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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张之翰碑和碑座碑头有收藏价值，元代张之翰的碑首、碑身和碑座是有收藏价值的。三个部分组成分为功德碑，贞节碑等，一般是由皇帝亲批的，所以才雕有龙的图案并刻上“圣旨”、“皇恩”四字。很珍贵，为研究古代的雕刻技艺及民俗文化提供了实物，具有比较重要的研究和收藏价值。查看更多
现在的人，大多数有“名”，无“字”，所以当我们说到“名字”的时候，通常指的仅仅是人的名，或姓名。可是，在古代多数人，尤其是做官的和知识分子既有“名”又有“字”，有些人名、字之外还有“号”。 （一）什么是名、字 所谓“名”，是社会上个人的特称，即个人在社会上所使用的符号。“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与“名”相表里的，所以又称“表字”。《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疏》云：“始生三月而始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又《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称名，他人则称字也。” 由此可见，名是幼时起的，供长辈呼唤。男子到了二十岁成人，要举行冠礼，这标志着本人要出仕，进人社会。女子长大后也要离开母家而许嫁，未许嫁的叫“未字”，亦可叫“待字”。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笄礼，也要取字，供朋友呼唤。 在上古，早期的人名一般都很朴实，如夏商两代留下的人名孔甲、履癸、外丙、雍己、盘庚、武丁、小辛等，都以干支人名，可能与当时人重视时辰的观念有关。后来随着社会的前进，语言文字的发展，意识观念的加强，人名越来越复杂，给人起名也成了一门学问。取名时，要对其所包容的内涵慎重考虑，反复斟酌。《左传·桓公六年》记载着春秋时代命名的五个原则：“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这是鲁国大夫申儒在回答桓公问名时提出来的，意思是：或根据其出身特点，或从追慕祥瑞、托物喻志、褒扬德行、寄托父辈期望等几个方面比照取名。并且提出七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来取名。 古人命名重取义、重内涵的做法，几千年来一直延续至今。对于所生男孩、女孩，因其生理。性格以及将要从事的职业不同，所以取名也就有了差别。对男的取名多用威武勇智、刚强猛毅之字，对女的多选贤淑、艳丽、优美动听之词。 另外，取名还反映着时代特点，上面提到的夏商两代喜欢用干支人名就是典型的例子。后来在长期封建社会里，官宦富贵之家，多以忠孝节义、福禄寿康、升官发财之义来命名，所以叫仁、义、礼、智、信、得福、德贵、延寿、荣升、继祖、耀祖、续宗的人特别多。平民百姓也想过好日子，盼望多子多孙，上学念书，所以叫富贵、德福、进财、志学、平安、长顺、满仓、满囤、保成、金锁、栓柱等名字的特别多。 建国后又出现了许多新名，如建国、援朝、卫国、拥军、建军、支越、留苏、卫东、红卫、文革、学工、支农等。 开放以来，又兴起取外国名宇，这就不可取，不可提倡了。 （二）表字和名在意义上有何联系 古人取表字十分讲究，情况也非常复杂，但仔细考察、分析、研究，也是有规律可寻的。如常见的有按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取字，如孔子排行老二，所以字仲尼，他还有个哥哥为老大，字孟跛。最典型的要属三国时东吴孙氏弟兄了。孙策为长子取字伯符；孙权为次子取字仲谋；孙翊排行老三，取字叔弼；孙匡排行老四，取字季佐。 还有在表字上用“子”的情况也很多，因为“子”在古代是男子的美称或尊称。所以人们喜欢用它，如孔桩，字子思；仲由，字子路；司马迁，字子长；曹植，字子健；苏轼，字子瞻；杜甫，字子美；袁枚，字子才。 这些表字虽然常见，但是与本名联系不大，实际上伯、仲、叔、季和子，还不是真正的表字，而它们后面的那个字如“策”、“权”、“思”、“长”、“美”等才是表字的主要成分。这个主要成分与本名意义是有联系的，下面分别作介绍： 1．意义相同的：即表字和名意义相同，相通，是并列关系，所以又叫“并列式”。如： 屈平，字原。广平曰原，意思相同。 颜回，字子渊。渊，回水也，意思相同。 宰予，字子我。予，我也，意思相同。 樊须，字子迟。须、迟都是“待”义。 张衡，字平子。衡、平义同。 陆游，字务观。游、观义同。 曾巩，字子固。巩、固义同。 班固，字孟坚。坚、固义同。 孟轲，字子舆。轲、舆都是车。 2．意义相近的：即表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互为辅助，称做“辅助式”。如： 梁鸿，字伯鸾。鸾和写都是飞禽，但不是一种，鸿雁和鸾凤可以互为辅助。 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星名，互为辅助。 郑樵，宇渔仲。樵是打柴的，渔是钓鱼的，常为侣伴，互相辅助。 李渔，字笠翁。渔翁常戴蓑笠。 陈琳，字孔璋。琳、璋都是玉石制品，互为辅助。 3．意义相反的：即表字和名意思正相反，这种情况可称为“矛盾式”，如： 曾点，字皙。点为黑污，皙为白色。 朱熹，宇元晦。熹是天亮，晦是黑夜。 刘过，字改之。改了就不为过错。 王绩，字无功。成绩和无功正好相反。 4．意义相顺的：即表字与名往往出自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为名的意思作补充解释或修饰，这种情况，可称做“扩充式”。如： 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曰：“非不伟其体干也。”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对名作了补充解释。 曹操，字孟德。《荀子·劝学》篇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字和名在一句话里，合成德操，即道德操守，字对名作了修饰性解释和补充。 赵云，字子龙。《周易》说：“云从龙，风从虎。”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 陆羽，字鸿渐。《周易》日：“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字对名作了解释。 高明，字则诚。《礼记》日：“诚则明矣。”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诚是明的前提条件，明是诚的后果。 于谦，字廷益。《尚书》说：“谦受益。”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谦是前提条件，益是谦的后果。 5．意义相延的：即表率意为名字意思的延伸。这种情况可称之为“延伸式”。如： 李白，字太白。太白指太白金星，这是对太意的延伸。 杜牧，字牧之。牧之即放牧，延伸解释了牧的含义。 杨达，字士达。士达，即士进的意思，进一步延伸了达的含义。 丘锡，字永锡。永锡是“永锡难老” 的省约，出自《诗经·鲁颂》，延伸了锡的含义。 雷简夫，字太简。也是延伸强调了简义。 （三）古时怎样称呼名和字 在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平辈之间，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我国特有的“避讳”制度。这里暂时不说，下边再详细介绍。 在古代名和字连起来称呼，也是为了表示尊敬。有两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种情况是在先秦时期，当名和字连称时要先字后名。如： 孔父嘉，孔子在宋国的祖先，“孔父”是字；“嘉”是名；姓为“公孙”。 叔梁纥（he），孔子的父亲，“纥”是名；“叔梁”是字；姓为“孔”。 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视”是名；“孟明”是字；姓为“百里”。 西乞术，蹇叔的儿子，“术”是名；“西乞”是字；姓为“蹇”。 白乙丙，蹇叔的儿子，“丙”是名；“白乙”是字；姓为“蹇”。 第二种情况是汉朝以后名字连称时，先“名”后“字”。如： “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场德进，东平刘桢公干…··”这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段话，提到“建安七子”名字连称，都是先名后字。 （四）别号 在古代有的人除名、字外，还有“号”。号是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号的实用性很强，除供人呼唤外，还用作文章、书籍、字画的署名。如卢仝《玉川子诗集》、杜牧《樊川文集》、《松雪六体千字文》、老莲《荷花鸳鸯图》等。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代文人作家的别号，就很难知道这些作品的作者是谁。所以，对古代文人作家我们不但要掌握他们的名和字，而且还要记住他们的号。 1．号的来历 起号之风，源于何时，文献资料上没有详细记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视为我国最早的别号。东晋时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南北朝时代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了号，唐宋时形成普遍风气，元明清达到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个人可以起许多号。如明朝画家陈洪缓有“老莲”、“老迟”、“悔迟”、“云门僧”等四个号。延至近代，用号风气一直不衰，如苏玄瑛号“曼殊”；齐磺号“白石”；何香凝号“双清楼主”。现代以来文人的号逐渐被笔名所代替。 2．“号”是怎样形成的 “号” 的形成有两种情况： ①是使用者本人起的。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号。