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的论文文献

青年：实现江西崛起的希望同学们、同志们：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在任何一个时代中，青年都是社会上最富有朝气、最富有创造性、最富有生命力的群体。党和人民对青年寄予殷切希望，广大青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以自己的青春活力和满腔热血，为祖国和人民建立了杰出的功绩！ 九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五四精神。我们今天隆重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就要深刻把握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充分认识五四运动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重大的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二十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和封建专制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大地风雨如磐，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奔走呼号，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1919年5月4日，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支持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动，北京数千学生涌上街头，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由此掀起了全国性群众斗争的浪潮。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以往前赴后继斗争的继续和新的发展，鲜明地贯穿着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题，奏响起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主旋律。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三天，也就是5月7日，就迅速得到江西的声援，先从九江开始，5月12日蔓延至省会南昌，进而遍及全省专区城市，并且一直持续到1920年5月。1927年后，江西更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中心地区，也是一大批平均年龄才20几岁的青年革命志士实现强国理想的伟大试验场，崎岖的井冈山路，终于走出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瑞金苏维埃政权的幼苗，终于长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棵参天大树。五四运动以来，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旗帜。中国青年在自己的探索和实践中，努力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努力汲取和传播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涵。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这种历久弥新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万分珍视、大力弘扬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前，广大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是要把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放在世界格局中观察，把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与全国人民一起投身民族振兴的伟业，决不辜负历史的使命和人民的期待。 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人类思想的每一次解放，必然带来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猛烈地冲击和荡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为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五四运动爆发后，“民主”与“科学”成为这场伟大运动的两面大旗，这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民主，首先是推翻专制独裁的旧制度，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解放和民主、自由；科学，首先是探索指导中国人民根本改变受奴役、受压迫地位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在“民主”、“科学”两大旗帜的指引下，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青年和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看中国、看世界，从对各种社会思潮、政治主张和政治力量的鉴别中认真思考。五四运动之后的一年内，全国各地新创办的宣传新思潮的期刊达400余种，新成立的进步社团达三四百个。可以说，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新文化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毛泽东同志曾赞誉说：“五四运动是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最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对我们当代青年来讲，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要充分发挥年轻人年富力强、思想活跃的优势，大力弘扬开风气之先的传统，增强蓬勃向上的朝气、开拓进取的锐气、不畏艰险的勇气，冲破一切束缚思想的牢笼，努力走在解放思想的最前沿，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五四运动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得到空前传播的伟大运动。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先进分子不断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但是，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运动，还是辛亥革命，都没有能够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开始，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先进人们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五四以后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改造中国”的呼声，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经过介绍、研究、比较、争论、实验，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五四运动中，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以其特有的坚定性和组织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在运动后期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促进了运动的扩大和深入。