简洁的整体形象。这是一种粗线条粗轮廓的图景形象，然而整个汉代艺术生命也就在这里。就在这不事细节修饰的夸张姿态和大型动作中，就在这种粗轮廓的整体形象的飞扬流动中，表现出力量、运动、速度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气势”的美。在汉代艺术中，运动、力量、“气势”就是它的本质。这种“气势”甚至经常表现为速度感。而所谓速度感，不正是以动荡而流逝的瞬间状态集中表现着运动加力量吗?你看那著名的“马踏飞燕”，不就是速度吗?你看那“荆轲刺秦王”，匕首插入柱中的一瞬间，那不也是速度吗?激烈紧张的各种战斗，戏剧性的场面、故事，都是在一种快速运动和力量中以展现出磅礴的“气势”。所以，在这里，动物具有更多的野性。它们狂奔乱跑，活泼跳跃，远不是那么安静驯良。它们根本不像唐代那样尽管威武雄壮却静态伫立。同样，在这里，不管是神话幻想、历史故事或人物形象，虽然有时表面上也是静止形态，却仍然包含着内在的运动、力量的气势感。在这里，人物不是以其精神、心灵、个性或内在状态，而是以其事迹、行动，亦即其对世界的直接的外在关系(不管是历史情节或现实活动)，来表现他的存在价值的。这不也是一种运动吗?正因为如此，行为、事迹、动态和戏剧性的情节才成为这里的主要题材和形象图景。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运动和力量，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它与六朝以后的安祥凝练的静态姿式和内在精神是何等鲜明的对照。也正因为是靠行动、动作、情节而不是靠细微的精神面容、声音笑貌来表现对世界的征服，于是粗轮廓的写实，缺乏也不需要任何细部的忠实描绘，便构成汉代艺术的“古拙”外貌。汉代艺术形象看来是那样笨拙古老，姿态不符常情，长短不合比例，直线、棱角、方形又是那样突出、缺乏柔和……，但这一切都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上述运动、力量、气势的美，“古拙”反而构成这种气势美的不可分割的必要因素。就是说，如果没有这种种“拙笨”，也就很难展示出那种种外在动作姿态的运动、力量、气势感了。过分弯的腰，过分长的袖，过分显示的动作姿态……，“笨拙”得不合现实比例，却非常合乎展示出运动、力量的夸张需要。包括直线直角也是如此，它一点也不柔和，却恰恰增添了力量。“气势”与“古拙”在这里是浑然一体的。如果拿汉代画像石与唐宋画像石相比较，如果拿汉俑与唐俑相比较，如果拿汉代雕刻与唐代雕刻相比较，汉代艺术尽管由于处在草创阶段，显得幼稚、粗糙、简单和拙笨，但是上述那种运动、速度的韵律感，那种生动活跃的气势力量，就反而由之而愈显其优越和高明。尽管唐俑也有动作姿态，却总缺少那种狂放的运动、速度和气势；尽管汉俑也有静立静坐形象，却仍然充满了雄浑厚重的运动力量。同样，唐的三彩马俑尽管何等鲜艳夺目，比起汉代古拙的马，那造型的气势、力量和运动感就相差很远。天龙山的唐雕尽管如何肌肉凸出相貌吓人，比起汉代“笨拙”的石雕，也仍然逊色。宋画像砖尽管如何细微工整，面容姣好，秀色纤纤，比起汉代来，那生命感和艺术价值也距离很大。汉代艺术那种蓬勃旺盛的生命，那种整体性的力量和气势，是后代艺术所难以企及的。形象如此，构图亦然。汉代艺术还不懂后代讲求的以虚当实、计白当黑之类的规律，它铺天盖地，满幅而来，画面塞得满满的，几乎不留空白。这也似乎“笨拙”。然而，它却给予人们以后代空灵精致的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丰满朴实的意境。它比后代空灵的美更使人感到饱满和实在。与后代的巧、细、轻相比，它确乎显得分外的拙、粗、重。然而，它不华丽却单纯，它无细部而洗练。它由于不以自身形象为自足目的，就反而显得开放而不封闭。它由于以简化的轮廓为形象，就使粗犷的气势不受束缚而更带有非写实的浪漫风味。但它又根本不同于后世文人浪漫艺术的“写意”。它是因为气势与古拙的结合，充满了整体性的运动、力量感而具有浪漫风貌的，并不同于后世艺术中个人情感的浪漫抒发(如盛唐草书的气势美)。当时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尚未分化，从画像石到汉乐府，从壁画到工艺，从陶俑到隶书，汉代艺术呈现出来的毋宁更多是整体性的民族精神。如果说，唐代艺术更多表现了中外艺术的交融，从而颇有“胡气”的话；那么，汉代艺术却更突出地呈现着中华本土的音调传统：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那在满目琳琅的人对世界的行动征服之中的古拙气势的美。

浅议汉唐铜镜艺术之比较的论文

摘要 汉代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非常重要的朝代，那种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力求国家雄强的意识以及开放、富庶、包容并蓄、充满自信的民族自豪感，一直影响至今。汉唐两代不同时期的铜镜艺术的特点便是这种创新精神和雄强意识的折射。

