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敦煌壁画论文范文资料

敦煌莫高窟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是早期中期和后期，这三个时期的代表作以及艺术特点详解如下：一、概述：敦煌莫高窟的创始年代，据初唐武周时代的“李君修佛龛记”碑文载，当始于前奏符坚建元2年（公元366年），后经历代开凿，蔚为大观。虽经一千六百余年的人为和自然的摧折，如今它仍保留下492个洞窟，万平方米的壁画，如果排列起来，可以组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这些丰富多彩的壁画，昭示着中古时代艺术家的丰富想象力和伟大的创造力，是世界现存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根据莫高窟壁画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二、分时期介绍如下：1、早期壁画：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36个洞窟的壁画，满布于各窟的四壁、窟顶及塔柱各处，除了少量纯装饰性的题材外，主要题材包括具有情节性构图的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还有大量的菩萨、飞天、伎乐天、药叉等的形象。讲述佛祖出世前经历的佛本生故事和佛出世成道后的佛传故事，内容丰富，情节生动，用以宣扬佛家忍让、善良与因果报应思想。其中艺术性最高的当数第254窟《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贸鸽》、第285窟《五百强盗成佛故事》、第257窟《九色鹿救溺》以及第290窟《佛传故事》等。 254窟的《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采用“异时同图”的构图方式，将三王子山林中游猎，发现母虎饥饿不堪欲食其幼崽，遂发悲悯之心，坠崖舍身饲虎，其父母兄长悲痛欲绝，拾骨筑塔等情节统一组织在一个画面上。整个画面浑然一体，把不同时空发生的事情穿插组合，而主题却十分突出。人物和虎的造型十分生动，线条亦粗壮有力，由于时间久远，色调变得更加沉郁丰富，画面笼罩着强烈的悲壮气氛。 同一窟内的《尸毗王割肉贸鸽》壁画，表现尸毗王为从鹰口中救出鸽子的性命，愿割自己腿肉为赎的画面。壁面主体部分刻画尸毗王单腿垂坐，正在被割腿肉，上部一鹰正在追逐鸽子，右侧眷属惊惧哀劝，左为臣民敬仰赞叹，左下方一着胡服者持秤称肉，画面主题突出，情节完整，鸽子端立于国王手掌上，老鹰在国王脚前仰头陈述，这些细节的描绘，使故事情节更加丰富，独具匠心。“尸毗王本生”和“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是北魏佛教壁画中非常流行的本生故事。这些本生故事都是说佛的前生如何为救助旁人而牺牲自己的故事，借以宣传佛教教义，有着浓厚的宗教情怀。 《九色鹿救溺》是莫高窟第257窟壁画的主要题材。画面以横卷式构图加以处理。情节从左右向中心发展，描述九色鹿将一落水者拯救后，反被此人出卖的故事。它赞扬了九色鹿王的忘我精神，鞭挞了忘恩负义的丑恶人性。艺术家生动地刻画了九色鹿那富有人格化的神态和不向邪恶屈服的倔强性格，增强了惩恶扬善、因果报应这一主题思想。这幅壁画无论在构图、色彩的处理上，都十分巧妙。以山峦、树石为构图上的自然分割物，分段描绘内容复杂的情节，每一个段落都附有文字说明，与汉代壁画相近。全画取横卷式分九个场面表现，人和动物多取侧面，背景山水无皴擦。线条有力，色彩浓重，造型具有装饰性。用深色染外缘，中间渐浅，用白粉点最亮的部分，加强体积感。这是从外来艺术中吸收的“凹凸法”。画中的山水，用土红或蓝绿等色平涂，尚无皴擦，具有装饰意味。树木的枝干是用土红色画的，树叶用绿色大笔涂染。