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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报告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b．期刊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
[5] 何龄修．读顾城《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
c．论文献
[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 [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 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6] 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A]．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d．报纸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7] 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 [N]．人民日报，1998-12-25(10)．
e．国际、国家标准
[序号]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
标识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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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实用性技术成果报告（科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总结（社科）
C——业务指导与技术管理性文章（包括领导讲话、特约评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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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诗酒文化，是他人生体验的最好记录。他一生用酒当墨，用心作笔，写下了许多令人心惊和令人心驰神往的文字，在诗坛上成为一件又一件亮丽的瑰宝。李白一生关心国事，但为国立功的理想和不满黑暗现实的秉性，又构成了他特有的“诗酒”人生。
李白嗜酒，人称“醉圣”“酒仙”史书上记载他“每醉为文章，为少差错，与醉之人相谈议事，皆不出其所见.”客居任城时，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张叔明、裴政、陶沔在徂徕山，日日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虚”。
杜甫《饮中八仙歌》赞之：“李白斗酒诗百篇”又有人称其诗：“《乐府》之外，……，言酒者固多。”保留下来的1500多首诗中，写到饮酒的达700多首，其他的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点的酒味。其中的《独酌》、《将进酒》、《襄阳歌》等流传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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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其他名人
1、杜康。
《尚书 酒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唐孔颖达疏引汉应劭云：“杜康造酒。”杜康因为造酒，还曾被当作酒的代名词。有历史上跑得最快的人曹操（“说曹操，曹操到”）的诗句为证：“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河南陕西一带还有以“杜康”命名的酒。
2、纣王。
作为商朝的末代皇帝，他是臭名昭著的人物。他发明了利用酒进行宫廷娱乐的方法：“……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场面之壮观，可以跟罗马帝国凯撒大帝相媲美。
3、孔子。
孔子虽然贵为圣人，被称作万世师表，而实际上，他也有不少凡夫俗子的小嗜好，比如饮酒。孔子是主张饮酒的。《论语》中“酒”字一共出现过五次，其中四次出自孔子之口，可以证明他老先生平时是喜欢饮酒的。
《唐诗三百首》应该有要找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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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源于史学的“实录”精神，表现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其在作品中的体现又因文体不同而有异，散文举例证实，画赞返实入虚，诗歌似虚而实。它是对李白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补充。
【关键词】 李白/实录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录”精神。《汉书·司马迁传赞》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对“实录”最权威的解释，也成了后世优秀的史学家遵循的修史原则。“实录”一词，多出现于史学著作中，初唐人修的几部史书，都使用过“实录”二字。如《晋书》卷94《隐逸传》云陶潜《五柳先生传》：“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陈书》卷27《江总传》：“总之自叙，时人谓之实录。”《南史》卷48《陆慧晓传》：“庐江何点常称：‘慧晓心如明镜，遇形触物，无不朗然。王思远恒如怀冰，暑月亦有霜气。’当时以为实录。”但“实录”一词却很少出现在初盛唐作家的诗文作品中，人物传记中偶有出现，如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云：“君故人范阳卢藏用集其遗文为序传，识者称其实录。”而李白在《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中使用了这个词，这自然引起我们的注意，李白文云：“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1]（卷27，P1263-1264）李白此处“实录”二字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是真实的记载，并不是李白的杜撰，李白《对酒忆贺监序》也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1]（卷23，P1085）二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也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李白“素受宝诀”。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时人语坐实。他在赞美别人时，常引当时人的话来证明一种事实。如《上安州裴长史书》盛赞裴长史高义重诺，云：“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与韩荆州书》为说明韩荆州在士人中的声望，云：“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方法之二引舆论证实。《任城县厅壁记》，称赞县令贺公，“拨烦弥闲，剖剧无滞。镝百发克破于杨叶，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宽猛相济，弦韦适中。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然后青衿向训，黄发履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非神明博远，孰能契于此乎！”[1]（卷28，P1298）此段文字肯定有夸张的地方，但李白为了坐实对贺公的美誉之词，作了必要的交待，“白探奇东蒙，听舆论，辄记于壁，垂之将来。俾后贤之操刀，知贺公之绝迹者也。”[1]（卷28，P1300）李白的才情于此可见，上文表扬贺公，不免有夸大之辞，但“听舆论”一语，看似平常，却意味深长，一慰贺公，免去贺公担心过奖之虑，因为“舆论”如此，古人很重舆论，舆论反映民意，文中果有不符实际之处，因是来自舆论，也会得到别人的谅解；二安民众，李白文中赞美贺公的地方不免有曲谀之处，但李白指出这是源于舆论，是公众的意见，并非李白凭空杜撰。
