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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抄一文,仅供参考：浅谈公民法律意识摘要：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健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
在改革的年代，加快这项工程建设，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之一是：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
本文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探讨，首先阐述了法律意识的概念和特征，并全面分析了法律意识的功能，最后提出了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措施。
关键词：法律意识 功能 措施 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健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
在改革的年代，加快这项工程建设，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之一是：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
否则，先进的法律制度也起不到人们期待的作用。
如何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法律意识的概念和特征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
法律意识是社会主体对法和法律现象的反映，它体现的是社会主体对法和法律现象的心理感受和认知把握，属于主观的范畴。
就法律意识与法和法律现象的相互关系而言，法和法律现象是第一性的东西，法律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先有法，后有法律意识。
从法律意识的产生来看，它是客观存在的法律和各种各样法律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没有法律和社会法律现象，就不会有人们的法律意识，法律和法律现象是被反映物，法律意识是反映的结果。
与此同时，已经产生并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法律意识，在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又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
简言之，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现象的主观把握方式，是人们对法和法律现象的观点、态度、理性、情感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
法律意识具有下列特征： 第一，法律意识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
人是既有感性又有理性的动物，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对自然和社会的看法、情感、态度等，即：人类的自然意识和社会意识。
法律意识就是社会意识的一种，是人们对法和法律这种特殊社会现象的观点、看法、情感、态度和信念等各种主观心理因素的总和，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现象的主观把握方式。
第二，法律意识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
同其他社会意识一样，法律意识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最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
“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能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①]因此，一般的讲，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法律意识。
当然，法律意识与上层建筑中的其他因素的关系也十分紧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现行法律制度、道德、文化乃至宗教都会对社会主体的法律意识产生重要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归根到底都根源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
第三，法律意识与社会主体相联系，总是表现为一定主体的法律意识。
意识总是一定主体的意识。
社会主体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和所受的法律熏陶、教育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意识，因之法律意识具有个体性，并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
同时，人又总是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法律意识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的社会群体中又具有共同性和一致性，从而形成一定社会集团、阶层、阶级、民族的法律意识，即社会法律意识。
个体法律意识与社会法律意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一方面，个体法律意识是社会法律意识的基础，没有抽象的离开了个体法律意识的社会法律意识，另一方面，社会法律意识是个体法律意识的有机总和。
第四，法律意识具有历史性和民族性。
法律意识是一个历史文化范畴，与一个国家法律文化的历史传统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法律意识不可能在与过去相割裂的状态下产生和发展，它必然要承继某些历史上所积累起来的文化遗产。
同时，法律意识还具有民族性。
法律总是在具体的民族中产生和发展的，世界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必然形成自己民族法和法律的独有精神和风格，并积淀和渗透在本民族的法律制度之中，法律意识就是对这种绵延千百年的民族文化传统在法和法律这种特殊社会现象上的反映和折射。
二、公民法律意识的功能在当代中国，法律意识的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法律意识的经济功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一系列条件，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其前提和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要求首先建立起一套适应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惟此才能有效地引导、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
在法的需要转化为法律规范、法律制度的过程中，法律意识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法律意识的经济功能主要是通过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这一载体来实现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立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显示了法律意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构功能。
(1)法律意识是市场经济立法的直接根据和动力。
任何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集团都不可能离开其经济基础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随心所欲地制定或认可法律，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可以从经济关系中自发产生，社会经济结构的要求需要社会主体的能动反映和自觉选择。
社会经济对法律的功能期待必须首先能够为社会主体所正确认知和把握，即必须体现于社会主体的法律意识之中。
正如法学家所指出的：“在法的需要与法的创制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即法意识。
”[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商立法和经济立法迅速发展，正是在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法律意识的推动和指引下达成的。
(2)法律意识是市场经济立法的主观价值基础。
立法是一定社会经济结构所内蕴的社会关系的应有模式和社会主体的权利要求转化为国家意志的过程。
如果社会主体不能正确认知现实条件下经济关系的真实法权要求，特别是立法者不能正确认知或全面认知的情况下，所创制的法律必然难以反映市场经济运作与发展的规律，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可见，社会主体的法律意识状况，特别是立法者的法律意识水平至关重要，其中最核心的因素是法律价值观，严格意义上的立法都是在一定的法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有什么样的法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立法。
立法如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所致的恶果比没有法还要大，没有法只能对市场经济发展形成自发的阻滞，有法而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则会对市场经济发展造成能动的阻碍。
(3)法律意识在特定时期具有“准法律”功能。
法律具有滞后性，它自身的稳定性要求使其常常跟不上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需要。
特别在社会变革时期，原有的法律体系随着社会的变革己不能完全适应时代要求，与新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法律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和完善，法律调整的空白和漏洞还比较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意识常常能够发挥一种“准法律”的功能，以弥补立法的不足。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还处于不断完善之中，法律意识的这种“准法律”功能无疑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现实意义。
2、法律意识政治功能(1)法律意识是政治建构和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基础。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模式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一定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同时也与民族的政治法律文化传统，与统治阶级的政治法律意识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在政治制度的建构过程中，社会主体的政治法律意识，特别是建国者的政治法律意识对于政治制度的建立和政治体制模式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是社会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之间的桥梁和中介。
政治建构的方式和基础是政治立法，在现代社会它主要表现为宪法、组织法和行政法的制定，这些政治立法是在社会主体尤其是立法者的政治法律意识支配下完成的。
社会经济基础的政治要求首先表现为社会主体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法律观点，然后通过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和思想家形成政治法律思想，最后通过政治家们的自觉立法活动和政治建构实践形成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
法律意识还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
在现代民主社会，政治统治就是法律统治，法律使政治统治权力具有合法性，没有一种政治系统能在不求助于合法性的情况下成功地保证大众的持久忠诚和服从。
这种合法性从根源上来自政治统治对现实社会经济结构的适应，但其直接依据是普遍的社会主体对它的心理认同，主要是对其法律制度的认同。
(2)法律意识引导、推动、保障政治体制改革。
从理论上讲，政治改革是占统治地位阶级中的领导集团根据社会利益矛盾状况及其对政治权力的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旨在改进政治体制，调节政治关系，以巩固和完善其政治统治的过程。
