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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具有重要的功用。这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他肯定文章（指诗、赋、散文、 应用文）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可惜的是，在《典论·论文》里，他并未对这一观点加以详细的展开论述。不过，仅仅是提出这一口号，他在文论史上已经是功不可没了。这就突破了前此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的重要地位。2．作家个性和作品风格有关。他说：“文以气（指才气，即个性）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有本质根据），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强求得一致）”。清指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人的气质个性可大致分成这两大类。《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以“气”论文和作家，是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曹丕所谓的“文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没有伦理色彩。“文以气为主”尤其强调了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建安七子各自显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异所导致。诗这种观点也合符于魏晋人崇尚自然的风气。由于曹丕非常强调创作个性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改变性，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意义，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否定了现实习染同样可以改变创作风格的可能性。这是其理论的缺陷。在《典论·论文》中还对文学批评的态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比如反对“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主张“君子审己以度人”，这对文学批评也是良好的倡议，至今仍有现实意义。3．指出不同文体有不同特点、标准。在《典论·论文》里，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体分类及其各自特点的思想。在分析作家才能个性各有所偏的同时，曹丕提出了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本”指文章的本质特征，即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即文体特征或文章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其“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各有不同。接着曹丕提出文体共有“四科”八种体裁的文章。并且认为文体各有不同，风格也随之各异。四科共计八种，其中奏议与书论属于无韵之笔，铭诔诗赋属于有韵之文。其本质相同，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情感。但其“末异”，也就是说，在其文体特征上，奏议要文雅，书论重说明，铭诔尚事实，诗赋则应该华美。雅、理、实、美，就是“末异”，它们都是关于文体的不同风格体貌。所以，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说的就是文体和风格的关系，不同的文体应该有不同的风格特征。“文本同而末异”当是最早提出的比较细致的文体论，也是最早的文体不同而风格亦异的文体风格论。文章“不朽”说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4．指出文学批评应有正确态度。他指出有两种错误态度要不得：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就是尊古卑今的观点，这在东汉的桓谭已有指出，但那是就学术而言 ，曹丕却专就文学再指出，也就有了新意。一是“暗于自见 ，谓己为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 ，相轻所短”。这就指出了“文人相轻”的积习，是他的创见。作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了文人之间互相贬损的弊习，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且为文人之间的相处指明了正确道路。 关于典论论文的几个问题
论《典论·论文》的文学思想 建安以前，中国没有文学批评的专著。曹丕的《论文》重视品藻诸家，分析各家才性的细微差别，探讨文气的内在规律，是有其思想文化背景的。其一是当时品藻人物的社会风气很盛。其二是当时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自觉时代，越来越多的作品开始体现出不同的创作个性。这些都历史地呼唤着《典论·论文》的产生。《曹丕是汉魏时期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撰写的文论著作流传于世的有两篇，一篇是《与吴质书》，另一篇就是著名的《典论·论文》。《典论》是曹丕精心撰写的学术著作，一共20篇，《论文》是其中之一。《典论》一书失传，《论文》这一篇因被选入《昭明文选》而得以保存下来。 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论著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它之前还没有精心撰写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它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为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典论·论文》从批评“文人相轻”入手，强调“审己度人”，对建安七子的创作个性及其风格给予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科八体”的文体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价值观及“文以气为主”的作家论。他的《典论论文》虽短，却提出了下列有关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问题： 1．文学具有重要的功用。 这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他肯定文章（指诗、赋、散文、 应用文）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可惜的是，在《典论·论文》里，他并未对这一观点加以详细的展开论述。不过，仅仅是提出这一口号，他在文论史上已经是功不可没了。这就突破了前此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的重要地位。 2．作家个性和作品风格有关。