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梦英语专业毕业论文

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的演变从现存的默片《娇花溅血》（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执导，1919）算起，美国电影塑造华人形象已有八十五年的历史。本文选择六部不同时期的美国电影，历史地分析、解读华人形象如何成为美国大众文化中种族、性别与政治冲突的体现。在二十世纪初，华人曾一度被塑造为热爱和平、与人为善的形象，如《娇花溅血》，但由于美国十九世纪末驱赶华人劳工后，「黄祸」意识的延续，好莱坞更热衷于将华人想象为对白人构成威胁的「野蛮的」他者，如《阎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卡普拉 [Frank R. Capra]执导，1933）。到了中国抗战及欧美二战时期，美国宗教救世话语影响下的好莱坞及时推出了《大地》（The Good Earth）（富兰克林[Sidney Franklin]执导，1937）之类的影片，赞扬中国妇女的勤劳勇敢及对土地的「原始情感」。而冷战时期持续不衰的东方主义想象又投射出一批如《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奎因[Richard Quine]执导，1960）宣扬西方「白马王子」超俗爱情、东方女子感恩献身的神话故事。美国国内60年代起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也使华人一时凸显成「模范少数族群」，「自愿」同化于美国主流白人文化，在银幕上演出了歌舞升平的轻喜剧，如《花鼓歌舞》（Flower Drum Song）（罗杰斯[Richard Rodgers]执导，1961）。作为难得一见反思西方中心的神话影片，《蝴蝶君》（M. Butterfly）（克罗嫩贝格[David Cronenberg]执导，1993）布下性别迷阵，揭露了西方男人的情感和身份危机，精彩地颠覆了西方冷战话语及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可以作种种解读。按学者马凯蒂（Gina Marchetti）所论1： 好莱坞利用亚洲人、美籍华人及南太平洋人作为种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间更直接的种族冲突，或逃避白人对美国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复杂心情。 马凯蒂认为好莱坞电影的叙事运作方式是神话般的，利用多种故事模式迷惑观众，如：强奸模式、俘虏模式、诱惑模式、救世模式、牺牲模式、悲剧爱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这些好莱坞电影模式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揭示了这些模式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话语运作方式，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好莱坞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一 《娇花溅血》：种族危机与性别体现 《娇花溅血》讲述一位简称「黄人」（亦称「程环」）的中国人离乡背井到伦敦谋生，暗恋一位屡遭父亲蹂躏的英国少女的悲剧爱情故事。影片开头即明确表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黄人到中国佛寺进香，祈求远赴他乡后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庙，就遇上西洋水兵聚众闹事街头。东方的和平和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种族的性别定型。踏上异域后，黄人的行为与价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从而与爱尔兰拳击手巴罗所体现的西方男性化形成二元对立：前者为文弱、温雅的店铺伙记，后者为粗暴、强壮的酗酒工人；前者为浪漫的梦想家，沉溺鸦片，醉心审美，后者为施虐的父亲，折磨女儿露西而得快感。露西为黄人店中的东方精美物品而陶醉，黄人热心献出丝绸衣料，让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温暖。这一跨种族的恋情，威胁了西方父权中心的秩序，巴罗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死。赶来营救的黄人与巴罗对峙，一枪击毙巴罗，将露西的遗体抱回店中，放于牀上，烧香超度，然后用匕首刺心自杀而亡。 马凯蒂指出《娇花溅血》标题本身透露了影片中「幻想」的施虐及拜物的本质：吉什（Lillian Gish）扮演的露西像一朵娇花，生长于贫乏之地，虽如期开放，但不可避免地被蹂躏而雕谢夭折2。在影片中，导演格里菲斯为强调东方（女性式的）的温文细腻和西方（男性式的）的蛮横粗暴，将黄人的牀铺同时塑造成一个战场和祭坛。黄人先是在牀边细心照料露西饱受创伤的心灵，然后在牀前尽力保卫露西不被巴罗带回家，最终又在牀边殉情自杀，完成了现世中不被认同的一段跨种族、跨文化情缘。由于格里菲斯在影片结尾时刻意营造香火萦绕的诗意氛围和黄人凝视露西遗体和匕首时的跪拜姿态，马凯蒂等西方学者认为黄人的自杀场景潜意识地表现了一种「恋尸情节」及视觉上的「性快感」，因此更为影片增添欲望和幻想的空间3。影片对这种欲望和幻想的定位也体现在露西身上：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她代表了一种超越性行为的，因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纯洁女性。 正因为露西的纯洁，施虐的父亲成为《娇花溅血》被抨击的西方男性文化的掠夺形象。格里菲斯在影片中设置了两个象征性的「强奸」场面。第一，巴罗手持象征「阳具」的鞭子，鞭尾从他的腰间向前垂下，正面威胁着摔倒在地、面色惊慌的露西。第二，露西为躲避父亲，藏身在窄小的储藏间门后，而巴罗怒持利器，砸开门洞，破门而入，将露西揪出殴打。两个象征的「强奸」场景都表明了传统女性在西方专横的父权制度下的悲惨境况，也体现了影片的自虐—施虐的情节结构。 从性别的角度看，黄人所代表的是另一种当时可能令西方女性所倾心的男性美德，但却无疑是一种在西方被视为「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勒萨热（Julia Lesage）称黄人为「浪漫的英雄」，一个倾向自审、谦卑、文弱、被动而终究无能的善良人。格里菲斯正是利用这个美学化的形象来表达一种道德观：「亚洲的文明及其利他的精神与欧美的非道德和粗糙相比而光彩耀眼。」4为了提高《娇花溅血》的美学地位，格里菲斯的影片在纽约市首映时，设计了一出由芭蕾舞演出的序幕，因此将影片定位于贵族及中产阶级才能欣赏的高级艺术品，而非当年移民众多的纽约人花五分钱便可观看的一般默片5。 不可否认，格里菲斯美化种族间的谦让和互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缓减他早年影片《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对黑人歧视的描写所造成的不良效果。这里，《娇花溅血》对东方文明的赞美本来为的是缓解西方社会的种族冲突，希望电影观众提高修养，认同高雅文化。但从电影史的角度看，格里菲斯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好莱坞确定了男性华人在银幕上的一种典型的女性化形象，从此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阎将军的苦茶》： 性威胁与俘虏情节 当然，另一类众所周知的好莱坞男性华人形象与黄人的成另一极端——杀人不眨眼的军阀或土匪。在《阎将军的苦茶》里，专横跋扈的阎将军在中国目视无人，根本不把西方女传教士玫根的善意劝导放在眼里，当着玫根的面展示他下令集体枪杀战俘而毫不眨眼的绝对权威。不过，《阎将军的苦茶》转而刻意营造阎将军和玫根之间暧昧的情感游戏，因此有别于早一年发行的《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斯滕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执导，1932）。 