与政治革命不同，政治改革是政治关系的量变过程，是政治关系的调整和完善，作为一种有计划、有步骤的变革，政治改革往往都伴随着法的运作。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改革大都被称为“变法”，这是因为法律能够为政治改革指明方向，为政治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保障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并巩固政治改革的成果，进而防止和清除政治弊端，推动政治不断进步。
在当代中国的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法律意识起到了规划、引导改革；保障政治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和巩固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的作用。
(3)执政党法治意识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依法治国”，关键在党，执政党是否具备法治意识是其能否肩负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重任的关键。
首先，法治意识是执政党选择治国方式的观念前提。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 *** 曾在延安与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先生有过一段关于“周期率”的著名谈话。
当黄先生问及中国 *** 如何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支配时， *** 充满信心的回答：“我们己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③] *** 继承了 *** 科学的人民民主思想，同时还纠正了 *** 在民主问题上的失误，明确地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结合起来。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向了新的高度，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战略目标，宣示了我们党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重大发展和根本转变。
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原则，它的基本要义是：居于最高地位、享有最高权威、具有最高效力的是法律，特别是宪法和基本法律，而不是任何个人或组织。
在当代中国，中国 *** 是执政党，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这是确定无疑的。
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 *** 和宪法都明确宣示了这一点。
作为执政党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调控社会生活，通过法律形式把党的政策制度化、法律化。
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体现，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对人民意志的尊重。
法律至上，实质上就是人民意志至上，人民利益至上。
3、法律意识的文化功能 从精神文化的角度来看，法律意识的文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 (1)法律意识是社会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 “法律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
”[④]如果我们把文化理解为人类的创造物，或者进一步而言的人类的精神创造物，那么，法律无疑是这种人类精神创造物之一。
探讨法律意识的文化功能，必然要提及一个与法律意识既有区别又紧密联系的概念—法律文化。
它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法律意识，二是与法律意识相适应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组织机构、设施等。
前者为观念性法律文化，后者为制度性法律文化。
显然，法律意识是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构成法律文化的观念形态，同时也是决定法律文化本质的部分。
法律意识正是通过它对法律文化的决定意义而成为社会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文化系统中发挥功效和作用。
(2)法律意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 法律意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法律意识作为社会主体在法律领域科学认识和情感体验的结晶，是精神文明的有机构成要素。
精神文明和法律意识的内容是相互包含的，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反过来，精神文明的诸多内容如道德原则、价值观念和科学文化教育等均己渗透在法制之中，成为法律意识的重要内容。
从精神文明的建构角度来说，没有法律意识，就不能反映人类在社会法制领域的精神成就，社会精神文明就是不全面的。
其次，法律意识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观念和制度支持。
精神文明与法律意识虽然相辅相成、互相联系，但两者并非始终同步发展，这种非同步化在社会经济急剧变革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原有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的传统价值体系往往具有较大的惯性，对精神文明建设造成阻滞。
这种情况下，不能单纯依*教育的方式来建设精神文明，同时对变革来说教化的过程也显得过于缓慢，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尤其需要法律意识提供强大的观念和制度支撑，需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再次，法律意识对精神文明的功能还体现在法律意识对于形成国家关于教育、科学、文化、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推进这些领域的法治化进程的作用。
依法治国，意味着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都要纳入法治的轨道，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法律意识为这些领域的规范化管理和健康有序的发展奠定了观念意识基础。
通过法律意识的立法功能，将这些领域的精神文明的要求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普遍性和强制性的规范，并通过法律的实施为这些领域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途径和方法，使最基本的精神文明得到及时实现，并保护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
三、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措施 对于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来说，法律意识的形成主要来自先行认知法精神的主体的启蒙与教导，特别是法律意识的高级形态，只能是法律教育的结果。
本文所称法律教育是指从一定的目的出发，有计划、有组织的对社会成员进行法律知识普及、法律观念培养、法律精神熏陶等知识传授与思想启蒙过程。
法律教育是公民法律意识培育的基本途径。
法律教育通过系统的知识传授和观念倡导，使人们从理性上认识法律，培养起科学的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情感，促进科学的和现代的法律观念的形成，坚强法律意志，坚定法律信念。
在我国，法律教育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法学教育。
所谓法学教育是指正规的，以培养法律职业者为主要目的的专业法律教育。
法学教育虽然不是公民法律意识培育的直接途径，但法学教育与公民法律意识的培育密切相关。
在我国，法学教育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合格的法律工作者、法律职业者的任务，这就决定了法学教育对整个国家法制系统具有巨大影响。
在现代法治社会，几乎一切公共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同时也是法律职业机关和法律职业者，这些法律职业者是法律组织机构的活动主体，是法律制度得以正常、有序、有效运转的重要保证。
法律职业者对整个社会的法意识状况和法治实现负有特殊的使命。
正如博登海默指出:“如果法律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和维护社会肌体的健康，从而使人民过上有价值的活跃的生活，那么就必须把法律工作者视为‘社会医生’。
”[⑤]被赞喻为“社会医生”的法律职业者，在行使其“社会医生”的特殊使命过程中，不仅自身要具备高水平的法律意识、法律素质，而且还肩负向社会公众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引导、提高、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的任务。
法律关系越发达，法律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作用越大，对法律职业者的社会要求就越高，社会责任也越多，法学教育对整个社会整体法律意识的意义也就越大。
此外，法学教育还与法律理论研究密切相关。
一个国家的法律理论研究状况和程度是一个国家法学发展的标志，也是评判社会法律意识状况的一个标准。
法律理论研究通过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向社会输送法律文化信息和营养，是提高和促进社会法律意识的重要手段。
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法典背后有强大的思想运动”，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以及立法、司法等法律实践越来越离不开法学理论家的参与和指导，可以预见，法学教育和法律理论研究对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2、公民普法教育。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像对待法律职业者那样对社会所有成员进行专门的法学教育，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通过大众化、普及化、社会化的形式和手段进行的。
在我国，由全国人大决定、司法部门具体组织实施的普法教育至今己经进入了第四个五年计划实施阶段，这项开始于1986年的声势浩大的全民普法活动，可视为中国特有的对公民进行法律教育的方式，成为提高全民族法律意识的有效手段。
普法对全体公民进行了以宪法为中心的主要法律部门和主要法律法规教育，大范围普及了法律知识，从而为公民评价法律、遵守法律、运用法律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民的法律意识水平。
然而，普法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何进一步明确普法教育的目的，推动普法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需要认真地研究和探讨。
从普法的目的来说，应进一步明确全民普法的战略目标，明确把培育公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塑造公民现代法律精神，树立公民现代法律信仰作为普法教育的根本任务。
因为教育目标是否明确、科学、富有远见，直接关系到普法教育的成败，当前我国实施的全民普法教育尽管提出了以培养公民的现代法律观念为目标，但对于这一目标的理解却不够全面，还停留在消极的守法教育这一层面，这体现在教育方式、教育内容等多个方面，显然是与现代法律教育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的。
从普法教育的内容来看，当前普法教育主要以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定为教育内容，这使得普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一，现行实在法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法律精神的要求，但隐藏于法律条文背后的法律精神仅从条文本身是难以把握的；其二，现行法律是国家在现阶段对现代法律精神的立法表现，是否充分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内在法权要求，还必须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三，仅仅进行实在法教育容易造成公民消极守法意识的形成，失却对现行法律价值指向是否正确的评判能力，弱化人们对法的哲理思考和文化反思，难以形成公民对法律的深切体验和发自内心的信仰。
3、学校法制教育。
“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
”青少年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对他们进行法制教育，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一代新人的健康成长。
