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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养生学是是一门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中医养生在增进人类健康、延年益寿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是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中医养生论文 范文 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浅谈回族药膳与饮食养生教学设计
摘要：本研究以宁夏医科大学选修课“回族药膳与饮食养生”为例，探讨其教学设计策略，旨在培养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探索精神。
关键词：选修课;回族药膳与饮食养生;教学设计
回族是一个注重健康的民族，全国第三、四次人口普查发现，宁夏的百岁老人中，回族老人占绝大多数[1]。究其长寿因素，良好的饮食习惯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回族的饮食生活中蕴含着丰富的养生哲学，食与疗密切相关，“以食养病，以食代药，医食同源”，是我国养生学界的瑰宝。在历代的回医回药著作中，饮食疗法都作为防病治病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既是回医回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回族文化的主要承载者，更是健康饮食理念的重要内容。本项目致力于从生活化的角度，面向本校大学生开展选修课“回族药膳与饮食养生”，采用“以身探索”的 教学 方法 ，引领医学生体会回族饮食文化的丰富内涵，同时本课程又是学校进行人文素质 教育 的重要内容，意义重大。
一、整合教学内容
(一)合理设计内容体系
由于本课程暂无固定教材，授课内容由本项目成员根据学校实际情况选材，并参照《中医饮食调护》(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郭瑞华主编)的章节设计，对整理后的教学内容分门别类。本课程共分为四大部分：“一、回族饮食养生理念”、“二、常用食材、药材的分类、性质、功用、现代研究”、“三、回族药膳、民间食疗方的类型、功用、制作方法及现代营养分析”、“四、常见病症饮食调护方法”。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是对知识的实际应用，以实际案例为主线，讲授药膳的具体应用，目的是使学生通过本章的学习，将前面已经学习的内容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将理论与临床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创新体例设计
每章内容均以实例或现象、或民俗 谚语 为引导，提出问题，然后引出正文内容。“正文”先以回医回药理论进行阐释，要有理有据，有明确的文献来源;对相关内容进行中医中药论证、现代营养学论证。本部分内容应以“够用”为原则，突出实用性，注重培养学生的拓展性思维能力。编写时应注重知识的深度，不片面追求知识的广度。“食膳举例”部分应紧密贴合正文内容，列举的食谱应具有可操作性，在食材选择、调味剂使用、烹饪方法等方面，应具有显著的“回族”、“清真”特色。“知识小链接”部分是对上述内容的补充，相对独立，可以插放在任何需要知识补充之处。
此部分内容应纳入相关的回族文化、生活习惯、养生谚语、宗教信仰、斋戒习俗等知识，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回族文化的熏陶，增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这是地处少数民族地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特色”的体现，突出趣味性，富有启迪性，使本课程更具生活气息和文化底蕴。“思考问题”的设置，不应是对重点知识的提问，而更注重于培养学生运用所学解决问题的能力，所设置的问题应以培养学生“ 发散思维 ”和“举一反三”的能力为目的，贴合实际生活。
二、注重多种教学方式的综合运用
授课以“课堂讨论”为主，“以问题为主导”，追求“亲力亲为，以身探索”。教师只对关键性理论知识进行讲解，而对一般性、容易理解的内容，则以“课堂讨论”的形式开展，鼓励学生从自身的视角去理解回族饮食文化，思考在原材料选择、加工工艺方面的考究及蕴含的养生理念，等等“;课堂讨论”还包括生活现象讨论、药膳分析讨论、疾病食疗讨论等专题讨论。具体方法是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先提出不同意见，经过集体讨论后，纠正不正确的认识，并分析原因，最后由轮流小组组长以“ 报告 ”形式书面 总结 上交。本课程这样设计可使学生在互相探讨中增进知识，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批判精神，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视频教学所选内容多为公众媒体或专业网站上提供的素材，涵盖回族烹饪、养生等方面的内容，使本课程成为真正意义上“色香味俱全”的公共课、文化课，增强学生的感官认识，丰富课堂活动，更可激发学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积极动手的热情。
三、实施成绩综合评价
将学生在课堂讨论中的表现和撰写的“报告”纳入本课程考查范围，占成绩考核的30%。“试卷考试”主要考查学生对教学基本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情况，以及药膳方的使用、食谱分析能力，占成绩考核的30%。“实践调研”环节，要求学生利用节假日，深入生活，对身边人群的饮食习惯和常用食物进行调研分析，以培养学生“立足实际”“，理论结合实践，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占成绩考核的15%。在“动手能力”环节，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知识，针对自身、家人的体质特点，或者对某种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痤疮等)的易感性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自拟或自选药膳，在家操作，操作过程以视频或图片形式呈交，并对药膳的功效进行口头阐述，对药膳的实际功效、服用时间以及体会进行如实记录，以此来综合评价学生的各项能力，将结果纳入本课程考核内容，占成绩考核的25%。这也是本课程在成绩考核方面的特色和创新点。
四、全面考察教学效果
本课程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在理论的讲述上，以“够用，会用”为目的，对教学内容进行精简化处理，始终贯穿“以应用为主线”，所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实际运用情况是反应教学效果一个重要方面。设计调查问卷，调查学生对本课程的满意度、存在的问题、改进意见等方面，以评价教学内容、课程设计、授课方式、成绩考核方式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另外，学生的出勤率可以直接反映学生对本课程的 爱好 程度，是评价教学效果最直接而简单的风向标。
本人认为教学内容新颖、实用性强、授课方式灵活、授课内容贴近生活、寓教于乐，都会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热情，保证出勤率。而活跃的课堂氛围、师生间的良好互动，以及课间学生咨询问题的多少等等，都可反映出学生对本课程的喜爱程度。所以应纳入教学效果的评估范围。本次课程采用小班授课的方式进行，一个班大约为50名学生。
根据学生签到表、课堂互动情况、小组讨论及提交的调查问卷显示：学生对本课程表现出较强的求知欲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课堂气氛热烈而轻松，加深了学生对回族饮食文化的了解，使学生具备了鉴别“美食与营养美食”的能力，督促学生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以身探索”的教学方式培养了学生分析判断能力，使学生初步具备了敢于质疑、敢于批判地接受知识的意识和精神。“以身探索”的教学方式是本项目率先提出的教育理念，其核心是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初步具备批判精神。
现代社会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而个人的认知能力在海量信息面前显得愈发渺小，如何在信息的海洋中把握住正确的方向“，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必须具备基本的分析判断能力。本项目开设的“回族药膳与饮食养生”，其内容取自回族古今相关书籍，如《回回药方》《饮膳正要》《回族清真美食文化》《汤瓶八诊》系列丛书等，以及回族民俗、饮食习惯、烹饪习惯、伊斯兰经等大众通俗的内容。所以在作为一门课程讲授给学生时，教师必须首先要保证所授内容的真实性和科学性，要批判某些不合时宜、不符合现代营养学的内容，发扬真正对健康有益的饮食文化;而教师更有责任帮助和引导大学生建立批判地接受知识的意识，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进行分析判断，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所谓的批判精神，是指对既定的学说或理论进行思考与质疑，有自己独到的、科学合理的见解和判断，它是建立在探究问题的基础之上的科学的、正确的批判态度，与简单的否定与抛弃完全不同[2]。