在《上海快车》中，同样杀人不眨眼的革命党首领是一位混血华人，在骑劫京沪快车后，对乘客中红极一时的西方妓女「上海百合」（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扮演）垂涎三尺。为胁迫「上海百合」就范，他一方面威胁要用火钳弄瞎英国医生（「上海百合」以前的情人），另一方面强迫「上海百合」同车厢的中国妓女慧菲与他过夜。《上海快车》因此融合了好莱坞的强奸模式和俘虏模式，强调了华人对西方人的性威胁。按弗洛伊德的理论，瞎眼是男性去势的象征，而革命党首领用火钳烫伤一个德国鸦片商则意味着象征性的强暴占有之举。 《上海快车》的转折点是慧菲意外地复仇杀死了强奸她的革命党首领，从而解救了京沪快车上的「俘虏」，也完成了影片结尾处「上海百合」与英国医生的爱情梦。在复仇一场戏里，导演斯滕伯格以其特有的神秘场面营造，将华裔影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扮演的慧菲的巨大身影投射到墙壁上，通过扑朔迷离的光影交错，重现了黄柳霜自《巴格达盗贼》（The Thief of Baghdad）（沃尔什[Raoul Walsh]执导，1924）之后所体现的阴险毒辣、深奥莫测的东方「龙女」或「蜘蛛女」的形象。但是，华人的性威胁一旦解除，《上海快车》即以好莱坞固有的白人之间的男女爱情大团圆结局。 回到《阎将军的苦茶》，中国军阀与白人女传教士之间的爱情则难以在常规的好莱坞模式中发展。影片开头，玫根初抵中国与她的白人未婚夫相见，不期在兵荒马乱中落入阎将军的行宫。与《上海快车》中的革命党首领相反，阎将军虽倾心玫根却不强加己意。相反，他让玫根尽其福音传教的义务，自由活动于行宫中，在情感游戏之间证明了最终是谁感化了谁。由于玫根轻信阎将军之妾，使阎将军军事机密外露，军火列车被打劫一空，从此阎将军丧尽权势，众叛亲离。 有趣的是，随着阎将军权势的削弱，他在玫根眼里的「文明」程度则不断增加，从一个野蛮的刽子手渐渐变成风度翩翩的绅士。阎将军的变化在玫根的一场白日梦中充分体现出来。玫根先是梦见阎将军以毫无浪漫色彩的游侠形象出现，这游侠酷似当时在好莱坞盛行（1926-52年间共出品四十六部）的侦探片系列《陈查理探长》（Charlie Chan）中女性化的陈查理探长，随后阎将军又以一副狰狞的、色情的傅满洲的形象出现，追逐玫根不放，使她从梦中惊醒。阎将军在玫根的梦中扮演了好莱坞假设的华人男性的两个极端：其一，善良但女性化或无性威胁的男子，如陈查理或早期的黄人；其二，阴险野蛮的恶魔，如傅满洲或1936-40年间影片《飞侠哥顿》（Flash Gordon）系列中要征服世界的华人奸臣「无情的明」（Ming the Merciless）。 玫根的梦既表达了好莱坞对华人男子形象二元对立的思维，也揭示了这种对立实际上来源于西方人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向往异国的奇情，另一方面又恐惧他者的威胁。与自己普通乏味的未婚夫相比，在玫根眼中的阎将军既是性威胁又是性诱惑，等到片尾阎将军人去财空时，玫根宁愿留下来服侍阎将军。她穿上阎将军赠送的丝绸中装，跪在阎将军跟前，但一切都已太晚了，因为阎将军此时已服毒自杀，面带性征服异族女性胜利后的欣慰而逝，留下玫根一人在遗弃的行宫里哀叹人世苍凉，命运叵测。 《阎将军的苦茶》在一些细节上回应了《娇花溅血》，玫根身着丝绸中装与露西相仿，而阎将军的自杀更与黄人相似。从象征意义来看，这两部影片——加上《上海快车》中革命党首领的遇刺——都证实了好莱坞叙事模式对华人男子至少是要象征性「去势」的欲望，即从银幕上根本除去华人对西方女子的性威胁。不难想象，好莱坞从此很少再编织华人男性与西方女性的爱情故事，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白马王子征服东方美女的演绎不尽的缠绵情爱（如本文第四节将述）。 三 《大地》：农妇土地与原始情感 马凯蒂推测《阎将军的苦茶》将中国描述成「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奇异、危险、混乱的地方」，为的是转移当年饱受经济萧条之害的美国观众的注意力6。这一推测也许言过其实，但数年后《大地》对中国灾荒和贫穷的渲染，的确可能给美国观众一种高人一等的自豪感：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而中国人却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美国观众的自豪感还可以来自他们宗教救世的信仰：中国农民像美国建国初期的拓荒者一样，本着对土地坚定不移的信念，克服天灾人祸，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大地》改编自在中国生长的美国传教士后裔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同名英文畅销小说，其中的基督教关联自然不言而喻。 《大地》中的中国农妇勤劳勇敢的形象，被称为是美国电影史上的突破，一改早先刻板的华人形象（如鸦片病鬼、滑稽厨师、洗衣店员等配角，及前文所提阴险妖女和野蛮军阀等主角）。影片描述一位农妇欧兰历尽千辛万险，生儿育女，勤俭节约，默默地帮丈夫种田持家，在荒年也坚决不肯卖地，而宁愿沿途乞讨到南方，维护了立家的根本，最后又为丈夫纳妾安度晚年。影片结尾，欧兰悄然病死，丈夫望着窗外的桃树，缅怀妻子而感叹：「欧兰，你就是土地。」厄尔林（Richard Oehling）认为影片中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只有在「原始的」中国才可以理解。厄尔林进一步指出，「《大地》使中国农民的形象变得真实可爱，成功奠定了后来40年代战争片中中国农民形象的塑造。」7诚然，另一部改编自赛珍珠小说的影片《龙籽》（Dragon Seed）（康韦[Jack Conway]与比凯[Harold S. Bucquet]联合执导，1944）同样渲染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为了不让日兵收获粮食，他们自愿放火烧毁田园农庄，进山避难，让儿女加入游击队保卫土地。 《大地》代表的形象突破与时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另一方面，好莱坞接受《上海快车》和《阎将军的苦茶》等片在中国屡遭抗议而禁演的教训，在《大地》拍摄时邀请中国官员预审剧本，到中国购买道具，又在洛杉矶动用众多华人自愿者参与摄制8。虽然中国官方对完成的影片不尽如意，但雷纳（Luise Rainer）扮演欧兰的成功，使她荣获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大奖。值得说明的是，时至40年代，好莱坞明文规定男女主角不得由少数族群人扮演，使得白人演员为「扮黄脸」而化妆得奇形怪状，面目全非，丝毫谈不上甚么真实或美感。 四 《苏丝黄的世界》：白马王子与超俗爱情 到了放映《苏丝黄的世界》的60年代，「扮黄脸」现象已经结束，女主角已由华人扮演。这部东方主义色彩浓厚的爱情片描写美国白人画家罗伯特到香港寻求自我，爱上苏丝黄小姐，克服种族、阶级和文化的鸿沟，有情人终成眷属。苏丝第一次在轮渡遇见罗伯特即以不标准的英文宣称自己是「美琳」，一位富家「处女」。罗伯特进入九龙城，街道两侧拥挤的货摊、行人和车辆组成一幅东方主义视野中典型的杂乱无序的第三世界城市景象。这一景象令人回想起《上海快车》片头京沪快车被北京古城的行人和动物阻挡的景象，而时隔近三十年，两个景象都表示西方文明的视野对第三世界落后的无奈。然而无奈并不等同无能，在《苏丝黄的世界》里，罗伯特即肩负起改变东方落后无知的责任。他在所住旅店的酒吧里发现「美琳」原来名叫苏丝，是当地颇负盛名的舞妓。泼辣、迷人的苏丝，在罗伯特面前展示自己性感的身体。为了拯救苏丝「堕落」的灵魂，罗伯特请苏丝作模特儿，挖掘她所体现的东方美，从而逐渐改变了她个人形象的艺术品味。 《苏丝黄的世界》依据东方主义的典型话语模式，让罗伯特代表西方文明的视野重新解读「愚昧的」东方，创造出东方人所「不能理解」的「新」意义。一天，罗伯特惊讶地发现苏丝穿了一套在街上买来的昂贵的欧式服装，责怪她「没有任何美感」，装扮得像「下贱的欧洲街头妓女」，进而将苏丝脱个半裸，在银幕上演了一出脱衣舞。讽刺的是，罗伯特从来不曾为苏丝作香港街头妓女的中国服饰提出异议。更讽刺的是，他让苏丝穿上他为她购买的中国古装行头，将她装扮成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公主」。这里，罗伯特重新「创造」东方，为的是强调自己的主体性：是他让西方的「艺术品味」在不知自身价值的东方女性身上「体现」出来。他将作为古装公主的苏丝绘入画中，从此创造出另一个比现实「更美」的苏丝，而丝毫不顾苏丝本人是否认同这种「美」的体现。 似乎单让罗伯特在艺术上「拯救」苏丝还不够，《苏丝黄的世界》又让罗伯特在影片高潮时演出了英雄救美的惊心动魄场面。苏丝与罗伯特同居后经常不辞而别，消失几天后才重返。