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百年来学术史论文

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有关历史的学术论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论叙述的历史

【摘 要】本文旨在，通过对历史学定义与目的的思考，探讨史学发展的沿革，并藉此探索史学辉煌与沉寂的内在原因。同时通过思索目前国学热与全民读史热潮的内在动因，探索如何兼顾史学的科学性与扩大学科的群众基础等问题。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创新是其发展不竭的动力。叙述历史无疑是增加史学群众基础的不二选择，史学平民化是一个趋势。如何兼顾叙述的历史和考证的历史，处理历史的科学性与艺术性，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历史;历史学;叙述史学;史学理论;后现代

一、历史学的定义与叙述史的关系

1、历史学与叙述史学的关系。关于历史的定义不同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理解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感悟，这些感悟或与时代相关或与治史准则相联系。而几乎所有关于历史的定义无不关注到了历史的叙事这一价值。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i而杜维运先生也有过类似的叙述“一般来讲，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简言之为往事)，或者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往事的记录)。” ii关于这一问题西方也有类似的认定，影响西方史学界数百年的兰克学派创始人兰克，在《拉丁民族日耳曼民族史》一书中提到，“人们一向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批判过去，为将来利益正时代，我不主张这样，我真正希望记录过去的事情”。中西史学家何以对此有着类似的认识，我认为基于历史以下几个特点。从历史的本身来看历史是有事实的构成，事实的确认，事实的表达，三方面组成。而事实的构成是其基础。而历史的本身，其实就是过去的事。是过去事物活动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由于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实即使存在，对现在、对今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历史实在或“客体”，而是对“客体”的解释和叙述，认为历史的意义取决于对历史的解释，而历史解释不能不依托于历史叙事。是故叙述清楚史实是历史学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后现代主义从历史的艺术层面强调叙述的重视，这点与我国传统的文史不分家不谋而合。叙述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我们理应重视。

二、从史学的文学性谈叙述的史和民间述史

1、从史学的文学性谈叙述的历史。文学从定义上是一种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从定义上相比，貌似同史学不甚相及。但两者似确有相互渗透的地方。有句话叫做文史不分家，我们中国传统的历史著述总是和文学难分彼此，例如被鲁迅誉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至今都以期文字优美，叙事丰满，受到文史学界的重视，后世之史书纷纷仿其体例，让一个个冰冷的人物，跃然于纸上，仿佛重现了历史的场景一般，这样类似文学的描述赋予了历史灵与肉。这一点使其成为吸引大众，最受群众欢迎的学科之一。同时，文学作品也具备其史料价值，章学诚说过“五经皆史”陈寅恪先生发明了“以诗证史”的方法，而如今历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更是大大扩展。文学作品成为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西方19世纪上半叶风行一时的浪漫主义史学也强调了历史同文学的密切关系。法国浪漫主义史学家巴兰特说：“我一直设法使历史小说从历史中汲取的兴味再回到历史中去，首先，历史必须是准确的，但我想它同时也可以是逼真而有生气的”iii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许多思想滥觞于浪漫主义史学之中。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史学著作对历史的再现是艺术的再现，通过叙述，使史实变为故事，史学是叙事艺术中的一种形式，史学应当为史学与艺术之统一。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的有些观点有失偏颇，但我们也应真实的予以思考，从而推动史学的进步。比较激进的说法来自新历史主义史学家海登怀特，他认为将叙事作为历史学思考的重心，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叙述之外把握历史，而叙述中对结构形式的选择有不同的情节效果。

2、从史学的文学性谈民间述史。近几年来，我国大地上掀起了一阵学习国学，复兴传统文化的浪潮。而历史学作为国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国民的青睐。史学普及读物高居图书销售的前列，畅销书专栏长期被通俗说史类读物所占据。沉寂多年的历史仿佛一夜之间苏醒过来，并迸发出了惊人的生机和活力。这无疑是值得欣喜的一件事。体现了国民素质的增高下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国学如今何以如此之热，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我国经济的发展。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渴望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其次是学界的繁荣和对文化的努力推广。以及多媒体信息化时代下文化传播的新途径等等。