法律意识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制教育可以帮助青少年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增强自我约束力和免疫力，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成长为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
学校法制教育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学校教育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大、中、小学校分别设置了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法制教育课程和日常法制教育活动，对于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以及预防青少年犯罪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学校法制教育体系中，高校法制教育具有重要的地位。
因为，作为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如果缺乏法律意识，不具备良好的法律素质，就不能称其为合格人才，更不能承担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任，因此，高校法制教育的状况如何社会意义十分重大。
高校法制教育的目的在于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教育，帮助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了解宪法和有关专门法的基本精神和规定，增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
高校法制教育，重点是法律思想、法律精神的引导，是法律意识、法律素质教育，它的标准应高于对一般公民的普法教育，应是在公民意识基础之上的，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法律意识培育。
进一步提高和改革高校法制教育是当前高校“两课”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
此外，各种非正规的法律教育活动、法律实践活动以及各种大众传媒都能够传播一定的法律信息，成为公民法律意识培育的有效途径。
但是，在当代中国，有组织、有系统的法律教育作为公民法律意识培育的基本途径，其重要地位是任何其他途径都无法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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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122页。
[②] 张文显主编：《法的一般理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1-242页。
[③]黄炎培：《延安归来》，载《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页。
[④][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一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民事诉讼法在当今的发展顺应社会和法律的发展，我们已经开始思量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问题。本文主要阐释了民事诉讼法在当代的发展趋势和新情况，对于这些发展趋势和新情况的探讨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一、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相对于以往，民事诉讼法呈现出高度的宪法化倾向，强调民事诉讼法必须遵行宪法。民事诉讼法是对宪法的具体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它是“被适用的宪法”。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在民事诉讼法领域如何充分实践宪法的精神、原则和规范笔者拟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简要阐述。第一，民事诉讼法的目的在于极力保障宪法所确立的法的目的的实现。在此前提下，现代民诉法的目的是多元的：私权保护、纠纷解决、维护和统一法律秩序、政策形成功能，以及维护整个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国家权力的合法性等。一般而言，民事诉讼的诸多目的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私权保护、纠纷解决则是其运用民事诉讼的最直接的目的。国家具有保护国民之责，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首先应当遵从当事人的诉讼目的。至于私权保护、纠纷解决以外的目的，多由国家来考虑。对于现行实体法还未承认的正当利益给予诉讼保护，特别是20世纪以后现代型诉讼的大量涌现，民事诉讼促成实体权利生成和政策形成的功能日益显见。现代社会对诉讼寄予了更高的社会期望，如通过诉讼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等社会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第二，就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而言，许多国家宪法普遍规定法官独立原则，我国宪法则规定法院独立。公开审判为宪法原则和诉讼法原则所公认。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都对平等原则作了规定，确立了国民平等地位和国民待遇原则;从权利的角度来说，即国民享有平等权，在民事诉讼法中则体现为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与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相对应的是司法消极性原则，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可以认为是宪法自由权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由于它所解决的是私权纠纷，理当尊重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意思自治;从权利的角度来说，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涉及程序选择权问题，辩论原则反映了诉讼听审权的内容。第三，就民事诉权而言，国民所享有的民事诉权的法的依据首先是宪法，诉权是宪法赋予国民所享有的请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诉权的“宪法化”，是现代宪政发展的趋势之一，而且这一趋势日益呈现出普遍性，如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将诉权上升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①可以说，在事实上，所有国家都承认国民享有诉权(司法救济权)。②笔者认为，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国民享有诉权及其保护性规定，从而明确和昭显诉权的宪法性地位和价值。将民事诉权提升为宪法基本权利，实际上，也是让法院承担不得非法拒绝审判的宪法义务。第四，就当事人的程序基本权而言，大致可分为：程序参与权、程序选择权、公正程序请求权和获得及时裁判权等。程序参与权大体上包括接受程序通知权、诉讼听审权等。接受程序通知权是指当事人应当充分了解诉讼程序进行情况。德国和美国等历来主张，有效的接受程序通知权是一项宪法上的权利。德国宪法法院判例确定受诉法院应当承担通知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应将缺少程序通知的情形视为侵害当事人接受正当程序权的情形之一。诉讼听审权包括以下基本内容：当事人在审判程序中有权提出申请、主张事实和提出证据;对方当事人应能对此获得通知并陈述意见。即使法院依职权调查时，也不允许把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作为裁判的基础。在民事诉讼领域，程序选择权主要是指，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范围内，当事人有选择诉讼程序及其他程序事项的权利。宪法还保障当事人有公正程序请求权和获得及时裁判权等程序基本权。公正程序请求权是当事人要求独立的法院及法官依据法律就当事人的请求进行公正审判(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公正)的权利。获得及时裁判权是指当事人有权要求法院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及时审结案件的权利。公正、及时裁判是法治国家的要求。第五，就法院判决而言，逻辑清晰又有说服力的判决是任何忠于法治原则的司法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构成了判决理由。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即经过法庭辩论和法院审查所确认的事实、理由，这是法院作出判决的事实根据。用的法律依据，包括法院判决所依据的实体法规范和诉讼法规范。法院的附裁判理由义务，在一些国家(希腊、土耳其、西班牙、比利时等)的宪法中有明文规定。在其他国家，根据法治国家原理，也不允许完全排除法院的附裁判理由义务。第六，宪法应就诉讼程序安定性(可预测性)提出要求。诉讼程序可预测性的宪法要求包括程序运行的稳定性和程序结果的安定性。前者，是指当事人在对程序结果有一定预知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地实施诉讼行为。因此，民事诉讼法规定了重要诉讼行为的行使要件(如起诉要件等)、程序进行的顺序，方便当事人选择程序和实施诉讼行为，并禁止法院和当事人随意改变程序。后者，是指由国家审判机关按照公正程序作出的裁判具有确定力，即禁止当事人就同一案件重复诉讼，也禁止法院重复审判。③二、民事诉讼法的趋同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法本来就存在着共通之处，比如强调法官的中立和当事人的平等、公开审判、直接言词原则、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等等。就辩论主义强调：在当事人的辩论中没有出现的事实不能作出裁判的依据;当事人无争议的案件事实，应作为裁判的依据;法院对案件证据的调查仅限于当事人在辩论中提出来的证据。处分权主义强调：不告不理、法院只能在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内作出裁决、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撤诉、诉讼和解等终结诉讼程序。两大法系国家和地区，为了适应社会和诉讼的新情况，着手改革不合时宜的民事诉讼制度，其中包括相互吸收和借鉴对方的长处，从而在整个法律领域包括民事诉讼法领域出现了趋同的态势。比如，德国以往的诉讼审理状况大致是，由于当事人之间往往准备不充分就直接进入法庭审理，结果通常是多次开庭才能明确当事人对案件的争执点(争点)，诉讼迟延常常不可避免。因此，1976年德国借鉴美国的做法，把法庭审理分为准备和主辩论两个阶段，准备阶段主要解决争点明确问题和交换证据，之后进入主辩论阶段，判决尽可能在一次言词辩论后作出。美国以往在审前准备程序中过分突出当事人或律师的程序主动权和法官的消极地位，致使当事人滥用发现程序，重复进行证据开示，造成了诉讼迟缓和费用高昂。对此，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修改和完善审前准备程序，参照德国民事诉讼法，加强法官的职权处理，如限定证据开示的时间和次数等。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为了顺畅地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以及有效和便利解决跨国和跨地区的民事纠纷，各国都在积极探索民事诉讼制度的趋同化或统一化问题。这一努力也体现在下面将要谈到的民事诉讼法的国际化问题。同时，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相同或相似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拉美地区和欧共体国家等)正积极探索统一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问题。必须强调的是，民事诉讼法的趋同化或统一化并非消除了各国或两大法系民事诉讼法之间的区别，由于各国或两大法系国家地区历史和文化的深远影响，其民事诉讼制度的差异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存在，至于何时各国或两大法系民事诉讼法高度或完全统一化，尚难作出判断。④三、民事诉讼法的国际化民事诉讼法的国际化也是其趋同化的一种具体形态，为了突出其国际性而在此单独介绍。民事诉讼法的国际化主要表现为，一些国际条约明确规定了有关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当事人的诉讼及程序基本权等。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当宪法或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遭受侵犯时，人们有权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请求有效的救济。”