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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中皇山)，西王母，东皇太一(金乌)。人神共居时代，世界是按龙麒麟凤的地盘来划分的———中西东。………上五千年，龙的传人时代，论的是地盘中土。龙系的地盘，就是龙的传人的地盘，中土内的多点起源。………五千年时天地一统，论的是行政中心。地称天府，又曰华阳。中土的华阳，就叫中华。华阳行政上，归天府。………4100年左右，天地分离。大洪水荡平了以前所有的老源地。重新繁衍成的社会结构，咱这地论的是躲过了大水的夏伯禹的封地夏血脉。封地夏血脉组成了诸夏，诸夏为华夏。封地夏行政上归华阳，华夏出自中华，中华源自于中土。封地夏，在青藏高原，并不是启的夏朝。………龙的传人时代，承接的是龙系的文明。中华时代，承接的是天府的文明(龙系为主，麒麟与凤的高端共同组成的道文明)。华夏时代，开始了走自己的路的人本文明，期间，又承接了凤系中端势力孔雀级的文明———西天，虽然佛本是道。 ………中华文明或者说华夏文明的起源，答案是，源自于天系的道文明，这个文明，是众生亿万年在天地间进化升级，对天地的认知与感悟，而演出的文明。
中国主导文化是从“老”到“庄”;从“孔”再到“孟”，这一路线发展的起来的。发展轨迹是从“道德经”到“逍遥游”、从“清静无为”,到“寄情山水”、从“以景抒情”到“托物言志”。
中国文人一直把这种文化当成一种“博大精深”、“宁静致远”、“清静高贵”的文化加以吹捧，甚至发展成一种“自以为、”自欺欺人“、”虚无”“自大”的自恋情结。从中国文字到书法、从中国画的题材形式到技法、从文学到诗歌，从传统建筑带园林盆景无不体现这种文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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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标题应简明扼要，主题明确，一目了然，突出论文主题。一般不超过20个字。
作者署名：作者署名置于题名下方，包含所在单位、邮编等。
摘要：摘要内容和一般格式：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
研究方法：常采用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较。也可为独立的观察研究对象。
统计学方法：采用何种软件，哪种统计分析方法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中华文明史源远流长，要想写好论文，可以就文明史的一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究，比如文字文明、科技文明、艺术文明等。切不可泛泛而谈。
中国文明起源！！！！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灿烂果实。产生中华文明的重要因素非黄河和长江莫属了。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受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发展。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黄河流域早期农业一般主要是种植粟，长江流域农业主要是种植水稻。 中国文明产生的地点和时间。根据考古发掘研究，有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等几种不同观点。 文明的概念和要素 文明指人类在物质、精神和社会结构方面所达到的进步状态。文明起源的实质，就是原始氏族制度衰落解体，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进入对抗性阶级社会、建立起国家组织这一历史进程。文明起源以生产力提高、社会财富增长为前提，是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生产方式和奴隶制社会形态的整体转变。文明起源的时限，应包括构成文明诸因素的孕育、发展，直到文明时代最终诞生（或称文明社会形成）。 在考古学上探讨文明时代的形成，有些学者简明地提出了文明要素的概念。对“文明要素”的概括虽不完全一致，但基本是城市、文字、冶金术和礼仪中心四项。其中，居首位的是已有城市作为政治（表现为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商业）和文化（包括宗教）的中心，这一要素集中体现了由平等的氏族社会演变为有阶级的国家社会的历史转折。有的学者为突出城市在文明形成中的关键作用，把文明时代的开始径称为城市革命，这是继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后人类社会的又一次划时代事件。 结合中国古文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人综合提出了中国早期文明时代5个方面标志的看法 ：①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国家公共权力的确立。其重要的物化形态为出现了都、邑（国都、城邑），作为统治阶级建立和实施政治权力的基地，有大面积夯土基址的宫殿建筑等。②以阶级对抗为核心的社会分层现象。常常从墓地布局和墓葬规格（如棺椁、随葬品）等反映出来，并伴随着出现人殉和人牲制度等。③较复杂的礼仪制度和为王权服务的宗教力量的形成。系列化的玉礼器可视为这方面的指示物之一；同时出现礼仪中心建筑物，特别是宗庙成为王都所在地的重要标记，还产生了崇奉主神的大型祭礼场所。④文字系统的出现。因早期文明社会掌握和使用文字的范围甚窄，只能从散见的个别文字发现其所透露的信息。⑤青铜铸造和玉雕业的兴盛。这在中国既代表了物质文化的时代性尖端成就，又具有为社会政治服务而渗透着强烈观念形态的性质。 无论世界和中国，早期文明社会还有高低层次的差别，都经历了由初创到繁盛的阶段。最初文明的发端，既是多源的，又是有中心（核心）的，多源交汇和中心崛起两者相辅相成。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各种观点 根据上述理论，具体分析现有实物资料的涵义，以判明中国文明时代开端的年代和文化遗存，是考古学界正在研究的重大课题，目前尚无定论。有下列5种主要学术见解： ①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从氏族到国家演变过程中的质的转变，为中国早期国家阶段，或可称“原始文明”时期。这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如公元前3500年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辽宁凌源牛河梁坛庙冢遗址，便体现了王权与神权的结合。当时为建造巨型公共建筑物调动组织了很大的社会力量，采石、制玉、制陶已有相当专业化的分工，还出现了神职人员等特殊阶层，表明已存在高于氏族部落的政治实体。 ②以中原龙山文化为核心，中国各大文化区进入文明时代始创期，出现早期国家。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见二里头遗址）早期可能为夏代文明。夏代以前的五帝后期，存在的天下万邦局面，即是一种早期国家形态，可称为雏形国家、方国、邦国，或前王朝时期的部落方国时代。如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墓地，可看出当时已形成从“王”、贵族到平民的不同阶级和等级。许多地方出现了由玉器（良渚文化最丰富）、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等组成的整套礼器，反映出以私有制和宗法等级制为基础的礼制已经确立，这是中国古文明的要素和特点之一。 ③以仰韶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红山文化后期、良渚文化早期等为代表，约当黄帝、颛顼和帝喾时代，原始氏族社会走向衰落，出现了贫富分化以至初步的阶级分化，中国文明起源历程由此开始。至龙山时代，约当唐虞时代，诸考古学文化大概已走近文明社会门槛，也有的或者已进入与夏代文明有所不同的早期文明社会。其后整个二里头文化即夏代文化则属于文明代。 ④仰韶文化属于原始氏族社会。龙山文化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或称英雄时代，尚未跨入文明的门槛。整个二里头文化即夏代文化才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开端。 ⑤二里头文化晚期相当于夏末商初，够得上称为文明，肯定进入文明时代。而夏文化则属于探索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最简单的回答：1）早；几千年的起源，2）大；指的是幅员辽阔，成员众多3）封闭；因为地理和心理关系，同世界其他文化中心长期缺乏交融（因此神秘），自成一体的演化4）自以为是；上面三个原因，使得中国人长期把中国的领土称作天下，而忽略世界的其他地方。更热衷内部斗争而不是对外开拓，好守前人古智而非发展新思想。