这种艺术表现手法，说明了北魏时期莫高窟壁画，既继承了民族传统，也吸收了外来艺术的优点，并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发展着。285窟有西魏年代确切的题识，并且表现出传统风格的进一步的发展和莫高窟与中原地区石窟造像的联系。此窟窟顶中央是一“斗四藻井”，四面坡面上画的是日天（伏羲）、月天（女蜗）、雷神、飞廉、飞天，还有成排的岩穴间的苦修者。苦修者的岩穴外面，有各种动物游憩于林下溪滨。窟顶的这些动物描写得真实自然而又富于感情。窟的四壁，大多是成组的一佛与二胁侍菩萨。但窟壁最上方，往往有飞天乘风飘荡，最下方有勇猛健壮的力士。南壁中部是《五百强盗故事图》。这一部分壁画和北魏末年中原一带流行的佛教美术，有着共同的风格特点。例如菩萨和供养人的清癯瘦削的脸型，厚重多褶纹的汉族的长袍，也与顾恺之、陆探微创造出的“秀骨清像”人物造型风格相近。树木的画法正如如唐代张彦远所说的“刷脉镂叶，多栖梧菀柳”。可以代表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宗教美术的新形式。 莫高窟早期壁画，表现方法上用‘凹凸法”渲染，即用深色晕染外缘，到中间渐浅，最亮部分用白粉点染，表现出物像的体积感。设色浓重强烈，多用土红、粉红、蓝、草绿等色。形象轮廓的勾划，屈如铁丝，遒劲挺拔，可看出受到汉代壁画及印度、犍陀罗和中亚其他各国佛教美术的影响，显示了对外来画法的大胆吸收。此外还有一些民族神话题材，例如249窟窟顶的狩猎图中除描绘了活泼的奔驰着的动物、人马，和山峦树木的骑射图像外，并有青龙、白虎、十二首虺龙等异兽以及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等与佛教的摩尼珠，阿修罗等穿插交织在同一画面中。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玄学和神仙思想相结合的反映。说明艺术家们在汉晋绘画的基础上吸收并融合了外来佛教艺术的内容、格式和技法，逐渐创造出中国式的佛教艺术。从绘画风格的演变来看，北魏活泼厚重，西魏以后逐渐趋向文雅，透露出隋唐圆熟画风即将到来的征兆。2、中期壁画：隋唐两个朝代是宗教艺术的鼎盛时期，艺术家们在不断吸收近域与外来影响的基础上，艺术表现技巧更加丰富，创作题材也空前广泛。宗教绘画艺术亦显得更为绚丽多彩。敦煌莫高窟壁画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莫高窟现存洞窟半数以上为隋唐创建，其中大型洞窟,如初唐220窟、217窟，盛唐103窟、130窟等，以其壁画规模之宏伟，内容之丰富，造型之准确，色彩之灿烂，均非其他时代所能比拟。与前代偏重佛本生及说法图有所不同，这时的壁画布局一反旧式，四壁最下层的药叉不再出现，其位置被供养人所占，或者被通壁大画所代替，四壁上端的天宫伎乐，亦不再沿窟旋飞，而成为“西方极乐世界”的成员。大幅经变故事的完整构图多在左右两壁的中部，洞顶为华丽的藻井图案。藻井图案和经变四周围的长条边饰是敦煌绘画中装饰美术方面的重要成就。 经变故事是以佛教经典为题材而创作的壁画，亦称“经变”或“变相”。经变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唐代壁画最为盛行的是“净土变”，宣扬今生来世之间的因果报应。大幅的经变画，特别是大量的西方净土变相，以巨大的场景画出楼台殿阁、七宝莲池、歌舞伎乐的一切美好的景物，可以说是唐代繁荣富庶的社会经济的曲折反映。欢快明亮的气氛，代替了阴森悲惨的情调；喜庆升平的极乐幻想，成为人们理想中的佛国世界。弥勒经变、法华经变、观音普门品等壁画中穿插了行旅、嫁娶、农耕、收获等大量生活场景，简练真实而富有情趣。在172窟绘制的《西方净土变相》，采用自上而下的全景式构图，利用建筑物的透视造成空间深广的印象，层次繁密而有节奏，重点突出。画面以阿弥陀佛为中心，向四面放射。