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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唐太宗议论文800字悠悠中华五千年，美利坚合众国二百五十载弹指一挥间。秦皇汉武开疆拓土，各国元首独领风骚；马克思创共产主义学说；列宁创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李世民创大唐帝国，“贞观之治”名满天下。有勇有谋，越挫越勇的昂扬锐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政风范；厚德载物，道济天下的广阔胸襟。注定出身贵族的李世民将有一番大作为。在隋王朝不得人心、瓦解之际，以远见的卓识和善察时变发动反抗隋朝的起义，隋炀帝的暴虐和不行德政早已不得人心，李氏父子的起义顺着时代更替的规律，以关中为根据地，建立了唐朝。后因兄弟间争夺太子之位，李世民又逼父亲退位，发动政变手刃兄弟，终于争得皇位继承权，年号贞观。虽然在这一辉煌成就背后是血腥故事，但你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才能在大权在握后的竭尽发挥：政治清明，国立增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帮隋炀帝“收拾”烂摊子的同时，在人民所形成的海洋上乘舟随流，无疑，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总是听到人们抱怨竞争激烈，工作难找，在这人才日益渐多的社会，除了发牢骚，你有没有像李世民一样去用现代的方法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有没有做好接受一份机遇的准备，李世民从小就接受军事文化的教育，骑马练武，玩弓读兵法，虽然他没有预料到自己今后会有所成就，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做准备。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要想有一点值得骄傲的成绩，必须用“十年功”做基础。“秦恶闻其过而亡，汉好谋能听而兴”。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不仅要有过人的才识，还要有一颗虚心纳谏的心。“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唐太宗的“三镜”。是在追怀魏征时说的话。由于魏征的直言强谏，有时退朝后唐太宗气得牙哆嗦，有时还说：“这个乡巴佬，朕非杀了你不可”但魏征的死，又让他很痛心，因为他纠正了唐太宗不少错误，使得“贞观之治”达到鼎盛时期。因为像魏征这样直言不讳的人在朝中无几个。一个听惯阿谀奉承的皇帝会是一个好皇帝吗？“非我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陷谀我者，吾贼也”。可见想修养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应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如果别人的意见有道理，而自己的没有道理，就要放弃自己的意见而采纳别人的意见；如果别人做得对，自己做的不对，就要承认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如果别人的言行有错误，自己也要警惕，防止自己犯同样的错误。以别人的言行作为参考，检验自己的言行是否正确。太宗纳谏政清明，魏征直言知得失。贞观长歌唱不休，一曲作罢又一曲。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是要求学生对所进行的课题搜集大量情报资料后综合分析而写出的一种学术论文。其特点“综”是要求对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使材料更加精练明确、更有逻辑层次；“述”就是要求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进行比较专门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描述和评价。 2.文献综述中引用的中外文资料，内容必须与课题或专业方向紧密相关，理工类不得少于10篇，其它不少于12篇。 3.文献综述不少于2000字，按规定格式用钢笔工整书写。其所附注释、参考文献格式要求同正文。 参考地址:
进谏，是臣子的本分，纳谏，是君王的风度。------题记 在本册语文课本中有一篇经典的课文，那就是《邹忌讽齐王纳谏》，这篇课文学过已经很久了，但是今天想起来，仍旧感慨颇深。 一天，邹忌在穿朝服时随口问自己的夫人：“我和城北的徐公那个漂亮呢？”夫人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当然是你漂亮了。”然后邹忌又问了自己的妾和客人，都得到了相同的答案。但是当邹忌真正看到徐公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远不如徐公漂亮。由此他得到了一些启示并且以自己的这件生活小事为例说理，经过一系列论证，最终得出了“王之蔽甚矣”的结论，告诉齐王要善纳忠言。齐王马上采纳了邹忌的建议，广开言路，最终使得齐国“战胜于朝廷”。 从这件事情之中，我得到了一些启示。进谏，固然是臣子的事情，但是纳谏与否，则在于君王的决断。能否纳谏，是考验一个君王风度和智慧的重要途径，另外，善于纳谏也会使国家变得兴盛，而刚愎自用的君主往往会使国力大受损失，甚至亡国。历史上的许多事例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战国末年，秦王准备兼并六国。韩国倍感恐慌，于是派遣“间谍”深入秦国内部取得秦王的信任并为秦国主持修建水渠，旨在浪费秦国的人力和物力。秦王了解到事实真相后大为恼怒，决定驱逐在秦国的所有六国客卿，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得知自己被驱逐之后直言进谏，上了流传百世的《谏逐客书》，秦王览表，采纳，李斯重被重用，后来为秦王兼并六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另外，许多六国的人才得以留在秦国施展自己的才能，也为秦王扫六合提供了条件。 但是同一个人的身上却发生了不同的事情。秦始皇去世后二世即位，二世即位后大兴土木，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李斯实在看不下去，于是上书劝谏，二世大怒，在赵高的谗言下，李斯成为了历史上死的最惨的丞相，死无全尸，一代名臣死于自己所忠诚的国王之手，实在令人叹息。但是这也正是说明了二世不能纳谏，李斯死后不久，秦国就夭折在二世的手中。 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和名臣魏征之间演绎了一段进谏与纳谏的佳话。每当唐太宗犯错误之时，总有一个人挺身而出，直言劝谏，甚至犯颜而谏，这个人就是魏征。唐太宗也以魏征为自己的镜子，为自己纠正过错，使自己少犯错误，终于造就了“贞观之治”。魏征死后，唐太宗大哭：“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死，朕亡一镜矣。” 从上面的事例不难看出，君主和贤臣配合得当，贤臣进谏，明君纳谏，才能使政通人和，国家安定。对于一个君主来说，面子往往是很重要的。但是作为一个君主，能够容忍自己的臣子犯颜直谏，从而纠正自己的过错，这就很难得了，但是这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君主的风度。 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我们应该像古代明君学习，做一个善于采纳别人正确意见的人，这样也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做一个更完美的人。
写论文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就是论文的文献综述呢，一般就是介绍关于你的研究主题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查询大量相关文献，归纳总结
综述是指就某一时间内，作者针对某一专题，对大量原始研究论文中的数据、资料和主要观点进行归纳整理、分析提炼而写成的论文。综述属三次文献，专题性强，涉及范围较小，具有一定的深度和时间性，能反映出这一专题的历史背景、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具有较高的情报学价值。阅读综述，可在较短时间内了解该专题的最新研究动态，可以了解若干篇有关该专题的原始研究论文。国内外大多数医学期刊都辟有综述栏目。检索和阅读文献是撰写综述的重要前提工作。一篇综述的质量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对本题相关的最新文献的掌握程度。如果没有做好文献检索和阅读工作，就去撰写综述，是决有会写出高水平的综述的。综述的写作格式一般包括四部分，即前言、正文、小结、参考文献。前言，要用简明扼要的文字说明写作的目的、必要性、有关概念的定义，综述的范围，阐述有关问题的现状和动态，以及目前对主要问题争论的焦点等。前言一般200-300字为宜，不宜超过500字。正文，是综述的重点，写法上没有固定的格式，只要能较好地表达综合的内容，作者可创造性采用诸多形式。正文主要包括论据和论证两个部分，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比较不同学者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及其理论依据，进一步阐明问题的来龙去脉和作者自己的见解。当名，作者也可从问题发生的历史背景、目前现状、发展方向等提出文献的不同观点。正文部分可根据内容的多少可分为若干个小标题分别论述。小结，是结综述正文部分作扼要的总结，作者应对各种观点进行综合评价，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发展的方向和展望。内容单纯的综述也可不写小结。特点①综合性：综述要纵横交错，既要以某一专题的发展为纵线，反映当前课题的进展；又要从本单位、省内、国内到国外，进行横的比较。只有如此，文章才会占有大量素材，经过综合分析、归纳整理、消化鉴别，使材料更精练、更明确、更有层次和更有逻辑，进而把握本专题发展规律和预测发展趋势。②评述性：是指比较专门地、全面地、深入地、系统地论述某一方面的问题，对所综述的内容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反映作者的观点和见解，并与综述的内容构成整体。一般来说，综述应有作者的分析评价，否则就不成为综述，而是手册或讲座了。③先进性：综述不是写学科发展的历史，而是要搜集最新资料，获取最新内容，将最新的医学信息和科研动向及时传递给读者。检索和阅读文献是撰写综述的重要前提工作。一篇综述的质量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对本专题相关的最新文献的掌握程度。如果没有做好文献检索和阅读工作，就去撰写综述，是决不会写出高水平的综述的。格式综述一般都包括题名、著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几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又由前言、主体和总结组成。前言 用200～300字的篇幅，提出问题，包括写作目的、意义和作用，综述问题的历史、资料来源、现状和发展动态，有关概念和定义，选择这一专题的目的和动机、应用价值和实践意义，如果属于争论性课题，要指明争论的焦点所在。主体 主要包括论据和论证。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比较各种观点的异同点及其理论根据，从而反映作者的见解。为把问题说得明白透彻，可分为若干个小标题分述。这部分应包括历史发展、现状分析和趋向预测几个方面的内容。①历史发展：要按时间顺序，简要说明这一课题的提出及各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体现各阶段的研究水平。②现状分析：介绍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及各派观点，包括作者本人的观点。将归纳、整理的科学事实和资料进行排列和必要的分析。对有创造性和发展前途的理论或假说要详细介绍，并引出论据；对有争论的问题要介绍各家观点或学说，进行比较，指问题的焦点和可能的发展趋势，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对陈旧的、过时的或已被否定的观点可从简。对一般读者熟知的问题只要提及即可。③趋向预测：在纵横对比中肯定所综述课题的研究水平、存在问题和不同观点，提出展望性意见。这部分内容要写得客观、准确，不但要指明方向，而且要提示捷径，为有志于攀登新高峰者指明方向，搭梯铺路。主体部分没有固定的格式，有的按问题发展历史依年代顺序介绍，也有按问题的现状加以阐述的。不论采用哪种方式，都应比较各家学说及论据，阐明有关问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写法主体部分的写法有下列几种：纵式写法纵是历史发展纵观，它主要围绕某一专题，按时间先后顺序或专题本身发展层次，对其历史演变、目前状况、趋向预测作纵向描述，从而勾划出某一专题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轨迹。纵式写法要把握脉络分明，即对某一专题在各个阶段的发展动态作扼要描述，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取得了什么成果，还存在哪些问题，今后发展趋向如何，对这些内容要把发展层次交代清楚，文字描述要紧密衔接。