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商帮研究论文

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领域扩大，商人十分活跃，逐渐形成了商帮。 著名的有徽商、晋商、江右商、洞庭商、山东商、陕西商、广东商、福建商、龙游商、宁波商等十大商帮。 商帮的出现，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明中叶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十大商帮中最活跃的是洞庭商、 徽商和龙游商，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两句谚语：“ 钻天洞庭遍地徽”、“ 遍地龙游商”。这反映洞庭商人、徽州商人、龙游商人遍布全国并雄踞商界的事实。 龙游历史上为姑蔑文化发祥地， 更是 “ 入闽要道”、“ 金衢处徽之冲”， 为古代重要盐道饷道，“ 通浙孔道，馈饷之所必系”之地，又是浙皖闽赣4省交通枢纽。明人徐复初说：“ 邑 （龙游 ）当孔道，舟车所至，商货所通，纷总填溢。” 龙游人农耕之外，借交通之便，经商乃成谋生重要手段，加之龙游社会上素不贱商，头脑活络之人多选经商之路。 龙游有丰富的资源，这也为他们经商提供了物质条件"。龙游多山林竹木和茶漆粮油等，这些土特产品成为龙游商最重要的外贸商品。 当时的龙游商帮，以龙游商人为主体，涵盖了周围衢州诸县的商家"。龙游商帮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发轫于南宋，活跃于明中叶，至清乾隆年间为鼎盛"。宋室南迁后，建都杭州，为了方便同长江沿岸抗金前线的联系， 官府修建了东起京城杭州，西接赣湘的官道。 这条官道在龙游和寿昌交界的梅岭关入龙游境， 龙游商视此为大好商机，就把木材运到杭州销售。 也有大商人到浙江外地经商致富，如龙游韦塘人朱世荣，“ 流寓常州致巨富，置产亘常州三县之半，后归衢江古码里，复大置产，当时以为财雄衢常二府。”到了明朝，一个以龙游商人为中心，带动整个衢州地区商人们的流域性商业团体响亮登场，他们在金衢盆地崛起，逐鹿中原，远征边关，漂洋出海，以“遍地龙游” 的气势被人们称为“龙游帮”。 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 龙丘之民，往往糊口于四方，诵读之外，农贾相半”。明天启年间，“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 如商人童巨川在嘉靖年间至宣府大同做边贸生意，“ 一往返旬月，获利必倍，岁得数万金，自是兄弟更相往来，垂20余年，遂成大贾。”至清乾隆年间童氏家族：“多行贾四方，其居家土著者，不过十之三四耳。” 龙游商帮不像晋商手握巨资，经营票号，在金融市场上显山露水；也不像徽商垄断盐鹾，声名显赫。

徽商是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涌现的最大的地域商帮，称雄商界40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工商企业集团，也是最具活力的工商企业经营管理者。徽商是中国商业的一次崛起，是商业文化的一次革命，它倡导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商业道德，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商务理念，这一切都源于博大精深的徽商文化。大文豪胡适先生把徽商比喻为“徽骆驼”，把徽商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赞之为“徽骆驼”精神。从徽商文化中，我们可以得到企业成功的启示：一是徽商的创业精神，二是徽商的创新精神，三是徽商的团结精神。徽商的创业精神表现在徽商的拼搏精神、勤俭道德、谦逊态度和诚信理念。徽商从小背井离乡，奋力拼搏，重勤俭重，自强自立，行谦让之德以营造融洽的各种关系为自身发展增强凝聚力，并且以诚信二字作为徽商创基立业的根本。徽商的创新精神在于其注重从实践中创新思路，以人为本，以制度作保证，以文化为基础，适时度势，永远进取。徽商善于利用宗族势力展开商业竞争，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从自发到自觉地联合，通过联合和结帮经营减少内部消耗，依靠群体力量壮大整体竞争势力。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团结精神正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纵览晋商、徽商乃至湖州帮的沉沦，都不是因为资金不足，而是因为浮躁、投机取巧，而且还自闭僵化，既不了解外面，也很少自我检省。浮躁是暴富之后就开始吃喝嫖赌，纸醉金迷；投机取巧就是倒卖盐引子，炒作地产。他们完成初始的资本积累后，无一不进军房地产，比如，湖州帮就是折戟在上海房地产投机狂潮里，胡雪岩所代表的徽商就是崩溃在自己的蚕丝贸易投机里。思维僵化的最主要表现，就是暴富之后不知道如何进一步发展！比如晋商读书的不多，徽商读书也只是热衷科举，为的只是进一步的官商勾结。甚至很大程度上，他们往往不觉得自己是暴富的，反而认为自己的致富是辛苦闯荡而来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崛起都是靠当时的重大经济政策、开放政策。实际上，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也毫不陌生，而思维僵化这一点，恰恰是中华文化最陈旧最要不得的地方。所以，你不得不承认从古至今一家企业能走多远，最终取决于战略思维能站到多高。以此为鉴，其实只有两条出路：或是，顺应改革进入下一个政策性行业；或是，升级企业管理制度，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高度整合，告别传统的商业模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雪岩和晋商、徽商还有湖商根本不值一提，而宁波商帮和潮州商帮的战略高度反而更值得我们关注。胡雪岩只是个人的纯粹投机，不但无法引领一个行业，甚至都没法长存一个家族企业。他的财富完全来自权力腐败和荫庇。这甚至与其他同样基于权力垄断而崛起的晋商、徽商和广州帮等都不可相提并论，因为后者垄断正是为当时的政权提供了其必需的服务，并且正因如此才能得到政治体制上的不断维护和支持。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商帮能够长期做到顺应和主导改革，进而继续垄断这种政策性行业，特别是面对来自体制外部的强大挑战、竞争甚至侵略时，商帮大抵难逃被淘汰出局的宿命，包括晋商，徽商，湖商和广州商帮。历史都曾留给每个商帮转型的时机，然而山西票号迈向现代银行之几度难产，又无比鲜明地展现了僵化思维的痼疾。