笔者认为，批判精神是 创新思维 的重要前提条件，是大学生素质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本课程将素质教育融会贯通于课堂，使学生受益匪浅。因此本课程“以身探索”的教学方式或可为高校素质教育提供一条可行的途径。作为全国回民比例最多的宁夏地区，宁夏医科大学医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接触到较多的回族食物，对回族食物较为熟悉，学生往往可以根据亲身体会对日常饮食进行初步评价，从而自觉形成良好的饮食生活习惯，这是本课程开设的现实意义。从长远来看，本课程也是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是汉族学生了解回族文化的一个窗口，促进民族融合，共建和谐融洽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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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睡眠与中医养生
【摘要】从古至今，许多养生学家都认为睡眠与养生息息相关，良好的睡眠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如睡眠的时间和时限、睡眠的环境、睡眠的姿势、睡眠的情态等等，而在这些方面前人已为后世积累了许多 经验 ，值得我们重视与借鉴。
【关键词】睡眠;养生
睡眠，通常认为是由于身体内部的需要，使感觉活动和运动性活动暂时停止，给予适当刺激就能使其立即觉醒的状态。良好的睡眠是产生和储备能量的过程，就像车子开一段时间后需要进入加油站充电加油一样，良好的睡眠可以修复我们疲乏的细胞，产生新的能量，造就更强的免疫力。
1 睡眠时间和时限
1.1 时间:我国古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已逐渐形成了“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作息规律, 根据天人相应的观点, 对四时的起居时间作了相应的论述。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春三月夜卧早起，夏三月夜卧早起，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冬三月早卧晚起，必待日光”。明•谢肇撰的《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里说：“读书不可过子时, 盖人当是时, 诸血归心, 一不得睡, 则血耗而生病矣。”晋•葛洪在《抱朴子•极言》也说：“寝息失时，伤也。”
1.2 时限: 吴清忠认为人体造血的最佳时段是从下午天黑之后到午夜一点，而且必须是达到深度睡眠的状态，一个人每周至少保持午夜12点以前累计有8小时的睡眠。[1]
清代著名养生学家、文学家曹庭栋著的《老老恒言•昼卧》曰：“每日时至午,阳气渐消,少息以养阳。时至子,阳气渐长,熟睡所以养阴”。《灵枢•大惑论》也说：“阳气尽则卧，阴气尽则寤”。在中医来看，睡眠其实就是一种人体阴阳交替的现象，子时和午时都是阴阳交替之时，也是人体经气“合阴”与“合阳”的时候，睡好子午觉，就有利于人体养阴和养阳。
由此看来，睡眠更注重质量与有效性，即以精神和体力的恢复作为标准。古人说:“凡睡至适可而止, 则神宁气足,大为有益。多睡则身体软弱,志气昏坠。”[2]
2 睡眠环境
明•高濂撰的养生专著《遵生八笺》中的《起居安•上卷》说:“所寝之室,名安乐窝, 冬暖夏凉,遇有睡思则就卧。”生命的三分之一都要在这“安乐窝”中度过，所以应该注意它的美化。《千金方•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养性•道林养性第二曰:“居处不得绮糜华丽,令人贪婪无言,乃祸害之源,但令素雅洁净,无风雨暑湿为佳。”
宋代养生家温革在《琐碎录》中说：“卧处不可当风，恐患头风，背受风嗽，肩受风则臂疼，善调摄者，虽盛暑不当风及坐卧露下”。风为百病之长,最容易侵袭人体而致病，出现头痛、耳聋、面瘫、瘾疹、肩背冷痛等。所以卧处有风, 应该急避开, 尤其是体虚年老之人。《琐碎录》还说过：“卧处不可以首近火，恐伤脑。”如果在卧具边安放火炉之类的东西，日久便会引动火气，妨碍睡眠，而且由于近火，温度可能过高，睡着后容易掀被，反而容易着凉。
北宋•张君房攥写的道家典籍《云笈七签》云:“夜寝燃,令人心神不安。”南宋•真德秀《真西山卫生歌》也曰:“默寝暗眠神晏如。”中医学也有“神安则寐”之论, 就寝即灭灯, 则目不外眩, 神守其舍也。日光为阳气之精华, 故日间人的阳气得以增强, 处于优势, 体内的生理活动亦处于升、动的状态, 神志清醒,不易入睡。若夜间燃灯而卧,灯光虽然不及日光纯盛, 亦为阳热之源, 可扰动体内阳气不得安伏于营阴, 阻碍人体进入睡眠的状态。[3]此即宋末元初人李鹏飞撰养生学著作《三元参赞延寿书》中所说的“灯烛而卧,神魂不安”。另外，齐梁时代著名医家陶弘景在《养生延命录》里也说过:“凡卧讫头边勿安灯,令人六神不安。”
3 睡眠姿势
在《希夷睡诀》中提倡右侧卧时屈右足，屈右臂，以手承头，伸左足，以手置于股间。[4]佛门称此式是“吉祥卧”。《道藏• 混元经》曰:“仰面伸足睡, 恐失精, 故宜侧曲。”《道藏》中《修真十书•卫生歌》云：“卧不厌觉贵舒”此即“ 睡不厌屈,觉不厌伸。”孔子在《论语》中也说:“ 寝不尸”。《千金要方•养性•道林养性》说：“屈膝侧卧，益人气力，胜正偃卧。”《老老恒言•安寝》也指出：“如食后必欲卧，宜右侧以舒脾气”。
于上可知，古人们均认为右侧卧睡比其他任何睡姿都好。而现代研究也证明了右侧卧有利于心脏功能，还有利于消化系统的运化吸收。因为, 心脏位置较高, 有利于心脏排血, 并减轻其负担; 肝脏位于右侧最低处, 可获得较多的供血; 胃向十二指肠和小肠通向大肠的开口都向右侧,所以右侧卧位有利于食物在胃肠内运行。[5]
4 睡眠情态
心神是睡眠的主宰者,神静则寐,神动则醒。大怒大喜深思则阴阳不和,神不守舍,很难入睡。唐代李群玉《火炉前坐》：“孤灯照不寐,风雨满西林。多少关心事,书灰到深夜。”这就反映了作者因思虑而不眠的睡前情态。
古人认为寤则神栖于目,寐则神栖于心,心静无欲则能入睡,心情烦躁,杂念纷纭,常常难以入睡。[6]古人并详细介绍了睡心的方法,战国早期庄子所著的《南华经》记载睡心有“操纵”二法：“ 操者,如贯想头顶,默数鼻息,返观丹田之类,使心有所著,乃不纷驰,庶可获寐;纵者,任其心游思于杳渺无肤之区,亦可渐入朦胧之境。最忌者,心欲求寐,则寐愈难。盖醒与寐交界关头, 渐非臆想所及, 惟忘乎寐, 则心之或操或纵,皆通睡之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客观条件尽量睡好觉，让身体在睡眠外生命三分之二的时间里生机勃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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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和叠加的综合性特征。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以及民堡沟一带的高山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关键词：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结构；地域文化
特色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是集艺术、文化、科技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也是一个民族的形象。一个民族的民居建筑风格，是当地人们在长期的生存过程中，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文、地势、地质等环境因素，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而逐渐形成的，同时临近民族之间的建筑文化也会相互影响，形成一些共性特征，所以其中也必然积淀着丰富而深厚的民族文化。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历史上不同民族在这条走廊交错杂居，因此白马藏族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叠加的特征。所以他们的民居建筑既是陇南南部秦巴山区特殊地貌、气候的体现，也是多民族聚居繁衍的陇南南部独特地域文化的反映。长期的民族文化传承与融合发展，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收稿日期：2011一O8—28·90·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基本结构。
作为古代氐族的后裔，白马藏族很早就进入发达的农业文明，并在此居住生息。《华阳国志》记载氐人居地“土地险阻，有桑麻”，所反映的正是目前陇南白马藏族的居住环境以及生产生活状况。史籍记载氐人的民居形式是“土墙板屋”，《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南齐书》描述得更详细：“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九“洛谷”即今陇南市西和县仇池山附近的“洛峪”，这一带正是古代氐杨政权的核心地区。关于白马藏族地区板屋形制的：具体记载，可见于清道光年间《龙安府志》中的记载：“番民（此处所说之番民，即白马藏族）所居房屋，四围筑土墙，高二丈，上竖小柱，覆以松木板，中分一、二层，下层开一门圈牛羊，中上住人，伏天则移居顶层。”“可见“板屋”的最突出特征即为以木板覆盖屋顶。
目前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结构形式仍体现出“土墙板屋”的一些特征，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民族文化的发展，三层结构的传统民居样式早已淘汰，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现存修筑年代最早的民居，也多为二层土木结构。由于板屋屋顶的寿命不长，容易漏雨，随着白马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在保持其建筑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屋顶已基本用瓦覆盖。目前陇南宕昌县官鹅沟、大河坝一带的藏族村寨，依然保留了大量板屋，当地俗称“沓板房”，这是居住在同一地域、具有相同生存境遇的民族在居住文化方面趋同性的体现。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北岸的高山上，以及石鸡坝乡民堡沟的薛堡寨和堡子坪两个村寨，村寨的整体布局方位为面南靠北，平均海拔高度在1700米左右。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内部结构。
