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国际关系论文

冷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不同阵营的对立。在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和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间进行的超过40年的最大对峙。

有关中俄关系的形式与政策的论文是怎样写的，写形式与政策论文有哪些相关的信息值得关注的地方。我给大家整理了关于2017中俄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希望你们喜欢! 2017中俄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篇1 浅谈中俄关系 如今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十分严峻，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关系也日趋复杂，每天打开电视，各种新闻节目总是将目光聚焦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摩擦上。台海问题，中日关系，钓岛局势，南海问题，中印边界，让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听了都头皮发麻。当然，不能让我们忽视的，还有与中国远隔万里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然而，我们有一个重要的邻居，他曾经辉煌，然后衰落，如今再度崛起，他与我们有着长达数千公里的边境线内，在历史上，我们与他亦敌亦友。而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却时常被民众所忽视。他就是俄罗斯。 中俄关系实际上是中苏关系的继续和发展。俄罗斯独立以后，由于中俄两国领导人和政府在两国关系上都采取冷静、郑重和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原则，中俄关系不但没有停滞和倒退，而且在政治、经济、 文化 技术和军事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顺利和健康的展，两国关系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两国经济关系落后于政治关系、边界勘界中遇到的一些困难、两国边境人员进出交往中的某些无序现象等问题有可能影响中俄关系的发展，必须引起重视，加以解决。中俄两国平等信任、睦邻友好关系形成和发展是由历史教训、国家利益、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等主导因素决定的。这些主导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和有深厚基础的，它们将对两国关系产生长远的影响。 中俄两国在亚洲互为两个最大的邻国，中国和俄罗斯亚洲部分的国土加在一起几乎占亚洲陆地面积的一半以上，两国之间有4300多公里漫长的边界线，两国又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上5个核国家中的成员，中俄两国关系的性质和状况，对亚洲和世界的局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和重要的影响。在世纪之交和下个世纪，中俄关系的前景如何，对亚洲和世界会有什么影响，这是每个国人都应该关注的话题。 俄罗斯所拥有的中西伯利亚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在历史上曾是中 国的领土。古代时，我们便与这片土地产生了诸多的联系。而中俄关系密切起来则是从近代开始的。俄罗斯的前身苏联曾是共产主义的老大哥，是中国在革命时期重要的盟友，二者又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同盟。在那几十年中，中俄关系(当时称中苏关系)度过了一段蜜月期。建国后，中国面临着美苏争霸的格局，作为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当然义无反顾的站在苏联这边。而苏联也很照顾中国，为中国援建了许多工厂和设施。在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初期，苏联专家也提供了很多帮助。 然而好景不长。在赫鲁晓夫上台后，他全盘批判斯大林，中苏关系开始紧张。政治上，苏联试图在中国建立电台，了解干涉中国政治，毛泽东极力反对。军事上，苏联反对中国的核弹研究。经济上，苏联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要求中国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方面不赞成，毛泽东批判苏联的是修正的社会主义。1961年，中俄 珍宝岛战役爆发，中俄关系降至冰点。苏联方面撤走了留在中国的专家。在经济方面，苏联也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 苏联解体后，作为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衣钵，中苏关系开始慢慢恢复。尤其是近些年来，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中俄两国有着相同的立场。中俄两国目前有着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美国。所以按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原则，两国关系也理应越走越近。 中俄关系越来越密切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从实力上来看，俄罗斯是一个合格的盟友。俄罗斯拥有大量的资源和强大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也在慢慢复苏。而中国则是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是全球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二者联手，可以与美国相抗衡。 近年来，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又给中俄交往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中俄也在近海区域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其用意不言而喻。2005年，两军成功举行“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事演习;2007年，我军赴俄罗斯参加上合组织成员国武装力量“和平使命——2007”联合反恐军事演习;2009年，中俄在沈阳军区洮南合同训练基地举行“和平使命——2009”中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中俄的军事演习已经常态化。