（1986-2009）（一）明代国家制度研究1.《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50万字），华夏英才基金项目，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2.《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明代卷》（36万字，与杜婉言合作），国家社科基金七五重点课题子课题，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届国家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一等奖（集体）。3.《论明代的君主集权制度》（10千字），《严嵩与明代政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4.论明代内阁制度的形成》（万字），《文史》第33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5.《明代的巡抚制度》（万字），《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江西省高校优秀成果二等奖。6.《明代的镇守中官制度》（万字），《文史》第40辑，中华书局1994年版，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7.《明代的御马监》（万字），《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江西省高校优秀成果三等奖。8.《明末购募西炮葡兵始末考》（万字，与欧阳琛合作），《文史》第77辑，2006年第4辑，中华书局2006年版。9.《明代的四卫、勇士营》（万字），《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0.《论明代宦官的知识化问题》（万字），《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11.《历史上的“奸臣”与“奸臣传”》（9千字），《文史知识》1988年第12期，《新华文摘》1999年第4期。12.《明代军队的编制与管理体制》（万字），《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13.《阳明史事三题》（万字），《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14.《明代的户口食盐与户口盐钞》（1万字），《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江西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15.《明代苏松江浙人“毋得任户部”考》（万字），《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6.《“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万字），《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9期。(二)明清江西商人及地域经济社会研究1.《明清中央集权与地域经济》（36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2.《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56万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005年重印，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3.《江西通史·明代卷》（54万字，与谢宏维合作），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附：11卷本《江西通史》副主编，江西省社科重大课题。4.《明清江右商帮》（6万字），（香港）中华书局、（台湾）万象书局1995年版5.《明清江右商的社会构成与经营方式》（万字），《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6.《明清江右商的经营观念与投资方向》（万字），《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7.《明清西南地区的江右商》（万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8.《明清江右商与商事诉讼》（万字），《南昌大学学报》1995年赣文化专辑9.《再论明代士人的“弃学经商”》（万字），《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10.《江西传统商业盛衰论》（万字），《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11.《明清湘鄂赣地区的食盐输入与运销》（万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12.《明清湘鄂赣地区的“淮界”与私盐》（万字），《中国史经济研究》2006年第3期。13.《明清湘鄂赣地区的“讼风”》（万字），《文史》第68辑，2004年第3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14.《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几点商榷》（万字），《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7年版。15.《“学而优则仕”：明清江西士人生存方式研究之一》（万字），《赣学》第1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16.《近代九江进出口贸易与江西市场》（万字），《近代沿江经济战略研究论集》，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版。（三）明代市民文学研究及其他 1.《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36万字），中华书局2004年版，2005年重印，江西省高校优秀成果二等奖。2.《明成化皇帝大传》（30万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3.《千古一人----苏东坡传》（18万字），21世纪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4.《旷世大儒----王阳明传》（30万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5.《弹指惊雷侠客行----港派新武侠小说面面观》（30万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4.《从现存版刻看明代市民文学的发生发展》（万字），《扬州大学文化研究所辑刊》第1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5.《从现存版刻看明代市民文学的地域分布》（万字），《明史研究》第6辑，黄山书社1999年版6.《明清小说与明清社会》（9千字），《文史知识》1988年第12期。7.《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海外中国学》（万字），待发。8.《“定法”与“定论”：历史研究方法论二题》（万字），《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9.《略论汉初的同姓分封与削藩》（1万字），《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院》1989年第4期。10.《略论青苗法的推行与效果》（万字），《南开学报》1988年第6期。三、论著编年（1996-2008）1986年1.《明代的户口食盐与户口盐钞》，南昌：《江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人大资料中心《明清史》复印，《高校文科学报文摘》摘要，获江西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1987年2.《明代内阁的票拟制度》，南昌：《江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4期。