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参加，使五四运动迈向了更大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运动中涌现出的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这样，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中间桥梁作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有了可靠的物质载体，而且由革命的理论宣传转变为革命实践，开辟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今天，广大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认真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真正信仰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实践党的创新理论，做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牢固确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和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成长。 五四运动以来90年的历史证明，青年始终是我们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力量。我们事业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是与青年人的努力奋斗分不开的。去年以来，在举办北京奥运会、抗击冰雪灾害和汶川地震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面前，年青一代表现出空前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事实证明，80后、90后的年青一代大有希望，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大有希望。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灿烂前景鼓舞着我们，实现富民兴赣的历史重任激励着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弘扬五四精神，对于我们缅怀革命先驱，准确把握五四精神的时代内涵，继承光荣传统，展望美好前景，加速江西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借此机会，向全省青年提几点希望。 第一，牢记崇高使命，争做坚定理想信念的楷模。 伟大的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说过：“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崇高的理想，既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引导人们走向成功的精神支柱。青年时期是理想信念形成的关键时期。古往今来，凡有作为者，无不具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而且大多立志于年轻之时，追求于一生之中。人的一生只能拥有一次青春，当一个人在年轻时就把自己的人生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相连，他所创造的就是永恒的青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青年时代起，就树立起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并矢志不渝为之奋斗。正是凭着这样一种理想信念，他们才能在极其恶劣的斗争环境下，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中，引领革命航船，越过一个又一个急流险滩,战胜一个又一个惊涛骇浪，最终到达胜利的彼岸。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也有许多年轻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为了理想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从五四时期的刘和珍，到民主革命运动的先锋赵醒侬；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袁玉冰，到江西工人运动的先驱陈赞贤，还有在八一起义、井冈山斗争时期，在赣东北根据地、赣南苏区，在长征中牺牲的无数青年英烈，他们之所以抛头颅、洒热血，不畏艰险、不怕牺牲，靠的也就是这样一种坚定而崇高的理想信念。正如方志敏烈士在英勇就义前慷慨陈词：“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全省广大青年一定要继承和弘扬革命先辈对远大理想执着追求、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坚定信念，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正确认识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提高识别能力，善于明辨是非，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切实做到把个人命运同党、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任何情况下都确保在理想信念上不犹豫、不含糊、不动摇，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第二，掌握过硬本领，争做好学上进的榜样。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尤其要勤奋学习。不学习就要落伍，就会被时代所淘汰。在知识爆炸的今天，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知识倍增的周期越来越短。19世纪初，人类的知识每50年翻一番。到20世纪初，这一速度变成每10年翻一番，20世纪60年代，知识翻番的周期是8年，70年代减少为6年，80年代缩短为3年，进入90年代以后，更是1年就翻一番。研究资料显示：在知识更迭日益加快的今天，一个本科生毕业两年内，一个硕士研究生毕业三年内，一个博士生毕业四年内，如果不及时补充新知识，其所学的专业知识将全部老化。这就使得广大青年学习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重、更加紧迫。广大青年要继承五四青年勤于学习、敏于求知的精神和品质，把学习作为个人成长的第一需要和第一任务，内化为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和毕生追求，以如饥似渴、只争朝夕的精神，滴水穿石、磨杵成针的毅力，永不满足、攀登不止的劲头，努力做到率先学习、持续学习、终身学习。既要钻研专业知识，提高岗位技能，又要开阔视野思路，优化知识结构，不仅要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还要学习经济、文化、科技、法律、金融等各种知识；既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又要树立科学观念，掌握科学方法，培养科学精神；既要坚持向书本学习，又要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努力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丰富自己、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未来属于青年，更属于有知识的青年。当前，一场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正在蓬勃兴起，置身其中的每一个青年人都已深刻地感受到了网络、平台、数字化所带来的强烈冲击。截至2009年3月，我国网民总数已达亿人，较去年年底又增加了1620万人，普及率达，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达到亿，比去年增长了倍。特别是随着3G技术的广泛运用，网状、立体的信息发布和传播方式，将给传统的、单向的传播模式带来更大冲击。