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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es recognize impairment whe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 carrying amount of a long-lived asset or asset group exceeds its fair value and is not recoverable. A carrying amount is not recoverable if it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the undiscounted cash flows expected from the asset’s use and eventual disposal. FASB defines impairment loss as the amount by which the carrying value exceeds an asset’s fair value. CPAS need not check every asset an entity owns in each reporting period. When circumstances change indicating a carrying amount may not be recoverable, CPAS should test the asset for impairment. A test may be called for when one or more of these events our: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 market price of a long-lived asset.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how a pany uses a long-lived asset or in its physical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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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九大对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在新形势下，纪检监察工作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国有企业纪检工作通过对企业各层级的监督监管，促进企业规范管理和自我完善，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文章探讨了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关键词]新形势；国有企业；纪检监察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8）05-0074-02引言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很多国有企业经过改制，引入了很多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都开始在新的历史时期走在了不断深化改革与科学平稳发展的道路上。在当前企业经营管理新形势下，做好国有企业执纪办案工作，加强执纪办案力量建设，全面构建反腐败信息平台，建立案件监督管理机制，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办案的治本作用，对促进企业经济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一、做好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作用1、有效的完善相应的检查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的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和业务范围都在进一步的扩大，而与此同时，我国的国有企业内部也出现了很多腐败问题，这些问题与纪检监
加强行政组织法制建设 国家行政学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法成为发展最快的部门法之一，行政法制逐步完善。从1979年开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陆续颁布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政府组织法》）、《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初步建立了以行政机关产生、组成、职权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主体法律规范，健全了行政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政治体制，确立了行政机关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必须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此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陆续制定了一大批政府管理经济事务、政治事务和社会事务的行政法律、法规，政府的行政执法领域越来越宽，行政执法部门越来越多，行政执法权力越来越大。自1989年以后，为了加强对公民、法人人身权、财产权的保护，控制行政权的违法使用，我国陆续颁布了《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复议法》这四大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公民、法人权利救济和权利保障法律制度已基本形成。但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规范行政主体的组织以及内部行政行为和内外行政程序的法律规范或者过于简略，或者已经过时，或者完全或缺，严重滞后于改革实践，阻碍改革的继续推进。为了迅速改变这一状况，/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李/鹏/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指出：“要加强行政组织立法，实现各级政府机构、职能、编制和工作程序的法制化。”因此，如何以邓/小/平/行政法治理论为指导，运用法律手段加快政府机构改革，规范政府机构改革的秩序，保障政府机构改革的实施，巩固政府机构改革的成果，就成了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一项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尽快实现各级行政机关组织、职能、编制和工作程序的法定化，将成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重心和行政法学研究的热点。 一 我国关于行政组织的法律规范古已有之，而且远较其他法律规范完备。自秦汉而下，古代中央政府为适应自然经济条件下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一直建有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六部”，并设置3 — 4级地方政府管理地方行政事务。《唐六典》、《明会典》等就是中国古代行政组织法律规范的集大成者，其详尽、细密、完备程度，在世界古代史上是罕见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不仅在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了行政组织法律规范，而且制定了专门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政务院及所属机关组织通则》、《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省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大城市区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乡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同时还制定了一些部门组织法，如《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试行组织条例》、《海关总署试行组织条例》等。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政府组织法》的颁布，开创了我国行政组织法制建设的黄金时代。此后，陆续制定了国家计委工作条例和监察部、劳动部、国家体委、国务院秘书厅、国家计量局，国务院法制局、国务院专家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委办局的组织简则，制定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等基层政府派出机构的行政组织法，健全了各级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组织法，这就标志着我国当时已初步形成了涵盖中央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派出机构，民族自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行政组织法律体系。在经历文革十年动乱和停顿之后，新时期我国的行政组织法制建设主要是拨乱反正，恢复五四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其间虽然也有局部内容的增删和修改，虽然也有一些新的法律、法规规定有新的行政组织法律规范，但总体上行政组织法制建设一直没有达到五四年以后的完备程度。 从国外的行政组织立法来看，由于存在着联邦制和单一制、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因此，不可能存在统一的立法模式。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主要是以宪法来规定行政组织法律规范，美国、法国、德国等均是如此。英国作为普通法系的代表国家，则既没有宪法法典，也未制定专门的内阁法或中央政府组织法之类的法律、法规，而是以大量的宪法性惯例来规定行政组织法律规范。这些宪法性惯例主要有：内阁的主要职责及其与议会的关系，首相和部长的权限，部的设置、变更、规模、组织等。英国虽然没有法律对部的数目加以限制，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部一直保持在18 — 21个左右，没有大幅度膨胀。与没有专门的内阁法相反，英国的部门组织法却较为完善。在英国，如需设立一个新的部，必须通过法律加以规定，一般称作《××部法》或《××委员会法》。英国部门组织法的历史与中央各部的历史同样悠久，许多部门组织法制定于十八、十九世纪，以后随着该部职能的变化而不断修改。部门组织法的内容主要包括：（1）序言，即设立某某部，从何时开始行使职权；（2）部长（部）的职权；（3）部长（部）行使职权的方式及程序；（4）部的主要内设机构；（5）有关部的人员结构方面的规定，如1919年的《农业和渔业部法》规定设立若干名部副长，1919年的《卫生部法》规定该部的内设委员会必须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与英国没有一部成文法来规定中央政府的组织规范相反，印度宪法则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权进行了最明确、最具体和最严格的规定，但实际执行情况却很不理想，各邦自行其是，中央政府缺乏权威，以致一位美国官员竟如此评论：“印度的宪法是世界上最好的宪法之一，而印度政府的腐败现象、执行不力情况与其他国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世界主要国家的行政组织立法方面，似应以日本的立法最为完备，执行得也十分严格。日本除在《宪法》中规定行政组织法律规范外，还制定有专门的《国家行政组织法》、《内阁法》、内阁各省厅设置法，以及规定地方政府机构设置的《地方自治法》、各郡道府及市町村机构设置法等。 综合比较世界各国的行政组织法，是为了为我所用，借鉴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做法和经验。就我国行政组织立法的现状来看，的确存在着诸多问题。择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内容上不能与正在逐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法治体制和精简、统一、效能的行政管理体制相适应。《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没有很好地体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府权力下放、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在这方面要下大的工夫研究，动大的动作修改。其二，条款上过于简约、粗疏，有些条款法律含义不明确。《国务院组织法》只有十一条，不到1200 字；《地方政府组织法》规定政府的条款也只有15条，3300字左右。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有着12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来说，显然是过于简单了。如在宪法、《国务院组织法》中要不要对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的人数进行限定，要不要对国务院组成部门的数目进行限定，要不要对国务院直属机构、办事机构、议事协调机构的法律地位、设置条件和程序等作出规定。又如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与重大问题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或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之间是什么关系，遇意见分歧时决策是实行合议制还是实行一长制，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全体会议是决策机构还是决策咨询机构，哪些重大事项应当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决定，哪些重大事项应当由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等等。又如是否应当对不同地区、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政府的设置、组成、职能等作不同的规定。其三，体系上很不健全和完备，没有形成一个相互配套的行政组织法体系。中央政府只有《国务院组织法》，没有各部委办局组织法；地方各级政府不仅没有分级的政府组织法，而且现行的政府组织法还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放在一起，没有独立；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城市政府也没有自己的组织法。 