心怀疑惑的罗伯特跟踪后发现原来苏丝有个私生子，寄养在山上的贫民窟里。适值香港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危及贫民窟。苏丝为救孩子，冲破警察的阻拦，冒雨奔向山腰。罗伯特紧跟其后，在钉蓬被洪水冲垮前救出苏丝，但孩子已不幸身亡。影片结尾时，苏丝在庙宇烧香为孩子的亡灵超度，答应同罗伯特移居美国，因此满足了白马王子的心愿。如果说电影中的孩子一般代表将来，那么苏丝的孩子代表的便是第三世界没有前途的将来。所以，作为第三世界贫困、落后的记忆标志，这位无辜的私生子就在好莱坞的超俗爱情故事里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了，因为影片要观众憧憬的是苏丝脱离第三世界后与白马王子在西方世界的幸福前程。 五 《花鼓歌舞》：移民故事与文化异同 如果说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在以上分析的电影中都以主流话语的形式出现，《花鼓歌舞》则通过华裔移民主动认同美国文化的同化模式，表现西方中心的无所不在。这部改编自畅销百老汇歌剧的电影全部由华人扮演，通过爱情三角的价值设计和两代移民的观念冲突，既赞美了孝顺、贤惠等传统中国美德，又支持华人接受主流文化、享受现代文明的意愿。香港在影片中是美丽和她父亲非法移民的出发地，他们躲在船舱的木桶堆里漂洋过海来到旧金山。美丽自幼许配给他人，此行正是为践婚约。父女初到旧金山，人生地不熟，幸亏美丽灵机一动，在唐人街唱一曲花鼓歌，让有心人带见夫婿（一位开餐馆的花花公子）。但花花公子倾心舞女琳达，而琳达又爱慕吉姆。花花公子介绍美丽到吉姆的父亲家暂时居住，贤惠的美丽打动了吉姆恪守中国传统的父亲，使他有心为吉姆拉线，从而使吉姆陷入两难的三角恋。一次吉姆与琳达驱车郊游，琳达亲吻吉姆，让他享受「美国式的」爱情表示，但如同《苏丝黄的世界》中的罗伯特，内向的书生吉姆在咄咄逼人的新女性面前颇不自在。 《花鼓歌舞》不仅掩盖了当年美国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抹煞历史，粉饰太平，而且还设计了一个各取所需、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倾向中国传统美德的吉姆和美丽与沉溺西方物质生活的花花公子和琳达终成眷属，表示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可以容纳各种趣味、各种理想。这一「融合」主题在另一首歌曲〈大杂碎〉中得以展示：美国社会就像美国人发明的中国菜「大杂碎」，蔬菜、肉类样样都有，而且味道不错。众人高唱〈大杂碎〉这首歌的场合是吉姆的姑姑宣誓加入美国籍的日子，其用心不言而喻。作为美国「新发现的」模范少数族群，华裔似乎避免冲突而追求融合，因此成为好莱坞同化模式的最佳选择。 不可否认，《花鼓歌舞》中歌舞升平的唐人街只是好莱坞自欺欺人的掩饰。在西方主流文化里，唐人街如同军阀混战时的中国，是暴力和危险的象征。唐人街这种恶劣的形象到了80年代仍未消解。《龙年》（Year of the Dragon）（奇米诺[Michael Cimino]执导，1985）即将纽约的唐人街描述成黑社会垄断、暗杀成风地狱般的社区，唯有一位改姓「怀特」（White意指「白人」）、愿为美国越战战败而「复仇」的白人警探孤军奋斗，对唐人街开战。受西方中心与东方主义话语的双重钳制，怀特先在一次餐馆枪战中「英雄救美」，但不久就强暴了美丽的华裔电视台女记者，进而肆意占用她的公寓进行反黑帮活动。怀特的行为再次证明「占有异国女人即占有异国土地」的殖民心态，只是《龙年》的异国就在纽约，而这「异国论」又进一步揭示，美国主流文化从未将唐人街视为美国本土社会的一部分。应该注意的是，80年代的美国华裔社会已渐渐成熟，华人社团联名向好莱坞抗议影片辱华，逼使《龙年》在公映时不得不在片头加上「纯属虚构」之类欲盖弥彰的遁词。 六 《蝴蝶君》：性别迷阵与身份危机 对西方中心的神话进行最彻底颠覆的影片之一是《蝴蝶君》。影片的故事在两条重迭的线索中发展：一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错综复杂的间谍战，二是东方主义话语中典型的西方男子征服东方女子的爱情游戏。这里说「游戏」，是因为东西方之间犹疑不定的性别—政治迷阵的最终结局，是东方仍然是谜一样地不可思议，而西方到头来自欺欺人，意欲征服他人却无情解构了自己。 影片开始，法国驻北京使馆外交官加利马尔在一次音乐会上被宋丽玲演唱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的美妙歌声感动，爱慕之心油然而生，主动追求宋丽玲。宋丽玲不无嘲讽地提醒加利马尔，歌剧《蝴蝶夫人》之美是西方人幻想出来的美，不一定被东方人所认同。这部歌剧赞颂一位日本女子因美军情人离别后哀诉其思念之情，数年后发现情人已娶白人太太而痛苦不堪，殉情自杀，以完成一种坚贞不移的理想。然而，加利马尔无法从东方主义这种刻板的单向思维中自拔，自认是一位西方男子气十足的白马王子，理所当然地要征服才貌双全的东方美女。加利马尔几经周折后如愿以偿，占有了宋丽玲的身体，在文革中回法国后又惊喜地得知宋丽玲像《蝴蝶夫人》故事所述为他生了个孩子。当他们离别多年在法国重逢后，加利马尔惊讶地发现过去的一切都是，宋丽玲原来是中国间谍，两人因此双双入狱。更惊人的是法庭宣布宋丽玲是位男性，丑闻公开后一时成为头条新闻。 其实，这一耸人听闻的间谍案取材于法国真实的故事，影片改编自黄哲伦的同名畅销舞台剧。彻底颠覆西方中心神话的高潮设在影片结尾，此时宋丽玲被法国驱逐出境，乘机回国，而加利马尔则在监狱里自演一出《蝴蝶夫人》后在极端痛苦中自杀。加利马尔的自杀场景意韵深远。他一边用录音机播放一曲哀怨的《蝴蝶夫人》，一边以蝴蝶夫人的扮相粉墨登场，面对走廊上观看的囚犯宣布：「我，加利马尔，就是蝴蝶夫人。」然后用破碎的化妆镜片自尽，而不知就里的观众还在为他精彩的表演热烈鼓掌。加利马尔自杀表演时的诚恳自白揭示了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美女最终不过是一个幻想，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概念，这个概念促使西方男子追逐幻想中的东方，最后意识到这个终生期待的幻想不在异国，而在自身的表演中！加利马尔最精彩的自身表演也是他自我终结的时刻：他不再幻想占有蝴蝶夫人（他原先占有的蝴蝶夫人宋丽玲早已无情地欺他），因为此时此地他自己已经成为蝴蝶夫人（一个永远不会欺他的「她」）。 加利马尔一生所窃取的间谍情报中没有任何一条比他生命终结时所发现的事实更真实：东方主义的完美男人（白种人）和完美女人（东方人）归根结底都不过是西方话语制造出的幻想。周蕾因此指出，加利马尔死心塌地地按这种幻想生活，以致走向极端而自恋自身（即自己的幻想）而死13。好莱坞故事的迷惑模式在影片《蝴蝶君》中绕了一大圈后回头颠覆了自己：西方男性（加利马尔）—东方美女（宋丽玲）—蝴蝶夫人（宋丽玲）—蝴蝶夫人（加利马尔）。换成性别表述，他（西方男性）所幻想的她（蝴蝶夫人）最终不过是幻想本身（他和她的一体性），西方中心内在的身份危机由此揭晓。 显然，影片《蝴蝶君》对西方中心的颠覆是从西方男性身体（自我中心）开始做起。苏内尔（Asuman Suner）认为，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男性主体性表现在身体对自然的完全控制，一旦经历变化、变异后身体失控，男性就因边界的模糊或瓦解而恐慌，其主体性也濒于崩溃，所以《蝴蝶君》不妨作为后现代的恐怖片来解读14。由此看来，加利马尔—蝴蝶夫人二者的可互换性从根本上瓦解了东西两方和男女性别的界限，颠覆了西方冷战和东方主义的双重话语，对西方观众造成「恐怖」效果。影片《蝴蝶君》精彩地解构了「殖民女性」（既对女性的殖民和被殖民者的女性化）这一西方话语策略，出其不意地来一个男性殖民者（西方）自身的女性化，而且将后者作为西方殖民幻想的本质。颠覆的结果是，西方中心本身是空洞乏味的，西方（男性）的主体性是危机重重的，靠幻想东方离奇、美妙的故事（如《蝴蝶君》及其他本文分析的影片）来充实自己向往扩张的殖民和占有的欲望。 影片《蝴蝶君》表明，对西方而言，东方终究是不可知的。西方想象出的华人形象宋丽玲主动向西方中心交还了东方主义所要的幻想：完美的女人（东方情人）和蝴蝶夫人（悲剧美），但他（她）同时也让西方看到西方所不愿面对的冷战事实：「背信弃义的」中国间谍和危机重重的西方主体。宋丽玲因此同时体现了西方视野中东方的迷人（爱情）和危险（死亡），二者合力摧毁了加利马尔（自大、自负而自欺的西方代表）。不可否认，华人形象的这种双重性正是长期以来驱使好莱坞叙事欲望的一个动力：幻想他者，编造爱情，满足观众，扩张自我。在好莱坞的想象中，华人就像隐藏在奇观的面具背后谜一般的东方女人（华人男性因此必须女性化，从黄人到宋丽玲皆如此设计），既诱人销魂落魄又危及生命安全。但这奇观的面具本身也是好莱坞的虚构之一。