三、历史通俗写作的前世今生

老辈历史学家其实早已开始了历史通俗写作和叙述历史的尝试。最早的通俗讲史的大家可能算是旅美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了，1944年9月黎东方先生在陪都重庆开创收费讲历史的形式，受到了听众的一致好评。黎先生讲史生动形象，却又不虚构任何以人物与事件。林语堂先生得知此事后说要将“幽默大师”的名衔转送给黎东方。在先生写完《细说清朝》一书后，胡适先生鼓励他把历朝历代都讲一遍，先生笔耕不掇，陆续写出了《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和《细说民国》。1998年先生逝世后，出版社约请几位著名历史教授补齐了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和宋朝。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也重视历史的通俗解读。先生撰写的《苏秦张仪》、《关岳合传》、《中国地理大势》、《三国史话》。雅俗共赏，通俗易懂。深受读者好评。四部书现在以《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如今，由于多媒体的传播。更是有很多专家学者参与到普及历史，叙述历史中来。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拳头节目百家讲坛，搭建起专家学者同群众的一个桥梁，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将许多晦涩知识传播于民众之中，深受观众好评。出版的著作更是数不胜数。这些都是值得欣喜的尝试。

结 语

史学平民化和全民读史是大势所趋，对历史学的发展也是一个利好。从传统叙述史学和史学的文学性看也符合传统述史的传统，老派学者亦有诸多成功的尝试。人民的选择才是应有的改变。如果能抓住这一趋势，相信一定能够迎来史学的又一个春天。我们希望那一天的尽快到来。让历史学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注释：

i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12.

ii杜维运.史学方法论》，21页，台湾，1981。转引自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页。

iii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M].商务印书馆，1992：129.

【参考文献】

[1]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出版社，1999.

[2]杜维运.史学方法论[Z].台湾，1981：21.转引自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页.

[3]庞卓恒，李学智，吴英.史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英)卡尔.历史是什么?[M].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8.

[5]马卫东.历史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古罗马)塔西陀.罗马帝国编年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7](法)布罗代尔.论历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张广智.西方史学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9]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M].商务印书馆，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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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两册）

作者：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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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份：1997-12-01

页数：885

内容简介：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钱穆先生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力作，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书中共叙五十一个学术人物的思想，指出汉学家对不天下治乱之用心所在。该书引证广博，考证精深，与梁启超的同名著作各领风骚，并行于世，奠定了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作者简介：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一八九五年生，一九九○年八月逝世。历任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华西、江南各大学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著有《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周公》、《墨子》、《中国文化史导论》、《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政学私言》、《论语新解》、《庄子纂笺》、《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学论丛》、《双溪独语》、《晚学盲言》、《师友杂忆》等约六十种书。