我们且不想将来爆发战争，俄罗斯会与中国联手出击。假设台海终有一战，那么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俄关系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因为两国的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内部其实暗流汹涌。事实上，中俄两国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中俄国防关系最明显的变化是近几年俄罗斯出售给中国的武器在大幅减少。中国国防武器的增加和改良也使得俄罗斯官方面临了一个很难的抉择。直至现在，俄罗斯都拒绝将其最先进的武器，譬如远程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出售给中国，他们害怕中国获得这样的武器后会打破东亚的军力平衡。 俄罗斯政府也不愿将其最好的核能技术和其他知识产品传授给 中国，因为那将使低价的中国制造取代俄国成为第三方市场的出口方。双方的能源合作仍存在问题。双方不断地对外宣称两国签订了巨额石油和天然气合同，但直到最近都没有实现。俄罗斯能源公司试图引进欧洲和亚洲客户来抬高竞买。尽管这个 方法 提高了俄罗斯的议价权，但却使中国更加怀疑俄罗斯是否是个可靠的长期能源合作伙伴。 两国政府还对彼此在中亚的活动有所怀疑，在东亚中俄国企再为石油和天然气进行着竞争。中国拒绝同意俄罗斯认定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是独立国家的决定。这两个地方是2008年8月，在战争中，俄罗斯从格鲁吉亚抢来的。在社会层面，中国民间交流也很有限。 综上所述，我们与俄罗斯既要合作，又要有所防备。历史的 经验 告诉我们，俄罗斯这个国家是有虎狼野心的。与中国合作也不过是权 宜之计，未来也不是不存在反咬一口的可能。正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对俄罗斯的动作，也该要有些防范。 参考文献：新华网2012年04月23日 07:58 新京报(北京) 2012-04-29 02:13:01 《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 2017中俄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篇2 【摘要】5月7日，普京宣誓就任新一届俄罗斯总统。随着普京第三度入主克里姆林宫执掌俄罗斯政权，“新普京时代”的大幕也随之正式拉开。普京此次其再度当选俄国最高领导人，一方面对于俄罗斯乃至世界来说都将是一次变革，然而另一方面对我国来说其间将包含众多的“利弊得失”，中俄关系将得到新的发展。 【关键词】普京 中俄关系 近来世界局势变化多端，国家间博弈风云变幻，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普京再度入主克林姆林宫，成为俄新一任总统。其“硬汉”形象吸引着世人之目光，在其之前领导俄罗斯十数年中，俄罗斯逐步走出苏联解体之创伤，不断迈向世界大国之路，但其执政之强硬 措施 ，亦是使得世界望而生畏。俄罗斯作为一个真正的资源超级大国和国际上唯一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军事大国，始终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在“新普京时代”中俄关系将会有怎样新的发展、存在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这是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 首先:俄罗斯之于中国具有资源、安全、政治以及技术方面的重要意义。 安全方面，近两年来，中国周边环境并不和平，南边是东盟国家领土领海争端，西边中亚国家动乱，东边面临日本、韩国的压力。这种形势下，北边和俄罗斯关系的和睦就显得非常重要。 从政治角度看，在国际上中俄这两个大国之间的互相支撑尤其重要，在地缘关系上会影响到欧亚政治与军事力量的平衡。反之，如果没有中俄的互相支撑，不仅中国在国际上会孤立，俄罗斯也真的孤立了。 从能源角度看，尽管目前中国从俄罗斯获取能源占比不大，但是未来亟须思考就近获取能源的问题。俄罗斯是一个真正的资源大国，仅就中国急需的能源来源，截至2010年底，俄罗斯天然气储量世界第一，石油储量跃居世界第七，仅次于海湾国家和委内瑞拉。俄罗斯也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和石油输 出国 组织(OPEC)以外最大的原油输出国。而现在中国主要的能源来源地不但距离远，而且政治环境不稳定。 技术方面，尤其是军事技术方面，虽然中国国防现代化进展很快，但很多技术来源于俄罗斯。因此，在直到2050年今后的30多年内，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将始终是中国健康成长的一根国际支柱。 中俄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正在呈现出制度化走向。例如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协调及广受瞩目的军事合作。在伊核及朝核问题上，中俄两国配合得非常密切。双方都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都是多边会谈的积极参与者。两国的合作为把问题控制在政治、外交框架之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中俄关系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两国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双方高层交往密切并已实现机制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发展迅速不断深化，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沟通与配合。胡锦涛同志指出，中俄两国都面临着维护和平稳定、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两国互利合作有着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中方高度重视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胡锦涛还说，中俄双方都重视两国立法机构的友好往来，希望中国全国人大和俄罗斯联邦会议及国家杜马充分发挥已有的对口合作关系和相关机制的作用，积极促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发展。 与历史上的两国关系不同，目前的中俄关系既没有强烈的针对性，也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既有现实的互利考量，也有缔造长久和平的长远打算。