他说：“文以气（指才气，即个性）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有本质根据），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强求得一致）”。清指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人的气质个性可大致分成这两大类。 《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以“气”论文和作家，是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曹丕所谓的“文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没有伦理色彩。“文以气为主”尤其强调了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建安七子各自显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异所导致。诗这种观点也合符于魏晋人崇尚自然的风气。 由于曹丕非常强调创作个性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改变性，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意义，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否定了现实习染同样可以改变创作风格的可能性。这是其理论的缺陷。在《典论·论文》中还对文学批评的态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比如反对“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主张“君子审己以度人”，这对文学批评也是良好的倡议，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3．指出不同文体有不同特点、标准。 在《典论·论文》里，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体分类及其各自特点的思想。在分析作家才能个性各有所偏的同时，曹丕提出了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本”指文章的本质特征，即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即文体特征或文章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其“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各有不同。 接着曹丕提出文体共有“四科”八种体裁的文章。并且认为文体各有不同，风格也随之各异。四科共计八种，其中奏议与书论属于无韵之笔，铭诔诗赋属于有韵之文。其本质相同，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情感。但其“末异”，也就是说，在其文体特征上，奏议要文雅，书论重说明，铭诔尚事实，诗赋则应该华美。雅、理、实、美，就是“末异”，它们都是关于文体的不同风格体貌。所以，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说的就是文体和风格的关系，不同的文体应该有不同的风格特征。“文本同而末异”当是最早提出的比较细致的文体论，也是最早的文体不同而风格亦异的文体风格论。文章“不朽”说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 4．指出文学批评应有正确态度。 他指出有两种错误态度要不得：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就是尊古卑今的观点，这在东汉的桓谭已有指出，但那是就学术而言 ，曹丕却专就文学再指出，也就有了新意。一是“暗于自见 ，谓己为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 ，相轻所短”。这就指出了“文人相轻”的积习，是他的创见。作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了文人之间互相贬损的弊习，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且为文人之间的相处指明了正确道路。 关于典论论文的几个问题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在文学上其最大成绩是学习乐府民歌，以浅显的语言形象地抒情，代表作有《燕歌行》。他的散文《与吴质书》，字句整饬，风格清新流畅，颇为动人。曹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独特地位则来自于他的《典论·论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宏观地研究文学理论问题的文学批评专著，提出了“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观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期，曹丕《典论·论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纯文学理论的著作开始产生。《典论·论文》对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都有涉及。它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新经验，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声。 魏晋南北朝之前，我国古代文论总体上处在一种不自觉的发展阶段。先秦诸子的文论，大多为只言片语，文学观念尚未独立。两汉文论也没有完全从学术中分离出来。即使是一些较有影响的序文，如《毛诗序》《楚辞章句序》等，大多针对某一部具体作品，如《诗经》、《离骚》等进行阐说。而《典论·论文》则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加以研究，而且其研究视野涉及到文学批评中许多基本原则问题。这是魏晋文论研究出现的新现象，它是魏晋文论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极有说服力的标志。 当然，要说明曹丕《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就不能不提及《典论·论文》的内容及其所研究的文学问题。首先，关于文学的价值。所谓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看来，就是文章的实际功用。曹丕在《论文》里从统治阶级立场有意识地提高文学的地位。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不像汉朝的帝王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为“博弈”，而是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且鼓励文人们更积极地创作，希望他们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这是很有远见的。他这一论点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建安时代作家的创作自觉精神，对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次，关于文气问题。曹丕所说的“气”，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指文学作品的风格，二指文学家的气质。