方法之三以细节坐实，《秋于敬亭送从侄端游庐山序》：“初，嘉兴季父谪长沙西还，时予拜见预饮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来有成，郁负秀气。”[1]（卷27，P1267）对往事的追记，用了“嬉游在旁”的细节，栩栩如生，非常真切。《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并序》有总的概括，也有细节的记载。“先时邑中有聚党横猾者，实惟二耿之族，几百家焉。公训为纯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职，蔑闻为灾。官宅旧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车尝之，莞尔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变为甘泉。蠡丘馆东有三柳焉，公往来憩之，饮水则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乡人因树而书颂四十有六篇。”[1]（卷29，P1387-1388）四个细节的勾划，表现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层是表扬李公教化横猾；二层是表扬李公正压鬼怪；三层是表扬李公德变泉水；四层是表扬李公政赢颂声。
特别是写自己的行为品德时，李白更是如此，非常讲求这种技巧。他明白：一旦重在描述自我言行的文学创作进入流通，真实性成了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判断。下面举《上安州裴长史书》以作说明。
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中，作者陈述事实，自举例证：第一，以散金济人来证明自己的轻财好施：“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白之轻财好施也。”[1]（卷26，P1245）第二，以善理友人后事证明自己存交重义：“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朋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1]（卷26，P1245-1246）
同样以别人耳闻目睹之事实证明自己品行才情的不凡：第一，广汉太守亲见其养高忘机之举——“又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1]（卷26，P1248）第二，苏＠②赞其文之事，“四海明识，具知此谈”——“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不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知此谈。”[1]（卷26，P1247）第三，马公盛赞其文，“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澈，句句动人。’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1]（卷26，P1247-1248）
李白文章重视引用他人之言证明真实性，这里却提示我们对李白个性和生存方式的进一步思考，细绎李白引用时人语之处，会隐约感到李白正生活在失去别人信任的危机之中。一般与别人的交流中，只要陈述事实即可，但李白在每陈述一个事实之后，总是心有余悸，担心别人不相信，故又向对方申述一下，这件事谁也知道，这句话谁也听说过。如《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四海明识，具知此谈”、“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就是如此。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小人的诽谤，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云“谤言忽生，众口攒毁”。也由于自己言行失检，他有时行事说话可能略带夸张，并不考虑其后果和影响，这样致使和他交往过的人对李白留下一个说大话的印象。他在《上李邕》诗中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这句话很值得体味。
在不同的文体中、在不同的描述对象中，李白的写实思想所采用的方法也不相同。比如李白笔下有一批间于文与诗之间的韵语——画赞，分析这类文学品种更利于我们分析李白写实的观点。唐代绘画以及雕塑大致以实为主，从流传的文人画看，韩干画马、吴道子画人物，大致上届于写实一类，唐人称为人物造像叫“写真”；敦煌壁画属于民间艺术，由于绘画的基本功欠缺，写实也不能逼真，写意如飞天的形象，除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外，表现出民间艺术的大胆活泼。
既然在“画赞”中，李白面对的对象是绘画中接近真实的事物，他在“赞”语中，就不能就实物论实物，而是要尽力表现其神韵，李白的画赞，正是展示了一种返实为虚的过程：
《壁画苍鹰赞》：“突兀枯树，旁无寸枝。上有苍鹰独立，若愁胡之攒眉。凝金天之杀气，凛粉壁之雄姿。觜铦剑戟，爪握刀锥。群宾失席以愕眙，未悟丹青之所为。吾尝恐出户牖以飞去，何意终年而在斯！”这里用了拟人、夸张、衬托的手法，“吾尝恐出户牖以飞去”正说明绘画达到了“逼真”的效果。《方城张少府厅画师猛赞》：“张公之堂，华壁照雪。师猛在图，雄姿奋发。森竦眉目，飒洒毛骨。锯牙衔霜，钩爪抱月。”《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高堂闲轩兮，虽听讼而不扰。图蓬山之奇禽，想瀛海之缥缈。紫顶烟赩，丹眸星皎。昂昂伫胎，霍若惊矫。形留座隅，势出天表。谓长鸣于风霄，终寂立于露晓。凝玩益古，俯察愈妍。舞疑倾市，听似闻弦。傥感至精以神变，可弄影而浮烟。”在画中物象逼真的基础上侧重展现其神采。
李白一方面赞美绘画的“真”、“自然”：“粉为造化，笔写天真。”（《金陵名僧＠⑤公粉图慈亲赞》）“爱图伊人，夺妙真宰。”（《安吉崔少府翰画赞》）“图真像贤，传容写发。”（《宣城吴录事画赞》）“笔鼓元化，形成自然。”（《江宁杨利物画赞》）另一方面也希望画能体现出神采和空灵：“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虚空其心，寥廓无主。”（《志公画赞》）“了身皆空，观月在水。”（《鲁郡叶和尚赞》）“至人之心，如镜中影。挥斥万变，动不离静。”（《李居士赞》）要能“穷神阐化”（《当涂李宰君画赞》）。附带提一下，“水月镜影”比喻虚幻景象或作为艺术境界的形神虚实已包含在李白的画赞中，“水中月、镜中影”又作“水中月、镜中像”，“水中月、镜中花”，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李白“水中之月”、“如镜中影”的比喻本质上就是“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之景，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追求文学创作的“空灵”、“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文论家一般是在论述司空图文学批评时提及的，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云：“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有云司空图的看法可能受到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的启发。[3](P676)如果从文学思想表述的相似性来说，在戴叔伦、刘禹锡、司空图之前应当加上李白。
再说诗歌，李白诗歌极富浪漫情调，但仍然能体现其写实的文学思想。比如李白诗中有一组关于鸟的意象群[4](P148-161)，这些鸟类，除来自传统文学中那些神话、传说的凤凰、大鹏、精卫、天鸡等外，大部分还是来自于现实中的黄鹄、雁、孔雀、子规、杜鹃、鹰、鹧鸪、白鹇、鹅、鸭、鹳、鹦鹉等。如李白笔下的子规，《蜀道难》：“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奔亡道中五首》：“歇马傍春草，欲行远道迷。谁忍子规鸟，连声向我啼。”又如鹧鸪，《山鹧鸪词》：“苦竹岭头秋月辉，苦竹南枝鹧鸪飞。”《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二首》：“秦地见碧草，楚谣对清樽。把酒尔何思，鹧鸪啼南园。”《秋浦清溪雪夜对酒客有唱山鹧鸪者》：“客有桂阳至，能吟山鹧鸪。清风动窗竹，越鸟起相呼。”《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醉题王汉阳厅》：“我似鹧鸪鸟，南迁懒北飞。时寻汉阳令，取醉月中归。”尽管这些鸟类在诗中所起的作用或有不同，但都是生动的现实生活中的意象。