两国共同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理性国家关系，因此有理由相信，这种关系将得到长久的发展.。中俄应共同努力打造理性国家关系，中俄战略协作关系对于一级世界造成的重心倾斜具有重要的平衡作用，对于中俄两国来说，也具有巨大的安全和经济价值。随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深化和发展，已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希望双方加倍努力，密切配合，推动中俄战略协作在今后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决定中俄关系今后走向的上述主导因素都是客观存在的和有深厚基础的，不会因为两国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它们将对两国关系产生长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21世纪中俄关系的前景及其对亚洲和世界的影响得出三点看法: (一)中俄两国在进入21世纪后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平等互利的双边关系，两国在经贸、科技等各方面的合作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二)从地区和世界范围来看，中俄两国都将各自奉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在共同关心的地区性和世界性等国际问题上彼此会加强磋商和协作，但彼此 不结盟，也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三)中俄睦邻友好、平等信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将会有利于亚洲的和平、稳定、发展和合作，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安全和发展。 回顾我们走过的历史，展望未来，中俄两国只有坚定不移的坚持睦邻友好合作，坚定不移的站在一起，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走上更好的发展道路。远亲不如近邻，当前的国际局势依旧很复杂，霸权主义仍然存在，强权政治依旧横行，我们两国既为邻邦，就应该互相合作，互相帮助，这是我们两国新的历史机遇，也是两国人民的殷切期望。只要中俄两国能携手共进，相信，这两个曾经在世界上无比辉煌的国家，必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重新创造新的辉煌! 2017中俄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篇3 摘 要:上任后首次外访的第一站就是俄罗斯,而俄罗斯梅德韦杰夫也在第一时间电话祝贺了.这也是中俄高层频繁交流的缩影,进入21世纪以来,中俄不仅加强了在国际政治事务上的合作,同时还涉及到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领域.随着俄罗斯经济的继续复苏,中国的不断崛起,中俄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不断提高,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中俄合作仍然是趋势所在,我们应该把握这一趋势,使中俄关系保持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 关键词:中苏关系;现状;新时期;展望 中俄关系的渊源始于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而分析当今局势必须以历史为依据,所以,我们从冷战中的中苏关系开始,分析中俄关系. 一、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 新中国建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全球对抗.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并且在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掌握国家政权后,仍然对国民党进行支持,同时对中国进行封锁.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一边倒”,即全面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而苏联也派专家对新中国的建设进行指导,中苏关系发展迅速. 19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上台.在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各党会议上,中苏发生争论,苏联不仅在会上组织围攻,而且在会后从中国撤退专家,撕毁合同,停止供应设备,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压力,迫使中国听从其指挥.而中国坚决反对苏联对我国内政的粗暴干涉,适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改为“两个拳头打人”,既反美也反苏,重点发展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此时中苏关系开始转冷. 60年代末,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逐渐演变为国家利益的冲突.1969年6月,勃列日涅夫扬言要对中国进行“坚决的反击”,公开发出了战争威胁,多次策划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不仅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而且在世界上,大国沙文主义严重,随意干涉别国外交和内政.此时美国深陷泥潭,对中国的态度转变并逐步建交.中国面对严峻的军事威胁,开始联美反苏. 80年代末,苏联穷兵黩武的政策使其经济衰退,国内问题严重,被迫转为守势.而中美关系也再度恶化,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但“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① 二、冷战结束后中俄关系的初步恢复 冷战结束初期,中俄两国立即达成一些协议,其中有两点最为重要:第一,中国承认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二,中俄两国确认1989年和1991年中苏两国领导人所签署的两个《中苏联合公报》依然是中俄关系的指导文件,中俄两国将继续坚持上述两个《中苏联合公报》所确立的基本原则②.