关键词 汉唐 铜镜 开拓创新 雄强意识

铜镜是古人用以梳妆照面的生活用具，它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古人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它正面照容，反面欣赏，巧妙地将古人的生活实用和艺术欣赏融入方寸之间。体现了古代匠师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创造力。同时，铜镜又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工艺美术品，承载着古人对美好事物的祈愿和向往，反映生活真实的或理想的状态。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珍品，而且是研究其流行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及时代风尚不可缺少的实物资料。

中国古代铜镜的发明和铸造，自齐家文化时期开始至明清结束共计四千余年，虽历经不同朝代，但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独特的风格与特点，有着不同时代所赋予的鲜明特色，形成了我国铜镜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纵观整个铜镜发展史，其中最具魅力、艺术价值最高的当属汉唐两代，其铜镜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可以说这是与当时国家强盛分不开的。下面就汉唐两代不同时期的铜镜艺术特点试做一比较。

一、汉镜不同时期的艺术特点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汉武帝在经过文景之治、修养生息后，国力恢复，扫平匈奴设立沙河四郡，使西汉人形成“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雄强国家意识。同时，开辟了丝绸之路。沟通欧亚。对外交流，使国力达到汉代强盛的顶点。这一阶段流行的铜镜在中国铜鉴史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气度恢弘、凛然而不可侵犯，透射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凶悍之气。厚厚的边沿，凸起的铭文带都显示出一种坚实的存在感，有岩岩泰山之气象。

西汉前期，汉镜主要仍沿袭战国镜类风格，此时最流行的是蟠螭纹镜，其地纹较粗疏，主纹多由双线和三线构成，布局有缠绕式，间隔式及博局纹相间式，并出现了铭文。具有了新的装饰特征。

西汉中期。铜镜工艺高度发展，形制和花纹都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镜面增大，镜壁加厚，弦纹钮和桥形钮少见，代之而起的是半球形圆钮和连峰钮、兽形钮等。平素缘或内向连弧纹缘。主题纹饰广泛使用四分布局方式，即以四乳为基点，将镜背分为四区，其间布置主要纹饰。此时，战国以来流行的地纹已经消失。这时期流行的镜类有星云纹镜、日光镜、昭明镜、重圈铭文镜、禽兽纹镜、连弧纹镜等。

西汉后期至东汉中期，铜镜工艺又有新的变化。镜背纹饰由静化趋于动化，出现了象征祥瑞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及各种瑞兽、禽鸟和具有升仙之意的羽人等形象，图案生动活泼，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表现手法仍以阳线勾勒，但比以前更细腻。非常美观。这一时期铜镜注重边缘装饰，多在边缘上饰花纹带，同时，铭文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常见的铭文有“尚方”、“善铜”和纪氏铭等，并出现了地支十二字和七言韵语。

东汉晚期出现的神兽镜和龙虎镜等，采用浮雕技法，使镜背纹饰成为半立体状，高低起伏，形象逼真。同时。也出现了以剔地平雕技法刻画的龙凤纹镜、对鸟纹镜和变形四叶弯凤镜、变形四叶兽首纹镜等，图案清晰，具有剪纸效果，富有民间艺术风味。此时的.纹饰布局也有新的变化，出现了“轴对称”的新方式，如直行铭文镜类，即在钮上下直行书写“位至三公”或“可至三公”等铭文，两侧对称饰双夔纹或双头龙凤纹，使内容和形式更好的统一，这时期铜镜铭文有“位至三公”、“长宜子孙”和“君宜高官”等，反映了当时的人们渴望高官厚禄、子孙繁昌和家常富贵的愿望。

二、唐镜不同时期的艺术特点

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取得政权。建立了强大的唐帝国。经过唐初太宗的贞观之治后，到高宗李治、武则天时期。大唐国力发展到封建社会的鼎盛。这一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昌盛，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此时。与唐朝进行友好交往的国家多达七十多个。频繁的贸易交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开放的风气带动的对异域文化的渗透吸收，显露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自于中亚、西亚等古国艺术品纹饰中兽与葡萄纹的组合，对唐镜的变革创新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自汉代张骞通使西域，葡萄纹被引种到中国。直到唐代，这种果实堆砌、枝条漫卷、花叶铺陈的充满生命力的纹饰大量出现在丝织物中，契合了盛唐对精神和物质上绮丽奢华的追求。唐代工匠为宫廷铸造铜镜时将禽鸟、蜂蝶纹饰和隋镜中的小跑兽一起放到他们喜爱的葡萄纹中，创造出体现欧亚文明融合的“瑞兽葡萄镜”。它是唐镜中出现数量最多的一个品类，也是唐代铜镜的代表。在中国古代铜镜中也是最具特色的。是盛唐文化的一个灿烂结晶。它的演变主要是镜钮由圆形过渡到伏兽形，又向戏耍扭颈的瑞兽形象发展，内区瑞兽的数量由少到多又到简化，形态上由瑞兽奔驰到攀援戏耍，最后发展到扭捏作态：外区葡萄、枝蔓、硕果间饰的禽兽，由长尾乌发展至瑞兽蜂蝶相问，外缘由斜立锯齿纹向三角缘发展，小花瓣由密渐疏。内外区之间的双线高圈，早期较宽。中期较窄，后期葡萄枝蔓过梁缠绕，双线圈若隐若现。