综上所述，我国应当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与机构改革不断走向深入的有利条件下，抓紧修改《国务院组织法》，使其更加科学、具体、完备；抓紧制定国务院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和议事机构的组织简则，可以考虑将“三定方案”上升为由国务院批准颁布的行政法规，以加强其权威性，增加其规范性；适时修改《地方政府组织法》，将其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分开制定，最好在《地方政府组织法》外，再分别制定《省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市人民政府组织通则》、《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乡镇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地方政府组织法》规定各级地方政府设置、组成、职权、撤销等共性内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地方各类政府组织通则则规定各类别政府设置、组成、职权、撤销等个性内容，并可考虑再根据管辖人口、土地面积、经济发达程度等不同情况，对各类别政府分别作出不同的规定，如同是县级人民政府，由于上述诸因素不同，其副县长人数、组成部门数目和工作人员编制等均应有所不同，该类组织通则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在修改和制定了《国务院组织法》、国务院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和议事机构组织简则、《地方政府组织法》、地方各类别政府组织通则之后，我国的行政组织立法将形成一个以宪法为统帅、以《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两个基本法律为主干、以地方各类别政府组织通则（法律）和国务院各部委办局组织简则（行政法规）为辅翼的、完备的行政组织法律体系，它既是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成果的直接确认与总结，又是防止旧体制回归的有效法律控制。 二 所谓政府职能的法定化，就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管理领域以及实现该管理任务所应具有的行政职权。政府职能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着力点和落脚点，是行政组织法的核心。行政机关是否需要设立，其主要依据是职能；甲行政机关区别于乙行政机关，其主要依据也是职能。职能的内核是职权。我国的整个改革过程，就是政府职能不断转变、过分集中的权力逐步下放的过程。对此，邓小平曾作过大量的论述。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 完整的政府职能包括政府的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三个方面。而在我国现阶段，政府职能的法定化则主要是对政府的经济职能转变、社会职能加强以及权力下放等改革成果的一种法律确认。它涉及到对三个方面关系的行政法调整： （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政企职责分开，转变政府职能，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这段话说得十分明确，十分到位。至于哪些属于企业的权力，哪些属于政府的权力，其中大部分已经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步达成共识，少部分还需要根据改革的深入发展，从经济学、法学和行政学的角度多方加以研究。 行政组织法要调整和解决的，是对转变后的政府职能进行确认。这大体有五种情况：一是保留政府的一部分职能，如保留综合经济部门的宏观调控职能，同时某些保留的职能也有局部调整或内容更新，如宏观调控从行政手段为主转向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二是取消政府的一部分职能，如取消专业经济部门对企业直接进行管理的职能；三是转移政府的一部分职能，如将专业经济部门的职能转移到综合经济部门；四是加强政府的某些职能，如加强工商、税务、审计等政府部门行政执法和监管的职能；五是增加政府一些新的职能，如社会保障职能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新的职能。 要根据政府职能总体转变和总体配置的要求来决定政府机构的保留、新设、合并、分立、更名或撤销，并以行政组织法加以确认。如这次政府机构改革撤销15个部委，新设4个部委，更名3个部委，保留22个部、委、行、署。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列入国务院组成部门序列的共有29个部、委、行、署。要在政府的经济职能中强调为企业服务，而不是过多干预企业。在这方面一些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做得比较好。如英国的贸工部是负责英国贸易和工业发展的主要部门。该部职能中规定的总目标是“全心全意为在欧洲及世界各国的英国企业服务”。其具体职责是：“（1）通过对话和分析国内外竞争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了解企业的需求；（2）保证和促使政府及欧共体考虑企业的这些需求；（3）努力实现全球的自由贸易，使英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发挥优势；（4）创造竞争环境，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5）开发能源并监督能源的有效利用；（6）在减少政府加给企业的负担的同时，通过立法保证公平竞争和消费者的权益；（7）鼓励技术创新；（8）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9）针对不同地区的特殊困难和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10）合理考虑环境问题，确保政府的环保政策对企业的影响；（11）教育、引导贸工部的全体职员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行政组织法调整的主要内容，它的实质内容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权划分。我国宪法第三条第四款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原则。”宪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分别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权范围。但是，这些规定显然过于笼统和原则。 在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程度，直接决定着每个朝代的兴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既产生过中央与地方关系协调时期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也出现过中央与地方权力失衡时期的社会动/荡/、封建割/据。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1956年到1958年、1970年到1974年、1978年以后的三次大调整，目的都是为了将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到既能保证国家稳定、又能利于经济发展的最佳状态。 国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宪法加以调整。其中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力相对小一些，地方政府的权力相对大一些，但各国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宪法对联邦政府的权力采取列举式规定，剩余权力属于各州所有，联邦政府不得行使。而印度宪法则既规定了中央政府享有的97项权限，又规定了地方政府享有的66 项权限，同时还规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享有的47项权限。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力较大，地方政府的权力较小，法国即是典型代表，英国虽然实行地方自治，但地方政府实际上权力也很小。目前世界各国总体上是要求扩大地方政府权力的呼声较高，一些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我国在运用宪法、政府组织法规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时，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做法，将外交、国防、国家安全、货币、邮政、宏观经济调控等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统一的职能划归中央政府承担；将管理纯地方性事务的政府职能划归地方政府承担；介于两者之间的政府职能，则或者归中央政府承担，由中央政府直接在地方设置机构管理；或者归地方政府承担，由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规范和领导下管理。 （三）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 职能交叉，机构重叠，效率低下，是这次机构改革之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统一配置政府职能，理顺政府各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对职能相近的部门予以合并，成立综合管理部门；对职能交叉的部门进行重组，成立新的部门；对职能重叠或消失的部门予以撤销。要以各部门组织通则的形式对各部门的职能进行梳理、规范和确认，以调整好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杜绝“五/龙/治/水”之类现象的发生；同时，也要对各部门内设机构的职能予以规范。 三 早在1975年7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编制的法定化问题。他严肃地指出：“这一次编制要严格搞，要切实遵守编制。可以说编制就是法律。” 1980年3月，他又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指出：“制度化以后，编制就不会臃肿，该用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该用几个人就是几个人。总之，这一套制度要建立起来。” “这一套制度”就是编制法律制度。 所谓编制，狭义上指的是一个单位的人员定额和人员结构。行政编制是编制的核心部分，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要实现行政机关人员定额和人员结构的法定化，防止公务员人数和职数无限膨胀，就必须完善行政编制法律制度。《贞观政要》一书的法释者在评论唐代“贞观之治”时，认为“贞观之善政，以省官为首”。由此可见行政编制的重要。而唐贞观年间之所以能做到省官，皆应归功于《唐律》的严厉规定。《唐律。职制律》规定：“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谓非奏授者），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 行政编制到底是应由行政组织法统一调整，还是单独制定行政编制法专门予以调整，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均有争论。赞成由行政组织法统一调整者的主要论据是：（1）行政编制是行政组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可能离开行政组织而单独存在；因此，行政编制法律规范显然应当放在行政组织法中统一规定。（2）世界各国除了日本的《行政机关职员定员法》外，尚无制定独立的行政编制法的先例；而且即使日本的《行政机关职员定员法》，也仅是规定行政机关职员总数和各部门职员数，而没有关于编制核定的实体和程序的规定。赞成单独制定行政编制法专门调整编制者的主要论据也有两点：（1）现行《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关于编制的规定过于简单，而修改这两个组织法的动作又太大，难以迅速完成；（2）虽然外国没有单独的行政编制法，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制定。 争论可以不必停止，法制建设却丝毫不能停顿。1997年8月3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现在看来，该条例的颁布虽然满足了编制管理的亟需，但似也存在着几个明显的弱点：其一，该条例的大部分内容规定的是国务院的机构设置管理，而这本来应当由《国务院组织法》加以规定，有越俎代庖之嫌；其二，该条例未对编制的申报、审查、论证、批准等各项程序作出具体而严格的规定，不利于从程序上加强对编制的严格控制；其三，该条例的法律责任条款尚不够细密、有力，不利于条例的严格实施。 为了有利于对行政机关的组织、职能和编制进行统一规范，同时也提高编制法律规范的立法层次，建议在修改《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时，列专章规定行政编制管理问题。在该章中，要突出对行政编制的实体和程序双重控制，要加大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在行政组织法之外，可不再制定单独的行政编制法，但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以《国家公务员定员法》（法律）的形式规定中央政府公务员的最高限额，以《国家公务员定员令》（行政法规）的形式规定中央政府各部门公务员的定额；后者由中央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发布，人员总数不得突破中央政府总人员限额，但可根据行政职能的变化在各政府部门之间灵活配置与调剂。按照这样的立法设想，就可以形成以行政组织法规定行政编制实体与程序控制法律规范，以公务员定员法和定员令规定行政编制人数的总量守恒与“动态”调节相结合的、完备的行政编制法律规范体系。 四 实现行政机关工作程序的法定化，这是党的十五大和这次行政管理体制与机构改革提出的又一项迫切任务。行政机关的工作程序，既包括外部的行政执法程序，也包括内部的行政管理程序；前者直接影响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后者直接影响行政机关的内部管理。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行政程序。我国现行调整行政程序的法律规范，主要散见于大量的单行法律、法规中，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审计条例》，等等。这些程序性的规定既很不系统和完整，也缺乏一个明确而统一的立法宗旨加以统率，有些程序之间甚至相互冲突；因此，亟需制定一部行政程序法典统一规范内外行政程序。 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为提高行政程序的地位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它在第五十四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判决撤销。该规定向我国一直重实体、轻程序，重司法程序、轻行政程序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传统提出了挑战。