李白诗歌多有写实佳作，而有些诗歌因对所描述对象多渲染烘托之词，而疑其为非写实之作。李白的文学禀赋在于能将别人难以描述的奇特景象描写出来。比如《蜀道难》就表现出李白的这一才能，南朝阴铿有《蜀道难》诗一首：“王尊奉汉朝，灵关不惮遥。高岷长有雪，阴栈屡经烧。轮摧九折路，骑阻七星桥。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比起李白的诗，阴铿写蜀道难相当单薄。李白诗中表现蜀道之险，虽有夸张，却都是实录，詹鍈先生《李白蜀道难本事说》分析《蜀道难》主题诸种说法，甚有见地，其中汇通《剑阁赋》、《送友人入蜀》、《蜀道难》诸篇说明写蜀道的情形也是对其险阻艰难的实录，文云：“按太白有《剑阁赋》，题下自注云：‘送友人王炎入蜀。’赋中写剑阁之险，与此诗极为近似。如：‘咸阳之南直望五千里，见云峰之崔嵬。前有剑阁横断，倚青天而中开。’——诗：‘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剑阁峥嵘而崔嵬’，又：‘连峰去天不盈尺。”上则松风萧然瑟飒’——诗：‘枯松倒挂依绝壁。”有巴猿兮相哀’——诗：‘猿猱欲渡愁攀援。’又：‘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旁则飞湍走壑，洒石喷阁，汹涌而惊雷’——诗：‘飞湍瀑流争喧豗，砅崖转石万壑雷。’‘送佳人兮此去，复何时兮归来？’——诗：‘问君西游何时还？’‘望夫君兮安极，我沉吟兮叹息。’——诗：‘侧身西望长咨嗟。’”[5](P34)其将《剑阁赋》与《蜀道难》相似或相同句意作了比较，无非使人们知道，他们的共同之处正说明其描写的真实性。另一首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开始是这样写的：“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这个开头不容忽视，尽管李白此诗极想象之妙，但李白充分考虑到诗歌的'真实性，瀛洲，是神话中仙山，李白用了“信难求”给以否定，而天姥山是现实存在的山，在今天浙江新昌。尽管此山云霞笼罩，但是可睹的，而且接下去描写了天姥的高耸。诗是写梦，梦中神游就不是真实的存在，故作者明晰交待了入梦与出梦的过程，由“我欲因之梦吴越”至“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李白诗名极高而掩盖了他的文名，应该说李白的文章在初盛唐的散文中是有特点的，当我们一旦注意到李白在文章中的论证方法时，发现李白清楚的思维能力和诗歌的逻辑力量，通脱而不迂执，能选用活生生的事例说明问题。这样的行文特点在诗歌中也有体现，否则会错读了李白的诗歌。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诗有头有尾，层次分明。《唐诗别裁》云：“诗境虽奇，脉理极细。”《唐宋诗醇》云：“此篇夭矫离奇，不可方物，然因语而梦，因梦而悟，因悟而别，节次相生，丝毫不乱；若中间梦境迷离，不过词意伟怪。胡应麟以为‘无首无尾，窈冥昏默’，是真不可以说梦也。”这里对胡应麟的批评是正确的。
李白对真与美概念的理解是辨证的，运用也是辨证的，诗中的想象和夸张大多以现实为基础。《秋浦歌》其五：“秋浦多白猿，超腾若飞雪。牵引条上儿，饮弄水中月。”如果说“弄天上月”，肯定不真实，猿不可能达到那个高度，“弄水中月”，就很真实，不过月是水中月，只是真实月亮的影子，这就有了虚中寓实的意味，也表现了诗人观察自然现象的敏锐。
李白有些诗记实性较强，如《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写作缘起尽见序文，序云：“王屋山人魏万，云自嵩宋沿吴相访，数千里不遇，乘兴游台越，经永嘉，观谢公石门。后于广陵相见。美其爱文好古，浪迹方外，因述其行而赠是诗。”诗较长，五言六十句，计六百字。如序所言，诗叙写了魏万相访的过程和行迹，历历在目，夹带诗人的才情和区域山水的高度概括以及对自然景物特点描写的夸饰，成为独特的叙事诗。此诗写实性极强，如王琦注所析，首写魏万爱文好古，而隐居王屋之事；次叙其自嵩宋沿吴相访之事；以下则叙其乘兴游台、越之事和自台州泛海至永嘉遍游缙云金华诸名胜之事；最后则叙其自姑苏至广陵相见和其还山而相别。如其中叙述魏万乘兴游台、越之事云：“遥闻会稽美，一弄耶溪水。万壑与千岩，峥嵘镜湖里。秀色不可名，清辉满江城。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入剡寻王许。笑读曹娥碑，沉吟黄绢语。天台连四明，日入向国清。五峰转月色，百里行松声。灵溪恣沿越，华顶殊超忽。石梁横青天，侧足履半月。”[1]（卷16，P748）台、越之景，一一据实描写。整首诗歌叙事和序中所记魏万所到之地和所为之事次序一一对应，诗歌结构正是以事实为基础而顺次展开，其记实的条理性为理解李白诗歌的写实一面提供了一个证据。
一个作家的文学思想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仅因为主流和非主流思想的并存，而且还表现为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呈现出异态分布的状况。我们分析了李白写实的美学思想和作品中的写实倾向，但仍然认为李白诗歌以浪漫主义为主流，而本文的写作只是对李白思想和创作的另一方面的分析，只是对李白主流文学思想和创作的补充，希望能丰富古代作家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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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班的童鞋们，不用抄这个了，我已经吵了，哈哈
想象奇特，豪迈飘逸，是浪漫主义的风格
摘要的我们在评价李白成就的时候，说他在文学上是继屈原之後，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二座高峰。但纵观李白一生，从25岁出蜀到62岁病逝当涂，他所追求的是其「济苍生」「安黎元」的政治理想，而不是钻营於「俪采於百句之偶，争价於一字之奇」(《文心雕龙》)的文学成就。然而诗人一生的政治理想却无法实现，终而违心地以「诗人」之名流传於後世。我们提起李白在政治上的相关方面的时候，总会叹息地说他是「怀才不遇」，但是李白是否怀才不遇呢?本文尝试从李白一生的际遇以及他的一些诗文中探讨这个问题。关键词：李白;文学;政治;怀才不遇前言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後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白留给後世人九百多首诗篇。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李白是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闻名於世的。然而作为盛唐时期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融入了他的一生。在他的心中也有对於功名的强烈渴望，李白这一生的仗剑出游的路线，结交的人物以及写下的诸多文章和诗歌，实际上都含有很明显的政治目的。可以说李白这一生是汲汲於功名的，以达到封妻荫子的，名垂青史的目的。可惜的是他在盛唐的政治史上，却没有他的一席之地。「他(李白)的一生在政治上没有做出重要的成绩，也没有留下重要的政论著作，我们也无法证明他在政治上的实际才能。」(游国恩版《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四章第二节)一、盛唐的李白李白一生处於盛唐时代，大概与唐玄宗相始末。开元天宝时期，大唐帝国国势昌盛，「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新唐书，食货志》思想开化，政治清明：「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後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李白少承家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思想开明，儒家为主，糅杂道家，参以法家纵横家等诸多学派的思想熔於一炉。所以，在李白身上始终体现出来的是多元的人生价值观，而非单一的。强盛的国力和开明的政治影响著知识分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好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李白也不例外，从青年时代便已发下以布衣直取卿相的宏愿。二、干谒之路高蹈不群的李白没有由可取考试的道路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而是通过「干谒」的途径进入政治权力中心「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上韩荆州书》)李白希望通过「定价於君侯」而受到当权者的赏识进而达到出士的目的。为此，他抛却了「不屈己，不干人」「平交王侯」的初衷，游走於权贵之门，低声下气，曲意逢迎，干谒权贵。然而事与愿违，李白并没有受到权贵们的青睐。纵观李白的干谒文章，《上安舟裴长史书》《上韩荆州书》《为宋中丞自荐表》这些文章中，煌煌之言，铺展排比，酣畅淋漓，但是，我们从中却看不到他对於「济苍生」「安黎元」的政治理想的详细阐述，比如天下大势的分析，民生疾苦的陈述，或者是治国用世的具体方略，这些方面，他都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相反的，充斥於这些干谒文章之中的是诸如「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这样的违心的逢迎和吹捧。即使在述及自己的大志与胸怀时，李白所多次提到的还是他的高尚品德和文学才华，「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为宋中丞自荐表》)「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对於他的「王霸之略」和「纵横之才」在这些干谒文章中也是难寻踪迹，而对於国计民生的应对方略，更是只字未提。因此从李白的这些干谒文章来看，他的干谒之路难以成功自有道理。而对於他是否具有超人的政治才能的问题，也必须置案存疑。三、任侠之才盛唐国势造就了一代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频繁的破土开疆也带给了国人尚武任侠的精神，而李白尤其如此。「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新唐书列传一百二十七》)盛唐文人都是已天下为己任，不平则鸣。相传李白在路见不平的时候便有「手刃数人」的经历，而在《侠客行》中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名。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经历虽然写的是战国朱亥，侯赢等上古侠客，其实也暗合李白自己的经历。