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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百家、社会动荡，为了站住脚，必须找到靠山，他们就寻找历代君王想用自己的思想抚佐帝王治理国家，各国所用学术不同，并且大量学术并起，所以出现百家争鸣的情况、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给一些资料，您可以参考：小评 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 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能像顾颉刚（1893-1980）那样中外闻名的，没有几人。而像顾那样，以名人专家的身份，高屋建瓴，对其领域的成就得失，加以评论的，似乎更为少见。由此看来，本书实在是弥足珍贵了。俗话说：文品如人品。这表明，两者之间又有联系。那么，就让我们首先从作者谈起吧。 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弢（陈伯? |--胡适的前任）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左右，但已经全国闻名了。与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尚在海外辗转留学。他们虽然比顾年轻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则写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帮助，谋求教职。1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位年轻的学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学者。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学的同学，未免感叹："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2的确，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名声非但蜚声国内，而且已经远播海外。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W.Hummel)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 �樯芄蓑「铡⒑�使赜诠攀返奶致郏��压蓑「盏摹豆攀繁妗返谝徊嶙孕颍�氤闪擞⑽某霭妫�馕�兑桓鲋泄��费Ъ业淖源�罚�踩话压蓑「帐游�笔敝泄�费Ы绲拇�怼?恒慕义的作法，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1971年，美国史学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出版了中外学术界第一本有关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专著，题为《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把顾颉刚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4施耐德愿意为一位当时还在世的中国学者立传，这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属少见，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名声与威望。而在国内，虽然顾颉刚的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但真正对他的学术加以研究的，则要在他过世多年以后。这里的原因，与顾颉刚本人晚年的遭遇，有所联系，这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写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的后半部分，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此不赘言。中文学术界对顾颉刚以及"古史辨"加以专题研究的，始在1980年代末，如刘起釪的《顾颉刚学述》、王泛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等好几种。德国汉学家吴素乐(Ursula Richter)于1992年亦出版了《疑古：作为新文化运动结果的古史辨与顾颉刚》，再度证明顾颉刚之国际名望。5 1．坦诚相见、文如其人 也许是早年成名的关系，顾颉刚与胡适一样，在生前有意无意地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材料。如前述有关顾颉刚与胡适之间最初的接触，就是由顾颉刚自己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供的。因此，他们不但能因其成就而为学界所注意，也由于材料丰富的关系，使后人能不断为之"树碑立传"。但是，他们两人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胡适成名之后，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他又有史学的训练，深知史料的重要，因此他所遗留下来的文件，包括日记和手稿，非但字迹工整，而且思想清晰，没有暧昧之处。即使有暧昧之事，胡适也注意不留下痕迹。如他与美国女友威廉斯的友情\恋情，则主要经过对方所保留的书信，而为今人所知。顾颉刚则稍有不同，堪称"性情中人"，乐意披露自己的感情。这里的感情，并不专指男女之事，而是指他对学问、人生、友情的看法。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一旦有了机会，往往下笔千言而不能止，不吐而不快。几乎每次"古史辨"讨论结集，只要是他负责，他就会写一篇长序，直抒胸臆，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其中的甘辛苦涩，一并呈现，让读者知晓。因此读他的序言，宛如读郁达夫的小说，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受。