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则第一次对行政处罚程序作出了较为系统、完整的规定，特别是关于听证程序的规定，更是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重大突破，对于切实维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正是由于有以上行政程序立法的法律基础和理论基础，更由于我国法制建设实践的迫切需要；因此，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者和全国人大法工委一起开始讨论制定《行政程序法》问题，并即将进入试拟稿的起草阶段。毫无疑问，《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和实施，将全面解决我国行政机关工作程序法定化的问题。 要制定行政程序法，首先必须解决行政程序的功能问题。对此，国外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的主要功能是提高行政效率。这一观点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1889年西班牙制定世界上第一部行政程序法为标志，以生产的高度社会化要求政府予以迅速、有效的干预为背景。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法的主要功能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一观点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1946年美国行政程序法的颁布为标志，以公众强烈反对行政权专横、武断、不受制约为背景。在美国，正当法律程序是其法治的基石之一，行政程序法是其行政法的核心。很多美国行政法学者甚至认为，美国行政法的主要内容甚至全部内容就是行政程序法。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行政程序兼有保护公民权利和提高行政效率的双重功能，二者可有所侧重，但不可偏废。这种观点体现在六、七十年代以后一些国家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之中。由于第三种观点兼顾了民主与效率的统一，因而为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 行政程序对民主和效率的双重保护功能主要体现在它对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平衡与调和作用上。一方面，在行政行为的实施过程中，行政机关处于主导地位，公民在强大的行政机关面前显得较为弱小；因此，为了在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设置一个缓冲地带，在行政行为的实施过程中掺入一定的民主因素和建立某种事前制约机制，行政程序保障公民权利的功能就显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行政行为的实施过程又是一个迅速执法的过程，违法行为应当尽快予以追究，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应当始终处于确定和稳定的状态；因此，行政程序又必须具有促进行政效率的功能。正如美国一名行政法学家所言：“行政程序最基本的任务是如何设计一项制度既使行政机关官僚武断和伸手过长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又能保证其能够灵活有效地进行管理。” 当然，行政程序作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其每一项环节、步骤和方法固然可以在保障民主或保障效率方面有所侧重，但却不可能脱离行政程序的整体功能而绝对地保障一方面，舍弃另一方面。如行政处罚程序中的时效规定固然对提高行政效率有重要作用，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行政机关超过法定期限实施的处罚无效，则又保护了相对一方的权益。再如听证程序固然是保障民主的重要手段，但它又保证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改善了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关系，调动了执法者与守法者双方依法办事的主动性与自觉性，推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从而在深层次上促进了行政效率的提高。正如美国的韦德法官所言：“对行政机关而言，遵守程序会耗费一定的时间和金钱，但如果这能够减少行政机关运转中的摩擦也是值得的。因为程序促进了公正，减少了公众的怨言，其作用是促进而非阻碍了效率。” 可以认为，设立完备的行政程序并保证其得到严格执行是解决民主与效率这一现代二律背反难题的一项重要措施。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警惕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始终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然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上仍存在诱发腐败的多方面因素，而且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变化和调整，同时伴随着思想观念的变化，这些因素都使得当前的社会仍是腐败现象易发的社会，对于腐败的控制和高度关注，仍然是很长时间内的重要工作。通过对我党反腐经验的总结，可以发现制度建设在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中具有关键作用。 一、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著名政治家卡尔·波普曾经说过，与人相比，社会制度更为重要，在治理腐败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优秀的统治者，但是更多的，是需要一种有效的制度，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我们可能找不到足够优秀的治理腐败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建立起抵抗腐败的社会制度。这说明，在反腐败斗争中，加强制度建设，从制度层面预防和根除腐败问题才是反腐败斗争的根本途径。实践也表明，制度建设是遏制腐败现象的根本，强有力的制度才能保证社会的优良风气。在完善的规章制度勉强，反腐败工作能够得以顺利开展，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才能得到切实保障。事实上，我党从建党之初，就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制度的建立，也重视党内反腐工作的开展。1922年4月，我党建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内最早的几率检查机关，更是党内反腐工作的重要机关。到了1926年，《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一文，更是成为党内反腐工作的重要文件。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制度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的制度建设在逐步的完善，所涉领域也在逐渐的拓宽，因此，党内的反腐工作的成效逐渐显现，这是党风连增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成绩。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当前我们的反腐倡廉工作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反腐倡廉工作中仍然有问题需要解决。二、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近年来，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是党内廉政建设的重要指导，在此方针的指引下，党内的反腐工作力度在不断增强，同时，体制机制制度的完善，更是为腐败的发生降低了可能，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发展，越来越顺利。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在一定的成绩之上，我们并没有完全实现绝对的法治化，没有完全摆脱党内腐败的现象。新的社会环境，新的社会形式，反腐倡廉工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其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一）内容不够科学：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还存在制度空白内容不够科学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首先表现在一些早就出现、长期存在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权力过分集中”问题，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有效监督，致使腐败难以根除、廉洁难以倡导。30多年过去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制度仍没有出台，导致目前“一把手”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其次，制度建设跟不上改革的步伐。通常情况下，腐败现象和不良之风可能集中出现在新制度或新的改革措施施行之后，比如“官倒”现象的出现，就是因为价格双轨制的推行。此外，土地改革制度推定之后，审批部门的很多问题也就都显现出来了，包括金融、房地产、期货等犯罪想象，多是社会制度改革下发生的。所以说，社会的变化，腐败形式也跟着变化，正是由于在这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还存在制度空白或缺陷，使得改革的关键领域已然成为腐败的多发领域。（二）体系不够完善：制度结构不够合理，程序不够严密体系不够完善是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目的是最低限度的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而不是为了多抓几个腐败分子。所以在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中，预防腐败的产生，使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权力得到有效监督才是关键。然而在我国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中却存在着重惩治、轻预防的问题。近年来，在反腐工作高压之下，腐败现象仍层出不穷，这除了同当前经济高速发展、体制快速转型的社会大背景密切相关，主要还是因为我国的党内监督无力。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这是无数事实都证明了的结论，反腐倡廉制度结构的不合理造成很多干部游离于监督之外，也为贪腐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此外，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程序设计也不够严密。由于过去在制度建设上长期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致使我国的反腐法规制度当中，有些原则过于宽泛，缺少具体实施措施，存在重目的、轻过程的现象。一些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制度规定成效之所以不明显，除了是因为有的在实质内容上确实存在可行性不强的问题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可操作性。程序不够严密的结果必然导致某些制度规定的变形走样，甚至形同虚设。（三）执行不够有力：不少制度存在执行软、落实难的问题不少制度执行软、落实难成为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执行不够有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能得到及时发现和处理腐败犯罪。当前我国查处腐败的情形如“隔墙砸砖头”，不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向所有的腐败分子展开攻击，而是采取隔墙抛砖的办法，砸着哪个腐败分子就是哪个腐败分子倒霉。而且隔墙抛砖也不是完全随机的，只有那些迹象非常明显的才会被砸，并且有后台有背景的被砖头砸着的可能性会很小。第二，对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惩处不严。近几年来，我国查处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但仍然在一些地方，查处标准被不断地放宽。这种对腐败犯罪的从宽处理实际上是对腐败的纵容、支持和鼓励，必然使腐败分子更加有恃无恐。在我国一些地区，部分反贪、监察部门行同虚设，工作消极，明知某人消费情况与收入水平明显不符，但就是不去主动调查，非等有人举报或上级安排才去立案查处。有的腐败分子由于背景雄厚或花钱打通关节，就是受到调查，也得不到严惩，反而不了了之。这不仅会削弱制度的权威性，导致制度推动不力，而且还可能助长腐败，最终使整个制度形同虚设。事实表明，制度缺失、制度存在漏洞，是社会转型期腐败易发多发的重要原因。如果反腐倡廉制度本身存在着问题，那么势必影响到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而放任制度中的问题，不能采取优秀的手段完善制度，反腐工作的大局就可能受到影响。所以说，反腐倡廉工作，仍然需要制度的完善，需要制度的创新，只有建立起一个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才能更有保证。三、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主要措施反腐倡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即可完成的，所以说，要做好足够的规划工作，要从全局出发，整体布局和推进。在制度的推行过程中，要兼顾眼前利益和长久利益，既要保证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同时也要保证国家长久稳定发展。面对反腐工作的艰险，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要以社会新环境为背景，在改革的同时，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措施。