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学史的代表作。这部书于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之前出版，乃据北大授课讲义而成。钱氏自谓，任公（梁启超）曾在清华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并印有讲义，钱氏赴北大开同一课程，并于北平东安市场购得梁之讲义，「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另撰一书，[1]于是梁钱各有一书名相同的著作。 钱穆及其先进梁启超均属名家，所著在学术史上亦有其应有之贡献与地位，然学术不断进步，两氏有关清代学术史的撰述，无论在写作方法与实质内容都暴露了严重的缺点与不足，此乃无可否认的事实。我们之所以以今日之学术眼光评论前人，既非否定前人的业绩，也非对前人要求太过，实在检讨已有的成果，知其缺点与不足之所在，冀有所突破与进展。若仍以旧日的标准，一味赞赏前人之书，认为仍具颇高的学术价值，岂非自认近一世纪来，有关清学史的研究竟然停滞不前，毫无进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高瞻远瞩，大步迈进。 本文述评钱穆论清学史，固然要指出与任公相异之处，然也要明示相同意见。无论异同，钱书都有依傍梁书的痕迹。钱书晚出十年，在篇幅上固然胜出，然思辨论证未必超胜许多，甚至在概念上有些倒退现象，故读钱书的同时，不时参阅梁书，或亦有助于理解钱氏清学史的看法。 钱氏讲授以及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除了自称与任公「立异」之外，亦有阐释清代学术史内容与流变之意。其判断和解释必有其思想根源，值得玩味。其写作方法与所用史料为何？与近代思想史之写作，究有何种距离？其主要论点为何？是否有效？影响何在？以及钱穆作为近代思想史家的地位，均属本文写作时思考的范畴。 二、清学史渊源 清朝享国约三百年，钱穆与梁启超所谓三百年学术史，就是清学史，实甚显然。梁以清学始于对晚明弊政与王学流弊之「反动」，明末西学之输入，藏书、刻书、读书风气之渐盛，以及佛教反禅精神之发展，遂下开重视实践的清学，[2]所言虽仍不免简略，却眉举目张，并照顾到思潮与时代的关系，多少反映了清季西学以及新概念对他的影响。钱穆虽晚于任公一世代，思想则似乎早任公一代，故绝不提十六世纪以来西学之冲击与反动，亦不提思想之物质基础，径谓清代学术导源于宋，而宋学又导源于唐之韩愈，其意清学既揭汉敌宋，若不知宋学，便「无以平汉宋之是非」。[3]欲知宋学，必须追踪到唐宋。若然，则近三百年学术史应作近九百年学术史矣。其实，明末清初对宋学之反动，并非完全反对宋学；所反者乃宋学之流弊，而流弊见之于三百年前，实在没有必要追溯到九百年之前。 钱穆论清学渊源时，也特别强调晚明东林学派的重要性，若谓东林不仅「矫挽王学的末流」，而且「抨弹政治之现状」。[4]不过，问题是东林是否可称清学的先驱？钱氏虽亟言，清初大儒或导源于东林，或为东林之嗣响，然亦自认清代之实学固非东林之所谓实学，康雍以往，更「渺不相涉」。[5]然则，钱氏径谓「清初学风尽出东林」，[6]无乃太过？事实上，钱氏首章所讨论的黄梨洲、王船山、顾炎武三巨子，才是清学的先驱人物。诸人背景虽异，皆欲纠空谈心性之弊，以实学济之，并有以用世，也就是梁启超已经做出的定论。钱氏在论述这些先驱时，也颇袭用梁氏原语，或转引梁氏引文，小传照抄梁书之处尤多，最明显的莫若船山传略有曰：「其遗书，得七十七种，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佚者犹多」，[7]仅易任公所记「佚者不少」为「佚者犹多」。然而梁氏误记卷数，钱穆照抄而未查书，故而沿误。按船山遗书初刊于1842年，上海太平洋书局1930年重刊，计七十种，二百八十八卷。吾国传统文士，转录前人之书，习以为常，未必能以现代西方规范论之，然钱氏仅言与梁氏之异，而不及其同，不得不表出之也。 