撰写综述不要孤立地按时间顺序罗列事实，把它写成了大事记或编年体。纵式写法还要突出一个创字。有些专题时间跨度大，科研成果多，在描述时就要抓住具有创造性、突破性的成果作详细介绍，而对一般性、重复性的资料就从简从略。这样既突出了重点，又做到了详略得当。纵式写法适合于动态性综述。这种综述描述专题的发展动向明显，层次清楚。横式写法横是国际国内横览，它就是对某一专题在国际和国内的各个方面，如各派观点、各家之言、各种方法、各自成就等加以描述和比较。通过横向对比，既可以分辨出各种观点、见解、方法、成果的优劣利弊，又可以看出国际水平、国内水平和本单位水平，从而找到了差距。横式写法适用于成就性综述。这种综述专门介绍某个方面或某个项目的新成就，如新理论、新观点、新发明、新方法、新技术、新进展等等。因为是新，所以时间跨度短，但却引起国际、国内同行关注，纷纷从事这方面研究，发表了许多论文，如能及时加以整理，写成综述向同行报道，就能起到借鉴、启示和指导的作用。纵横结合式写法纵横结合式写法在同一篇综述中，同时采用纵式与横式写法。例如，写历史背景采用纵式写法，写目前状况采用横式写法。通过纵、横描述，才能广泛地综合文献资料，全面系统地认识某一专题及其发展方向，作出比较可靠的趋向预测，为新的研究工作选择突破口或提供参考依据。无论是纵式、横式或是纵横结合式写法，都要求做到：一要全面系统地搜集资料，客观公正地如实反映；二要分析透彻，综合恰当；三要层次分明，条理清楚；四要语言简练，详略得当。总结是结综述正文部分作扼要的总结，作者应对各种观点进行综合评价，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发展的方向和展望。内容单纯的综述也可不写小结。参考文献是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参考文献的多少可体现作者阅读文献的广度和深度。对综述类论文参考文献的数量不同杂志有不同的要求，一般以30条以内为宜，以最近3-5年内的最新文献为主。内容综述不应是材料的罗列，而是对亲自阅读和收集的材料，加以归纳、 总结 ，做出评论和估价。并由提供的文献资料引出重要结论。一篇好的综述，应当是既有观点，又有事实，有骨又有肉的好文章。由于综述是三次文献，不同于原始论文（一次文献），所以在引用材料方面，也可包括作者自己的实验结果、未发表或待发表的新成果。综述的内容和形式灵活多样，无严格的规定，篇幅大小不一，大的可以是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的专著， 参考 文献可数百篇乃至数千篇；小的可仅有千余字，参考文献数篇。一般医学期刊登载的多为3000～4000字，引文15～20篇，一般不超过20篇，外文参考文献不应少于1／3。选题要新即所综述的选题必须是近期该刊未曾刊载过的。一篇综述文章，若与已发表的综述文章“撞车”，即选题与内容基本一致，同一种期刊是不可能刊用的。说理要明说理必须占有充分的资料，处处以事实为依据，决不能异想天开地臆造数据和诊断，将自己的推测作为结论写。层次要清这就要求作者在写作时思路要清，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写到什么程度，前后如何呼应，都要有一个统一的构思。语言要美科技文章以科学性为生命，但语不达义、晦涩坳口，结果必然阻碍了科技知识的交流。所以，在实际写作中，应不断地加强汉语修辞、表达方面的训练。文献要新由于现在的综述多为“现状综述”，所以在引用文献中，70％的应为3年内的文献。参考文献依引用先后次序排列在综述文末，并将序号置入该论据（引文内容）的右上角。引用文献必须确实，以便读者查阅参考。校者把关综述写成之后，要请有关专家审阅，从专业和文字方面进一步修改提高。这一步是必须的，因为作者往往有顾此失彼之误，常注意了此一方而忽视了彼一方。有些结论往往是荒谬的，没有恰到好处地反应某一课题研究的“真面目”。这些问题经过校阅往往可以得到解决。注意事项⑴题目不宜过大。一般来说，题目过大，则不易把握论文的中心，不易深入透彻。⑵参考文献太旧。综述一定要反映最新的他人研究情况，如果所引述文献都是若干年前的陈旧参考文献，则不能反映最新的研究动态。⑶引用文献不过多。文献综述的作者引用间接文献的现象时有所见。如果综述作者从他人引用的参考文献转引过来，这些文献在他人引用时是否恰当，有无谬误，综述作者是不知道的，所以最好不要间接转引文献。⑷综述篇幅不易太长。杂志编辑部对综述的字数一般都有一定数量的约定。作者在初写综述时，往往不注意这点，造成虚话、空话较多，重点不突出。综述一般不宜超过4000字。⑸综述并不是简单的文献罗列，综述一定有作者自己的综合和归纳。有的综述只是将文献罗列，看上去像流水账，没有作者自己的综合与分析，使人看后感到重复、费解。
文献综述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文献发表的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哪一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
阐明引言部分所确立综述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引用和评述。主题内容根据综述的类型可以灵活选择结构安排。
主题的层次标题应简短明了，以15字为限，不用标点符号，其层次的划分及编号使用阿拉伯数字分级编号法（不含引言部分），一般用两级，第三级上用圆括号中间加数字的形式标识。
正文只要能较好地表达综合的内容，作者可创造性采用诸多形式，正文主要包括论据和论证两个部分，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比较不同学者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及其理论依据，进一步阐明问题的来龙去脉和作者自己的见解。
作者也可从问题发生的历史背景、目前现状、发展方向等提出文献的不同观点。正文部分可根据内容的多少可分为若干个小标题分别论述。
作者应对各种观点进行综合评价，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发展的方向和展望，内容单纯的综述也可不写小结。
文献综述是英文作业写作中的核心创作内容，在整个论文中占比非常的高，只有了解了文献综述的基本特征和性质功能，才能够更好的提高英文创作水平。下面小编将为大家讲解英文作业写作中文献综述的作用及特征。
一、文献综述的作用
写好一篇毕业论文需要了解写作课题研究的基础情况，并需要掌握与课题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其中文献综述泛指通过系统地调查所选课题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资料，进行比对、整理、加工然后撰写出综合性叙述和评价的文章，尤其是一些最新科研成果和事物的发展趋势，也需要指出该课题需要改进和未解决的问题。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的成功案例或科研成果进行比较和评价，这样不仅可以进一步阐明选题的意义，还可以为此组织材料和形成观点奠定基础。
二、文献综述的基本特征
文献的分类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中英文作业写作中较为常用的有几种，按照顺序加工可分为
1.一次文献，一次文献包括文献著作本身或是学生自己做的调查研究;
2.二次文献，所谓二次文献指是的在第一次的加工基础上进行的二次加工;
3.三次文献，三次文献是选取二次文献中有实质性作用的内容，按照一定的需要和目的经过深度加工而成的。三次文献具有非常强的综合性，因为包含了分析、比对、鉴别、评价，是非常具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三、文献综述的三条明显特征
1.具有综合性。因是针对某个时期的同一课题的研究成果的综合概括，故需要大家尽可能的把当初的同一课题的研究成果资料搜集出来并认真的揣摩、加工、整理和分析。
2.具有描述性。虽然文献综述是对于各种时期的课题或各种流派的观点所作的介绍，但我们在写作时也务必尽可能的让这些观点接近原文想要表达的立场，这就需要自身对于此原文进行客观的描述。
3.具有评价性。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但不限于研究报告进行非常简单的罗列，需要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并结合所见所闻进行客观的评价，以此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所处的立场。
1.文献的概念及其分类
文献是通过载体记录的知识，载体是文字语言附着物，是物质形态。从古至今，载体有竹简、纸张、磁带、磁盘、光盘等。科技文献是记录、保存、交流和传播科学知识和思想的一切著作的总称。
其分类包括：①一次文献即原始文献。②二次文献。在一次文献基础上加工而成，常称为“检索工具”，如目录、索引、摘要等。③三次文献。通过检索工具(二次文献)收集原始资料(一次文献)，加工整理成的综合性文献资料，如综述、述评、年评、指南等。④零次文献。未成文的口头传递的信息，或手稿之类的资料，即还没有传播载体。
从上可以看出，综述既不同于原始论文，不属一次文献，也不是论文的摘要、索引或书目，不属二次文献，而是一次文献高度浓缩的产物，是把多篇相关文献综合加工而写成的三次文献。因此，综述包容的信息量大、反映学术动态快，是获取信息、促进科研、指导实际工作的有效途径。
2.文献综述的特点
综述包括现状综述——成就性综述、回顾性综述——动态性综述和专题争鸣性综述三种。其特点如下：①资料来源是拿别人的文章做自己的文章。②研究对象是文献资料，不是人或动物。③内容涉及面广，信息浓缩、精炼。④叙述性的表现手法，以事实为基础，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评论。⑤引文多，有很强的参考性。
以上就是小编关于文献综述的分类及特点的分享，希望对各位小伙伴们有所帮助，想要了解更多毕业论文相关内容，请关注本平台，小编将会做及时的整理并发布的。
我建议你去嵇康吧看看~~ 魏晋文学一、社会历史概况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司马氏建立西晋。东晋十六国。建安文学的断限:建安是东汉献帝刘协的年号(196—219)，但文学上所说的建安通常是从黄巾起义算起，即公元184年前后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公元239)，前后共计五十多年的时间。二、汉末世风与士人心态（一） 察举制度与人物品评：汉末的察举制度。在这种察举制度的影响下，士族中流行乡党评议的风气，如许劭与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此外，郭太也以关于鉴人而名闻天下。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人物品评的风气更加兴盛。（二） 士人的政治地位：汉末的两次“党锢”之祸。经学传统的打破。人物品评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三） 士人思想的变化：士人的出世之心和英雄意识。士人个体意识的萌生及其对文学观念的影响。文人集团的出现。三、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建安文学的主体精神。建安文学的盛况，建安文学兴盛的原因。第一次文人诗的创作高潮。“建安风骨”。“建安风骨”范畴的生成：“风骨”一词，刘勰最先提出并给以正面阐述，见《文心雕龙》“风骨篇”。钟嵘《诗品·总论》则提出“建安风力”的说法。后来，初唐陈子昂在其《修竹篇序》中也有“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话。自此，这一称谓在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中受到普遍推崇，并开始流行。但最早完整提出“建安风骨”一语的则是宋代的严羽，语出《沧浪诗话》。建安风骨的内涵与特征：（1） 功业意识与慷慨文风。建安文人“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2） 生命意识与悲凉文风。例如，锺嵘曾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把建安文学的特征概括为：清峻、通脱、骋词、华靡1、清峻：指文章的风格而言，所谓清峻就是文章“简约严明”的意思。汉末政治、军事的割据和异端思想的崛起，扫荡了经学牵强附会、烦琐求证的作风，曹操以刑名法术进取天下，于鞍马间为文，用语简捷，词风峭厉，不容斟酌。即一般文人所作，指事写意，皆不傍经典，直抒胸怀。2、通脱： 汉代末年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已不复存在，文人脱卸了道德与礼教的重压，重新发现自我，往往能率心任性，表达真实情感。兼之战乱频仍、瘟疫流行，命运难料、事功难成，转而注重内心体验和生命价值的思索。故这一时期的文学，既有直面现实的乐观精神，又有产生于人生无常、自然永恒的人生苦闷。3、骋词：汉末群雄割据，诸侯并起，战国之世，仿佛再现。为文人实现抱负，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遇和选择机会。文人议论时事、抒写情志，都力求表现自我，气盛词壮。4、华靡：两汉文学由质转文，已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建安时期，曹操虽为文质朴，但因文学已经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其独特的个性开始受到文人自觉的重视，文学之渐趋华丽，成为时代风气。 司马迁的生平经历对《史记》创作的影响：家学渊源、勤奋读书、远行游历、李陵事件。第二节 《史记》的思想内容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某些真实情况。