李白也多次歌颂「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陶渊明语)的荆轲，并且表现了一种心向往之的心理。但这种游侠刺客的行径并不是政治才能的表现，高超的政治才能表现在能够一眼洞破当下社会的国际民生问题，并且及时采取措施对症用药;能在多方的矛盾之间游走自如，保身利民。然而这种任侠的才能并不能真正帮助李白实现他「济苍生」「安黎元」的政治理想。当时虽然处於开元盛世的鼎盛时期，但依然普遍存在社会矛盾的现象，藩镇割据隐含外乱，封建压迫与割据隐含内乱，这一切社会现象与社会隐患，李白都不能及时察觉，只是单靠一时的意气风发地杀尽不平人，实在不是一个杰出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才能。四、风云际会李白一直都认为自己是怀才不遇的，他曾把自己政治上的失意归因於奸臣当道，贤能受阻，因而愤然写下「只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样的诗句。故而他一直都追怀刘备三顾茅庐，燕昭王筑黄金台的往事，而对诸葛亮，乐毅，荆轲这些谈笑封侯的人也是倾心相慕。李白心怀王霸之略，但後来被当作文学侍从被徵召入京，虽然有点「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味道。但毕竟翰林供奉时期的李白能够有更多机会接近唐玄宗，如果在当文学倡优，制作诗词之馀，将自己的满腹经纶示与明主，这未尝不是实现政治理想的捷径?可是李白并没有这样做，他让唐玄宗对他青睐有加的是其「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文学才华。「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於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馀章，帝颇嘉之」(《旧唐书列传140文苑下李白列传》)关於官居翰林供奉时期李白做了些什麼事呢?御手调羹，力士脱靴，甚至「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可见李白对於翰林供奉的职位是很踌躇满志的。试想如果李白真有满腹经纶的政治才学，那麼在三年的翰林供奉职位中，如果像东方朔，淳於髡之类的人物用另外一种方式以干人主，也未尝不可。可是李白并没有这样做，从这方面又可以看出李白其实缺乏长远的政治目光与卓越的政治才能。三年的翰林供奉中除了写出「云想衣裳花相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诗句外，在政治上其实并无建树。最终落了个「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的下场。李白自请出京，唐玄宗也认为他不是「廊庙之材」，这可谓一语中的。五、文学倡优从文学方面来看，李白自谓「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岁通五经，自梦笔头生花(《唐才子传》)，幼承家学，自小以「司马相如」为榜样，曾许下「做赋凌相如」的豪言。李白在仗剑出游到江陵的时候，其仙风道骨以及诗才就受到当时有名的道士司马承祯的赏识。「前礼部尚书蘇公出为益州长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寮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上安州裴长史书》)，隐居寿山的时候，也受到武後时期的宰相许圉师的赏识，并招为孙婿。一进长安时，贺知章看到他的《蜀道难》更惊呼李白为天上谪仙人。将李白推荐给唐玄宗的玉真公主和吴筠道士对於李白的文学才华也是极为赞赏的。「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钦。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门」〔李阳冰《草堂集序》〕,「以诗著名,召入翰林」(《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从这些可以看出李白的文学才华在当时极为著名的，而且也受到广泛的肯定，但这些仅仅只是停留在文章这一面而已，即便是玄宗皇帝也很赞赏他的才情，对於他的「量才授职」方面也只是文学倡优，而并没有将李白当作「廊庙之材」来使用。结束语由此可见，在文学方面，李白的才能毋庸置疑，而且他文学方面的才华也得到了众多仙朋道友，达官贵人乃至皇帝的赏识，所以并不能说是「怀才不遇」;而在政治方面，可以看出来，李白并不具备一个成熟政治家所应有的眼光和手段，虽然他的这一生汲汲於功名。也就是说在政治方面，他并没有「怀才」所以也谈不上「不遇」。因此对於李白来说，是谈不上「怀才不遇」的，不管在文学上还是在政治上。参考文献[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2].周勋初、《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李白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3].《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4].葛景春、《李白研究管窥》、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年[6].刘晌《旧唐书》、中华书局出版社、2002年[7].康震、《李白政治文化人格的内在矛盾》、人文杂志2002第3期、92页 木柳书屋欢迎您 、26页
李白山水诗研究 李康永 摘要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李白一生游览过许多地方，在祖国广阔天地里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爱慕和对前途的美好憧憬，他一生创作了许多山水诗。李白并不是以山水诗闻名，但是，李白的山水诗以雄奇、豪迈、大气、苍凉见长，突破了中国传统山水诗的借山水以自娱的窠臼。李白山水诗的突出特点是大自然山水形象的理想化、狂想化和个性化。李白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充满了一种人文、历史、地理和强烈的自我文化意识，使人文美与自然美相互交融，浑然一体。李白山水诗选择了“感物”的路线，摆脱了玄言，回归情感，情景交融，把人们对于自然山水的美感提升到一个空前的文化高度，对山水诗变体的成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 李白 山水诗 “盛唐风骚绝往昔，更添风华一谪仙”，李白的诗歌无论是在唐代以及唐以后，都有着特殊的内涵和特殊的魅力。提及其山水诗，则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占有着很大的比重。李白嗜爱山水，竟至于沉醉，乐极，“一生好入名山游”，甚至达到“爱此肠欲断，不能归人间”的痴迷程度。李白的山水诗，约莫有百余首，有继承庄子散文意境宏阔、浩渺奔放的浪漫主义传统的放浪诗作；有借鉴陶元亮融情入景的园田诗作；有袭二谢余风，而意境结构日渐佳境的山林诗作。李白很敬佩、赞慕二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谢公宿处今尚在”和“脚著谢公屐”以及“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中可以看出。另外还有与王孟等初唐山水诗人风格相似的意画诗作，还有游仙缥缈入天地山海的意念诗作等等。由此可见，李白山水诗的丰富多彩与绮丽。 李白一生的大半岁月是在隐逸漫游中度过的。他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李白一生游览过许多地方，四川、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苏等，黄河、长江流域。李白20岁前后游历了蜀中的不少名胜古迹，山水诗描绘了蜀中的雄伟壮丽的山川，培育了他壮阔的胸怀，豪迈的性格和热爱祖国大自然的思想感情。李白25岁后，出蜀漫游，在祖国广阔天地里培养了对大自然的爱慕和对前途的美好憧憬。李白被玄宗“赐金还山”后，又再度漫游，游踪遍及齐鲁，江浙、燕赵，歌咏祖国大好河山是李白此时期山水诗的主要内容。李白长流夜郎，中途遇赦，流浪于宣城、历阳，此时山水诗将游仙、山水和现实联系起来，反映李白深刻内心矛盾。所以他创作了许多山水诗，并把山水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李白与山水诗的关系 李白是中国山水诗人中的另类，他有一种世外高人的气势和极富张力的生命力，非常的飘逸和洒脱，这种个性的因素使得李白的山水诗在表现手法上似乎没有了固定的形式和规律，这就造成把握李白山水诗的风格和意境很难。但就像看梵高的画一看就是梵高的画，李白的山水一看便是李白的山水。实际上，李白才是真正主宰着山水诗的形式和规律的。李白写的不是山水的细节，而是山水的气势，用他的话来讲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的气势，这也是写他本人的气势，正是他本人的气势推动着他写山水的气势，只有他桀骜放纵的个性才能把山水固有的气势从山水中张扬出来，张扬山水的气势就是张扬李白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即是把他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扩张到山水中，他的生命力是无限扩张的，给人的感觉不是山水感染了他，而是他感染了大唐的山水。 二、李白写山水诗的原因 李白写山水诗首先是体现在他热爱祖国山河、热爱大自然上。李白热爱祖国河山,所以他可以忘记忧愁,以极大的热情去写祖国河山。 其次，是因为李白受到道家的影响。道家的自然思想使他对人生抱有一种朴素的唯物观念。