黄王顾三人在现代被视为清初学术思想之巨子，学者景从无碍，多少归功于梁钱两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肯定，而两人对三氏的评价也大同小异，主要观点可说相当一致。梁首揭梨洲虽出自阳明，实已提出致良知的新解，谓致即行，以救王学空疏之弊，并将之比作「近世实验哲学的学风」，也许未必有当，然其断定「梨洲不是王学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学的承继人，他是王学的修正者」，[8]则颇言简意赅而不可移。钱穆所谓，梨洲「重实践，重功夫，重行，既不蹈悬空探索本体，堕入渺茫之弊，而一面又不致陷入猖狂一路」，[9]并未超出梁任公所提致良知的新解。 钱穆论梨洲政治思想一节，多取《明夷待访录》，所论与任公也少异，引文亦略同，认为黄氏已具民主之创辟思想。所异者，主要是《待访录》之所以作，任公不同意章太炎所谓「将俟虏之下问」，也就是说，期待清廷的青睐，而正恰恰相反，实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钱穆则据全祖望之言，谓成书之时（ 1663），「潮息烟沉，已无可望，更无可待，故而《待访录》成于梨洲五十四岁，实为梨洲政治兴味最后之成绩」，此后则转入理学方面。[10]然而，事实上梨洲并未放弃他最后之政治兴味，似乎仍有所待。据1985年宁波天一阁新发现的《留书》抄本，知乃《待访录》之底本，成于前十年，有序曰：「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茍有因无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乎？」[11]足见梨洲仍有待于后人，以实行其主张。然其所待者，绝非狭隘的某一类人；其胸怀固非近人之比。 钱穆于任公赞赏梨洲《待访录》所言近似西方民主学说，虽无异词，却有一语暗批任公曰：「今读其书者，惊其立说之创辟，而忘其处境之艰虞，则亦未为善读古人书矣」。[12]任公并非不知梨洲处境之艰虞，若谓「凡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13]盖正有此挫折之处境，始有其创辟之见；不顾处境之艰虞而持此创辟之见，正梨洲之所以异于常人也。钱与梁对梨洲的看法，实大同而小异。 王夫之号船山，其书至十九世纪中叶始出，才引起重视。梁启超虽自称未通读王书，然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予王学极重要的位置，并首以西洋哲学概念描述王学，谓「为宋明哲学辟一新路」。[14]钱穆论船山，承袭梁书的痕迹显然，观点也基本略同。梁推崇船山以治哲学的方法治学，「比前人健实多了」。[15]钱亦以哲学之本体论述王学之能显真明体，并推而演之曰：船山「理趣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闳阔，幽微精警，盖无多让」。[16] 梁揭出王夫之「反对纯主观的玄谈」，[17]而钱亦言船山切中流俗，砭「后世言心者，蹈虚落空之病」以及「虚知浮解之无当本体」，盖其「发明性道之幽玄，本于人事生理之实也」，故而既不空谈心性，也不因重功利而忽心性。[18]此论也未脱任公所说，船山提倡实行而不废原理。[19]钱穆固标出船山喜言变动与宇宙演化之妙，谓王氏人文进化之说，「闳辟深博」。[20]唯船山之演化观，不仅演进化，也演退化，道出文化有兴亡起伏之迹，实为一「石破天惊」之论，[21]惜钱氏未及见之。钱穆甚赏王学，未尝不因认为王学「绳律之严，仍是宋明儒家矩矱」，尤与张载《正蒙》的学风为近，[22]展露钱氏一贯崇宋之主见，亦因而相较之下，颜元汩于习行，戴震耽于情恕，以钱之见，皆不如船山之正。然以钱氏之严夷夏之辨，于论吕晚村一节，多有发挥，竟未就船山贵华贱夷的强烈民族本位政治与历史观，大加论述，仅以「《黄书》于种性夷夏之防尤谨严」，[23]一语带过，未免失之交臂。 钱穆论顾炎武，虽然在传略与引文上颇采梁书，但论点颇异。