第10条规定：“在确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与义务或审理对被告人的刑事指控时，人们有权充分平等地获得独立、公正的法院进行的公正、公开的审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规定：法院面前人人平等，在审理对被告人的刑事指控或确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与义务时，人们有权获得依法设立、有管辖权、独立、公正的法院的公正、公开的审理。四、民事诉讼法程序的专门化民事诉讼法程序的多元化首先表现为传统的一审程序、上诉审程序和再审程序的设立。在当今社会，民事诉讼法程序的多元化主要表现为程序的专门化。比如：第一，审执分立式立法。即将民事审判程序与民事执行程序分别立法，前者一般称民事诉讼法，后者一般称强制执行法。比如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德国、我国大陆及澳门等采取审执合一式立法：将民事审判程序与民事执行程序一并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典中，通称民事诉讼法。现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正积极探讨强制执行法的制定问题。第二，民事特别程序立法。民事特别程序是相对于通常诉讼程序而言的。从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看，以案件是否有争议为标准，特别程序可分为：1 民事权益争议案件所适用的特别程序，主要包括：(1)诉讼标的性质特殊的诉讼程序，如人事诉讼案件程序等。日本单独制定了《人事诉讼程序法》、《家事审判法》。(2)专门设立的简易性特别程序，如证书诉讼程序等。另一种简易程序是通常诉讼程序简化的程序，如简易程序(在我国属于通常诉讼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等。2 非讼事件程序。有关非讼事件程序的立法例大体有两类：(1)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典中，这类非讼事件与诉讼案件及确定民事权利较为密切，如禁治产案件、宣告死亡案件、公示催告案件等。(2)单独立法规定，如德国的《非讼事件管辖法》、奥地利的《非讼事件法》、日本的《非讼事件程序法》、我国台湾地区的“非讼事件法”等。此外，在现代社会，民事诉讼法包含的新科技因素将越来越多。民事诉讼法的科技化可以带来诉讼成本的低廉和迅捷便利，但是同时又将冲击传统的诉讼观念和制度。就因特网和数字通讯技术而言，经济和日常交往中形成的电子资料、运用因特网从世界和国内各地捷调查取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法院的命令和诉讼文书等等，其法律效力如何?如果运用多媒体视频会议进行案件事实和法律观点的交流，是否将失去法庭传统的布置和服饰给法律诉讼程序增添的正统性和庄严性?对当事人应直接见面和证人应亲自出庭的观念以及直接言词原则等产生怎样的冲击等等。这些问题的充分认识和合理解决已是迫在眉睫之事。不管怎样，民事诉讼法应当充分合理地接纳现代科技，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充分合理地运用现代科技。1999年8月召开的国际诉讼法协会第十一届世界诉讼法大会中，已就这类问题进行了讨论。
法学论文：浅论司法公信力之程序公正研究
[摘要] 我国法治社会的健全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司法公信力，而司法公正是司法公信力产生的基础和保障。司法公正又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都是构成司法公正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为推进我国法治进程，提高司法公信力，研究程序公正的价值、提升程序公正的地位势在必行。
关键字： 司法公信力程序公正实体公正
司法的公信力是一定社会的司法机构通过其职权活动使国家司法在整个社会生活当中所建立起来的一种公共信用。这种公共信用一方面体现为民众对司法的充分信任与依赖、对司法权威的自觉服从，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法律在整个社会权威已经树立，社会公众对法律持有十足的信心豍。我国法治社会的健全，必须依赖于司法公信力的建立。司法只有公正才能产生公信力，而司法公正又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个方面。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逊所认为的，“程序的公正和合理是自由的内在本质，如果可能的话，人们宁愿选择通过公正的程序实施一项暴戾的实体法，也不愿意选择通过不公正的程序实施一项较为宽容的实体法”。程序的不公正对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带来的损害不小于实体不公正。
一、程序公正的内涵和价值
关于程序公正的内容，中外学者认识不一，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美国学者贝勒斯和戈尔丁的观点。贝勒斯认为，程序公正应确立如下七项原则：(1)和平原则：程序应是和平的;(2)自愿原则：人们应能自愿地将他们的争执交由法院解决;(3)参与原则：当事人应能富有影响地参与法院解决争执的活动;(4)公平原则：程序应当公平、平等地对待当事人;(5)可理解原则：程序应能被当事人所理解;(6)及时原则：程序应提供及时判决;(7)止争原则：法院应作出争执的最终决定。而戈尔丁则认为，程序公正的标准有三个方面九项原则：第一，中立。(1)与自身有关的人不应该是法官;(2)结果中不应含纠纷解决者个人利益;(3)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都应给予公平的支持。第二，冲突的劝导。(1)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都给予公平的注意;(2)纠纷解决者应听取双方的论据和证据;(3)纠纷解决者应只在另一方在场的情况下听取一方的意见;(4)各方当事人都应得到公平机会来对另一方提出的论据和证据作出反响。第三，裁决。(1)解决的诸项内容应理性推演为依据;(2)推理应论及所提出的论据和证据。
我国学者孙笑侠认为：程序的民主性、控权性、平等性、公开性、科学性、文明性是现代法治社会对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离开了这六个方面，程序公正将是不完整的。也有其他学者认为，程序公正应包括程序的中立性、平等性、民主性、公开性、自愿性等方面的内容。
综合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可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以下五个方面考量程序公正的内涵和价值：
(一)程序的稳定性
程序的稳定性是指，司法程序在一定的时期内，必须保持稳定不变的特性，从而使程序执行者有一套确定的程序可依。诉讼行为、诉讼结果一旦发生，必须尽量维持其效力，同时在众多的争端解决方式中，司法裁判是终局的、稳定的。即使通过司法程序产生的裁判是错误的，也只能通过正当的司法程序来纠正。
(二)法官的中立性
法官的中立性是指，法官在诉讼中必须平等对待各方当事人，居中裁判，不偏不倚;同时法官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法官与其所审理的案件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当事人将纠纷交给第三人即法官裁判的心理假设就是法官具有中立性。中立性是法官获得当事人信任的基础，是司法程序平等性和裁判公正性实现的前提。
(三)公众的参与性
程序的公众参与性是指，那些权益可能受到程序影响的公众，有权利和机会参与程序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并对最后结果具有事实影响作用。在结果产生后，公众应该有足够的机会参与效果反馈过程和机制的改进过程。正如古老的法律箴言所说：“诉讼双方的声音都应当被倾听，即使裁决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四)过程的公开性
公开是现代司法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要求司法过程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程序公开是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司法公开包涵立案、侦查、起诉、审理和裁判的司法全过程，司法过程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法律规定不公开情形外，一律公开。
(五)程序的平等性
程序的平等性主要是指诉讼当事人地位平等，这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程序公正上的具体体现。实现司法程序的平等性最为重要的是要求法官给予双方当事人平等的保护和对待。平等保护意味着无差别对待，其基本要求是法官在诉讼程序进行中给予双方当事人以平等的机会、便利和手段，同时对各方的意见和证据予以平等的关注，并在作出裁判时对各方的观点均予以充分考虑。法官平等地对待各方当事人是司法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赢得公众尊重的前提。
二、对我国司法程序公正面临问题的解读
(一)立法方面的解读
我国立法指导思想及具体规范一般着重强调实体公正的重要性，而忽视程序的重要价值。
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为例，从第一条立法目的来看：“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该条没有提到实现程序公正的价值。从具体法律规范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来看，“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诉讼中存在剥夺或者限制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或者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时，只有在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况下，才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法律更关注的只是实体判决的正确与否，较少关注程序问题的重要性。《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虽然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是在程序上却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的规定，这也使得这一条规定难以实现其立法目的，以致现实中的刑讯逼供问题仍时有发生。
A Brief Probe On The Structure of Common Goo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System-A Research On The Qualification of Plaintiff
行政公益诉讼作为一新型诉讼形式，在西方法治国家已发展的相当成熟，只是各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之称呼不一，诸如民众诉讼、公民诉讼、以公法名义保护私权之诉等等，但内涵大体相当。通过对海外各发达法治国家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考察和比较，可以为中国建立这一制度提供先进经验，并同时证明在中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可行性。 行政公益诉讼在英国被称为“以公法名义保护私权之诉”，指检察总长在别人要求禁止令或宣告令或同时请求这两种救济时，为阻止某种违法而提起的诉讼。按照英国法律规定，检察总长代表国王，有权阻止一切违法行为，包括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而且也可以依职权，为公共利益而主动请求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但在实践中，检察总长却是只应请求人的请求而动。而且，检察总长一旦赋予请求人必要的起诉资格后，对公共利益就不再表现进一步的关注，实际上也就是退出了诉讼，而让案件像其他普通私人诉讼一样进行下去。在此过程中，检察总长只是把他的名字出借给请求人而已。但英国这一诉讼制度的不足是：检察总长是否出借它的名字完全由他自己自由判断。上议院的判例已经设定，如果检察总长拒绝同意请求人，法院便不能对他行使自由裁量权提出质疑，也不能容许私人单纯以公众的一员的身份，既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而检察总长判断时到底遵循什么规则却不得而知。 “行政公益诉讼”是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美国作为典型的普通法系国家，并不将该类诉讼与其他普通诉讼相区别。也即，在美国所谓“行政公益诉讼”与其他普通诉讼一样受相同的法律调整，适用相同的诉讼程序。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2条规定：“因行政行为而致使其法定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人，或受到有关法律规定之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或损害，均有权诉诸司法审查”。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原告的资格经历了一个从“法定损害标准”到“双重损害标准”，到如今的“事实不利影响标准”的演变。即相对人只要其利益受到了所指控的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他就具有了原告资格，而不管这种利益是否有特定法律的直接规定，也不管这种利益是人身利益、经济利益还是其他如审美的、娱乐的、环境的利益等。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布卢南所说“如果原告证明他请求审查的行政行为在事实上对他造成了经济或其他损害，那他就有了原告资格。”可见在美国，公民具有广泛的诉的利益。 在日本，行政公益诉讼被称为民众诉讼。所谓民众诉讼是指国民请求纠正国家或者公共团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并以选举人的资格或自己在法律上的利益无关的其他资格提起的诉讼。日本民众诉讼的原告可以是纳税人，也可以是利益受到普遍影响的选举人或者其他公众之一，只有在“法律上有规定时，限于法律规定者，才能够提起”，可以准用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的程序。作为民众诉讼的典型事例，有根据《公职选举法》进行的选举诉讼和《地方自治法》所规定的居民诉讼等。日本行政法学者认为，民众诉讼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国民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保护客观上的法律秩序，使国民以选举人的身份通过诉讼手段制约国家机关或公共性权力机构行使职权的行为，监督行政法规的正确适用。因此，它具有客观诉讼的性质。日本实务中比较典型的民众诉讼形式有：选举无效诉讼、当选无效诉讼以及居民诉讼等。