甲骨文被发现始末字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成熟的文字——甲骨文。但是，它直到公元1899年才被确认。 甲骨文的发现，震惊中外，并由此而引起对商都殷墟的发掘，中国近代考古学从此诞生。 “一片甲骨惊世界” 古代甲骨上的刻划痕迹被确认为是商代文字，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中国考古的三大发现(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迹)之一。可是它的发现过程，却是十分偶然而又富于戏剧色彩的。 清末光绪25年(公元1899年)秋，在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的王懿荣(1845—1900)得了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的药品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又非籀(大篆)非篆(小篆)。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进行搜购，累计共收集了1500多片。 他对这批龙骨进行仔细研究分析后认为，它们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他从甲骨上的刻划痕迹逐渐辨识出“雨”、“日”、“月”、“山”、“水”等字，后又找出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由此肯定这是刻划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从此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 曾有人对王懿荣从中药中发现带字龙骨之说提出质疑，认为王懿荣在他的有关著述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并认为王懿荣吃的龙骨在药店已加工成细粒，看不出刻痕文字来的。而且当时菜市口一带并没有达仁堂药店。对此，后来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周绍良说，当时龙骨在中药店都是成块、成片出售的，直到三十年代他到中药店买龙骨还是这样。至于达仁堂药店当时确实不在菜市口，但菜市口有家著名的西鹤年堂中药店，当时的人很迷信西鹤年堂，买中药都要去西鹤年堂药店，这也有可能是当时传误造成的结果。 至于著书立说方面，首先对甲骨文作出确认的王懿荣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八国联军便逼近北京城，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 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 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王懿荣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功绩。 王懿荣殉难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刘又进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于1903年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不久，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县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 在甲骨文还未确认以前，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农民在耕作时就不断在农田里挖刨出古代甲骨。据说把甲骨当做药材到中药铺去卖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叫李成的剃头匠。一次他害上一身脓疮，没钱去求医购药，就把这些甲骨碾成粉敷到脓疮上，想不到流出的脓水被骨粉给吸干了，而且发现骨粉还有止血的功效。从此他就把它们收集起来，说成是龙骨，卖到了中药铺。 经过许多学者专家考证研究，所谓龙骨其实是商代占卜用的工具。人们在占卜之前，先把龟甲和牛肩胛骨锯削整齐，然后在甲骨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和浅槽，占卜时，先把要问的事情向鬼神祷告述说清楚，接着用燃烧着的木枝，对深窝或槽侧烧灼，烧灼到一定程度，在甲骨的相应部位便显示出裂纹来。于是，占卜者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成败。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就是卜辞。刻有卜辞的甲骨被当做档案资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遂得流传于后世。甲骨文发现的故事，后来被人们称为“一片甲骨惊世界”的奇迹，在中国和世界考古史上写下了带有传奇性的篇章。 殷墟遗址的发现 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位于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 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妇好墓是殷墟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发现甲骨文的重大意义 商代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 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风之盛。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到现在，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我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我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我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政府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
关键一点，据说不是单源，是多源汇合而成
探源工程（2001－2008年）主要工作内容 1、建立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黄河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年代框架，建立 1－2项测年技术规范。2、阐释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的环境变迁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相互关系。3、研究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的经济、技术发展在中国文明产生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4、梳理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文明进程中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的多元化特征。5、初步归纳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化进程。探源工程下一阶段工作（2009－2015） 1、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拓展研究时空，加强多学科整合，更加充分地揭示早期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对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过程、原因及机制和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科学论证，提出较为系统的认识，并进行理论归纳。在此基础上，扩展视野，探讨中华文明与周边地区文明化进程的互动，进而通过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总结早期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丰富人类文明起源理论。重点揭示长江、黄河、辽河流域的文明形成及早期发展的背景、环境、特征和历史脉络，形成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学术成果，加强文明探源的理论创新与总结。