面具背后并没有甚么隐藏的真实，因为这面具本身就是好莱坞的真实，或真实的好莱坞：一个奇观的造梦机器，不停地在种族、性别与政治的交错层面间虚构自己的故事。 并不是很完整，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即将被商业埋没的美国电影艺术美国电影横扫全球也不是这一、二十年的事了，美国电影的综合实力，可以说是全球第一。它在商业上创造的巨额回报，让其它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远的不说，光是2005年，北美地区全年总票房是89亿美元。美国还宣称这是近年新低！因为往年都要超过90亿美元的。90亿美元，大约是730亿人民币，天文数字啊。当然，这个最终的票房并不是电影公司的盈利。电影投资方最后能赚多少钱，要剔除成本才能够得出结论。而且美国现在已经是进入了“后电影商业时代”，美国已经不是单纯的依靠影片票房来赢利了。光是后期出售DVD，一部中小型成本的电影可能在DVD上赚的钱要比票房多。很多美国独立影片都是依靠DVD赢利的，因为独立影片进入院线很困难。一部商业大片，在票房上建树甚微时，还可以依靠出售海外版权和DVD，以及周边产品来赚取利润，所以在美国一部电影并不是那么容易赔钱。好了，现在进入正题。电影是法国人发明的，很明显现在美国人在电影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电影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被作为一种商品向世人出售，而不是艺术品。早期电影也确实太过粗糙，观众也就是为看个新奇。进入20世纪20年代，美国电影发展已经初具规模，电影技术也在不断地完善，电影也就越来越好看了。类型片已经慢慢形成，格里菲斯、卓别林都开始独挑大梁，好莱坞电影在此时开始走向黄金时代。有声电影的出现为电影带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经历过20年代，美国电影院发展犹如雨后春笋，全国各地都普及的不同档次的电影院，这是电影发展必不可少的土壤。进入30年代，电影本身的艺术和商业价值完全凸现了出来。30年代以前，美国电影能称得上艺术精品的寥寥可数，但是30年代以后，美国经典电影数不胜数。从30年代开始，美国的类型影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类型影片的模式在这个10年基本算是发展成熟了。西部片、歌舞片、喜剧片、侦探片、恐怖片等等诸多类型的影片，此时在银幕上互相辉映，以不同的题材和内容来表现美国的现代生活。30－40年代，美国也出产了《关山飞渡》、《疤面人》、《乱石佳人》、《绿野仙踪》、《蝴蝶梦》、《青山翠谷》等一大批优秀的影片。这个时期的电影，好多电影都是能够取得票房和口碑的双赢，就是兼顾了艺术和商业之间的平衡。电影不光是好看，而且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获得了长久的艺术生命力。美国电影发展到20世纪50－60年的时候，电影市场还是类型片一统江湖。歌舞片《窈窕淑女》、《音乐之声》、《西区故事》；西部片《搜索者》、《虎豹小霸王》、《正午》、《红河》、《日落黄沙》；史诗片《斯巴达克斯》、《宾虚》；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到今天仍然被全世界影迷传看和赞扬。这个时期出现了美国独一无二的艺术电影大师，他就是斯坦利·库布里克。库布里克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但是他的电影作品却能够达到欧洲电影大师的水准，他的电影作品可以剔除美国电影浓厚的商业气息，他可以使电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库布里克在艺术上达到了超越时代的水平，他的电影被任何时代的人观看，都能够具有视觉和思想的冲击力。这个时期的美国电影，已经逐渐开始向商业靠拢，很多影片在艺术性上大打折扣。电影市场风气云涌，电影大师们依然能够掌握一些主动权。希区柯克的影片一直保持上乘的水准，他的众多代表作品如《后窗》、《眩晕》、《西北偏北》、《精神病患者》、《群鸟》都是出自这一时期。毫无疑问，一味地迎合观众口味拍出地商业电影，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我们今天都已经很难再看到当时的商业影片了，存活下来的，都是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电影。70－8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电影也开始向全世界各地大批量输出，美国开始了电影文化的侵略。所到之处，几乎是无人能够幸免。美国在这20年里，商业电影发展的规模是空前的，电影的投资也是越来越大。那时制作高成本的电影，就必须要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兼顾各国的风土人情，是一部电影风靡全球。这个时期最明显的例子科幻片了，光是一套《星球大战》就足以使全世界为之颤抖。斯皮尔博格、乔治－卢卡斯的出现，为现代电影带来了新的格局。《夺宝奇兵》系列、《E·T》都是卖座鼎盛的票房冠军，这时的美国电影，也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快餐文化。看这些电影不需要动脑子啊，抛弃了电影应有的艺术元素，抓住商业卖点，怎么好看，怎么拍。这个时期的商业影片几乎都没有什么流传价值，能够像《星球大战》、《夺宝奇兵》这样传世的商业电影作品，真是少之又少。艺术电影，主要在于表现当代美国人的家庭生活。《普通人》、《克莱莫夫妇》、《猜猜谁来吃晚餐？》、《金色池塘》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这个时期也诞生了两位现实主义电影的大师，分别是《教父》、《对话》、《现代启示录》的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和《穷街陋巷》、《出租车司机》的导演马丁·西科赛斯。他们的电影，在继承前辈优秀经验的同时，也进行了大胆的艺术革新，给美国电影带来了新的艺术气息。20世纪90年至今，美国主流电影公司已经很难再制作出高水平的艺术电影了。与此同时，大量独立制作电影出现，也为美国电影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越来越多的独立影片得到了主流电影业的认可，登堂入室，有的独立影片甚至风靡全球。美国现在的明星制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顶峰阶段，大牌明星从一部电影中赚取的报酬都能够达到1/5，甚至更多。这就无形中增加了电影的投资，再这样发展下去，像汤姆－克鲁斯这样的明星，可能真的要面临没人请得起的尴尬境地。美国在90年代出产的艺术经典少之又少，好像只有《辛德勒名单》、《记忆碎片》、《与狼共舞》、《我心狂野》等少数几部影片。主流电影商业化日益严重，独立影片却不断给人以惊喜，《低俗小说》、《女巫布莱尔》、《冰血暴》、《巴顿－芬克》、《大象》等等，都是艺术风格独特的佳作，这些电影给人带来的惊喜的观影享受，是主流商业影片所不具备的。美国八大电影公司，现在都是赚钱第一，电影在他们老板那里只是一种商品，能赚钱就行。不能赚钱的，艺术价值再高也没有用。所以说，美国电影艺术现在正慢慢被商业利益给埋没。