钱穆一则曰，「亭林之治古音，乃承明陈第季立之遗绪」，以驳梁氏称亭林为汉学开山之说，[24]再则曰，经学即理学，「亦非亭林首创」，因钱牧斋已先言之，意在驳斥近人「既推亭林为汉学开山，以其力斥阳明良知之说，遂谓清初汉学之兴，全出明末王学反动，夫岂尽然」？[25]钱氏于此显然在挑战梁启超所谓「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26]然而细察之，钱穆对亭林的结论，实亦清初不作第二人想，不仅认同任公总括顾学「博学有文，行己有耻」之精到，而且认为并世学者「皆不足相肩并」，「要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又谓「以后清儒率好为纂辑比次，虽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广，结撰不能如亭林之精，用意更不能如亭林之深且大，然要为闻其风而起者，则不可诬也」。[27]然则，钱穆虽不云亭林为汉学开山，实已肯定其开山之功，与任公所言，大同之余，小异耳。 总之，清初学者莫不针对明末空疏之弊而发，故提倡实学。清学之渊源于此亦显而易见。钱穆虽言清学源自宋，然并不能无视清学乃宋学流弊之反响。太炎所谓，宋学至清已「竭而无华」，亦属事实。钱穆对于清初三巨子的评价，实与梁启超所见略同。 三、清中叶之考据学 钱穆以传统学案体写学术史，但见学人先后出场，却难见学术与学派之演变。乾嘉考据代表清学的全盛时期，但钱书实未能尽道其来龙去脉，而于顾炎武作为清代汉学开山之说，亦颇持异议。虽仍以乾嘉考据，上承亭林，然承袭之迹不明。白寿彝曾批评钱穆将顾视为复古主义者、道学先生、抄书匠，歪曲了亭林考据学的优良传统，[28]虽言之尖刻，不谓无见，钱穆尤其不应误解亭林所谓著书不如抄书之真意。顾氏之意，仅仅是说，盗窃或改窜他人的著作，还不如忠实的抄书，而此一误解，确也可能曲解亭林以考据为目的而非手段。所谓上承亭林，是否即延续复古与抄书的传统？显然不是。 梁启超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长篇结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实系对乾嘉考据学的详细总结。[29]由此总结可知，所谓乾嘉考据学，确不免饾饤烦琐；为考据而考据之讥，亦非无据。今人探究考据极盛之故，常谓专制政权禁锢思想所致，然也不能忽略，乾嘉正当清之盛世，始有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考证工作。其结果对古籍的复原与整理，对文化的承继，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余英时提出的「内在理路」说，谓乃自明末清初以来，重视「道问学」的自然结果，[30]能以内缘说补外缘说之不足。惟道问学与尊德性乃一体之两面，殊不可一分为二。 钱穆论乾嘉巨子，以专章述戴震（东原）与章学诚（实斋），于两氏学术思想之交涉，语焉未详，后由其门人续成之。[31]戴震与章学诚虽为乾嘉之要角，未得谓包揽乾嘉时代学术思想错综复杂之全貌。钱书论及乾嘉时代，也未暇多言时代与学风的关系，亦看不见亭林考据学发展至乾嘉的过程，以及两者间之异同。 休宁戴震（东原），可说是乾嘉时代最享盛名的学者，不仅在考据上别开生面，从字义、名物、度数以通经意，所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而且在义理上更颇有发明，尤令后世学者敬佩。胡适之就把戴东原的哲学等同英国讲求实用的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视为清初以来反玄学运动的成果。[32]梁启超也说，东原所言，「绝似实证哲学派之口吻，而戴震之精神见焉，清学派之精神见焉」。[33]梁胡两人皆将汉宋之争，视为实学与玄学之争，而尊汉鄙宋之意溢于言表。