正因为“号”是自己起的，所以它不像姓名、表字那样要受家族、宗法、礼仪以及行辈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发和标榜使用者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出现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别号，但仔细分析，深人考察，仍可归纳出一些共同的特征： 甲，鲜明的时代印记，如： 唐宋时期，佛教在我国盛行，对中上层知识分子影响很深，所以许多人便以“居士”为号。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范成大自号“石湖居士”；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 元代崇尚道教，则文人以“道人”为号者尤其多。像冯子振号“怪怪道人”；乔吉号“惺惺道人”；任仁发号‘明山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赵孟頫号“雪松道人”。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宰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国家苦难，民族危机。反对侵略，爱国图强成了当时的主旋律，所以不少人就按这个调子给自己起号。像谭嗣同号“北飞”；黄少配号“黄帝嫡裔”；陈天华号“思黄”；秋谨号“竞雄”等。 乙，强烈的抒情色彩，如： 宋人郑思肖，宋亡后隐居苏州，自号“所南”，以示不忘宋室；词人辛弃疾，重视农业，做官时提倡力田，奖励耕战，晚年退居农村，“更从老农以学稼”，自号“稼轩”；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以抒发对他们的蔑视；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再加上他本人一老翁来取号，表达了典型的文人情趣；明朝风流才子唐伯虎，自号“六如居士”。“六如”，按他自己的说法即人生如幻、如梦、如泡、如影、如露、如电。正好是失意文人消极情绪的抒发；南宋诗人杨万里号“诚斋”，因为抗金名将张浚曾以“正心诚意”勉励过他，光宗皇帝又亲书“诚斋”二字赐之。这样“诚斋”不但表现了他在学习上的“正心诚意”，而且还包含着他对国家的“真心诚意”。 丙，深刻的寓意 明朝末年画家朱耷，在明亡时取号“八大山人”。“八大”二字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寄托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明末清初太原著名学者傅山，自号“朱衣道人”。明亡后，衣朱衣，居土穴中，清廷几次请他赴京应博学鸿词科试，都被他拒绝，坚决不与满清合作。“朱衣”表面看是红色的，实际上是明朝的象征，因为明朝皇帝姓朱，红是明的意思，寄寓着对明朝的深厚感情。南宋诗人戴复古，自号“石屏山人”，也寓含着一种精神。从他写的诗中可以看出来。《感遇》诗云：“人将作金坞，吾以石为屏。”“石”与“金”同样坚硬；“石”虽比不上“金”身价昂贵，但却素朴、古拙、气象峰峰，这正是作者人格精神的写照。北宋诗人张咏自号“乖崖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可见，“乖崖子”这个号寄寓着他的性格、志向、品操。 丁，特定名词的运用 古人起别号多用一些特定名词。称“先生”的，如“五柳先生”（陶渊明），“甫里先生”（陆龟蒙），“东莱先生”（吕祖谦），“龙川先生”（陈亮），“兰谷先生”（白朴）；称“公” 的，如“石公”（袁宏道），“眉公”（陆继仆），“任公”（梁启超），“剑公’（高旭）；称“子”的，如“幽忧子”（卢照邻），“知非子”（司空图），“归来子”（晁补之），“鹿非子”（黄景仁）；称“老人”的，如“少陵野老”（杜甫），‘老泉”（苏询），“千岩老人”（肖德藻），“黄华老人’（王庭筠），“西岩老人”（张之翰），“随园老人”（袁枚），“颖滨遗老”（苏辙），“滹南遗老”（王若虚）；称“翁”的，如“桑萱翁”（陆羽），“醉翁”（欧阳修），“涪翁”（黄庭坚），“放翁”（陆游），“笠翁”（李渔）；称“叟”的，如：“正斋叟”（关汉卿），“清痴叟”（陆采），“蝯叟”（何绍基），“蒙叟”（钱谦益）；称“外史”的，如：“海岳外史”（米芾），“会稽外史”’（王冕），“仇他外史”（梁辰鱼）；称“山人”的，如：“九华山人”（杜荀鹤），“少室山人”（胡应麟），“射阳山人”（吴承恩）；称“散人”的，如“湖海散人”（罗贯中），“顾曲散人”（冯梦龙），“清都散人”（赵南星）；称“渔和樵”的，如：“沂东渔父”（康海），“藕荡渔人”（严绳孙），“湖北桃花渔”（高濂），“雁宕山樵”（陈忱虎），“百子山樵”（阮大铖），“天目山樵”（张文虎）。 ②是他人所起得到公认的。这种“号”叫“外号”、“绰号”或“混号”、“浑号”。它有极强的表义性，不但可以增强人们对各类人物的记忆，是名、字、号以外的一种补充，而且往往是人物面貌性格特征的一种写照或折光。《水淋传》一百单八将惟妙惟肖的绰号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黑旋风李逢、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霹雳火秦明、插翅虎雷横、拼命三郎石秀、浪里白条张顺等绰号，形象而准确地描摹了人物的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 许多“外号”、“绰号”是在实际生活中相互戏滤开玩笑时起的，因而多含有讽刺讥笑的贬义，如春秋时秦国人们称百里奚为“五羖大夫”，这是因为他沦落楚国后，又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黑公羊）皮赎回秦国做了大夫的；唐高宗时人称李义府“笑中刀”，又号“人猫”。是因为他做宰相时表现得外柔内奸；在宋朝人们给王珪的外号叫“三旨宰相”，是因为他任宰相十多年中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 在农村，送外号的风气更盛，像“大个驴”、“二瓦罐”、“三黄菜”、“四鸽子”、“八狗子”、“红枣”、“桃奴子”。“大鸭梨”、“夹皮核桃”、“五大麻子”、“干粮”、“二胡杏”、“三棒糙”、“仙家”、“白秃”、“黄毛”、“鸭子板”、“靠不上”等这些外号非常普遍。当然还有比这俗气的，这里就不提了。 也有些外号并不含有贬义，如宋朝时人们因为宋祁写了“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诗句，便称他为“红杏尚书”；唐代诗人温庭筠文思敏捷，八叉乎而成八韵，人们便称他为“温八叉”；大诗人李白才气横谥，下笔成章，人们便称他为“李谪仙”。在现代也有这种情况，诗人李季给冰心起绰号“余太君”，反映了这位文坛老祖母的崇高威望。这种“绰号”雅而不俗。 以上讲的是“别号”。 （五）富爵、地望 人际交往中，除了称名、字、号以外，还要称“官爵”、称“地望”。古人认为这是最能表示尊敬的。如称“官爵”： 杜工部、杜拾遗（杜甫）王右丞（王维） 蔡中郎（蔡邕）三闾大夫（屈原） 贾太傅（贾谊）张燕公（张悦） 高常侍（高适）张祠部（张继） 钱考功（钱起）张司业（张籍） 如称“地望”： 杜少陵（杜甫）韩昌黎（韩愈） 柳河东（柳宗元）孔北海（孔融） 岑嘉州（岑参）白香山（白居易） 王江宁（王昌龄）贾长江（贾岛） 韦苏州（韦应物）刘随州（刘长卿） 这样一来，“官爵”和“地望”又成了名、字、号以外的又一别称。 （六）少见的数字姓名 在我国古代，有些人用数字作为自己的姓名，数量虽然不多，但在古书中会遇到，所以这里需要提一下，引起我们的注意。以数字为姓名的有三种情况： 1．姓是数字的，如： 一善：明成化年间河北定州人，曾任蒿明县丞。 二直：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宫中任中尉。 三月八：在元代任云南行省右丞。 五梁：安南人，在三国蜀汉任谏议大夫。 七希贤：施州卫人，明代正德年间任永春县训导。 八通：在明代正德年间任礼部主事。 九嘉：唐代夏津人，在高祖武德年间做翰林学士。 十华：宋代乾兴年间进士。 2．名是数字的，如： 秦七：秦少游 黄八：黄庭坚 柳八：柳宗元 元九：元镇 崔九：崔兴宗 李十一：李构直 张十二：张贾 李十二：李白 韩十八：韩愈 李二十：李绅 白二十二：白居易 3．姓、名都是数字，如： 六·十七：清代人，《游外诗草》和《台阳杂咏》的作者。 七·十一：清代乾隆年间进士，《西域闻见录》作者。 八·十六：乾隆年间封的将军。 九·十：嘉庆时做广西提督。 用数字作名字，在唐朝就形成风气，清朝时满族人更喜欢这样取名。据不完全统计，仅乾隆年间写入官修史书中的数字名就有110个，民间尚不算在其中。如六十七、七十五、八十六等。那么这些数字名是根据什么起的呢？大多数是在小孩降生时，根据其祖父母的年龄或父母的年龄之和数，作为这个孩子的名字。 唐朝时，那些数字名则是表示同祖父母或同曾祖父母兄弟之间的排行。
字是用来解释名的，或与名的意思相近，或互补（相反）。