很权威的 当代美国电影艺术神话与梦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电影厂系统破裂。麦卡锡时期的反共以及电视的普及大大缩小了电影的文化力量。在60年代，由于对越战采取不同的态度，美国政治文化内部发生了分裂，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少数种族群众为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而斗争。这一切化解与动摇了美国意识形态共识的社会基础。 在越战时期，好莱坞所具有的力量仍源自70年代黄金时期的电影，这些电影将民族神话和意识形态非神秘化。在70年代中期，由于美国社会越来越按多元文化而分解，好莱坞实行了一种全面开花的大吹大擂的销售策略推销其耗费巨资拍摄的影片。在全球的电影市场上，它的成功就在于它掌握了诸种风格模式，这些风格模式代表美国的艺术特性，但很少展现当代社会生活的思想，却适宜世界各地的广大观众。 无论是好莱坞电影描述的是外星人，机器人，喜剧连环画里的超英雄还是象印第安那•琼斯那样的人间英雄，它们充满了关于民族神话、梦幻和思想的比喻性内蕴。然而，它们大多数是回顾过去的日子的，是回头看的，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它们回顾大萧条和二次大战时期的大众文化，无论是卢卡斯的星际冒险，斯皮伯格的印第安那•琼斯，无论是超人还是蝙蝠侠电影都从往昔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共同信念中汲取源泉、叙事和人物以重整美国民族的神话和梦幻。他们这么做也是一种躲避现实的一种方法。他们的电影并不提供对过去的看法，也没有提供过去和现在的关联之所在。 在20世纪的80、90年代，美国社会中出现了文化断裂的现象，对过去的历史的含义存在分歧的意见。这种文化的断裂促使社会去关注历史，关注过往的事件与含义。社会科学家认为，为了使社会凝聚在一起，当今的一代需要有意识地将现在与过去进行比较，而不是仅仅拥有当今的经验。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认为，对历史的记忆只能通过阅读、聆听或者通过节日纪念活动被撩拨起来。由社会机构存储和阐释过去的历史。显然，电影就是这么一个存储和阐释过去历史的主要社会机构。在一个文化断裂的社会中，多样化造成多样的过去。在20世纪后期，美国社会似乎悬在空中一般，似乎拥有太多的过去，又似乎一无所有。这种矛盾在里根时代更显突出，在这个时代中，一方面怀旧，一方面又似乎丧失了对历史的记忆。在这一段时期之后，好莱坞的电影制作人开始不仅关注电影的商业价值，也关注历史的题材了。对历史的回忆成为一部电影的文化力量的试金石。 有影响的好莱坞电影制作人在90年代初开始在他们的创作中关注历史。 奥立弗•斯通拍摄《J•F•肯尼迪》（1991），探索到底是谁谋杀了肯尼迪。电影暗示有可能是高层的政府官员谋划了这一谋杀总统事件。斯派克•李导演《马尔科姆•X》（1992），将同样被谋杀身亡的伊斯兰国领袖的生活戏剧化，重申了他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的重要性。斯皮伯格的《辛德勒名单》（1993）重现了历史的真实的事件。它描述一位德国工业家在二次大战期间德国纳粹企图灭绝犹太民族的行动中拯救了一批犹太人。这些电影试图重现对历史的回忆，这些企图是90年代电影重新界定一个更为广泛的文化言语的重要尝试。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塞托指出的，对于历史的了解不仅仅是个人研究的结果，也不仅仅是对过去的“现实”的再现，那是“一个地方的产物”。对于斯通来说，那地方就是越南。他1965年在耶鲁大学上了一年之后就退学了，前往西贡中国城当英语教师。他不愿在大学里继续就读，那只会给他提供一个在公司里供职的人生；他希望看看另一个世界。当他在西贡教书的时候，美国对越战争升级了。许多和斯通同年龄的美国人在60年代中期意识到越战将成为规范他们这一代的历史事件，但很少有人希望亲眼见一下，更不用说参与战争了。他在墨西哥写小说呆了一段时间后，参加美军，作为陆军士兵回到越南。在越南15个月中，他参加了战斗，受伤两次。回到美国后，他发现美国人和曾经参战的老兵均对战争十分冷漠，深感震惊。他决意要探索一下美国社会中的政治动向，走进了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希望成为电影编剧家和电影制作人。1976年，他根据自己的作战经验创作《野战排》初稿。第二年，他改编了《生于7月4日》。这是海军陆战队老兵罗恩•科维克的一部自传。科维克在越战中受伤，胸部以下完全瘫痪。 斯通同时为其他导演写作电影剧本。他为艾伦•帕克导演的《夜行快车》（1978）创作了剧本，获奥斯卡奖。这部影片描述一个美国人因为贩毒被囚禁在土耳其。他创作描绘暴力与残酷的电影剧本，如布赖恩•德•帕尔玛的《疤脸》（1983），迈克尔•西米诺的《龙年》（1985）。他自己也导演了自编的恐怖片《手》（1981）。80年代中期，一家英国电影公司请他执导政治片《萨尔瓦多》（1986）。这是他与一位采访过萨尔瓦多内战的摄影记者共同创作的。当时他未能找到资助他拍摄越战电影的公司，《萨尔瓦多》就权且充作他对政治与历史关注的一个替代了。电影对美国的外交政策颇多微词，这在影坛上是极端少有的作品。影片从一个高姿态出发，揭露种种隐蔽的官方丑行。影片是荒诞的，无政府主义的，阴惨的，充满了严肃的愤怒之情。斯通的电影用连续的特写镜头创造了一种恐惧与混乱的气氛，描写萨尔瓦多右翼敢死队谋杀主教、强奸和屠杀美国修女，将喜剧性与恐怖融合在一起。1986年，在《野战排》初稿10年之后，他获得机会执导。《野战排》是荒诞的，无政府主义的，阴惨的，充满了暴力和残酷性。但它的基调也有一种挽歌的情调，用幕后音描述各种不同的时期，阐释电影中发生的事件，重现不安的战争经验。《野战排》获得80年代少有的成功，一部严肃的片子，而又如此流行。它挣得票房6千9百万美元，而生产预算仅6千万美元。《野战排》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斯通获最佳导演奖。在此成功的基础上，斯通起用年轻演员汤姆•克鲁斯拍了另一部关于越战的影片《生于7月4日》。正如英国电影评论家指出的，《萨尔瓦多》，在西班牙语中意思是“救星”，与一个人的命运有关，《野战排》与一群人有关。而《生于7月4日》就与整个美国民族有关了。斯通使用主人公的生日来纪念美国的独立日，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比喻，同时也希望促使整个民族反思它的罪过。《生于7月4日》将美国越战的根源追溯到美国50年代的郊区生活。小科维克在长岛的马萨帕瓜玩战争的游戏：少年棒球协会联赛和学校的球赛，从社区汲取了爱国主义的热情。虽然影片有许多战争和政治的暴力的场景，但它最为情绪化、最为令人感到残酷的倒是它对科维克妈妈的描述。影片批判了“唯母独尊”的思想，认为这是对美国男孩的一种威胁。科维奇在家里受到母亲极大的影响，成为一个如大卫•里斯曼所谓的“外向型”的人物。他早年的好战性使他成为一名积极的反战份子。斯通通过大量镜头的置换与变动，通过从科维奇的轮椅视角看出去的特写镜头，使观众意识到他内心的空虚与惆怅。斯通再次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这部影片虽然令人痛苦，令人回忆起越战的时代，但它仅仅存储了对昔日的回忆，并没有有力地阐释它。 他终于后来在《.肯尼迪》影片中试图阐释这场战争。一次，斯通看到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表明在他被谋杀时，他正计划从越南撤回美国军事力量。这使他整个儿地改变了对肯尼迪的看法。要是他不被谋杀的话，美国也许永远不会在战争中丧失他的许多儿女了。所以，虽然电影的形式是“谁谋杀了肯尼迪？”，但实质上是“为什么要打越战？”《.肯尼迪》撩动了美国敏感的神经，这是继1915年.格里菲思的《一个民族的诞生》之后还没有过的。如果说《一个民族的诞生》迎合了当时美国主流的政治和文化思想，《.肯尼迪》却遭到了有影响的政治精英和媒体评论员的抨击。分歧的焦点是电影认为肯尼迪之所以被谋杀，主要是因为他要限制美国情报机构的地下活动。如果肯尼迪活着，他会将美军从越南撒走，结束世界性的冷战状态。根据电影中的地方检察官加里森，“总统是由美国政府最高层人士预先密谋刺杀的，谋刺由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最秘密的行动机器中的最疯狂、最有纪律的冷战战士执行的”。加里森谴责了副总统约翰逊、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和白宫官员。关于《.肯尼迪》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作为电影的存在。斯通将片子制成达3个多小时之久，运用的电影叙事风格不仅使之具有批评性效果，而且还要有商业价值。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将此片与希特勒德国的《意志的胜利》相提并论。电影批评家认为，他的这一说法显然太过份了。在影片中，斯通运用了一系列完全虚构的情景，将事件用似乎是完全写实的手法拍摄，以达到他的视觉效果。同一镜头在不同的场合出现，有时是黑白的，有时是彩色的；不断重复全景镜头。随着幕外音的评论出现不同的形象，以达到视觉验证的效果。在电影半写实半虚构的文体之外，描写了身心交瘁的区检察官个人的情感经历，由此传达了电影的政治观点。这是一部历史性的虚构作品。问题并不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历史事实，而在于它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令人信服的对历史的回忆，这种回忆的文本要得到观众的认同。电影在美国全国重新撩拨起了对肯尼迪遇刺的历史的回忆。 在斯派克•李的电影《马尔科姆•X》中，这位伊斯兰国教士对肯尼迪被刺事件的看法与斯通截然不同。