充分肯定了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二、 鞭挞了最高统治者的凶残暴虐、贪婪狡诈和庸俗无赖。三、 对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下层人物的优良品德予以热情地讴歌。四、 在一定程度上否认天命，同时也强调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第三节 《史记》的艺术成就一、能抓住带本质意义的典型性重大历史事件，选取这些事件，写出人物在当时的作用，也表现了人物性格。二、善于运用“互见法”。三、善于通过琐事来刻画人物。四、善于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去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五、精粹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雕塑感。第四节 《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对古代诗歌，尤其是戏剧、小说、散文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启示和影响。第五节 作品选讲 《项羽本纪》： 《管锥编》：“‘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妬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与’，皆若相反相违，而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错综如此者。” 《管锥编》引清人周亮工语：“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既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第六节 班固与《汉书》一、 班固生平和《汉书》的创作 二、选读《苏武传》、《李夫人传》第二节 三曹（上） 一、曹操（一）生平、思想：1、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郡(安徽亳县)人，父亲曹嵩是得宠宦官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曹操二十岁举孝廉为郎，后在汉末大乱中聚集兵马，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武装。建安元年，受封为丞相，官渡一战击败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袁绍，逐步统一了北方，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丕称帝建魏后，追尊他为武帝，史称魏武帝。2、儒法兼取、礼刑互用的思想曹操出身微贱，对两汉以来重视家世、经术的传统，并不一味默守。于政教军事，颇杂刑名；取用人才，不拘资限，甚至不拘品行。史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可参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举贤勿拘品行令》。但另一方面，曹操亦不愿以汉相之尊，承担篡逆的罪名。为制约诸侯，协调本集团内部的等级关系，曹操更无法全然否定儒家的伦理纲常与道德规范。因此，他对儒学、礼志又有一定的认同。在进取天下的同时，曹操目睹汉室的倾颓、生民的不幸、命运的无常、人生的短促，又常怀感慨与惆怅。因此，王霸并用、思接庄玄，也构成曹操思想矛盾的一个方面。3、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一方面，曹操在经学方面有较深造诣。其据有二：光和年间因家人被诛杀，坐免官，“后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其今存著述，引用《诗经》《论语》《尚书》《楚辞》等典籍的情况并不稀见，仅《诗经》即不下数十处。另一方面，对书法、音乐、围棋等都相当精通，可谓多才多艺。王沈《魏书》云其“文武并施，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还曾收罗人才，对几乎失传的汉代音乐、歌舞进行了整理。或许正因如此，他才能延揽天下文士于其幕下。（二）曹操的诗1、曹操乐府诗概述。曹操诗今存22首，包括作者存疑的3首。全部是乐府诗。乐府诗进入到文人乐府诗的阶段，曹操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曹操诗歌的题材内容A纪事：以乐府古题写时事，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锺惺《古诗归》卷七）《蒿里行》、《薤露行》、《苦寒行》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 《苦寒行》写东征高干之役，既自比周公东征，志在必胜，又极写其苦寒之状与内心的进退犹豫，并不故作豪语惊人。B述志：政治主张、社会道德理念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对酒》、《度关山》、《短歌行》等。如《对酒》，描绘了他理想中太平盛世的图景。C 游仙：曹操又有游仙诗《秋胡行》、《精列》、《气出唱》。学界对它们的理解颇多歧见。一种观点认为，抒写人生苦闷，却并不流于消极。有的意见说，寄寓诗人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但或许并无太多寄托，只是其求仙欲望的真实表现。D咏史：《善哉行》、《短歌行》（之二）等，吟咏史实、人物，结合个人现实体验。3、曹操诗歌的风格特色①主体风格：慷慨悲凉，气韵沉雄。钟嵘《诗品》：“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敖陶孙《诗评》：“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②开创了四言诗的新境界。《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全篇以比兴手法，反复申说诗人时不我待的焦虑，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建功立业的决心，曲折抑扬，感人至深。（三）曹操的文1、文章雅化、骈化过程中的异响。鲁迅说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让县自明本志令》：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自述生平之志，毫无掩饰造作之笔。虽是实情，然非他人所敢言。《祭故太尉桥玄文》、《举贤勿拘品行令》、《遗令》。2、清峻、通脱的风格（四）曹操诗文的地位与贡献1、汉魏之际，承上启下。2、乐府文学的新阶段——文人乐府诗阶段。3、开创“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二、曹丕（一）曹丕的诗文1、曹丕诗的题材内容：曹丕诗现存约40首，可分三类：纪事抒情、游宴、游子行役与思妇别愁。《黎阳作》、《陌上桑》写征伐之事，既有克敌制胜的豪情，也有征人行军之苦。述宴，如《芙蓉池作诗》、《于玄武陂作诗》等，描摹细致，文词富丽，在山水诗的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游子行役与思妇别愁一类成就最大，属代人立言的拟作体。《燕歌行》抒写思妇之情，音节和婉，修辞精美，是曹丕的代表作。《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言离别之苦，凄婉动人。可见诗人生逢乱世，对人间别情，是有切身体验的。2、曹丕诗的风格曹丕诗有文士气，以文人深婉细腻的笔触，写出乱世中人的内心世界，因而颇得《古诗十九首》的风致。《古诗源》：“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此语概括较为准确。3、曹丕的文与赋辞赋现存26篇，建安文人中仅次于曹植。可分两类：述军国大事；记个人情怀。文章的成就不在诗赋之下，代表作《典论》、《与吴质书》、《答繁钦书》等。《典论·自叙》叙写生平，通脱而生动。《与吴质书》叙朋友间生死离合之情，兼有随感式的文学评论，是过去的书信之文所没有的；《答繁钦书》描写美人舞乐，辞极绮丽，近于辞赋，即在曹丕文章中，也是别具一格的。4、曹丕的文学地位与影响诗体方面，曹丕《燕歌行》首创七言歌行体，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诗韵方面，曹丕不独已认识到诗歌当有音韵之美，而且在实践中还进行了多种有益的尝试。《燕歌行》现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诗。《典论·论文》，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学批评著作。第三节 三曹（下） 一、曹植的生平与个性1、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的弟弟。卞氏所生第三子。曾封为陈王，死后谥“思”，故世称陈思王。在建安文人中，他的作品留存最多，对当时及后代的影响最大。后人评价也最高。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早年即有“绣虎”雅号。一度受到曹操的信任，几被立为太子。最后终于失败。曹操立曹丕为嗣，诛杨修，曹植荣宠日衰，曹丕即位，杀丁氏兄弟，曹植也受到迫害，屡改封地，名为王侯，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获咎，如同囚徒。黄初之世，始终处在生命恐惧之中。曹丕死，明帝曹睿即位之后，曹植的处境有所改变，他一度焕发希望，上表请求自试，终不为所用，于太和六年，抑郁而终。思想方面，前期以儒为主，后期多老庄。2、丕、植文学观念之异同曹植的文学见解，见于《与杨德祖书》。“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已将采史官之实录，辨世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此要之白首，岂可以今日定乎！”对文学地位的看法，二人似异实同。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很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的了。二、曹植的诗文创作今存诗歌约90首。以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故、曹丕继任魏王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一）前期创作主要抒发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以诗歌成就为大。（1）功业精神与报国信念；《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2）游宴、唱和之作；《名都篇》（也有不同意见，如郭预衡认为是后期对青年时代的追忆）、《公宴》（3）抒写友情之作。《赠丁仪》、《赠王粲》、《送应氏》（二）后期创作1、诗歌创作：曹丕以魏代汉，对曹植的猜忌与迫害日益加剧，无可奈何的愁苦之外，更加上一分罹害的恐惧，这使得他后期的诗歌形成了悲愤哀怨的基调。（1）在政治迫害之下，曹植诗歌更多有离别之悲、忧生之嗟、悼亡之恨。《赠白马王彪》、《三良诗》、《远游篇》、《朔风歌》、《野田黄雀行》。“此诗（《赠白马王彪》）景中有情，甚佳。”（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2）又有一类闺怨诗，抒写女性的相思与隐忧，其间颇寓自己遭忌被弃的感慨。《浮萍篇》、《美女篇》、《七哀诗》、《怨诗行》（3）游仙诗。《五游》、《升天》、《仙人篇》、《苦思行》2、辞赋创作代表作《洛神赋》，作于黄初三年。或以为“感甄”之作（尤袤《李注文选》刻本），或以为“托词宓妃，以寄文帝”（何焯《义门读书记》）。按其序云：“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赋云“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后说为是。三、曹植的文学成就1、曹植诗歌的艺术风格：“骨气奇高，辞才华茂”，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把五言诗的艺术提高到更高的地步。钟嵘《诗品》：“陈思为建安之杰。”2、曹植兼擅各类文体、诗体，尤其长于五言，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窈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曹植通音律，一些诗句平仄调协，音节铿锵，可见从五古到五律的音律规范痕迹。此外，曹植已不同于《十九首》诗人的无意为诗，而开始着意于炼字造句，显示出他把观察事物、体验情感与选择词藻、精心修辞相结合的用心。3、曹植对乐府诗的贡献4、建安时期的辞赋大家。在两汉体物大赋向魏晋抒情小赋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主力作用。在建安时代，他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最为巨大。四、“汉音魏响”曹操属汉音，丕、植属魏响。这是一般的意见。汉人为诗的特点。文人诗表现手法的重新确立。胡应麟《诗薮》。《诗源辨体》。