陇南白至藏族民居独特的造型和审美特质，与其内部结构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我国南北建筑结构和风格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域的地形、气候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古代穴居和巢居两种基本形式。穴居为北方民居的雏形，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居住形式也是由“地穴盖顶”的形式逐渐演变为土木结构的“抬梁式”木构架建筑；巢居是南方民居的雏形，南方气候湿润多雨，蛇虫较多，所以居住形式也是由筑于树木之上的巢穴向干阑式建筑过渡，最终形成了南部“穿斗式”木构架民居，而古代的木楼也是干阑式建筑中对下部空间的有效利用而形成的。陇南白马藏族居住地虽然海拔较高，但由于地处甘肃南部，气候相对湿润多雨，所以这种南北气候的过渡性地带特征，使其民居建筑的内部结构也综合了南北两种传统建筑结构形式。
而“土墙板屋”正是南北建筑融合的见证，经过历代的演进发展，从而形成土木结构的穿斗式二层木楼形式，屋顶为两面斜坡式，一层用于居住，二层存放粮食杂物。据当地白马人介绍，陇南白马藏族的木楼过去也多为三层，下层用于圈养牲畜，上层存放粮食杂物，中间用于居住。但从目前笔者对白马村寨的考察来看，基本为二层木楼结构，三层木楼已被完全淘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三层木楼建筑难度大且耗费材料有关；另外也与卫生状况、保暖性能有关，下层圈养牲畜时，由于空气对流因素，对人居住的中间层形成空气污染；同时居住在高山地带的人们，下层居住较为保暖，所以综合考察，二层木楼更适宜于人类居住。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内部木构架体现了穿斗式建筑稳定性强的特点，各种木构件纵横交错，紧密相连，其主要木构件有柱子、檩子（梁）、穿枋、椽、阁楼木、楼板等，和北部民居比较，突出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柱子多，每间之间分隔处都有5根柱子，最中间的柱子为中柱，前后两边的柱子分别为明柱和后柱，界于中柱、明柱和后柱之间的柱子为二柱；其二是充分发挥“穿枋”的串联作用，每间分隔处纵向排列的五根柱子用一种特殊的构件“穿枋”连接起来，穿枋是一种方形的木构件，与柱子榫接，将柱子纵向连接成为有机整体，体现了“穿斗式”民居建筑结构的独特性；其三是檩子多，陇南白马藏族民居中的檩子分为中檩、二檩、檐檩，中檩为屋脊处的檩子，檐檩位于前后两檐处，二檩界于中檩和檐檩之间，檩子共同承载椽，同时将各组柱子进行横向连接；上下两层中间有许多阁楼木，阁楼木上铺木楼板，将上下两层隔开，阁楼木不仅有分隔上下层作用，也有横向连接和稳定柱子的作用，从而使整个木架形成一个更加密集和稳定的整体。由于这种独特的内部结构，各种木构件之间相互榫接，连接紧密，更符合稳定的力学原理，所以和北部抬梁式建筑相比，不仅建筑结构独特，造型美观，而且具有较强的抗震性能。
（二）分隔组合结构。
陇南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整体布局：结构方面，和陇南南部汉族民居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陇南白马藏族的传统民居多为三间组合式结构，院落也多为三合院、四合院式组合结构，但由于高山地区建筑地基狭小，所以形制较小。正房多为三间组合的结构形式，台基高，整体高出左右厢房，主次分明，正房进深一般为3．5——4米左右，间隔为4．5米左右。正房的一层多为两问连通结构，高度约为2．5米，靠西隔出一问为卧室，连通的两间为厅房，也有三间连通的结构形式。厅房中央一般摆设深柜（也称神柜），用于供奉祖先，靠东面设有火塘，火塘旁边摆放大木碗柜。厅房既是白马人会客、议事、供奉祖先神灵的主体空间，也是他们取暖、做饭的生活场所。左右厢房较为低矮，多为两间或三间组合形式，主要为卧室，期中一面厢房的下层往往留出屋宇式大门，大门与房屋有机结合，形成灵巧别致的空间结构。
白马村寨中很少见完整的四合院式组合结构，无倒房，大概是由于受高山地带地方条件限制，修建倒房会使院落更为狭小，不利于采光，所以其院落比汉族民居四合院要紧凑，房屋紧密相连，将院落紧紧包围在中间，小巧幽静。 目前陇南白马村寨的民居正房建筑多以四间、五问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为多，因家庭经济条件或地基情况而定。左右两边的两间多处理成“封山包檐”形式，即将走廊左右与相应屋檐下的空间一并封闭在左右耳房空间内，使左右耳房门相对并与正房门成垂直关系，当地也称为“窝檐”，其中一间为厨房，另一间为卧室。在外部走廊上设置木楼梯，用于连通二层，有些则将木楼梯设置在耳房内部，中间部分则留出宽敞的走廊，前有明柱。内部一般为单间分隔，其中正中一间为客厅，间隔一般为4．5米左右，大部分现代民居建筑将中间的两间进行连通处理，使厅房宽敞气派，由于有专门的厨房，所以厅房中不再设置火塘，已演变为现代民居中的客厅。
二、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装饰特征。
民居建筑既是人们安居的实用场所，也是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营造的精神和文化空间，通过独特的造型和装饰，传达出共同的民族审美心理和文化意蕴。“土墙板屋”既是白马藏族居民特殊的生存条件的反映，也传达出一种质朴自然的审美特色，而—92·独特的内部空间结构以及装饰又蕴涵着深厚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建筑装饰的内容从性质和功能方面来考察，可以分为由建筑结构和材质本身所呈现的抽象形式，和通过雕刻描绘等手法装饰在各种建筑构件上的具象图形，两者共同形成了建筑的整体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意蕴。传统的“土墙板屋”式白马藏族民居，是白马人利用其居住地域的自然资源，并综合当地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构筑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民居建筑形式，厚重结实的夯土围墙，轻盈灵动而稳定的木楼结构，纵横交错、错落有致的屋面门窗阁板，层叠排列而富有自然秩序的木板屋顶，既体现了民居建筑的实用性功能，也通过其结构和材质传达出朴素自然的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个性。
在一般民居建筑中，装饰部位主要集中在门窗、山墙墀头以及屋脊上。陇南白马藏族传统民居建筑在外部山墙的处理方面较为随意自由，一般不进行装饰，一层的山墙为夯土墙，上部的二层或以木板、竹笆作山墙，直接承载屋顶，成自然简易的“悬山式”结构，所以没有墀头装饰；屋顶由于用木板覆盖，所以也无砖瓦图案装饰。正面的门窗以及纵横交错的木板墙体，则成为装饰的主体。
在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年代，多数白马藏族民居基本无装饰图案，而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民居在门窗上雕刻动物花卉图案。白马藏族传统民居的门窗结构相对固定，整个屋面围绕门窗全部用木板封闭装饰，下层正房门多为两扇组合形式，左右窗户上装饰窗棂，上层无门，只在正中间或左右侧留出装饰窗棂的窗户。整个屋面部分阁板形成穿插有序、变化统一的平面构成形式，窗棂上变化多端的抽象图形则打破了阁板的.单一，产生了巧妙的形式对比，丰富了视觉效果，而这一切都是在建筑结构需要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形式美因素。部分传统民居的门窗上则雕刻动物花卉图案，这些装饰图案多位于门扇中间的绦环板以及窗楣、门楣等处。白马藏族信仰自然神，所以其民族图案的形式以及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与汉民族图案有所不同，在内容方面多表现其生存环境中的自然花草以及动物，以表达对自然的赞美和崇拜，而不像汉民族装饰图案通过谐音、双关等蕴涵了更多的伦理文化含义。在造型方面这些动物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写实化倾向，不似汉民族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程式化因素，动物花卉造型憨厚朴拙，雕刻手法大胆粗放，不注重一草一木局部的精雕细刻，而专注于对自然物象的讴歌和赞美，所以使图案物象的造型体现出浑朴生动的特征，充盈着强烈的生命意味。
三、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的村落布局村落。
作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范畴，既是农业社会中人们共同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又是指在这一空间中生活的一个群体。这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认识村落，偏重村落文化的缔造主体——人，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文化现象。陇南白马藏族的村落布局结构是由他们居住地域特殊的地貌、自然资源、民居建筑形式等因素综合形成的，这其中本身也包含了白马藏族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因素，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历史发展与变迁。白马藏族由于古代长期的民族矛盾，他们被迫选择了环境险阻的深沟、大山、密林为栖身之处，