在一次1963年的聚会上，当记者问他对总统遇刺是否感到悲伤或遗憾时，他回答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例子。他在其他国家内挑起了暴力，现在暴力回过头来要了他的命。这一表白犹如诅咒。伊斯兰国领袖伊莱贾•穆罕默德让他沉默了9天。之后，马尔科姆与穆罕默德决裂，自己在纽约城建了清真寺。从麦加朝圣回来不久，当他在纽约奥杜帮大厅演说时被刺身亡。1965年，哈利撰写了他的传记，他的一生成为非洲裔美国人历史理智与道德发展的一个典型。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和另一人合作将传记改编成了电影剧本。1990年左右，演员登泽尔•华盛顿答应扮演马尔科姆•X，白人导演诺曼•朱森有意拍摄这部电影。斯派克•李听说此事之后，立即行动，争取拍摄权。他说，马尔科姆•X的故事属于黑人电影范畴，不可能有另外的角度。他认为，在历史上，亚文化群族裔很少有可能在主流电影中讲述他们的故事；这是一个机会。李导演的电影大多集中在当代背景。在拍摄《马尔科姆•X》过程中，他竭力仿效斯通的《.肯尼迪》。《马尔科姆•X》长度也达3小时21分。这样长的影片一天只能播映4次，比一般影片少1/3收入。他也采取斯通的交替使用黑白与彩色镜头的做法以增强历史的真实感和戏剧效果。但总的来说，《马尔科姆•X》是一部不同的电影。这终久是一部传记作品。社会背景是截然不同的。这部影片描述的社会开始时是一个大街上的阿飞，吸毒的黑帮，强盗，关过监狱，最终成为伊斯兰国教士，国际上知名的黑人分离主义领袖。李在制作这部电影时，运用了他惯用的现实主义手法。传统的音乐剧和黑白电影类型的手法在电影的前半部使用，而后半部则运用记录片手法。第一人称的幕外音给电影一种传记的色彩，不断切换的静止镜头展现了令人可怖的童年生活场景：三K党烧毁了马尔科姆的家，并杀害了他父亲，家破人亡，母亲发疯。李的电影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回忆。由于时间的推延，李比传记作者以更为充裕的心态来审视和阐释历史。电影评论家认为，李所描述的马尔科姆•X几乎是一个完人，在他一生的所有时期，包括他当大街阿飞或黑帮期间也是这样。女性主义评论家认为，电影以赞赏的姿态描述马尔科姆在当大街阿飞期间欺侮妇女的行为，即使在他成为公众人物之后，女人仍是他的附属物。李对于马尔科姆的阐释的贡献就在于他并不囿于传记的叙述，而是给叙事以一定的历史记忆的框架。电影映片名时一开头是一面全景的美国国旗，接着是洛杉矶警察殴打黑人罗德尼•金的镜头。国旗烧着了，在片名结束时，现出了X字样。在电影3个多小时结束时，映出了马尔科姆的真实的生活镜头，同时传出非洲裔演员奥西•杰维斯的颂词幕外音。接着是小学课堂，特写的学生镜头不断重复说，“我就是马尔科姆•X。”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在南非教室里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最后，非洲裔篮球球星欧文•约翰逊和迈克尔•乔丹，笑星比尔•科斯比和歌手珍妮特•杰克逊一一出现，戴着标有X的棒球帽。这一切片断表明了李对于马尔科姆•X与当代生活联系的看法。罗德尼•金的事件表明人们必须警惕警察暴行、压迫黑人的现象。而结尾显示，马尔科姆•X是永生的，他生活在所有的黑人青年身上。正如杰维斯称颂的，“马尔科姆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活生生的黑人的人生。这就是他对于他的人民的含意，我们称颂他，实质上我们在称颂我们自己。”《马尔科姆•X》重现了斯通在《.肯尼迪》中所展现的悲悼。李重现了当代的现实以作为对马尔科姆•X一生的历史的记忆。当代美国电影艺术神话与梦幻

哥特式小说是西欧文学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它充满着神秘与恐怖，给人以独特的心灵震撼和审美感受。它盛极一时，许多作家都受到过它的影响，直到今天，哥特式手法都以其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而得到作家们的青睐。哥特式小说源远流长，本文试从其起源、发展、演变及对后世的影响来揭示：在西方文学中一直有这样一股“哥特传统”的暗流，它时隐时现，与“两希”源头并存，可谓 西欧文学与文化的第三条源流。 关键词 ：哥特式，神秘，恐怖，第三源头 近 20 年研究综述 一. 哥特式小说的特征和文学史地位 布兰丹 ·亨尼塞在 《哥特式小说》一书中总结了哥特式小说的特征： “哥特式” 这个术语有三种主要含义：野蛮，好像中世纪的哥特部落；中世纪，和与之相联的城堡、带甲武士和骑士精神；超自然，和随之而来的恐怖、未知与神秘。 《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中说：哥特式小说拒绝平淡，偏好峭壁和悬崖、折磨与恐怖、巫术、恋尸癖以及心神不定。它沉浸于鬼魅出没、突然死亡、地牢、妖术、幻觉和预言之中。这一批评式术语涵盖了大量的反常性作品，这些作品表现了自然力和超自然力的聚合与冲突。这类小说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进入繁荣期，它的影响的余波，它的耸人听闻的手法的重要方面，从勃朗特到狄更斯时期直至当代的英语文学，可以连续的被感受到。 美国评论家赖特认为：要了解近两百年来的文学，必须具备一定的哥特式小说的知识。 肖明翰、刘新明等人也认为：哥特小说自 18 世纪中期从英国诞生以来，一直拥有广泛的读者，不仅在英国确定了自己的地位，而且还影响到其它一些国家，特别是德国和美国的文学创作。它吸引了各时期、各流派的作家，将哥特小说的手法大量运用于创作以安排情节，深化主题，增强作品的效果，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二百多年来，在英美不仅通俗作家热衷于哥特作品的创作，而且许多第一流的诗人和作家，如英国的司各脱、柯勒律治、拜伦、雪莱、济慈、狄更斯、勃朗特姐妹、康拉德、福斯特、戈尔丁和美国的布朗、华盛顿·尔文、爱伦·坡、霍桑、马克·吐温、詹姆斯、福克纳、奥康纳、莫里森等人都要么直接创作过脍炙人口的哥特故事，要么把哥特小说的手法大量运用于创作之中，使哥特小说从通俗小说这一文学领域的“边缘地位”得以进入文学的中心和文学发展的主流，从而在英美文学中逐渐形成了十分突出的哥特传统。 二、解读“哥特”一词 人类学意义上：哥特是所谓的蛮族之一。古代欧洲的一个民族。他们住在日尔曼部落的最东部，占据南多瑙河盆地和黑海沿岸的土地，被第聂伯河划分成东哥特和西哥特，两个独立的部落。西哥特人善于移动，攻下罗马，最终被同化到已在西班牙建立起的罗马文化中， 8 世纪时被摩尔人征服，同伊比利亚的拉丁成分混为一体。东哥特人穿过巴尔干到意大利，公元 493 年占领了意大利，公元 555 被吸收到拜占庭帝国中 。 艺术风格上：出现于十二世纪晚期，主要体现在建筑与绘画上，起源于法国的巴黎附近。从来源上看，哥特式美术和建筑借鉴了罗马技术，但是把它们置于与前辈完全对立的一种革新的美学观点。哥特式风格在建筑上主要是运用了飞檐扶壁，这样可以使墙体的负担大为减轻，使在墙面上开出大幅的玻璃花窗成为可能，同时使建筑的整体具有强烈的向上的特征。这样，从视觉角度来看，建筑——主要是教堂——具有高耸入云的外观，而其内部空间则在大幅的彩色玻璃花窗透射出的迷离光线和更高的中庭的双重作用下给人强烈的升腾感，同时又优雅纤细。 主要用于建造教堂和城堡。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和英国的圣·保罗大教堂堪称代表性建筑。这种建筑的特点是高耸的尖顶，厚重的石壁，狭窄的窗户，染色的玻璃，幽暗的内部，阴森的地道甚至还有地下藏尸所等。在那些崇尚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文艺复兴思想家眼里，这种建筑代表着落后、野蛮和黑暗，正好是那取代了古罗马辉煌文明的所谓“黑暗时代“（ the Dark Ages ）的绝妙象征；因此，用那个毁灭了古罗马的“野蛮”、“凶狠”、“嗜杀成性”的部落的名字来指称这种建筑风格自然就再适合不过了。这样，在文艺复兴思想家们的影响下，哥特一词逐渐被赋予了野蛮、恐怖、落后、神秘、黑暗时代、中世纪等多种含义。 哥特式作为恐怖、黑暗的代名词则成为小说这种叙事艺术中的一种风格。恐怖的、黑暗的、怪诞的、野蛮的，就像“拜占庭式”意指了不必要的繁复那样，哥特式（ Gothic ）成为了一个形容词。 到了 18 世纪后期，哥特一词又成了一种新的小说体裁的名称。这种小说通常以古堡、废墟或者荒野为背景，故事往往发生在过去，特别是中世纪；故事情节恐怖刺激，充斥着凶杀、暴力、复仇、强奸、乱伦，甚至常有鬼怪精灵或其它超自然现象出现；小说气氛阴森、神秘、恐怖，充满悬念。 三. 哥特式小说和运用了哥特式手法的代表作家作品 1764 年，《奥特朗托堡》诞生，作者是英国的荷拉斯 · 沃尔浦尔，这是哥特式小说的开山之作。 