人的生死荣衰如同万物，“兴歇皆自然”，无须感恩，不必抱怨，因为都是元气的构成，同属大自然，同有大自然。所以他要拥抱大自然，与之化为一体。在《山中问答》中，他诡秘地说：“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世俗不会理解他，他也不属于世俗的人间。他的神秘的桃花源，就是从碧山通往梦想的神仙世界，生活在“大块”中，与大自然元气混沌一片。这种道家、道教的思想观念随他的社会生活、政治遭际而日益加深，使他日益爱好大自然山水，也使他的山水诗里的山水形象不仅表现自我形象，而且融化为自我形象，使山水形象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了。 再次，是因为受到二谢的影响。李白深为感佩谢朓：“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呤》）可见李白山水诗接受了谢灵运、谢朓的艺术滋养，承继发展了大、小谢山水诗歌艺术传统。 还有就是受孟浩然的影响。开元年间的山水诗人孟浩然便是这类盛世隐士而名士的一个代表。他虽曾归隐鹿门山，而青年李白深深景慕的就是这位声闻天下的孟夫子：“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赠孟浩然》）赞美他不慕荣禄、不事君王的清德风流。 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了。到了唐代，人们在宦游中开阔眼界，在山水里抒发激情。李白也不例外，而且他还写出了许多千古名篇。 三、李白山水诗的艺术特色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伟大的，也是最典型的。他说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杜甫称赞他的诗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种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确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特色。 第一，宏放高远。其一是指李白的山水诗描写的题材广泛，山水草木，虫鱼鸟兽，人文景致等都是其写作题材；其二是指时间宽度大，年代久远，空间高远，即所谓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李白写山水常追溯及远古历史发端。具体如《蜀道难》一诗,诗人从秦蜀远古的隔绝之状起笔：“蚕从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接着写蜀王派五丁开山,壮士们牺牲生命，才建成一条钩连秦蜀两地的天梯栈道：“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远别离》写洞庭、潇湘、九疑、苍梧等山水也是与远古的娥皇、女英、尧、舜、禹等人物相连。空间的高远则又是指李白善于用多种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山水进行整体的观察和描绘。如“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梦游天姥吟留别》，“西上太白峰，夕阳穷攀登，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登太白峰》)，“太白何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 邈尔与世绝。”(《古风》其五) ，“水从天汉落”(《赠崔秋浦三首》)，“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这些诗句山高水远，如同一幅幅远景山水画，具有构图宏大，视野开阔，境界邈远的特征。这既是大自然恢宏博大的写照,又是诗人心胸开阔的反映。 第二，意象飞动浩荡。这是指李白笔下的山水虽也有幽静、秀丽的一面，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离乱后……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但这并非主流，由于他思想奇逸浪漫，个性自由奔放，犹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所以，意象之景外化后常使其山水形象具有飘逸飞动之势，如“巴水疾如箭，巴船去若飞”(《巴女词》)，“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炎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望庐山瀑布》二首)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遥看鹊山转，却似送人来。”(《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 第三，虚实相生与浓重的画意。虚实相生，这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宋人梅尧臣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说的就是意境。近人王国维先生也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他认为这就是“有意境”。这些用来评说李白的诗可谓恰如其分。就其山水诗而言,李白眼前之景象与胸中想象大多相融而莫分,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心物合一的地步。结合上文，我们可以认为意境从结构上看，正是“如在目前”与“见于言外”的统一。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讲，意境也就可分为实境和虚境，进而我们再来看李白的山水诗，他将虚的“见于言外”与实的“如在目前”发挥到了极致。如其《行路难》便是最好的说明，冰塞黄河，雪满太行，垂钓碧溪以及直挂云帆破浪济海等，看似实境，却均由心中抽象的情感和意念而来，是虚境的自然表现。实境与虚境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构成无比美好的世界。再谈谈画意，李白在此与王孟的造诣大约相当，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李白却把浓重的画意借助于其出神入化的意境抒发而加以表现，也就使得他的一些山水诗正如一幅幅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写意画，并且这些画的技巧炉火纯青，返璞归真，千态万状皆不离自然之道，而雕琢之迹全无，这正是中国诗画的最高境界。李白诗的山水名篇《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及《行路难》可作例证。《蜀道难》可谓一幅峥嵘嵯峨的蜀国山水图。览毕此诗，无不感到他在穷形尽相地描写蜀道艰难的实境时那种充满了激情，寄寓着许多慷慨悲壮的感受。同时作者驰骋想象,写景抒情,创造出蜀山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使其 虚境蕴含十分丰厚,以至众说纷纭,历代“解此诗者,几如聚讼”(《唐宋诗醇》) 。再者在此意境的基础之上，那种悲凉、愤懑的画意又随即映入眼前，或云感慨仕途坎坷；或言揭露时弊、讽玄宗幸蜀；或以为是劝告入蜀友人等等不一而足。 四、李白山水诗的语言特点 自然明朗是李白山水诗语言的基本特色,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朴素清丽、单纯自然的语言,受乐府民歌沾溉,而更多来自新鲜活泼的生活语言。“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脱胎于南朝乐府《西洲曲》:“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而“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欲倒非人推”,随意挥洒口语,更见性情的放旷。他多样化的语言又总归于率真自然、清新明丽,体现为自然之美。 李白山水诗的语言是完全个性化的。李白写不同风格的山水，就用不同风格的语言。他有许多著名的山水绝句，就是用清新流畅的语言写成的，如：“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洞庭湖五首》）这类诗所以能如实绘出秀丽山川的本色，正是得力于诗人清丽自然的语言。李白珍视语言的天然之美，反对过于雕饰的绮丽之风。 “李白的山水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他以描绘中国大好河山，表现大自然无穷景物之美为主旨，并于容情入景中兼以抒发主观情怀。李白把祖国雄伟壮丽的河山视为主体，作为审美对象加以审视，而且要以新的视角、新的色彩、新的声音、新的气势写出前人和同时代人巅峰之作。李白的山水诗是李白诗歌成就的代表之作，它不仅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方面反映了诗人的本体意识，而且其中也涉及到不少关于时代，社会，以及民生疾苦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总之，一句话，李白写山水诗不单纯写山水，李白的山水诗是难以脱离社会生活的窠臼的。 参考文献 1、《全唐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张家骐《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简论李白山水诗》 齐鲁学刊 ， 1992年 第05期 。 3、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4、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版。 5、杨海波《李白思想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6、松浦友久《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7、裴斐等《李白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希望采纳