阿弥陀佛安祥地坐在富丽堂皇、复杂环回的宫苑中央，左右坐着观音和势至两大菩萨，周围环绕着罗汉、天王、力士以及众多供养菩萨。佛像前面的伎乐轻歌曼舞，与两旁的乐队互相对比呼应，上下左右飞天回翔，化生童子和神鸟等，似乎也在随声歌舞。加上金碧辉煌的楼台殿阁、宝池莲花、天空祥云，整个画面成了一个花团锦簇、气象万千的极乐景象。 在唐代壁画里，不仅形式多样，反映的生活更加广泛，而且对人物形象的刻划也更加深刻，对主题的表现也更加明显。例如220窟《维摩诘经变》是维摩诘和文殊菩萨论辩时种种景象，以及各国王子来听的热闹的场面。维摩诘激动的富有个性的面部表情刻划了出来。维摩变的左右两下角绘有帝王出行参加法会的场面，衣着华丽，随从簇拥，与传世初唐画家阎立本的名作《历代帝王图卷》相比，毫不逊色。 艺术家们不但善于用华丽绚烂的色彩描绘豪华的场面，而且善于用多变的墨线刻画景物。魏晋时代的铁线描发展成兰叶描。在描画人物的面部时，有的线条圆滑流畅，有的粗重枯涩。在运笔时又有轻重徐疾，浓淡枯润的区别。在对103窟壁画中的维摩诘形象刻画上，工匠们用不同的线条画出须发和衣袍，达到“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和“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笔墨极具表现力。 另外如445窟（盛唐）北壁的弥勒经变中表现剃度的场面，也同样细致地刻划了人物形象，渲染了故事的情节。画家非常巧妙地把六组男女剃度场面交错地、互相对称而又有变化地描绘在画面的中下部。这里有不同年龄身分的各种人。但是画家不具简单地只依靠服饰、须发或外部的动作来区别这些男女僧尼，而是同时运用不同的情态神采刻画他们之间的不同性格与身份。供养人的画像也是唐代壁画重要内容之一，大部分供养人的画像被绘在经变的下方，也有被安置在经变里聆听说法，这类形象描写了真正的现实人物，但也按照这一时代的审美理想加以美化了的。唐代中后期，供养人的地位在壁画中逐渐重要起来，尺寸变大，而且是作为独立的作品加以精心描绘的。130窟中盛唐时期乐庭瓌和他的妻子王氏的供养像是优秀的代表作。人物仪态优美、衣饰华丽，有亲属奴婢协侍，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女供养像和菩萨像在脸型上有共同点。中唐以后在描绘供养人中，有进一步夸耀供养人的豪贵生活的作品，如有名的156窟《张议潮夫妇的出行图》，以乐舞为先导，随以仪仗车骑，富有威仪声势的漫长行列，都以巨幅画显示其权势地位的显赫，为研究唐代社会历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唐代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取材范围更扩大了，表现形象更真实生动，构图更丰富复杂，技术更纯熟，充分表现了宗教艺术中世俗艺术的契机。从这些壁画中，可以看到唐代画家的艺术智慧和熟练的绘画技巧，既继承发展了汉、魏以来的壁画转统艺术，同时又吸收了外来艺术的长处，把壁画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把主观想象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壁画作品愈发注意反映现实生活和刻划人物的精神气质，造型由粗犷而进入精细，形象准确生动，男子宽衣博带，气象雍容；女子体态丰腴，容貌端丽。尤其是菩萨形象，戴宝冠，穿天衣，生动有姿，光彩照人。衣装多用中间色晕染，层次浓淡富于变化，恰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现实生活中女性之美的认识和愿望。壁画大多线条熟练酣畅，飘逸自由而有韵律，设色灿烂绚丽，又很调和悦目。所描绘的歌舞欢乐场面，也正是当时帝王贵族生活的反映。唐代伎乐十分盛行，富贵之家都养着女乐伎以侍奉主人及同宾客共娱乐。