The construction of administratvie public interest ligitation-study on the qualification of plaintiff
题目多了，行政调解的制度设计知情权研究问题补充:论行政契约撤销原因的确定行政公益诉讼之探讨构建环境公益行政诉讼制度的设想婚检制度评价行政合同纠纷探析论行政行为的先定力论职务行为的公定力论职务行为的界定标准行政指导的救济方式研究论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均可以，呵呵，你要是不想自己写，我可以帮你写的哇。
什么题目的？？我刚毕业，我去年写的还有。。是合同方面的。
市监总局回应说，已经注意到了这些信息，并且受到了广大网民的反应，现在正在依法依规的开展工作。
中国科学院因一定购买费停止使用知网一事引起舆情关心。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微博也对于此事事情给予关心，并号召“对外开放科学合理”。一时间，有关知网是不是涉嫌垄断性在律师界和学术界造成普遍讨论。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4月25日在回应长江日报记者网上留言板留言时表明：已关注到各层面体现的知网涉嫌垄断性问题，已经依规进行有关工作中。知网是不是涉嫌垄断行业？4个月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相继3次回应长江日报记者网上留言板留言。
上年12月23日，市场监管总局在回应新闻记者留言板留言时表明：有关经营人的情形是不是违背《反垄断法》，必须反垄断法稽查组织科学研究、剖析实际直接证据并根据对应的程序流程做出判断。
2022年3月9日，市场监管总局在回应新闻记者留言板留言时表明：在我国《反垄断法》严禁具备销售市场支配影响力的经营人执行滥用销售市场支配影响力个人行为。对知网是不是涉嫌垄断行业，市场监管总局称，“已经核查科学研究”。
4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回应长江日报记者网上留言板留言时表明：已关注到各层面体现的知网涉嫌垄断性问题，已经依规进行有关工作中。
武汉大学竞争法与竞争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武汉大学法学院专家教授孙晋以前接纳长江日报记者采访中详细介绍，寻找《反垄断法》的维护具体有稽查和司法部门二种方式。他说道：“第一，可以向市场监督单位即反垄断法执法部门体现有关状况，规定反垄断法行政机关来对知网的涉嫌垄断性个人行为进行调研。假如觉得自身的合法权利遭受这类涉嫌垄断性方式的不法损害，权利人还可以到法院起诉，但从当前在我国反垄断法的司法部门实践活动看来，对上诉人很不好，主要是质证门坎太高，调查取证太艰难。”
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组员王先林曾在接收访谈时表明，核查确定知网有很大的违反规定行为才会宣布立案侦查，立案后的稽查全过程包含定义知网的有关销售市场、评定销售市场支配影响力、明确能否组成滥用这3大流程，时间一般会非常长。
4月20日，据红星新闻报道从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聘用副教授职称郭兵处获知，其于上年12月递交的有关“中国知网滥用销售市场支配影响力”的诉讼原材料，已于2022年3月21日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审理。
2019年，郭兵提起诉讼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被称作中国“面部识别第一案”。此案因为涉及到面部等本人生物识别技术数据采集和应用问题，当选“2021年度中国法制执行十大事情”。
4月20日，郭兵向红星新闻报道详细介绍，2021年10月，他在参与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环境公益诉讼讨论会期内，有一篇毕业论文接到相关领域的短信提醒，称其投稿论文已根据初评，必须给予毕业论文的查重报告。
在付钱论文查重后，出自于岗位的敏感度，从业法律法规工作中的郭兵第一时间开展了有关法规的查找。在与一些技术专业、刑事辩护律师好朋友探讨后，大伙儿一致觉得，知网的个人行为涉嫌组成了滥用销售市场支配影响力，“主要包含没有书面通知，回绝向普通用户对外开放学术造假监测系统服务项目、根据显著不科学的合同文本限制企业员工应用学术造假监测系统服务项目等。”
2021年12月，郭兵根据浙江移动微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关键诉请为，“知网马上终止滥用销售市场支配影响力的个人行为，包含向普通用户对外开放学术造假参考文献监测系统服务项目”。郭兵递交了2组直接证据，共10份。
截止到2022年4月26日，从公布透露的有关信息没有发觉中国知网涉嫌垄断性的起诉案子。这代表着，此案也许将变成中国知网涉嫌滥用销售市场支配影响力而导致的第一起反垄断法起诉案子。
据央媒报导，实际上，中国知网由于收费标准过高、不科学价格上涨问题陷入社会舆论事件，早现已非一次2次。2016年1月武汉理工大学公布停止使用知网的通告，同一年3月北京大学也曾贴出将要停止使用知网的通告。有新闻媒体统计分析最少有6所高等院校发布消息暂停使用知网，缘故均为花费上涨幅度过高。
全称之为“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的知网，是当前国内较大的学术研究电子器件资源系统集成商，百度收录了大量期刊论文资源，为理论研究给予便捷。知网创立没多久就被纳入“国家高新技术”，很多高等院校几近无尝长期性为其奉献很多学习资源。可以说，是国家力量造就了知网、学界支撑点了知网，而知网却以毕业论文资料库做为“武器装备”坐地起价，阻拦了各种知识分享。
另一方面，知网收入支出的不平衡也备受诟病。所收毕业论文每被免费下载一次，知网都是会扣除昂贵的花费，却甚少向创作者付款稿酬，最大仅仅100元现钱及其400元面额的该网查找阅读卡，乃至创作者在知网免费下载自身的毕业论文还需要付钱。
知网饱受抨击，也不光是由于高收费标准问题。2021年底，89岁离休专家教授赵德馨提起诉讼中国知网私自百度收录其160数篇文章内容所有申诉成功，知网表明“将积极主动解决赵德馨专家教授著作再次在知网服务平台散播的问题”。殊不知这时距知网公布道歉早已以往4个半月，赵德馨专家教授被下线的100数篇毕业论文在知网上依然查不出。
对于此事，人民网评论称，知网饱受交易方抨击，频惹公愤，乃至引起涉嫌垄断行业的怀疑，按道理早该深刻反思本身个人行为的合理化。扣除巨额花费、年年价格上涨，表层上是运营模式问题，但从多方面上看是有关公司缺少对行业市场的重视、对创作者和客户的重视、对科学事业的尊重。
老教授维权8年，中国知网赔款并道歉，事件的始末是老教授有100篇论文被知网免费收录，老人没有拿到一分稿费，而知网却在平台上讲这些论文作为付费商品，价格还不低。
八、民法~1. 论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2. 论民法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意义3. 论民法对人身权的保护4. 论民法对财产权的保护5. 论我国人身权制度的完善6. 论我国物权法制定的原则^7. 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意义8. 论民法与商法的关系9. 论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10. 论民事法律关系的制度意义11. 论我国的民事主体制度12. 论法人制度对于我国企业改革的理论与制度意义13. 论合伙的法律地位14. 论合伙财产的法律性质15. 论法人内部治理制度16. 论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17. 论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18. 论意思表示19. 论法律行为的分类及其意义20. 论物权行为30. 论代理制度对于市场交易的意义31. 论表见代理32. 论代理中的连带责任33. 论代理权的取得与行使34. 论无权代理W|c35. 论民事权利体系'}36. 论人身权体系737. 论民法中的物权体系38．论诉讼时效制度的意义%DDwY39．论诉讼时效制届满的效力 ;T40．论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F41．论民法中的归责原则xI"z?[42．论过错责任原则*43．论无过错责任原则%A^bT44．论民事责任的特征与功能=Y45．论所有权在物权体系中的地位与功能s46．论所有权与所有制的联系与区别js]47．论所有权的取得方式U-H2[48．论所有权的限制o`{t49．论用益物权体系/50．论我国的不动产物权体系51．论我国的土地物权制度 V.q52．论我国农业土地物权制度的完善i53．论地役权$,(54．论典权w55．论担保物权体系!AF56．论抵押权的设定与效力&E!57．论质押的客体}{15n58．论权利质押的特征BlS 59．论留置权的特征的意义u60．论相邻关系的处理原则+n61．论相邻关系与地役权的比较A62．论共有vN63．论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的比较xK1.w64．论占有制度的意义p65．论物权的效力W66．论物权的支配效力muU{67．论物权的追及效力"yc68．论物上请求权ByPIR69．论物权与债权的区别BlsN70．论物权法定原则*w VM71．论一物一权原则Cj4,/72．论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与交易安全保障的关系fQ73．论债的特性F*74．论债权的相对性BR}a}75．论债权的效力&X76．论债权的履行原则|b2\;G77．论债的分类及其意义sOj}
民事诉讼法在当今的发展顺应社会和法律的发展，我们已经开始思量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问题。本文主要阐释了民事诉讼法在当代的发展趋势和新情况，对于这些发展趋势和新情况的探讨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一、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相对于以往，民事诉讼法呈现出高度的宪法化倾向，强调民事诉讼法必须遵行宪法。民事诉讼法是对宪法的具体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它是“被适用的宪法”。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在民事诉讼法领域如何充分实践宪法的精神、原则和规范笔者拟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简要阐述。第一，民事诉讼法的目的在于极力保障宪法所确立的法的目的的实现。在此前提下，现代民诉法的目的是多元的：私权保护、纠纷解决、维护和统一法律秩序、政策形成功能，以及维护整个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国家权力的合法性等。一般而言，民事诉讼的诸多目的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私权保护、纠纷解决则是其运用民事诉讼的最直接的目的。国家具有保护国民之责，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首先应当遵从当事人的诉讼目的。至于私权保护、纠纷解决以外的目的，多由国家来考虑。对于现行实体法还未承认的正当利益给予诉讼保护，特别是20世纪以后现代型诉讼的大量涌现，民事诉讼促成实体权利生成和政策形成的功能日益显见。现代社会对诉讼寄予了更高的社会期望，如通过诉讼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等社会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第二，就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而言，许多国家宪法普遍规定法官独立原则，我国宪法则规定法院独立。公开审判为宪法原则和诉讼法原则所公认。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都对平等原则作了规定，确立了国民平等地位和国民待遇原则;从权利的角度来说，即国民享有平等权，在民事诉讼法中则体现为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与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相对应的是司法消极性原则，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可以认为是宪法自由权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由于它所解决的是私权纠纷，理当尊重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意思自治;从权利的角度来说，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涉及程序选择权问题，辩论原则反映了诉讼听审权的内容。