2、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与支撑研究：实施多学科综合研究，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加大探源工程相关实验技术、方法的应用研究，在重要遗址的科学数据提取上，重点加强遥感技术、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数字记录技术、GIS和VR技术在探源工程中的应用研究，建立相关技术方法及规范标准；推进实验室考古技术方法的标准规范建设，深化同位素技术、物化分析、成分分析等技术在探源工程中的应用深度，建立相应的技术分析体系，提高文物资料的信息提取能力；继续开展流动实验室在田野考古现场的技术体系建设，提高文物出土现场的分析监测技术水平，逐步建立出土文物的应急保护技术及标准规范；引入实验考古学研究方法，模拟古代城址、建筑、墓葬等遗址遗迹，初步建立可控试验场，为各种探测技术在考古中应用提供实验基础平台。3、文物保护与展示关键技术研究：加强文物修复、保护、展示等技术的研究。在中华文明早期大量出土的陶质彩绘、木器、骨角质文物保护上形成一批新技术；在博物馆馆藏文物保存环境控制、环境控制材料开发及性能评估、环境监测上形成一批新材料、新技术、新装置；在中华文明探源中各类土遗址保护上，开展考古发掘现场土遗址锚固材料与工艺、裂隙灌浆材料与工艺、砌补支顶材料与工艺等室内筛选实验研究，解决潮湿环境和非饱和土遗址长期存在的保护难题；在展陈上，运用数字技术等高新技术手段，开发一批新技术、新装置，丰富我国文物的展陈手段，增进公众对探源工程的认知度。 不仅可以去了解我们的文明起源，认识我们民族文明发展的自身特点，也会提高我们的民族素质，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更重要的还是为了现在和将来。
中国数学发展史 中国古代是一个在世界上数学领先的国家，用近代科目来分类的话，可以看出无论在算术、代数、几何和三角各方而都十分发达。现在就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初等数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 (一)属于算术方面的材料 大约在3000年以前中国已经知道自然数的四则运算，这些运算只是一些结果，被保存在古代的文字和典籍中。乘除的运算规则在后来的“孙子算经”(公元三世纪)内有了详细的记载。中国古代是用筹来计数的，在我们古代人民的计数中，己利用了和我们现在相同的位率，用筹记数的方法是以纵的筹表示单位数、百位数、万位数等；用横的筹表示十位数、千位数等，在运算过程中也很明显的表现出来。“孙子算经”用十六字来表明它，“一从十横，百立千僵，千十相望，万百相当。” 和其他古代国家一样，乘法表的产生在中国也很早。乘法表中国古代叫九九，估计在2500年以前中国已有这个表，在那个时候人们便以九九来代表数学。现在我们还能看到汉代遗留下来的木简(公元前一世纪)上面写有九九的乘法口诀。 现有的史料指出，中国古代数学书“九章算术”(约公元一世纪前后)的分数运算法则是世界上最早的文献，“九章算术”的分数四则运算和现在我们所用的几乎完全一样。 古代学习算术也从量的衡量开始认识分数，“孙子算经”(公元三世纪)和“夏候阳算经”(公元六、七世纪)在论分数之前都开始讲度量衡，“夏侯阳算经”卷上在叙述度量衡后又记着：“十乘加一等，百乘加二等，千乘加三等，万乘加四等；十除退一等，百除退二等，千除退三等，万除退四等。”这种以十的方幂来表示位率无疑地也是中国最早发现的。 小数的记法，元朝(公元十三世纪)是用低一格来表示，如13.56作1356 。在算术中还应该提出由公元三世纪“孙子算经”的物不知数题发展到宋朝秦九韶(公元1247年)的大衍求一术，这就是中国剩余定理，相同的方法欧洲在十九世纪才进行研究。 宋朝杨辉所著的书中(公元1274年)有一个1—300以内的因数表，例如297用“三因加一损一”来代表，就是说297=3×11×9，(11＝10十1叫加一，9＝10—1叫损一)。杨辉还用“连身加”这名词来说明201—300以内的质数。 (二)属于代数方面的材料 从“九章算术”卷八说明方程以后，在数值代数的领域内中国一直保持了光辉的成就。 “九章算术”方程章首先解释正负术是确切不移的，正象我们现在学习初等代数时从正负数的四则运算学起一样，负数的出现便丰富了数的内容。 我们古代的方程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已有多元方程组、一元二次方程及不定方程几种。一元二次方程是借用几何图形而得到证明。 不定方程的出现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这比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希腊丢番图方程要早三百多年。具有x3+px2+qx=A和x3+px2=A形式的三次方程，中国在公元七世纪的唐代王孝通“缉古算经”已有记载，用“从开立方除之”而求出数字解答(可惜原解法失传了)，不难想象王孝通得到这种解法时的愉快程度，他说谁能改动他著作内的一个字可酬以千金。 十一世纪的贾宪已发明了和霍纳(1786—1837)方法相同的数字方程解法，我们也不能忘记十三世纪中国数学家秦九韶在这方面的伟大贡献。 在世界数学史上对方程的原始记载有着不同的形式，但比较起来不得不推中国天元术的简洁明了。四元术是天元术发展的必然产物。 级数是古老的东西，二千多年前的“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都谈到算术级数和几何级数。十四世纪初中国元代朱世杰的级数计算应给予很高的评价，他的有些工作欧洲在十八、九世纪的著作内才有记录。十一世纪时代，中国已有完备的二项式系数表，并且还有这表的编制方法。 历史文献揭示出在计算中有名的盈不足术是由中国传往欧洲的。 内插法的计算，中国可上溯到六世纪的刘焯，并且七世纪末的僧一行有不等间距的内插法计算。 十四世纪以前，属于代数方面许多问题的研究，中国是先进国家之一。 就是到十八，九世纪由李锐(1773—1817)，汪莱(1768—1813)到李善兰(1811—1882)，他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上也都发表了很多的名著。 (三)属于几何方面的材料 自明朝后期(十六世纪)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中文译本一部分出版之前，中国的几何早已在独立发展着。应该重视古代的许多工艺品以及建筑工程、水利工程上的成就，其中蕴藏了丰富的几何知识。 中国的几何有悠久的历史，可靠的记录从公元前十五世纪谈起，甲骨文内己有规和矩二个字，规是用来画圆的，矩是用来画方的。 汉代石刻中矩的形状类似现在的直角三角形，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左右，中国已记载了有名的勾股定理(勾股二个字的起源比较迟)。 圆和方的研究在古代中国几何发展中占了重要位置。墨子对圆的定义是：“圆，一中同长也。”—个中心到圆周相等的叫圆，这解释要比欧几里得还早一百多年。 在圆周率的计算上有刘歆(？一23)、张衡(78—139)、刘徽(263)、王蕃(219—257)、祖冲之(429—500)、赵友钦(公元十三世纪)等人，其中刘徽、祖冲之、赵友钦的方法和所得的结果举世闻名。 祖冲之所得的结果π=355/133要比欧洲早一千多年。 在刘徽的“九章算术”注中曾多次显露出他对极限概念的天才。 在平面几何中用直角三角形或正方形和在立体几何中用锥体和长方柱体进行移补，这构成中国古代几何的特点。 中国数学家善于把代数上的成就运用到几何上，而又用几何图形来证明代数，数值代数和直观几何有机的配合起来，在实践中获得良好的效果． 正好说明十八、九世纪中国数学家对割圆连比例的研究和项名达(1789—1850)用割圆连比例求出椭圆周长。这都是继承古代方法加以发挥而得到的(当然吸收外来数学的精华也是必要的)。 (四)属于三角方面的材料 三角学的发生由于测量，首先是天文学的发展而产生了球面三角，中国古代天文学很发达，因为要决定恒星的位置很早就有了球面测量的知识；平面测量术在“周牌算经”内已记载若用矩来测量高深远近。 刘徽的割圆术以半径为单位长求圆内正六边形，十二二边形等的每一边长，这答数是和2sinA的值相符(A是圆心角的一半)，以后公元十二世纪赵友钦用圆内正四边形起算也同此理，我们可以从刘徽、赵友钦的计算中得出7.5o、15o、22.5o、30o、45o等的正弦函数值。 在古代历法中有计算二十四个节气的日晷影长，地面上直立一个八尺长的“表”，太阳光对这“表”在地面上的射影由于地球公转而每一个节气的影长都不同，这些影长和“八尺之表”的比，构成一个余切函数表(不过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 十三世纪的中国天文学家郭守敬(1231—1316)曾发现了球面三角上的三个公式。 现在我们所用三角函数名词：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这都是我国十六世纪已有的名称，那时再加正矢和余矢二个函数叫做八线。 在十七世纪后期中国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已编了一本平面三角和一本球面三角的书，平面三角的书名叫“平三角举要”，包含下列内容：(1)三角函数的定义；(2)解直角三角形和斜三角形；(3)三角形求积，三角形内容圆和容方；(4)测量。这已经和现代平面三角的内容相差不远，梅文鼎还著书讲到三角上有名的积化和差公式。十八世纪以后，中国还出版了不少三角学方面的书籍。