《新华文摘》辑目。3.《略论汉初的同姓分封与削藩》，南昌：《南昌职业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1988年4.《明代的巡抚制度》，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获江西省高校第三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5.《略论青苗法的推行及效果》，天津：南开大学《南开学报》1988年第6期。人大资料中心《宋辽金元史》复印。6.《明清小说与明清社会》，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88年第12期。收录于《漫话明清小说》，中华书局1992年。7.《“内阁始于东汉”说质疑》，南昌：江西省社联《争鸣》1988年第3期。8.《“江浙”辩》，南昌：江西省社联《争鸣》杂志1988年第5期。1989年9.《论明代的君主专制》，江西省社科院：《严嵩与明代政治》，上海：上海社科出版社1989年。10.《江右商略论》，南昌：江西方志办《江西方志》1989年第2期。1990年11.《论明代内阁制度的形成》，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第33辑。12.《论明代宦官的知识化问题》，南昌：《江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13.《从明末农民战争看汉族地主阶级》，四川省社科院：《第二届国际明末农战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991年14.《弹指惊雷侠客行——港派新武侠小说面面观》（著作），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5.《明清江右商的经营观念与投资方向》（合作，第一作者），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人大资料中心《经济史》复印，获江西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16.《明代的知识宦官》，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1年第7期；收录于《中国历史百题》，中华书局1993年。17.《明代内阁建置的几个问题》（署名刘礼芳），南昌：《南昌职业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人大资料中心《明清史》复印。1992年18.《明清江右商的社会构成与经营方式》（合作，第一作者），北京：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人大资料中心《经济史》复印，获江西省第七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19.《王守仁的个性与明代士风》，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2年第7期；收录于《93海峡两岸明清史学术会论文集》，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武林世界与历史真实》，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2年第12期。21.《明代吉安的诉讼》，南昌：《南昌职业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1993年22.《明代的四卫、勇士营》，南开大学：《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会论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23.《中国秦汉史学会第三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2期。24.《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江右商帮》（合作，第一作者），厦门：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25.《再论明代中后期的弃学经商之风》（合作，第一作者），南昌：《江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1994年26.《（明）成化皇帝大传》（著作），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27.《明代的镇守中官制度》，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第40辑。人大资料中心《明清史》复印，获江西省第八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8.《明代军队的编制与领导体制》，中国明史学会《明史研究》第3辑，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29.《“摇篮”说》，南昌：《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赣文化专辑。30.《地域文化与江西商业文化》，南昌：南昌大学《赣文化研究》第1辑。1995年31.《明清江右商帮》（著作），香港：中华书局1995年；台湾：万象书局1995年。此为中国商业史学会重点课题“中国十大商帮研究”的子课题。32.《千古一人——苏东坡传》（著作），台湾：国际村文库1995年。33.《论正史<奸臣传>》，香港：香港大学国际明史学术会宣读论文，1995年12月。34.《江西士大夫与明代政治》，江西省社科院：《江西名人研究》，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第3期。35.《明清江右商与商事诉讼》，南昌：《南昌大学学报》1995年增刊。1996年36.《中国政治通史·明代卷》（著作，第二作者，与杜婉言合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为国家社科七五重点课题，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中国社科院首届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1997年37.《千古一人----苏东坡传》（修订版），南昌：21世纪出版社1997年。38.《明代的御马监》，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获江西省高校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39.《近代九江的进出口贸易与江西市场》，中国商业史学会：《近代沿江经济发展论集》，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40.《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几点商榷》，中国明史学会：《第六届明史国际学术会论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41.《明代统治者对佛道二教的利用与限制》，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7年第9期。1998年42.