（一）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要内容科学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内容科学是制度建设的根本要求，对于制度的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科学包括：第一，以民为本，制度建设应注重进一步提高执政为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使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到权力来自于人民，行使权力必须要为人民服务，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第二，与时俱进，要把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同重大改革措施结合起来，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效应。第三，重点突出，要紧紧围绕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点部门及关键环节推进制度创新，从制度上堵塞滋生腐败的漏洞。（二）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要体系完善在制度内容科学性的前提下，还要注重制度的严谨性和可操作性，要对现有的制度进行一次梳理，有明显缺陷的要及时完善，过于宽泛的要尽可能细化，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程序的严密性。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制度、预防制度、监督制度和惩治制度建设。推进教育工作制度化，建立定期学习和集中教育制度，把反腐倡廉教育作为公务员培训的重要内容。推动预防制度创新，把事后监督变为事前和事中监督，使问题在未产生不良后果之前及时解决。要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加强对重点部门和关键环节的监督，把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制约作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关键来抓。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力度，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三）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要执行有力明代张居正曾讲到，“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的确，制定法律规章政策并不难，难的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反腐倡廉的实践也表明，建章立制仅仅是制度建设的一半，更为重要的是保证制度得到严格执行落实。再好的制度如果得不到贯彻落实就等于一纸空文，形同虚设。因此，必须坚持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恶意规避、随意变通等严重破坏制度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只要触犯了制度，都必须依纪依法处理，决不姑息迁就，越是领导干部违反制度，越是要依纪依法从严处理。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本身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就更加决定了制度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因此我们必须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坚定不移的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坚持与时俱进，紧贴党政工作，着力提高制度内容的科学性、体系的完善性、执行的有效性，努力使制度建设适应时势的新变化和实践的新要求，以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新突破、新成效，不断取得反腐倡廉建设的新进展，切实实现根除腐败的目标。
根据相关资料查询显示，严重。1、检查建议书中的相对人无正当理由必须履行监察建议要求履行的义务，否则，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监察建议书，针对日常监督和调查中发现的执行法律法规政策有偏差、日常管理不严格不到位、不担当不作为、不认真履行职责等问题。3、监察建议是向相关单位和人员就其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提出的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建议。
法律分析：同是建议，但两者有明显区别：
一是依据和实施主体不同。提出纪律检查建议的依据是党章党规党纪。而提出监察建议的依据则是法律，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二是适用的对象和情形不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纪律检查建议的适用对象是“有关党组织”，适用情形主要有七种。根据监察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监察建议的对象是“监察对象所在单位”。
法律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 第十四条 初步核实后，由参与核实的人员写出初步核实情况报告，纪检机关区别不同情况作出处理：
(一)反映问题失实的，应向被反映人所在单位党组织说明情况，必要时还应向被反映人说明情况或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澄清；
(二)有违纪事实，但情节轻微，不需追究党纪责任的，应建议有关党组织作出恰当处理；
(三)确有违纪事实，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应予立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第十一条 监察委员会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
（一）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
（三）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向监察对象所在单位提出监察建议。
第四十五条 监察机关根据监督、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如下处置：
（一）对有职务违法行为但情节较轻的公职人员，按照管理权限，直接或者委托有关机关、人员，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或者予以诫勉；
（二）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政务处分决定；
（三）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按照管理权限对其直接作出问责决定，或者向有权作出问责决定的机关提出问责建议；
（四）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监察机关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
（五）对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廉政建设和履行职责存在的问题等提出监察建议。
监察机关经调查，对没有证据证明被调查人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撤销案件，并通知被调查人所在单位。
意思是10分要重新给你写篇论文?我这有篇,你看看吧,凑合着用吧对会计监督的再思考关键字：会计监督 再思考 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是会计的基本职能，两者相辅相成。会计核算是会计监督的基础，而会计监督又是会计核算的质量保障，只有核算就没有监督，就难以保证核算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本文拟在分析目前我国会计监督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会计监督的建议。 会计监督，是指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凭借经授权的特殊地位和职权，依照特定主体制定各种合法制度，对特定主体经济活动过程及其引起的资金运行进行综合地、全面地、连续地、及时地监察和督促，以确保各项经济活动的合规性、合理性，保障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从而达到提高特定主体工作效益的目的。 一 会计监督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使得经济活动日趋复杂，从而对会计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然而目前的会计监督现状却令人堪忧，大量会计信息失真、国有资产流失、单位内部职务犯罪的案例等充分表明当前会计监督弱化的不利现状和加强会计监督紧迫性。会计监督的地位越来越微妙化，因为会计监督和审计监督不同，审计监督是对会计监督的再监督，是建立在会计监督之上的。会计监督的地位决定了其必须从本企业经济利益出发，对每项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事前、事中的控制、分析和审查。而审计监督往往是在企业外部，利用抽样等方法，来检查企业的会计信息资料是否客观公允，并出具意见书。会计监督和行政管理监督也不同，同样道理，会计监督也不等同于财政监督、税务监督等，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要么把会计监督放大化，替代了上述的种种监督，有越俎代庖之嫌；要么完全放弃了监督，有名无实。 二 企业会计监督的现状企业不规范经济行为大量出现，经济违法犯罪方式多样；会计信息失真，侵害广大投资者、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会计控制方面，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不健全和执行不得力是导致会计监督弱化的重要原因。在会计人员自身素质方面，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修养和专业胜任能力的整体水平不高是会计监督弱化的内在原因；在外部监督方面，国家监督的乏力与社会监督的不到位是导致会计监督弱化的直接原因；对企业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监督不到位，也是导致会计监督弱化的一项重要因素。（一）我国会计监督法律约束机制不全，使得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不能有效地行使其监督职能，导致企业会计监督不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的经营机制、经营方式等在不断更新。在整个经济工作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的新情况、新问题，而与之配套的机制还未能建立和健全，针对所出现的经济活动，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和办法。比如，新的《会计法》业已颁布，但相关配套法规没有跟上。在我国证券市场发生的诸多事件，严重损害了公众股东的利益。但却没有法律条款对当事责任人进行制裁，使会计监督形成虚设。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如果有针对性的会计制度和核算体系还不健全，也就难以适应复杂多样的经济活动。（二）企业会计监督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已难以协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矛盾。改革使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要求按自己的意志支配其资产，决定其财务收支范围和标准；而企业会计监督只承认按国家财政利益制定的财务制度标准。当企业财务自主权要求下的行为与国家的规定差异较大时，原有监督体系在协调双方利益矛盾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三）企业会计监督已不能有效保护所有者权益不受侵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情况下，会计监督作为企业财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主要听从经营者的指令，当经营者的指令与所有者的权益发生背离时，会计人员通常以经营者的指令为主，因而常常损害所有者的权益。（四） 内部控制制度失调。主要体现在有的单位是根本就缺乏内部监督和控制制度，以致会计制度混乱，循私舞弊现象经常发生。（五） 会计人员综合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观念有待加强。企业虚假的会计信息也是出自于会计人员之手，因此，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及职业道德观念在会计监督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应有赖以运行的游戏规则，但仅仅有法律制度约束是不够的，当巨大的经济利益与严肃的道德规则发生碰撞时，只有进行诚信教育，才有助于使天平倾向于道德规范。前些年我国会计人员奇缺，而现阶段业解决了量方面的问题，但会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知识结构、学历结构和业务水平偏低，多数没有经过专业培训，而目有的还是无证上岗。再者，会计人员的监督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缺乏职业风险意识、职业判断能力弱、自我管制能力差、惟名是从，在权大于法的思想支配下有意造假，使得会计信息失真在所难免。三 健全会计监督体系的建议（一）健全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会计人员不能归属于多元利益主体，即投资者、经营者、债权人以及劳动者任何一方，也不能处于多元利益的边缘，只能以第三者的独立身份出现。他们只能受会计法律法规的约束，真正摆脱会计人员与单位之间的依附关系。从而使会计人员可以排除干扰，依法办事，正确履行会计职能，更好的发挥会计的监督职能。（二）必须给单位内部会计监督以准确的定位。由于会计人员不具备独立地位，从而使其监督软弱无力。从单位内部会计监督的机能和实际效用看，准确的定位应当是内部控制。以企业单位而言，会计监督应当是由会计人员行使的、对投资人负责的、以保证本单位经营管理活动符合既定政策和目标的内部控制。从这一定位出发，单位内部会计监督的基本形式和要求应当是：一般单位由会计人员行使的会计监督主要对投资人负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经营者有制衡作用。对国有单位，政府部门可以投资者身份赋予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即由政府部门直接委派国有单位的会计负责人，以使会计人员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更好的起到控制作用。政府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者，对各经济单位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主要由各单位负责人来承担。