刘 徽 刘徽（生于公元250年左右），是中国数学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数学家，在世界数学史上，也占有杰出的地位．他的杰作《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是我国最宝贵的数学遗产． 贾 宪 贾宪，中国古代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曾撰写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九卷）和《算法斆古集》（二卷）（斆xiào，意：数导）均已失传。 他的主要贡献是创造了"贾宪三角"和增乘开方法，增乘开方法即求高次幂的正根法。目前中学数学中的混合除法，其原理和程序均与此相仿，增乘开方法比传统的方法整齐简捷、又更程序化，所以在开高次方时，尤其显出它的优越性，这个方法的提出要比欧洲数学家霍纳的结论早七百多年。 秦九韶 秦九韶（约1202--1261），字道古，四川安岳人。先后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做官，1261年左右被贬至梅州，（今广东梅县），不久死于任所。他与李冶，杨辉，朱世杰并称宋元数学四大家。早年在杭州“访习于太史，又尝从隐君子受数学”，1247年写成著名的《数书九章》。《数书九章》全书凡18卷，81题，分为九大类。其最重要的数学成就----“大衍总数术”（一次同余组解法）与“正负开方术"(高次方程数值解法），使这部宋代算经在中世纪世界数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李冶 李冶(1192----1279)，原名李治，号敬斋，金代真定栾城人，曾任钧州（今河南禹县）知事，1232年钧州被蒙古军所破，遂隐居治学，被元世祖忽必烈聘为翰林学士，仅一年，便辞官回乡。1248年撰成《测圆海镜》，其主要目的是说明用天元术列方程的方法。“天元术”与现代代数中的列方程法相类似，“立天元一为某某”，相当于“设x为某某“，可以说是符号代数的尝试。李冶还有另一步数学著作《益古演段》（1259）也是讲解天元术的。 朱世杰 朱世杰（1300前后），字汉卿，号松庭，寓居燕山（今北京附近），“以数学名家周游湖海二十余年”，“踵门而学者云集”(莫若、祖颐：《四元玉鉴》后序）。朱世杰数学代表作有《算学启蒙》（1299）和《四元玉鉴》（1303）。《算术启蒙》是一部通俗数学名著，曾流传海外，影响了朝鲜、日本数学的发展。《四元玉鉴》则是中国宋元数学高峰的又一个标志，其中最杰出的数学创造有“四元术”（多元高次方程列式与消元解法）、“垛积术”（高阶等差数列求和）与“招差术”（高次内插法）． 祖冲之 祖冲之（公元429～500年）祖籍是现今河北省涞源县，他是南北朝时代的一位杰出科学家。他不仅是一位数学家，同时还通晓天文历法、机械制造、音乐等领域，并且是一位天文学家。 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他算出的圆周率为3.1415926<π<3.1415927，这一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出误差的范围，是当时世界最杰出的成就。祖冲之确定了两个形式的π值，约率355/173(≈3.1415926）密率22/7(≈3.14)，这两个数都是π的渐近分数。 祖 暅 祖暅，祖冲之之子，同其父祖冲之一起圆满解决了球面积的计算问题，得到正确的体积公式。现行教材中著名的“祖暅原理”，在公元五世纪可谓祖暅对世界杰出的贡献。 杨辉 杨辉，中国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在13世纪中叶活动于苏杭一带，其著作甚多。 他著名的数学书共五种二十一卷。著有《详解九章算法》十二卷（1261年）、《日用算法》二卷（1262年）、《乘除通变本末》三卷（1274年）、《田亩比类乘除算法》二卷（1275年）、《续古摘奇算法》二卷（1275年）。 他在《续古摘奇算法》中介绍了各种形式的"纵横图"及有关的构造方法，同时"垛积术"是杨辉继沈括"隙积术"后，关于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杨辉在"纂类"中，将《九章算术》246个题目按解题方法由浅入深的顺序，重新分为乘除、分率、合率、互换、二衰分、叠积、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类。 赵 爽 赵爽，三国时期东吴的数学家。曾注《周髀算经》，他所作的《周髀算经注》中有一篇《勾股圆方图注》全文五百余字，并附有云幅插图（已失传），这篇注文简练地总结了东汉时期勾股算术的重要成果，最早给出并证明了有关勾股弦三边及其和、差关系的二十多个命题，他的证明主要是依据几何图形面积的换算关系。 赵爽还在《勾股圆方图注》中推导出二次方程 (其中a>0,A>0)的求根公式 在《日高图注》中利用几何图形面积关系，给出了"重差术"的证明。（汉代天文学家测量太阳高、远的方法称为重差术）。 明安图】(1692——1765) 清代蒙古族杰出数学家、天文学家。字静庵。蒙古正白旗(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白旗)人，为蒙古族人。康熙九年(1670)，被选入钦天监学习天文、历象和数学
北宋王朝统一了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迅速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从公元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宋、元两代〕，筹算数学达到极盛，是中国古代数学空前繁荣，硕果累累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列举如下：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11世纪中叶〕，刘益的《议古根源》〔12世纪中叶〕，秦九韶的《数书九章》〔1247〕，李冶的《测圆海镜》〔1248〕和《益古演段》〔1259〕，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1261〕、《日用算法》〔1262〕和《杨辉算法》〔1274-1275〕，朱世杰的《算学启蒙》〔1299〕和《四元玉鉴》〔1303〕等等。 宋元数学在很多领域都达到了中国古代数学，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巅峰。其中主要的工作有：公元1050年左右，北宋贾宪（生卒年代不详）在《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中创造了开任意高次幂的“增乘开方法”，公元1819年英国人霍纳（william george horner）才得出同样的方法。贾宪还列出了二项式定理系数表，欧洲到十七世纪才出现类似的“巴斯加三角”。（《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已佚）公元1088—1095年间，北宋沈括从“酒家积罂”数与“层坛”体积等生产实践问题提出了“隙积术”，开始对高阶等差级数的求和进行研究，并创立了正确的求和公式。沈括还提出“会圆术”，得出了我国古代数学史上第一个求弧长的近似公式。他还运用运筹思想分析和研究了后勤供粮与运兵进退的关系等问题。公元1247年，南宋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推广了增乘开方法，叙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他列举了二十多个来自实践的高次方程的解法，最高为十次方程。欧洲到十六世纪意大利人菲尔洛（scipio del ferro）才提出三次方程的解法。秦九韶还系统地研究了一次同余式理论。公元1248年，李冶（李治，公元1192一1279年）著的《测圆海镜》是第一部系统论述“天元术”（一元高次方程）的著作，这在数学史上是一项杰出的成果。在《测圆海镜?序》中，李冶批判了轻视科学实践，以数学为“九九贱技”、“玩物丧志”等谬论。公元1261年，南宋杨辉（生卒年代不详）在《详解九章算法》中用“垛积术”求出几类高阶等差级数之和。公元1274年他在《乘除通变本末》中还叙述了“九归捷法”，介绍了筹算乘除的各种运算法。公元1280年，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列出了三次差的内插公式。郭守敬还运用几何方法求出相当于现在球面三角的两个公式。公元1303年，元代朱世杰（生卒年代不详）著《四元玉鉴》，他把“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到公元1775年法国人别朱（etienne bezout）才提出同样的解法。朱世杰还对各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高次差的内插公式，欧洲到公元1670年英国人格里高利（james gregory)和公元1676一1678年间牛顿（issac newton）才提出内插法的一般公式。公元十四世纪我国人民已使用珠算盘。在现代计算机出现之前，珠算盘是世界上简便而有效的计算工具。
songyuan
中国主导文化是从“老”到“庄”;从“孔”再到“孟”，这一路线发展的起来的。发展轨迹是从“道德经”到“逍遥游”、从“清静无为”,到“寄情山水”、从“以景抒情”到“托物言志”。
中国文人一直把这种文化当成一种“博大精深”、“宁静致远”、“清静高贵”的文化加以吹捧，甚至发展成一种“自以为、”自欺欺人“、”虚无”“自大”的自恋情结。从中国文字到书法、从中国画的题材形式到技法、从文学到诗歌，从传统建筑带园林盆景无不体现这种文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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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