在作者方面，“气”指他的气质才性；表现在作品中，就是文学风格。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刘，巧茁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所说的文气，是一个古人的不确切的词语，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从他以清浊为形容，以音乐的引气巧拙为比喻来看，“气”大致是指作家的才性在文章中的反映。东汉清议论人的品性有清浊之分，所以论文也就“清浊有体”了。才有巧拙，性有清浊，所谓“孔融体气高妙”，“公斡时有逸气”(《与吴质书》)，就是指他们的文章中表现了清高、俊逸的才性。他讲文艺重视清高、俊逸，和后代批评家所说的“建安风骨”的观念正是相通的。气的概念虽然不确切，但是他所探索的问题却接近我们所说的作家个性和风格的问题。文气观点的提出正反映了建安文学向个性化发展的趋势。 其三，是对于文学体裁的划分。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在这里曹丕提出了“本同末异”、的主张，本：指一切文章的共同性。末：指不同文体的特殊性。曹丕还将当时流行的文体分成“四科八类”，并提出“雅”、“理”、“实”、“丽”作为各自的最突出的特点，为各种体裁文章的创造和批评找到了一个初步的客观的标准。而“诗赋欲丽” 的提出尤为重要。“丽”是审美概念，曹丕已认识到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必须是美的，这与传统儒家把诗作为伦理道德教化工具的观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更显示了建安文学渐向词采华丽发展的新风尚。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本末结合起来研究的看法，是曹丕第一次提出的，它特别重视不同文体的特点，推进了文体研究的发展。文体研究的深入，说明文学创作活动进入了自觉的、纯文学状态。 其四，是关于文学批评者的态度。曹丕认为，当时文坛存在两种典型的错误态度：一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谓已为贤”；二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是一种崇尚虚名，盲目尊古的错误倾向。 曹丕反对自古以来的“文人相轻”的积习。并用“审己以度人”的态度分别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种体裁文章创作上的长处和短处。为什么这些作家会互有长短呢?曹丕也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文体各有特点，一方面是作家的才华性不齐。 曹丕这篇《典论·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不是单纯根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尽管他对这些问题所作的答案还比较简单，但是他启发后来的作家批评家们继续探索解答这些问题的先驱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后来的陆机、刘勰、钟嵘正是沿着他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1、它批评了“文人相轻”的陋习，指出那是“不自见之患”，提出应当“审己以度人”，才能避免此累。
2、评论了“今之文人”亦即建安“七子”在文学上的才力及不足，分析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作要求，说唯有“通才”才能兼备各体。
3、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的“气”，实际上指的是作家的气质和个性。曹丕的这一观点，表明他对创作个性的重要性已有比较充分的认识。
4、论述了文学事业的社会功能，将它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又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都不如文章能传诸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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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论·论文》则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代表作。在这之前，中国古代文论还处于不自觉的胚胎阶段。先秦诸子的文论，多属片言只语。汉后诸家论文也还未从学术中分离出来。
其中，个别序、赞形式的文学批评，也只是讨论某一具体作家作品，限于一篇一书。直到《论文》出现，才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宏观地多角度地论述文学理论问题的专著。
它冲击了汉代后期统治文坛的陈腐观念；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和新经验；开创了解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典论论文》
试析曹丕的《典论·论文》的文学史价值
2．文气有“清”“浊”之分。
由于创作主体各异，不同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不同的“文气”，所以，曹丕认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他所谓的“清”是指阳刚的俊秀豪迈的特点，而“浊”气则是指阴柔的凝重沉郁的特点。大体上，他已经将风格概括为两种对立不同的类别，这在风格研究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由于“气”的不同，即作家创作风格不同，所以也就不能以此之长，责彼之短。在《典论·论文》中，曹丕以此为依据，从“气”的角度去评论作家，虽扼要，却是中肯的。如说徐干“时有齐气”，是指徐干的作品具有舒缓的风格特点；评孔融“体气高妙”，是说其文章由于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因而形成他的文章所不可及的一种风范；称刘桢“有逸气，但未遒耳”，是指其作品具有自由奔放的风格，但失之于不够紧凑。这些都是从气的角度来探讨作家作品的风格特色的。
3．文气“不可移”
曹丕认为。文学作品的“清”、“浊”是由作家的先天素质所决定的，所以是与生俱来的，不会改变的，也不能传授、影响的。在这方面，虽然他强调了先天的禀赋对于个人气质的养成和文学创作十分重要，却完全了忽视了作家后天的阅历、锻炼等对他们气质个性形成的重要作用，并认为它是“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文气”固然是一种相对独立、持久、私体化的气势状态，但毕竟只靠天赋难以得到恰当、充分的发挥和展现。这是明显的唯心主义的表现。
《典论·论文》还涉猎了文学批评中诸多问题，如“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文艺批评理论，有一定的认识价值。现今，略论此文为的是继承先人优秀文学批评遗产，潜下心来屏心静气地力求客观公正地评价当前的文学创作，避免媚俗平庸、气急浮躁、急功近利式的文学批评。