二十世纪小说的变迁
诗歌赏析：
黄河落日是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行为，要去穿越黑暗，超过这片土地的漫漫长夜，成为全新的日出。落日本来就是日出，但需要真理的更新，需要造物主给它更新，才能成为日出。
为什么要等五千年才能见到这个黄河落日？这显然是一个有思想境界的落日。因为这片黄土地五千年来的困难、苦难、灾难，希望被落日带走，希望这片土地有真理的照耀带来新的日出。黄河浊浪滔天，这本来就是生态的悲剧，同时也象征了历史的苦难。黄河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历史的线索。
黄河落日，实际上就是一种告别仪式，落日看到这一片黄土地的五千年苦难有一种结束，带来新的光明、幸福、自由等伟大力量。
黄河落日就是一颗追求真理的心去穿越黑夜，迎来新的光明日出。未来的光明日出是多美巨大的希望。李瑛这一首《黄河落日》诗歌，让人在领略大美之中，展开对历史、大地、芸芸众生的生命本质的核心思考。
《黄河落日》
李瑛
等了五千年
才见到这庄严的一刻
在染红一座座黄土塬之后
太阳，风风火火
望一眼涛涌的漩涡
终于落下了
辉煌的、凝重的
沉入滚滚浊波
淡了，帆影
远了，渔歌
此刻，大地全在沉默
凝思的树，严肃的鹰
倔强的陡峭的土壁
蒿艾气息的枯黄的草色
只有绛红的狂涛
长空下，站起又沉落
九万面旌旗翻卷
九万面鼙鼓云锣
一齐回响在重重沟壑
颤动的大地
竟如此惊心动魄
醉了，洪波
亮了，雷火
辛勤地跋涉了一天的太阳
坐在大河上回忆走过的路
历史已成废墟
草滩，爝火
峥嵘的山，固执的
裸露着筋络和骨骼
黄土层沉积着古东方
一个英雄民族的史诗和传说
远了，马鸣
断了，长戈
如血的残照里
只有雄浑沉郁的唐诗
一个字一个字
象余烬中闪亮的炭火
和浪尖跳荡的星星一起
在蟋蟀鸣叫的苍茫里闪烁
扩展资料：
诗人李瑛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杰出的军旅诗人。他不仅写军旅题材的诗歌，而且他的诗歌早已超越军旅诗歌范畴。到目前为止，他写了五十多部诗集，可谓是高产的作家。他的《枣林村集》乡土气息浓厚，语言细腻形象，他的《野战诗集》不仅描写战场，而且也描写哨所，海防。
他的书写题材广泛，历经了八十多年生活，工作经验的积累，也经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的诗作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也是一座当代文学诗史上的里程碑。
《萤火虫》 六月,七月,八月：夜晚—— 田野的夜晚,沼泽的夜晚, 萤火虫在飞,一闪一闪. . 啊,它们在草丛里寻找什么? 也许,夜深了,找不到它的家门? 也许,风凉了,找不到它的衣衫? . 夜风啊,不要吹熄它小小的灯盏, 尽管它的光太微弱,太暗淡, 它的生命却自豪而勇敢. . 它心里藏着个大胆的秘密, 它在不屈地向黑暗挑战—— 它决心必要探索夜的深浅. . 飞起来,像一条绿线, 轻轻地飘忽,没有声音, 难道不像一条热烈的河川! 落下来,像一粒豆子, 却是真实的存在,光芒闪闪, 难道不也像高空的星斗一样灿烂! . 世界上应该有光,应该有美, 正像应该有太阳, 应该有生命和生命的尊严. . 有人说,天亮了,它变成了露珠, 有人说,天冷了,它变成了种子, 仍然不倦地、不倦地亮在人间… . 所有的乐器都要求歌唱它, 所有的灯光都同意承认它, 对于我,它永远是无声的启迪和召唤! 李瑛的诗素以优美的情思和独特的风格著称于世，这首诗托物咏志,蕴意深厚，构思精巧,体验很深,是一首更多地投射了诗人情感的咏物诗。 像这样的咏物诗是不可能“即兴"写成的。从童年到中年到老年，李瑛记不清多少次看见萤火虫，也不知道多少次听到萤火虫的传说。可是都没有写出诗来。我们说不准是什么契机触发了诗人的灵感,李瑛忽然有所“顿悟”,终于写成了这首咏萤火虫的诗。作为艺术形象的萤火虫与自然界的萤火虫那是很有区别的。在诗里,萤火虫总是在寻找，它有所失落,它总在飘泊。它光芒微弱,却敢于向黑暗永恒地挑战。天亮时，它变成露珠,保存了自己的纯洁;天冷时,它变成种子，等待生根发芽。在李瑛笔下,萤火虫成为微小却自有尊严的生命的象征，是微弱却永不熄灭的火种的象征，是敢于探索和挑战,却同时又会得到广泛认可与称颂的人生态度的象征。 从这首诗的深层蕴意看，诗人投射进了好些也许他自己都还没有察觉到的感触与追求。比如说，诗是否表现了诗人那种不事声张，默默无声地不倦地探索的品格？是否表现了诗人渴望挑战但又期待广泛认可与称颂的心态，以及诗人是否有某种失落感与精神上的漂泊感？总之,在一首咏物诗里，生命体验与艺术形象之间缺乏血肉的内在的情感联系,那这样的诗是会毫无魅力的。而李瑛的诗，正好是与此相反的。 李瑛以严肃的态度写诗几十年而不辍，他的艺术技巧，堪称炉火纯青。以这首诗第五节为例，可以见出诗人很善于感受、捕捉并描绘艺术形象与动态，而且有很好的想象力，以及在想象中构成优美意境的修养，语言的音乐感与节奏感也非常好。萤火虫的光芒，从点到线，经过想象而幻化成热烈的河川，多么美丽，而唯其轻轻地飘忽，没有声音,才见其热烈。萤火虫飞成了飘忽而热烈的河川,这是多么美丽的意境。这意境是奇幻的，有异彩的，而这正是李瑛诗的魅力所在。 （内容来自蓝棣之《现代诗名著名篇解读》仅供交流学习） 面朝大海，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读睡诗社创办于2015年11月16日，诗社以“为草根诗人发声”为使命，以弘扬“诗歌精神”为宗旨，即诗的真善美追求、诗的艺术创新、诗的精神愉悦。现已出版诗友合著诗集《读睡诗选之春暖花开》《读睡诗选之草长莺飞》。诗友们笔耕不辍，诗社砥砺前行，不断推陈出新，推荐优秀诗作，出品优质诗集，朗诵优秀作品，以多种形式推荐诗人作品，让更多人读优秀作品，体味诗歌文化，我们正在行进中！ 读睡诗社 出品诗集 《读睡诗选之春暖花开》《读睡诗选之草长莺飞》
真心觉得这首诗写的一般，层次不分明，条理不清，醉了洪波，亮了雷火，好像在凑章节，不明所以。不适合选入中职课本。
从“女儿国”看时代——《西游记》和《镜花缘》对比赏析 增大字体 泊头师范语文组：黄冬冬 摘要：《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关键字： “女儿国” 封建礼教 “女尊男卑” 实质 时代意义 《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掀起“荒诞”、“诙谐”的现象外衣，我们要立足于时代背景、作者的社会经历来探求两部书中女儿国所蕴含的社会实质和时代意义： 首先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性所处的角色来分析。西游记中“女儿国”虽也有“农士工商皆女辈，渔樵耕牧尽红妆”的涉及，但作者并没有展开来描绘，而是把视角放在女王求爱和举国臣民女子对男人的态度上，说明在这个女儿国中作者目的是突出女性作为爱情主角的实质。而其现实意义也生发于此。《西游记》成书于明中叶，当时程朱理学统治着整个社会，他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为大”，对女子这种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教化根深蒂固。在这种封建伦理道德的压制之下女性本身也成为扼杀自己的刽子手。在宋元时代作品就已出现了许多列女形象，她们把自己的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有的女性手被男子碰一下就认为有辱自己名节而自断手臂。而如果女子稍有反抗则被舆论灌之为“坏女人、不贞不洁的妖妇”之恶名。《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和卢夫人等女性由于背叛丈夫、没有从一而终，而只有落得被杀的下场。这些作品中作者的思想还没彻底开化，她们是被封建道德束缚了手脚。而今我们在幻想的“女儿国”中看到另一图景：女王得知御弟驾临，立即对众臣子宣布：“寡人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这是何等大胆的求爱之举呀！而举国上下女子对男女交合之事无任何羞怯之态。作者也敢于涉足这一方面，勇气可嘉!在现实社会中女子从小处于深闺之中，习熟“礼教”，万事遵礼教而行，即使心中青春萌动，也羞于出口，而最终往往在家人的摆布之下葬送个人幸福。构想中“女王”则勇敢的冲出了这个樊笼，女王从没接触过男性，但他对情爱有着强烈的渴求，他对唐僧大胆的求爱实质是理学禁欲主义窒息下妇女们发出的心灵呐喊。但“女儿国”在描述这种正义之举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在礼教桎梏下女性心理的扭曲变态发展。唐僧一行刚进入西梁边界就从一中年妇女口中得知：“那年小之人”不忘“风月之事”，“那个肯放你过去！就要和你交合，假如不从，就要害你性命，把你们身上肉都割了做香袋”。这是何等的凶残与变态呀。这正寓指：在现实社会下由于封建道德、礼教的压榨，女性不能自由、合理追求情爱、幸福，最终使她们走上邪恶之路而不能自拔。如《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等就是这种扭曲人物。两者都是在封建包办婚姻下背夫偷情，更甚者潘金莲和西门庆狼狈为奸毒害亲夫。他们大胆追求幸福的勇气可嘉但不道义的行为又让人生恨。