这不仅决定了他们独特的“板屋”建筑结构，也促成了他们村落布局的基本形式与格局，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地域人文景观。陇南白马藏族由于居住在海拔较高的高山地带，所以他们的民居也主要依山势而建，白马河流域的白马村寨民居基本为面南靠北的统一布局，这种方位的民居冬天太阳直射屋前，夏天太阳直射屋顶，具有冬暖夏凉的优点，也有部分村寨的民居不是南北方位，但都依地形而排列。由于高山地带坡势陡峭，宽阔的平地较少，所以白马藏族村寨的民居不仅院落窄小，而且民居之间的距离也较为紧密，相互之间的高低落差较大，再者其民居建筑为二层木楼结构，所以在布局形式方面形成了层层叠叠的视觉效果，产生了有序排列的秩序感以及韵律感，达到了民居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这种和谐是一种天然雕饰的自然之美，而非人为的形式雕琢，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中又体现出独特的形式美感。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以及白马村寨发展，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继承传统样式的基础上，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尤其8O年代以来，白马村寨的交通、通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汉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其民居建筑从材料到结构，均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白马人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他们的生存条件也不断地改善，一是对传统民居进行改进和修复，二是对旧民居进行彻底拆除而重建。在基本结构方面，现代民居依然延续了传统民居穿斗式二层木楼的结构，但在形制方面比传统民居高大；在组合结构方面，现代民居多为四间、五间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中间的客厅采用两间连通的形式；传统的“土墙”逐渐换为砖墙；门窗结构方面大量借鉴当地汉族民居的形式，正房门多为六扇、八扇组合结构，多数白马人家民居的门窗还用各色油漆涂染，有些民居的门窗也完全采用镶有玻璃的现代化的样式。容易腐朽漏雨的沓板房“板屋”顶被瓦顶替代，屋脊上也出现了脊兽装饰，瓦沟中用白色涂料勾填，青、白映衬，呈现出整洁、明快的现代特色。白马人的生活水平与生存条件在不断改善，但民居建筑的民族特色也随之淡化，这为我们研究和保护白马文化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在传承白马藏族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融合现代科技文明，促进民族发展，是我们研究白马文化者必须面对的迫切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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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服饰，各地不尽相同。凉山、黔西一带，男子通常穿黑色窄袖右斜襟上衣和多褶宽裤脚长裤，有的地区穿小裤脚长裤，并在头前部正中蓄小绺长发头帕，右方扎一钳形结。妇女较多地保留民族特点，通常头上缠包头，有围腰和腰带；一些地方的妇女有穿长裙的习惯。男女外出时身披擦尔瓦。首饰有耳坠、手镯、戒指、领排花等，多用金银及玉石做成。彝族服饰种类繁多，色彩纷呈，是彝族传统文化和审美意识的具体体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彝族人民，创造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服饰习俗，在彝族物质民俗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彝族服饰民俗的地域、支系表现，可将彝族服饰划分为凉山、乌蒙山、红河、滇东南、滇西、楚雄六种类型，各种类型又可分为若干式样。这里介绍其中几种。 广西那坡、云南麻栗坡部分彝族还保留着贯斗方袍的古老款式，这款服装仅在节日或举行仪式时妇女穿用。本型衣装多以白、蓝、黑为底色，多饰动植物花纹和几何图案。工艺有刺绣、镶补、蜡染等多种技法。分路南、弥勒、文西三式。 总体而言，彝族服饰具有以下4个特点：（1）反映了黑之尊、黄之美的审美观；（2）反映了彝族“顾头”的生活习惯和荣誉意识；（3）男子服饰多体现其英勇善战的气概；（4）服饰图案纹样体现了彝族对自然的理解和崇敬。彝族生活中的主要食物，大部分地区是玉米，次为荞麦、大米、土豆、小麦和燕麦等。肉食主要有牛肉、猪肉、羊肉、鸡肉等，喜欢切成大块大块(拳头大小)煮食，汉族称之为“砣砣肉”。大、小凉山及大部分彝族禁食狗肉，不食马肉及蛙蛇之类的肉。彝族喜食酸、辣，嗜酒，有以酒待客的礼节。酒为解决各类纠纷，结交朋友、婚丧嫁娶等各种场合中必不可少之物。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彝族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曲调，诸如爬山调、进门调、迎客调、吃酒调、娶亲调、哭丧调等。有的曲调有固定的词，有的没有，是临时即兴填词。山歌分男女声调，各地山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彝族乐器有葫芦笙、马布、巴乌、口弦、月琴、笛、三弦、编钟、铜鼓、大扁鼓等。彝族舞蹈也颇具特色，分集体舞和独舞两类，其中多为集体舞，如“跳歌”、“跳乐”、“跳月”、“打歌舞”和“锅庄舞”等。动作欢快，节奏感强，通常由笛子、月琴、三弦伴奏。与玛雅文明相媲美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历法是人类文明的标志。闻名世界的玛雅文化其精髓之一便是历法。以前，中国大部分地区都通行农历。但在我国的彝族，至今还保留着一种鲜为人知的古老的历法--彝族十月太阳历。据推测，此种历法源渊于远古伏羲，大约有上万年的历史。它把中国的文明史追溯到埃及、印度、巴比伦三个文明古国之前。
专著：1.《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0年2.《彝族天文学史》（合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3.《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4.《哈尼族简史》（合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5.《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合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6.《彝乡沙村社区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7.《彝族文化放言》，（编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论文：1.《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历史研究》，1954年2.《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典型实例》，《历史研究》，1958年3.《彝族的火器——“葫芦飞雷”》,载《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4.《羌戎、夏、彝同源小议——兼及汉族名称的由来》，《思想战线》，1979年5.《从凉山彝族系谱看它的父系氏族制和氏族奴隶制》，《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9年6.《“十二兽”历法起源于原始图腾崇拜》，《中国天文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7.《一部罕见的象形文历书——耳苏人的原始文字》，（合著），《中国历史文物》，1981年8.《彝夏太阳历五千年——从彝族十月太阳历看<夏小正>原貌》（合著），《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1月9.《彝夏太阳历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展望——彝族阳历和玛雅阳历的共性与亚、美两洲远、古文化的关联》, 《贵州民族研究》 1983年2月10.《中华民族的原始葫芦文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83年3月11.《道家和道教与彝族虎宇宙观》，《贵州民族研究》，1984年1月12.《彝族和土家族同源于虎伏羲》，《吉首大学学报》，1984年2月13.《彝族文化对国内外宗教、哲学、科学和文学的影响》，《彝族文化》，1984年14.《中华民族龙虎文化论——联结中国各族的龙虎文化纽带渊源于远古女娲、伏羲的合体葫芦》，《贵州民族研究》，1985年1月、2月15.《中国考古天文学的重大发现——彝族向天坟的结构与功能》，《彝族文化》，1985年16.《汉代“白狼夷”的族属新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5年4月17.《彝族占卜与西方未来学》，《彝族文化》，1985年18.《现代系统论的历史渊源——伏羲先天<易>与彝族阴阳观》（合著），《彝族文化》，1985年19.《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现和证实过程及其与中华文化的普遍联系》（合著），《彝族文化》，1986年20.《峨山彝文古籍和民间传说中的十月历及其向天坟“团坟”》（合著），《彝族文化》，1986年21.《彝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彝族文化》，1988年22.《中国历代“太一”神与彝族虎图腾——兼释彝族据以观测十月太阳历节气的向天坟与中国历代郊祀“圜丘”》，《彝族文化》，1989年23.《中国彝族和墨西哥玛雅人的十八月太阳历法》（合著），《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4月24.《中华彝族十月历和十八月历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彝族文化》，1992年25.《昆明市居民的古羌遗俗与国内外的关联》，《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年3月26.《中国史前神话传说时代》，《彝族文化》，1993年27.《“伏羲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文化发生的符号学研究”序》，《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3月28.《中国文明的又一源头：金沙江南北两侧彝族山乡》，《寻根》，1995年629.《我的学术生涯——寻找“彝族山野妙龄女郎”，创建中国彝族文化学派》，《彝族文化》，1995年30.《彝族在人类学五个“认同”中的变化》，《彝族文化》，1996年31.《老庄“无学”与彝族“无说”》，《彝族文化》，1997年第1期32.楚雄州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一项重大举措——建立彝族文化研究所》，《彝族文化》，1998年第1期33.《“彝族六祖分支故址”碑题记》，《彝族文化》，1998年第2期34.《育人才 见成果》，《彝族文化》特刊，2001年35.《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及其重要意义》，《彝族文化》，2004年第4期主编：1.《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截至2004年已出版43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2004年2.创办并主编《彝族文化》期刊，1984年-2004年已出版50期，约500万字