总之，曹丕的《典论·论文》这篇诗文专论，在继承前代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在总结建安文学的同时，提出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文体分类、文气等问题。这些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观念，推动了文学理论的研究，促进了创作的发展。虽然后人对这篇文献性的专论评价不一，但大都肯定了该文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刘勰说“典论辨”(《文心雕龙·才略》)、“魏《典》密而不周”(《文心雕龙·序志》)，就是最好的例证。
【拓展】《典论·论文》原文
《典论·论文》 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着论，成一家言。
[注释]
1.瑀：（yǔ）
2.瑒：（chàng）
4.琏：（jiǎn）
5.騄：（lù）
6.粲：（chàn）
7.卮：（zhi1）。
8.俦：（chóu）
9.闇：（àn）
10.诔：（lěi）
[作者介绍]
曹丕（187~226），魏文学家。即魏文帝。字子桓，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长子。少有逸才，广泛阅读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年仅8岁，即能为文，又善骑射、好击剑。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卒，曹丕嗣位为丞相、魏王。同年十月，以“禅让”方式代汉自立，改元黄初。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在文学上其最大成绩是学习乐府民歌，以浅显的语言形象地抒情，代表作有《燕歌行》。他的散文《与吴质书》，字句整饬，风格清新流畅，颇为动人。曹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独特地位则来自于他的《典论·论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宏观地研究文学理论问题的文学批评专著，提出了“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观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期，曹丕《典论·论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纯文学理论的著作开始产生。《典论·论文》对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都有涉及。它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新经验，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声。 魏晋南北朝之前，我国古代文论总体上处在一种不自觉的发展阶段。先秦诸子的文论，大多为只言片语，文学观念尚未独立。两汉文论也没有完全从学术中分离出来。即使是一些较有影响的序文，如《毛诗序》《楚辞章句序》等，大多针对某一部具体作品，如《诗经》、《离骚》等进行阐说。而《典论·论文》则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加以研究，而且其研究视野涉及到文学批评中许多基本原则问题。这是魏晋文论研究出现的新现象，它是魏晋文论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极有说服力的标志。 当然，要说明曹丕《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就不能不提及《典论·论文》的内容及其所研究的文学问题。首先，关于文学的价值。所谓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看来，就是文章的实际功用。曹丕在《论文》里从统治阶级立场有意识地提高文学的地位。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不像汉朝的帝王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为“博弈”，而是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且鼓励文人们更积极地创作，希望他们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这是很有远见的。他这一论点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建安时代作家的创作自觉精神，对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次，关于文气问题。曹丕所说的“气”，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指文学作品的风格，二指文学家的气质。在作者方面，“气”指他的气质才性；表现在作品中，就是文学风格。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刘，巧茁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所说的文气，是一个古人的不确切的词语，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从他以清浊为形容，以音乐的引气巧拙为比喻来看，“气”大致是指作家的才性在文章中的反映。东汉清议论人的品性有清浊之分，所以论文也就“清浊有体”了。才有巧拙，性有清浊，所谓“孔融体气高妙”，“公斡时有逸气”(《与吴质书》)，就是指他们的文章中表现了清高、俊逸的才性。他讲文艺重视清高、俊逸，和后代批评家所说的“建安风骨”的观念正是相通的。气的概念虽然不确切，但是他所探索的问题却接近我们所说的作家个性和风格的问题。文气观点的提出正反映了建安文学向个性化发展的趋势。 其三，是对于文学体裁的划分。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在这里曹丕提出了“本同末异”、的主张，本：指一切文章的共同性。末：指不同文体的特殊性。曹丕还将当时流行的文体分成“四科八类”，并提出“雅”、“理”、“实”、“丽”作为各自的最突出的特点，为各种体裁文章的创造和批评找到了一个初步的客观的标准。而“诗赋欲丽” 的提出尤为重要。“丽”是审美概念，曹丕已认识到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必须是美的，这与传统儒家把诗作为伦理道德教化工具的观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更显示了建安文学渐向词采华丽发展的新风尚。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本末结合起来研究的看法，是曹丕第一次提出的，它特别重视不同文体的特点，推进了文体研究的发展。文体研究的深入，说明文学创作活动进入了自觉的、纯文学状态。 其四，是关于文学批评者的态度。曹丕认为，当时文坛存在两种典型的错误态度：一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谓已为贤”；二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是一种崇尚虚名，盲目尊古的错误倾向。 曹丕反对自古以来的“文人相轻”的积习。并用“审己以度人”的态度分别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种体裁文章创作上的长处和短处。为什么这些作家会互有长短呢?曹丕也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文体各有特点，一方面是作家的才华性不齐。 曹丕这篇《典论·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不是单纯根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尽管他对这些问题所作的答案还比较简单，但是他启发后来的作家批评家们继续探索解答这些问题的先驱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后来的陆机、刘勰、钟嵘正是沿着他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典论·论文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