研究方法：常采用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较。也可为独立的观察研究对象。
统计学方法：采用何种软件，哪种统计分析方法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历史学科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与政治学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随着教学改革研究的深入发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加强与政治学科整合势在必行。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 高一历史 论文 范文 ，欢迎浏览。
《 高中历史教学中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培养 》
摘要：高中历史学科的人文性特点决定了历史教学能促进学生情感态度培养及正确价值观树立。由于高中历史教学涉及中华文明的起源及现代历史发展，教学时在爱国主义情操的影响下，对学生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基于此，本文对高中历史教学中对学生情感态度及其价值观的培养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
教育 不仅是培养知识和技能，而且是培养学生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活动。教育目的是促使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成为有尊严、有情感的人，帮助学生逐渐成为高情商的素质人才。基于新课程的要求，高中历史教学中在给学生传输历史知识，陶冶学生爱国情操方面要有所提升，同时要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进而加大力度培养学生处理事务，应对各种关系的情商能力的发展。
一、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内涵
情感、态度、价值观指认识目标时产生的认知状态，这种认知状态有很大一部分是受到个性化的发展特征影响。所谓“情感”指人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反馈是否符合自身认知，人对不同的客观事物会产生相对应的情感态度。例如：悲伤或喜悦、喜爱或厌烦、激动或压抑，等等。一定的情感认知倾向和情感反馈是价值观形成的基础，也是情商的集中体现。“态度”是指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和对客观事物进行的反馈，是相对持续性较长的内在反应，是哲学中提到的主观意识。“价值观”是情感与态度的内在评价标准，是对事物价值的评价准则。明辨是非对错，判断真善美、假恶丑的评价标准，对事物进行合理处理是提高情商的重要部分。人通过自身形成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指导自身行为。因此，在学生阶段通过历史人物的 事迹 、历史事件的发展分析培养学生建立正面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进而提高学生处理事务的情商。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情感态度及其价值观的培养
历史学科是一门科学性与人文性双重发展的学科，历史发展有客观存在性，在高中教学中通过分析和评价历史事件及历史起因，提升学生的情感尊严、伦理道德、社会素质等人文素养，同时促进学生认知能力及明辨是非能力的发展。由于历史人物会起到榜样或警示作用，教师要在历史教学中关注学生的情绪和情感的变化，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促进智商与情商双向发展。
(一)创建情境教学，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客观评价。历史教学由于历史客观存在性及事物发展完整性，为创建情境教学提供了可能性，创建情境教学法，可以通过多媒体手段将历史事实以视频形式或播放相关史实材料帮助学生回顾历史事件。让学生通过自身情感反馈和认知体验，达成情感的共鸣，进而形成内化的价值观。学生在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念后通过消化理解历史事件，将历史事件中的很多关键要素转化成处事与待人的态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通过对学生进行历史教学，培养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历史爱国主义情感，在此使用情境教学法，使学生通过历史学习，提高综合素质，确立正确的价值观。例如：在讲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课时，教师应为学生创设情境模式，如毛泽东答记者问，学生应站在历史角度进行回顾，这将有助于知识巩固。情境创设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使学生更能体会历史人物的心理，促进学生情感的转变，并让学生学习到历史人物处事的睿智和待人的智慧手段。
(二)教师要对学生的情感表现及行为进行观察。高中教学中，教师通过情境教学活动观察学生的表现，这种观察需将重点放到观察学生真情实感流露方面，观察时不能带有教师的个人感情及个人色彩。教师要全面对学生开展历史教学，并从中反馈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并将学生对历史的情感反馈及态度观察学生价值观及情感态度的内在表现，无论反馈的信息是消极或者积极的，教师都应进行观察、记录，以此对学生做出正确的判断，并帮助学生进行相关的历史客观事实引导，对学生的思维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例如：学习国际关系时，教师常会提起一句话“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部分学生会模仿这一观点，因此在学生的思维过程中，教师要进行思维的纠正，帮助学生真心待人，不以国际关系衡量朋友关系。通过教师的观察和记录，及时对学生的情感态度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重视、挖掘教材素材在新课标背景下，要求教师灵活使用教材，不可一味进行教材的教授，但是由于教材是承载历史和知识点的主要来源，在历史教学中重视教材的挖掘，对学生的情感深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教学时需要以教材为基础，但是不完全依赖教材是教学活动的关键步骤。例如：在辛亥革命这一课中，林觉民在革命前留的话：“重新祖国，则吾辈虽死，犹生之年也，宁有憾哉?”教师对辛亥革命背后的材料的挖掘，使学生了解到先辈们的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精神，使其为爱国主义精神所感染，树立爱国思想，学生在情感震撼的同时自然会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四)合理选取素材。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由于史料繁多及素材多样，教师在选取过程中应根据课程的需要进行筛选，突出学习重点，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素材用量上要适中，根据课堂进行有选择的素材筛选。同时选取的素材要迎合学生的学习好奇心及对历史的向往，部分教师在素材选取时过于关注知识点的涵盖而忽略素材的趣味点，而使学生失去兴趣。因此，教师选取素材时注重知识的涵盖同时注意迎合学生的兴趣点。另外，素材的呈现一般采取多媒体的形式，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教师可以将素材呈现转移到 课前预习 阶段给学生播放出来，缩短课堂时间的同时给学生的情感奠定基础。
三、结语
历史学科作为人文学科，在促进学生历史知识掌握、了解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都具有积极推动意义，并在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发展上有积极推进意义，对学生形成的处事及待人的情商能力产生影响作用。在素质教育的今天，培养综合素质型人才是教育的重要理念，建立学生的价值观体系尤为重要，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已成为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评价标准。
作者:刘苏莲 单位:江西省吉水中学
参考文献：
[1]肖瑛.基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达成的高中历史教学设计探索[J].长春出版社，2013.