李治安，男，1949年生，河北邢台人。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历史学院院长，兼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哲学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历史组成员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领域为元史和政治制度史，并招收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代表性学术专著为《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行省制度研究》。已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地位》等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其中,《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获1997年天津市优秀图书二等奖。《行省制度研究》2002年获教育部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目前承担国家哲学社科首届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历史上的社会建设理论研究” 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项目“元代北部、西部诸行省研究”和教育部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等。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古代史、政治制度史、史学概论、中国古代史通论、元史史料选读、元史研究专题、蒙古语、政治制度研究专题等。 （1）《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2）《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3）《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4）《忽必烈传》（学术传记），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5）《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增订本），中华书局，2007年4月；（6）《元代行省制度》，中华书局，2011年4月；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1）《元史学概说》（李治安、王晓欣编著），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2）《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李治安、杜家骥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3）《社会阶层制度志》（李治安、孙立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4）《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李治安、薛磊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5）《元代华北地区研究——兼论汉人的华夷观念》（李治安等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 （1）《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主编兼第一撰稿人）；（2）《中国五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主编兼第一撰稿人）；（3）《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多卷本丛书，天津古籍出版社，已出版8册；（4）《元史论丛：马可波罗与十三世纪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八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邱树森、李治安主编）；（5）《元史论丛：元代社会文化暨元世祖忽必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十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6）《元史论丛》第十一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7）《元史论丛》第十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8）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丛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9）中国思想与社会文丛[系列专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洪、李治安主编）；（10）传统社会与文化研究丛书，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11）《马可波罗游历过的城市：元代杭州研究文集》，杭州出版社，2012年（李治安、宋涛主编）； 《成吉思汗生年问题补正》，《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元代“常朝”与御前奏闻考辨》，《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元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元中叶西北“过川”及“过川军”新探》，《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元代投下考述》，《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怯薛与元代朝政》，《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元代封爵等级和王位继承问题》，《文史》第35辑，中华书局，1992年；《元代肃政廉访司研究》（上、中、下），《文史》第52-53-54辑，中华书局，2000-2001年；《元代上都分省考述》，《文史》第60辑，中华书局，2002年；《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 （1）《略论唐代征商制度》，《南开史学》1981年4期；（2）《忽必烈削弱宗藩实行中央集权》，《南开大学学报》1985年3期；（3）《唐代执法三司初探》，《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3期；（4）《元代质子军刍议》，《历史教学》1988年5期；（5）《元代中原投下封地置路州发微》，《蒙古史研究》3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6）《元代投下考述》，《民族研究》1989年3期；（7）《元代的投下户》，《南开学报》1989年5期；（8）《怯薛与元代朝政》，《中国史研究》1990年1期；（9）《元代的分封制度》，《文献》1990年1期；（10）《元代宗王兀鲁思分封考述》，《南开史学》1990年1期；（11）《关于元代镇戍江淮的蒙古诸王》，《安徽史学》1990年1期；（12）《元代云南蒙古诸王问题考察》，《思想战线》1990年3期；（13）《藏文雅隆觉沃教史节译》（译注），《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0年3期；（14）《元代的宗王出镇》，《元史论丛》第四辑，中华书局1992年；（15）《元代封爵等级和王位继承问题》，《文史》第三十五辑，中华书局1992年；（16）《元代におる蒙古诸王の中原居留に関する问题》，《爱知大学文学论丛》1992年99辑；（17）《元代晋王封藩问题探讨》，《元史论丛》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8）《ォゴタィ汗时期における小功臣の食邑民分封に関する考察》，《日本モンゴル学会纪要》24辑，1993年；（19）《元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述略》，《南开学报》1994年2期；（20）《元代蒙古人的等级结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21）《关于元中后期的奉使宣抚》，《祝贺杨志玖教授八十寿辰中国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22）《成吉思汗生年问题补正》，《历史研究》1996年1期；（23）《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化和若干制约因素》，《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4期；（24）《修端“辩辽宋金正统”的撰写年代及正统观考述》，《韩儒林纪念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5）《元代行省制起源与演化述论》，《南开学报》1997年2期；（26）《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97年5期；（27）《漫话行省制》，《今晚报·日知录》1997年7月10日；（28）《元代宣慰司建置沿革与性质辨析》，《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29）《从运用藏文史料考订成吉思汗生年谈起》，《津图学刊》1998年第1期；（30）《元代社区捕盗官巡检司考述》，《东洋学研究》第四辑，韩国东洋学研究会1998年6月；（31）《元代行省机构组织考述》，《元史论丛》第七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32）《元散府钩沉》，《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33）《元代宣慰司职掌考述》，《纪念南开大学建校八十周年暨古籍所成立十六周年文史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34）《元代路总管府研究》，《南开大学图书馆建馆八十周年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35）《元代县官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36）《元代乡试新探》，《南开学报》1999年6期；（37）《元代河南行省研究》，《蒙古史研究》第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38）《寰宇记中的乃颜之乱与马可波罗在华身份》，《历史月刊》（台湾）154期，2000