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 文洁若《书评.书缘.书话》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 《书评.书缘.书话》的结构是这样的:萧乾的《书评研究》(首发于三十年代)加萧乾和文洁若的书评、书话汇集成册。 萧乾的书读得多些,字里行间更能藏得住锋芒的是萧乾。文洁若的则更加理性和爽直。萧乾常在一些文章里提到被毁掉的书信和卡证、创作资料,念念不忘又无可奈何,“如今,太平日子来了,想写点回忆录,搞点研究,可旧时的书籍、笔记、日记、卡片,早就统统化为灰烬。这时,心里又计较起来。”但文洁若会在文章里告诉读者,“姐姐被打得神经错乱,把那批珍贵资料付之一炬。”又借钱钟书的话:“年复一年,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的话,说萧乾在九十年代写的短篇小说《法学博士》,确实没有了早年的神光韵釆。 关于张爱玲的《色,戒》,文洁若如此评价:“她借这个短篇来清算自己糊里糊涂地被文化汉奸胡兰成蹂躏了青春。张爱玲是个神经质的才女,晚年她离群索居,幻想有虱子,说不定那就是胡兰成的化身。”(P337)文洁若是务实的才女,她既然这么写,想必有她的自信或可爱的执迷不悟,写此文时张已不在人间了,但哪怕张活到现在,她也是不屑回应的。 文洁若的业务水平是一流的。她为了写远藤周作访问记,“事先把几家图书馆所藏的二十几本远藤的作品全看了,想好了问题,按照电话里约定的那样只釆访了一小时,便写出一篇三千字的访问记《早春东瀛访远藤》,编辑部一字未改地予以发表了。”这样的用心值得我们学习,不管哪个行业,机会一定是为用功的人准备的。 萧乾说文洁若闲不下来。“由于搞翻译,她整个被英、日文工具书包围起来了。她是能坐下来就干上几个钟头的。” 《书评.书缘.书话》对我触动最大的还是萧乾的文字,尤其是书评部分。“书评家所要的是如何分出正误美丑来,每个书评家都须造他自己的显微镜,自己的尺。 ”“一个理想的书评家要具有足用的知识和品味的背景,对实际生活又怀有莫兴趣。”“不公正的书评不一定都是破坏的,有的是势利的。”“一切把注意由作品移向作者身上的书评都不容易避免势利的……肉麻的恭维话,好像一个博士写出来的必是天书似的。”“书评家不仅要评介已有的,他还要鼓励未来的。”“一个公正的书评家不但不应冤枉作品,还得切实地发现它的价值。没有博大的包容一切的胸襟是不宜从事书评的。”“俏皮话就常欠忠厚。比那更坏的是原书并未详读,只抓到一两个小错,死死不放。书没看到一半,断语却刻在心上了——甚而未开卷已有结论。”“阅读能力主要的依靠是了解力,因为如果览遍十行黑字而未能抓到字与字之间的关系,这“十行”的力气是徒然浪费。”“手法尽管来得熟练,甚至文字还有些漂亮,但一颗假心是换不得真挚情感的。” 以上文字,摘自《书评研究》,《书评研究》写于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是萧乾先生在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论文。我反复把这部分内容阅读,公平、专业、包容、真挚……这些词一下子闪亮了,生命中的贵人从书里相遇了,无以为报,不辞辛苦分享给有缘人。这本书的原主人姓李,他也在书中留下了一些文字,也分享到此。“评奥尼尔(奥尼尔及其《白朗大神》),应只萧乾文学评论的巅峰之作了。”“这篇文章(《思辨随笔》不可不谈),惜未能展开讨论。以区区几百字应付,晚年萧乾的精力,太令人可惜了。唉,十年时光,也同样使李健吾、查良铮折尖啊。”我也该感谢书的主人把2011年的藏书出让,正好遇到了我,它将长留我身边,待我在书海中遨游一圈回来,萧乾文洁若的文字,将会给我带来更多的启迪。 “我组织起一支书评队伍:杨刚、宗珏、常风、李影心、刘荣恩等。有的还健在,有的已作古;有的移居海外,有的仍在我们中间。”“在上海时,我顶着大太阳,冒着溽暑,去四马路买回一叠叠值得一评的书,然后打包分头寄给我那十来位书评家,请他们评论。” “半个多世纪后,书评并没在读书界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也还未见到有人像当年的宗珏、李影心那样以写书评为职业。”(《书评面面观》序) 如果没有那场浩劫,萧乾和他的书评队伍必有更好的事业;如果萧乾有朋友圈或者公众号,我一定会给老人留言,向他打听《书评家的趣味》的作者李影心的情况,他后来去哪了?他为什么突然间就消失了?为什么互联网都搜不出他的信息了?他为何成了“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可是生活就是没有如果,否则《书评家的趣味》的编者陈子善教授,早就替我们问了。
1.The Golden Wi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y,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47. 中文版《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庄孔韶、林宗成译,三联书店,北京,1989。2000年再版。2.《凉山夷家》,商务印书馆, 1947。英文The Lolo of Liangshan (Liang-shan I-chia)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Inc. New Haven, 1960.3.《从猿到人的研究》,北京耕耘出版社,1951。4.《原始社会史教学大纲》(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审定,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5.《原始社会史》(主编),中华书局,北京, 1984。6.《民族学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5。7.《民族学通论》(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北京,1990 版,(1997修订再版)。8.《凉山彝家的巨变》,商务印书馆, 北京,1995。9.《林耀华先生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99。10.《从书斋到田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11.“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与切博克萨罗夫教授合著),原载《苏联民族学》1961年第3期。日译连载于《东亚民族学论文集》第2(1965)、3 (1966)和第4集(1967)。中文版初见于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论文集》第3集(1984),第10-53页。12.《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为林耀华教授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毕业论文)12林耀华,男,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授。1910年3月生,福建省古田县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中共党员。1928—1935年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2年获学士学位,1935年获硕士学位,1937年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1940年获哲学博士。1941年回国任教,历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民族学系主任,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祖成员。