第三，就民事诉权而言，国民所享有的民事诉权的法的依据首先是宪法，诉权是宪法赋予国民所享有的请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诉权的“宪法化”，是现代宪政发展的趋势之一，而且这一趋势日益呈现出普遍性，如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将诉权上升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①可以说，在事实上，所有国家都承认国民享有诉权(司法救济权)。②笔者认为，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国民享有诉权及其保护性规定，从而明确和昭显诉权的宪法性地位和价值。将民事诉权提升为宪法基本权利，实际上，也是让法院承担不得非法拒绝审判的宪法义务。第四，就当事人的程序基本权而言，大致可分为：程序参与权、程序选择权、公正程序请求权和获得及时裁判权等。程序参与权大体上包括接受程序通知权、诉讼听审权等。接受程序通知权是指当事人应当充分了解诉讼程序进行情况。德国和美国等历来主张，有效的接受程序通知权是一项宪法上的权利。德国宪法法院判例确定受诉法院应当承担通知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应将缺少程序通知的情形视为侵害当事人接受正当程序权的情形之一。诉讼听审权包括以下基本内容：当事人在审判程序中有权提出申请、主张事实和提出证据;对方当事人应能对此获得通知并陈述意见。即使法院依职权调查时，也不允许把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作为裁判的基础。在民事诉讼领域，程序选择权主要是指，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范围内，当事人有选择诉讼程序及其他程序事项的权利。宪法还保障当事人有公正程序请求权和获得及时裁判权等程序基本权。公正程序请求权是当事人要求独立的法院及法官依据法律就当事人的请求进行公正审判(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公正)的权利。获得及时裁判权是指当事人有权要求法院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及时审结案件的权利。公正、及时裁判是法治国家的要求。第五，就法院判决而言，逻辑清晰又有说服力的判决是任何忠于法治原则的司法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构成了判决理由。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即经过法庭辩论和法院审查所确认的事实、理由，这是法院作出判决的事实根据。用的法律依据，包括法院判决所依据的实体法规范和诉讼法规范。法院的附裁判理由义务，在一些国家(希腊、土耳其、西班牙、比利时等)的宪法中有明文规定。在其他国家，根据法治国家原理，也不允许完全排除法院的附裁判理由义务。第六，宪法应就诉讼程序安定性(可预测性)提出要求。诉讼程序可预测性的宪法要求包括程序运行的稳定性和程序结果的安定性。前者，是指当事人在对程序结果有一定预知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地实施诉讼行为。因此，民事诉讼法规定了重要诉讼行为的行使要件(如起诉要件等)、程序进行的顺序，方便当事人选择程序和实施诉讼行为，并禁止法院和当事人随意改变程序。后者，是指由国家审判机关按照公正程序作出的裁判具有确定力，即禁止当事人就同一案件重复诉讼，也禁止法院重复审判。③二、民事诉讼法的趋同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法本来就存在着共通之处，比如强调法官的中立和当事人的平等、公开审判、直接言词原则、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等等。就辩论主义强调：在当事人的辩论中没有出现的事实不能作出裁判的依据;当事人无争议的案件事实，应作为裁判的依据;法院对案件证据的调查仅限于当事人在辩论中提出来的证据。处分权主义强调：不告不理、法院只能在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内作出裁决、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撤诉、诉讼和解等终结诉讼程序。两大法系国家和地区，为了适应社会和诉讼的新情况，着手改革不合时宜的民事诉讼制度，其中包括相互吸收和借鉴对方的长处，从而在整个法律领域包括民事诉讼法领域出现了趋同的态势。比如，德国以往的诉讼审理状况大致是，由于当事人之间往往准备不充分就直接进入法庭审理，结果通常是多次开庭才能明确当事人对案件的争执点(争点)，诉讼迟延常常不可避免。因此，1976年德国借鉴美国的做法，把法庭审理分为准备和主辩论两个阶段，准备阶段主要解决争点明确问题和交换证据，之后进入主辩论阶段，判决尽可能在一次言词辩论后作出。美国以往在审前准备程序中过分突出当事人或律师的程序主动权和法官的消极地位，致使当事人滥用发现程序，重复进行证据开示，造成了诉讼迟缓和费用高昂。对此，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修改和完善审前准备程序，参照德国民事诉讼法，加强法官的职权处理，如限定证据开示的时间和次数等。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为了顺畅地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以及有效和便利解决跨国和跨地区的民事纠纷，各国都在积极探索民事诉讼制度的趋同化或统一化问题。这一努力也体现在下面将要谈到的民事诉讼法的国际化问题。同时，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相同或相似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拉美地区和欧共体国家等)正积极探索统一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问题。必须强调的是，民事诉讼法的趋同化或统一化并非消除了各国或两大法系民事诉讼法之间的区别，由于各国或两大法系国家地区历史和文化的深远影响，其民事诉讼制度的差异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存在，至于何时各国或两大法系民事诉讼法高度或完全统一化，尚难作出判断。④三、民事诉讼法的国际化民事诉讼法的国际化也是其趋同化的一种具体形态，为了突出其国际性而在此单独介绍。民事诉讼法的国际化主要表现为，一些国际条约明确规定了有关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当事人的诉讼及程序基本权等。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当宪法或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遭受侵犯时，人们有权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请求有效的救济。”第10条规定：“在确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与义务或审理对被告人的刑事指控时，人们有权充分平等地获得独立、公正的法院进行的公正、公开的审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规定：法院面前人人平等，在审理对被告人的刑事指控或确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与义务时，人们有权获得依法设立、有管辖权、独立、公正的法院的公正、公开的审理。四、民事诉讼法程序的专门化民事诉讼法程序的多元化首先表现为传统的一审程序、上诉审程序和再审程序的设立。在当今社会，民事诉讼法程序的多元化主要表现为程序的专门化。比如：第一，审执分立式立法。即将民事审判程序与民事执行程序分别立法，前者一般称民事诉讼法，后者一般称强制执行法。比如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德国、我国大陆及澳门等采取审执合一式立法：将民事审判程序与民事执行程序一并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典中，通称民事诉讼法。现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正积极探讨强制执行法的制定问题。第二，民事特别程序立法。民事特别程序是相对于通常诉讼程序而言的。从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看，以案件是否有争议为标准，特别程序可分为：1 民事权益争议案件所适用的特别程序，主要包括：(1)诉讼标的性质特殊的诉讼程序，如人事诉讼案件程序等。日本单独制定了《人事诉讼程序法》、《家事审判法》。(2)专门设立的简易性特别程序，如证书诉讼程序等。另一种简易程序是通常诉讼程序简化的程序，如简易程序(在我国属于通常诉讼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等。2 非讼事件程序。有关非讼事件程序的立法例大体有两类：(1)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典中，这类非讼事件与诉讼案件及确定民事权利较为密切，如禁治产案件、宣告死亡案件、公示催告案件等。(2)单独立法规定，如德国的《非讼事件管辖法》、奥地利的《非讼事件法》、日本的《非讼事件程序法》、我国台湾地区的“非讼事件法”等。此外，在现代社会，民事诉讼法包含的新科技因素将越来越多。民事诉讼法的科技化可以带来诉讼成本的低廉和迅捷便利，但是同时又将冲击传统的诉讼观念和制度。就因特网和数字通讯技术而言，经济和日常交往中形成的电子资料、运用因特网从世界和国内各地捷调查取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法院的命令和诉讼文书等等，其法律效力如何?如果运用多媒体视频会议进行案件事实和法律观点的交流，是否将失去法庭传统的布置和服饰给法律诉讼程序增添的正统性和庄严性?对当事人应直接见面和证人应亲自出庭的观念以及直接言词原则等产生怎样的冲击等等。这些问题的充分认识和合理解决已是迫在眉睫之事。不管怎样，民事诉讼法应当充分合理地接纳现代科技，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充分合理地运用现代科技。1999年8月召开的国际诉讼法协会第十一届世界诉讼法大会中，已就这类问题进行了讨论。
“民事行为能力的证明责任”问题、证据法的立法问题、民诉法的修改问题、调解制度问题，等等，现在都很热，而且，参考资料很好找，开的口子也比较大，容易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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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在当今的发展顺应社会和法律的发展，我们已经开始思量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问题。本文主要阐释了民事诉讼法在当代的发展趋势和新情况，对于这些发展趋势和新情况的探讨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一、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相对于以往，民事诉讼法呈现出高度的宪法化倾向，强调民事诉讼法必须遵行宪法。民事诉讼法是对宪法的具体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它是“被适用的宪法”。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在民事诉讼法领域如何充分实践宪法的精神、原则和规范笔者拟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简要阐述。第一，民事诉讼法的目的在于极力保障宪法所确立的法的目的的实现。在此前提下，现代民诉法的目的是多元的：私权保护、纠纷解决、维护和统一法律秩序、政策形成功能，以及维护整个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国家权力的合法性等。一般而言，民事诉讼的诸多目的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私权保护、纠纷解决则是其运用民事诉讼的最直接的目的。国家具有保护国民之责，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首先应当遵从当事人的诉讼目的。至于私权保护、纠纷解决以外的目的，多由国家来考虑。对于现行实体法还未承认的正当利益给予诉讼保护，特别是20世纪以后现代型诉讼的大量涌现，民事诉讼促成实体权利生成和政策形成的功能日益显见。现代社会对诉讼寄予了更高的社会期望，如通过诉讼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等社会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第二，就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而言，许多国家宪法普遍规定法官独立原则，我国宪法则规定法院独立。公开审判为宪法原则和诉讼法原则所公认。