年11月；（39）《元代肃政廉访司研究》（上），《文史》52辑，中华书局2000年；（40）《元代肃政廉访司研究》（中），《文史》53辑，中华书局2000年；（41）《元代肃政廉访司研究》（下），《文史》54辑，中华书局2001年；（42）《元世祖朝钩考钱谷述论》，《历史教学》2001年2期；（43）《元代行御史台述论》，《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44）《元代乡试与地域文化》，《元代文化研究》第一辑，国际元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专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45）《马可波罗所记乃颜之乱考释》，《元史论丛》第八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46）《元代上都分省考述》，《文史》60辑，中华书局2002年；（47）《元代巡检司考述》，《来新夏教授学术研讨会纪念集》，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48）《综合性区域史研究前景美好》，《南开学报》2002年6期；（49）《元代“常朝”与御前奏闻考辨》，《历史研究》2002年5期；（50）《论元代的官吏贪赃》，《南开学报》2004年5期（被高教出版社英文版《中国历史前沿》2006年3号全文翻译为英语）；（51）《开展元代华北区域研究之我见》，《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52）《专通结合 厚积薄发》（访谈录），《历史教学》2005年4期，（李治安、刁培俊）；（53）《元世祖忽必烈漠北领地考》，《史学集刊》2005年7期；（54）《元中书省直辖“腹里”政区考略》，《元史论丛》第10辑，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7月；（55）《元世祖忽必烈与藏传佛教》，《佛教与辽金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能仁书院2005年10月；（56）《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57）《中国古代史基本问题笔谈：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史学集刊》2006年1期；(58)《元代冗官述论》，《学术月刊》2006年5期（被《新华文摘》2006年15期全文转载）；(59)《元代政区地理的变迁轨迹及特色新探》(一)，《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1期；(60)《元代政区地理的变迁轨迹及特色新探》(二)，《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2期；(61)《元代政区地理的变迁轨迹及特色新探》(三)，《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3期；(62)《元初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汉族文人仕蒙》，《学术月刊》2007年4期(精简稿)；(63)《探寻专精与博通相结合的治史路径——李治安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7年4期（李治安,杨印民）；(64) 《探索元代文化教育发展的特殊路径》（代序），申万里著《元代教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65)《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元初汉文人仕蒙》，载《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66)《张之翰诗咏胶州》，载《胶州历史文化初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67)《“胶州历史文化初探”序》，载《胶州历史文化初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68) 《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3期；(69) 《宋明理学家对乡里社会新秩序的构思与探索》，《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6期(《新华文摘》2009年5期全文转载)；(70)《西方人视野下的忽必烈大汗》中译本序，（美）罗沙比著《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重庆出版社，2008年8月；(71)《元代岁赐定制时间考》，《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11月；(72)《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1期；(73)《元代甘肃行省新探》，《元史论丛》第11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6月；(74)《元世祖クビラィ草原领地考》，《早稻田大学モンゴル研究所纪要》第5号，2009年9月；(75)《元代云南行省的机构组织与官吏任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4期；(76)《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6期；(77)《忽必烈与元帝国》，《大国》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78)《元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考》，《历史研究》2010年1期；(79)《元代四川行省沿革与特征》，《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0年2期；(80)《元巩昌汪总帅府二十四城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2期；(81]《元代陕西行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4期；(82)《元代四川行省初探》，《元史论丛》第1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9月；(83) 《一本从宋代乡役透视“富民、科第秩序”的力作——为刁培俊<官民交接:宋朝乡村职役研究>作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4期；(84)张娴征、阎秋凤著《许衡传》序，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85)孙慧君主编《隆化鸽子洞元代窖藏》序，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86)Li Zhi’an，Une nouvelle réflexion sur le séjour de Marco Polo en Chine， Chine · Europe · Amérique. Rencontres et échanges de Marco Polo à nos jours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Laval, 2010；(87)《关于秦以降皇权官僚政治与贵族政治的复合建构》，《史学月刊》2011年3期；(88)《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2011年5期；(89)《元代西部、北部六行省与边疆控驭》，《河北学刊》2011年6期；(90)《元代云南行省驻戍军队新探》，《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8月；(91)《师从杨志玖先生学元史》，《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2年2期；(92)《唐宋前后南北地域差异的博弈整合论纲》，《光明日报·史学》2012年11月29日；(93)《元后期怯薛内外“爱马”、“各枝儿”考——以<至正条格>为重点》，《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6期；（94）谢咏梅著《蒙元时期札剌亦儿部研究》序，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年；（95）薛磊著《元代东北统治研究》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96）《元中叶西北“过川”及“过川军”新探》，《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