摘 要：为能找到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彝族文化的亲缘关系，本文从另一个全新的视角、全新的观点用古彝文对刻划陶文进行比较，解读出大地湾彩绘陶文、陶器图案与彝文化具有同源性，提出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并认为这些刻划陶文或许就是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有力地证实了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一母所生的同根同源文化。关键词：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刻划陶文；解读；关系 夏商周断代工程确立了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这遭到西方学者和国内一些学者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文明社会标准的“文字”条件不足，他们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距今仅有3600多年的历史，与5000年文明史还相差1400年，这与文明构成要素“文字”的时间长度是不对称的。由于考古发现大地湾、西安半坡、甘肃马家窑、陕西临潼、青海乐都、浙江良诸、江西清江吴城、威宁中水等遗址的刻划陶文，引起了考古学、文字学、民族学、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关注，众多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式去破译这些神秘的刻划陶文，想找到这些刻划陶文就是文字的答案，但最终也未找到打开这道神秘之门的钥匙，只是肯定这些刻划陶文就是初创文字的观点。本文从大地湾刻划陶文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古彝文解读考古遗址陶文，大地湾遗址刻划陶文的外延发展和传承，彝文化解析大地湾刻划陶文文化内涵等方面入手，提出这些刻划不是符号而是文字的结论，且认为这些刻划陶文就是古籍文献记载中伏羲“造书契”的再现，从而得到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同源异流文化，这对探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一、大地湾刻划陶文或许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根据大地湾博物馆陈列图片资料及马振栋老师的介绍，结合张津梁主编的《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宋进喜著的《大地湾文化概说》，周宜兴著的《中华文明8000年》和周子博 周宜兴合著的《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二进制计数与六十四卦’》等著作，笔者认为，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是重叠的，这与周宜兴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2017年6月，贵州省彝学研究代表团在甘肃天水参加“中华伏羲、女娲龙根文化精英论坛暨新中国第一部易学教材编撰工作会议”时考察了大地湾遗址，王子国、王继超两位彝学泰斗现场用古彝文解读了大地湾博物馆36个刻划陶文，直接破解了被学术界称为天书的刻划陶文是文字的事实。2019年6月22日，笔者在大地湾博物馆看到彩绘陶片实物上的陶文，其结构、形态与古彝文没有差别，馆内陈列的彩陶图案与考察组随行人员身着服饰图案元素基本相同，只要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大地湾彩陶图案符号与彝族图腾、彝族服饰、彝族建筑文化元素符号具有相同性、相似性。笔者认为把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彩绘陶器、炭化种子、兽骨骨骼等与彝族文化、伏羲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或许能得出这些刻划陶文是不是最早的文字，彩绘陶器是不是中国最早的彩陶，炭化种子是不是中国农业的起源，兽骨骨骼是不是原始畜牧业兴起等问题的答案。史书记载，伏羲诞生于古成纪，东治陈（春秋、战国时因秦人在陈地建有粮仓，后世称陈醋地为陈仓，今陕西宝鸡），最后袭“陈”于河南淮阳。[0]《尚书·序》曰：“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这说明了伏羲所“造书契”一直引领着先民们进入文明时代。根据伏羲文化研究相关文献表明，一是伏羲大概生活在7000—8000年左右，这与大地湾考古一期测定时限7800—7300年基本相符；二是伏羲生活地域与大地湾考古发现地域相同。这说明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地域上位于同一区域，时间上处于同一时期，两者在空间上、时间上具有双双的重叠性。据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伏羲“造书契”就在大地湾呢？不然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究竟在什么地方？所造的“书契”又是什么样子？显然，大地湾遗址发现的彩绘陶文极有可能就是当年伏羲“造书契”的再现，只是研究者们把这些彩绘陶文看作是初始文字，用甲骨文去无法解读后认定为初始文字，更没有把这些彩绘陶文与伏羲“造书契”联系起来思考，也忽略从民族学的视野去寻求答案，导致研究者们尚不知道如何破译这些有字的“天书”。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西南地区彝族一直使用的古彝文字，不但解读了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同样能解读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地刻划陶文，这说明彝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三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马名驹认为：“原始语言文字，如出土的陶器图案符号、岩画符号等，是先民们最早的原始文字，伏羲造书契，就是指伏羲时代的原始文字；美术图案及饰品文化，在伏羲时代出土的彩陶器物上发现了大量的美术图案，鱼纹、三角平行纹、半圆纹、鱼鸟花纹、蛙纹、连续旋纹等图案，示意着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1]笔者认为，伏羲“造书契”绝不是说伏羲创造了文字，而是伏羲把已经使用了很久的文字进行了一次收集、整理、提升的过程，他对文字的创新发展作出了贡献。可以肯定的是，大地湾考古发现刻划陶文已经是成熟的刻划文字，在伏羲“造书契”之前，刻划文字至少历经了3000—4000年的发展历程。关于文字产生万年以上的发展源头信息，可以从彝族文献当中找到一些答案，本文在此不作赘述。如果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空间上、时间上的重叠性成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大地湾就是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的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刻划陶文就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二、古彝文解读考古遗址刻划陶文据了解，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看到有研究者把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地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进行完整地、系统地比较解读，除彝文化研究者用古彝文解读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外，也未看到其它现有文字对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进行比较。早在80年代，彝学专家们就用古彝文对这些刻划陶文进行过解读，如中国社科院冯时先生用古彝文破译了山东丁公村出土的陶符，湖南省株洲工学院刘志一先生考证了从湖南彭头山遗址出土的“饰符图片，认为这个古彝文距今已有九千年以上的历史，加上其初创时期已有万年以上的历史”，于是他大胆立论：“古彝文是世界文字始祖”，这一结论比大地湾刻划陶文要早2000年左右。王子尧(已故）在《古夷人史迹遗物与三星堆始源文化理论研究》一文中说：“在彝族世居的云南呈贡金宝山彝区距今12000年—10000年前的古人遗址，也出土了三个陶符，用彝文破译为“么夺织”，是彝族古代对竹崇拜社会的遗物。”[2]也就是说，金宝山出土的12000年—10000年前的刻划彝文不但记录历法，还服务于宗教祭祀活动。