会计人员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三）政府监督要明确职责、合理分工。从现实情况看，对基层单位监督检查重复较多。财政、税务、审计部门要合理分工，建立责任感制，各负其责。税务监督应当是政府部门对各单位会计工作监督的主要手段。税务监督的对象是纳税人依法纳税情况，财务会计资料是其监督的基本内容之一。因此，如果税务监督的职能到位，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财务工作中的违法违纪问题。财政监督应当以会计信息质量为主要对象。各单位会计信息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秩序。财政部门做为管理会计工作的职能部门，应当担当起管理和监督的职责。审计监督主要承担国家投资项目的监督。在具体操作上，审计监督应当与财政部门有明确的分工，避免重复；财政、税务、审计监督应当加大处罚力度，树立监督权威。（四）加强管理，督促注册会计师的社会监督职责到位。近几年，财政部门在理顺注册会计师管理体制、培训会计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我认为对我国注册会计师执业的监管，关键是靠规则和约束力。注册会计师再多，水平再高，执业中不守规则，只会起负作用。因此，要发挥注册会计师在社会监督中的作用，必须从注册会计师的执业监管抓起，刹住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的歪风。在操作上，可以由财政部门会同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对上市公司的会计报表和审计报告逐一进行审查，一经发现注册会计师出具虚假报告的，即予以重罚，以树立注册会计师执业的信誉。（五）改善会计监督的外部环境。从健全会计监督体系的要求来说，需要改进的外部环境主要有：1、应当完善地区、部门和国有单位的干部考核制度。2、加强发票管理。3、加强法制教育，树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律意识。（六）加强对会计人员的法律保护，对敢于坚持原则，坚持制度秉公办事的财会人员应给予工作上的支持和法制上的保护。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指出：“要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各项制度为重点，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加强整体规划，抓紧重点突破，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这一重要论断，科学总结了我们党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经验，深刻揭示了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基本规律，是我们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遵循。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些新要求，把握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规律，着力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增强约束力，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的科学性。首先，着力抓好教育制度建设，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约束力。坚持和完善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主要负责同志定期讲廉政党课等制度，建立健全党性定期分析、反腐倡廉专题民主生活会制度，完善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岗位廉政教育制度，建立基层党员轮训、流动党员教育制度，建立健全联席会议、新闻发布、对外宣传等制度，研究制定贯穿干部培养、选拔、管理、使用全过程的反腐倡廉教育实施办法，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教育制度化水平。其次，着力抓好监督制度建设，增强反腐倡廉监督的约束力。按照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要求，积极探索加强监督的有效途径，认真落实加强对党政正职监督的办法，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加强对重点人员、重点岗位、重要职能、重要事项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督。改革和完善党内监督体制，加强党的代表大会、委员全体会议、党代表大会代表的监督作用，健全和规范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制度；加强上级监督和领导班子内部监督，严格执行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加强巡视监督；拓宽监督渠道，构建“大监督”格局，健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形成监督合力，增强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第三，着力抓好预防制度建设，增强预防腐败工作的约束力。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抓好预防腐败制度建设。坚持把预防腐败的要求落实到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各个环节，形成一套有效的预防腐败制度。第四，着力抓好惩治制度建设，增强惩治腐败工作的约束力。建立健全腐败案件及时揭露、发现、查处机制；建立腐败现象易发多发领域调查分析和专项治理制度；健全查处案件协调机制，建立重大案件督导督办机制；建立健全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的纪律要求以及责任追究制度；完善举报人和证人保护制度，探索建立举报人奖励制度；建立健全查办重大案件情况通报和剖析分析制度，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与此同时，切实抓好纪检监察制度建设，进一步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增强执行力，维护反腐倡廉制度的严肃性。一是坚持把制度执行摆在突出位置，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制度执行摆在突出位置，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抓手，建立健全保障制度执行的工作机制，完善保障制度执行的程序性规定和违反制度的惩戒性规定，保证反腐倡廉各项制度得到切实执行。二是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推动制度贯彻执行。建立健全制度执行的监督机制，每项制度都要明确监督执行的责任部门，建立健全制度执行问责机制。把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范围，对执行制度不力的坚决追究责任。三是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制度规定，发挥模范执行制度的表率作用。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在执行制度上既率先垂范、又敢抓敢管，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带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和执行制度。四是切实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坚持有纪必依、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坚决同一切违反制度的现象作斗争。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随意变通、恶意规避等严重破坏制度的行为，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迁就，以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增强创造力，强化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系统性。积极顺应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提出的新要求新期待，及时研究反腐倡廉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总结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成果新经验，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目标新任务，不断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创新。在制度创新中，注意抓好法规制度的系统配套，既重视基本法规制度建设，又重视具体实施细则完善；既重视实体性制度建设，又重视程序性制度配套；既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又注意与国家法律法规协调配合；既重视中央立法，又重视地方立规，做到统筹兼顾、系统推进。当前，尤其应针对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特点，按照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相适应、重大举措相配套的要求，配合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紧紧围绕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来改革创新，在群众最不满、最关切、最盼望的地方加以推进。同时，切实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理论研究，把握反腐倡廉建设规律，实现反腐倡廉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有机统一，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积极借鉴国外防治腐败的有益经验，不断推进制度系统创新，从而保证反腐倡廉制度行得通、管得住、用得好。 建立完善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法规制度实现对权力行使过程的有效监督近几年，政策理论研究部门和党政机关在理论方面对“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的有效监督”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科学措施并付诸反腐败工作实践。然而，就现实情况来看，社会各方面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政治生活中权力腐败依然不容忽视，违法用权发现难、调查难、处理难的“三难”现象困扰着监督机关反腐败工作的顺利开展。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权力行使过程的暗箱操作是造成“三难”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建立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法规制度是实现对权力行使过程进行有效监督的基本前提。唯有如此，才能从源头上消除腐败，从而真正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本质要求，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战略任务，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一、从反腐败角度看建立公开透明行使权力制度的必要性腐败必须借助公共权力而生存，它是权力失去监督和制约后产生的一个怪胎。腐败行为的产生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即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腐败机会的形成则必须具备两个因素：一是权力垄断，二是暗箱操作。从已调查处理的一些腐败案例来看，对于存有腐败动机的掌权者来说，权力行使过程的暗箱操作可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良后果：可以不受法律法规和制度、纪律的约束，自由地运用权力；由于知情权限制在腐败主体范围之内，监督者无法获取监督所需要的有效信息，腐败行为不容易被发现；由于权力运行的暗箱操作，腐败行为一旦暴露，腐败主体容易形成“攻守同盟”或制造伪证、假证、销毁罪证，给查处工作带来困难，很多腐败行为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客观上减轻了对腐败主体应有的惩处力度；可增加腐败者的侥幸心理，而且这种侥幸心理相互影响，使腐败的领域越来越宽、人数越来越多、胆子越来越大；权力运行透明度不够，腐败主体可最大限度地增大权力的自由裁量权，影响甚至堵塞社会公务活动的合法途径，迫使或诱使他人行贿掌权者，导致腐败行为的不断产生。由此可见，尽管权力运行的暗箱操作不一定就是腐败行为，但暗箱操作是产生腐败行为的必要因素之一。没有暗箱操作，腐败行为很难形成；即使形成，其危险系数也会很高。所以说，暗箱操作给存有腐败动机的掌权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腐败条件。相对而言，监督主体要想有效行使监督权力，就必须对监督对象有知情权。实现知情权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被监督者公开被监督的事情，二是监督者了解被监督事项的内情。这就要求被监督者的权力运行过程必须公开。如果缺乏权力运行过程的公开透明，即使法律赋予监督主体监督的权力，即使设立多元监督主体，即使监督主体主观上有强烈的监督欲望，最终也会因暗箱操作给监督带来一系列困难，大幅度降低监督的力度和效果。因此，要想从源头上消除腐败，就必须改变目前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领域存在的权力行使过程暗箱操作的现状，变暗箱操作为“阳光工程”，建立完善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法规制度，把公共权力的行使纳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地减少掌权者的腐败机会。二、建立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法规制度的策略一是提高思想意识，夯实“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思想基础。特权思想是数千年来沉积在国人灵魂深处的封建思想的“硬垢”，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一定坚持用科学、民主的思想加强政治体制改革，从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消除特权思想的错误观念。对此，必须在社会上普遍进行正确的权力观、监督观教育。