是封建社会扼杀了他们的躯体，泯灭了他们善良的灵魂。《西游记》作者正是站在社会高度逆时代不能为而为之，这种冲破时代枷锁的壮举实为可敬。但《西游记》的“女儿国”只是局限于女性自身情爱角度，没有上升到社会层面。而《镜花缘》女儿国中女性角色则发生了变化，已经成为社会活动参与者。有人会认为《西游记》中“女儿国”也是由女子来掌管国家、处理社会事务。但那只是虚渺的假象，因为在此国中作者向我们突出展现的是：河水受孕、女王求爱、国师说媒和摆席设宴。只要从深层次探求，便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即现实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大环境下女主母的行为：处理家务，管理婢妾、内眷。这种“常理”行为对封建礼教冲击力度不大。吴承恩展示的“女儿国”只在个人圈子里徘徊，他本人也难以想象女子还有社会的一面。由于作者这种局限，是他回避了这方面的渲染。而李汝珍则把重点停留于此，而且进行了大胆设想：“女主外，男主内”让女性管理国家，处理社会一切事务。这在其中“治河除水患”中得到精彩体现。此项工程虽是由唐敖这一外来男性协助，但如此庞大的工程一直是女王、国舅操心费力之事，而且这么艰巨而繁重的劳动还是由国中“女百姓”来担负完成的。它们有制铁造具上的“心灵手巧”，也是力量上的强者。书中对此工程的艰巨作了详细描述：挖坑、推坝、搅土且“要费许多力气”。“娇弱”女子们完成如此重任，的确难以想象，但作者所传达给我们得女性却做到了，而且还做的很成功，这不得不让人敬佩、叹服。由此及彼，让我们也会联想到“女儿国”中女性在其他国家事务、社会劳动上的潇洒身影。在此作者把女性的才能、智慧和力量充分体现出来，让现实中的男性看了也不得不汗颜。这些俗人们整天叫嚣“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的谬论，但一向“柔弱”、“浅薄”的女子在“女儿国里”则成了社会的主力军，这对现实社会的冲击非同一般呀。 其次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王外来男性的态度上挖掘深层次的进步性。《西游记》中西梁女王对唐僧总体上采取屈卑的求爱。当女王得知唐僧已来本国，立刻按耐不住向臣子们宣布：“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这就把自己放在了第二位上，紧接着又派国师去说媒，“礼”字为上。在见到唐僧后那种娇羞、妩媚、风流尽情展现，且又“御弟哥哥”叫个不停。这表明在她心目中仍是男性占主体地位，男性统治女性才天经地义，男尊女卑的意识没有改变。在这一点上作者仍受时代局限，没有重大突破。与吴承恩相距几百年的李汝珍却提出了“女尊男卑”的石破天惊的设想。在这个王国中女王对外来男性“林之洋”就没有了礼遇，而是强制性的逼娶，逼林之洋“穿耳”、“缠足”，做其“王妃”。在国王眼中“男性”是处于屈卑之地，应顺从自己。此国中体现的“女尊男卑”意识，虽有些矫枉过正之感，实则是作者在向社会呼吁“人人平等”思想，让男女倒置，唤起世间南子正视封建社会对女子近百年的摧残。这种女子苦痛遭遇的转嫁的确让女子们扬眉吐气了一回。这在时代进步和现实意义上已远远优越于《西游记》了。 从以上两大方面的分析对比，让我们切实感受了《镜花缘》中“女儿国”的优越与进步。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两位作者都是在封建专制大环境中成长起来，在逆境的压抑下，使他们有此惊人的创造和成就。但两人所处的毕竟不是同一时代，而他们的个性风格也应有所差异。明中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发展，启蒙思潮也在兴起，但明前期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高压和文化封锁，使此时的经济文化在休养生息中没完全摆脱出来。而此书又是作者对前人作品的综合和完善，放不开手脚，创造性不大正是作者的这种成书经历和时代的局限，才使《西游记》中女儿国的现实意义稍逊色了些。到了清中后期，经历了时代的更替、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升华。封建专制虽仍甚严，但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文学创作也进入繁荣兴盛期，李汝珍正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他虽然和吴承恩有着相似的个人经历，可他生存于高度发展、高度激越的时代，生性乐观豪放，正是时代的熏染和作者的狂放不羁之风才有了我们的《镜花缘》，也才为我们构筑了奇妙的“女儿国”。而我们正是通过两部作品中“女儿国”片断的对比赏析才真正透彻的从立体上审视了时代的进步和作者思想的升华。 参考资料：赖力行 《中国古代文学史》 吕晴飞 《〈镜花缘〉为妇女大唱赞歌》（山东师大学报）章培恒/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下）》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一）1、论先秦儒家“乐”的思想之政治意义2、论先秦儒家“中和”学说的形成3、论先秦两汉时代游戏的文学表现4、论先秦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美学思想5、论先秦道家科技伦理思想6、论先秦到汉代孔子历史地位的变迁7、论先秦孝道观的演变8、论先秦两汉诗歌的表演性9、论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10、论先秦儒家学习伦理思想11、论先秦儒家治国理论的现代应用12、论先秦义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13、论先秦楚乐的审美取向14、论先秦民本思想的实质15、论《诗经》中的玉文化16、论《诗经原始》之解《诗》主张17、简论《诗经》中的女性思想18、论《诗经·卫风·氓》在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接受19、论《诗经》中的天命信仰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二）1.《诗经》的审美学特色2.论《诗经》中的征役诗3.论《诗经》中的婚恋诗4.论《诗经》中的史诗5.论《诗经》中的农事诗6、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7、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8、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9、先秦史传寓言研究10、先秦史书寓言研究11、先秦文学与理性精神12、《吕氏春秋》与杂家13、《诗经》的比兴与《楚辞》的象征14、论《左传》的战争描写15、论《左传》的妇女形象16、《战国策》的艺术成就17、《战国策》名篇研究18、老子的思想19、《老子》的艺术特色20、《庄子》的艺术特色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三）1、历史的界河——论先秦“礼崩乐坏”之“乐坏”2、论先秦两汉的颂、赞、箴、铭3、论先秦儒家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道德教育的启示4、论先秦“道”“势”关系与士人的精神超越5、论先秦道家教育思想对我国高校教学的启示6、论先秦儒家礼乐文化与当代社会公德教育7、再论先秦民本思想的实质8、论先秦儒家生命价值观9、论先秦法律文献中的和谐思想10、从“中和”准则到“平和”心境11、论先秦东夷文化分布范围的演变12、论先秦法家社会进化历史观13、论先秦礼治思想的演变过程14、中国早期铭文石刻新论15、论先秦文学的水意象16、浅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体系17、论先秦儒家“中和”学说的形成18、论先秦诸子的“以史为鉴”19、论先秦乐论与诗论的同构与分化20、论先秦儒家散文文学表现的历时性发展（学术堂提供更多论文知识）
一、主要著述《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3月版。《金瓶梅新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8月版。《古训新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版。《中国旅游文学大观·诗词卷》（上下册），（陕西）三秦古籍出版社，1998年8月版。《全唐五代小说》（五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李汝珍及其〈镜花缘〉》，（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9年3月版。《古代短篇小说名作评注》（与何满子合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8月版。《古今山水名胜诗词辞典》（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版。《中国古代禁毁小说大全》（主编），黄山书社，1992年5月版。《明清小说鉴赏辞典》（与何满子合作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版。二、主要论文《也谈〈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徐州师院学报》1981年3期。《〈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与蔡镜浩合作），《徐州师院学报》1982年3期。