据悉，这三个陶符经考古专家测定有10000—12000年的历史，比具有9000多年的贾湖遗址还早3000年，比大地湾彩绘陶文早4000年。我国历史学家、文字学家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古文字之辩证发展》中说：“这些刻划符号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杆或族徽之类”。在谈到西安半坡刻划符号时说：“彩陶上的这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说就是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中国秘书史》第一章说：“最早的文字产生于约6000年前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中提出：“半坡文是已知的最早的中国文字，与甲骨文同一系统。”[3]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提出：“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的文字。”[4]但是，这些刻划陶文还是无法用“甲骨文”解读。笔者撰写了几篇拙文《试析彝文字产生的源头》《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彝族文化与大地湾刻划符号的同源关系》，特别是《彝族文化与大地湾刻划符号的同源关系》一文，引起各界不同的反响，得到著名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鲁迅文学院原副院长王彬先生的重视，并通过微信将文章转发给《天水晚报》总编辑王若冰先生，认为此文对中国文字源流进行比较研究，很有新意，对大地湾文化研究也很有价值，推荐该文在《天水晚报》用四个整版进行全文登载。为能直观、简洁地向读者展示古彝文解读各地刻划陶文，笔者将古彝文解读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符号图片进行展示，旨在说明古彝文的发展至少与最久远的刻划文字是同源文字，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也证明了中国古老方块字即彝汉文字是同宗同源的文化体系，只是这个源头还在更久远的年代。（一）古彝文释读大地湾刻划陶文上述图1—1至1—8是古彝文解读大地湾刻划陶文，2—1至2—5释读西安半坡刻划陶文，3—1至3—6释读马家窑陶文，4—1至4—5释读马厂刻划陶文。通过比较解读，在大地湾、西安半坡刻划陶文比较中，两地至少有13个刻划陶文是相同的，这说明了两地刻划陶文之间具有同源性、传承性，是一脉相承的文字体系；再往后比较研究中发现，西半坡刻划陶文中有3个传承发展到马家“图片图片图片”刻划陶文中，在马家窑与马厂刻划陶文中，至少有10个刻划陶文相同。特别是刻划陶文“图片”，在大地湾、西安半坡遗址、马家窑、马厂等四地都出现，这表明这些刻划陶文之间存在传承发展的轨迹。为什么这些刻划陶文会在不同的地点出现呢？这说明了文化是伴随着人类的迁移发展而发展，从而使同源文化在不同空间和时间里出现，进一步说明了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之间具有同根性、同源性。 为进一步证实刻划文字、古彝文之间的关系，笔者从考古遗址、遗址距今年代、遗址刻划陶文比较等三个方面研究发现，这些刻划陶文之间如锁链一样环环相扣，形成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陶文的文字发展传承轨迹，从而得出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刻划陶文是大地湾刻划陶文的延续发展结论。此外，这些刻划陶文还与浙江良诸、江西清江吴城、青海乐都、河南偃师二里头等遗址刻划陶文有着紧密的传承发展痕迹。让人难于理解的是，一直在西南彝区使用的古彝文却破解了被学界称为难解的“天书”，解答了考古发现的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图片图5—1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陶文比较三、大地湾刻划陶文的外延发展和传承轨迹笔者研究发现，大地湾一期刻划陶文“图片”在西安半坡、浙江良诸、河南偃师二里头、江西清江吴城出土的刻划陶文中都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在彝文中“图片”读作“SƐ33 、tɑ21”，有两个义项，即树（从偏旁）；一（单）。该符号根据各地考古发现测定时间为，大地湾“7800—7300年”，西安半坡“7000—6000年”，浙江良诸“5800—440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4000—3400年”，江西清江吴城“3800年”；五地刻划陶文时间相差依次为“800年、2000年、3800年、4000年”，这说明刻划陶文“图片”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中出现，说明了人类迁移发展把文化基因带到不同区域传承，故五地方的刻划陶文才形成延续发展的轨迹。图片图6—1刻划陶文外延发展轨迹大地湾“图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青海乐都、河南偃师二里头中都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相互之间时间相差“800年、1800年、2000年、3400年、3800年”，且这五个地方出现的刻划陶文，在彝文里写作“图片”，读作“SƐ33”，意为“木、神（五行木）”，图7—2是大地湾二期彩绘陶文与彝文比较解读的图片。图片图7—1 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图片图7—2 大地湾二期彩陶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图8—2中“图片”陶文，是大地湾彩绘陶器、彩陶残片上不同方向的相同陶文，该陶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河南偃师二里头中都同时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在古彝文中，这个彝文字图片读作“ʣɿ33 、dƲ21、 dƲ21”，其意为“畜，钱财；（产）生、孔、癸（天干数）；翅膀等”。根据考古发现，四地相互间时间跨度为“1000年、1200年、3000年”。图片图8—1 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外延轨迹图片图8—2 大地湾二期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再如西安半坡考古发现的“图片”刻划陶文作字例，该陶文在浙江良诸、马家窑、马厂、青海乐都、河南偃师、江西清江吴城都有，其形态为“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同样，在甲骨文、古彝文中也有这个文字，甲骨文中图片释为“又”；在古彝文中与“图片”相近的有四个，可读作“zu21、tʂo13、 go21、gu21”，其意为“由（来）；转；回、归；处所等。这说明了“甲骨文”、“古彝文”与上述六地刻划陶文是同一文化体系，一脉相承，他们在文化上具有同源性、同一性。图片图9—1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图10—2是大地湾考古出土彩绘陶器上的刻划陶文，特别是大地湾刻划陶文“图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马家窑、马厂、青海乐都、河南偃师等地方都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从未间断，该字符在考古遗址刻划陶文中的发现率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当然，这个刻划陶文“图片”在甲骨文和古彝文中同样存在，在甲骨文中“图片”释为“甲、十”，在彝文中“图片”可读作“sэ21、kƐ55 、kЩ21 ”，其意为“鱼鳞壳；贵；交配、生育魂等。”图片图10—1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图片图10—2 大地湾二期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四、彝文化解析大地湾刻划陶文文化内涵为更多地挖掘大地湾遗址考古发现彩绘陶文信息，笔者从36个大地湾刻划陶文列表中，选取部分字符进行分析推测，探索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之间的更多文化信息。曾有人问我，能否解读出一句完整的句子或是词语之意，其产生的意义重大深远，但因获得的刻划陶文样本都是单个的彩陶残片和一些不算完善的考古信息，很难从单个的刻划陶文中解答出完整的句义，更何况尚未找到完整的彩陶上刻有连贯的刻划陶文，这肯定是难上加难。就从解读甲骨文来看，自1899年发现甲骨文以来，从发现的15万片甲骨上整理出甲骨文单字约4500个，经过100多年的解读，到目前为止，甲骨文也只解读出1500个左右单字，所以才有了“认出一个字，奖励10万元？”的破解文明密码的“攻坚战”，试想难度之大，不言而喻。下面是笔者根据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结合考古资料，尝试从刻划陶文中解读出更多的文化内涵。（一）对大地湾彩绘陶文“图片”的分析推测一是从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分析“图片”的文化内涵。上图1-1是大地湾彩绘陶文总表，表中第31个陶文来源于下图6—1陶片样本F709：p15，这个彩绘陶文图片，在彝文中有三个字形与之相近，即图片、图片、图片，彝语依次读作mƲ21、bⅰ13 、bu33，其义分别为“母、阴、大，（偶蹄动物的）蹄子，始”。根据伏羲文化研究表明，伏羲氏是一位远古时代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由渔猎畜牧向农耕文明进化，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的创世英雄。伏羲时代虽然是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但人们还普遍存在对母性的崇拜。