玄宗时期。因为帝王对丰腴饱满造型的偏爱，此时流行各种饱满华丽的铜镜纹饰。表现丰硕鸟体造型的双鸾镜和宝相花镜就是其中典型的作品。我们在汉镜中常见到的环绕镜缘的铭文，到了唐代中期已消失无踪，这是唐人为了让他们喜爱的各种花鸟造型表现出最突出的装饰效果，于是汉镜中直抒胸臆的“长毋相忘”等爱情内容，在唐镜里面被双鸾鸟替代，成为温婉含蓄的东方对称的美。此类镜中，花鸟图案构图对称，灵活而不拘规格，每一种形态和构图都充满生气。表现出优美轻快、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意境。

唐代中期开始，铜镜的外形逐渐发生了变化，突破了以往方、圆镜的禁锢。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亚字形等形状。这种变革使得花鸟纹饰与镜形相呼应。为后世对铜镜外形的变革提供了开阔的思路。

唐代的铜镜，不仅形式多样，纹饰丰富，而且在铸造工艺上更为创新，创造出金银平脱、螺钿、槌金银、彩漆绘、嵌琉璃、镂空等特种工艺镜，唐镜中最为豪华的制品当为金银平脱镜，它的特点是精雕细刻、鲜艳华丽。唐代铜镜工艺一扫过去那种拘谨、抽象、神秘和图案化的作风，形成了一种色调鲜艳、构图完美、雍容华贵、自由活泼和富于生活气息的新风格。

三、汉唐铜镜艺术之比较

在中国铜镜的发展历程中，汉镜是一个鼎盛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两汉四百多年间，随着漆器和陶瓷器取代青铜日用品的同时，铜镜却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成为汉代铜器铸造业中最多的产品。它的造型、纹样、技巧和意境均可称承前启后、开一代之先河，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某些镜类还很盛行，使得这一时期的铜镜均可冠以“汉式镜”的称呼。汉镜的主题纹饰异常广泛，天上人间，奇禽异兽，五彩纷呈，立体的展现了汉人那开阔的视野，雄伟的气势，强烈的情感，汉人的情结无不蕴涵其中。唐镜是一个发展繁荣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另一个高峰。博大精深的汉唐文化在此时期孕育出了更灿烂的成果，它不仅突破了以往铜镜以圆为主的形式，出现了葵花形、菱花形、亚字形等花式镜。镜钮除圆钮外，也采用龟钮或兽钮的。主题纹饰也突破了汉镜的刻板及图案化，饱满绮丽，布局灵活多变。题材和风格除了反映当时新的工艺美术外，有的还吸收了中亚和西亚的因素。如常见的葡萄纹、花鸟与动物以及灵活多变的浮雕、高浮雕的装饰技法等，充满了异域的人文色彩，无一不显现出融合外来文化的痕迹，这些都充分反映了盛唐欣欣向荣的气息。

纵观汉唐两代的铜镜艺术，可以反映出两代那种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力求国家雄强的意识以及开放、富庶、包容并蓄、充满自信的民族自豪感。其影响一直至今。

同：都有着文化的超强自信，风格就都是那种繁荣昌盛，雄霸天下，万朝来降的类型。异：汉是直接剥夺外界优秀文化归为己有，唐是融合外界文化。

艺术风格的概念，风格是艺术作品的因于内而符于外的风貌，是艺术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面貌。风格不同于一般的艺术特色或创作个性，它通过艺术作品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更为深刻也更为本质地反映出时代、民族及艺术家个人精神气质、审美观念、审美情趣、审美理想等内在特征的外部印记。风格的形成是时代、民族和艺术家在艺术上超越了幼稚阶段，摆脱了各种模式化的束缚，从而趋向成熟的标志。风格是由艺术作品的独特内容和形式统一，并由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的个性特征与时代、民族等社会历史条件相统一而形成的。风格虽然与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都有关系，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使形式与内容以特定方式统一起来的一种核心力量。艺术风格形成的因素，（1）在主观上，艺术家的审美趣味、生活经验、文化教养、艺术修养、才能和个性等都对风格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艺术家的艺术风格是他的全部人格的体现。（2）在客观上，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倾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传统的态度也会对艺术家的个人风格的形成起一定的作用。虽说艺术家个人风格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但它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反过来对艺术家的创作起引导的作用，或者说，它具有那种把艺术家的各种才能导向一个即定目标的力量，通过这种力量，艺术家就会有观察和体验生活的独特视角，构思和创作艺术作品的特定方式。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艺术作品的风格就是他的一个在艺术上真正被客观化、社会化的自我。他的作品，也会因风格的独创性而成为人类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艺术家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必然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思潮和艺术思潮的影响。当这种影响使一批艺术家的作品呈现出某些相似的特征时，就形成了流派，即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