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燕京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及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高级研究员和美国传记研究所国际名誉顾问等职。60余年来潜心教学工作,一丝不苟,诲人不倦,培养了一大批教学科研人员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半个多世纪中,他含辛茹苦乃至冒著生命危险深入边远的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足迹遍及祖国各地,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论文,著述颇丰。主要著作:《金翼》(1941中英文共七个版本,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nl,台湾桂冠图书公司,三联书店);《凉山彝家》(1947年,商务印书馆);〈原始社会史》(主编,1984年,中华书局,获北京市及全国三项奖);《民族学通论》(主编,1990年,获北京市及全国三项奖)与《凉山彝家的巨变》(1995年,商务印书馆,获中国第十届图书奖)。他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出访讲学活动。其传记已被《美国世界名人录》等十多部国际名人传记收录。
概况费孝通(1910-2005),字彝江。祖籍江苏吴江。1928年夏天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第一附属高中,秋天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0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获硕士学位。1936年秋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8年秋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1940-1945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主持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室工作。1945-1952年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社会学教授。1952-195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人类学教授。1980-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5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人类学教授。作为社会活动家,曾担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1980年接受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颁发的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1988年在联合国接受1988年“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获日本亚洲文化奖;1994年接受菲律宾马克赛赛社区领袖奖。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民族与社会》、《生育制度》、《行行重行行》等。 费孝通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人物生平早年经历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费孝通铜像》南京大学美术学院吴为山作品1928年,入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1930年,到北平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师从中国人类学家吴文藻。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留学海外1936年夏,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1938年夏,费孝通回到中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1940年~1945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学成归国1944年费孝通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于民主爱国运动。1945年起历任西南联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1945年~1952年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社会学教授。1952年~195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曾任国务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第六届中央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中央民族学院的副院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教授。1957年3月24日费孝通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人民日报》,划为“右派”。晚年时期1978年~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1979年,起任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1980年~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0年,在美国丹佛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并被列为该会会员。1981年,在英国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1980年,春费孝通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春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奖章,1982年被选为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院士,1988年费孝通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年费孝通获《大英百科全书》奖。曾在革和国民经济中的位置提出了精辟的见解。1998年,《中国非国有经济年鉴》创刊,费孝通任名誉主编。1982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2年,被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1982年~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名誉所长。