目前，互联网已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具有很强的聚集、“放大”效应，其覆盖面越来越广，影响力越来越大。比如去年6月2日我与网民互动交流活动的点击量就突破了1000万人次，整个“问计”活动得到了包括大学生朋友在内的许多网民的积极参与，共收到各类建言万条，网络跟帖6万多条。因此，我们广大青年必须紧跟科技发展潮流，努力学习最前沿的知识、最先进的技术、最现代的手段，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顺应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列的精英之才、栋梁之才。 第三，积极投身实践，争做创新创业的标兵。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只有勇于和善于创新，才能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才能走在时代的前列。人之可贵在于能创造性地思维。美国哈佛大学原校长普西曾经深刻地指出，一个人是否具有创新能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之间的分水岭。青年人朝气蓬勃，思维敏捷，敢为人先，最少陈旧观念，最具创造活力，是创新的希望所在。许多杰出人物都是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就创造出一番了不起的业绩。牛顿23岁时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26岁时发表了《狭义相对论》，迈尔28岁时发现了热力学第一定律，贝尔28岁时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电话机，爱迪生32岁时发明了电灯，莱特兄弟32岁时发明了第一架载人动力飞机，诺贝尔27岁时发明了炸药，比尔•盖茨20岁时创建了微软公司。我国执行神舟七号任务的一线科技人员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许多年轻的技术骨干挑起了大梁。我省的江铃汽车集团袁政海班组平均年龄也只在35岁以下，短短几年间,共48人次分获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广大青年一定要向先进榜样学习，充分激发自身蕴藏的创新能力、创造活力，敢于摒弃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勇于破除一切与先进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陈规陋习，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努力培养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投身创新实践，为实施科教兴赣战略，发挥更大的作用。青年时期是人生创业的大好时光，也是最易出创业成果的时期。近几年省里出台了许多政策推动全民创业，一大批有为青年抓住机遇艰苦创业，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如年仅34岁的彭小峰，最初学习国际贸易专业，2003年才接触光伏产业，凭着坚韧不拔的努力，仅用6年时间，他所创立的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就成了亚洲规模最大的光伏公司，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他本人被《星期日泰晤士报》列入绿色百富榜。前不久省里举办了返乡农民工创业典型报告活动，其中有许多青年的创业事迹值得大家学习。当今时代为青年创业提供了崭新舞台，拓展了广阔空间。广大青年一定要紧紧抓住机遇，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搏击风浪、磨练才能，勇于创业，创成大业。只有每个青年的积极性都得到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都得到有效释放，才能更好地推动整个社会的创造源泉涌流、活力迸发，不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第四，提升道德修养，争做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先锋。 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青年时期是品德养成的关键时期，青年是引领社会风尚之先的积极力量。青年时期注重道德修养，努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自身的成长将会产生深远的作用。 “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和良好品德的养成，从古至今，概莫能外。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以中国古代儒家的孔孟学说为基础，主张“仁德”修养，提倡仁爱、明礼、守信、和义的道德观念。在我国古代的教育中，人格教育是摆在第一位的，然后才是知识教育。《三字经》、《千字文》、《童蒙须知》、《弟子规》、《礼记》等都是流传至今的著名启蒙教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三字经》列入“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在当代，党中央将道德教育始终贯穿于素质教育之中，作出了深入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一系列决策部署，大力推进思想道德建设。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急剧转型以及各种文化思潮的相互碰撞，一部分青年道德缺失，对一些丑恶现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青年不讲文明礼仪，甚至把放肆当作潇洒、把粗俗当高雅、把随便当随和；有的不讲诚信，出尔反尔甚至坑蒙拐；有的青年不敬老、不孝亲，甚至虐待老人，等等。青年中存在的这些道德缺失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古人云：“有才无德，其行不远。”青年的道德风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和决定着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文明素养。我们广大青年继承五四精神，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把五四精神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有机结合起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与我省的优秀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江西自古就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美誉，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江西又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所有这些都需要广大青年去传承、去弘扬，并在实践中不断发扬光大。全省广大青年，要带头倡导和实践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奉行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影响，努力成为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积极最活跃的群体，成为引领社会风气之先的中坚，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者、新道德规范的实践者和良好社会风尚的倡导者，以实际行动树立新一代青年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形象。 第五，弘扬优良传统，争做新时期艰苦奋斗的表率。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新世纪中国青年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可以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不断创造的辉煌史。