吴江：古称松江，别称鲈乡。位于中国江苏省的最南端，紧依上海、苏州、杭州三大著名城市，地处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交会的金三角地区，是中国沿海和长江三角洲对外开放的中心区域。吴江市北距苏州16公里，东距上海虹桥国际机场58公里，至上海港口70公里，南距杭州113公里。吴江境内气候宜人，交通方便，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现有耕地70万亩，水面40万亩，自古被誉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 吴江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中晚期，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从事渔猎耕织,吴江桃源的马家浜文化遗址距今6000多年。五代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吴江建县,至今已有1090年。1992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吴江撤县设市,揭开了吴江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气候：吴江属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全年平均气温15.7摄氏度(最高38.4摄氏度，最低-3摄氏度)；年平均相对湿度78%；年平均降水量870.8mm；平均气压1015.7hpa；年平均风速3.2M/S； 风向：常年最多风向为东南风（夏季）,其次为西北风（冬季）；无霜期200-240天；年日照45%。 水文：近50年平均水位（吴淞标高）2.76米，地表平均水位值3米-3.6米。 土质：地区质属湖泊相沉积平原,土质以粘土为主；地耐力6-10T/平方米。吴江市位于江苏省东南部，北纬30度45分36秒－31度13分41秒，东经120度21分4秒－53分59秒。东接上海市青浦区，南连浙江省嘉兴市和桐乡市，西临太湖，北靠苏州市吴中区，东南与浙江省嘉善县毗邻，东北和昆山市接壤，西南与浙江省湖州市交界。全市总面积为1176.68平方公里（不包括所辖太湖水面）。总人口77万。 吴江全年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属北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左右，年降雨量1000毫米左右，适合农作物和水生作物生长，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全市耕地面积 70万亩，主要农作物有水稻、麦子、油菜和蚕桑、苗木等，水生作物有席草、莲藕、芡实、茭白等。境内河道纵横，湖荡密布，水面积2.67万公顷，占全市总面积的22.7％，水产资源丰富，主要有太湖大闸蟹、太湖银鱼、太湖白虾。太湖白鱼、南美对虾、罗氏沼虾、青虾、塘鳢鱼、加州鲈鱼、鳜鱼、甲鱼等。吴江畜禽养殖颇具规模，近几年还逐步引进了鸵鸟、獭兔、肉鸽、梅花鹿等名特优新品。 吴江市是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现有文物保护单位54处，其中国家级1处，省级15处。具有典型江南水乡气息的同里古镇，以其“小桥流水人家”的古朴风貌，被誉为“东方小威尼斯”，尤以退思园的精巧构思、独特布局和绝伦神韵而名闻遐迩。退思园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与“两堂三桥”（嘉荫堂、崇本堂和太平桥、吉利桥、长庆桥）融成一体，相得益彰。明清商业街、罗星洲、南国茶楼、珍珠塔和陈去病故居等都已成了同里景致的新亮点。同时吴江荟萃了盛泽先蚕祠、震泽慈云寺塔、黎里柳亚子故居、松陵垂虹桥遗址等一大批人文古迹和风景名胜。吴江的古运河风光带、环太湖旅游圈和肖甸湖省级森林公园以其自然的优美景色和妩媚风光也越来越成为人们观光旅游、回归自然的胜地。 城镇建设进一步加快。2002年共投入12亿元，相继完成了一批重点建设项目，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综合服务功能。 松陵城区先后建成了3大景观广场，新辟了5大公共绿地，新增了一批园林绿化达标单位和住宅小区，并对22条主要道路、河道绿化带和松陵公园进行了全面改造；至年底，松陵城区绿地总面积达到341.8万平方米，绿地率达到32.46％，顺利通过了省园林城市考核验收。同时，还先后完成了市区部分路段的改造工程，完成了震桃公路、环太湖公路和 227省道至我菀坪段改建、苏嘉杭高速公路吴江互通接线、松陵至大观园莘塔段公路建设等工程，完成了220千伏盛泽目澜输变电建设工程，完成了加工贸易联网监管区一期工程；苏州绕城高速公路吴江段已基本完成路基、桥梁等前期工程，5万吨级盛泽污水处理工程已进入运行，“西气东输”一期工程进入前期准备阶段，市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已招入首届新生，总投资达9.22亿元的区域供水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各镇在积极配合支持市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的同时，加大镇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也相继完成了一批镇级重点工程建设项目。 吴江简介吴江：古称松江，别称鲈乡。位于中国江苏省的最南端，紧依上海、苏州、杭州三大著名城市，地处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交会的金三角地区，是中国沿海和长江三角洲对外开放的中心区域。吴江市北距苏州16公里，东距上海虹桥国际机场58公里，至上海港口70公里，南距杭州113公里。吴江境内气候宜人，交通方便，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现有耕地70万亩，水面40万亩，自古被誉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 吴江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中晚期，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从事渔猎耕织,吴江桃源的马家浜文化遗址距今6000多年。五代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吴江建县,至今已有1090年。1992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吴江撤县设市,揭开了吴江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气候：吴江属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全年平均气温15.7摄氏度(最高38.4摄氏度，最低-3摄氏度)；年平均相对湿度78%；年平均降水量870.8mm；平均气压1015.7hpa；年平均风速3.2M/S；风向：常年最多风向为东南风（夏季）,其次为西北风（冬季）；无霜期200-240天；年日照45%。水文：近50年平均水位（吴淞标高）2.76米，地表平均水位值3米-3.6米。 土质：地区质属湖泊相沉积平原,土质以粘土为主；地耐力6-10T/平方米。 湘湘精心整理，江历史悠久。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吴江建县，县治设松陵，属苏州。元元贞二年（1296年）吴江县升为州，明洪武元年（1369年）复为县。清雍正四年（1726年）分吴江县偏西地设震泽县，偏东地为吴江县。1912年吴江、震泽两县复合为吴江县，隶属江苏都督府。1949年4月29日吴江解放，建立人民政权。全县先后分设8个区、10个区、9个区、5个区。1957年全县撤区并乡，共设23个乡，7个县属镇。1958年全县农村成立20个人民公社，1962年又增设3个人民公社。1983年恢复乡村建制，黎里镇与黎里乡合并，实行镇管村，全县共设7个镇，22个乡，1985年又有5个乡镇合并。自1987年起全县各乡陆续撤乡建镇。1992年撤县建市，设有18个镇，5个乡。至2004年全市全面完成撤乡建镇，共设松陵、盛泽、同里、震泽、黎里、平望、芦墟、桃源、横扇、七都10个镇。 2003年末全市户籍总人口为772186人，比上年增加2763人, 其中，男性人口384422人，女性人口387764人，分别占总人口的49.8%和50.2%。全市非农业居民231614人，全年出生4639人，出生率为6.0‰；死亡5937人，死亡率为7.6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69‰。 吴江人口以汉族为主，占全市总人口的99.82％，并有回、壮、满、苗、白、土、瑶、彝、畲等26个少数民族，约1558余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0 .18％。 吴江市是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现有文物保护单位54处，其中国家级1处，省级15处。具有典型江南水乡气息的同里古镇，以其“小桥流水人家”的古朴风貌，被誉为“东方小威尼斯”，尤以退思园的精巧构思、独特布局和绝伦神韵而名闻遐迩。退思园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与“两堂三桥”（嘉荫堂、崇本堂和太平桥、吉利桥、长庆桥）融成一体，相得益彰。明清商业街、罗星洲、南国茶楼、珍珠塔和陈去病故居等都已成了同里景致的新亮点。同时吴江荟萃了盛泽先蚕祠、震泽慈云寺塔、黎里柳亚子故居、松陵垂虹桥遗址等一大批人文古迹和风景名胜。吴江的古运河风光带、环太湖旅游圈和肖甸湖省级森林公园以其自然的优美景色和妩媚风光也越来越成为人们观光旅游、回归自然的胜地。 古往今来，吴江大地人文荟萃，英才辈出。自春秋起至明清的二千多年间，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历史人物。据资料反映，属吴江籍或长期生活在吴江的历史人物有140多名，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春秋时期的范蠡，西汉词赋家严忌、严助父子，西晋文学家张翰，南朝梁陈间文学训诂学家、画家顾野王，唐代文学家陆龟蒙，宋代进士谢景初、谢涛，明代诗文家史鉴、沈颢、园林建筑师计成，清代天文学家王锡阐、文学家吴兆骞、词曲家徐曦、医学家徐大椿等。到了近代，又诞育了辛亥革命风云人物陈去病，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诗人柳亚子，革命烈士张应春，国学大师金松岑，文学家范烟桥等一大批杰出人物。 悠久的历史，造就了吴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现了鲜明的吴文化特色。吴江民间文学源远流长，蕴藏丰厚，尤以芦墟山歌的高亢嘹亮、感情真挚朴实、曲调优美清新、乡土气息浓厚，在吴中独树一帜。流传的民间舞蹈、戏曲曲艺、民间工艺流派纷繁，各呈千秋。吴江人主食以大米为主，杂粮仅用作调节口味，其中盘龙糕、闵饼、麦芽塌饼、熏豆、震泽黑豆腐干等都是吴江颇具特色的名吃名点。