其他的代表作有： 英国理查生的《克莱丽生》 英国 克拉拉·利弗的《年老的英国伯爵》 英国安娜 · 拉德克利弗的《乌多尔弗之谜》、《意大利人》 英国威廉 · 贝克福德的《瓦塞克》 英国马修·刘易斯的《修道士》 （ The Monk ， 1796 ） 爱尔兰马图林的《漫游者梅尔莫斯》 英国詹姆士 · 郝格的《一个已开释的罪者的自传和忏悔》 英国司各特的《玛米思》 英国玛丽 · 雪莱的《弗兰肯斯坦》 德国霍夫曼的大部分作品 英国 B ·斯托克的吸血鬼小说 美国爱伦坡的大部分作品 运用了大量哥特式手法的作品： 英国狄更斯的《荒凉山庄》，《远大前程》 英国勃朗特姐妹的《简·爱》和《呼啸山庄》 英国哈代 英国罗特特·布朗宁 法梅里美的《维纳斯雕像》、《熊人洛奇》 美国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去吧，摩西》、《我的弥留之际》、《圣殿》、《押沙龙！押沙龙！》、《坟墓的闯入者》、《纪念爱米莉的一朵玫瑰花》 美国霍桑的《红字》 美国费兰纳里·奥康纳的《妇人难寻》 美国特鲁曼·卡波特的《别的声音，别的屋子》 美国卡森·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金眼睛中的映像》 美国查德·赖特的《土生子》、《吸血鬼访谈录》 英国班布里奇的《裁缝》、《到瓶子工厂游玩》 英国 达夫妮 · 杜穆里埃的《蝴蝶梦》 美国斯蒂文金 四. 哥特式小说的心理和美学基础 哥特式小说的心理基础是人与生俱来的恐惧感。在阅读哥特故事时，我们既感到强烈的恐惧，同时又确信自己的安全，我们既能在幻觉中置身险境，但又从心底知道危险不会真的降临在自己身上，这时，我们就能感到一种强烈的愉悦。 哥特式小说的美学基础是和恐惧相关的壮美。 18 世纪时，英国美学家伯克（ Edmund Burke ）在讨论壮美时，就已经谈到人类最强烈的情感是恐惧，并且把壮美同恐惧联系起来。他把美分为秀美（ the beautiful ）和壮美（ the sublime ）。一般来说，秀美的事物小巧、精致、和谐，并且为人们所熟悉，它们在观赏者心中所引起的是甜蜜、温馨、热爱、安全的愉悦和激动。与之相对，当面对峻峭高山、滚滚大河、亘古荒原、莽莽林海、古老废墟或者雷鸣电闪时，我们似乎体验到一种神秘的超验力量，心中不由充满敬畏甚至恐惧。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些场面，我们会发现，它们全都是有关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之间的冲突。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这种冲突归根结底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永恒冲突。而这种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上帝与魔鬼的冲突是哥特小说最突出、最普遍、最持久的主题，它贯穿了哥特小说发展的整个历史。 五、哥特式小说的源头和它出现的原因 肖明翰认为：虽然哥特小说与哥特人毫无关系，但日尔曼民族（即条顿民族）中所流传的极为丰富的民间传说，以及以这些传说为素材的中世纪浪漫故事，是哥特小说的一个重要源泉。哥特小说的另一个重要源头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这时期的英国戏剧深受古罗马剧作家塞内加的影响，充满复仇、阴谋、暴力和凶杀，甚至还有鬼魂出没，因此情节惊险刺激。特别是莎士比亚的剧作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悲剧，对哥特小说的出现与发展更是产生了巨大影响。 作者： 雾中寻你 2007-4-28 16:44 回复此发言 -------------------------------------------------------------------------------- 3 【资料】从哥特式小说看西欧文学中的哥特传统 (某学生毕业论文) 《圣经》和基督教传说也是哥特小说的重要源泉。《圣经》里面有许多极为恐怖的场面，而基督教传说也一直在极力渲染地狱的恐怖。这方面最突出的当数《启示录》，里面描写了天使同撒旦的战争，地上的屠杀、瘟疫、灾难和饥荒，以及其它大量关于末日审判的神秘而可怕的征兆。《启示录》因其生动的语言、奇异的想象、丰富的象征、鲜明的意象和震撼人心的气势，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对西方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密尔顿的《失落园》到今天的许多恐怖电影都直接取材于《启示录》或者受到它的启示。哥特小说中的许多典型人物类型，比如魔鬼、恶棍英雄、“流浪的犹太人”等，都能在《圣经》中找到他们的原型（撒旦、该隐等）；而兄弟相残、夺人之妻、仇杀、强奸、乱伦、同性恋等等哥特小说中的通常主题，都无不在《圣经》中反复出现。至于哥特小说里最突出、最普遍、最持久的主题：善与恶之间永恒的冲突，那就更是一部《圣经》从头到尾的主线。 哥特小说之所以产生和繁荣于 18 世纪，最重要的是浪漫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挑战。文艺复兴运动使人文主义得到空前发展，宗教改革运动与人文主义结盟终得以摧毁罗马天主教的一统天下，然而人文主义的大发展却反过来沉重打击了教会势力，并且使以上帝为中心的传统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处于解体之中。到了 18 世纪，欧洲进入理性时代，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热情讴歌、极力弘扬人的理性，却忽视并压抑情感、想象、直觉，否认神秘和超自然现象。席卷欧美的浪漫主义运动就是对理性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逆反。哥特小说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特殊流派，被评论家们称为“黑色浪漫主义”（ dark romanticism ）。它的所谓“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情节上，它浓墨重彩地渲染暴力与恐怖；在主题思想上，它不是像一般浪漫主义那样侧重于正面表达其理想的社会、政治和道德观念，而主要是通过揭示社会、政治、教会和道德上的邪恶，揭示人性中的阴暗面来进行深入的探索，特别是道德上的探索。 肖明翰 教授还提出了一个新观点，那就是，哥特小说在英美和德国这样一些国家最繁荣、成就最高，而这些国家正是最主要的新教国家，其中英美更是长期为清教主义所统治。清教主义是基督教里的原教旨主义，它是新教的一个比较极端的重要流派。清教徒信奉加尔文主义，把《圣经》里的每一个字都看成上帝的话。 尽管在哥特小说兴起之时，对天主教徒和各种男女“巫”的残酷迫害已经成为过去，但其影响仍然十分明显。早期的许多哥特小说，比如前面提到的《奥特朗托城堡》、《乌多芙堡之谜》、《意大利人》、《修道士》以及爱伦·坡的名作《陷阱与钟摆》等等，都是以意大利、西班牙或者法国南部这样的天主教国度为背景，而且大都是在暴露天主教及其教士的邪恶。同样，“清巫”事件也被广泛运用于文学创作，这在美国文学中特别突出，比如 1692 年在塞勒姆发生的大规模残酷迫害所谓女巫的事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刺激着文学家们的艺术想象力，从约翰·尼尔、霍桑到现代剧作家亚瑟·米勒、当代作家斯蒂芬·金等许多文学家都以塞勒姆事件为素材创作出了气氛恐怖、寓意深刻的作品。 六、哥特式小说的发展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浪漫主义成了文学的主流，哥特小说也进入最繁荣的时期，几乎所有主要的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都创作了哥特故事或者使用了哥特手法并且推动了哥特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讲，所有浪漫主义者都是现实的叛逆者，但主流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在于理想化，而哥特小说却意不在此。尽管哥特小说中也有一些理想化人物，而且也在间接表达理想的价值观念，但其重点从来就是暴露罪恶与黑暗。 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现实主义在文学中成为主导，但现实主义作家们并没有拒绝使用哥特手法。