沈德潜《古诗源》卷五：“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曹操《短歌行》等，“汉人乐府本色尚存”。“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钟嵘《诗品》评价曹植：“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第四节 建安七子和蔡琰 一、建安七子概说七子之称，始出曹丕《典论·论文》。计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七人。其中孔融年辈较长，且在建安十三年（208）被杀，实际只有六人参加了邺下文学活动。七子效命于邺下，于其文学创作，实有幸与不幸。曹操罗织文人于邺下，政治上的考虑大于文学。“诸子在魏，犹孟子在齐，不治事而议论。魏武看诸子，俱是书生无济，然不收之，则失人望，故用之以充文学。”（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5）七子依附曹氏于乱世，虽然有了安定的创作环境，但个性不免受到压抑，无聊的应酬之作亦相应增多。小七子。邺下文人集团。文学史上的意义。二、建安七子的文学创作1、王粲七子之中，王粲（177-217）成就最高，刘勰《文心雕龙》称其为“七子之冠冕。”王粲，字仲宣，存诗23首。王粲之诗，四、五言诗兼善，其依荆州刘表时所作四言《赠蔡子笃》、五言《七哀诗》三首等，体兼《诗》、《骚》，颇得《十九首》韵致，是建安诗人的上乘之作。《七哀诗》其一：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王粲依附曹操后，尝随军出征，作《从军行》五首，既写书生抱负，也抒发乱世悲慨，兼有对曹操的颂美之词。全诗气象壮阔，格调苍劲，为杜甫的前后《出塞》开辟了先路。因侍从文人的地位，王粲后期也有应酬之作，《公宴》。王粲《登楼赋》抒写去国怀乡，壮志未酬的心境，在建安抒情小赋中，与曹植《洛神赋》并为双美，其《为刘荆州谏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难钟荀太平论》、《安身论》等文，或直陈利害，词义恳切，或义近名法，长于辨难。2、刘桢刘桢，字公干，存诗二十馀首。刘桢当时甚有诗名。钟嵘说他： “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上）成就主要在诗，可分两类，一类是赠答诗，一类是游乐诗。赠答诗中，最著名的是《赠从弟》三首，分别用苹藻、松树、凤凰为喻，抒写坚贞高洁的性格。游乐诗包括《公宴诗》、《斗鸡诗》、《射鸢诗》等。钟嵘《诗品》说：“陈思以下，桢称独步。”3、其他文士陈琳、阮瑀、徐干、应瑒。陈琳的生平。陈琳作品选讲。《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生平。《驾出北郭门行》。《文质论》。三、蔡琰1、蔡琰的身世生平汉代末年著名学者、诗人蔡邕的女儿，“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初嫁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董卓之乱中，被掳至南匈奴，嫁左贤王，生二子，生活了十二年，生了一双儿女。后来汉朝与南匈奴矛盾缓和，曹操遣使用金璧赎回，重嫁陈留董祀，整理父亲遗文。2、 琰作品的真伪问题其诗今存三首，五言体《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其中五言体的《悲愤诗》比较可信。苏轼《仇池笔记·拟作》以为非出自蔡琰之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以为是蔡琰所作，以史证诗，当为蔡琰作无疑。（参看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骚体的《悲愤诗》所述情节与蔡琰生平不合之处，许多学者认为非蔡琰所作。《胡笳十八拍》（载《乐府诗集》和朱熹《楚辞后语》）相传是她的作品，但由于不见《后汉书》，而且文体与汉魏间作品不同，有人怀疑是后人伪托。（参见中华书局《胡笳十八拍讨论集》）3、 言《悲愤诗》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自传体的叙事诗，长108句，540字。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叙事为主，夹以抒情。表现汉末战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不幸命运，是建安时期最优秀的诗篇之一。章节名称：第二章 正始文学授课时数：3学时教学目的和任务：了解正始文人的苦闷情怀与政治态度，熟悉阮籍、稽康等人的诗文及其风格特色。教学重点和难点：正始之音、阮籍的《咏怀诗》。教学方法：课堂提问、多媒体方式、结合科研。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第一节 正始文学的背景 一、魏晋风度与正始之音1、亵渎名教的血腥斗争：景初三年（239），魏明帝曹睿死，齐王曹芳即位，改元正始（240）。从正始10年到甘露五年（260）二十年间，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进行了六次政治、军事方面的较量，每次斗争，都以曹魏集团的惨败而告终。这场斗争的特点是：它主要发生在上层集团内部，但依附于各个集团的文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介入；斗争的双方都在维护名教的名义下，行翦除异己之实，手段异常残酷。名教的虚伪性因此暴露得淋漓尽致。2、魏晋风度：在正始时期的血腥杀戮和政治高压之下，文人朝不保夕，动辄罹祸。饮酒服药，放浪形骸，乃成为他们寄托愤懑、逃避祸端、保全性命的惟一选择，魏晋风度由是而起。3、正始之音：由于司马氏借名教杀人，依附于曹魏集团的人士往往以“自然”对抗“名教”，从而导致玄学的兴起。又因为政治上的高压，汉末以来的清议脱离时政，演变为清谈。清谈与玄学结合，进一步推动了玄学的发展。魏晋之际，玄学既是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又是文人保性全身的手段，更为文人纵欲任情提供了口实。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玄学的普及使老庄哲学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它对于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它对于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文学的风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4、正始名士：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5、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刘伶、王戎、阮咸、向秀、山涛。参看《世说新语·文学》。二、玄学对文学的影响（一）才性四本之争与文学：1、才性四本之争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命题之一：“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南齐书·王僧虔传》）争论的焦点在才、性的离合异同。性，指人的内在，诸如气质、性情、道德、修养等；才，指人的行为能力，也包括社会实践的客观效果。魏晋思想家因其政治态度不同，一派主张才、性统一（合、同），即主张以外在事功、证明自己秉性的优劣，依附于司马氏集团大都持此种观点。一派主张才、性并不统一（即离、异），即认为外在事功与自己秉性的优劣并无必然联系，依附曹魏集团者大都如此。2、才性至上说、才性离异说的兴起，促使两汉以来注重事功的人生价值观向着魏晋的尊重个性、重视人格完美、精神自由方面转化。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时，司马景王亦预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是以君子之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故修形以保神，安心以全身。（嵇康《养生论》）3、魏晋之际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直接影响到人物的评议标准、文人的人生态度乃至文学艺术的美学境界。诸如神气、神情、神韵、神貌、风神、风韵等概念的提出，表明人的个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以形写神、形神兼备、遗形取神的表现方法已受到作家、艺术家的相当重视。此时的人物评议，或直接描绘其内心世界：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且曰：“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世说新语·赏誉》）林下诸贤，各有儁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速；咸子瞻，虚夷有远志。（《世说新语·赏誉》）或以其神情难摹，则托之比喻：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世说新语·赏誉》）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咸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或评议人物，竟至遗形取神：裴令公有儁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至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世说新语·容止》）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世说新语·容止》）对艺术中心、物的关系问题，嵇康虽然持心、声二元论（《声无哀乐论》），阮籍对借以达情的物更持虚无的态度（《清思赋》），但他们在心、物关系中更看重个体的体验和表达，无疑对提高古代文学艺术的美学境界和美学创造力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文学意义：1、就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而引发的一场争论，是魏晋之际政治斗争在玄学上的反映。名教者，依魏晋人解释，以名为教，即以长官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义。此两者之不同，明白已甚，而所以成问题者，在当时主张自然与名教互异之士大夫中，甚崇尚名教一
嵇康（223-262）：三国时谯郡铚（今宿县西南）人，字叔夜，魏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出类拔萃的“竹林七贤”第一人。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善鼓琴，工书画。在哲学上，他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主张回到自然，厌恶儒家各种人为烦琐礼教。在政治面目上表现为刚肠嫉恶、锋芒毕露。遭钟会陷害，被司马昭所杀，临刑前，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嵇康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文风犀利，泼辣洒脱。一生勤奋著述，他的诗文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中有较高地位，“心写心声不失真”是嵇康诗文最突出的特点。有《嵇中散集》。以下是魏晋的资料