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注释〕 傅毅(？—89)：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东汉文学家。属：缀辑。能属文，善于写文章。兰台令史：汉代掌管典校图籍，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员。兰台，汉代宫中藏书处。七子：即建安七子、邺下七子。骥：千里马。，音lù。仰：凭恃。齐气：气有所不足。齐地风俗舒缓，故齐地文人个性品质受其影响，为文较为散漫。张、蔡：指张衡、蔡邕。扬、班：扬雄、班固。俦(chóu)：同伴，作动词，相媲美。检：法度。不朽之盛事：《左传》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文章属于“立言”，故不朽。隐约：穷困。加思：加，转移。加思，转移著书立说的念头。迁化：犹言死去。《论》：徐干的《中论》。
(张传友)
〔鉴赏〕 汉代盛行谶纬之学是上古崇巫文化的余绪。无论孔孟、老庄的吉光片羽，还是《毛诗序》的“诗言志”说，其实都在骨子里把文学、艺术视为巫术礼仪的道具，祖宗崇拜的祭品，即使屈原、老庄等人畅饮诗歌、文学的美酒时，也从未把自己由庙堂的代言人降低到纯粹诗人、歌者的层次。当西方的荷马赢得普遍尊敬的时候，东方的盲瞽艺人却要时时忍受饥饿的煎熬、权贵甚至童稚的白眼。
时至东汉乱世，饱读诗书的儒生、士人在继承诸子时代的学术自由精神的同时，有的看到自己难能与当政的权贵世族平等合作，转而选择独善其身，狂歌傲世；有的本身作为富家豪强，他们在以实力打拼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对人生的厚重与悲壮、苍凉与艰难有着深沉的体悟，不禁发言浩歌，气贯长虹。文学艺术此时方进入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时代”。公元2世纪初叶出现的《典论·论文》正是这种文学的“自觉”、文人的“自觉”在理论上的表现。
《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篇关于文学批评的专论。其作者——三国时魏国第一位皇帝魏文帝曹丕的身份地位，并不影响该文在文学史、文化史上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文学与文人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色彩。《典论》共5卷20篇。典者，常、法，主要是对文人言行约束性的规范，当时曾刊刻于太学。到了宋代，几尽散失殆尽，只有《自序》、《论文》两篇因其他文献的辑录才保存至今。
从《自序》我们知道，曹丕务实的态度与文武兼备的素质不在大名鼎鼎的曹植之下。他自言“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六岁而知射”，“八岁而知骑射”，幼年便随曹操四处征讨。又“少诵诗论”，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靡不毕览”。丰富的阅历、广博的学识使他体悟到“事不可自谓己长”的道理。其实何止习射、学剑、治学“不可自谓己长”，文学艺术领域何尝不是如此？
自古以来的文人骚客，多“自谓己长”而轻忽他人。其实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何必拘于一孔之见而贻笑大方。当班固嘲讽傅毅喋喋不休的时候，可曾想过自己在他人眼里难道不是另一个傅毅吗？天下文人之所以“相轻”，曹丕认为原因主要在于文人大多能够“自见”我之长，而不能“自见”我之短，即缺乏清醒的自知之明，常常以自己之长较他人之短。一个人如果沉浸于这种自我编织的话语光环之中，难免自我感觉良好，犯夜郎自大的毛病；其次，文体发展到东汉已呈多样化的趋势，奏议、书论、诗赋、铭诔等不同文体各有自己的特色与内在的要求，因为文人兴趣偏好与性格气质的差异，即使文坛大师也只能是在某些文体上游刃有余。比如与曹丕同时娴于辞赋的王粲、徐干，在奏议等实用文体上未必称雄，长于章表书记的陈琳、阮瑀，在书论作赋方面未必见长。如果王粲与陈琳在辞赋上较短长，则王粲必然稳操胜券，如果阮瑀与徐干在表章上争雌雄，则徐干定会甘拜下风。具有不同特长、偏好的文人斤斤于名头高低，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妄举，舆论中对群峰并峙的文人排名次、争座位的做法，实在是无知妄行。
为什么不同文人的性格与创作呈现出这么显著的个别差异呢？
曹丕认为，主要是文人自身才性气质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在创作上的不同偏好和表达方式。关于士人的才性品藻问题，曹丕之前刘韶的《人物志》中就有记录，曹丕后的《世说新语》中也对汉末、魏晋的人物品鉴逸闻多所发现。曹丕的贡献在于把这种人物品藻中的才性部分，结合儒、道两家的生命之气、真元之气，进一步贯通到文学艺术，特别是文人个人修养和创作才能的领域。东汉清议看重人物品行的清浊，在曹丕是把文气与人气混同言之，他一面讲“(文)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又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所谓的“文以气为主”，实即“人以气为主”、人之气主其文。他朦胧地意识到文气体现出的清浊，主要还是人的品性气质的清浊问题。所以他看到了孔融“体气高妙”，徐干“时有奇气”，应玚之气“和”，刘桢之气“壮”，每人之气虽然存在差异，但都具有那个时代的悲慨、俊逸、骨鲠的色彩。曹丕论文独标“文气”，正反映了建安时期文学个性独尊、张大自我的创作主题。当然，在人与自然混沌不分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气”问题的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
除了个体之气的清浊差异外，不同文体自身的特殊要求与规范，也是导致文学艺术创作百花竞放的原因。在文体初分的时代，人们因不同场合、不同实用功能的需要而形成了不同文体的雏形，曹丕对此作了归纳，总结出“四科八体”，即奏议、书论、铭诔与诗赋。文体的划分大致确定了不同文体在创作与鉴赏上的客观标准，这正是当时社会与文人群体文学的“自觉”的表现。曹丕对不同文体的标准与特征作了简练的概括，即“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曹丕同时又指出“文本同而末异”，文之本，有人说是儒家的伦理教化，有人说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规范，文之末，有人认为指的是文学体裁。我们认为，在曹丕的时代，还未达到后来刘勰的高度。他所谓“本”，一方面作为语言表达的艺术，不同文体所共有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是文之气、人之气中的气之本，文人的气质之性的本原是共同的；所谓“末”，既包含不同文体所具有的不同表达规范和内在要求，如不同文体的雅、理、实、丽等不同要求，也指涉先天共同的气质之性因后天条件的不同所形成的性格、性情差异所导致的言语、作文上的不同的色彩。要把握不同文体的内在要求和创作规律，克服自己气质、性情的后天不足，曹丕认为，一般文人作者因为自己的个性气质特点，只能在某些文体上超拔于众人，而只有通才、全才才有可能诸体皆能。