《西方净土变》之所以显得那么动人，主要在于这种幻想中的“西方极乐世界’，是按当时现实生活的模样，加以渲染夸张描绘出来的。这些均表明隋唐时期的绘画，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艺术家非凡的创造力和高度的写实技巧，使隋唐宗教绘画的现实主义因素，得到充分地发挥。3、晚期壁画：时间跨度历五代、宋、西夏、元四个时代。五代的敦煌壁画承袭了晚唐余韵，洞窟中仍有规模宏伟的钜制。如98窟的《劳度差斗圣变》，壁画采用左右对称的构图形式，画出了劳度叉与舍利弗各坐一方，劳度叉惊惶失措，而舍利弗则泰然自若，在他们之间穿插着各种斗法的情景，形象地向信徒们展现了佛教的法力无边。这些经变故事画内容丰富而多变化。其中很多动人的场面和情节都被处理得真实有趣。全图统一在摇撼一切的狂风中，可以看出构图技巧的能力。 宋代敦煌壁画的代表性作品是“五台山图”，以40多平方米的尺幅描绘了五台山为中心的城镇与乡村，其中有山川、河流、寺庙、市井、各色人物、各色建筑，对地理特点和标志性建筑物的描绘基本写实。五代和北宋时期的供养人往往尺寸极大，如真人甚至超过真人大小，敦煌地区的统治者曹议金也摹仿张议潮画了自己的出行行列。 元朝管辖敦煌时期，第3窟的壁画艺术有着独特的地位。此窟可以说是一个观音洞，大大小小的观音画满了壁间，尤其是南北两壁的“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她面部端庄慈祥，千臂珠圆玉润，素装无华，婷婷玉立。线描的运用是这幅画的最大特点，可谓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集铁线、兰叶、钉头鼠尾于一体，变化丰富。观音的衣裙轻柔细润，似有风动之感，可见创作者的线描功夫之深。此窟壁画的敷彩，与以往艳丽厚重不同，而是出之以简淡润泽，因而就更突出了线描的造型功能，堪称独一无二的上乘之作。 从以上三个时期敦煌莫高窟壁画的艺术特征与风格流变来看，莫高窟壁画从各个方面都表现了古代艺术家的创造才能和成就，而这些成就总是在继承了前代的优秀传统，观察研究了生活，以及进行辛勤的劳动才有可能获得的。古代艺术家这些伟大的创造，曾经丰富并推进了当时的文化、思想。而今天它仍然给我们以美的享受和艺术创作上的巨大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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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魏到隋代，大约80余年。此时期的敦煌飞天，处在佛教天人与道教羽人，西域飞天与中原飞仙相交流，相融合，创新变化的阶段，是中西合壁的飞天。 莫高窟西魏时期的飞天，所画的位置大体上与北魏时期相同。只是西魏时期出现了两种不同风格特点的飞天，一种是西域式飞天，一种是中原式飞天。 西域式飞天继承北魏飞天的造型和绘画风格。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作为香间神的乾闼婆，散花飞天抱起了各种乐器在空中飞翔；作为歌舞神的紧那罗，天宫伎乐，冲出了天空围栏，亦飞翔于天空。两位天神合为一体，成了后来的飞天，亦叫散花飞天和伎乐飞天。其代表作品如第249窟西壁佛龛内上方的四身伎乐飞天 中原式飞天，是东阳王荣出任瓜州（古敦煌）刺史期间，从洛阳带来的中原艺术画风在莫高窟里新创的一种飞天。这种飞天是中国道教飞仙和印度教飞天相融合的飞天：中国的道教飞仙失去了羽翅，裸露上体，脖饰项链，腰系长裙，肩披彩带；印度的佛教失去了头上的圆光和印度宝冠，束起了发髻，戴上了道冠。人物形象宣传是中原“秀骨清像”形，身材修长，面瘦颈长，额宽颐窄，直鼻秀眼，眉细疏朗，嘴角上翘，微含笑意。其最具代表性的是第282窟南壁上层的十二身飞天。这十二身飞天，头束双髻，上体裸露，腰系长裙 ，肩披彩带，身材修长，成大开口横弓字形，逆风飞翔，分别演奏腰鼓、拍板、长笛、横箫、芦笙、琵琶、阮弦、箜篌等乐器。