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五四运动以来革命先辈在追求民族复兴的漫长岁月里，面对各种困难和考验顽强进取、百折不挠，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靠的就是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 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从井冈山时期的红米饭、南瓜汤，到长征途中的吃草根、煮皮带；从抗日战争一手拿枪、一手拿镐，边打仗边垦荒种地，到抗美援朝一把炒面一把雪，以及到和平年代的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我们正是凭借着这种宝贵的精神，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造就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辉煌地位。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江西的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但与此同时，在一部分青年中产生了享乐主义思想，不愿过艰苦奋斗的生活。有的青年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贪图安逸、厌恶劳动；有的讲究排场,互相攀比,吃要美味,穿要名牌,玩要高档；有的大手大脚、挥霍浪费、暴殄天物。我们应该看到，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省仍属于中部欠发达地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高消费，没有任何理由讲排场，比阔气，更没有任何理由奢侈浪费。“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越是发展，越要提倡艰苦奋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十分艰巨的，需要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苦是一所大学校。艰苦可以磨练意志，艰苦可以陶冶情操，艰苦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司马迁在其《自序传》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这些伟大的人物与作品之所以世代相传，是因为作者在经历巨大挫折与磨难之后，仍矢志不渝，坚韧不拔，这充分说明了艰苦奋斗是实现目标、取得成功的关键。广大青年要深刻认识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基本国情、省情，把五四精神转化为拼搏进取、奋发有为的强大动力，做到自强不息、不怕困难、勤奋工作、勤俭节约、百折不挠、忘我奉献，始终走在江西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最前列。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风貌，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危险面前不畏惧，在挫折面前不气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把困难和矛盾当作挑战自我的机会，不断增强奋起直追、赶超一流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的过程中，开辟崭新的天地。特别是在当前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我们广大青年更要知难而进，自立自强，脚踏实地，主动到基层去、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在我省改革和建设第一线勇挑重担、奋发有为，用奋斗创造永恒的青春，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在无私的奉献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比以往的历次技术革命的内容都更为丰富，对管理的影响也更为深远。首先，由于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以及国际资本对世界市场的激烈争夺，把对于经济前景的预测和决策问题提到重要地位，这使管理的内容、功能、重点都发生了变革。它既不能只限于过去的工场管理，也不能只偏重于指导与控制。管理的重点已转向经营，而经营的中心问题的决策。

我认为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自从1765年瓦特改进“蒸汽机”开始，工业革命便以它为动力开始了革命。机械的生产会伴随着废气的排放和水资源的污染，即使它给人们带来了金钱，但那也是穷人越穷，富人越富。但是工业革命使欧派社会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逐步确立了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统治，还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劳动力。所以说，我们要合理运用科技成果，化弊为利，并且要学习科学家勇于探索的精神。

五四运动九十年祭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为什么二十世纪到来后不久，在中国大地上会发生这样一场以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为主要内容的规模空前的群众性运动？它不是突然发生的，更不是任何人所能制造出来的。可以说：这以前的全部历史，已为这场运动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在西方列强侵略下，中国一步步丧失独立的地位，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屈辱。人民在痛苦地哭泣着、反抗着。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这种沉沦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带给中国人心灵上的创痛，是以往历次对外战争失败难以比拟的。曾经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吴玉章沉痛地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战后，西方列强以为中国这条“破船”快要沉了，纷纷扑过来，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时，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北京。这一连串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竟发生在短短的五六年内。 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的心头。人们再也无法沉默，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被提到突出的位置上来。最早提出“救亡”的，是严复1895年的一篇文章。孙中山比他看得更远，前一年在檀香山兴中会宣言里就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激动人心的目标。怎样才能将中国从绝境中拯救出来？人们普遍意识到：不能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了，必须在各方面来一个大的变革。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人们为什么不惜作出任何牺牲，一定要奋起革命？