作为一位公正、客观的批评者，除了要认识到每个作者气质性情方面的独特个性，洞见每种文体的相应特征，更重要的是能够“审己以度人”，避免常见的“贵远贱近”恶习，改掉“向声背实”的弊病，排除“暗于自见”的狭隘襟怀。换句话说，一位合格的批评者，他既能够深得文学艺术三昧，又能够超越文学艺术的樊篱。他既要能够洞悉文学自身的创作规律和创作要求，同时又是一位深谙人生悲欢和社会沉浮，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的大德君子。曹丕是颇以这样一位批评者自许的。他少时飞马骑射，枕戈待旦，余暇吟诗作赋，嘲花弄月，习惯了疆场拼杀，经历了宫闱争斗，生死已不能萦怀，贵贱已难能动心。曹丕所言甚是。其实，批评最难得的就是客观与公正，只有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才能真正推动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
不过，曹丕在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最主要的是他重建一个民族的文学价值观，把文学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而非仅仅特标自己在文学创作、批评上的切身体会。在经历血雨腥风的冲杀，亲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象，亲历手足相残的剧痛之后，他深刻地体会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人生悲喜荣华，祸福寿命短长，都是过眼烟云，不知何处的一阵风，一切都会烟消云散。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留给后人的更多的是生命的心路历程，精神结晶的凝聚，而文学艺术，正可以凭借其不朽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穿越时空的阻隔，把你的音容笑貌、情仇意绪、浩歌深思传达给后人。作为文人，大可不必以扬雄、班固的嘲弄之语挂怀，文学艺术自有其价值和生命，值得你付出毕生的心血去营构、去创造。有人提出曹丕的《论文》是“用自己政治的权威为文学的存在立法”，当然有其合理性，设若作者不是作为魏文帝的曹丕，《论文》可能不会有这么深远的影响力。不过，如果生活在一个轻生死、重然诺的时代，怎能不体味到生命之轻，怎能不意识到精神生命追求的高贵与价值。曹丕说到了，也做到了。他的《论文》也让他不朽。
可以与《典论·论文》相媲美的，还有他的《与吴质书》。虽然其所谓“文”是各种语言艺术的泛称，并非专指诗赋，但曹丕所揭示的文学艺术的文气、文体、文学价值观等方面的诸多真知灼见，启发了陆机、刘勰、钟嵘，流风所及，一直到王夫之、姚鼐、王国维等人。对于《论文》在当时的文学影响，鲁迅曾经有一段精彩的评论：“孝文帝曹丕，他也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曹丕著有《典论》，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它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于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清峻、通脱、华丽、壮大’。……曹操、曹丕以外，还有前面提到的七个人，他们的文章分别从各自的维度拓展了文学的性灵之质；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的功劳。”我们要说，曹丕摆脱汉儒随意以伦理教化附会文学创作的恶俗，而对这一时代“文学的自觉”、“文学的解放”大潮的推动，较之鲁迅所看到的曹丕对一时代文风“华丽好看”的影响，更加值得我们肯定与推许，他的勇气和魄力所产生的文学影响，仍然在惠及后人。
曹丕。《典论·论文》的作者是曹丕，而不是刘勰。《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文学专论，作者是曹丕（魏文帝）。《典论》是他在建安后期为魏世子时所撰的一部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全书由多篇专文组成。
《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判史上第一篇批评专著，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作者是魏文帝曹丕。
魏文帝曹丕在还是韩世子的时候撰写了一部政治，社会，道德，文化等方面的论集典论，《论文》是其中的一篇专文，全书总有二十篇。《典论·论文》的主要内容是关乎一些国家大事问题，后来被南朝萧统写入《昭明文选》，和《与吴质书》一起是曹丕仅流传于世的两篇文论著作，《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判史上第一篇批评专著。
曹丕所写的《典论》大多数都已经失散，《典论·论文》作为完整保存下来的文学专论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在它之前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著作。曹丕是汉魏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精心撰写的《典论·论文》是古代文论开始进入一个自觉期的体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里面的很多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非常值得提倡。曹丕提出了很多对待文学的重要态度，也肯定了文学的重要地位。
《典论·论文》不仅是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还是第一部正式提出了文体分类思想的著作。曹丕提出了“四科八体说”形式的文体论，强调了不同文体之间的形式是不同的，但又都是通过语言文字这种形式来表达情感。第一次如此细致地提出了文体论，同时也是最早体现文体风格的。
《典论·论文》开辟了文学批判的先河，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此前从未有过如此细致系统的文学批评专论，而且无论是对文学的态度，还是对文学的作用，它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对后世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批评文学著作中有一定的地位。
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把文学提高到与传统经典相等的地位。他还鼓励文人要积极创作，希望他们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这是很有远见的。这一论点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建安时代作家创作的自觉精神，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曹丕不是单纯根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希望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问题。尽管他对这些问题作的答案还比较简单，但是他启发了后来文学评论家们继续探索解答这些问题。他的这些观点，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睿还把《典论》刻在石碑上，并立于庙门外和洛阳太学内，供人阅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是《典论·论文》。它是由曹丕即魏文帝撰写而成的。