[2]李云霞.中学历史教学中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评价[J].历史教学，2014.
《 高中历史教学中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要性探索 》
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进行人文精神培养，既能够实现教学目标，同时也很好地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人文环境整体上有了一定的改善，但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例如，偶尔出现道德缺失和自私自利的情况，如果不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会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受到影响。同时，社会的发展也需要高素质人才，而人文精神的培养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
一、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
1.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
人文精神的首要内容就是要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在人文精神中，首先要肯定的是人的价值，而人最重要的当属自己的生命了。所以，人文精神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尊重生命和热爱生命，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最近几年，有些高中学校出现了一些极端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与高中生人文精神培养缺失有着重要的关系。
2.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
在高中历史教材中，有许多内容是介绍优秀的 传统 文化 和传统美德的。通过典型事例的讲解，能够培养高中生的责任感及奉献精神，传承、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3.培养团队精神
在社会中，任何人都不能单独存在，都与周围的人和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文精神非常注重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在平时的生活中应该树立合作观念，培养团结、协作的精神。在当前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立的个体没有发展的优势，只有与他人进行合作，才能够增强整体的竞争力。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培养人文精神，能够很好地帮助学生认识到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增强与他人合作的意识。
4.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只有和谐相处，才能够保证一定的平衡。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出现了一些生态问题，应注重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前，部分地区过于注重经济利益，给自然环境造成一定破坏，如果不采取有效 措施 ，将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所以，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通过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能够教会学生更好地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二、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重要意义
1.更好地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化，教育教学越来越重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即教学应该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人文理念。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契合国家的素质教育方针。在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过程中，能够很好地塑造学生健全的品格，培养复合型人才。通过不断地探索新的教学方式，能够更好地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2.有利于培养高素质人才
通过人文教育，能够使学生更加牢固地掌握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有效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通过人文教育，能够更好地塑造学生的个性，帮助其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只有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二者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所以，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对于培养复合型人才、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3.有效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在人文精神培养的过程中占有重要作用。所以，教师的人文素质会对学生产生重要影响，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才能够更好地满足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才能够有效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建立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为更加有效地开展教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策略
1.提升教师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
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自身素质对于学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需要教师不断积累人文科学知识，努力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在人文精神培养过程中 总结 经验 ，向优秀教师学习。
2.运用多种教育手段
教师应该充分利用高中历史教材中的内容，才能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例如，教学《伟大的抗日战争》时，应突出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使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得以激发。通过中华民族英勇斗争的史实来更好地感染学生，利用多媒体查找、播放一些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使学生受到更加深刻的影响。
3.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在开展教学时应以学生为中心，组织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学习，通过合作探究有效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培养自主学习能力。例如，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自主学习，通过查找相关资料、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让学生了解相关知识，实现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同时培养自身的人文精神。
4.组织丰富的学习活动