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都对平等原则作了规定，确立了国民平等地位和国民待遇原则;从权利的角度来说，即国民享有平等权，在民事诉讼法中则体现为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与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相对应的是司法消极性原则，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可以认为是宪法自由权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由于它所解决的是私权纠纷，理当尊重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意思自治;从权利的角度来说，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涉及程序选择权问题，辩论原则反映了诉讼听审权的内容。第三，就民事诉权而言，国民所享有的民事诉权的法的依据首先是宪法，诉权是宪法赋予国民所享有的请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诉权的“宪法化”，是现代宪政发展的趋势之一，而且这一趋势日益呈现出普遍性，如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将诉权上升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①可以说，在事实上，所有国家都承认国民享有诉权(司法救济权)。②笔者认为，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国民享有诉权及其保护性规定，从而明确和昭显诉权的宪法性地位和价值。将民事诉权提升为宪法基本权利，实际上，也是让法院承担不得非法拒绝审判的宪法义务。第四，就当事人的程序基本权而言，大致可分为：程序参与权、程序选择权、公正程序请求权和获得及时裁判权等。程序参与权大体上包括接受程序通知权、诉讼听审权等。接受程序通知权是指当事人应当充分了解诉讼程序进行情况。德国和美国等历来主张，有效的接受程序通知权是一项宪法上的权利。德国宪法法院判例确定受诉法院应当承担通知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应将缺少程序通知的情形视为侵害当事人接受正当程序权的情形之一。诉讼听审权包括以下基本内容：当事人在审判程序中有权提出申请、主张事实和提出证据;对方当事人应能对此获得通知并陈述意见。即使法院依职权调查时，也不允许把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作为裁判的基础。在民事诉讼领域，程序选择权主要是指，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范围内，当事人有选择诉讼程序及其他程序事项的权利。宪法还保障当事人有公正程序请求权和获得及时裁判权等程序基本权。公正程序请求权是当事人要求独立的法院及法官依据法律就当事人的请求进行公正审判(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公正)的权利。获得及时裁判权是指当事人有权要求法院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及时审结案件的权利。公正、及时裁判是法治国家的要求。第五，就法院判决而言，逻辑清晰又有说服力的判决是任何忠于法治原则的司法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构成了判决理由。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即经过法庭辩论和法院审查所确认的事实、理由，这是法院作出判决的事实根据。用的法律依据，包括法院判决所依据的实体法规范和诉讼法规范。法院的附裁判理由义务，在一些国家(希腊、土耳其、西班牙、比利时等)的宪法中有明文规定。在其他国家，根据法治国家原理，也不允许完全排除法院的附裁判理由义务。第六，宪法应就诉讼程序安定性(可预测性)提出要求。诉讼程序可预测性的宪法要求包括程序运行的稳定性和程序结果的安定性。前者，是指当事人在对程序结果有一定预知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地实施诉讼行为。因此，民事诉讼法规定了重要诉讼行为的行使要件(如起诉要件等)、程序进行的顺序，方便当事人选择程序和实施诉讼行为，并禁止法院和当事人随意改变程序。后者，是指由国家审判机关按照公正程序作出的裁判具有确定力，即禁止当事人就同一案件重复诉讼，也禁止法院重复审判。③二、民事诉讼法的趋同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法本来就存在着共通之处，比如强调法官的中立和当事人的平等、公开审判、直接言词原则、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等等。就辩论主义强调：在当事人的辩论中没有出现的事实不能作出裁判的依据;当事人无争议的案件事实，应作为裁判的依据;法院对案件证据的调查仅限于当事人在辩论中提出来的证据。处分权主义强调：不告不理、法院只能在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内作出裁决、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撤诉、诉讼和解等终结诉讼程序。两大法系国家和地区，为了适应社会和诉讼的新情况，着手改革不合时宜的民事诉讼制度，其中包括相互吸收和借鉴对方的长处，从而在整个法律领域包括民事诉讼法领域出现了趋同的态势。比如，德国以往的诉讼审理状况大致是，由于当事人之间往往准备不充分就直接进入法庭审理，结果通常是多次开庭才能明确当事人对案件的争执点(争点)，诉讼迟延常常不可避免。因此，1976年德国借鉴美国的做法，把法庭审理分为准备和主辩论两个阶段，准备阶段主要解决争点明确问题和交换证据，之后进入主辩论阶段，判决尽可能在一次言词辩论后作出。美国以往在审前准备程序中过分突出当事人或律师的程序主动权和法官的消极地位，致使当事人滥用发现程序，重复进行证据开示，造成了诉讼迟缓和费用高昂。对此，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修改和完善审前准备程序，参照德国民事诉讼法，加强法官的职权处理，如限定证据开示的时间和次数等。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为了顺畅地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以及有效和便利解决跨国和跨地区的民事纠纷，各国都在积极探索民事诉讼制度的趋同化或统一化问题。这一努力也体现在下面将要谈到的民事诉讼法的国际化问题。同时，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相同或相似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拉美地区和欧共体国家等)正积极探索统一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问题。必须强调的是，民事诉讼法的趋同化或统一化并非消除了各国或两大法系民事诉讼法之间的区别，由于各国或两大法系国家地区历史和文化的深远影响，其民事诉讼制度的差异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存在，至于何时各国或两大法系民事诉讼法高度或完全统一化，尚难作出判断。④三、民事诉讼法的国际化民事诉讼法的国际化也是其趋同化的一种具体形态，为了突出其国际性而在此单独介绍。民事诉讼法的国际化主要表现为，一些国际条约明确规定了有关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当事人的诉讼及程序基本权等。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当宪法或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遭受侵犯时，人们有权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请求有效的救济。”第10条规定：“在确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与义务或审理对被告人的刑事指控时，人们有权充分平等地获得独立、公正的法院进行的公正、公开的审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规定：法院面前人人平等，在审理对被告人的刑事指控或确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与义务时，人们有权获得依法设立、有管辖权、独立、公正的法院的公正、公开的审理。四、民事诉讼法程序的专门化民事诉讼法程序的多元化首先表现为传统的一审程序、上诉审程序和再审程序的设立。在当今社会，民事诉讼法程序的多元化主要表现为程序的专门化。比如：第一，审执分立式立法。即将民事审判程序与民事执行程序分别立法，前者一般称民事诉讼法，后者一般称强制执行法。比如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德国、我国大陆及澳门等采取审执合一式立法：将民事审判程序与民事执行程序一并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典中，通称民事诉讼法。现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正积极探讨强制执行法的制定问题。第二，民事特别程序立法。民事特别程序是相对于通常诉讼程序而言的。从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看，以案件是否有争议为标准，特别程序可分为：1 民事权益争议案件所适用的特别程序，主要包括：(1)诉讼标的性质特殊的诉讼程序，如人事诉讼案件程序等。日本单独制定了《人事诉讼程序法》、《家事审判法》。(2)专门设立的简易性特别程序，如证书诉讼程序等。另一种简易程序是通常诉讼程序简化的程序，如简易程序(在我国属于通常诉讼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等。2 非讼事件程序。有关非讼事件程序的立法例大体有两类：(1)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典中，这类非讼事件与诉讼案件及确定民事权利较为密切，如禁治产案件、宣告死亡案件、公示催告案件等。(2)单独立法规定，如德国的《非讼事件管辖法》、奥地利的《非讼事件法》、日本的《非讼事件程序法》、我国台湾地区的“非讼事件法”等。此外，在现代社会，民事诉讼法包含的新科技因素将越来越多。民事诉讼法的科技化可以带来诉讼成本的低廉和迅捷便利，但是同时又将冲击传统的诉讼观念和制度。就因特网和数字通讯技术而言，经济和日常交往中形成的电子资料、运用因特网从世界和国内各地捷调查取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法院的命令和诉讼文书等等，其法律效力如何?如果运用多媒体视频会议进行案件事实和法律观点的交流，是否将失去法庭传统的布置和服饰给法律诉讼程序增添的正统性和庄严性?对当事人应直接见面和证人应亲自出庭的观念以及直接言词原则等产生怎样的冲击等等。这些问题的充分认识和合理解决已是迫在眉睫之事。不管怎样，民事诉讼法应当充分合理地接纳现代科技，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充分合理地运用现代科技。1999年8月召开的国际诉讼法协会第十一届世界诉讼法大会中，已就这类问题进行了讨论。
论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作者:杨延超摘要:自提出比特币概念至今,数字货币已被广泛应用.数字货币是以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支持,具有去中心化,可编程性,以密码学原理实现安全验证等特征.关于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总体上有非货币财产说和货币说,其中非货币财产说又有商品说,证券说,数据说等学说.具有代表性的商品说,证券说,数据说等均具有无法逾越的理论困局和现实障碍.回归货币的本质,其作为普遍认可的记账符号,国家或私人银行发行仅是构建货币信用的手段,而非必要条件.相比较传统货币,数字货币正是依赖区块链技术,完成了去中心化的货币信用构建.如此,在数字货币货币说的基础上产生了新货币说,一方面,它为建构数字货币的准货币属性提供法理依据;另一方面,也为渐进完善数字货币立法提供理论基础.可以先确定其为准货币的法律属性,在时机成熟时再确认其货币的法律地位.有必要在立法中确认数字货币作为准货币的法律地位,以此作为逻辑起点建构其作为准货币的系列法律制度.数字货币容易被用于犯罪或者逃避金融管制的工具,必须确定监管主体,构建监管规则.展开关键词:数字货币 比特币 法律属性 监管制度 金融监管年份: 2020……(详细全文见学术堂)