200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自动化系,获博士学位2009年2月-2010年12月 美国乔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生物信息研究所 博士后并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论文2011年6月-2011年8月 美国乔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生物信息研究所 访问学者
张钧甯一直自律优秀，这样的她之所以难以大火是因为她一直以来都没有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一直都是饰演一些爱情剧。
他靠出演温太医出名，有着22年的中戏教龄，培育出了无数的优秀学生，作为老师和艺术指导，有很大的成就，他扮演的温太医也成为了一个经典，给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剖析张爱玲的小说对读者来说想必已不陌生了，很多人都细致的描写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封建道德摧残女性的痛或多或少地读过她的作品。看过她作品的人可能会不约斥与愤恨以及对这些女性遭遇的叹息和同情。而同地发现一个问题，张爱玲爱写女人，尤其爱写 20世纪曹七巧，无疑是张爱玲作品中塑造的最典型的一个女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女人，而且写得与众不同，栩栩如生，深性人物。她，原本一个健康、活泼开朗的姑娘，只因哥嫂的入骨髓。如她所塑造的许多特殊女性形象一样，张爱玲的贪财，姜公馆传宗接代的需要，在交易中就被无情地当做女性意识别具一格，独放异彩。一件物品嫁给了一个全身瘫痪，只有一息尚存的陌生男人，做起了生育的机器。从此，封建的道德使她失去了自一、作品背景由，家庭的纲常使她尝尽了他人的眼色，内心的真情得不张爱玲 1921年出生在上海，出身名门，从小就受到传到释放，时间久了，心理上发生了变化，人性开始变得扭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20世纪三曲，导致后来竟残忍疯狂地把封建伦理道德对她的毒害加四十年代的上海，虽然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得到了很好的发倍地转嫁到自己的一双儿女身上，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愤恨展，西方的文化与观念冲击了人民的生活，新文化运动也与不满。这样的行为无疑是让人痛恨的，这个女人也是让使很多女性认识到女性解放的深刻社会命题，但封建的伦人厌恶的。可在愤恨的同时我们又不自主地对她充满了理道德体系依然存在，仍然在某些范围内维持、发挥着它深深的同情。就如张爱玲在作品中描写七巧遭到姜季泽强大的威力。精神上，女性没有彻底地解放思想，没有完拒绝后的表现 : “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全走出男权社会的意识 ;而经济上，女性也没有取得独立小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 ———玻璃匣子里蝴蝶的的地位，离开男人，很多女人根本没有生存的能力。封建标本，鲜艳而凄怆。”曹七巧就像一只美丽的小鸟被套上了观念与习俗牢牢地禁锢着女性的思想，使她们在生活尤其一把 “金色的枷锁 ”，锁在了封建宗法制度铸造的笼子里，是婚恋问题上深深地受制于封建伦理道德的约束和男人永远喘不过气来。张爱玲痛恨封建的宗法制，可她并不是的摆布，严重的 “奴性心理 ”在她们的心里不断滋长，最终直接地痛斥，而是借七巧的口流露出对封建遗老遗少的蔑根深蒂固，扭曲了她们的人格和灵魂。视和憎恨以及对受迫害女性的同情。娇蕊，是张爱玲小说《白玫瑰与红玫瑰》里的人物，二、代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她，原来是一个开放热情、充满欲望的女人，把生活的所有张爱玲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而她，一个女人，都寄托在男人身上。她，以自己的美貌和妩媚身姿吸引了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敏感的心灵观察到了当时社会的黑众多男人的视线，让他们都围绕着自己。她天真地以为这暗，深刻地体察到了女性在封建道德和意识的毒害下身心样就展现了自己的魅力和价值，女人就是有了独立的地遭受的摧残和苦难。对此，张爱玲用自己细腻的笔触生动位。可不久她就发现自己错了，振保，这个自私、无情、虚地刻画了许多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女性形象，通过对她们伪、满脑子假仁义道德、不负责任的男人打碎了她原有的观念，让她清楚地认识到女人的世界不是只有男人的身影。振保的爱深深地伤害了她，可这个坚强充满活力的女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可以说，和曹七巧相比，娇蕊是张爱玲塑造的另一个典型的女性人物。张爱玲通过对她生活、爱情观转变过程的描写，向读者传达出对女性命运的深沉思索 :爱情不是生命的全部，女人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甘做他们的附庸，而是应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勇敢地追求真正的幸福。张爱玲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远不止她们两个，但大多也都和她们相似，命运都渗透着不幸和悲哀，不论是戴着金枷锁的曹七巧、拥有温暖家庭的娇蕊、为爱情的葛薇龙，还是知识女性白流苏。记得张爱玲曾说过 : “生命是一件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其实，她自己及塑造的众多女性人物本身就是一件件华美的袍子，但不幸的是封建的纲常伦理、宗法制度却把这些美丽的东西撕坏了、弄脏了。张爱玲看清了这些，但她不堪忍受这样的残忍，所以她勇敢大胆地执起笔写出对封建伦理的控诉，流露出对不幸女性的丝丝同情，更重要的是她把笔伸向了女性生存空间的层次，启迪女性解放思想，挣脱男人的牢笼，争取独立的人格和地位，为女性命运的探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三、作品人物的女性意识 1.女性意识的觉醒谈到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我们不能不从她的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谈起。《不幸的她》是作者第一篇反映女性意识的雏形代表作。说她是呈现女性意识雏形的开端，是因为这部小说仅有 1 400多字，写法还很幼稚，刊登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年刊《凤藻》1932年第 12期上。在这部微型小说中，张爱玲运用跳跃式的叙事方式，向读者清晰地展现了当代女性生命的历程，而这个历程恰恰反映了女性纯洁美好生命被毁灭的过程。正如小说描写的那样， “她”在童年时代拥有着快乐和幸福，而当她长大以后，便开始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她被母亲许聘给了纨绔子弟。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表示抗争，“她”最后离开了自己的母亲。而她的离开，也就意味着离开了“奢华的生活 ”，意味着漂泊的开始。在小说中我们发现作者是多么希望女性独立，尽管这种希望还是建立在女性反抗 “腐败的积习 ”基础上的，还仅仅表现在女性对婚姻自由追求层面上，还没有触及到女性生存世界的根本，但它还是流露出作者在其小说中首次表达的女性对自我的关注，因此，这种流露完全可以说是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觉醒。张爱玲作品中的曹七巧和郑川嫦的命运是一样的，她们来到这个社会，却一天福也没有享受过，就连女性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得到过，活的是那么不体面，所有的生存意识都被以男权主义统治为主宰的腐朽社会吞噬了。在张爱玲的笔下就是要借两位女主人公的死为代价，来唤醒成千上万的中国女性觉醒，激起她们强烈的女性意识。她号召中国女性要为自己争取平等自由，要有尊严地活着。 2.女性意识的成熟张爱玲和曹七巧、郑川嫦虽然同处在一个时代里，但张爱玲是一个勇于批判，敢于宣泄，并能够以文学为武器，向那些束缚着女性的陈规陋习挑战的人。通过塑造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激发起那些被压抑的女性群体的反抗，号召她们向 “男权主义 ”进行抗衡，争取在社会地位上的自我解放。张爱玲笔下的娇蕊身上充满着孩子气，她以挑战男人为荣耀，表达了张爱玲想借助娇蕊探索女性价值的欲望。娇蕊本以为只有在男性社会才能体现女性的价值，以为凭借自己动人的身材就能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这些早期女性意识的反映在娇蕊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当她对佟振保彻底失望后，娇蕊的女性意识逐渐走向成熟，当她在爱情失败后还能够继续勇敢地去追求爱情的真谛，对爱的欲望还是那么强烈时，她的世界里开始不再只有男性，她能从依附男人中解脱出来，变得开始在男性世界里闯荡，她对爱的执著追求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女性所拥有的价值和幸福，自己有了一个温暖的家，丈夫对她的爱让她有了尊重感，并且爱得很光明正大。张爱玲所塑造的娇蕊是女性意识成熟的典型代表。