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1978年调进北京，之前他当过矿工，也当过宣传干事，一无大学学历，二无干部身份。正是因了一手好文字，被煤炭部看中，一家三口顺利进京，他也从此有了干部身份，还有了一处蜗居。刘庆邦的第一篇作品是在煤矿单身职工宿舍的床上写的，最初只有一位读者，后来这位读者成了他的夫人。这篇小说写于1972年，年轻的刘庆邦心气儿高，不甘于命运的安排，突发奇想地想用小说来证明自己。而他写作的准备除了21年人生经验，还有就是铺盖卷里偷藏的好几本“毒草”，《红楼梦》《茅盾文集》等，那是他从学校图书馆偷偷抢救下来的。当年全国文学刊物只有《解放军文艺》一家还在办，但它离一个矿工毕竟太过遥远。小说无处发表，刘庆邦只得将手稿放在了废炸药箱改的木板箱里，一放就是6年，等到重见天日时，纸张发黄，字迹模糊，只得重新誊抄一遍。躺在箱子里的手稿于1976年迎来转机。国内文学刊物纷纷复刊，给刘庆邦带来巨大勇气，他将这篇名为《棉纱白生生》的短篇小说寄往《郑州文艺》，竟发在了头条。这篇压箱子底的小说获得了30元稿费，那是刘庆邦一个月的工资，刘夫人欣喜之余做出决定，“这钱不能花，咱们存起来做个纪念。”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上世纪90年代，一批先锋派作家纷纷登上文坛，更明显的标志是，一辆自行车可以骑遍北京城，人和人之间没有隔阂，文学将人们拉得很近，文学杂志、文学人在那个年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作家刘恒在《北京文学》当编辑时，发现了刘庆邦发在河南文学杂志发的几篇小说，他写信向作者约稿，“把你的大旗移到北京来，用重炮向《北京文学》猛轰。”这封热情洋溢的信，刘庆邦珍藏至今。刘庆邦和刘恒的交往此后愈发密切，他回忆起，当年读了汪曾祺的《受戒》，惊喜地给刘恒打电话，刘恒回答说，“你喜欢读汪曾祺，也要读沈从文，他是汪曾祺的老师。”事实证明，沈从文的确对刘庆邦影响至深，“我对自然热爱，对人性美热爱，对人生热爱，感觉和沈从文很投合。”1985年，刘庆邦写了短篇小说《走窑汉》，一个星期天，他骑着破自行车来到《北京文学》编辑部，“几千字的稿子，刘恒二话没说，立刻就看，看完马上就填发稿签。”刘恒眼光独具，《走窑汉》广受好评，《北京文学》主编林斤澜还郑重推荐给了汪曾祺。不吹“萨克斯”，吹响“唢呐”2012年10月31日，《北京日报》第15版头条报道了首届林斤澜小说奖颁奖，刘庆邦获“杰出短篇小说作家奖”。这个奖是对刘庆邦文学成就的褒奖，也是刘庆邦与林斤澜深厚文学情谊的美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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