浅谈无效合同的情形及后果合同无效的情形：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体而言：(一)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之规定，所谓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是在受欺诈人因欺诈行为发生错误认识而作意思表示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是行为人在他方有意的欺诈下陷于某种错误认识而为的民事行为。构成欺诈应具备如下条件：一是必须有欺诈人的欺诈行为。欺诈行为是能使受欺诈人陷于某种错误，加深错误或保持错误的行为。主要表现情形有三种，即捏造虚伪的事实、隐匿真实的事实、变更真实的事实。二是必须有欺诈人的欺诈故意。欺诈故意是由于欺诈人的欺诈行为而使他人陷于错误，并基于此错误而为意思表示的故意。三是必须有受欺诈人因欺诈人的欺诈行为而陷入的错误。这里所说的“错误”，是指对合同内容及其他重要情况的认识缺陷。传统民法认为，构成欺诈必须由受欺诈人陷入错误这一事实，受欺诈人未陷入错误，虽欺诈人有欺诈故意及行为，在民法上不发生欺诈的法律后果。四是必须有受欺诈人因错误而为的意思表示。所谓受欺诈人因错误而为的意思表示，即错误与意思表示之间有因果关系。错误的认识必须是进行意思表示的直接动因，才能构成欺诈。五是欺诈是违反了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人们在民事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的规定，所谓胁迫，是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相对方作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胁迫也是影响合同效力的原因之一。胁迫构成应当具备如下条件：一是必须是胁迫人的胁迫行为。所谓胁迫行为是胁迫人对受胁迫人表示施加危害的行为。胁迫行为在《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已规定清楚。二是必须有胁迫人的胁迫故意。所谓胁迫故意，是指胁迫人有使表意人(受胁迫人)发生恐怖，且因恐怖而为一定意思表示的意思。即包含两层含义：须有使受胁迫人陷于恐怖的意思和须有受胁迫人因恐怖而为一定意思表示的意思。三是胁迫系属不法。所谓不法，情形有三种：有目的为不法，手段也为不法者;目的为合法，手段为不法者;手段为合法，而目的为不法者。四是须有受胁迫人因胁迫而发生恐怖，即受胁迫人意识到自己或亲友的某种利益将蒙受较大危害而产生恐怖、恐惧的心理。若受胁迫人并未因胁迫而发生恐怖，虽发生恐怖但其恐怖并非因胁迫而发生，都不构成胁迫。五是须有受胁迫人因恐怖而为意思表示，即恐怖和意思表示之间有因果系，这种因果关系构成，只需要受胁迫人在主观上是基于恐怖而为意思表示即可。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五个要件，方可构成胁迫。依《合同法》第52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等手段订立的合同，只有在有损国家利益时，该合同才为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所谓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为实现某种目的，串通一气，共同实施订方合同的民事行为，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损害的违法行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诸如，债务人为规避强制执行，而与相对方订立虚伪的买卖合同、虚伪抵押合同或虚伪赠与合同等;代理人与第三人勾结而订立合同，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行为，亦为典型的恶意串通行为。该类合同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因而也具有违法性，对社会危害也大、是故，《合同法》将《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4)项所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纳入到无效合同之中，以维护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维护正常的合同交易。恶意串通而订立的合同，其构成要件是：一是当事人在主观上具有恶意性。即明知或者知其行为会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损害，而故意为之。二是当事人之间具有串通性。串通是指相互串连、勾通，使当事人之间在行为的动机、目的、行为以及行为的结果上达成一致，使共同的目的得到实现。在实现非法目的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后，当事人约定互相配合或者共同实施该种合同行为。三是双方当事人串通实施的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恶意串通的结果，应当是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中获得利益。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在谋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而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的时候，法律就要进行干预。恶意串通所订立的合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不能按照《合同法》第58条规定的一般的绝对无效合同的原则处理，而是按照《合同法》第59条的规定，将双方当事人因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收归国有或者返还集体或者个人。(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也称为隐匿行为，是指当事人通过实施合法的行为来掩盖其真实的非法目的，或者实施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是在内容上是非法的行为。当事人实施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当事人在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上，并不是违反法律的。但是这个形式并不是当事人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图，而是通过这样的合法形式，来掩盖和达到其真实的非法目的。因此，对于这种隐匿行为，应当区分其外在形式与真实意图，准确认定当事人所实施的合同行为的效力。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订立的合同，应当具备下列要件：一是当事人所要达到的真实目的或者其手段必须是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所禁止的;二是合同的当事人具有规避法律的故意;三是当事人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采用了合法的形式对非法目的进行了掩盖。(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在法律、行政法规无明确规定，但合同又明显地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时，可以适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条款确认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约目的、订约内容都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合同法解释》第4条明确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需要说明的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的合同，当事人在主观上是故意所为，还是过失所致，均则非所问。只要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就确认该合同无效。笔者认为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精神，对无效合同的确认原则可概括为：法律、行政法规明文规定合同为无效的，则该合同无效;反之，则了合同有效。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一)合同无效追溯既往的效力我国《合同法》第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由此可见，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以后，其结果是该合同自始无效。这就是合同无效的溯及既往的效力。无论是绝对无效的合同还是相对无效的合同，均是如此。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合同的部分内容无效，而其他能够独立存在的部分的内容仍符合有效要件时，那么无效部分被确认无效后有效部分继续有效，但其前提是有效部分能够独立存在，其与无效部分并无牵连关系，如果确认合同部分无效将影响有效部分的效力时，合同仍应当全部无效。)如在买卖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约定金担保条款时，若约定定金的比例超过合同总标的额的20%时，则超过部分无效，而并非是定金条款全部无效。此即为合同部分无效。又如行为人为倒卖金银、枪支弹药而订立的合同，该合同内容在性质上已根本违反了法律规定，因而应确认整个合同无效。(二)合同无效不影响解决争议条款的效力《合同法》第57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认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面的条款的效力。”该条款表明，合同中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因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而失去其效力。“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主要包括如下儿种形式：一是仲裁条款。仲裁条款是仲裁协议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当事人在合同约定的用仲裁方式解决双方争议的条款。我国对合同争议采取或裁或审制度，仲裁条款有排除诉讼管辖的效力。二是选择受诉法院的条款。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三是选择检验、鉴定机构的条款。四是法律适用条款。五是关于协商解决争议的条款。(三)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规定了两个条文。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59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1.返还财产。返还财产，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以后，对已经交付给对方的财产，享有返还财产的请求权，对方当事人对于已经接受的财产负有返还财产的义务。返还财产有以下两种形式：第一，单方返还。单方返还，是指有一方当事人依据无效合同从对方当事人处接受了财产，该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返还财产;或者虽然双方当事人均从对方处接受了财产，但是一方没有违法行为，另一方有故意违法行为，无违法行为的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返还财产，而有故意违法行为的一方当事人无权请求返还财产，其被对方当事人占有的财产，应当依法上缴国库。单方返还就是将一方当事人占有的对方当事人的财产，返还给对方，返还的应是原物，原来交付的货币，返还的就应当是货币;原来交付的是财物，就应当返还财物。第二，双方返还。双方返还，是在双方当事人都从对方接受了给付的财产，则将双方当事人的财产都返还给对方接受的是财物，就返还财物;接受的是货币，就返还货币如果双方当事人故意违法，则应当将双方当事人从对方得到的财产全部收归国库。2.折价补偿。折价补偿是在因无效合同所取得的对方当事人人的财产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时，按照所取得的财产的价值进行折算，以金钱的方式对对方当事人进行补偿的责任形式。3.赔偿损失：根据《合同法》第58条之规定，当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如果由于一方或者双方的过错给对方造成损失时，还要承担损害赔偿贪任。此种损害赔偿责任应具备以下构成要件：(1)有损害事实存在(2)赔偿义务人具有过错。这是损害赔偿的重要要件。(3)过错行为与遭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如果合同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依第58条的规定，双方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即适用过错的程度，如一方的过错为主要原因，另一方为次要原因，则前者责任大于后者;此所谓过错的性质如一方系故意，另一方系过失，故意一方的责任应大于过失一方的责任。因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一方当事人因此受到损失，另一方当事人对此有过错时，应赔偿受害人的损失，这种赔偿责任是基于缔约过失责任而发生的。这里的“损失”应以实际已经发生的损失为限，不应当赔偿期待利益，因为无效合同的处理以恢复原状为原则。4. 非民事性后果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后，除发生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民事性法律后果外，在特殊情况下还发生非民事性后果。《合同法》第59条具体规定了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发生追缴财产的法律后果，即将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所取得的财产追追缴回来，收归国家或返还给受损失的集体、第三人。收归国有不是一种民法救济手段，而是公法上的救济手段;一般称为非民法上的法律后果。依《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民法通则》第61条第2款“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的解释，应追缴财产包括双方当事人已经取得的财产和约定取得的财产，体现了法律对行为人故意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范的惩戒。
我手里有一篇我用过的 关于我国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分析 是原创的 你需要的话找我吧 当然了 付些辛苦费你是要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