他们都是五四时期的人物，都受到那时提? �母鋈酥饕搴屠寺�饕宓闹种钟跋欤�淙恢窝�巳げ煌���鲂苑绺裼邢嗨浦�Α9蓑「盏恼庵治姆绾托愿瘢�岳�费Ъ依此担�蚴悄�蟮南彩拢�蛭��栽傅靥峁┝诵矶嗖豢啥嗟玫牟牧希��芳液投琳吡私馑�奈�酥窝В�屑�蟮闹�妗B晕⒖上У氖牵�臼槠��淮螅�忠云缆叟匀说淖髌肺�鳎�虼瞬⒉荒苋霉蓑「站⌒朔⒒印5�牵��奈姆缧愿瘢�故怯兴�逑帧K��玫钠烙铮�浅V苯印⒏纱啵�挥斜A簟K�惺鄙踔两�父鋈说耐�嘧髌芳右员冉吓琶��殖雒�危�浞直硐至怂�甭省⒄娉系母鲂浴?/P> 当然，顾颉刚能这样做，不仅与他的性格有关，更因其史学名家的地位。由此，顾颉刚这种名家评名作的作法，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本书写于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此时的顾颉刚，虽然刚过五十，但就其威望成就而言，已经是史学界的耆宿。由他出面评述当代中国史学（顾有合作者童书业和方诗铭两人），自然有点"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味道，读来十分过瘾、亲切。但是，顾颉刚并不自大高傲，而是力求公正。这一点又与他的性格人品有关。 顾颉刚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他的成长，却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坐拥书城，整日"之乎者也"，只啃那几部经书。相反，他由于年幼体弱，一直为其祖母所呵护，从祖母那里，听来不少民间故事，由此而培养了他对民俗文化的兴趣。以后到北京求学时，又迷上了京戏。因此他对中国的精英和通俗文化，都有兴趣。这或许也影响了他的人品性格。顾颉刚虽然出身世家，自己又很早成名，但他的待人接物，则较少"名士气"，而是显得真诚、宽容，愿意以各种方式奖掖、提拔后进。他的治学，也往往高低兼涉，不但研究深奥的经学与史学，也对通俗的戏曲和民俗文化，充满了兴趣。甚至他在古史研究上的一些想法，如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的说法，正是他从对戏曲剧情的演变的探究中，启发而来。这一"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是顾颉刚疑古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他从戏曲的演变中看出，一部剧作的剧情，往往始简而繁，经过几代人的加工，而变得愈益生动逼真、跌宕起伏。他由此提出，人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化路线，愈到后代，其对古代的认识，似乎愈益清晰，因此其描述变得愈益复杂生动。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后人掺假虚构所致。他在那时所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传说中的圣贤禹，或许只是古人的一种图腾崇拜，并不是一个真人。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把古史传说"拟人化"，将尧、舜、禹等奉为远古的"三代圣主"。他的这一说法，激怒了当时不少守旧的学者，视顾颉刚为大逆不道。但顾颉刚对古史传说的解释，从人们的常识出发，显得简明易懂，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而且，他不仅仅做基于常识的猜想，而且用考证史料的手段，提供了古人作伪的许多证据，因此使得"古史辨"的运动，在1920年代为国人所广泛注意。它也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弊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改造，提供了有力的学术论证。 但是，深知治学艰辛的顾颉刚，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而是希求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对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对古史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在科学的、而不是在传说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并恢复古代文明的面貌。可惜的是，许多对顾颉刚没有研究的人，往往不了解他的这一想法，而是将他简单看作是一位"疑古"的、"破坏型"的学者。而其实，顾颉刚是想先破而立、甚至破中求立的。因此，他还是一位"建设性"的学者。他在本书上编第五章评论经今文学派时，已经提到"破坏与建设本是一事的两面"。 本书的写作结构，比较明确地表现了顾颉刚的这一重要的、常为人忽视的另一面。本书有三编，代表了三个部分，主要描述民国史学由旧转新的过程。在顾颉刚看来，传统史学中有不少有益的成份，为新史学的成就起了一种铺垫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他把新史学的成功，主要归之于新史料的开发，这自然包括那时对文献史料的考订与批判，而"古史辨"之功劳独大。但他的重点，则是要强调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如"安阳甲骨文的出土"、"西北文物的发现"，"敦煌石室的发现"和"铜器的新发现"。他把这些实物史料，列于文献史料之前，同时还把传统史学中运用实物史料的成就，特别加以列出，以显示新旧史学之间的联系。于是，细心的读者就能感觉到，虽然顾颉刚把"古史辨"的运动列于书末（第五章），但他并不认为"古史辨"集了新史学的大成，或代表了新史学的最高成就。相反，顾颉刚眼中的新史学，以对实物史料发现和运用为主要核心和标志。而对实物史料的发掘与运用，显然并不是顾颉刚所长，也不是他成名的主因。而是他昔日的好友、今已有龃龉的傅斯年的一贯主张。傅斯年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史学只是史料学"为信仰，以&quo t;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为口号，以"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和"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为目标，对中国文明的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发掘，由此而对中国的古史，获得了新的认识。6这一新的认识，重建了古史的某些真实性，与"古史辨"所得的结论相反。