根据彝文献记载，彝族同样也从漫长的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在彝族传统文化中，父为阳，母为阴，故彩陶残片上的陶文“图片”与古彝文“图片”对应，其义可选择“母、阴、大”之义。图片图11—1 大地湾出土彩陶刻划陶文如果将“图片”与图1—1中第12个符号“图片”结合起来，就能得到一个完成的意思。古彝文中与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图片”相近的有三个字符。一是“图片”与大地湾“图片”相近，在古彝文中“图片”读作za13 ，意为“下、降 ”；二是“图片”在古彝文中读作ndo13，意为“居住”；三是“图片”在古彝文中读作 ʈɿ55，义为解，放。笔者认为，大地湾遗址中的“图片”选取“下、降”之意最为恰当。因为在彝文古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文献中，常常出现“图片”与“图片”在一起结合出现“图片图片”，在彝语翻译中直译为“母降”，意译为“阴降”。另在古籍文献中也常看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意为“阴阳升降”或“阳升阴降”。二是从大地湾考古发现动物骨骼分析彩绘陶文“图片”的文化内涵。正如所述“图片”在彝文中有相近字三个“图片”“图片”“图片”，分别读作mƲ21 、bⅰ13 、pi33，释义分别为“母、阴、大，（偶蹄动物的）蹄子，始。”之义。再结合大地湾一期发掘出土的灰坑、房址、墓葬中发现的猪、狗、鹿、羊和其他动物骨骼分析，三个形近的古彝文中“图片”读作bⅰ13 ,意为（偶蹄动物的）蹄子，这与大地湾考古发现的猪、狗、鹿、羊的骨骼来分析是吻合的。通过分析推测，大地湾彩绘陶文“图片”得到两个结论，一个是根据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义为“母、阴、大”之义，另一个根据大地湾考古动物骨骼考古分析推测为（偶蹄动物的）蹄子，至于选择那个结果更为恰当，这需要更多学者结合大地湾8000年前的地理环境及生活轨迹进行判断探索，选择出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文字内涵。图片图11—2 大地湾博物馆家畜训养图片（二）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文“图片”的文化内涵图1—1中第4个陶文，是第一期A类彩绘符号H3114“图片”，如下图12—1为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片图片，根据大地湾遗址中植物木炭的出土分析，表明当时大地湾以针叶和阔叶混交林为主，其植物树种以冷杉、榆树、榛木、白蜡树、铁木、槲栎（青冈）、花楸、槭木（枫）等，分别属于落叶乔木和常绿灌木，其中亚热带树种有槲栎和铁木两种。结合这些遗址中的植物木炭分析，“图片”所表达的是一种人们常用的植物树种，而在古彝文中，“图片”、“图片”“图片”与“图片”在结构上相似或相近，在古彝文中“图片”，读作Po33 ，纬（线）之意；图片读作Po33，义为钻、捅；“图片”读作“so13 ”，义为“松、杉或小麦”。结合大地湾遗址植物木炭考古分析，“图片”彩绘陶文所表达的意思应是下图12-2植物树种中的第一种冷杉，笔者认为他就是古彝文中“图片”读作“so13 ”，义为“松、杉或小麦”。图片图12—1 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文图片图片图12—2大地湾考古植物木炭图片当然，以大地湾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刻划陶文能用古彝文释读外，大地湾、马家窑等地发现的彩陶图案在彝族图腾、彝族服饰、彝族建筑、雕刻、绘画中常常出现，如火镰纹、如意纹、图腾纹、螺旋纹、几何纹、动物纹、八卦纹、植物纹、犬齿纹等，这种高密度的文化信息重合，说明古彝文解读大地湾等地刻划陶文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也更加有力的证明了古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的同源性、同根性关系。结 语：通过多角度分析探索，惊人地发现越古老的文化越往上追溯，其文化的同源性、同根性、同一性特征更为明显，在核心价值观上更是一脉相承。从古彝文解读大地湾等地彩绘陶文，明确得出大地湾彩绘刻划不是符号而是文字，进一步阐释了彝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一母所生的同根同源文化，用彝文化解读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无疑是一把打开文明源头的金钥匙，是破解文明要素“文字”难关的突破口，这对探寻中华文明源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参考文献：①宋进喜著《大地湾文化概说》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第1版。②张津梁主编《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2019年6月印。③王子国编著《彝文字释》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④毕节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编《藏羌彝走廊·彝族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7年9月第1版。⑤丁诗建 王继超 李玉平编《明清彝文书法汇辑》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8年11月第1版。⑥贵州省彝学研究会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语文办公室 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 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1年9月。⑦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编《彝文字集》贵州民族出版社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四川出版集团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4年6月第1版。 ⑧周宜兴著《中华文明8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11月第1版。⑨周子博 周宜兴著《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二进制计数与六十四卦’》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8年6月第1版。【附: 1、荣氏《开山图注》曰：“伏羲生成纪（今甘肃天水市），徙治陈仓（今陕西宝鸡，与天水为邻”。郑椎《通志》也有：“伏羲，生于成纪，作都于陈”的记载。《绎史》卷三亦云：“伏牺生成纪，徙治陈仓”。《帝王世纪》云：“庖牺氏（伏羲）称太昊，都陈”。 [1] .张津梁编《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第60页《关于伏羲文化内涵和外延的思考》。 [2] .毕节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编《藏羌彝走廊·彝族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7年9月第1版，第95页。[3]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4] .《文物》1973年02期。】
哇塞！跟我们寒假作业一样啊！
一东一西，一儒一伊，一纯一混
回族服饰是回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回族服饰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绚烂多彩、积淀丰厚的宝库。回族服饰的发展变化及多种形态，潜移默化地受到时代、地域以及周边兄弟民族习惯等影响，但在根本上或者说整体上，是受到伊斯兰文化对回回民族形成的深厚影响。人类服装史权威、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布兰奇·佩尼曾深有感慨的表示：“对服装历史的研究，可以说，等于从事一项探险活动，它涉及的领域很广，而且饶着有兴趣。”由于回族服饰是半随着发展的节奏，就可以帮助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回族历史发展的主脉。回族服饰的研究没有局限在衣饰、头饰等直观服饰的层面上，而是拓展视野，把回族的鞋饰、佩饰、婚礼与丧葬服饰、舞台表演服饰及学生样服都收纳到考察范围之内，从而丰富了回族服饰文化的研究内容。各民族服饰这所以千姿百态，除了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和社会变革的牵动，还由于各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观。文化、科学技术 回族人民在文化、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很大，对祖国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元代，回回不仅带来了西亚的天文学、医学、建筑学、音乐等方面的科学文化成就，而且在学习和传播汉族科学文化技术方面也十分突出。中国的重大发明如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都是经回回商人的介绍传播到欧洲大陆的。回族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于至元四年（1267年）向元世祖忽必烈撰进《万年历》，颁行全国，并在北京建立观象台，制造浑天仪、叙纬仪、平伟仪、地球仪、方位仪、天球仪和观象仪等七种天文仪器，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代在钦天监里仍设有“回回历”专科。