一不小心，两个都答了，姑且都留给大家看吧。 先《儒林》，后《世说》 —————————————————————— 《儒林外史》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反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吴敬梓对自己所处的阶层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可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吴敬梓对魏晋风度有强烈的仰慕之情，当他看到现实生活中丑态百出的知识分子众生相时，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促使他在批判之余，试图通过对魏晋风度的学习重塑士林。小说中多处流露出作者这一潜在情怀。 （一）真名士小说开篇通过王冕的言行表达自己“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人生态度。《儒林外史》中所呈现的正是天下无道的社会环境。这种情况下不少文人以牺牲人格为代价，或“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或沽名钓誉、招摇撞，而王冕视富贵如粪土。 作者努力按自己心目中的“真名士”标准塑造出王冕这一旷达、淡泊的人物。王冕是饱学之士，“不满二十岁，就把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他仰慕屈原，卓尔不群；他鄙弃功名，不同流俗；他不滥交游，不卑不亢。从而在八股选士的时代保全了自己的人格。其实历史上的王冕并非如吴敬梓笔下那么清新脱俗、潇洒飘逸。“凡史传未及而吴敬梓所赋予王冕的性格因素大抵不外魏晋风度的痕迹。”[1]史传中的王冕曾有这样的孝举：载母于车，送其回家，自备古冠服随车后。到了《儒林外史》中则被作者刻意描写成一种张扬不羁个性的行为：“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了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暗的时节，把一乘车载了母亲，他便带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孩子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 从这样的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冕作为一代名士身上所具有的魏晋风流式的风采。通过过王冕对以危素为代表的封建卫道士的态度，亦可看出他追求文人独立人格，反对封建正道束缚的清醒态度。这与魏晋名士反对“势统”维护“道统”的思想是一致的。总之，作者有意用王冕这一具有浓厚魏晋风度色彩的“名士”来“隐括全文”，这是他创作《儒林外史》旨意的具体演示，更是作者深受魏晋风度影响所形成的心理体验之自然流露。从以王冕为代表的“真名士”身上，可以透视出魏晋风度对《儒林外史》的深刻影响。 （二）贤人书中主要人物之一杜少卿是作者以自己为原型，着力塑造的既有现实性又有理想色彩的形象。 他身上不仅体现着作者的人生感受，亦有魏晋名士的遗韵。杜少卿、庄绍光、虞博士、迟衡山等生活在民间却与封建正道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士人，陈文新在《〈儒林外史〉与传统人文精神》一文中将其定位为“贤人”。关于“贤人”身上所具备的古儒风范、容众气度、浪漫气质以及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可贵精神，陈先生已有全面分析，本文着重探讨“贤人”身上的另一特点：魏晋风度在他们身上的体现。 第一，贤人们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放诞言行有魏晋风度的烙印。杜少卿是作品中的理想人物之一，他卓尔不群、不同流俗。在《儒林外史》所描述的文人狂热追名逐利的时代，他却辞却征辟，隐居秦淮河畔。当娘子问他：“朝廷叫你去做官，你为什么装病不去？”时，他对道：“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舍却功名富贵，陪娘子看花吃酒，这样的举止在封建时代无疑是要被鄙弃的。但其放诞的外表下隐藏的却是和魏晋风度相一致的傲世抗俗的风骨。 第二，在蔑视虚伪礼教，注重本性流露这方面，贤人们的行为是千年以后对魏晋风度的共鸣。魏晋风度鄙弃琐碎的世名而注重性情的流露。在男女交往方面，魏晋士人不愿恪守封建礼教：竹林名士阮籍，公开宣称“礼岂为我辈而设”，一反《礼记》中叔嫂不能通问的规定，与其嫂聊天谈话；与邻妇一起饮酒，醉卧其侧；在母丧期间大啖酒肉而神色自若（《世说新语·任诞》）。杜少卿的行为和魏晋名士的举止一样惊世骇俗：在众目昭彰下，携娘子的手，大笑游走，去清凉山看花，使“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他这种坦荡的性情、率真的行为，是《儒林外史》对魏晋风度“越名教，任自然”的有力回应。 第三，贤人们对自然的热爱以及贯穿人物始终的隐逸情结中，亦具魏晋风度之余韵。“自然是清纯的，玄远的，而现实是污浊的，凡近的；走向自然就是赋予人们超尘脱俗的意味。”[2]贤人们热爱自然，在山水中找到自我的精神意趣，这和魏晋名士有相同的境界。杜少卿宽衣大袖，借人姚园看花；虞博士冲淡潇洒，“手植红梅”，花开时节与友人在梅树下饮酒取乐；庄绍光隐居玄武湖，于湖光山色中体味人生乐趣。在他们眼中，在田园山水中安身立命乐趣远大于混迹官场市井。我们从贤人饮酒谈玄，流连山水的潇洒中看到了魏晋名士笑傲山林的影子。 第四，贤人们对酒的偏爱与魏晋名士对酒的狂热相似。压抑的时代里，士人们生命无法保障、理想无法实现，既想保持独立性，又无法清醒地忍受痛苦失落。隐于酒，便成了他们独特的反抗方式。阮籍佯狂自醉、纵酒狂歌与嵇康“披襟箕踞”；刘伶“纵酒放达”自称“以酒为名”。《儒林外史》中“把酒共沈醉”同样是表达愤懑，排遣痛苦的最好方式：杜少卿遇到韦四老爷时拿出了埋在地下九年多的陈年老酒，惹得韦四先生从三千里外寄一封信给庄濯江，只为告诉他：“二十年来，竟不得一回恸醉……但在天长赐书楼吃了一坛九年的陈酒，醉了一夜心里畅快的紧。”虞博士的红梅开了，便“备了一席酒，请了杜少卿，来梅树下坐。”庄绍光隐居玄武湖看花时，少不了“斟酌一樽酒”。在贤人们的生活里，酒已成为必不可少的部分。饮酒不仅是文人点缀风流的一种形式更是逃避现实的途径，酒醉的畅快背后往往是深沉的忧思。他们的行为也是在酒精的作用下才变得放诞、任性。酒不管是在魏晋名士那里还是在贤人那里都是保持尊严的消极却是唯一的方式。 第五，贤人们品评士林的习惯对魏晋时品藻人物之风有所传承。《儒林外史》中贤人具有明显的名士意识，多有品评人物的习惯。喜对儒林中人于才情、气质、风神等方面进行评鉴。季苇萧曾对杜少卿的豪爽之气作如下评价：“少卿天下豪士，英气逼人，小弟一见丧胆，不似迟先生老成尊重”。迟衡山也曾称：“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书中人对杜少卿的气质风度进行品评，使我们看到了魏晋名士挥麈谈玄，品藻人物的影子。《儒林外史》中的贤人和魏晋名士在多方面有相通之处，最可贵的是二者内在境界之一致：都追求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当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无法实现时，吴敬梓转而进入了对自身内省式的思考和探索中。虽然世风日下，但他还是在杜少卿等人身上寄托了自己美好的理想，赋予他们魏晋风度般的气质，使这之能够以游离于肮脏世俗之外的群体存在。这个承载着作者美好人生理想的群体成了作者心目中的“新儒林”，是黑暗中一股清流，顽强的承载着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和对人格的坚守。 二、吴敬梓对理想人格的新探——“奇人”形象的出现 吴敬梓清醒地认识到名士、贤人们力量的衰微，他们的人生理想无法抵御封建社会强大外力的破坏。饱学的王冕只能终老于山林；主张以德化俗的虞育德的人生理想萎缩到只求“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庄绍光意识到“我道不行”之后隐居玄武湖不问世事；杜少卿轰轰烈烈辞去征辟之后能做的事情只是“看花吃酒”。名士贤人在坚守自己的人格阵地之后却无余力移风易俗、维护礼乐正道。在小说结尾，吴敬梓对士人形象做了新的探索——“市井四奇人”。季遐年写字、王太卖火筒、盖宽开茶馆、荆元做裁缝，但他们又分别精通琴棋书画，过着“又不贪人富贵，又不伺候人颜色，天不收，地不管”的快活日子。他们经济上自食其力，精神上任性自由、清醒独立；生活于市井但隐逸于琴棋书画；既不受名利束缚，又能追求个性的解放和伸张。称他们为“奇人”，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儒林中人，而有着市民的生存技能，传统真儒的品格精神，魏晋名流的风度神韵、自由精神。作者融众多品格于一身，塑造出“市井四奇人”的形象，体现了他对于文人理想人格的新悟，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大奇人”的出现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王冕到杜少卿以至四个‘市井奇人’，都并非当时文人生活的现实写照，而是作者理想人格的具体化身。”[3]吴敬梓正是通过名士、贤人、奇人形象来不断实现自己对于文人理想人格的探索。而魏晋风度则成了贯穿这一探索始终的文人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体现，成为这些形象的重要品质，被不断诠释。 注释：[1][3]宁稼雨.中国古代文人群体人格的变异——从《魏晋风度》到《儒林外史》.南开学报，1997（3），P3、38.[2]陈文新.《儒林外史》与传统人文精神——论吴敬梓笔下的贤人及其人格追求.江汉论坛，1998，P57.作者简介：贾莹（1984-），女，西北师范大学200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收稿日期：2006-11-17 —————————————————————————— <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人与自然的 “和平共处”时期。我们民族在此时找到了人与自 然和谐的最高境界:“器范自然”、“师友造化”。不 仅“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兄弟”,而且,几 乎是模范一切可以模范的自然物象的那富有自 由、超越的正体嶷然、明洁灵秀的风姿。在老庄和 魏晋玄学看来,“道无所不在”,即“道”存在于万物 之中,宗炳的“山水以形媚道”正谓此。也许模仿 大自然豪华与严肃正是我们民族对“天地境界”本 能而宿命的向往。“大自然豪华与严肃”就是自然 的永恒、圆满、自足、自由之“道”的特性。意识到 大自然的豪华与严肃,去模仿大自然的豪华与严 肃恰可以有真正人的生命的升华。因为“正当的 生活必须模仿大自然的豪华与严肃”(霭理士),也 即“器范自然,师友造化”。我们民族没有选择“征 服自然”、与自然为敌的生活方式,而是倾情于“天 人合一”、“器范自然”、“师友造化”的生命方式。 活在天地境界必得在生命的姿态上与自然本身的 气度格调相谐和方是人生之正道。这是人对与天 地自然和谐的本能要求,是天人合一的深刻体现。 “师友造化”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道家“齐一自 然”、“万物为一”之所归趣。“山水以形媚道”是自 然引导、器范、呼唤着人们回归。模仿大自然豪华 与严肃的魏晋风度则是人类对此种呼唤的一次最 成功的具体而完美的回应。魏晋玄学家郭象的中 心思想“独化于玄冥之境”倡导与自然泯一的生活 方式,东晋南朝作家喜言“神散宇宙内”,“纵心皓 然,何虑何营”是说只要把我的心与浩然无际的宇 宙自然融化在一起,忘情于自然,在自然中寄情、 畅情、融情,世上还有什么值得去忧虑钻营呢?从 东晋开始,自然化的存在已成为我们民族精神上 的内在需要。其时人们已开始广泛地意识到自然 可以使精神得到安顿、慰藉、升华,使精神具有宁 静、超拔之美。值得沉思的是,在古代我们民族在 最大的限度上把自然当作了精神对象,而非物质 与科学探索的对象。 以下本文主要从《世说新语》中来引证说明 “器范自然”、“师友造化”的魏晋风度。 1.器范自然的自由超越性 在魏晋清谈的品题中常常用自然界的种种物 象来比喻人的精神面貌与气质风度,这决不是一 种简单的借喻,而是以大自然真、善、美之自由超 越的本质来规范、提升人格美,是为了对人格美进 行“高自标持”。如“海鸥鸟”、“云中鹤”、“千里马” 等等物象那鲜明的自由性,恰可以很直观地用来 使君子师友器范之:“澄以石虎为海鸥鸟。”(《言 语》)“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鹤,非燕雀之网所 能罗也。’”(《赏誉》)“汝南陈仲举,轩轩如千里 马。”(《赏誉》)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 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另如“芝兰玉树” (《言语》)、“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言 语》)、“玉树临风”等类比喻也都是出自《世说新 语》。 崇赏似水的品节也是魏晋时期人们器范自然 的一个重要表现。冯友兰指出:“宋儒以为孔子于 水之流行,见道体之流行。《中庸》引诗:‘鸢飞戾 天,鱼跃于渊’。宋儒以为于此可见,‘化育流行, 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2]《论语》曰:“知者 动,仁者静。”“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是因为,知 者喜欢水的随物赋形的动态,仁者喜欢山的安稳 深沉的静态。“真正的智者,不是去与天地自然拼 斗,而是感悟、理解和顺应它。林语堂也说过,他 有‘高山的文化观’,即处处以高山来作为衡量标 准。”[2]如《德行篇》:“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 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又如《赏誉篇》:“卫伯玉为尚书令,见乐广与中朝 名士谈议,奇之……曰‘此人,人之水镜也,见之若 披云雾睹青天。’”水镜,比喻人的明鉴如静水、如 明镜一般清明透澈。这种人气度莹然朗畅,见之 亦犹廓云雾而睹青天。 2.器范自然的严正清峻 自然以其真善美的风姿而行教化人类的事, “万物皆在说法”。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可谓典型代 表,荷花能在浊水污泥的环境中依然有纯洁光明 的生命之花,实在启示人类良多。“王武子、孙子 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 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崔巍以嵯峨, 其水汩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言语》)此 乃地灵人杰也。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 是非为己任。”(《德行》)“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 松下风。’”(《赏誉》)其“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更是 师自山岳川渊。刘孝标注:“《李氏家传》曰:膺岳 峙渊清,峻貌贵重。”