四周天花旋转 ，云气飘流，衬托着飞天迎风而飞翔，身轻如燕，互相照应，自由欢乐，漫游太空。 北周是鲜卑族在大西北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虽然统治时期较短,但在莫高窟营建了许多洞窟。鲜卑族统治者崇信佛教，且通好西域，因而莫高窟再度出现了西域式飞天，这种新出的飞天具有龟兹、克孜尔等石窟飞天的风格，脸圆、体壮、腿短，头圆光，戴印度宝冠，上体裸露，丰乳圆脐，腰系长裙，肩绕巾带。最突出的是面部和躯体采用凹凸晕染法，现因变色，出现了五白：白棱、白鼻梁、白眼眶、白下巴。飞行姿态成敞口“U”字型，身躯短壮，动态朴拙，几乎又回到了莫高窟北凉时期飞天的绘画风格特点。但形象却比北凉时期丰富得多，出现了不少伎乐飞天。 最具有北周风格的飞天，是第290窟和第428窟中的飞天。这两个窟中的飞天。体态健壮，脸形丰圆，头有圆光，戴印度宝冠，五官具有五白特点，上体裸露，腰系长裙，肩绕巾带，躯体用浓厚有凹凸晕染，现因变色丰乳圆脐更为突出。第428窟中的伎乐天飞，造型丰富，或弹琵琶，或弹箜篌，或吹横笛，或击腰鼓，形象生动，姿态优美。尤其是南壁西侧的一身飞天，双手持竖笛，双脚倒踢紫金冠，长带从身下飘飞，四周天花飘落，其飞行姿态，像一只轻捷的燕子俯冲而下。 隋代是莫高窟绘画飞天最多的一个时代，也是莫高窟飞天种类最多，姿态最丰富的一个时代。隋代的飞天除了画在北朝时期飞天的位置，主要画在窟顶藻井四周、窟内上层四周和西壁佛龛内外两侧，多以群体出现，隋代飞天的风格，可以总结为四个不一样。 区域特点不一样。在隋代洞窟里，既有西域式飞天，也有中原式飞天，更锪 是中西合壁式的今天。 脸型身材不一样，脸型有丰圆型，也有清秀型；身材有健壮型，也有修长型。但大多数身材修长，比例适度，腰肢柔细，绰约多姿。 衣冠服饰不一样，有上身半裸的，也有着像章支的；有穿无袖短裙的，也有穿宽袖长裙的；有头戴宝冠的，也有头束发髻的，还有秃发僧人式的飞天。 飞行姿态不一样，有上飞的，也有下飞的，有顺风横飞的，也有逆风横飞的，有单飞的，也有群飞的，但飞行的姿态已不呈“U”字型，身体比较自由舒展。 从总体上说，隋代飞天是处在交流、融合、探索、创新的时期。总趋势是向着中国化的方向发展，为唐代飞天完全中国化奠定了基础。最具有隋代风格的飞天，是第427窟和第404窟的飞天。 第427窟是隋代的大型洞窟之一。亦是隋代画飞天最多的洞窟，此窟四壁上沿天宫栏墙之上飞天绕窟一周，共计108身。这108身飞天，皆头戴宝冠，上体半裸，项饰璎珞，手带环镯，腰系长裙，肩绕彩带，多有西域飞天的形旬、服饰的遗风。肤色虽已变黑，形象仍十分清晰，有的双手合十，有的手持莲花，有的手捧花盘，有的扬手散花，有的手持箜篌、琵琶、横笛、竖琴等乐器，朝着一个方向绕窟飞翔。其姿态多样，体态轻盈，飘曳的长裙，飞舞的彩带，迎风舒卷。飞天四周，流云飘飞，落花飞旋，动感强烈，富有生气。 第404窟是隋代中后期的一个中型洞窟，窟内四壁上沿画天宫栏墙，栏墙上飞天绕窟一周。如同第427窟的飞天一样，姿态各异，有的手持莲花，有的手托花盘，有的扬手散花，有的手持各种乐器，朝着一个方向逆风飞翔，体态轻盈，姿势优美。但在首饰服饰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头无圆光，不戴宝冠，有的束桃型仙人髻，有的束双环仙人髻，有的束仙童髻，脸为蛋形，眉清目稻，身材修长，衣裙轻软，巾带宽长。衣饰、面容、身态如同唐代初期的飞天，已经安全中国化。