曹姓名人，较早的要数春秋时期的曹刿了。鲁庄公的时候，齐攻打鲁，他求见庄公，随庄公战于长勺，利用齐军"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时机，叫庄公鸣鼓进攻，结果获得了长勺之战的大胜。 还有汉初大臣曹参。早年追随刘邦，汉朝建立后，他被封为平阳侯，曾任宰相九年。协助高祖平定陈颛、英布等异姓诸侯王的叛乱。 曹操，字孟德，安徽亳州人，三国时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曹操是个被历史误会、被《三国演义》丑化的人物。有人说他原本姓是夏侯。因其父夏侯嵩是得宠宦官曹腾（其舅舅）的过继嗣子，于是改姓为曹了。建安元年，他统一了中国北部。其子曹丕称帝，追尊为武帝。曹植，著名诗人。曹丕之子，为魏明帝；曹丕之孙为魏国皇帝。其后裔曹霸，武卫将军，又极善画马。 三国之后，唐时诗人曹松（安徽潜山人），宋初名将曹彬，元代画家曹之白，明时文学家曹学检，明理学之冠曹端，都是后人耳熟能详的人物。著名心理学家亳曹日昌是我国近代心理学的奠基人。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清著名作家曹雪芹。
论曹操的功过得失内容还是要自己写的你再想想有什么好的命题
《春草集》（戏曲研究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10月）《逝川集》（文学史研究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6月）《梦边集》（红楼梦研究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秋风集》（散文序跋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3月）《落叶集》（学术随笔，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3月）《曹学叙论》（曹学研究专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漱石集》（红楼梦研究论文二集，湖南岳麓书社，1992年）《论庚辰本》（红学版本研究专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78年4月）《〈石头记〉脂本研究》（红楼梦版本研究专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2月）《曹雪芹家世新考》（曹雪芹研究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八家评批红楼梦》（红楼梦评点派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9月）《增订本曹雪芹家世新考》（曹雪芹研究专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7月）《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红学研究专著，图版732幅，考证文字五万字，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12月）《夜雨集》（学术散文随笔，北京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2月）《瀚海劫尘》（中国大西部摄影集，共图229幅，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年1月）《蒋鹿谭年谱·水云楼诗词辑校》（词学专著，齐鲁书社，1986年9月）《评批〈书剑恩仇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11月）《评批〈笑傲江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11月）《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敝帚集：冯其庸论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2月） 《朱屺瞻年谱》（当代中国画家研究，与尹光华合著，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5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与冯统一合作，用12种脂本石头记排列汇校，七年始完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4月）《吴梅村年谱》（清诗研究专著，与叶君远合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3月）《红楼梦概论》（与李广柏合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3月） 《历代文选》（古代散文选读，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9月）《新校注本红楼梦》（红楼梦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5月）《红楼梦大辞典》（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曹雪芹墓石论争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8月）《中华艺术百科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98-1999年） 《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考略（《红楼梦学刊》1979年01期）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凡例”（《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02期）二百年来的一次重大发现——关于曹雪芹的书箧及其他（《红楼梦学刊》1980年01期）醉里乾坤大——论《红楼梦》的情节和细节描写（《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02期）关于己卯本的影印问题及其他（《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03期）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上被胡适删去的几条跋文（《红楼梦学刊》1982年03期）论南戏《张协状元》与《琵琶记》的关系兼论其产生的时代（《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02期）瞿塘石歌（《清明》1985年03期）关于中国的陶文化、茶文化及其他（《文艺研究》1990年01期）曹学叙论（《红楼梦学刊》1991年04期，1992年01期，1992年02期）一个持续五千年的文化现象——良渚玉器上神人兽面图形的内涵及其衍变（《中国文化》1991年02期）论程甲本问世的历史意义——为纪念程甲本问世二百周年而作（《红楼梦学刊》1992年03期）曹雪芹墓石目见记（《红楼梦学刊》1992年04期）论《红楼梦》的脂本、程本及其他——为马来西亚国际汉学会议而作（《红楼梦学刊》1994年02期）再论曹雪芹的家世、祖籍和《红楼梦》的著作权（《红楼梦学刊》1995年01期）曹雪芹祖籍“丰润说”驳论（《红楼梦学刊》1996年03期)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考实——帕米尔高原明铁盖山口考察记（《法音》1999年03期）关于北京师范大学藏《石头记》庚辰抄本的几点思考（《红楼梦学刊》2001年04期）论《红楼梦》的思想（《红楼梦学刊》2002年01期）启功先生论《红》发微——论《红楼梦》里的诗与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03期）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红楼梦》的关系——对一个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的问题的梳理和透视（《红楼梦学刊》2002年04期）《红楼梦》的思想（央视百家讲坛，2003年10月15日）解读《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04年02期）初读《四松堂集》付刻底本——重论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红楼梦学刊》2006年04期）读沪上新发现的残脂本《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06年06期）曹、李两家的败落和《红楼梦》的诞生（《红楼梦学刊》2007年03期）《红楼梦》的语言魅力（《文汇报》2007年4月6日） 