而我们从许劭“山峙渊停,行 应规表”则可以看出这不是偶然的个人行为风范。 另如“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赏 誉》)此外还有“裴令公目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 幽然深远。”(《赏誉》)在《世说新语》中更令我们耳 熟能详的是“风姿特秀”的嵇康“萧萧肃肃,爽朗清 举”,“若孤松之独立”及旷然出尘的王羲之“飘如 游云,矫若惊龙”。这种气节风度决非无用的作 秀,同时亦有实际的人格影响力。庾子嵩目和峤: “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 之用。”(《赏誉》)刘孝标注引《晋诸公赞》曰:“峤常 慕其舅夏侯玄为人,故于朝中峨然不群,时类惮其 风节。”这种法自然的生命方式是魏晋风度的灵 魂。它代表着魏晋士大夫形象生动地观察和解释 宇宙万事万物的原则、思辨方式和审美观念,因而 魏晋风度就直接是魏晋哲学的感性风度。 3.器范自然之朗彻明秀、清夷冲旷 最值得关注的是器范自然给《世说新语》人物 品题带来的是光明纯洁的“清”的榜样。“清”是人 物品题的首选词语,也是对所品题人物的最高称 誉。因而就出现了大量的以“清”做形容词来界定 人物的智识品行、容止风度这样一些内在与外在 的状态,如:清真、清远、清流、清举、清易、清誉、清 鉴、清悟、清恬、清淳、清通、清令、清士、清峙、清 立、清高、清识、清疏、清便、清虚、清称、清和、清 伦、清选、清蔚、清中、清贵、清畅、清夷冲旷等等。 如“谢幼舆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简畅。’”(《言 语》)“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 开涤,亦觉日月清朗。’”(《言语》)“刘尹云:人想王 荆产佳,此想长松下当有清风耳!”(《言语》)“庾公 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说而忽肥?’庾曰: ‘君何所忧惨而忽瘦?’伯仁曰:‘吾无所忧,直是清 虚日来,滓秽日去耳!’”(《言语》)清虚,清净虚无; 清虚,实乃吾忘我、去尘滓之后的清爽洁净的风度 气质,是“师友自然”的最高境界。这样的“清真寡 欲”为的是“万物不能移也”。可见魏晋士人是很 会享“清”福的,而此“清福”的本质是与物质、世俗 主动拉开距离之福,是扬弃物质、世俗之福。 王导也是其时从容温清的典范。孙绰《王导 碑》称其“玄性合乎道旨,冲一体之自然,柔畅协乎 春风,温而侔于冬日。”这代表着当时所追求的一 种“清”“和”之美。自《礼记·乐记》就提倡:“和顺 积中而英华发外。”《赏誉篇》:“世称苟子秀出,阿 兴清和”,“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锋太 俊。’太尉答曰:‘诚不如卿落落穆穆。’”(落落穆 穆:疏淡和美的样子。)我们民族从来也不欣赏那 种“剑拔弩张”、“咄咄逼人”式的个性,而讲究真正 有个性的人应是不做过分夸张的“奇形怪状”之事 的人,比如《中庸》就主张君子不“素隐行怪”。讲 究君子之容舒迟闲雅,风神调畅。又如《世说新 语》中“濯濯如春月柳”,“濯濯”乃鲜亮的样子,形 容人的气质风度如鹅黄春柳般鲜亮。另外《世说 新语》中“朗朗如日月之入怀”、“轩轩如朝霞举”、 “朗朗如百间屋”等等也都是在形容当时的人们那 光明朗畅的风姿。同时还有一件极富意味的事, 这就是东晋玄言诗人孙绰那句名言:“此子神情都 不关山水,竟能作文。”即一个人有无与自然相谐 和的气质风度,是作文的关键。这是中国式的“摹 仿自然”的格局。不关山水,则无法表现自然之奇 丽超逸的韵致、朗彻之神姿。这是对神秘幽深的 天地自然的深度体悟和理解。 那么需要反省的是从何时我们走到了自然的 对面。有学者指出:“与古代文学相比,中国现代 新文学最重要的特点是强调‘人’,即将人和人生 放在最显赫的位置,于是人的解放和人性解放被 大张旗鼓地张扬。……让文学从玄秘幽深之天地 自然回到现实而真实的人生,这是一个重大的突 破,因为离开了‘人’这个根本目的,散文不可能获 得真正的价值意义。问题是如果过于强调‘人’, 而忽略人之外的事物,那么,文学及其人类文化也 是不对的,有时甚至非常危险。”[3]我们惟一的个 性是自然的个性。我们民族从一开始就选择的是 节制过分的个性化的道路。“天人合一”的理想追 求就是这种节制的具体实践。真正的个性不会与 自然闹独立,不会动辄狂言“人定胜天”。中华民 族在“人”的自觉的同时,不但“向内发现了自己的 深情”,还“向外发现了自然的真实与美丽”,并从 此使自己的精神生命依托这种“真实与美丽”而生 发、而存在。使得中国式的人性化也同时就是自 然化,人格美更主要表现在自然美上,陶渊明“任 真自得”的人格风采、“渊深朴茂不可到处”的心灵 境界、“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真意”乃是对 大自然的豪华与严肃的礼赞,是其典型代表。陶 渊明诗如天春气霭,花落水流,这是诗格与人格的 统一后对自然美之景观的复归。 中国现代文学过于夸大“人”的地位、作用和 力量,其过分的人本主义,“人为万物灵长”的理念 导致对天地自然之道的忽略甚至无知,也导致了 人的欲望无限恶性膨胀,其例难以胜举。如孙伏 园在《南行杂记》中曾说过:“天下惟有至弱的人才 杀人,好汉应该杀自然。诗人爱‘自然’,我不爱 ‘自然’。我以为人与人应该相爱,人对于‘自然’ 越严厉越好,越残酷越好。我们应该羡慕‘自然’, 嫉妒‘自然’,把‘自然’捉来,一刀刀的切成片断, 为我们所用。”以及郭沫若那吞吃“日”“月”和整个 宇宙的天狗意象,都表现出非常无知,也相当可怕 的观念,它是人本主义对天地自然进行“宣战”的 最好注解。征服自然云云就是对自然的放肆。也 许这是真正的不知天高地厚。“回归自然”的需要 正是起因于人类对自然的放肆后的行为节制,因 为回头是岸。过度的城市化生活带来的恶果首先 就是把人与自然隔开,让人们过一种“二手的虚拟 生活”,从此人们就再也没有时间与心境去欣赏 “老鹰的俯冲”、去注目“彩虹是如何一点点地形 成”。“人定胜天”、“改天换地”的结果则使自然物 象一个个失去了可资人类模范的内涵与风采。过 亮的灯光取代了繁星与明月之光,人性、人心却因 此由于失去了模仿的正当对象而变得愈来愈狭隘 与逼仄,生活走向了“一切向钱看”的法金钱、法物 质的死胡同。哪里还可以有“玉树临风”、“岳峙渊 清”、“和顺积中,英华发外”的超越风度? 我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西式科学方面远不如 西方,恐怕最内在的原因是我们民族当初没有选 择跳到自然的对面,从而有机会“理性而客观”地 把自然当做科学的、物质的对象去研究;也许非不 能也,实乃不为也。最终能真正保护自然生态与 人的精神生态双重平衡的是人们普遍而深刻的诗 意地欣赏自然的态度。正当的生活须得器范自 然、师友造化,即模仿大自然的豪华与严肃。这同 时也是所有对待自然态度的底线与平台。这也许 就是“个体的生命只有在与自然的和谐中才能获 得真正的解脱”的意义吧! 【参考文献】 [1]鲁枢元.精神守望[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2]冯友兰.贞元六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3]王兆胜.文学·人生·天地自然[N].中华读书报, 2002-07-03. [责任编辑:辛俊武]
论魏晋士人的生命状态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然而，魏晋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是与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遭际却是互为因果的，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它是由时代、社会与人生诸种因素酝酿而成的，脱离汉末之后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背景，就很难对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作出正确的评价。一、时代悲剧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虽被扑灭，但东汉政权迅即陷入群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动乱中,整个社会失去了制约平衡的皇权机制和道德纲常，士在这场动乱中也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汉魏六朝时期，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整个过程却是战火不熄、波荡连绵，社会和人伦秩序的各方面都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人与社会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士人理想中的社会和谐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正如魏晋间著名思想家嵇康在著名的《太师箴》中所抨击的,当时的社会“名利愈竟，繁礼屡陈，刑教争弛，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汉末政治动乱造成社会变迁的首先表现就是宗族与统一王权的分离，巩固人际关系的第一个环节率先在这里断裂开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未充分解体的基础上，故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积极利用这种根基强化宗法伦理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它将政治伦理化，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纱幕，以消弭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从家族到宗族到国家社会，组成人际关系的网络系统，国家正是在这种一家一户以及同姓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家族与国家的矛盾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对于巩固人际关系，减少人们对封建国家的离心力，加强封建王权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稳定作用。但是，东汉末年动乱后，封建王朝很快被战火吞噬。本来，封建王权是宗族的保护者，一旦王权分崩离析，家族也就与王权相脱离，而形成聚族逃难和自保的局面，比如韩融在汉末率宗族千余家避乱至密县西山中;荀彧率领宗族跟从韩馥，高柔与宗族投奔高干，董和率宗族西迁。在大宗中，许多小宗又保持其独立性，比如袁绍的谋士沮授知袁绍将败亡，大会其族人，散资财以与之。宗族本是维持大一统王权统治的细胞组织，现在却成了与国家离心离德的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士人的独立意识也就萌生了。这种宗族组织在魏晋六朝又很快演变成士族统治的基础。当时，不但宗族与宗族互相倾轧，而且宗族内部在汉末以来也失去了恩受辐辏的色彩，日趋分化瓦解。《宋书·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言当时宗族之家曰：“今夫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胜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当时宗族内部风俗浇薄。至于在宗族内部的宗主与部曲、奴婢、佃农之间，则纯粹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就是在这种关系上建立起来的。与宗族关系相关的友伦关系，在当时也出现了危机。友伦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一种关系，孔子在谈到理想的人际关系，就提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篇》)，将朋友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与互相帮助作为友伦之基准。东汉班固等人鼓吹的三纲六纪，也将友伦作为其中的一项。但是，友伦在势利、生死这些严峻的考验面前，往往是孱弱无力的。在世道浇漓中，固然有生死不渝的友情，但是大多的友伦却遭毁弃。光武帝也曾引用“贵易友，富易妻”的俗谚来说明人之常情。刘峻作《广绝交论》列叙古往今来各种世俗之交，其中重点刻画了“势交”的特点：“若其宠钧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铲捶万物。吐嗽兴云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鹜。鸡人始唱，鹤盖成荫，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列荆卿湛六族，是曰势交，其流一也。”当有人炙手可热，不可一世时，许多人立即趋之若鹜，阿谀逢迎，赌咒发誓要同生死，共命运，可是一旦那个人倒霉时，原先依附他的那些人马上如同避瘟疫一样躲开，甚至落井下石，这种趋利避害的交友准则已经成为风尚。然而，与士人命运遭际直接相关的，还是危及他们身家性命的战乱和政坛之祸。在中国历史上，士人遭受屠戮与迫害最多的是在汉末与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左右的年代里。当时动荡不休，性命如蚁的社会现实，加剧了士人内心的幻灭感。大抵在战乱动荡的风月中，人生无常的观念最易滋生。