《从现存版籍看明代市民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会宣读论文；长春：1997年8月；《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会论文集》，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扬州：《扬州大学文化所辑刊》第一辑，苏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43.《王阳明与江右王门学派》，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8年第1期。44.《明代的乡试、会试与殿试》，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8年第4期。45.《历史上的奸臣与奸臣传》，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8年第12期；人民出版社《新华文摘》1999年第4期转载。1999年46.《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明清时期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回顾》（二人合作，为第二作者），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4期。人大资料中心《明清史》复印。47.《从现存版籍看明代市民文学的地域分布》，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建系七十周年国际学术会宣读论文，1997年12月；中国明史学会《明史研究》第6辑，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3月。2000年48.《旷世大儒——王阳明传》（著作），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49.《一个儒学实践者的悲喜剧》，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2001年50.《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著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题成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2005年重印。获江西省第十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51.《明清湘鄂赣地区的食盐输入与运销》，厦门：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九届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2002年52.《明清中央集权与地域经济》（论文集，第二作者，与欧阳琛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3.《庐陵文化中的异端文化》，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002年第9期。2003年54.《阳明史事三题》，南昌：《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4期。人大资料中心《明清史》复印，《新华文摘》2003年24期摘要。2004年55.《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著作），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2005年重印。获江西省高校第八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56.《明代苏松江浙人“毋得任户部”考》（合作，第一作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人大资料中心《明清史》复印，获江西省第十一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57.《明清湘鄂赣地区的“讼风”》，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第68辑(2004年第3期)。人民出版社《新华文摘》论点摘要。58.《明代文化专制三议》，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004年第12期。2005年59.《一段历史、一段水土与一方人----走进明朝的江西》(合作，第一作者)，广州：广东省社联《粤海风》2004年第1期。收录于江西人民出版社《第三只眼睛看江西》（胡平编），2005年。60.《谷霁光教授的学术经历与学术个性》，南昌：《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人大资料中心《历史学》复印。2006年61.《明末购募西炮葡兵始末考》（第二作者，与欧阳琛合作），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第77辑(2006年第4期)。62.《明清湘鄂赣地区的“淮界”与私盐》，北京：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2007年63.《“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9期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2期摘要、人大资料中心《明清史》复印。64.《地域文化与江西传统商业盛衰论》，南昌：《江西师大学报》2007年第1期。65.《明代前期荒政中的腐败及对策》（第二作者，与萧发生合作），《北方论坛》2007年第1期。66.《历史研究方法论二题》，南昌：《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6期摘要、人大资料《历史学》复印。2008年67.《成化皇帝大传》（著作，修订本），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68.《明代国家权力及运行机制》（著作，华夏英才基金项目结题成果），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另，在《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江西日报》、《江南都市报》、《南昌晚报》和《农业考古》、《民主》等报刊发表史学评论、史学杂文约100篇，篇目从略。

