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学论文3000字

如果说有一个因素在经济发展政策中被严重忽视了，我会说，这个因素就是“空间”（地理因素）。理解空间的力量直接关系到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在专著《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讲到，今天的政策决策者和社会公众一定要认识到经济发展和地理之间的关系。 地理有多重要：以苏南为例 如果发起一场有关如何促进欠发达地区增长，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投票，我猜99%的人都会赞成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资源。可是，却很少有人会认真地考虑“地理有多重要”这样的问题。用地理和空间的视角来看苏南发展，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地理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实例。苏南发展的秘密不是乡镇企业，不是外资，也不是人力资源，这些都是地理条件的结果。如果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乡镇企业未必会在苏南成功，外资也不会大规模投资在这里，人力资源也可能不能被有效地利用。 那么，苏南到底有哪些地理优势？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在全球化的视野里看懂中国经济。中国真正的起飞是在1994年之后，确立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这时，港口的作用重新突显出来，而其中，最具活力的港口城市就是上海和香港。在苏南地区，地理上接近上海，从而能在国际贸易中节省物流成本，而且，苏南地区还拥有长江下游的黄金水道。在这些条件上，苏南胜过了浙江。而与同样接近大港口的广东相比，苏南才真是胜在其人力资源上，毕竟苏南在改革之初便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使得苏南有能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相对技能要求较高的产业。 此外，整个以上海加苏南城市群构成的都市圈还因为地理的因素产生了更强的辐射作用。广东往北，很快就遇到南岭，而上海往西则是平原为主，而且，长江的运力远非珠江可比。同时，香港是特别行政区，拥有不同于内地的制度和文化，甚至语言习惯也有差异。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我在自己的研究里看到，如果说离大港口的距离会影响到一个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那么，在长江三角洲，这种影响比珠江三角洲要小一些，换言之，长三角都市圈的辐射力更强。 从空间的视角审视我国产业转移 从苏南发展推广开去，地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整个中国也有所体现。如果忽视这种“空间的力量”，就会误以为，可以通过人为的经济政策引导资源向内地转移，而实际上，动用行政手段来干预资源在地区间的配置，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巨大损失，极大地削弱中国产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很多人为中国的产业转移而欢呼，我看，需要冷静。如果是在完全的市场机制下，产业的梯度转移是好的，其前提是，核心城市在经济集聚的过程中会出现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而在行政干预下，地价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只会比原来应该有的趋势来得更早。问题在于，市场机制下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本质上是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在行政干预之下，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却不一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经济中出现的扭曲。企业家都是利润的追求者，当生产要素价格与劳动生产率相背离的时候，将企业向中国内地迁移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至少，它们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将企业迁往港口条件不亚于中国，劳动成本却更低的其他地区，比如越南。如果后者成为普遍趋势，无异于中国将自己本应有的发展机会拱手相让。 同样道理，我们也发现，到区域性的大城市距离也显著地影响城市的经济增长。由于经济向大城市集聚可以带来规模效应和外部经济，促使中心城市吸收周边城市的经济资源，同时周边城市也能较多地分享中心城市集聚效应带来的好处，因此，一个城市距离区域性的大城市越远，经济增长越慢。 而中小城镇的发展才是下一轮发展的方向，甚至硬是将英文里的urbanization区分为“城市化”和“城镇化”，以所谓“城镇化战略”作为对城市化的替代。 发展中小城镇并不错，但“城镇化战略”错在将中小城镇发展与大城市发展机械地割裂开，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说明，大城市的发展可以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带动力。试图通过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来为中小城镇的发展腾出空间，这种政策主张不说是南辕北辙，也至少是事倍功半。 对于地理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社会各界还缺乏科学的认识 遗憾的是，中国的社会各界对于地理在决定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缺乏科学的认识，不少地方政府都片面追求短期GDP增长，并陷于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经济增长方式。 不仅如此，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是，认为是经济资源向拥有地理优势的东部集聚导致了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于是，在经济政策上形成的一个相应的误区是，认为要平衡区域经济发展，就要动用政府政策来抵消地理的作用，这进一步加强了地区经济对于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依赖，而这些在长期对经济增长并不起显著的作用。 地理对城市经济增长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位置不同的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将越来越大。恰恰相反，中国出现的这种“地理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策限制了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加剧了地理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无独有偶，2011年3月12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地区差距：差距经济学”一文提出，对于英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关键不是要补贴，而是要实施两项政策措施：使人口自由流动，加上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中国不会是个例外。如果我们相信科学，那么，兼顾增长与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就应该转向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不是堂吉诃德式地用政府政策去扭曲市场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文献的回顾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区域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规模不断增大，形成了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重要的经济区域。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行政区经济”，以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则严重地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增加了地方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损害了经济增长。按照法国经济学家Sandra Poncet 的研究，1997年中国国内省级间商品贸易平均关税达到了46%，比10年前整整提高了11%.这一关税水平超过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水平，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相当。也就是说，1987年中国消费者购买各自所属省份自制产品的数量是它省产品的10倍，而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21倍[①].因此，如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构筑区域经济的总体优势，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现有的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就当代中国区域问题研究而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是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它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尤其是近段时期以来围绕着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的一系列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的论著[②]，大大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在诸多经济学者看来，当代中国区域经济的顺利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因为市场的力量迟早要冲破行政区划的边界，从而促进经济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他们认为，一旦企业主导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定格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角，一个国家便步入了兴旺发达的现代化快车道。[③]二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地理学与政区地理学的研究也不断触及区域行政问题。这一领域的学者往往从行政区域改革的角度切入这一研究课题，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围绕着一些热点问题如“撤县改市”、“市领导县体制”、“撤消地区行署建立实体市”等，展开激烈的争论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对策。[④]这些对策的一个共同的思路就是调整行政区划，使行政区与经济区尽可能一致，这一点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 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见解，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性建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国现有的体制背景下，上述两种思路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毫无疑问，应是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障碍的最佳思路。然而，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市场化机制的发育成熟、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即使在市场经济已经完全发育成熟的发达国家，其固有的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也使我们无法完全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市场万能的神话之上。