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增强实践能力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教师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使其能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关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走访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人，从他们讲述中更好地了解抗日战争。通过这样的活动，使学生接受人文精神教育。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教学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重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这就需要教师在教授文化知识的同时，注重对于学生综合素质及人文精神的培养。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通过正确的方式来引导学生，使学生逐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有效增强学生的自身素质，为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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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大致如下，先是新石器时代前期，各地区各部族发生文化上的交流和融合，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各部族为争夺财富而发生战争，最后因利害关系形成一个部落联合体，由最强大，声誉良好的部落（五帝）主持公道，在政治上结成一体后，又促进了文化的趋同，形成模糊的自我意识和他者意识。这种体系一直持续到夏商时期（夏商两个国家和之前的五帝一样也是诸国联盟的盟主）。到了周朝，分封制度打破了血缘部族组织，周人的文化通过礼乐制度植入分封形成的诸侯国，使得黄河中下游地区诸国的文化一统进一步强化，形成了“华夏”民族意识。至此，中华文化出现了坚强的核心，即华夏文化。春秋战国时代，周边的蛮夷也渐渐被华夏化（比如西戎、北狄、楚国），为后世的秦汉统一奠定基础。当然华夏文化是有包容性的，它同化了周边地区文化，但又囊括了边远地区的文化传统因素,比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一个例子，所以中原中心论是有问题的，实际上“蛮夷”对华夏也有文化输出，因此中华文明是多源头的，而不是单向地从中原往外输出。秦朝的文化统一政策（书同文，移风易俗）之所以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前代有文化一统的趋势，秦朝不过是顺应这一潮流。总之，到了西周时期，中华文化核心区，即带有地域和民族双重属性的华夏文化已形成，奠定后世大一统的帝国文明。
中华文明史源远流长，要想写好论文，可以就文明史的一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究，比如文字文明、科技文明、艺术文明等。切不可泛泛而谈。
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陈连开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又因其文明自起源发展至今，传统从未被割断而备受世人推崇与关注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历来有种种猜想与说法最近几十年，其中尤其是最近30余年，中国古人类学和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因而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可谓近20年中国人文科学独领风骚的一个领域在师辈启迪和社会需要推动下，我自20世纪80年代初，从东北史地之学和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过渡到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研究，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成为我用力较多的一个方面1984年，阴法鲁教授约我为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撰写第一章：中华文化起源和中华民族形成1987年我开始就中华民族的含义与中华民族起源初探和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发表文章这些文章是受苏秉琦教授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启发，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对中国旧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梳理的初步成果，对中华民族的结构也提出了多元集合体的观点不久，费孝通教授召我，说已读过我关于中华民族含义及中华民族起源的文章，指出中华民族是多元集合体的提法有些模糊，应是多元一体1989年费老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著名论文自此，我便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核心理论，先后协助费老出版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其修订本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并出版了个人专集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在我关于中华民族研究一系列论文陆续发表以来，学术界师友给了我多方面支持，尤其是费老苏老，都是我在大学时期的老师，他们一再勉励我坚持研究，并指出综合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材料与研究成果一炉共冶，从而得出自己的体会，这种研究方法也很对头这些支持和勉励，使我在自己学业根底不深且研究条件有种种缺陷的情况下，坚持了20年，取得了一些成果，并以中华民族形成史为专业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同学们希望我逐步将自己的研究归纳一下，那我就先从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说起吧总括20年来，关于中华文明以及其早期发展已发了一系列文章，其要点包括：一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二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起源，具有鲜明的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的特点三中国的农业从起源时期起南北不同，最近10余年的考古发现证明南北农业起源均可追溯至距今万年左右，与世界农业起源最早的各地区大体同步四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萌芽，可追溯至距今5000余年以前，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这一个千年纪，考古学界称为古文化古国，我称之为王朝前古国这个历史时期，在考古学上大体相当龙山文化期向青铜器时代过渡；在社会发展方面，是从无阶级社会向有阶级社会过渡；在文化发展方面，是从无文字向有文字文明过渡；在国家和民族发展方面，是从部落联盟向国家和民族形成过渡；在中国文献记载方面，是从黄帝至尧舜的五帝向夏商周过渡因而，我所说的王朝前古国时期，是王朝前夜文明初曙国家雏型从萌芽至发展的漫长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时代五中华文化的发展在不同区域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导致了不同区域间的互补关系，是中华文化产生汇聚和向一体发展的动力因素六中华文化的发展延绵不绝，连续而未有中断，与其他任何古老的文明相比都是不同的但，中华文化又是兼容并蓄的，是一种和合的文化，故其内聚和外兼是对立统一体正因为中华文化的这些特性造就中华文化的丰富与长久生命力，也是中华民族结构形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原因应该说，这些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和早期发展特点的认识，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成就，它凝聚了多个学科数辈学者的共同心血除了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外，还有历史学和民族学的成就大致说来，对我影响较大的前辈学者除上面已提的老师，还有顾颉刚傅斯年蒙文通和徐旭生等先生若说我自己还有些成绩的话，可以归结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时代在进步，而我们站在前辈学者的肩上，故比前辈看得稍微远一些；二是新中国的考古学成就可以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我们有幸看到这么丰富的地下资料，眼界和认识自然会提高一些另外，多年来，曾从事历史地理和民族史研究的经历对我的帮助也甚大历史地理的背景，使我在历史的研究中时刻关注与空间的关系，考虑空间问题时又会照顾到历史的时序；而民族史的背景，使我更关注纵横时空网络中族群关系的变化，由历史事件真实性的探求深入到探讨中国性(Chinese-ness)诸问题我始终相信，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后人必定要超过前人，所以我的这些认识也会随时代的更替而被不断补充和发展，我自己也随时准备更新认识，向更高的目标前进一关于中国人及其文化的来源，长期存在外来说和本土说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辩1以往由于受到当时政治背景和流行学说的局限，科学发现也不充分，因而很难得有说服力的认识如关于中华文明的种种西方起源说，就带有明显的虚构编撰和假想成分而且，从18世纪法国人约瑟夫•德•古尼(甚至更早的17世纪)开始，止于20世纪初叶的安特生之前，所有西来说的立论都是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之上(包括古埃及文明中心说和西亚古文明中心说等)2考古学发展起来以后，有的研究也不免有种种偏见和浅见当前，中国境内古人类学的材料已相当丰富和系统，旧新石器时代(特别是万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在中华大地上已是遍地开花这些系统而又丰富的发现，文化性质明确，内涵清楚，相互关系也易于得到证明，用来与中国文献记述的远古神话传说互相印证，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和多元特点，以及新石器时代以来由多元向一体发展的特点人类起源于何方？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个中心？