也可称：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秦商）、山东商帮、福建商帮(福建商帮、潮汕商帮，广义包括台湾、新加坡等闽语民系）、洞庭商帮、广东商帮（潮商、广府、客家）、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山西商帮 徽州商帮陕西商帮 山东商帮 福建商帮 洞庭商帮 广东商帮（潮州帮、广府） 江右商帮 龙游商帮 宁波商帮 都说中国历史是一部漫长的封建史，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的主流使得市场经济之花迟迟难以萌发。可事实上，人类社会一直就未曾离开过商人的活动。据考证，商人(或商业)的商，最初是个原始部落的名字，其部落位于今河南省商丘的南部地区，其部落始祖名叫契。因契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此。契的第十代孙名叫王亥(公元前16世纪)。王亥从事牧业而擅长经商。他的第四代孙子汤灭了夏(公元前1551年)，又迁都于殷，故商又称殷，而商人仍自称为商。后来，周灭殷以后，周公(姬旦)告诉殷的遗民，要求他们继续经商。而殷商之人善于经商，周朝人便将从事这种行业的人称为商人。而历史上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在明清之际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为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晋商的兴衰。我对晋商的感观认识来自于张艺谋和巩俐的电视《大红灯笼高高挂》。电视里的山西乔家大院，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明清富商城堡。它的背后，是深厚的晋商文化底蕴。透过乔家大院那古朴的院落、古朴的砖墙、古朴的陈设，气势恢宏的晋商发展史的画面若隐若现地浮现出来……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1735-1799年)、嘉庆(1799-1820年)、道光(1820-1850年)时期已发展到鼎盛。特别是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那么，曾经辉煌的“晋商”为何最终走向了衰落？有史学专家分析了晋商的性质，我认为从他们的研究中可以推究出晋商衰落的一些枝蔓。“综观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而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关于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我们知道，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总之，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这一性质决定了“晋商”随着封建制度在中国的消亡，其落后的封建的经营方式逐渐暴露出与时代的不合拍性。因而，其衰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徽商的始末。作为浙江人，对徽商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这不但由于徽杭古道拉近了浙江人与徽商的距离。更由于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原因使徽商、浙商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徽商与晋商齐名，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而不能等同于安徽商人，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1464-1505年)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1521-1566年)以降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一代代的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走出一条日后教科书上才有的贸易路线：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此时的徽商达到鼎盛时期，“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因此，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却做得三心二意。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到19世纪末，当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经济没落时，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陆中国之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很明显，此时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能获得新生。但“官本位”的徽商却做不到，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了。 潮商的渊源。“潮商”，是潮汕商帮与广东商帮的共同称号。古代潮商不如晋商、徽商著名，潮商的崛起也是在明以后。大概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潮汕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地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到明中后期大批潮汕人以船为伴涌向海潮波涛之中。入清以来红头船便成为潮州商人的象征；清代商人又称红头船商人。潮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这期间，潮商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60-70年代崛起于香港及东南亚。涌现出李嘉诚、陈弼臣等一批世界级巨商。潮商为什么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自古至今地发展并在今天谱写新的辉煌？事实上，近代潮商发扬了古代潮商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潮商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潮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中国明清三大商帮 晋商徽商陨落 仅存潮商中国商帮之兴盛可上溯至明、清时期，当时商帮的活动范围已扩及全大陆。而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中国出现十大商帮，其中以晋商、徽商、潮商影响力最大。对照起五大新商帮，只有广东商帮依然挺立。晋商崛起于明朝，清朝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达到颠峰。而晋商的事业版图中以金融事业最为强大，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晋商几乎占尽全大陆汇兑业务，所谓“北号南庄”指的就是由晋商控制的南北两大票号、钱庄集团。徽商与晋商齐名，徽商的渗透力更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明清时期徽商控制长江、淮河水运要道，分布范围更遍及广东、福建、湖南、四川、云贵、山东、河北、北京、东北，甚至远征日本从事商贸活动。“无徽不成商”道尽了当时徽商势力之旺盛。而潮商指的是广东潮州商帮，潮商真正强大起来已经是近代、现代的事情了。潮商一向是以冒险性格强烈、肯吃苦耐劳著称；潮商也积极向外拓展版图，离乡背井远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打天下。也因为这种开放心态，使得广东商帮在改革开放之后得以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