在这些作家笔下，哥特故事的背景从遥远的过去和古老的城堡搬到了现实中的工业化大都市。在维多利亚时代，哥特小说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社会化和现实化。 作者： 雾中寻你 2007-4-28 16:44 回复此发言 -------------------------------------------------------------------------------- 4 【资料】从哥特式小说看西欧文学中的哥特传统 (某学生毕业论文) 虽然哥特小说在英国产生和繁荣，但 19 世纪 20 年代以后，哥特小说发展的中心移到了美国。哥特小说能在美国迅速繁荣、持续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和文学根源。来到美洲的早期移民经历了饥饿、寒冷、瘟疫和死亡，一部美国史可以说就是他们在一个陌生而危险的环境中不断探险、冲突和征服的历史；而且美国小说兴起之时正好是哥特小说在英国和欧洲其它国家最繁荣的时候；不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美国历史上和美国文化中极为突出的清教主义传统。 美国第一位有影响的作家查尔斯· B ·布朗在 18 世纪末推出的几部作品都是阴森恐怖并且充满血腥的小说，而第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作家欧文在司各脱和德国作家的影响下创作出了《睡谷》等哥特故事。美国小说一开始就具有哥特色彩。 七、哥特小说不会消亡 人们对于这些罪恶往年视而不见，习以为常，甚至以恶为善，这在当今世界更是如此。所以，当人们问奥康纳，她为什么在作品中那样大量使用哥特手法时，她回答说：“对于那些听觉不灵的人，你得大声叫喊；而对于那些快失明者，你只能把图画得大大的。”也就是说，只有借助于哥特小说所特有的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才能使人们认识到那些罪恶和危险。因此，只要有使人堕落或者践踏人性的罪恶存在，哥特小说就会继续发展。

人要勤奋，要坚持，要乐观，要坚强 读勃朗特三姐妹作品有感-《简爱》《呼啸山庄》 第一次接触勃朗特三姐妹的作品，是中学时阅读大姐夏洛蒂·勃朗特的经典著作《简爱》。 正值青春年少的自己，一捧起这本书便沉溺进去。整晚熬夜把它读完，也觉得意犹未尽。此后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阅读，甚至把它偷带去学校。当我们可尊敬的语文老师对着篇乏味的文章，大谈其中心思想扬漾着革命主义精神的时候，我就把头埋在桌洞里，沉浸在故事当中。我为幼年的简爱所受到的虐待而悲愤，感同身受般的体会着简爱那幼小敏感的心灵所受的伤害。多么不公平啊！我在心里和简爱一起呐喊。我也为成年的简爱而倾倒。喜欢她在地位比她高的所谓上流社会人士面前表现出的那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喜欢她在面对爱时表现出的的那种自尊自强的精神，心中不禁感叹在距离她所处的年代进步了二百年的现代，又有几个女人有勇气为了自己的尊严而对一个心爱又富有的男人说不呢？简爱就可以！总之,那一段时间的我,完全被小说俘虏了。在阅读中随着情节的发展，为她所遭受的伤害而泣，为她在待人和谈吐中流露出的自信和少许的俏皮而会心微笑。不过因为在上课时间我所表现出的这种时而眼角挂泪，时而嘴角留笑的疯癫表情，倒着实让我当时的同桌担心了好一段时间。 我因为喜欢《简爱》这本小说，就想要进一步了解它的作者。从而知道了她是一个贫穷牧师的女儿，有一个荒唐的拖累家庭的兄弟，还有两个同样会写书的妹妹。她和她的妹妹们在人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里都生活在英国北部荒凉的乡村。在旷野里散步，似乎就是她们最好的运动和娱乐。封闭的环境、糟糕的家庭、平淡的生活，这一切同我心目中的那个充满热情的女作家是多么不相称啊！就像沙漠里开出玫瑰一样让人意想不到。 我试图通过阅读她妹妹的作品来更好的了解她。抱着这种心理我先是在书店里找到了夏洛蒂的小妹安妮·勃朗特所写的小说。小说的内容是讲一个因生活所迫而从事家庭教师工作的女孩子，在经历了几个难管教的坏孩子和不讲道理的父母后，顺利结识了令自己倾心的富有绅士，并最终缔结良缘的故事。总体上来说算是琼瑶小说的19世纪古典英国版。这是一本让人沮丧的书。她的大姐夏洛蒂书中优美的细节描写和高尚的思想情操在这里都是找不到的。因为只勉强看了一遍，索性我把书名也忘了，只记得好像是女主人公自己那长长的啰哩啰嗦的名字。 一位文采平庸的妹妹并没能让我退缩，我又找到了夏洛蒂的大妹艾米莉·勃朗特所写的《呼啸山庄》。 那是怎样的一本书啊！我第一遍读它的时候只觉得像是有乌云在头上笼罩。沉重和压抑的感觉渗透在字里行间，弥漫在整本书中。我虽然强忍着把书看完 ，却留下了后遗症——此后的整个星期看到的天空都是灰色的。虽然如此，我仍要公平的说，这本书振撼了我的灵魂。 首先它是特立独行的。所描写的男女主人公希克厉和凯瑟琳既邪恶又自私，人类美德的光辉绝照不到他们身上。但他们彼此之间的爱情却又是可以超越一切的。凯瑟琳口中的“我就是希克厉，希克厉就是我。”和“我不知道灵魂是什么料子的，但我和希克厉的一定是一种料子。”像这种炙热的情感表达，完全有别于同时期的英国作品。其次它是离经叛道的。当其它作品中的人物追求自己的灵魂能在天堂里得到安宁的时候，凯瑟琳却作了个可怕的恶梦——她梦见自己到了天堂，她痛苦的大哭，尖叫，她要回家，回那个在读者眼中像是地狱的家。在我看来，这本书更可能出自一个起义天使之手，而不是一位牧师女儿的作品。总之，它颠覆了世俗的德道观，要把人们心上那道狭窄的感情之门完全撕开，跟随它的主人公一起去体会那像火一样 奔放的灵魂和燃烧的激情。读过它才让我发觉，看书的过程有时候就像是一种爱情。《大话西游》里的至尊宝原以为他用‘月光宝盒’回到500年前，是要找他的娘子白晶晶，结果却找到了一生的至爱紫霞仙子。 我因为想了解《简·爱》的作者而找到《呼啸山庄》，才发现后者在思想深度和情感表达方面远超过前者。如同月亮无法在太阳面前争辉。那一刻，我完全能体会至尊宝的心情。 直到现在，我也无法了解在英国北部那样保守、闭塞的环境下何以会孕育出像勃朗特姐妹那种情感丰富的，只用一部作品便可划亮文坛的天才女作家。我只能说，可以让人感动的作品，往往来自于作者自己的内心，而不是来自于外界的浮华。 勃朗特三姐妹的女性独立意识

米莉个性孤独倔强，落落寡合，但她始终生热爱自然，苦恋故乡约克郡的荒原。她的小说和诗歌作品都充满了对大自然细致入神的描写。尤其在《呼啸山庄》中，旷野、神秘的的自然环境与凯瑟琳和希斯克厉夫这对旷世情侣的性格释放和人生故事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极度的爱与极度的恨在在这个封闭的小宇宙中，戏剧化地获得一种神秘而又崇高的艺术气质。如此孤傲、叛逆又热情如火的灵魂，除了在这魔幻般的荒原上，还能在哪里生存呢？1神秘的原野评论家阿诺 凯特尔（Arnold Kettle）认为这部小说“对自然，荒野与暴风雨，星辰与季节的有力召唤是启示生活本身真正的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故事背景具有哥特式神秘、超自然的气氛，而几乎所有的人物都被置于各种悖论关系所产生的危境中，弥漫着悬念，不断累积和爆发着能量。在这个前工业时期的约克郡荒原上，没有文明城市的状貌描画，没有繁华时尚的情趣点缀。只有阴郁荒凉的原野，四季不断的风、孤独的山庄，倾斜的树木、嶙峋的岩石，纷繁五彩的世界被过滤成为一个单纯的的黑白底色的梦境。 这梦魇般的夸张氛围中才能生发出非理性的人生价值和超越现实的精神追求。雨雪、风暴、黑夜是这荒凉原野的主要基调，野性的自然与激荡的精神一样，深不可测，令人生畏。这神秘漠然的荒野就是凯瑟琳和希斯克厉夫永远的精神之源，孕育滋养着他们孤傲不羁的灵魂、痴顽的爱情迷恋和对抗现实的疯狂。这荒原，是艾米莉终生不能离弃的故乡，是她艺术创作的素材宝库，也是她强烈个性发展的土壤。勃朗特一家的牧师住宅位于哈沃斯的城镇与荒野之间。西边的旷野是勃朗特姐妹经常散步的地方，艾米莉的气质深受旷野气氛的感染。夏洛蒂在1850年给《呼啸山庄》作序时说：“《呼啸山庄》从头到尾是乡土气息的。它带着荒原色彩，野性，像根一样虬结多枝。它也合乎自然的，不会是另一个样子，因为作者本人就是荒原上土生土长的人，荒原哺育长大的孩子。”艾米莉对原野的热爱是她人生经历的客观结果，也是她率真单纯个性的主观选择。在《呼啸山庄》中，荒野的浓重意象又是她表达混沌而强大的无意识的绝佳载体，是她展现本我精神层面故事的完美背景。荒野赋予了艾米莉独特的诗情，而她绝没有像夏洛特所惋惜感叹的那样是在一本困难的书上浪费了自己的才能，她以惊鸿一瞥的天赋给了这粗莽的旷野以永恒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