然此恰非钱穆所能接受，并见诸其论述之中，如谓东原学自江永，徽歙又是朱子故里，风尚笃实，原亦尊朱；所谓戴学原出朱学，章实斋已先言之，惟钱穆认为东原论学之变，由于受到惠栋的影响，始尊汉诋宋，亦因而使钱诋戴，若谓「东原在四库馆，盗窃赵东潜校《水经注》，伪谓自永乐大典辑出，以邀荣宠，其心术可知」，[34]则又效实斋之叱戴矣。胡适之穷毕生之力治《水经注》，不亦为戴氏辩诬乎？ 学者间相互激荡，事属平常，然东原是否闻苏州惠氏之风而变，并无确据，一如胡适疑心《孟子字义疏证》和《原善》受到颜李学派的影响，没有确据。[35]但东原的学术思想，却可分前后两期，而后期才代表他成熟的学术与思想。即使他最后受到惠栋的影响而变，他的学术之精深，已远远超过惠栋。戴学既不能归功于惠栋，亦不能将戴之抑宋攻朱，怪罪于惠栋，更不能说，戴助惠夺宋儒讲义理的传统，何况学术思想之变，不可能突然发生，而是其来有自。余英时研究戴震早期作品《经考》与《经考附录》，发现「东原后期思想的发展大致都可在此早其作品中得其根源」。[36]然则，戴氏思想有变有常，仍具思想发展的一贯性。东原晚年从辨性欲到辨理气到辨理欲，亦有其一定的发展过程，似非任何外人所能主导。 钱穆虽认可东原考证之精卓，然并不认同其义理。太炎尝言，戴之名著「《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出，学者自是薄程朱」，[37]而钱穆尊崇朱子，始终如一，晚年撰百万言《朱子新学案》，开宗明义即谓：「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可与伦比。」[38]钱穆既仰视朱熹如此，自不能容忍批宋攻朱之论，故斥东原所论「激越」、「深刻」、「诋毁逾分」，于东原颇致憾焉，亦因而下视东原曰：「余观船山议论，颇多与东原相同，然船山极尊宋儒..其识超于东原矣」，[39]因亦颇为借重章实斋批戴之言，若谓「东原以朱学传统反攻朱子，故实斋讥之，谓其饮水忘源也」，更说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以夺戴学之长，并断言东原慧有余而识不足。[40]钱穆恨与朱夫子为难之人，颇似方东树。 钱氏矛头既指向东原，于章实斋自多表同情；然章氏在乾嘉时代实遭冷遇，其书亦未出，钱穆专章论实斋，以与东原相抗衡，已张大其事，所谓「东原实斋乃乾嘉最高两大师」，[41]亦如任公谓章学诚为乾嘉全盛期与蜕分期间一重要人物，[42]不免夸张。实斋之成为重要人物，乃后世之发现与认可；实斋之学，也多后人主观的诠释。[43]实斋针砭汉学家之言，既非乾嘉汉学家所知，则又何从影响其时代？ 一时代学术之重要，端视其影响的深浅，以及反响的轻重。就此而言，戴震无疑是清中叶最重要的宗师。梁启超以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最能光大戴门之业的后学，[44]显然着眼于正统汉学之朴学，其一脉相承，增事踵华之迹，厘然可寻。钱穆则以焦里堂（循）、阮芸台（元）、凌次仲（廷堪），继戴之后。三人固极重东原，亦皆受东原的影响，然未尽受戴氏藩篱。即依钱穆之见，焦循虽学宗东原，不免「溺于时代考据潮流」，但因其「富具思想文艺之才」，故思辨深湛，「可与东原实斋鼎足」，甚至「较东原为圆密」，亦因而能不随汉学家考据之风起伏，进而能综戴章两家之长，自树一帜。[45]所可议者，里堂既未得读实斋之书，又何从综其长乎？不过，焦循的思想，确有可述，尤其时变旁通之义与异端执一之说，非同凡响。钱穆虽言里堂旁通异端之说颇详，[46]惜未能就两者之意义多所发挥，如时变旁通，是否已发清季变通思想之先声？异端执一，是否已具多元思想的色彩？皆大可推论，实无须局限于汉宋调和一端也。 阮元之学，固亦植根于东原，主古训明而后义理明。钱穆因见阮之长于归纳，有别于焦之长于演绎，故谓阮重实事求是，近乎朱子；焦主自思求通，近乎陆王。由焦阮性情之异，以明学途之异辙，再因阮氏出处较显，助成汉宋兼采之风。[47]钱氏此见，可称明通。至于凌廷堪，钱穆认为亦承东原之风，虽以礼易戴之理，然论经实与戴同尊荀卿，曰「东原言性善，专就食色之性言之，与次仲言礼，专就声色味之好恶言之，同一失也」，[48]而凌分树礼与理的旗帜，更严汉宋门户，则扬戴之风而益甚矣！