虽然顾颉刚没有完全改变他怀疑古史的立场，从他在本书中将安阳殷墟发掘的日期弄错这一点来看，他也没有过于注意他昔日同窗的工作，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诚实的学者，有一种科学的宽容与大度，因此他能承认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代表了新史学的主要成就和发展方向。 2．宽容大度、中肯客观 顾颉刚不仅对新派学者如傅斯年持一种宽容、支持的态度，他对其他类型的学者，也一视同仁，能帮忙处便帮忙，能推荐处则推荐，因此他之提拽后进，在当时的学术界十分出名。抗战以前，初出茅庐的学者，常常追随三大"老板"，分别是"胡老板（胡适）"，"傅老板（傅斯年）"和"顾老板（顾颉刚）"。但胡与傅都有机构的支持，财力雄厚，傅斯年创办了中央研究院最早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的关系，非同一般。而胡适则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又掌控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势力更是庞大。而顾颉刚仅仅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北平研究院历史组的主任，财力不能与前两人相比。他之所以能成为青年人追随的对象，主要是他的学问和他的爱才。7顾颉刚对钱穆（1895-1990）的提拽，就是一段佳话。钱穆在1929年以前，由于家贫而没有受大学教育，辗转于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小学教书，利用业余时间治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遇见到苏州养病的顾颉刚。顾颉刚慧眼识才，在读了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手稿之后，推荐钱入京教书，先到燕京大学，以后又推荐他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上古史，使得钱穆能进入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虽然在1931年以前，钱穆还没有公开批评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治学方法和对中国传统的态度；他甚至还在早先出版的《国学概论》中对胡适所开辟的新途径表示出一种欣赏的态度。8但是，就钱穆的教育背景来看，要他像那些接受过科学训练的新学者那样注重研究实物史料来扩张史学研究的范围，则显然可能性不大。对此顾颉刚自然不会不知道。但他照样竭力推荐钱穆，表明了顾颉刚之爱才与宽容的品格。 顾颉刚这种宽容大度、在探究学问方面不抱成见的态度，使得本书的内容增色不少。上面已经提到，本书写于1945年，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之后，学术界百废待兴、急待重整。但如何重整、重振，则是面对当时人的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抗战的爆发，已经分化了中国的学术界。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时代，学者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不少改变了原来的治学路线，因此而形成了与战前不同的派别。本书既然是以《当代中国史学》为题，自然必须有一种包容一切、兼顾大家的态度，将这些不同的派别一一作评。顾颉刚之宽容大度、不含偏见的品格，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上面已经提到，他虽然自己并不参与考古发掘，却坚持认为新史学的特长在于开发新史料、特别是对实物史料的重视与运用。同时，他还力图突破政治的偏见，不以政治见解来决定学术著作的取舍。如他在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二节"通史的撰述"中，提到的数位史家，从政治态度和教育背景衡量，都不能算是新式的学者，如吕思勉、缪凤林和钱穆，但顾颉刚对他们一视同仁，纯以学术质量为标准加以评论。他对钱穆的《国史大纲》，有这样的评语："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尽管他对钱穆那样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作法，并不特别赞成。顾颉刚在书中的议论可以为证，他写道："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证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 由此可见，顾颉刚本人的治学路径，与胡适、傅斯年的比较一致。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前半部之后，为了佛教的问题，做了不少专题的考证，以致至死都未能完成下半部。有人因此将胡适讥为"半部书作者"，但其实，胡适的这种作法，虽然让人有些失望，但也表明了他治学严谨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傅斯年更为极端，他干脆认为通史的写作不是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傅斯年写道："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9当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认识到通史的教育对振兴民族自信的重要，因此提议在北大开设"中国通史"课，并鼓励张荫麟、吴唅写作通史。对此顾颉刚在本书中有较高的评价，特别提到该书"集合数人的力量，写一通俗的通史"。但他并不因此而贬低钱穆的《国史大纲》。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曾对所谓"科学派"的治史，有严厉的批评，那么我们就更能体会顾颉刚之宽容与大量了。 顾颉刚不但对当时人看来"守旧"的学者有一种包容的态度，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郭沫若、陶希圣（以当时情形来看）等人，也充分评价他们著作的学术价值，认为他们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其实，顾颉刚虽然自己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处，则一目了然。