《宪法》庄严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任何公共权力的行使，无一例外地都应受到人民的监督。应该通过各种媒体宣传“人民主权”这一思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主动监督意识和各级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唯有如此，才会冲破和克服一些不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念的束缚，才会对权力的监督形成一个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氛围。领导干部公开行使权力，正是正确的权力观和监督观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二是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体系，是实现“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重要保证。首先，应该把“公开透明行使权力”这一用权要求法制化，将其纳入具有最高权威的法律体系。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要尽快出台《监督法》。在《监督法》中着重明确“权力行使过程必须公开透明”这一要求，并将其上升为一项普遍原则来执行，任何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行使任何（国家规定保密事项除外，下文同此）公共权力时都必须遵守，不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同时还要加强监督，给监督主体的监督权做出具体规定。通过法律手段，一方面促使掌权者自觉规范用权行为，另一方面为公众和监督机构对用权行为的监督提供合法依据。在法制建设的基础上，要根据法律规定的要求，紧密结合不同部门、行业的权力运行特点，为不同的部门、行业分别制定关于“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专项制度。制度的制定要坚持以下准则，以把握权力行使的正确方向。①全面性。指所有公共权力和所有用权行为都应该公开透明，同时国家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会议内容等都应该向社会和公众开放，并且提供了解这些信息的便利条件。②全程性。指“公开透明”必须贯穿于公共权力行使的全过程。对权力公开的内容、范围、透明的程度等方面做出明确要求，规范公共权力运作的程序，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严格按程序运行，使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都公开透明。③时限性。指对权力的行使结果或某些运行环节，要按制度要求的时限按时公开，不能有意拖延或隐瞒。④民主性。即充分体现“人民主权”这一思想，依法保证广大人民群众、普通党员干部职工对权力运行过程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⑤重点性。即要抓住权力行使过程中容易产生腐败的关键点、监督盲点、难点等环节，有针对性地采取科学措施，使隐蔽的权力公开化、透明化，便于监督主体监督。⑥层级性。即对不同层级的权力机构和掌权者的用权行为提出不同要求，破除权力的神秘感、封闭性，使每个层级在行使权力时都达到公开透明。尤其要抓住高层级权力机构的用权特点，用制度特有的约束力，保证高层级权力行使过程的公开透明。⑦无效性。即明确规定暗箱操作的用权行为是无效的，不合法的，任何公民都有权对暗箱操作用权行为进行监督。三是采取与内容相一致的公开形式，开辟“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途径。大体有7种公开形式：①面向社会发布党务、政务、司法公报。乡镇级以上党、政机关对一些重大的、社会关注的党政、司法等公务活动要公开，让社会对各级各部门公务活动及其合法性有所了解。公报除上下传递外，还要扩大社会各界人士的知情面。②党政会议公开。除国家规定的保密会议外，党政会议要面向社会开放，让大众及时了解会议内容。③借助新闻媒体公开。保障新闻自由和批评自由，新闻媒体可真实报道各级各部门的用权情况，对违法用权者直接曝光。对于地方、部门和个人封锁新闻采访和打击报复批评性报道行为的，要依法追究其责任。另外，对有关党政方面的重大问题，还应该在新闻媒体上展开探讨，百家争鸣、各抒已见，择优而从之，这样可以避免政策性重大失误的产生。④实行“电子沟通”。利用现代电子手段架起政府与公众相互沟通的桥梁，如电子会议、电子民意调查、电子政务公开等。通过电子手段，提高官方和公民之间沟通的效率和效果。⑤多向沟通。权力运行的决策、执行等环节要与同级商讨、向上级请示报告、向监督机关汇报、向下级通报，使权力的运行不但公开透明，还要正确合理。⑥设立咨询机构。各级党委、政府要设立公务咨询机构，专门答复公众的咨询，依法保障公众对权力行使的质疑权和知情权。⑦设立公开栏。主要应用于村务、厂务、校务等单位的公开，机关单位也可利用这种形式。利用公开栏进行公开，一要抓重点，二要注重增大内容容量。四是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保证“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制度”的落实。落实“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专项制度，就要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使机制内部各个环节环环相扣，相互驱动，促进工作有效地开展。一是建立领导责任机制。各地各部门都要建立领导小组，主抓制度的落实。同时，明确领导责任，各地各部门“一把手”为本单位的主要责任人，如果所辖单位不能落实“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制度，则“一把手”负主要责任。二是实行制度落实目标责任制。各地各部门要把日常工作内容同制度的落实紧密结合起来，制定出明确的制度落实目标。要把目标要求，按类分解后落实到具体责任主体头上，使定性的内容度量化、抽象的内容具体化、笼统的内容精细化，保证目标责任制落到实处。对于达不到目标要求的，要追究责任主体的直接责任。三是实行向上级和同级纪检监察机关汇报情况制度。各地各部门的主要领导，要定期向上级和同级纪检监察机关汇报公务活动情况，对于重大事项则随时汇报，重点环节则重点汇报。经过上级和同级纪检监察机关查验，然后把汇报材料编印成《党务、政务公报》，向社会公开。四是健全监督机制。建立纵横交错的监督网络，尤其要充分体现上级、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和民众的监督。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各地各部门用权行为的明查暗访，掌握真实情况；同时要认真对待群众的举报，倾听群众的呼声，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让群众监督各级各部门的用权行为。五是建立评估考核机制。实行日常监督检查和年终考评相结合，通过察看档案资料、自查报告、征求上级意见、群众评议等手段，对各单位目标落实情况进行综合评估考核。在考核中，注意用事实说话，细化到具体事项，被考评单位一年做了哪些事，每件事的公开透明度怎样。通过对具体事项的分析，最后得出评估结果。评估考核机关要不怕麻烦，在真实、深入上下功夫，真正发挥评估考核结果的作用，促进权力机构和用权行为的“公开透明”，达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目的。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及监官的主要职责。沿革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甚早。战国时，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秦代开始形成制度，之后便成为历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备。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创建了监察制度。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贰丞相,御史府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在地方上,皇帝派御史常驻郡县,称“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内各项工作。汉承秦制，但较秦制更严密。在西汉，中央仍设御史大夫作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兼掌皇帝机要秘书和中央监察之职。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废监御史，由丞相随时委派“丞相史”，分刺诸州。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为专职监察官,以“六条问事”,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丞相府设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朝官如谏大夫加官给事中，皆有监察劾举之权。郡一级有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帝时，会侍御史二人掌法律文书，也有评断决狱是非之权。因特别使命而设的符玺御史、治书御史、监军御史、绣衣御史（亦称绣衣直指）等，分别行使御史的职权。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御史府改作御史台，由御史中丞主管监察事务。东汉时，御史台称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长官，但职权有所扩大。御史台名义上转属少府，实为最高的专门监察机关。它与地位显要的尚书台、掌管宫廷传达的谒者台，同称“三台”。东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察疑狱。把全国分成13个监察区,包括1个司隶(中央直辖区)和12个州。司隶设司隶校尉1人,地位极为显赫，朝会时，与尚书台、御史中丞一样平起平坐，号曰“三独坐”。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师近郡犯法者。每州置1刺史，用以监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由于事权混杂，后来刺史逐渐变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失去监察作用，故改称州牧，州也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地方监察制度便基本瓦解。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各朝的监察机构名目不一，但体制与汉代相同，亦有部分变化。魏晋时，御史台不再隶属少府，而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南梁、后魏、北齐的御史台（亦称南台）和后周的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主官，北魏称御史中尉。由于监察长官权势日大，出现了防范监察官员犯法渎职的规定。群臣犯罪，若御史中丞失纠，也要罢官。魏晋以后，为防止监察机构徇私舞弊，以发挥其监察效能，明确规定大士族不得为御史中丞。晋以后，御史中丞下设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督运御史等，分掌内外监察之权。此时，地方上不再设置固定的监察机构，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员。此外，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隋唐时期隋代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改长官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下设治书御史2人为副；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共12人，专执掌外出巡察。唐代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唐初,中央设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为台长，设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为辅佐。御史台称宪台，大夫称大司宪。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下设三院：①台院，侍御史属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②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③察院，监察御史属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同前）。唐初全国分为10个监察区，称10道（后增为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1人（先后称为按察史、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等），专门巡回按察所属州县。唐代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和御史的权力。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权，有权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案件。谏官系统在唐朝也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代，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其中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门下省置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其中右补阙、右拾遗隶中书省）、给事中等职，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宋代监察机构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加强。中央沿袭唐制，御史台仍设三院。地方如设通判，与知州平列，号称监州，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此外，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也负有监察州县的责任。为保证监察御史具有较多的从政经验，宋代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按规定，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称“月课”；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名为“辱台钱”。从此开御史滥用职权之例。御史可以直接弹劾宰相，亦有劝谏之责。御史台还有权分派御史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元代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大夫秩高从一品，“非国姓（蒙古贵族）不以授”（《元史·太平传》）。