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在美国纽约获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在日本福冈获亚洲文化奖。1994年,获该年度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1998年,获“霍英东杰出奖”。1999年11月,费先生接受钱伟长邀请,担任上海大学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1999年至2004年相继出版的《费孝通文集》(16卷本)。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一)自西方传来的学科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保存着丰富的民族学和社会学遗产,历代也出现了不少用今天的说法可以称之为古代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人物。但是,作为独立的和现代的学科,民族学和社会学都是20世纪初从西方传来的。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一些教会大学及与西方联系较多的大学首先设立了民族学和社会学专业。如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大学、岭南大学、辅仁大学及中法大学等。在国立大学中,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较早设立了该专业。人类学又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部分。在美、英等国所说的文化人类学(Culture Anthropology),在欧洲大陆的德、法等国被称为民族学(Ethnology),虽然渊源有所区别,内涵是相同的。当时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课程大多设在社会学系内。最早开设这些课程的大多是从西方留学归国的学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等人都是较早(20世纪20年代)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民族学)家。20世纪20年代,历史学派、进化学派,特别是功能学派的理论在西方民族学和社会学界盛极一时,在西方留学的这些中国学者也基本上成为这些学派的信奉者。但是,当他们回到中国并用这些理论研究中国社会时,在学科理论和方法上都逐渐发展出了一些中国本土的特色。潘光旦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师从历史学派大师博厄斯,并受著名的进化学派民族学家摩尔根(L.H.Morgan)很大的影响。吴文藻留学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期间,该校人类学系几乎集中了当时美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界的精英。如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博厄斯(F.Boas),还有本尼迪克特(R.F.Benediet)、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他们都是名震国际人类学界的大师级教授。杨成志则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得民族学博士学位,并接受了功能学派理论。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等人都全面掌握了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最前沿的理论和方法。吴文藻的博士论文还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近十年最优秀外国留学生奖。回国后他们又分别在清华、燕京和中山大学任教,培养了一批日后成为著名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家的学者。如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二)功能学派和社区研究20世纪20年代,吴文藻回国后不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该系学生有费孝通、林耀华、李有义等人。当时,中国的民族学和社会学还处于照搬模仿西方的阶段。吴文藻先生最早提出了中国化的教学改革方案。他的中国化主张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确定一种有效的理论框架;第二,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对中国的研究实践;第三,进一步培养能独立从事研究的人才。在理论框架方面,他选择了英国的功能学派。他说:“功能学派是社会人类学中最先进,亦是现今学术界最有力的一个学派。”(“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载《社会研究》111、112期,1936年)在中国社会的研究实践问题上,他提出了将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方法相结合的社区研究法。此两点以后几十年一直贯穿于他和他的学生的研究中。 至今,将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方法紧密结合仍然是我们学院最鲜明的传统。为了培养更多人才,吴文藻先生于1937年送他的学生费孝通和林耀华分别到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费孝通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时,他的导师是功能学派的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林耀华的老师是哈佛大学的胡顿(E.A.Hooton)等人。二人回国后,分别在吴文藻任系主任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潘光旦任系主任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三)边疆与少数民族研究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策划鼓动满蒙独立,中国出现边疆危机。吴文藻先生审时度势,提出在社会学、民族学界将边疆和少数民族研究作为重点。为此,他先后将其学生李有义、林耀华、费孝通和陈永龄派到西藏、四川凉山、广西大瑶山和新疆去作调查。此后李有义成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主要开创者之一,林耀华的《凉山彝家》和费孝通的《花篮瑶社会组织》都成为民族学研究的经典,陈永龄先生自此从事新疆民族研究几十年。日后当这批学者集中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时,继续其研究传统,并由此促成了中国民族学界重视研究边疆及少数民族的特点。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四)三代师生齐聚研究部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学术渊源主要传承自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中从事民族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在20世纪50-60年代,他们是站在中国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界最前列的一批顶尖级人物。