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三孩政策有望延缓人达峰，为应对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有利条件。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劳动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少子老龄化的演化速度和绝对水平深刻影响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败。对中国而言，虽然人力资本的质量持续上升，但人口数量的不利变化压力巨大。2020年，中国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较2010年减少4000多万人，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从2010年的升至，根据人口学家的动态测算，这种自然趋势作用下，中国总人口可能于2025-2030年达峰并下降。生育政策的持续放宽虽然难以扭转乾坤，但对缓解趋势加速具有一定作用，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行以来，中国多出生二孩数量达1000多万人，三孩政策有望进一步巩固既有政策成效，延缓中国人达峰的进程，以时间换空间，避免刘易斯拐点和中等收入陷阱形成共振。第二，三孩政策有望提振生育率，进一步挖掘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潜能。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正在践行双循环新发展理念，谋求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畅通内循环、构建消费主导的内生增长模式是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学术研究表明，生育率影响储蓄率，家庭消费微观行为模式的转变决定着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从中国的实际看，较低的生育率引致了较高的储蓄率，对消费长期增长起到了抑制性影响，而生育政策的放开能够发挥打破这一负面循环的重要作用。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综合生育率为，低于的国际警戒线，和人口学家测算的的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子女数也存在差距。尽管生育率受到主观自愿因素和非自愿政策限制两方面的影响，但从实际情况看，生育政策放开的长期正面效应不容忽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从2013年的30%升至2017年的50%左右，随后虽有下降但依旧高于40%，根据张海峰（2018）严谨的学术测算，中国多子女家庭储蓄率比独生子女家庭低，粗略估算下二孩政策使社会消费水平增长约，三孩政策有望进一步发挥提振生育率和家庭消费倾向的长期作用。第三，三孩政策有望提升幸福感，为优化老有所养和性别比例创造更多可能。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升最广大国民的效用满足感，而效用满足具有主观性，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复杂关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一系列的交叉研究表明，子女数量对家庭长期行为模式和代际关系具有重要影响。综合来看，家庭规模与赡养意愿、赡养能力和赡养效能显著正相关，子女数量增加产生的“正面示范效应”往往大于“责任推卸效应”，能够提升老年人在赡养过程中的物质获得和精神慰藉。此外，学术研究同样表明，家庭规模与性别均衡正相关，子女数量增加会明显化解性别失衡状况。2020年，中国性别比为（以女性为100），性别失衡问题虽较2010年有所缓解但依旧存在，性别失衡不仅催化了婚恋陋习，还推升了家庭预防性储蓄，对经济社会产生一系列综合负面影响，而生育政策的持续放开能够起到平衡性别比的长期作用，有助于优化社会风气、代际关系和家庭长期财务状况，进而在长期内提升民生福祉。
星耀夜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