唯凌亦颇道汉学流弊，不以「好骂宋儒而高自标置」为然，也不以「许慎掩周孔」为然。[49]类此皆颇合钱穆之意，钱梁标举东原后学之异，可以略见汉宋门户，以及两人道术之异趣。 钱穆述论焦循、阮元、凌廷堪之余，附录方东树（植之），涉及清中叶学术史上一大公案，事关桐城派挟怨攻伐汉学。梁启超说，「方东树著《汉学商兑》，遍诋阎、胡、惠、戴所学，不余遗力」。惟梁氏虽说「其书为宋学辩护处，故多迂旧」，然仍谓「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50]钱穆则谓，方东树之书「颇足为汉学针砭」，尤乐见其「尊护朱子」，虽云方氏「肆口无忌」，其书之水平也不及实斋之《通义》与陈澧之《学思录》，但风格差近，皆不满当时极盛之汉学，并可绝其病痛者。[51]但是梁钱两氏，均未对此一公案作全面的探讨，亦未追究其学术史上的意义。钱氏仅在附录之中，稍稍涉及，隐约不彰。 按照章太炎的说法，戴震治学深遽，令诸儒震悚，愿为弟子，天下人遂敬重经儒而轻文士，导致文士与经儒间的交恶。桐城派文士效法曾巩与归有光，讲究依傍程朱的桐城义法，但是桐城诸子并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遭轻蔑。姚鼐想做戴震的学生，未被接纳，感到羞辱，乃不断抨击朴学残碎，后来方东树写《汉学商兑》，虽不完全是诬谰之言，然方氏本人，亦属文士，强以宋儒自居，而行不附言，所言汉学弊端，仅仅是微识，反增纠纷。[52]近人朱维铮于此一公案，有进一步的论述，略谓姚鼐死后，江藩撰《汉学师承记》以区别汉宋门户，又撰《宋学渊源记》，独不记桐城诸家，因而结冤。方东树即姚门弟子，反应最为强烈，凡与汉学有关之人，都在攻击之列，尤集矢于戴震与扬州学派，以维护朱子与发明道统自任，学术价值虽然不高，但颇得桐城、阳湖两派之声援。更有进者，方东树身后，正值咸同大乱，曾国藩辈以当世方苞自居，以明道救世自任，《汉学商兑》亦随世变而风行一时；然而变局之下，汉宋实两败而俱伤，双双凋零。[53]朱氏所论，颇能补梁钱两公之阙。盖思想史之研究，不仅须追究汉宋间理性对话，且须顾及学者间之隐情私衷，亦须注意时代因素及其影响。钱穆著作体例，引一段，评说一句，不脱旧史藩篱，殊难畅述思想与学术发展之复杂过程。 四、晚清学术史 晚清学术，肇自乾嘉朴学式微之后，讲求复古。乾嘉考据学风，崇尚朴实，主张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原是针对宋明理学末流的游谈无根，然而此一学风，亦导致清代经学之流于烦琐，僵化而枯燥，至道咸之际，衰象已著。梁任公曾以考证学研究范围之拘迂，汉学本身因迟滞而腐败，汉学家尊古与善疑之矛盾，以及咸同战乱之刺激，思以经世济时等因素，解释盛极一时乾嘉清学的衰微。[54]钱穆论清学之衰，一本其尊宋的立场，较着眼于东原以来，朴学家力訾宋儒之非是，故述衰世之继起者，多以调和汉宋为言，显然以为汉宋调和乃救学与兴学的良方。不过，倡言汉宋调和，即使能够落实，是否足以应付道咸以降的世变，殊为可疑，而此一关键问题，梁钱两公皆未作深论。 正当道咸学者提倡汉宋调和之际，汉学因经今文的复兴而趋分裂。今文之复起，自与乾嘉笺注之学流于义理枯竭有关；然今文之阐抉奥旨，往往牵缀比附，并不能等同宋明先儒之求义理，自非钱穆所能允可，故目为好诞之风，较其弊视惠栋尤有过之，若谓「其始则为公羊，又转而为今文，而常州之学乃足以掩胁晚清，百年来之风气而震荡摇撼之，学术治道同趋凘灭，无救厄运」。[55]钱穆此语，总结经今文学在晚清的影响，认为关系到学术治道的凘灭，甚至将清代之覆亡，归罪于经今文。此等大事，理应详述密证其过程，明其因果，岂能一笔带过？ 梁启超将经今文学派开拓之功，归诸龚自珍，[56]钱穆也认为常州今文学，虽然起于庄存舆，立于刘逢禄、宋凤翔，然变于龚自珍与魏源，而龚才是此一学派「精神的眉目」，原因是龚自珍始将今文学派之轻古经，推展到注重时政。[57]龚氏确是清儒在百年文字狱阴影之余，首开发舒政论风气之一人，在学术上固然为乾嘉经学的反响，在思想上由政论而发清末变法的先声，而其脍炙人口的诗篇，也风靡几代士人。