这批学者中的多数来自原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和民族学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51年分为民族学系和劳动系)。在20世纪50年代初,三代学者来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以下是他们的师生序列和学术传承的关系:第一代: 潘光旦、吴文藻第二代: 费孝通、林耀华、李有义第三代: 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陈凤贤、王辅仁、王晓义、吴恒、黄淑娉、朱宁。从20世纪的50年代到90年代,他们相继是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界的领军人物。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杨成志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与吴文藻先生并称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界的“南杨北吴”,此时也作为研究部的第一代学者来到研究部。(五)薪火相传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研究部至今天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早在20世纪30-40年代逐渐形成的学术传统今天仍在继续并已得到发扬光大。这些传统就是:第一,在教学与科研中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提倡实证性的社区研究;第二,将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作为研究的重点;第三,结合中国的国情,在研究中重视历史的角度。至于研究的理论,2006年10月,著名人类学家乔健教授撰文指出,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界已形成了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功能学派,这是在理论上对功能学派的发展,是对国际民族学、社会学理论的重要贡献。(“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关于大学生毕业论文封面格式
大学生活将要谢下帷幕,大家都知道毕业生要通过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一种有准备、有计划、比较正规的、比较重要的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形式,毕业论文应该怎么写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大学生毕业论文封面格式,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论文题目:华文新魏,小二
题目:宋体、四号字、加粗
班级:宋体、小四号字、加粗
专业:宋体、小四号字、加粗
学生姓名:楷体、小四号字、加粗
指导教师:楷体、小四号字、加粗
日期:年月日
(二)毕业论文格式
装订顺序
第一页:封皮
第二页:目录
第三页:正文开始
摘要
关键词(3—8个)
正文内容
……
结束语
参考文献
第四页:毕业论文成绩评定表
说明:
1、页面要求:毕业论文用A4纸单面打印。
论文页边距标准:上边距(天头)为:30mm;下边距(地脚)25mm;左边距和右边距为:25mm;装订线:10mm;页眉:16mm;页脚:15mm。
页眉:页眉从摘要页开始到论文最后一页,均需设置。页眉内容: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论文,居中,打印字号为5号宋体。
页脚:从论文摘要页开始,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页,页码编写方法为:第x页共x页,居中,打印字号为小5号宋体。
2、论文题目,黑体二号,题目下空一行写摘要;其他字体,宋体五号。字间距设置为标准字间距,行间距设置为固定值20磅。正文中的小标题用三号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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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大学 毕业论文60-69学分。评分标准:按期完成任务书规定的任务;运用所学理论和专业知识基本正确。没有大的原则错误,只在非主要内容上有欠缺和不足;立论正确,计算、分析、实验基本正确,有独立工作能力,科学作风一般;毕业论文达到了基本要求。
五级记分制评定。燕山大学的论文成绩采用五级记分制评定,即由校答辩委员会根据各系答辩小组的评分,最终确定评分等级,根据评分等级划分论文成绩。
朱自清(1898-1948)字佩弦,原名自华,号秋实,江苏扬州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主要著作有《诗言志辨》、《略读指导举隅》(与叶圣陶合著)、《经典常谈》、《标准与尺度》、《语之零拾》、《论雅俗共赏》、《新诗杂话》,散文集《背影》、《荷塘月色》等。出版有《朱自清全集》。冯友兰(1895-1990)河南唐河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建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张国焘(1897-1979)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又名张特立,江西萍乡人。1916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来曾参加五四运动。原为无政府主义者,后转信马克思主义。1920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49年移居香港后转赴巴西和加拿大。1979年12月因病去世于多伦多。牟宗三(1909-1995)宇离中,山东栖霞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1927年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哲学系。1933年毕业后,曾先后在华西大学、中夺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以讲授逻辑学和西方哲学为主。1949年去台湾,任教于台北师范大学、台湾东海大学。1995年4月病逝于台北。张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别署宇同。 河北省献县人。 1933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1933年秋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后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1946年任清华大学副教授,1951年任教授。 