中心的一点，就是要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他们当时认为：中国之所以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就是因为有一个专制、腐败、卖国的清朝政府在统治着，只要把这个政府推倒了，中国就可以获得新生，一步步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他们把革命看做是为建设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这次革命也带来一次思想解放。皇帝，历来被看成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如今也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抛弃掉呢？ 但是，历史前进的路程是曲折的。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出笼，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一幕幕丑剧紧锣密鼓地上演。中国的状况仍在一天天坏下去。周围仿佛一片黑暗，看不到它的尽头。有志气的爱国者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前进的脚步，在遍布荆棘的崎岖道路上毫不气馁，开始了新的探索。 他们痛定思痛，从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入手，认为共和制度所以不能真正得到巩固，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陈独秀写道：“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要救亡图存，要变革，要在思想上来一个解放，这已成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谁也阻挡不住的时代潮流。五四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它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民主和科学是专制和迷信的对立物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陈独秀，在他创办的风靡一时的《新青年》杂志上喊出的最响亮口号，是民主和科学。他写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他又写道：“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他有一段名言：“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民主”和“科学”（也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出，是切中时弊的。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迷信，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遗留的恶果。它在中国社会里有着盘根错节的巨大势力和影响。向这两个大敌全面宣战，需要极大的勇气。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所向无前的声势，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中真正以白话文从事小说创作的第一篇，在新学运动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就其对旧社会、旧文化鞭挞的精辟深刻来说，在当时也可说无与伦比。 《新青年》的影响不断扩大。各地拥护新文化运动的刊物风起云涌般相继出版。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口号的提出，使运动触及的社会面远比辛亥革命更为广泛。 这次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大讨伐，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使许多原来处在麻木不仁状态的人猛然惊醒过来。短时间内，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新旧事物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它清扫了旧地基，为人们接受新思想作了重要准备。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民族觉醒的重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当然，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旧思想、旧文化，决不是一两次猛烈的讨伐和冲刷就能清除干净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也在逐步深化。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要求民主如果只停留在少数学者和知识青年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议论如何激烈，仍然只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在五四运动初期，由于中国社会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这样，但它是不够的，需要继续前进。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这同样不是单靠少数人坐而论道就能解决的，需要投身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反复经受检验才能做到。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就是循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的。 从个性解放到改造社会 五四运动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在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他们用来反对旧文化、旧礼教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他们把个人的权利看得高于一切，认为：“社会集多数小己而成者也。小己为社会之一员，社会为小己所群集。故不谋一己之利益，即无由致社会之发达。”陈独秀写道：“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他们的着眼点还只在个人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他们所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而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但用这种思想来反对专制和迷信，仍有着巨大的进步作用。 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武器，并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时候，挪威作家易卜生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胡适在1918年写了《易卜生主义》，说：“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易卜生有一个著名的剧本《娜拉》，女主人公娜拉不愿意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有人称赞这个剧本表现了“女性的自觉”。鲁迅却作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他在后面又说：“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这些话是辛辣的，但显然是更清醒而现实的认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强大的，中国社会的现状是那样黑暗和腐败，决不是任何个人奋斗所能改变；离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不会有什么个性解放可言。如果只是从文化领域着手，停留在这里，不进行社会的变革，同样会流于空谈，不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人们不能不继续向前探索。 