她所描写的曹七巧、小艾、郑川嫦等，都是下层女性的代表，她为她们的不幸深表同情，通过对她们悲惨命运的描写唤起更多女性的觉醒，让女性群体能够得到她们应有的权利和自由。在张爱玲以后的作品中，从传统的男女关系出发去反思女性的生命存在，到书写男女两性的平等关系，再到颠覆传统男尊女卑关系书写男女关系的错位和倒置，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转向。它意味着张爱玲小说女性主体意识在逐渐膨胀，这种膨胀显然与张爱玲追求女性绝对独立的意识相关，它以张爱玲追求摆脱女性的男性附庸地位为起点，先是转向追求男女平等，进而转向女性对男性的超越。参考文献 :［1］朱爱莲．个体与组合的冲突———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主题矛盾探析［J］．作家，2012，( 2)．［2］欧芳．萧红与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对比分析［J］．作家，2009，( 4)．［3］毛正天，冉小平．独特深刻的女性问题思考———张爱玲“女性书写 ”的人性观念［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5)．［4］吴著斌．论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和人性关怀［D］．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5］苏丽．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在电影改编中的流变［D］．苏州 :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6］谢理开．论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流变［J］．绥化学院学报，2008，( 2)．〔
论文关键词：张爱玲；小说；人性意识；悲剧 论文摘要：张爱玲的小说在对人性的探索中，饱含着深深的悲凉情感，它通过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演绎人生，诠释人生；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通过对“无爱”婚姻的描写，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张爱玲小说中揭示出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虚伪的人性．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20世纪40年代初，她以小说集《传奇》和 散文 集《流言》名震文坛，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女才子，1952年，她悄然移居境外，似一颗彗星划了一条美丽的轨道，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一次高度评价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的观察的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的确如此，当我们今天“借助古老的记忆”重新解读她的作品时，我们的灵魂仍被深深地震撼着，仍受到强烈的撞击，我们无法不惊叹于她的才华、她那颗“冷酷”的心、她留下的那些深远的启迪。本文试从张爱玲的经历、创作题材和她介人人生的切人点等方面谈谈她的小说的人性意识。 一、传奇生涯对张爱玲人性意识形成的重大影响 张爱玲出身于上海的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她有着显赫的身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是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但这一显赫的身份并未给她带来任何好处。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母亲是一个受西方 文化 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寂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这种生活使张爱玲过早地钡略到了生存的阴暗与没落的一面：“像拜火神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母亲成了身处幽暗的她拼将全力抓住的一缕阳光。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但有着许多清规戒律的洋房也培育了张爱玲的内倾性格。在张爱玲的生活经历当中，有两件对她的写作乃至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值得一提： 中学 毕业 那年，在一次“糟糕的讲演”中，后母动手打了张爱玲，她给予防卫，便遭到父亲的毒打，并且被囚禁达半年之久，她不仅丧失了自由，连生病也不能请医生，只能躺在床上想着那蓝色的月光，体昧着颜色的杀机、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幻想着逃脱计划．像基督山伯爵、三剑客一样．最后，张爱玲在一个隆冬的夜晚，从那充满腐败气味的家庭逃走，从此再也没回去过。种种不幸，使得张爱玲变得敏感、沉静、庄重而忧郁，过早地接触社会，认识人生，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形成了浓郁的悲观气质。 此外，在香港读大三的时候，香港战争爆发，枪声、炮火给她的刺激是空前的，战争的恐怖已深深地渗入她的骨子里，战争给了她幻灭、虚无和绝望，她亲眼看到炸弹如何把“文明”炸成碎片，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所以她坚信：“人性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就具有了某种行为逻辑的一致性，太多坚定地把自身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和至高目标。如《十八春》中的曼璐，为了拴住祝鸿才的心，达到“跟定了他”的目的，她竞不惜牺牲自己亲妹妹的幸福，帮着祝鸿才设计占有了曼桢。《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要挽住“时代的巨轮”，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丑恶到荼毒亲生侄女，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以侄女为诱饵来吸引年青人，人性变得何等得冰冷，何等得可怖。 正是由于张爱玲那传奇式的家庭和求学经历，使她对时代的观察、人性的剖析完全站在另一种人性的高度。 二、用人物形象的悲剧，演绎人生，诠释人性 张爱玲说：“写斗争，写壮烈，虽给人’兴奋’，给人‘力’，但投有美，‘缺乏人性’，也不能给人启示，写出来也不能成为好作品”；“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自己的 文章 》)。在她的小说中，她总是以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来演绎人生，诠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对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 被傅雷称之为“我们文坛最完美的收获之一”的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是一出最为彻底的展示了在古老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的悲剧。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里的性格变异的女人。她由一个小麻油店业主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的二奶奶，是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因此她正常的情欲难以得到满足，从而受到深深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情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结果当情欲变相地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丧失了人性。她的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就在她爱上了风流少爷——小叔子姜季泽，当她的小叔子将祖上遗留的那份家产挥霍得所剩无几，跑到她家向她倾诉起“爱情”来的时候，起初她也感到一种“细细的喜悦”，然而转念一想：“他难道是哄她?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便立即警觉起来，暴怒起来，她把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酸梅汁，泼了他一身。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以至于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儿子长白是个太少爷，他完全受着母亲七巧的控制。她给他娶了“不甚中意”的芝寿，扶正了绢姑娘，却不让他与妻妾同房，整夜陪她“抽大烟”，在她的折磨下，长白的妻妾相继离开了人世，“长白不敢再娶，只在妓院里走走”。她对女儿长安也是一样，给女儿裹脚，使女儿不能正常读书，安排女儿的婚姻，活生生地埋葬了女儿一生的幸福。 