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中国哲学发 微》、《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和《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 凡》等著作。任继愈(1916-2009)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1942年起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担任教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从1987年至今,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其主 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 《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老子今译》和《墨子》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一批批有志青年外出留洋学习,以求救国之策。他们学成回国后许多人成为国家栋梁之材,为社会进步做出诸多贡献。那么当年,他们在海外所作的学位论文和潜心研究的是些啥课题呢?因为这是诸位先贤事业起步时的一重要台阶,相信这是许多人,特别是今天校园里众多师生所感兴趣的话题。(注:本文仅讨论当年文史类留洋学生的学位论文)
为此,笔者就专门此查阅了相关材料,想从中发现当年这些学人选择研究课题时,是否有什么共同之处?其中是否有特别之处?在作一番了解后,发现这话题还蛮意思的。其结果与事前预想也有相当大的差距。
一般以为,出国留学青年,自然是应该睁大眼睛把西域先进文化和思想理念学回来。其实不然,至少有部分日后成为人文学科领域大学者的朋友,其当年在海外留学时所专注的学术方向和其最后的专业论文选题,恰恰关注的仍在“中国”。
如著名学者钱钟书,当年他是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钱钟书在今天人们眼里,可谓是学贯中西的楷模。而他当时的学士论文题目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
冰心女士,她是在美国威尔斯利大学完成她的硕士论文。她的论文选题是个让国人多熟到滚瓜烂熟的话题:有关中国宋朝词人“李清照”(注:其硕士学位论文标题是《李易安女士(宋代·李清照)词的翻译和编辑》。
1923年春,冰心是在读燕京大学时,由英文老师鲍贵思(Grace Boynton)决定给予其美国威尔斯利大学两年奖学金——每年800美金的学·宿·膳费,供其攻读硕士学位。冰心1923年8月乘船赴美就读。(注:当年司徒雷登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燕京大学和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是‘姐妹学校’)
相对冰心笔墨下“李清照”所为人熟知,著名语言学大师王力在赫赫有名的法国巴黎大学所作博士论文,则绝对是个“冷门”。
王力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广西诸多方言中之一偏门,论文题目是《博白方音实验录》。这个论题会让多少有点语言学知识的人想起香港吴宇森在美国好莱坞拍摄的电影《风语者》:影片中的“那伐鹤人密码机”,即二战中美军“人体密码机”。
那伐鹤人语言对普通人群而言就对之宛如天方夜谭。而广西方言中有一支:博白方言。博白方言中又有地老话和新民话两支,属粤方言桂南系的次方言,与汉族普通话差别甚大。而王力自己则出生在广西博白,这样说下来诸位是不是感觉非常绕?
图为1931年,王力自费留学法国巴黎,在他读书头两年,其费用全由父亲供给,每月100盾荷币。之后,王力就自己翻译法国的著名文艺作品来解决留法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他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是论述“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论文提交伦敦大学专门考试委员会,其答辩过程被费孝通日后笑谈为是“完全走的形式”:考官只有一个:罗斯爵士。考试地点是其博士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家里,过程是喝酒。这篇论文后以《江村经济》为名出版。
图片说明 费孝通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是“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之名提交伦敦大学专门考试委员会。此论文后以《江村经济》为名出版。
大名鼎鼎的学者胡适,当年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做他的博士论文,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胡先生昔日留洋读书的故事是相当精彩和丰富,且待日后再细说·····
图片说明 胡适先生总是如此潇洒。从这张照片里你我都能读出些其当年物质生活品质的许多信息·····
与此相近的是人文历史学者冯友兰,他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他的学位论文,内容也是有关中国古典哲学的《天人损易论》。
对此,有同样留学海外经历的鲁迅先生曾不无讽刺地评论说:“有的中国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其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
可别以为,鲁迅讽刺的“有的中国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是随便一说。这里且让我们用一真实事例来证明之。
说起乔冠华,可能大家不会陌生,他是延安时期参加革命,上世纪70年代曾担任我外交部门要职。但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他是早年党内真正的留洋博士。乔冠华当年是在德国蒂宾根大学(国内也有译“图宾根大学”)(Eberhard-karls-universitat zuTubingen)读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正是研究“庄子”的。
当年,其博士论文发表后几乎没被人关注。之后多年间的德国汉学家也少提及他的博士论文。现据有关学者称,查得他这篇46页的论文是1937年由德国符登堡州的一家URACH印刷厂印刷的。上面记录他博士学位的口试时间是1937年2月18日。他的德国导师后来说,他在匆匆写完他的“所谓”博士论文,交给导师后就投身于他所热心的“抗日救国活动”中去了。
乔冠华在他的论文中认为“ 庄子并非一个体系的创造者,他从来没有有意地创立什么体系”。所以,他总是用比喻和形象的方式来说明,多以对话的方式来概括自己的特点。他的魅力是其对于生活的态度,在这里我们也必然把他看作是一位诗人。这就是此篇论文的主要观点。
图片说明 这是1952年,马寅初先生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一国际会议上的照片。
或许,今天的我们仅从上述有限事例中难以得出和当年鲁迅先生相同的观点。但我们还是应该清醒认识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研究的深度,远不及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度。时至今日,我们对西方社会文化和科技的认识和了解还有待好好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