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响彻全国。各种报刊纷纷参加社会改造和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被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成为先进青年集中关注的焦点，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这表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正从表层向更深层挖掘，是当时先进青年中产生新的觉悟的表现。 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中国的现实社会必须改造，这在先进的爱国青年中已逐渐成为共识。但是，这个社会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子，多数人最初却并不清楚。 长时期来，许多爱国者一直钦慕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们作为中国仿效的榜样。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从当时来说，确实也没有其他可以效法的榜样。但随着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发展，它的内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地暴露出来，贫富悬殊的状况令人触目惊心。二十世纪初，对欧美社会认真作过考察的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只有国家繁荣富强这一个目标是不够的。他写道：“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社会主义思想，本来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内在矛盾日益暴露而又无法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产生的。孙中山把自己提出的民生主义也称为社会主义。尽管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许多天真和模糊的地方，但他在许多人正醉心于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便敏锐地看到西方社会不是完美无缺的，存在着它的阴暗面，力求加以避免，并且热烈地同情社会主义，同情劳动大众的命运，这在当时是十分不容易的。 隔不了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劫后的欧洲留下的是满目疮痍，是更加令人震惊的灾难和混乱。这种状况，不能不使更多的中国人感到震惊。西方的社会制度在他们心目中顿时失却原来那种耀眼的光彩。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在许多人面前树立起新的榜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开始出现分化。先进分子们自然地得出结论：难道我们还要步着西方世界的后尘，沿着这条老路再走一遍吗？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立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的何孟雄写下这样一段话：“欧洲资本主义的发达，工人及中产阶级的沦到不幸的地步，我们中国在产业萌芽的时会，当然要对于欧洲资本主义造出来的罪恶务宜具一种戒心，有旁的较好的法子当然采取好的法子。未见得资本主义是必经的阶段，即是资本主义发展了，将来的革命是免不掉的。难道劳动阶级铸定必需受资本主义的痛苦吗？” 中国国内社会状况出现的新变动，也深化了这场中国要不要社会主义的辩论。那时候，张东荪主张：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发展实业，不必再去谈什么社会主义。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他说：“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等立刻对他提出批评。他们说：中国要发展实业，要增加富力，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论；问题在于，增加的富力是使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幸福，还是只归少数人垄断。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他们举出中国现实生活中已出现的实例说：“譬如开滦煤矿、京奉铁道，总算是北方物质上的大工事，不但北方多数人未曾因开滦煤矿、京奉铁道减少生活的苦痛，而且矿坑烧死工人几百名，铁桥压死工人几百名，假使没有开滦煤矿、京奉铁道，这几百工人或者还不至一齐惨死；可见只知开发物质文明，却不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即令各省都开矿筑路，也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 当然，这些先进分子那时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还是相当肤浅的，他们还不可能指出民族资本的发展在现阶段有它的积极意义，也不可能了解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还是以后的事，更不可能懂得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多么艰巨而复杂的事业。但他们在当时就尖锐地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果听任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发展实业，结果将会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中国社会的改造应该以社会主义为方向，要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同时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这些认识是十分重要的。 这是中华民族经过长期探索后产生的新的认识，形成的新的理想和信念。 五四时期那样多先进分子奔集到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来，是不难理解的。他们是立志救国的忠诚的爱国者，怀着强烈的正义感和历史使命感。最初，传入中国的新思潮中，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曾在社会上产生过不小的影响。那些先进分子从对各种思潮的反复比较推求中，得出结论：只有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才能救中国，别的办法都不能救中国。随着对中国的具体国情逐渐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们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后又看清了应该先把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作为现阶段的基本任务，但他们的长远目标始终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一个没有理想和信念的民族，是可悲的、没有前途的。许多先进分子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一旦这种理想和信念在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中坚定地树立起来，它就成为一种新的动力，使中国历史开始以新的姿态大踏步向前迈进。 青年知识分子的道路 走在五四运动前列、起着先锋作用的，是一大群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 青年学生在当时是刚刚形成不久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长期为民族的屈辱、社会的黑暗和连年不息的内战而感到痛苦。