还在江南和陕西特设行御史台，其组织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关。这是元代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全国分为22道监察区，各设肃政廉访使（即监察御史）常驻地方，监察各道所属地方官吏。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下设13道监察御史，共110人，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监察御史虽为都御史下属，但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官员,其权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有“便宜从事”之权。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战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礼、户、吏、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都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官虽然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活动范围极广。因此,对科道官的选用十分严格。同时还规定，对监官犯罪的处分比一般官吏要重，“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明史·职官志》）。清代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在中央，仍设都察院。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即下诏：“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倘知情蒙弊,以误国论”（《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各级官吏均置于都察院监督之下。清代都察院以都御史为主事官，他与六部尚书、通政使、大理寺卿等重要官员共同参与朝廷大议。都察院下设15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22道)，专司纠察之事。雍正年间，专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共同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唐代的台、谏并列，明代的科、道分设，清代的科、道则在组织上完全统一。监察权的集中，是清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点。清代，一方面允许监察官风闻言事，直言不讳；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监察官权力过大，规定御史对百官弹劾要经皇帝裁决。到宣统年间，新内阁成立，都察院被撤销。作用与特点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监察制度，对加强政府对官吏的监督,清□除害,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成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皇权、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监察制度是皇权的附属品，它能否发挥正常作用，与皇帝的明昏有密切关系。同时，由于封建政权和封建官吏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监官本身因贪赃枉法而获罪者也不乏其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①组织独立，自成系统。自两汉后，监察机构基本上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机构和职官，自成体系。地方监察官直接由中央监察机构统领,由中央任免;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官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②历代对官吏的监察渗透于考核、奖惩制度之中，并实行重奖重罚。③以轻制重，对监官采用秩卑、权重、厚赏、重罚的政策，给级别低的监官以监察级别高的官吏的权力。④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膨胀，监察机构的权力也随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扩大或滥用，从而使监察制度畸形发展，如元代的监察制度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元世祖时明确规定：“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以论诛之，且没其家”（《元史》卷十,《世祖纪》）,但蒙古人不在此限。明代除了公开的监察机构六科和都察院外，厂卫等秘密的特务机构也成为监察网的组成部分。
[摘 要]党的十九大对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在新形势下，纪检监察工作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国有企业纪检工作通过对企业各层级的监督监管，促进企业规范管理和自我完善，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文章探讨了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关键词]新形势；国有企业；纪检监察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8）05-0074-02引言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很多国有企业经过改制，引入了很多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都开始在新的历史时期走在了不断深化改革与科学平稳发展的道路上。在当前企业经营管理新形势下，做好国有企业执纪办案工作，加强执纪办案力量建设，全面构建反腐败信息平台，建立案件监督管理机制，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办案的治本作用，对促进企业经济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一、做好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作用1、有效的完善相应的检查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的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和业务范围都在进一步的扩大，而与此同时，我国的国有企业内部也出现了很多腐败问题，这些问题与纪检监
因此如何与时俱进地做好基层城管执法中队的纪检 监察工作,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认真分析 科学判断准确把握反腐倡廉建设新形势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正确认识当前反腐倡廉建设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把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前进方向，更好的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反腐倡廉建设的现状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呈现出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的总体态势，反腐倡廉建设任务依然艰巨、形势依然严峻。（一）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成效明显，但问题依然突出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构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摆在突出位置，坚持一手抓惩治、一手抓预防，反腐倡廉建设总体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各级领导干部对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二是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行为进一步规范；三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得到了一定遏制；四是一些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五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能力不断提高；六是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进一步增强。但是，反腐倡廉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1、教育不扎实，效果不明显。一是教育的针对性不强，往往不分层次地搞“一锅煮”、“一刀切”；二是教育内容不丰富，大而空的东西多，联系实际的内容少；三是教育的效果不明显，重过程、重参与、轻效果，反腐倡廉的社会氛围还不浓厚。2、制度不完善，落实不够好。一是制度的安排和设计本身存在漏洞与缺失，导致规范制约权力的功能大打折扣；二是制度的宣传教育不够，良好的制度环境没有真正形成。三是对制度落实情况监督检查的力度不大，一些规避、违反甚至破坏制度的行为不能得到及时严肃地查处，削弱了制度的权威性。3、监督不到位，机制不健全。一是缺乏激励机制，不愿监督。不少党员干部和群众监督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对发生在身边的腐败问题，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二是缺乏透明机制，不能监督。一些地方和单位为了逃避监督，公开制度不落实，公开手段不先进，导致群众信息渠道不畅通，无法监督。三是缺乏保障机制，不敢监督。由于缺乏保护举报人的有效措施，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班子成员对班长的监督、下级对上级的监督都难以实施。（二）反腐倡廉工作力度不断加强，但形势仍然严峻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工作力度不断加大。一是坚持以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抓手，推动了反腐倡廉各项任务的落实；二是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始终保持了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三是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纠风和执法监察工作力度持续加大；四是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体制、干部人事制度以及金融、投资体制和司法体制工作机制等各项改革，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领域不断拓宽。但同时，也应看到在一些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在资金密集的领域和行业，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反腐倡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仍然艰巨。一是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违纪违法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二是窝案串案明显增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三是重点领域和环节腐败易发多发的状况仍未改变。突出表现在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土地交易、矿产资源开发、财务管理、选人用人等领域和环节，无论从信访反映、查办案件，还是民意调查的情况看，这些方面的问题都位居前列。四是群众对党员干部作风问题反映仍然比较强烈。尽管通过这些年的严肃整治，党员干部的作风有了明显转变，但在一些部门和行业，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还是比较突出，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了新的变化。（三）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但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开展反腐败斗争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以人为本、执纪为民贯彻落实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之中，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一是人民群众由衷拥护反腐败斗争 , 群众忧党忧国之心仍在 , 痛恨腐败之情愈烈。在全国县以上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中，有 80％以上的线索是通过群众信访举报提供的。近年来查处的一系列大案要案 , 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人民群众参 与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和积极性。二是群众民主意识普遍增强 , 法制意识正在觉醒。以法律武器与腐败现象作斗争的人数不断增多 , 群众举报和监督的质量逐步提高。三是人民群众参与反腐防腐的渠道正在拓宽。建立了民主评议、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和公开办事等一系列新的制度, 为扩大和推动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奠定了制度基础。但同时，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进一步树立反腐败斗争常抓不懈的思想，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1、私有制的存在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产生而产生的，只有私有制被消灭，国家、阶级消失之后才能真正消除腐败现象。