《金瓶梅》中“金华酒”非“兰陵酒”考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2期。《〈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文学遗产》1983年3期。《贾三近作〈金瓶梅〉说不能成立──兼论考证的态度与方法》，《徐州师院学报》1983年4期。《〈西游记〉闹天宫故事形成考辨》，《徐州师院学报》1984年2期。《关于〈说岳全传〉》，《中国通俗小说阅读提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和孙悟空形象的渊源》，《西游记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古代小说的主题问题和研究方法》，1985年1月22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关于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主题研究”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1期。《“百丈”也是人名》，《读书》1985年1期。《谈〈金瓶梅〉的初刻本》，《文学遗产》1985年2期《写情入物，苍凉凄动——〈诗经·秦风·蒹葭〉欣赏》，《名作欣赏》1985年2期《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成书问题——与徐朔方先生商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3期。《朱鼎臣〈西游释厄传〉考》，《明清小说论丛》第3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说唱词话”和〈金瓶梅词话〉》，《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5期。《日本学者关于孙悟空形象来源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1985年18期。《〈聊斋志异〉与〈池北偶谈〉》，与于盛庭合作，《明清小说研究》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2月版。《元代社会思想文化状况和杂剧繁盛》，《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85年12月31日。《“词话”新证》，《文学遗产》1986年1期。《〈万历野获编〉“金瓶梅”条写作时间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1期。《中国古代小说的仿作和续书问题思考》，《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86年7月1日。《〈四游记〉版本考》，《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2期。《〈谈金瓶梅初刻本〉补正》，《文学遗产》1986年3期。《关于〈红楼梦〉及其他古代小说研究问题的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3期。《美人图及其人体美观念——读〈卫风·硕人〉》，《诗经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文化意义的〈文心雕龙〉和对它的文化审视》，《学习与探索》1987年1期。《李汝珍“河南县丞之任”初考》，《明清小说研究》6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2月版。《金瓶梅：中国16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文学遗产》1987年5期。《〈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发微》，《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2期。《兰陵笑笑生》，《中国十大小说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版。《李汝珍》，《中国十大小说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版。《站在新的时代文化的高度观照〈金瓶梅〉》，《学习与探索》1990年3期。《论〈金瓶梅〉的性描写》，《中国小说中的性描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萧兵的楚辞研究及有关问题》，《文学遗产》1992年4期。《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泛论——中国小说与中国文化谈片之一》，《北方论丛》1993年3期。《中国古代小说的美学新风貌——谈〈金瓶梅〉的艺术新创造》，《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3期。《三国演义：亚史诗和亚经典》，《光明日报·文艺观察》1994年11月9日。《三国演义纵横谈》，《文汇报》1994年11月27日。《西门庆：中国“前资本主义”商人的悲剧象征》，《光明日报·文艺观察》1995年7月19日。《孙吴政权与江南世族》，《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增刊》。《出入乾嘉：李当珍及其〈镜花缘〉创作》，《国学研究》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李渔小说创作论》，《文学评论》1997年3期。《“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1997年5期。《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传播与影响》，《复旦学报》1998年6期。《小说观念与〈全唐五代小说〉的编纂》，《文学评论》1999年3期。《20世纪唐五代小说研究的回顾——“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之一》，《零陵师专学报》1999年4期。《20世纪宋元小说研究的回顾——“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之二》，《零陵师专学报》2000年1期。《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之三》，《零陵师专学报》2000年4期。《越南汉文古籍〈岭南摭怪〉的渊源成书》，中华书局《文史》53辑，2001年4月。《新罗崔致远生平著述及其汉文小说双女坟记的创作流传》，中华书局《文史》57辑，2001年12月。《〈三国演义〉：史诗性质和社会精神现象》，《求是学刊》2002年4期。《一部有开拓意义的研究力作——聂付生〈冯梦龙研究〉序言》，《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1期。《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道路与理论建设》，《光明日报·文学遗产》2003年3月26日。《唐代女冠诗人：女性文学中的特殊现象——〈唐代女冠诗人研究〉代序》，《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4期。《卓然不群：〈何满子学术论文集〉》，《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8期。《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论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6期。《中国古代小说与古代朝鲜半岛汉文小说》》，《人民政协报·学术版》2004年1月12日。《论古代文学的“地域研究”与“流派研究” ——兼评邱昌员〈历代江西词人论稿〉》，《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1期。《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与杨彬合作，《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期。《〈游仙窟〉的日本古钞本和古刊本》，与詹绪左合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期。《〈水浒传〉的“社会风俗史”意义及其“精神意象”》，《求是学刊》2007年1期。《〈游仙窟〉古钞本、古刊本勘误与质疑》，与詹绪左合作，《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6期。《唐代文言小说“诗化”的文学史意义——兼评邱昌员〈诗与唐代文言小说研究〉》，《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5期。《中国古代小说与朝鲜半岛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与聂付生合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期。《中国古代小说与越南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2期。《关于古代小说研究的一点思考》，《北方论丛》2009年3期。《越南古代汉文诗叙论》，与刘廷乾合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