由于玄学也无法解消人们的幻灭感，佛教最终走进了人们的心灵世界。汤用彤先生在分析汉末佛教兴盛时说：“当民生涂炭，天下扰乱，佛法诚对治之良药，安心之良术，佛教始盛于汉末，迨亦因此欤？”(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汉末人生无常感的产生，同社会环境的直接刺激有关，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汉末以来大规模战争造成的死亡频繁，人口锐减。东汉末年之后，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魏晋和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动乱与黑暗的时代，也是战争最为频繁的年代，不仅有汉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军阀之间的火并，地方势力对中央王朝的反叛，更有大规模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地区的大肆焚掠、屠杀，造成白骨遍野，赤地千里的惨象。（二）疫病肆虐导致死亡接踵而至，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大规模的战争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情景，腐尸在浊热的空气中很容易引起瘟疫流行。穷苦人家由于饮水、居住和医疗条件恶劣，更易染上瘟疫。瘟疫一流行，顷刻之间夺去千家万户生灵的性命。汉末以来连年征战，时疫不断。（三）政坛之祸导致人生祸福无常。动荡纷争的时势，引起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斗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朝代亟革，政权迭变的历史时期。由于皇权衰落，士族势力的强大，各种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许多士族文人也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惨遭杀身之祸。政治局势的反复无常，人生荣辱的升降代迁，特别是好友的惨遭屠杀，加深了人们内心的恐惧。二、生命觉醒正是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战乱、政祸、时疫不断，不说普通百姓，即使是上层分子，生命也毫无保障。动辄罹祸，危在旦夕的忧患背景，以及由传统价值观念失范（名教危机）所导致的信仰危机，面对这种社会巨变，魏晋士人开始重新检导自我价值，思索人生命运，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是把自己完全贡献给宗法社会的社会秩序，仅仅做一名宗法社会的合格角色，以此为人生的全部，亦即为唯一价值。这其实是无个人价值，仅有宗法社会的价值，把个人完全消灭在宗法社会的价值之中，就是个人的价值。而道家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变为一粒无知无识、无情无欲的尘沙，以赞育宇宙大化的自然秩序。这依然是无个人价值，甚至无人的价值，仅有宇宙自然的价值，把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都消灭在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之中，就是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至魏晋，人们的想法不同了：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夫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曹丕《典论·论文》）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以众贤共送往涧中……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列叙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石崇《金谷诗序》）曹丕、石崇所关注的已经不是宗法社会的价值和宇宙自然的价值，而是个体生命的价值，是如何在有限的肉体生命结束之后，精神生命还能借助诗而传于后世。连标榜“宗经”“征圣”，思想比较保守的刘勰，谈自己的《文心雕龙》之撰都说：“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也是从个人的生命价值出发的。魏晋士人开始意识到个体的生命存在，解除人生的遮蔽状态，从日常的伦理的与功利的表层生活中解脱出来，产生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认识到人的命运充满种种偶然性，却有一个必然的结局，这就是死亡。既然人必有一死，短暂的人生连同它所有稍纵即逝的悲欢离合还有什么意义？当他们直面人生的这一悲剧性方面，而发现理智无能做出解答时，一种悲剧意识便觉醒了。这时，它只有两条出路：或者向宗教寻求解脱，否定有限的人生，并禁绝生命的欲求；或者向艺术寻求安慰，在审美的陶醉中体验有限生命与无限本体融合的境界。一切宗教在本质上都是否定人生的，基督教把人生看做纯粹的罪恶，人生只是赎罪的过程和进入天堂的准备。佛教把生命看做纯粹的苦难，人生的目标竟是彻底摆脱生命而进入灭寂的境界。可是，既然人生遭到根本否定，人生的短促还有什么悲剧性可言？反倒是值得庆幸的事了。所以，宗教其实是对悲剧意识的扼杀，在基督教统治欧洲以后，希腊人的悲剧意识死去了。在佛教风靡中国南北朝以后，魏晋时期萌发的悲剧意识夭折了。另一方面，倘若对人生的悲剧性方面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回避，当然也谈不上悲剧意识。中国的儒学就属于这种情况。孔子“不知生，焉知死”，对于生死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他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学，注重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伦理秩序，他从来不把人的命运放到永恒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正如他的哲学决无诗意一样，在他那里，艺术（音乐、诗）也决无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道德的工具。真正的悲剧意识既不同于完全出世的虚无主义，又不同于完全入世的功利主义。不妨说，它背靠虚无，却又面对人世，它一方面看到人生的虚无背景，另一方面又眷恋人生，执著于人生，无论如何要肯定人生。正是这种深刻的内心冲突赋予了人的命运以悲剧性质。在魏晋士人身上，最使我们感动的就是与人生的悲剧性息息相通的这种内心冲突。从开一代诗风的汉末古诗十九首，中经建安、正始、元康诸代诗群，直到晋宋大诗人陶渊明，绵绵二三百年间，慷慨悲凉的忧生哀死之叹，悠悠不绝于耳。“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很容易看破日常伦理关系的无谓，而把眼光从人伦习俗转向人生更深远的前景。儒家思想仅在安定的社会秩序四壁之内才有他的立足之地，现在这四壁颓败了，人生的深邃背景或者说没有背景暴露在人们前面了。王弼注《老子》“以无为本”，把虚无确立为本体，与海德格尔、萨特的虚无本体论一样，何尝不是人类根本价值观念迷离失措的哲学反映？典型的如阮籍的咏怀诗，浸透着生命无常的飘忽感，前途迷茫的惶惑感，以及脱俗无亲的孤独感，“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无已。”“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开轩韬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逝者岂长生！亦生荆与杞。”“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人生若朝露，天道竟悠悠。”“晷度有朝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阮籍《咏怀诗》）人生短促，天道悠长，在永恒的背景下，凡世俗看重的一切，妻子、声名、荣名皆如浮云不足恋。可是悲观里有执著，嗟生正出于对生命的热爱。于是仰慕老庄，渴求成仙长生，企望融入自然本体的逍遥境界。然而，正像鲁迅所指出的：“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大人先生传》中写道：“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鲁迅解释说：“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历来是儒道互补，现在阮籍既不信儒，尽管尤好老庄，很想达观起来，可是达观里有疑惧，其实并不真信生死之说，依然是恋生恨死。安身立命的价值目标出现了空缺，既不能入世务实，又不能真正超脱，于是有了彷徨“失路”之叹：“北行太行道，失路将如何？”“临路望所思，日夕复不来。人情有感慨，荡漾焉可能？”（阮籍《咏怀诗》）既怀忧生之感慨，逍遥无忧的“荡漾”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了。那只是“飘飘恍惚中”的一个理想，终究是“悦怿未交接”，只好“感伤”不已。在这些诗句中，我们能深切地感觉到一种失去信仰的悲哀。《晋书》的阮籍传中说他“时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苦而反。”正透露出他无路可走，莫知所适的内心悲痛。一己的生命既不可恃，宇宙的大化又不可及，加之与社会世俗的格格不入，便导致了一种无可排遣的孤独心境：“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阮籍《咏怀诗》）在嵇康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到类似的忧患（“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世路多崄 。”“常恐缨网罗。”）、无常（“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生若浮寄，暂见忽终。”）、孤独（“嗟我征迈，独行踽踽。”“虽有好音，谁与清歌？虽有朱颜，谁与发华？仰诉高云，俯托清波；乘流远遁，抱恨山阿。”“中夜悲兮当谁告，独抆泪兮抱哀戚。”）之叹。不过，与阮籍相比，嵇康的性格似不那么复杂，他还天真地相信神仙和长生，所以没有那么多迷茫之叹。（所引言论见嵇康《幽愤诗》）忧生、迷茫、孤独，给魏晋士人的个性染上了深深的悲剧色彩。当热爱人生的心灵一旦对人生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疑问，这颗心灵就失去了安宁，注定要同悲观主义的幽灵进行永世的抗争，漂泊在重新寻求人生意义的前途未卜的路程上。三、审美态度自魏晋时期起，一些人开始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待人接物，开始过自己所愿意过的生活。别人说他们“恣情任性”，而他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因而他们的生活显得很洒脱，很有特色，也很有意思了。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无与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王隐《晋书》见《世说新语·任诞》注）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按《礼记·曲礼》‘嫂叔不通问’，故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总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世说新语·任诞》）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世说新语·任诞》）显然，魏晋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伦理的人生态度与功利的人生态度，而伦理意义上的善，无非是以一定社会秩序的眼光来看的功利主义的善，两者是相通的，都比较讲究实际，是很世俗的人生模式。他们“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则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惟恐遗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石，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士，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事，育长妻子。”（阮籍《大人先生传》）他们遵礼守法，循规蹈矩，名利双收，自以为居于“吉宅”，可以“远祸近福，永坚固已”了。然而，自然界变化不已，社会上世事无常，站在这种无限和永恒的立场上来看待人生，意识到人生的短促可悲，这种伦理功利的人生模式并无坚固可言，它是不足取的，对它们也很难接受。正是意识到人生的悲剧性，人生的短促无常，缺乏有意义的世界背景，而走向审美的人生的。他们是以袒露而充盈的情感面对整个世界的，他们也突出地意识到了人皆有情，人不能无情。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我们看这个时期的人的情感是何等丰富啊。