2、多发易发的腐败问题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从物质条件来看，我国目前生产力不发达，物质和文化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资源分配权力过于集中，造成了很多的腐败机会和条件。从人的因素来看，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廉政勤政”和“依法行政”的思想树得还不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还比较严重。从社会环境来看，受社会上各种不正之风的影响，一些人把腐败当作“臭豆腐”，崇尚廉洁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3、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决定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反腐败斗争是一场政治权力斗争，当前，一些腐败分子作案手段越来越狡猾，采取有目的防备的作案，反调查能力越来越强，给查办案件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反腐败者与腐败者处于一种长期的艰苦的较量之中。二、反腐倡廉工作发展趋势探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反腐倡廉工作将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的局面。反腐倡廉工作总的发展趋势是：继续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更加有效地治理各种不正之风，更加有效地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更加有效地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多角度、广渠道、全方位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为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更加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一）反腐倡廉工作的系统性将进一步增强反腐倡廉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整体联动、综合防治、全面推进，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1、更加注重提升惩防腐败体系的整体功能。教育、制度、监督三方面的工作将进一步融合，功能将进一步整合，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协调推进的态势。进一步加强教育、制度、监督三者之间的衔接，从全局出发进行系统谋划和设计：通过坚持不懈的反腐倡廉教育，为制度建设和监督工作强化思想基础；构建严密的制度体系，为教育和监督工作提供法制保证；提高监督工作的成效，增强教育工作和制度建设的刚性，使教育的教化功能、制度的规范功能、监督的制约功能融会贯通。2、更加注重发挥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综合效应。单纯靠打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单纯靠预防也不能完全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必须坚持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策略，做到治中有防、防中有治，惩防结合、相辅相成。一方面，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肃查处各种腐败行为，提高反腐败斗争的威慑力，为预防腐败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通过从源头上治理腐败，逐步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成果，为最后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奠定基础。3、更加注重增强反腐倡廉的整体合力。反腐倡廉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更加充分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各方面的作用，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统一行动、协同作战、协调配合的良好局面。（二）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为本是我们党的执政核心，是我国政权的根本属性。反腐倡廉工作作为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必将更加充分地彰显以人为本的特性。1、更加注重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一步加大对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问责力度，坚决纠正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呼声置若罔闻、对群众利益麻木不仁，甚至与民争利、以权谋私的行为，建立健全维护群众利益的长效机制，更好地维护和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2、更加注重社情民意。在反腐倡廉工作的决策和部署中，更好地集中群众智慧、听取群众呼声、体现群众要求、实现群众愿望，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尺。3、更加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充分尊重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进一步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的途径，扩大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的范围，健全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的保障机制，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监督权。（三）反腐倡廉工作的法制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随着依法治国方略和依法执政理念的深入推进与落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加快，反腐倡廉工作的法制化程度将越来越高。1、更加注重反腐倡廉立法工作。既健全完善党纪政纪条规制度体系，又不失时机地将党的反腐倡廉政策、要求以及行之有效的措施和经验创制为法律，转化为国家意志，使党内制度建设与国家法律建设相协调，反腐倡廉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地方及部门（单位）规章相配套。既加强预防性反腐败立法工作，又加强惩治性反腐败立法工作，进一步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公务员从政道德、违纪违法惩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进一步解决反腐倡廉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不配套、不适应实践需要的问题，构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2、更加注重法规制度的执行。建立健全督查机制，加强对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违反、破坏制度的行为；建立健全惩处机制，严肃查处违法乱纪的行为，维护法纪权威；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对执行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不得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地方和单位负责人进行严格的责任追究，解决执纪执法偏宽偏软等问题。3、更加注重增强党员干部的法纪意识。进一步加强党纪条规知识和法律法规知识的普及，将法纪知识纳入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的教材，列为党员干部的必修课；作为各单位政治学习的重要内容，对党员干部开展经常性的法纪教育。进一步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加大对遵纪守法、勤廉兼优的先进模范人物的宣传力度，对党员干部进行正面引导；有选择性地剖析和曝光违法乱纪、腐化堕落的典型案例，对党员干部进行警示告诫。通过进一步加强法纪教育和宣传，增强党员干部的法纪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四）反腐倡廉工作的创新要求将进一步提高创新是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不断深入的主要动力和根本办法。反腐倡廉工作只有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在巩固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才能不断适应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1、更加注重理论创新。不断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实践经验，并予以提炼升华和丰富发展；吸取国际反腐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扬弃和借鉴；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深入研究防治思路和对策，形成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更好地指导反腐倡廉工作实践。2、更加注重方式方法创新。将反腐倡廉工作放在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环境中去把握，放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中去考虑，放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去观察，放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去谋划，注意方法，讲求策略，力求执纪监督的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经济效果的有机统一。3、更加注重完善体制。在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的前提下，进一步强化政府及部门责任，强化行政监察职能作用；更加有效地整合纪检、监察、审计、反贪等职能，形成统一高效、具有更大权威性和独立性的监督力量。4、更加注重拓展空间。工作对象由领导干部向全体党员干部延伸，工作领域由机关向社会延伸，工作范围由惩腐保廉向扶弱安民延伸，工作目标由遏制腐败向遏制与预防并重延伸。（五）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各项改革进程将进一步提速深化改革，消除滋生腐败的体制机制弊端和制度漏洞，是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根本举措。虽然近30年的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既是制约发展的严重障碍，也是滋生腐败的重要原因。更加深入有效地推进改革，成为经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必然要求。1、更加注重围绕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推进相关改革。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政企、政事、政资分开，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加快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管办分离，建立公共产品市场竞争机制。继续深化国企改革和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完善工程建设招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和产权交易等制度，大力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不断提高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水平。2、更加注重围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相关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完善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和收支两条线制度，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建立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国有金融企业股份制改造，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强化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加快价格改革，建立健全市场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快投资体制改革，规范政府投资行为。3、更加注重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相关改革。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健全初次分配的平衡机制，完善二次分配的宏观调节体系，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筹兼顾，减少因分配不合理而诱发的腐败现象和社会矛盾。加快教育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理配置教育和医疗卫生资源，强化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和医疗卫生的社会服务及公共管理职能。加快就业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创业激励机制、劳动培训机制、失业帮扶机制、就业调控机制。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化、制度化、民主化，预防用人不正之风。完善干部人事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体系、考评办法、考评制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保证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