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而且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是“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三、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 雨果说：“正是从滑稽丑怪的典型和崇高的典型这两者圆满的结台中，才产生出近代的天才。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不但以审美的方式观照世态，同时也以“审丑”的跟光介人人生，还原人性的真实本性。她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暴露出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在她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烧着一炉炉“性心理、性变态、情结、人格分裂”的沉香，牵动着读者心头上的一丝丝痛楚。 《花凋》中的郑先生是个遗少，“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尸骸”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养了一太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可是当女儿川嫦生病时却“不愿把钱扔在水里”，让其“一寸一寸地死去”，死去后，花钱在其坟头添个太理石的天使，碑上撰制着新式的行述：“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安息吧，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露了一个虚假、做作的旧家庭，展示了在“家”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 《沉香屑第二炉香》和《金锁记》两书中的人物蜜秋儿太太和曹七巧经历相同，都是守寡之人，性格不同，但都为了自己失去的完美婚姻，破坏自己女儿的婚姻，有意霸占着自己的女儿，让她们过着与自己一样的生活。作品用深沉的态度，审视着“伟大母爱”隐藏下人性的虚伪。 四、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 恋爱和婚姻是张爱玲的中心题材。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的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张爱玲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情爱 故事 ，但无法找到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爱，小说中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是毫无爱可言的，她之所以看中“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她，用白流苏自己的心里话说，“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而范柳原更谈不上爱白流苏这个破落户中离过婚的少妇，他是一个讲究“精神恋爱”的男人，“他要地，可是他不愿意娶她”。在他们之间出现了“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丑恶”。他们本无真心，只是进行一场恋爱的智斗。说到底，他们只是在互相利用互相玩弄。如果不是香港的战乱极其偶然地成全了自流苏，那么她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女之间都无真情．人人戴着面具在爱情的舞台进行着玩世不恭的精神游戏。如果说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写自流苏和范柳原还仅仅是一种“无爱的婚姻”，却用“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遮饰着虚伪丑恶”，那么，《心经》中的许 小寒 变态的恋父情结，那已是一种违背正常伦理的丑恶的道德的沦丧了。 《心经》里许小寒与她父亲峰仪之间存在着畸形的父女恋，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请听她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谁都这样想——也许你也会这样想。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休记得这一切。”可当她得知父亲因为“有钱，有地位”而与“人尽可夫”的绫卿同居后，出于报复宣布与龚海立订婚，并宣称“我需要一点健康、正常的爱。”她母亲提醒她并不爱他时，她又坦言：“有了爱的婚姻往往是痛苦的。”而她哆嗦着感到她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 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张爱玲就是这样通过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的。 总之，在张爱玲看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一种具有兼容性的人生态度。张爱玲正是用这种人生态度审视着加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的男男女女，给我们讲述“30年前还没完”的“传奇”故事的，她的作品揭示出的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人性之虚伪、自私和丑恶，饱含深深的悲剧感，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1个月左右虽然因校而已，但大部分都是8-9月份交终稿，11月份出成绩，12月份毕业。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ofBirmingham），简称“伯大”，始建于1825年，坐落于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世界百强名校，英国”红砖大学“之一，于1900年获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的皇家特许状。学校是罗素集团、米德兰兹创新联盟、全球大学高研院联盟和Universitas 21创始成员。硕士论文是硕士研究生所撰写的学术论文，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更高的学术水平，更加强调作者思想观点的独创性，以及研究成果应具备更强的实用价值和更高的科学价值。
重写！那就比较危险了，因为重写还通过不了的话，学位证肯定是拿不到了，会给你diploma吧，这个大家有知道，没有实际意义。
研究生的论文都需要答辩的，方式有很多种，可能是展示然后别人过来看你的研究成果问问你问题，也可能是演讲，看你们这个老师想做啥了。不难的，记得看几遍你的论文熟悉一下。
不会降低疫情期间方方面面都会受影响，毕业要求应该不会降低，延期估计会，各地受疫情影响不同，具体规定肯定也是不同的。达到了学分的要求，就可以毕业，并且没有最低分数的要求。以伯明翰大学MSc International Business专业为例，考试+论文_80学分+大论文（60学分），就可以毕业了。这样一来，没有了最低分数（硬挂）的要求，即有些科目低于40分也可以毕业。这个政策，对于去年挂科少于40学分的同学是个喜讯。但是，每个院系，包括每个人的情况都有所不同(比如：本科和硕士学分要求不同)，具体方案还是要等学校更进一步的决定。同学们记得及时查看邮箱，和老师保持沟通。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简称“伯大”，始建于1825年，坐落于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世界百强名校，英国前10高校，英国”红砖大学“之一，于1900年获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的皇家特许状。学校是罗素集团、米德兰兹创新联盟、全球大学高研院联盟和Universitas 21创始成员。
1、刘炜、叶鹰共同撰写的有关数字人文的论文 ；A=刘炜 AND 叶鹰 AND K=数字人文 2、查询2010年除陈波以外的作者发表的有关“物理试验”的论文；K=物理实验 NOT A=陈波 Y=2010 3、检索作者分别为李刚和王波发表的有关无线网络安全方面的论文 ；A=李刚 OR 王波 AND K=无线网络安全 4、苏振峰发表在《污染防治技术》杂志上且文摘包含“印染废水”的论文 ；A=苏振峰 AND J=污染防治技术 AND AB=印染废水 5、检索近20年来我们学校老师发表的有关张謇的论文 。I=南通大学 AND Y=2022-2002 AND K=张謇 字段代号：FL=分类号 TI=题名 AU=著者 I= 单位 J=刊名 Y=年份 T=主题 AB=文摘 FT=全文布尔逻辑运算符：* （and） +（or） －（not）
A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教材主干知识的准确理解与记忆。依据所学可知：按照资料价值的不同，分为第一手史料即直接史料、原始材料和第二手史料即间接史料，第一手史料是指接近或直接在历史发生当时所产生，可较直接作为透视历史问题的史料；第二手史料是指经过后人运用一手史料所作的研究及诠释。按照资料的表现形式，将历史史料分为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由此分析可知当时的档案文件是最可信的， A符合题意，而回忆录、口述、报刊杂志均属于二手资料，排除BCD。故选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