有关中国壁画、绘画等美术史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中涉及较多的专题。中国壁画艺术起自北朝，隋唐走上峰顶，至晚清、民初濒临谷底，壁画画种从美术史记载、论述领域完全消失，壁画家从画家行列除名，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断层。李化吉《中国壁画的衰落与复兴》论述了盛唐时期是中国壁画顶峰期，宋以后，山水画、卷轴画开始占据主流地位，一直延续到近代。壁画退出主流地位，逐渐跌落末位，至明以后竟然“了无痕迹”。究其原因一是“灭佛运动”，“灭佛”封杀了壁画客观生存环境的发展空间；二是对画工的歧视，唐以前画家画工同作壁画还是正常的，到北宋，壁画是“众工”贱役范畴，画家参与是可耻的事，到南宋，画院也被概括在“画工”之列。其结果，壁画完全失去生存空间。有关中国绘画艺术的精髓线描研究方面和论文有夏朗云《从文献和石窟等文物上看吴道子莼菜条及陁子头道子脚的历史形态和意义》和刘韬《关于克孜尔石窟壁画“屈铁盘丝”式线条的研究》。陈瑞林和谭曙珍《敦煌与中国现代壁画——本土传统与外来影响的再选择》论述了中国近现代基督教壁画、商业壁画、政治宣传壁画、艺术壁画的发展，勾勒了壁画在近现代的演变轨迹。毛建波和陈永怡《敦煌壁画临摹与现代中国画——以“浙派人物画”为中心》论述浙江画家临摹、学习敦煌壁画，成为“浙派人物画”形成和成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推力，说明敦煌壁画临摹对现代中国画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 还有不少论文对敦煌艺术本身的制作方法、艺术语言、表现手法展开论述。关晋文《敦煌石窟早期壁画绘制方法小议》、马玉华《敦煌北凉北魏时期石窟壁画的制作》都基于作者多年临摹敦煌壁画的经验和认识，论述了敦煌石窟早期洞窟壁面地仗的制作、洞窟壁画绘制方法、制作工序。张建山《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故事画色彩的表现手法》论述了作者对九色鹿本生故事壁画的色彩表现手法的认识。徐艺《莫高窟419窟彩塑之艺术语言研究》从塑形、绘色两个方面论述了作者对敦煌隋代雕塑艺术造型语言的理解。谢振瓯《敦煌壁画中经变故事的图式观与造型观回望》认为敦煌经变画的图式观、造型观是“本自心源，想成形迹”的意象手法，敦煌壁画直至今日仍然是解答当下中国现代绘画发展诸多疑问的的一部无可替代之经典。 五、古代壁画考古研究 古代壁画考古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石窟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次会议中有许多论文从多方面、多角度涉及这一研究领域。 有关龟兹石窟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考古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多篇论文涉及。龟兹石窟中保存有大量的裸体人物画，引起学者们关注。但近年来有些学者在龟兹石窟壁画裸体问题研究中存在资料不确、论说偏颇的现象。霍旭初《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形象问题辩真》对此现象进行澄清辨析，认为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的出现，在一定的时期范围和特定的题材范围里，符合佛教造像的“表法”原则，有的是进行戒定慧教育达到“弃贪离欲”的反面视觉教材，还有许多裸体形象属于“禅观”的内容。通过对比研究，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与印度笈多王朝时期佛教艺术造型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有些壁画可能采用的就是笈多佛教艺术传来的“样本”。 龟兹石窟壁画艺术的代表图案“菱形格”图案形式，是学界长期以来探讨的问题。史晓明《克孜尔菱格画的形态学类型与艺术风格——以菱格画的本体语言为契机》认为菱格画的形式语言是点、线、面和色彩，在形态学上属于装饰性写实风格。