他们有着较多的近代文化知识，视野比较开阔，容易接受新思想，许多人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激情。学校中的集体生活，也使他们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 直接导致5月4日爱国运动爆发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把战败国德国原在中国山东攫取的种种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学生中久已郁积的愤怒一下子爆发出来了。5月4日，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当时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写道：“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学生们向社会各界展开宣传，取得公众的支持。运动像野火一样，迅速从北京蔓延到全国，从学生的抗议活动发展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原来潜藏在中国社会内部的巨大力量，仿佛从地平线下突然喷涌出来，这是过去没有看见过的。整个中国沸腾起来了。 一场把千百万群众卷进来的运动，就像平地一声春雷，使许多原在睡梦中的人惊醒过来，唤起了人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唤起了人们对新的社会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学生们去街头演说，到工人区进行调查，举办平民学校，冲破以往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接触社会，发现在自己周围还存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开始看到自身存在的弱点，明白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需要改造自己，于是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大我”之中，奉献给“大我”。 运动的高潮稍稍过去后，许多人又逐渐认识到：单凭一时的热情和冲动，并不能解决如何救中国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性和思考，需要正确学理的指导。人们头脑中积累了大量的问号，要求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各种新的刊物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五四后的一年间达到四百种之多。研究新思想的团体也纷纷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中文全译本，1920年以前连一部也没有。这时，国内出现了两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初，由李大钊主持，北京大学一些学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是利用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书籍，分别阅读。不懂外文的同志，则请通晓外文者帮助他们。再过一个时期，又筹集了一些资金，买了一批书籍。学习的人渐渐多了，于是就在1921年11月1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宣布，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列名这个研究会发起人的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等都是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在上海，1920年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除陈独秀等外，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是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这两个中心，同湖北、湖南、山东、广东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起联系。1921年7月，也就是五四后两年多一点时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李达回忆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都有。但是思想准备非常之快，只是二、三年的功夫，这是中国的特点。因为中国人民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教训，完全懂得别的路不行”。他们作出自己的抉择，是以多年实践检验过的事实为依据的，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确定下来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 九十年的时光，很快就流逝过去了。回顾八十年前我们的先人经历过的这段扣人心弦的历史行程，不能不令人兴起无穷的感慨。在那一代青年人周围，是令人感到窒息、令人满怀悲愤的黑暗环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对有志气的爱国青年来说，剩下的只能是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的英勇拼搏。他们面前的现实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他们心中期待着的是在未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今天，中国的状况同当年相比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已成为现实的奋斗目标，人们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集中全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奋斗。重温往昔的历史，无疑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无论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还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大家都无一例外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重要时段来考察。而要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谁也不能忽略《新青年》这个杂志。这个杂志的出现及其所凝聚的力量、所产生的影响，都太大太重要了。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光芒四射的一页，对此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新青年》创刊的背景《新青年》的创刊，最大动因是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势力倒行逆施，导致政局混乱、民怨沸腾，让人们普遍感到失望。先进知识分子于混乱与苦闷中力图为国家、民族寻找到一个新的出路。辛亥革命的主动力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其领导的武装起义严重打击了清朝统治力量。但清室退位后，全国政权却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势力手中。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先是取消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资格，紧接着就解散国会，把立宪派也踢到一边。表面上，袁世凯似乎使天下“定于一”了，实际上他的有效统治只限于北方数省。革命党与立宪派分别在南方数省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但真正拥有权力的，除了袁世凯的势力，是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政客。