这是实现中苏关系平稳地转变为中俄关系的重要步骤,也是中俄未来加深友好交往的利好因素,这为以后中俄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俄罗斯一直把自己看作是欧洲的俄罗斯,俄罗斯“大西洋主义”思想和“从渥太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政治安全体系理念都昭示了俄罗斯急切地加入美欧政治安全体系的心情,而中国受困于影响,这一时期在外交关系上遇冷受挫.也就是说,俄罗斯亲西方的外交政策限制了俄罗斯对华政策的推进程度,而中国不稳定的国内形势又影响了两国探究新型关系的深度.同时中俄双方刚刚修复的关系还比较脆弱,历史的消极因素仍然存在,当时俄罗斯对西方国家的态度明显要强于对中国的态度,中俄两国的“互视友好国家”的关系就显得有些“低洼”,两国只确认了“好”邻居的状态. 然而,虽然俄罗斯努力融入西方国家,中国在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中并未占据重要的位置.但是美国惧怕俄罗斯过于强大,西欧各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由热转冷,都对俄罗斯的未来感到担心.此时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实力不断增强,加上俄罗斯和中国的地缘优势,中俄开始接近. 三、中俄关系的现状 中俄也对双方关系发展进行了研究,采取了新举措,吸取了过去极端化的教训,避免了不是结盟就是对抗的宿命,摸索出一条既符合两国国情,又适合两国利益需要、更顺应时代潮流的合作道路.1996年两国确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这一关系性质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普京认为该条约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在长期内调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的文件”,是“世纪条约”但不是上个世纪的条约,这是未来世纪的条约,“因为它确定的是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友好国家在我们合作的基本方面彼此相互协作的原则”③.中俄这一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致力于战略上全面促进两国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和人文关系不断深化和拓宽,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永作“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④.不仅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相互支持和依重,在经贸领域加强合作互惠,人文领域的合作日益广泛而富有成果,而且在 教育 、文化、政党、司法等方面交流频繁. 对两国未来的展望应充分考虑两国现阶段的国情以及今后的发展任务.在国内,中俄担负着相同的历史任务:对俄罗斯来说,就是要重振俄罗斯,实现强国富民的战略目标;对中国来说,就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中俄两国在经济上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在区域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形势下,中俄需要加强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在国际上,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感到忧虑,并以各种方法减缓中俄崛起的速度.中俄现阶段都没有与美国争霸的实力和意愿.中俄都致力于为自身的发展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维护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因此,为了突破西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封锁,中俄必须走到一起,相互倚重. 四、中俄关系未来的展望 可以说,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双边关系发展已经比较稳定和成熟,能够经受得住一些国际重大事件的考验.虽然影响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依然很多,但是双方在考虑自身利益时,已经能够兼顾对方利益关切,而且随着两国国内政局的稳定,两国外交政策不断成熟,中俄关系仍会稳中有进.今后一段时期内,全球化会为两国合作提供更多的平台,而且两国在伊拉克问题,朝核问题等国际问题上也有了相互合作的经验.两国之间“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对彼此之间的分歧,要坚持对话,不搞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加以解决,反对动辄进行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⑤. 中俄毗邻而居,命运紧密相连,和则两利,不和则两害.两国和睦相处,加强合作不取决于愿意还是不愿意.因为两国除了难以割舍的深厚传统友谊,彼此还处于相似的战略环境,持有趋同的国际政治理念、拥有得天独厚的客观互补条件.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它既是两国政府高层的共识,也得到两国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中俄各领域合作已全面启动,两国关系又处在了新的历史起点,面临着又一次的重要发展机遇.尽管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所起伏,但中俄深化各领域合作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 《人民日报》1991年12月13日、12月29日. [3] 普京.普京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 江泽民同志在莫斯科大学的演讲:共创中俄关系的美好未来.新华社莫斯科2001年7月17日电. 2017中俄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相关 文章 ： 1. 2017论中俄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大国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7国际形势与政策论文 4. 有关中国与俄罗斯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5.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