王文杰《形视于目，手会于心——克孜尔壁画菱形格图案形成机制与结构》在以往学者关于菱形格图案多种单一来源观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探索，认为它是菱形格山岳图案、音乐歌舞、纺织美术、犍陀罗艺术启发、龟兹地理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王征《龟兹石窟壁画美术风格类型和年代研究》在调查龟兹石窟壁画的基础上，分析壁画表现技法中的用线、用色、形体动态等表现形式，将美术风格和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研究，确定壁画风格类型，进而讨论其年代分期。吕明明《克孜尔壁画中的王族供养人》通过对克孜尔约35个有供养人的洞窟中的11个洞窟的王族供养人画像进行对比研究，证明龟兹地区的佛教是受王族保护并大力扶持的。 壁画艺术可谓是利用塑造形式和图画形式表达人类情感或思想的一个艺术领域。如同所有艺术皆源于娱乐的本能，壁画艺术也不例外。壁画艺术乃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一种艺术，是在生活环境的影响中诞生，生活环境的影响不仅在人类之间，在所有生物的相互关系中皆会产生影响。人类的生活环境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影响，人类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方方面面的启发而创作出相应的艺术作品，即不同的环境会塑造出不同的创意作品。如今这样的艺术作品会为现代人枯燥无味的生活提供可以休闲放松的地方，而这就是艺术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也就是作为艺术家应尽的义务。这样的艺术随着时光的流逝发展成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大体上分为个人艺术和大众艺术，而壁画艺术则从古至今以大众艺术行为的代表性艺术形态发展到今日。尤其像洞穴壁画，作为绘画的实用性最突出的一种佛教美术，由古代印度从教化角度创造出炉并传播到中国之后被赋予教化方面的装饰意义，为强调寺院的庄严性而被塑造得更加华丽、细腻。对于颜色采用而言，从最初的基本色调逐渐变得多种多样，并为了满足需要，开发并引进丰富的天然矿物颜料，从而促进了调色方法的发展。从东方概念上的“色”则超越了单纯的视觉方面的意义，随着其时代的价值观和美观等诸多条件而展现得异彩纷层、变化无数。尤其就绘画而言，从色彩的作用上，对比和协调等塑造领域和对象注入感情而加以美化。这样的色彩从东方的审美意识即美的意识上启始于礼乐，所谓礼乐与人类感情的适度开放具有密切关系。早在东方壁画中出现的色彩，将与阴阳五行思想相融合的五色视为神圣色彩，所采用的色彩会随着思想境界以及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了绘画的样式，随之出现的色彩从表现上由象征性发展到感性的表达。“敦煌”通过丝绸之路，容纳、反映了西域绘画样式和技术，是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通道，从地理上也占重要位置。除了其地区的特点，敦煌壁画历经上千年的漫长岁月，在同一个地方经历不同的时代被持续创作，于是本论文将通过敦煌壁画所采用的颜料的分析和研究，推测各个时代所采用的颜料特性以及其变迁过程。为研究壁画材料，本论文对出现在古文献里的颜料相关记录和敦煌石窟壁画所采用颜料的调查分析，以从阴阳五行中相当于阴阳五行的五方色(白、赤、青、黄、黑)和五间色(绿、碧、红、蛾黄、紫)等10种基本颜色为中心，阐明其特点，观察不同时代从其色感和颜色上有何发展变化，为将来研究开发现代壁画材料和寺院壁画制作提供重要的基础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