回回人亦黑迭儿丁是元代著名的建筑学家，他是元大都（北京）宫殿和宫城的设计者和工程组织者，为以后北京故宫以及整个北京的城市建筑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回族航海家郑和，7次率领庞大的船队远航，先后到过亚非37个国家和地区。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比哥伦布的远航早半个世纪。航行中绘制的《郑和航海图》，是早期海洋地理学的珍贵地图。 医学 回回医学也相当著名。回回医术在外科和药物使用上都有显著疗效。其医药也有自己的体系，回回医学家收集改订名医药方，著有《瑞竹堂经验方》5卷，“以惠斯世”，流传至今。 文学、哲学、音乐、书画 在文学、哲学、音乐、书画方面，回族也有许多创造。元代著名回回诗人、词人，著有《雁门集》、《萨文锡逸诗》、《西湖十景词》等诗、词集，在当时十分有名。元代学者赡思不仅通经学、文史，还钻研天文、地理、水利、算学等，被当时称为百科式的学者。李贽是明代著名的回族大哲学家、思想家。他在哲学上认为世间都是实在的，宇宙以物质性的阴阳二气为基础·经过无数变化，生出万物来，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社会伦理道德上，他公开向封建伦理挑战，批评男尊女卑思想，反对道家宣扬的“伪道统”。在文学上还提出“童心说”理论，主张创作抒发己见，反对复古摹拟。李贽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代大家。 回回的音乐，在元代十分流行。回回乐与西夏乐、中国乐一起，构成了元代宫廷音乐。在发展中，回回音乐成为中国音乐的一部分。元代著名曲作家马九皋，是当时著名散曲家八人之一，与关汉卿齐名。回族画家也不少，著名的有元代高克恭，清代改琦。他们的存世作品被视为稀世珍宝。 “花儿”是甘肃、青海等地流传的民歌，过去当地回民常用“花儿”控诉黑暗、憧憬未来倾诉爱情，现在“花儿”增加了新内容，更为回民所喜闻乐唱。
1、饮食
回族人喜欢吃面食，善于经营面食业。回族人的肉食以牛、羊等反刍类偶蹄食草动物和鸡为主，牛羊屠宰加工业普遍。回民出售清真食品的商店或摊贩，常在广告和招牌上画一把汤瓶壶，作为清真的标志。汤瓶壶系由阿拉伯国家传入。回民喜饮绿茶。
2、清洁卫生
回族人有爱好清洁卫生的习惯。男子剃须时露上唇，以示卫生和方便。进行宗教活动前须沐浴，分大净和小净，沐浴时不用回流的水。大净用淋浴的方式，小净用一把汤瓶壶洗浴。男孩出幼时，须行割礼(割包皮)以求卫生。
3、语言文字
回族人一般使用汉语、汉文。民间日常生活中迄今仍保留许多阿拉伯、波斯语汇，如多斯蒂(朋友)，赛瓦布(施舍)、阿訇(教长)，都瓦(祈福语)等。虔诚穆斯林见面互道色俩目，互祝安宁。宗教教职人员诵经通用阿拉伯语。
4、婚姻
回族人习惯本民族内部通婚，实行一夫一妻制。回族传统婚礼，由男女双方各两名家长代表和阿訇主持。新郎新娘到场，阿訇诵经，撒喜果。男女双方用语言明确表示同意结婚，证婚人作证，并由阿訇用阿拉伯文写一份宗教内容的婚约。男方赠给新娘聘金，多少不等，仪式而已。
5、服饰
常到清真寺礼拜或节日参加会礼的回民，男性一般戴黑、白色礼拜帽；女性戴黑、白色盖头，不露耳饰。
6、殡葬
回族实行土葬深埋，不用棺木，葬礼从简，殡期不超过3天。不看风水。墓地一般选在地势较高、土层坚实的地方。各地有回民公墓。病人临危时，请阿訇为其作忏悔，提念作证言。弥留者头北脚南，面西仰卧，或头东脚西，抬高头部面西仰卧。人死后，将其脱去衣服，平放在专用的水溜子上，再用一块洁净的白布覆盖，由子女守灵。
7、传统节日
回族除与当地汉族共度春节、仲秋等民间节日外，传统上遵循伊斯兰教的规定，每年过开斋节、宰牲节等节日。开斋节和宰牲节现已演化为隆重的民族节日。开斋节在伊斯兰教历十月一日，是回族成年人封斋一个月后庆祝斋功完成的日子。山东省回民很重视这个节日，此日成年人要去清真寺沐浴并参加会礼。
土家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交界地带的武陵山区。湖南省的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县，张家界市的慈利、桑植等县，常德市的石门等县。
湖北省主要分布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来凤、鹤峰、咸丰、宣恩、建始、巴东、恩施、利川等县市，宜昌市的长阳、五峰两县；重庆市主要分布在渝东南的黔江、酉阳、石柱、秀山、彭水等区县；贵州省主要分布在黔东北的沿河、印江、思南、江口、德江等县。
扩展资料
土家族主要从事农业。织绣艺术是土家族妇女的传统工艺。土家族的传统工艺还有雕刻、绘画、剪纸、蜡染等。土家织锦又称“西兰卡普”，是中国三大名锦之一。
土家族爱唱山歌，山歌有情歌、哭嫁歌、摆手歌、劳动歌、盘歌等。传统舞蹈有“摆手舞”、“八宝铜铃舞”及歌舞“茅古斯”。乐器有唢呐、木叶、“咚咚喹”、“打家伙”等。
礼仪主要有：见面要互相问侯，家有来客，必盛情款待。若有是逢年节到土家人家里做客，主人还会拿出雪白的糍粑去烤，待烤得两面金黄开花时，吹拍干净，往里灌白糖或蜂蜜，双手捧给客人。
有的地方给客人吃糍粑还有些讲究，即把烤好的糍粑给客人后，客人不得吹拍火灰，要接过就咬，这时主人会抢回去吹打拍净，蘸上糖再给客人。
土家族节日：土家族民间非常重视传统节日，自年始至年终，可谓月月有节。正腊月间的年节（过赶年）、元宵节，二月社日、花朝节，三月寒食节、清明节，四月初八牛王节，五月端午节，六月初六向王节，七月乞巧节、女儿会、月半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九月初九重阳节，十月初一“寒衣节”等等，都是较为重大的节日。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土家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土家族
石柱、秀山、酉阳、 黔江属于重庆，谢谢！
现有人口5704223人， 主要聚居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此外，四川省的石柱、秀山、酉阳、 黔江等县也有分布。 土家族地区，山岗缠绕，物产 丰饶。有着雄奇的自然风光和浓郁 的民族风情，吸引着中外游人。其 中张家界是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 园，已成为新兴的旅游胜地。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意为 “土生土长的人”。2 0 0 0 多年 前，他们定居于今天的湘西、鄂西一带，与其他少数民 族一起，被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宋代以后， 土家族单独被称为“土丁”、“土民”等。新中国成立 以后，根据土家族人民的意愿正式定名为土家族。 土家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大多 数人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很早就开始使用汉语、汉文 。只有湘西的龙山、永顺、古丈等县的少部分地区仍通 用土家语。 土家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上 受汉族影响较多，但也保留有自己的特点。湘西的“金 色桐油”，鄂西的“坝漆”，都是饮誉中外的名产。 白虎崇拜 白虎在土家人的心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土家 族自称是“白虎之后”。相传，远古的时候，土家族的 祖先巴务相被推为五姓部落的酋领，称为“廪君”。廪 君率领部落成员乘土船沿河而行，行至盐阳，杀死凶残 的盐水神女，定居下来。人民安居乐业，自然廪君也深 受人们的爱戴。后来廪君逝世，他的灵魂化为白虎升天 。从此土家族便以白虎为祖神，时时处处不忘敬奉。每 家的神龛上常年供奉一只木雕的白虎。结婚时，男方正 堂大方桌上要铺虎毯，象征祭祀虎祖。 除了进行宗教式的虔诚敬祭，土家人的生活中也随 处可见白虎的影子。古代土家族先民作战时所持的（钅 享）钎、戈、剑上面，都铸镂有虎头形或镂刻有虎形花 纹。如今小孩穿虎头鞋，戴虎头帽，盖“猫脚”花衾被 ；门顶雕白虎、门环铸虎头。其意用虎的雄见来驱恶镇 邪，希翼得到平安幸福。 “毛古斯”舞 “毛古斯”，土语为“拔步长”，是老公公的意思 。它是土家族纪念祖先，开拓荒野，捕鱼狩猎等创世业 迹的一种古老舞蹈。形式风格，异常古朴、别致。每逢 过年节跳摆手，都要跳这种古老的舞蹈。 跳演“毛古斯”，需十五六人组成，为首的祖辈叫 “拔步长”，其他的是小辈儿孙。这样就组合成一个家 庭。无论辈份高低，浑身都得用稻草、茅草、树叶包扎 ，甚至脸面也用稻草树叶遮盖住，头上还要扎五条大棕 叶瓣子，四根稍弯，分向四面下垂。跳演至《接亲》时 ，特别要用稻草扎根男性生殖器，夹在两腿中。观看跳 演的人，没有谁认为是“丑事”，却觉得这样装扮才真 实。 “毛古斯”舞，从动作到内容，都别具一格。演出 自始至终，讲土话、唱土歌，形态滑稽，诙诣有趣。碎 步进退，曲膝抖身，左跳右摆，浑身颤动。摇头耸肩， 茅草刷刷作响，全是模仿古人的粗犷的仪态。 跳“毛古斯”的形式，相当自由，不受内容的限制 。可歌可舞，可做游戏，玩杂耍，翻跟斗，打秋千。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有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
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交界地带的武陵山区。湖南省的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县，张家界市的慈利、桑植等县，常德市的石门等县；
湖北省主要分布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来凤、鹤峰、咸丰、宣恩、建始、巴东、恩施、利川等县市，宜昌市的长阳、五峰两县；重庆市主要分布在渝东南的黔江、酉阳、石柱、秀山、彭水等区县。
族称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密基卡”或“贝锦卡”，意为“土生土长的人”。
历史上，土家族先民被称为“蛮”或“夷”。宋代以前，居住在武陵地区的土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 。宋代以后，土家族就单独被称为“土民”或“土蛮”等 。改土归流后，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加，“土”、“客”、“苗”往往对举，以对武陵地区的土家、汉、苗三族进行区分。
“土家”作为族称，是在较晚时期出现的。民国时期的《咸丰县志》将土司后裔的“支庶之家”称为“土家”，而将当地汉族移民称为“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