凡此皆龚氏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值得深探细究。然钱穆或因其鄙视今文之故，对龚氏的评价偏低，一谓其承袭章实斋之说，再惜其屡试不售而消极，以致于「往往有彷徨歧途莫审适从之慨」，[58]又说「定盦之学，博杂多方，而皆有所承，亦非能开风气」，[59]虽可说明即使定盦也不能有所作为，卒不免自我否定其学术思想之重要性矣。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真正英雄人物终于登场，此人乃曾国藩（1811-1872）。此一政治人物，在思想史上固然有其重要性，如钱氏所说，国藩学业文章源自桐城姚氏，持论显然与乾嘉汉学家异，代表晚清反考据之学风，更何况曾氏以中兴元勋，提倡经世致用，以挽救士风为己任。曾氏礼论，谋汉宋会通，扶植礼教，而礼以时为大，遂达经世济时的目的，不谓无见。然而钱氏不仅以专章述曾，而且将其学术地位与清代巨子并列，赞褒有加，认为其见解「有其甚卓绝者」，如「以杜马补许郑之偏，以礼为之纲领，绾经世考核义理于一钮，尤为体大思精，足为学者开一瑰境」，又说「与嘉道汉学家继东原后，专以考订古礼冗碎为能事者，回不侔焉」，尤推誉其特重宋学，不仅知经世而且知经术，以致于「涤生之所成就，不仅勘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故亦少见其匹矣」，故而「涤生之殁，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术者则渺矣，此实同治中兴所为不可久持一大原因也」。[60]于此足见曾国藩在钱穆心目中形象之高大，实不作晚清第二人想，亦可略见钱穆与曾国藩在思想与意识上之相契。现代学人之中，固不仅仅陈寅恪之思想在湘乡南皮之间也。 曾国藩之外，另一获钱穆青眼的晚清学者，是粤人陈澧，号东塾。东塾完全是象牙塔内学者，几无俗世名声。钱氏以东塾身值大乱衰世，能切中时弊，深知发明训诂而不讲义理的汉学家之失，故欲挽风气，砭流俗，主汉宋兼采，有意提倡新学风。所谓新学风，以钱氏之见，只是不分汉宋以求微言大义，且不期而与章实斋挽风气之说相同，并响应方东树对汉学流弊的批评。然则，所谓新学风，实无新义，更何况钱穆又说，东塾之学仍不出古训，其意实欲汉学家勿专务训诂，勿忘义理。若然，则东塾乃汉学之振兴者，亦不得谓之新学风。另可注意者，钱穆于东塾的学术实未予多许，若谓： 于两汉学术精要所在，尚未能发挥呈露，又排比众说，不欲讲家法而但求通义，其意虽是，而于两汉四百年诸儒，流变派别，因亦无所发明。其取去抉择，在作者虽自有微意，而自今言之，则其书亦不得谓研治汉儒思想者一完备之参考书也。 又说「其言学问偏主读书，议论似不如颜习斋；言读书唯重经籍，识解似不如章实斋」。[61]既如此，则又何须专章论述陈澧？原来钱穆拳拳致其向往之意于东塾者，因东塾力斥士情既懒且躁，不肯读一部书，而好以胜古人，颇中钱氏当世之感慨：「今日安得东塾其人者，以上挽之于朱子郑君，相率趋于博学知服之风，而求以作人才转世运哉？」朱子郑君云云，立见钱氏本人学术思想之归宿，与夫论学好恶之所本。 康有为虽是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之「殿军」，也就是结束清学史的大学者，但是钱穆对康之评价甚低，与梁启超对乃师的赞赏回异。钱氏认为，康之公羊改制说，实自川人廖平剽窃而来，甚至说，「康门学说，尚是廖季平范围」，[62]岂不是说，若称康门，还不如径称廖门？至于礼运大同之说，康虽「自辟天地」，然而「亦自有其来历，并非绝无依傍剿袭也」，[63]而所论也不出谭嗣同的仁学。然则，依钱穆之见，康有为并无自得之学可言，钱氏清学史的完结篇遂有极为消极的结论： 长素之于考据如廖，于思想如谭，更所谓横扫无前者，然亦不能自持之于后。凡其自为矛盾冲突抵销以迄于灭尽，则三百年来学术，至是以告一结束，扫地赤立，而继此以往，有待于后起之自为，此所以康廖谭三家之书，适成其为晚清学术之末影。 出自 我在这节选了一些 喜欢能帮到你~求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