天末怀海翁——为沈祖安兄所记刘海粟《存天阁谈艺录》一书而作（《清明》1989年02期）快读《红楼梦》王蒙评（《红楼梦学刊》1995年04期）缜密考证 精微析论——读《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红楼梦学刊》2000年03期）《敦煌吐鲁番学论稿》书后（《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04期）乡邦要籍史学精品──读“江苏地方文献丛书”（《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06期）万颗珍珠一线穿——读丁维忠《红楼探佚》书感（《红楼梦学刊》2007年01期） 《红楼梦新论》序（《读书》1982年09期）《红楼识小录》序（《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02期）《红楼梦论集》序（《红楼梦学刊》1984年01期）《精忠旗笺证》序（《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02期）论侯北人的画——侯北人画集序（《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03期）读书·游山·看画——《历代游记选》序（《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01期）读屺瞻老人的画——屺瞻老人画册序（《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01期）吴梅村年谱序（《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03期）重议评点派——《八家评批红楼梦》序（《红楼梦学刊》1987年01期）《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序（《红楼梦学刊》1987年03期）走自己的路——王同书《施耐庵研究论集》序（《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03期）振衣千仞冈 濯足大江流——为《傅抱石画集》而作（《文艺研究》1989年01期）《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序（《红楼梦学刊》1989年01期）《金瓶梅及小说戏曲比较研究》序（《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01期）论梦叙本——影印梦觉主人序本《红楼梦》序（《红楼梦学刊》1989年02期）《红楼梦大辞典》序（《红楼梦学刊》1989年02期）校红漫议——八家评批红楼梦校后记（《红楼梦学刊》1989年04期）《红楼梦研究》序（《红楼梦学刊》1991年02期）语可诲人 光可鉴物——《俞平伯·周颖南通信集》叙（《中国文化》1991年02期）《红楼梦会心录》叙（《红楼梦学刊》1992年02期）无尽的怀念——《漱石集》后记（《红楼梦学刊》1992年04期）重论庚辰本——《校订庚辰本脂评汇校》序（《红楼梦学刊》1993年01期）关于《石头记》脂本的研究——《〈石头记〉脂本研究》序（《红楼梦学刊》1998年01期）红学的新贡献——《红楼梦考论》序（《红楼梦学刊》1998年04期）笔耕不辍的艺术大师——《朱屺瞻作品集—朱屺瞻艺术馆藏品》序（《美术之友》2000年01期）读红三要——胥惠民《和青年朋友谈〈红楼梦〉》序（《红楼梦学刊》2001年04期）《论〈红楼梦〉的思想》自序（《红楼梦学刊》2002年01期）《清代评点本红楼梦丛书》序（《红楼梦学刊》2002年03期）《红楼楼》——永恒的认识对象——《红楼梦六人谈》序（《红楼梦学刊》2003年03期）红楼沉思录——《曹雪芹的最后十年考》序（《红楼梦学刊》2003年04期）永远芬芳的红学奇葩——《红楼梦人物论》序（《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01期）论甲戌本——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重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弁言（《红楼梦学刊》2004年04期）我对《红楼梦》的解悟——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后序（《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06期）《红楼梦与扬州》序——从“富贵荣华”到“茫茫白地”（《红楼梦学刊》2007年01期） 千古文章未尽才——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而作（《红楼梦学刊》1983年04期）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印象（《红楼梦学刊》1985年03期）怀念叶圣陶老人（《红楼梦学刊》1989年01期）瓜饭楼上说金庸（《读书》1991年12期）汉画漫议（《寻根》1995年05期）曹雪芹和《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99年03期）千秋长怀赵朴翁（《佛教文化》2000年Z1期）彩笔昔曾干气象 白头吟望苦低垂——为柳子谷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作（《同泽书画》，2001年10月16日）庄生晓梦迷蝴蝶——读杜世禄画的感受（《艺术界》2002年01期）列宁格勒藏本《石头记》回归记——我与中华书局（《红楼梦学刊》2003年01期）乾坤清气一鸿儒——饶宗颐的书画艺术（《中国书画》2004年09期）丹青泼向黔西东——读刘白云先生的山水画（《美术观察》2004年10期）我的《红楼梦》研究——2004年9月21日在新疆师范大学的学术演讲（《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1期）学画漫忆（《荣宝斋》2005年02期）又见青山育后人——读俞宏理山水画（《书画艺术》2005年04期）两桩历史事实和两件珍贵文献（《紫禁城》2005年06期）关于王瑗仲先生的绝笔《十八帖》（《中国书画》2005年07期）石壶手稿（《艺术界》2006年03期）传统书画的学习和继承——写在我的书画展之前（《文艺研究》2006年05期）怀旧空吟闻笛赋——《红楼梦》新校注本25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红楼梦学刊》200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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