进言之，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的，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因此，即使是市场发达的社会，也倾向于实行政府干预型的协调模式。其次，按照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改革思路，即重新调整行政区划，从理论上看似乎可行，从实践的角度看却未免是脱离了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纸上谈兵。众所周知，许多行政区划是历史形成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刚性，不能也不应该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变化而随意调整。同时，经济区以经济为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而行政区则要考虑到综合性因素，而不能仅以经济为限。对现行的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很可能是一项比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还要困难和复杂的工程，搞得不好恐怕治丝益棼，引发出难以预料的后果。 我们认为，研究现阶段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切入，通过对政府结构、政府的决策程序及其微观基础的考察和审视，推进问题的解决。因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即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现行的体制和结构。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法治极不健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民间经济交往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显然难以冲破这一体制性的障碍。在我们看来，通过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区域政府合作机制，依靠政府间的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性选择。

第一，有利于增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发展动力，改变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格局。从世界经济大格局来看，东亚环太平洋沿岸从北向南，由俄罗斯到日本、韩国、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最终到新加坡，是当今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区域。但这一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在中国与东盟的交汇处，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经济相对落后，成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中相对薄弱的一环。加快环北部湾区域内的合作和开发，不仅能带动区域内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效连接起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而且也将为亚洲各国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有利于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升双方的合作空间。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来看，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往往需要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作支撑。环北部湾区域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只有把这种优势和潜力转化为真正的竞争优势，形成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才能增强区域的吸纳效应和扩散效应，提高自由贸易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促进各国在资源、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第三，有利于中国东、西两大区域经济的迅速腾飞，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来看，由北至南已逐步形成了环渤海湾和环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目前，环渤海湾地区经济发展初具规模，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较强，但主要表现为对东北、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与之相比，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扩展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实现中国东西部经济的对接，潜力巨大。因此，要加快环北部湾区域的开发，扩展与东盟的经贸往来，搭建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长效平台，将该区域打造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区域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规模不断增大，形成了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重要的经济区域。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行政区经济”，以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则严重地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增加了地方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损害了经济增长。按照法国经济学家Sandra Poncet 的研究，1997年中国国内省级间商品贸易平均关税达到了46%，比10年前整整提高了11%.这一关税水平超过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水平，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相当。也就是说，1987年中国消费者购买各自所属省份自制产品的数量是它省产品的10倍，而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21倍[①].因此，如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构筑区域经济的总体优势，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现有的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就当代中国区域问题研究而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是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它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尤其是近段时期以来围绕着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的一系列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的论著[②]，大大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在诸多经济学者看来，当代中国区域经济的顺利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因为市场的力量迟早要冲破行政区划的边界，从而促进经济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他们认为，一旦企业主导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定格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角，一个国家便步入了兴旺发达的现代化快车道。[③]二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地理学与政区地理学的研究也不断触及区域行政问题。这一领域的学者往往从行政区域改革的角度切入这一研究课题，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围绕着一些热点问题如“撤县改市”、“市领导县体制”、“撤消地区行署建立实体市”等，展开激烈的争论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对策。[④]这些对策的一个共同的思路就是调整行政区划，使行政区与经济区尽可能一致，这一点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 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见解，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性建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国现有的体制背景下，上述两种思路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毫无疑问，应是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障碍的最佳思路。然而，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市场化机制的发育成熟、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即使在市场经济已经完全发育成熟的发达国家，其固有的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也使我们无法完全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市场万能的神话之上。进言之，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的，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因此，即使是市场发达的社会，也倾向于实行政府干预型的协调模式。其次，按照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改革思路，即重新调整行政区划，从理论上看似乎可行，从实践的角度看却未免是脱离了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纸上谈兵。众所周知，许多行政区划是历史形成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刚性，不能也不应该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变化而随意调整。同时，经济区以经济为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而行政区则要考虑到综合性因素，而不能仅以经济为限。对现行的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很可能是一项比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还要困难和复杂的工程，搞得不好恐怕治丝益棼，引发出难以预料的后果。 我们认为，研究现阶段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切入，通过对政府结构、政府的决策程序及其微观基础的考察和审视，推进问题的解决。因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即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现行的体制和结构。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法治极不健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民间经济交往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显然难以冲破这一体制性的障碍。在我们看来，通过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区域政府合作机制，依靠政府间的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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