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世说新语·任诞》） “戴公（戴逵）见林法师（支遁）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俱尽耳。’” （《世说新语·伤逝》） “卫洗马（卫玠）初欲度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所能遣此’。”（《世说新语·言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他们弃绝世俗功利人生，而向往适情逍遥的审美境界：“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夸与名。夸名不在己，但愿适中情。”“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阮籍《咏怀诗》）这也是嵇康诗中所描绘的境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魏晋士人心怀人生无常的忧伤，遗落世事，藐视伦理功利，陶醉于酒、诗、音乐和自然之中，这种人生态度不是悲剧－审美的人生态度，又是什么呢？他们所追求的审美极境乃是把飘忽短暂的个体生命与永恒无限的自然本体融为一体的境界，以此来救助人生的悲剧性质，赋予人生以意义。“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今吾乃飘飖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餐阳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遂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阮籍《清思赋》）“飘飖恍惚，则洞幽贯冥。”（阮籍《达庄论》）这里，“逍遥”就是与作为自然本体的“道”融合的境界。一旦达到了这个境界，便有了“道”的永恒无限，个体生命的短促有限也就不足忧虑了。魏晋士人都耽酒，照理说他们悲人生之短促，希求长生，不该有如此伤身之举。但其更深的原因恐怕还是那“与道周始”的逍遥境界不易达到，于是用酒做了一种替代。刘伶的《酒德颂》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籍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正因为意识到了自然本体的永恒与个体生命的短促之间的悲剧性对照，明白个体生命达到永恒之不可能，才提出了个体与自然本体相融合的理想，而这理想也只是一个不能真正实现的幻想。于是只好靠了酒的力量，麻痹视听，隔绝世俗，把自己送进一个物我两冥的幻觉世界。只有在这个幻觉世界里，融合的理想才仿佛得到了实现。当然，这种实现也只是幻觉而已。魏晋士人的耽酒表明他们也只能通过实际的醉来寻求理论上的逍遥境界，用情感的放纵取代意志的淡泊无为，用生命密度的增大代替生命长度的伸展。虚静无为的逍遥境界终于还是要归之于纵情昂奋的醉的境界。与自然本体的融合，关键在于忘我，而这忘我是不能通过静默的修养功夫，而只能通过情绪的陶醉达到的。魏晋士人尽管明知审美的人生只是一种主观的幻觉，除了这审美的人生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的孤高性格不许可他们和俗人一起去度一种世俗的人生。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悲剧意识的支配，受人生之谜的折磨，不能忍受人生仅仅是宇宙中稍纵即逝的偶然，“倘若人不是诗人、解谜者和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做一个人！”（《尼采全集》第六卷）沉入审美的醉境，追求与自然本体融合的幻觉，实出于自我拯救的必要。醉诚然是主观的幻觉，可是倘若连这幻觉也没有，这些敏感的生灵如何还能活下去呢？不管魏晋士人对于审美的人生的追求包含着多少幻灭的苦恼，这种追求本身却具有真实的悲剧性审美意义。对人生悲观而依然执著，怀疑而愈加追求，大胆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而向往超越的审美境界，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的魅力之所在。 主要参考书目： [1]袁济喜《六朝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和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 上海三联书店 [4]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 人民出版社 [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上海三联书店 [6]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李泽厚《美学三书》《中国美学史》 安徽文艺出版社 [8]叶 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现代美学体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 [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 [1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1]许抗生《魏晋玄学史》 陕西人民出版社 [12]孔 繁《魏晋玄谈》 辽宁教育出版社 [13]宗白华《美学散步》《艺境》 北京大学出版社 [14]饶芃子《中西比较文艺学原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王运熙、黄霖《原人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1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17]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林黛玉人物形象分析论文。 2、林黛玉人物形象分析800字。 3、林黛玉人物形象分析结合事例。 4、林黛玉人物形象分析500字。1.容颜娇美，如捧心西子般的病态美，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是曹雪芹对林黛玉的描写，从侧面可以看出她天仙似的美貌。 2.才华出众，她触景生情所作的《葬花吟》、《桃花行》、《秋窗风雨夕》等佳作，都体现出她高超的诗词才华。 3.清高孤傲，在元妃省亲时，她奉旨作一首五言律诗应景，不仅显示了她的洁身自好，不和世俗同流合污，更反映了她对地主阶级的大胆叛逆思想。 4.多愁善感，初入贾府，林黛玉就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寄人篱下的生活，林黛玉能够用敏感的心去洞察人情世故，但面对各种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也只能自哀自叹。 5.自尊却自卑，拥有非凡的才华，却寄人篱下生活，使她自尊又自卑。
摘要：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人物形象，尤其对林黛玉人物形象的刻画，无不渗透着曹雪芹大量的心血。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有着常人共有的自卑，她无法排解自己是外人的心理，处处谨小慎微，生怕惹出事端，但小女子强烈的自尊心又不能让她唯唯诺诺，她必竟也曾是名门闺秀。即使是寄人篱下也摆脱不了小姐脾气，她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敏感多疑是她复杂的心理体现，令人欣慰的是林黛玉的尖酸刻薄也有可爱之处，一方面是小女子任性霸道的天性，更重要的是恰恰反映出林黛玉的坦率、纯真、和不畏强权的个性。关键词：林黛玉；尖酸刻薄；坦率纯真；叛逆。《红楼梦》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据史载曹雪芹写这部书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他先后按阅十载，增删五次，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林黛玉是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精心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之一，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时，花费了在量的笔墨，倾注了在碍的心血，寄托着自己独特的富有叛逆精神的人生观和爱情观。因此，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而成功。读小说原著时，你时时会感到它独特的风格和气质呼之欲出，跃然纸上。一、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是林黛玉较突出的个性。翻开《红楼梦》一书，林黛玉的尖酸刻薄，心胸狭窄俯拾皆是。宝玉无心间说宝钗体丰怯热，黛玉便得意得不得了，幸灾乐祸笑嘻嘻地问宝钗刚才看了什么戏，结果被宝钗一顿抢白，碰了一鼻子灰。至于她和宝玉，更是常常无风无波，三天两头赌气，宝玉偶到宝钗处一玩，黛玉便冷言相讥，宝玉不过为自己辩解了一两句："只许同你顽，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到他那里一趟，就乱说话"。黛玉便立即以攻为守，赌气回房，不理宝玉，害得宝玉只得"打叠起千百样的款语软言来劝慰"。难怪宝玉被惹急了只能口口声声地说："哪一天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就明白了"。如果说以上这些是因为爱情是自私的，从而导致林黛玉在与宝玉相恋与宝钗相竞过程中的患得患失，猜忌排斥心态，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黛玉对贾府上上下下许多人刻薄尖酸实属不该，也许有人说，是孑然一身寄人篱下的身世导致了林黛玉的敏感多虑，处处设防。从进贾府不久，即像一只浑身长刺的刺猬出现在众人面前，对宝钗、宝玉含酸挑刺自不必说，就是如大大咧咧活泼的史湘云，常常在貌似打趣之言中寓讥讽之意，惹得史湘云也有一回只好回敬"我自然比不上你，但你也不用见一个打趣一个"黛玉在下人面前表现的小姐脾气自然也就更多了。周瑞家的送宫花给各位姑娘，迎春、探春等都忙停下手中活计，欠身道谢，而黛玉在看到周瑞家的送花来，也只瞟了一眼周瑞家的手中的花，话里有话地问了句："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当听说这是送剩的最后两朵时，顿时翻了脸，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不给我"。由于黛玉的聪慧，更由于她寄人篱下的处境，才使她变得非常的敏感。一天晚上，她叫怡红院的门，晴雯偏偏没听出是她的声音，并说"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把个黛玉气得怔在门外。正要发作，转念却想："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正在伤心垂泪之时，又听见宝玉宝钗的笑语声，越发动了气，越想越伤感，便也不顾苍台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在墙角边的花泪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一日她卧病在床，听到园子里的老婆子骂人，实则是骂她的外孙女儿，黛玉却认为是在骂自己， 竟气得昏厥过去。林黛玉的尖刻，神经质，使小性儿大多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是谈到金良缘等危及到她和宝玉的爱情时；二是在遇到谈论身世、贵贱、引起她悲叹自己的处境时，这时她才会敏感地触景生情，借题发挥。一次，当宝玉听宝钗说吃冷洒对身体有害而放下洒杯时，不巧雪雁送手炉来，黛玉便一语双关地说："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雪雁说是紫鹃叫送来的，她马上又说："也亏了你暗中摸索他的话！我平时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讽宝玉）只有聪敏的颦儿，才能把她的妒意表达得如此锋利而又含蓄，机带双调皮而又不漏痕迹。二、坦率、纯真、不畏强权的个性让她的尖酸多了几分可爱。林黛玉的尖刻只是表现在语言上的。这是曹雪芹用来塑造黛玉这个人物形象的率真、多才机敏等侧面时能运用一种手法。并不能说明林黛玉就是一个狭隘、自私、内心歹毒的妇人。首先黛玉挖苦、讥笑、讽刺的对象不是达官贵人，便是溜段拍马之流。当贾宝玉将北静王就赠的圣上所赐的一串名贵念珠送给她时，她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周瑞家的送宫花，她首先注意的不是宫花的精巧，而在意是否是别人挑剩下的。她嘲讽宝玉听戏时"装疯"，打趣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蔑视世俗人情等敏感、尖刻和孤傲，不仅反映出她的洁身自持，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而且也是对权势的一种反抗。其次，林黛玉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