古人类学界尚在不断探讨之中中国古人类学研究有近80年的历史，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坎坷中取得了喜人的进展；人类起源各阶段的人骨遗骸化石材料，在中华大地上均有所发现，且分布广泛；人类起源序列各主要环节，在中国古人类学的发现中没有缺环从体质特征方面观察，早期智人阶段已经出现了向蒙古人种(黄种人)方向演化的萌芽；到晚期智人阶段，以柳江人(广西柳江市发现)和山顶洞人(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发现)为代表，蒙古人种已出现南北异型的分化现象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早期遗存有不同于他处的特点，北京人遗址文化堆积之厚内涵之丰富早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瞩目可以说，世界上普遍承认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存在，得益于北京人遗址的丰富文化内涵和鲜明特点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盆地小长梁遗址的遗存，其特点也是非常突出的，主要表现在石器的制作和加工上，大型球状石核以外，其它石器普遍较小，一般重约510克，最小仅有1克左右，但数量众多，已发现有2000多件！据其形制可分为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锥型器等，反映了当时人们过着狩猎的生活从这些旧石器的精细程度推测，在此以前其文化当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人们必然具有足以保证技术传授模仿改进和继承的语言交流长江流域也发现了一系列腊马古猿材料将这些材料综合起来考虑，有理由推断：人类起源当在四五百万年以前，中国处于人类起源地区的范围之内3早期智人及与之相应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分布范围已明显扩大，尤其以黄河中游及其支流渭河汾水流域，所发现的地点为多晚期智人已几乎遍及整个中华大地，其相对应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和地点在现今行政区划的各省均有分布，仍以黄土高原较为密集从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分析，中国南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既具有不同的风格和传统，又具有共同的特点至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部出现了不同区域类型的发展倾向综上所述，人类起源的问题还会进一步争论下去，但人类起源仅非洲一个中心之说，过去就已受到一系列新发现的质疑；最近在中国山西曲垣发现的世纪曙猿化石，则已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推翻，夏娃理论不能成立因资料的限制，基因证据的研究也远未解决人类起源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中心的问题当然，讨论人类的起源不能局限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狭小范围之内，应该站在全球和全人类的视角来讨论和分析问题，实际上，中国人的起源问题正是人类起源问题的一部分另外，假若人种的划分是可行的，中国人的起源问题还涉及到蒙古人种的起源问题虽然，目前尚难确断中国是否是人类起源的中心地区，但已知的材料已经证明中国是蒙古人种的故乡谁也无法否认，中华大地上的这些人类化石，从直立人一直到现代人，其体质形态的进化表现有明确的连续性将化石材料与现代中国人体质形态的基本特点相比较，也能发现中华民族的历史连续性正如吴汝康教授所总结的那样，中国人具有四大突出特征：(1)铲形门齿，中国人为98%，白色和黑色人种相加也仅为5%；(2)印加骨，出现的比率也相当高；(3)面部扁平；(4)下凳圆枕4因此，中华民族，包括其主体华夏/汉民族，从总体上来说，其远古祖先应来自那些起源于中华大地，并留居于本土继续创造历史的人们因此，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5二对中华大地上万年以来的考古文化，许多学者都有极其精彩的归纳和总结6从这些归纳和总结中，可明显看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由多元起源而向一体汇聚的特点传统史观认为，中华民族是从黄河中下游最先发端，而后扩散到边疆各地，于是有了边裔民族司马迁综合春秋战国诸说，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这样表述：由于共工欢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史观影响甚大，直至近现代也还有一些学者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过去史家总是用礼失求诸野的观点来推测区域间文化发展变化的关系，把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当作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这就是本土起源说中的一元说一元说的论点已被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所推倒，中华文明不是从黄河中下游单源扩散至四方，而是呈现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由于中国古典哲学是产生在尚无文字为载体以行表述和传承的上古时代，为着教授人们学习，就画出了一事物之中存在阴阳两势消长变动的“太极图”表示，再以阴阳符号组成象征天、地、人、时，且阴阳不能形成静止性平衡的八卦图，进行传授。这就是伏牺时代创八卦的历史记载。此后，当中国的历史上有了文字以后，人们就会很自然地给这种传授哲学的专用图案画注以文字，以帮助记忆。对于这种有了文字的哲学经典，就不能再以卦画相称，而须称之以书了。书名就依此书是专讲事物变易、所用的方法简易、而其所讲的哲学道理千古不易这三方面的意义，定书名曰《易》。中国哲学由于产生在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经济生产特点的时代，其时，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是以山地为获得资源的生存根本，这就很自然地将代表山的《艮》卦置于六十四卦之首；在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以农耕为主要经济生产后，人们的认识观念自然也要产生变化，认为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所以，这时候的人们又将代表大地的《坤》卦放在六十四卦之首。为了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版本，就将以《艮》卦为首卦的《易》经，按首卦上山、下山、山山相连之象，称作《连山》；而对以《坤》卦作首卦的版本，就依“大地生发万物，而万物又莫不归藏于大地之中”的象征性意义，定书名为《归藏》；商末周初，周文王父子删改哲学经典，用作卜筮，为其贯彻“神道设教”、愚民以治方略服务的，就是今还保存且流传于世的通行本《周易》。 中国哲学不仅产生极早，而且，其学习、运用、传播和传承，从其一开始就受到了全社会极大的重视。正由于如此，中国哲学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上古的政治、经济、思想、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如称道学理论为“道理”；将一定的思想、方法、规律、法则都统称之为“道”。讨论问题谓之“论道”，用心体会哲理并融会贯通命之曰“悟道”，学道而有所心得便谓之以“得道”，得道者符合哲学思想的行为体现，就谓之曰“道德”，将以法治国者称作“执道者”，评论治国者的政绩，论之以“有道”或“无道”……至于中国古典哲学名词、术语中的许多专用字，也都是按着哲学原理和学哲学、用哲学的当时实际情况而创造出来的。例如，学习的“学”字，在甲骨文中，是依“双手”弄“爻”于“屋”中之形而为字。在稍后的金文中，又于“屋”中增添了一个学子的“子”字。这个字直到汉字简化前的繁体“学”字，字形还一直保持着原样而未改变；教学的“教”字，是画一只“手”，持以教“鞭”，指着“爻”给学“子”看的简明图形而成字。“教”字的字形至今基本未变；道学的“道”，道德的“德”等中国古典哲学名词、术语及与其有关的文字之造，莫不如此。在上古时代，正是由于学者们都学哲学、用哲学于自己的职业或学术研究之中，这就使得中国的古典哲学思想深深地渗透到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礼仪、教育、天文、地理、音乐、建筑、书法、绘画等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同时也产生了充满哲理的成语典故，这就是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的历史根源。 一个人，如果思想上重唯物，明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最基本道理，他就会在行动上表现出勤于实践、热爱劳动、奋发有为的精神。思想上不仅重唯物，而且讲辨证，就不会死搬教条，就懂得变通，就聪明智慧。既勤奋而又智慧的人，其办事情成功的机率就比较大，这就是勇于实践，敢于斗争，以及具有创新精神的根源。中国古典哲学是天、地、人、时四维一絷的哲学思想体系，它认为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必须从全局出发，作为社会问题，就要注意从国家、社会、家庭等总体观念上研究和进行处理，这是中国古典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根本不同之处。所以，受这种哲学熏陶的人就表现出爱国、爱家，懂得关爱他人，懂得团结和凝聚力量对于保家卫国、维护社会和平、安定的重要性，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刻道理。一个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也同样是如此。中华民族之所以勤劳、智慧、勇敢，之所以表现出民族团结的精神，数千年以来一直具有极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保持着国家的统一，就是因为在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形成了一种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并在此种文化长期的历史熏陶之下而所致。 我们说中华传统文化优秀，是就总体上、主流上比较而言，是相对于其它历史文化而言。并非说中华文化之中就没有糟粕。任何事物从其产生之后，都是不断变化的。其变化虽然纷纭复杂，但不外于两种倾向：一种是发展，提高，完善；一种是嬗变，蜕化，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