承清末数十年腐败政治，加以数年革命与动乱，人民早已穷蹙不堪。当时的中国外债累累、外患频频，内战不断、灾荒连年。于是，变乱迭出，土匪遍地，民不聊生。身历清末民初革命、改革与动乱的梁启超有一段话，最能表明当时人们的失望心理。他说：“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一空而无复余。惩守旧而谈变法也，而变法之效则既若彼；惩专制而倡立宪也，而立宪之效则既若彼。曰君主为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过若彼；曰乱党为之梗也，乱党平矣，而其效不过若彼。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倡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他形容当时社会之险象“譬犹悬千石之钟于坏宇，而恃一发以系之，旁无化身，而后无替人，天下险象孰过于是”。可以说，当时一些人心理上都以为中国必亡。另一位身历当时种种艰难困苦的陈独秀也说：“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在这种状况下，先进知识分子们秉承中国历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苦苦寻觅国家和民族的出路。《新青年》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创办起来的。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陈独秀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特别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人。他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党人，但却不曾参加过同盟会。“二次革命”后，他就想到要办杂志，从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入手，为国家和民族寻找走出愚昧、穷困、动乱并朝向长期发展的道路。他到上海，对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说想要办一个杂志，“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他创办《青年杂志》的最初动机。为什么以“青年”为刊物的名号呢？这是因为，当时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都认为，中国社会积腐太深，中年以上的人大抵都为旧污所染、旧习所困，唯有青年是国家和民族一线生机所系。李大钊说：“国中分子，昏梦罔觉者去其泰半，其余丧心溃气者又泰半。”希望只能寄托于青年。陈独秀认为，当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所以他说：“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就连梁启超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对青年学生们说，“以诸君一己之命运，即吾中国之命运也。我辈年已老大，对于国家已负莫大之罪孽。国家之所由致此者，皆吾辈中年人之责也。而吾国将来唯一之希望，即未来之学生，即今日在座诸君是也。”他断定“吾国处飘摇欲倒之境，所恃者厥为青年。”陈独秀等人都认为，创造一个新国家，求得真共和，只有把希望寄托于青年。所以，他们的杂志主要是面对青年说话。其创刊号所登的《社告》第一条即明言：“国势凌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而这一期上的重头文章，就有陈独秀的《敬告青年》、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汪叔潜所写的《新旧问题》，实际上也是向青年说话，文章最后一语即请“吾社会未来之主人翁”对新旧问题要“急择所趣舍”。陈独秀翻译的《妇人观》，无疑也是对青年女子说话。此外，还有自署“一青年”翻译的美国人的《青年论》。我们从《青年杂志》和后来改名《新青年》的“通讯”专栏内容中也可以看出，对这个刊物感兴趣的、作出回应的恰恰主要是青年人。他们有问求学门径的，有希望介绍新书的，还有讨论卫生问题、女子问题、文学问题、统一国语问题、政党问题、国体问题、对孔子的态度问题等等的。《青年杂志》出版后很受青年人的欢迎，第一卷第二号已登出在全国各地有代派处76处。据当时的亚东图书馆编辑汪原放回忆，《青年杂志》初办时每期只印千余册，后来增加到一万五六千册。这一万五六千册的数字，应该是到五四前后的时候了。但从第二卷改称《新青年》后，发行量应有较大增长。《青年杂志》改称《新青年》，原属偶然。负责印行《青年杂志》的群益书社受到了教会方面的压力。教会方面借口教会办有《上海青年》，反对他们用“青年”的名号。群益经理人遂提议改名《新青年》。没想到，这恰好正中陈独秀及其朋友们的下怀。《新青年》带动了受新思想、新观念影响的一代新青年出现。个性主义和世界化《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是用什么样的新思想、新观念熏陶出来、鼓动起来一代新青年的呢？多年来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一致认为，《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所倡导的新思想、新观念最主要的是科学与民主。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科学与民主作为一种观念在清末已经比较普遍流传，只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这两个概念变得充实和深刻得多了。如果仔细考察《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所着力倡导并加以深刻论述和身体力行的，我觉得还可以有更具涵盖力、也更容易与清末以来先进知识分子们所大力宣扬的东西有所区别的说法。这个说法，可以用个性主义和世界化来概括。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所发《敬告青年》一文，实际上相当于发刊词。他提出六条倡议：“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里的第二、第三条即“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和“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基本上是进化主义观念，在清末已经相当流行。第五条“实利的而非虚文的”与嘉道时期以来的经世致用思想显然有相承的关系。第六条“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上面已说过。第一条“自主的而非奴隶的”，陈独秀所表达的是个人主义的精义。因个人主义在汉语文献中经常被扭曲，故《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作者们更多地使用个性主义的提法。这种个性主义观念，清末虽有梁启超宣传过，但不曾普及。《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作者们把个性主义看成是青年们能否觉醒、民主制度能否在中国得到落实的最大关键。第四条“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应当说是比较新鲜的提法，而且它可以涵盖更多东西，其基本要义是开放的观念。个性主义追求的是人的解放，主要是个人的解放和个人创造精神、创造力的解放。世界化追求的则是与世界文化的充分互动。人家有好的东西，我尽量地学习借鉴；我们自己有好的东西，则要尽量地介绍给别人，完全打破“夷夏之防”，消除“中西文化”的困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解放自己每一个成员的创造力，又能够轻松地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文化，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其进步与发展呢？可以说，这就是当年陈独秀他们及其所呼唤的新青年们热烈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们要传递给全体中国人的主要的新思想、新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