他在本书的《引论》中已经提到：自唯物主义史观输入中国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论，体现了顾颉刚作为一个杰出史家的眼光与睿智。可惜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这样一个方向性的转折，但后来的发展，却也走了不少弯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到了1980年代以后，才有了明显的进展，逐渐演变成为当代史学的主流。 3．名家名作．风格鲜明 走笔至此，我们已经将顾颉刚的为人与治学，结合本书的内容特色，做了一个大致上的论述。《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优点和贡献，我们还必须简单讨论一下该书的地位和背景以及我们现在阅读此书的意义。首先谈一下本书在中国史学研究上的地位。中国的史学传统，以其历史悠久著名，两千年来没有间断，可谓源远流长。既然是历史研究，就必然以追求真实为其目标。中国的古代史家很早就认识到"直笔"的重要。但是，中国史家也有借用史实来阐发政治理想、道德理念的传统。孔子的"春秋笔法"自然是一远例，更亲近的例子是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为以后不少"正史家"所延承。换言之，史评这一传统，在中国文化中，也有长久的历史。但是，要说史学史的研究，即对史学写作这一文化事业从观念到方法等各个方面加以系统研究的工作，则要等到与西方文化有所接触以后才正式成为一门学问。有人或许会说，中国古代也有刘知几的《史通》、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评论史学的名作，由此可以证明史学史的研究在中国也早已存在，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著作的出现，从中国史学传统的大背景看，只是一些偶然的事件，并不能证明传统学者已经有意识地认识到史学史研究之独立性。 我们说史学史的研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背景下才出现，也不是说史学史的研究是从西方移植到近代中国的（当然中国学者也确实参考了近代西方研究史学的方法、观念和理论），而是说在两种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才使得（迫使？）中国学者反思、反省自身的史学传统，因而刺激、促成了史学史研究在中国的诞生。身处二十世纪初年的梁启超和章太炎，面临西方从军事到文化的强大挑战，提倡对文化传统进行革新。在做这些文化革新的尝试时，他们自然将两种文化加以对照，结果发现它们之间虽然有许多不同，但就史学研究而言，却也有不少相通的地方。于是梁启超写道："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但是，梁也注意到中西史学的不同："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10但中国传统的史学，在推广民族主义这一方面，则欠缺一筹，因此他提倡"新史学"。与他同样对传统学问有深厚素养的章太炎，在观察了中西史学的异同之后，也提出史学革新的要点，是要提倡"通史"的写作，即突破朝代史的传统。不管他们两人的观察准确与否（就中西史学的表面上的异同来看，他们俩讲的都十分准确），他们就中西史学传统所做的比较，开启了现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先河。换言之，西方文化之输入中国，使得中国人发现了一个文化传统上的"它者"。在这一"它者"的反衬对照之下，中国人开始注意研究自身的文化传统，而史学则成为这一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先锋。难怪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大都以史学为业，与顾颉刚同时的人中间，以史学闻名的，俯拾即是。即使是其它学科的学者，其成就也往往在史学的研究，如哲学家冯友兰以哲学史著名、佛学专家汤用彤以佛教史成家。小说家鲁迅之文学史研究，有口皆碑，而诗人郭沫若则在中年即慢慢转行到史学界了。相似的例子还有陈梦家、闻一多等人。就当时的情形看，似乎史学研究与学术研究可以划上一个等号。甚至，这一风气在现代中国，仍然有典型的表现。文化名人一旦对学术研究有兴趣，往往从史学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小说家沉从文晚年的服饰史研究，就是证明。而武侠小说家金庸，在成为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之后，便选择以中国古代史为方向招收博士生了。 既然史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渠道，因此中西史学史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以来，就慢慢为史学家所重视，逐渐演变成为独立的研究主题。1920年代在北大任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1879-1944），就开始为学生讲授中国史学的传统，以后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他还延请留学美国的何炳松（1890-1946），为学生开设"史学方法论"，由此而引起何炳松翻译鲁滨生(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一事，而《新史学》则成为"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谭其骧语）。11在与中西史学传统的对照中，中国学者也发现了一些原来不为人注意的史学史人物，如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就在现代中国学界，受到广泛注意，与章在清朝的地位，有天壤之别。胡适就出版了《章实斋年谱》一书。而何炳松不仅注意到章学诚，而且还注意到了刘知几。与何有同样兴趣的还有"学衡派"的人物张其昀。显然，由于学者们（特别是那些受到西学影响或训练的学者，其中包括那些所谓"守旧"的"学衡派"人物）开始从史学史的角度反观过去，因此而发现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不同的传统。事实上，这一研究史学史的兴趣，在中国的东邻日本，由于西学的影响，也早已形成。由于中日文化在历史上的亲近关系，日本学者研究史学史，就必然会涉及中国的史学传统。因此，日本史家也对中国史学史，进行了研究。汉学家内藤湖南就是一位先驱。他不但有身后出版的《支那史学史》一书，而且还像胡适、何炳松一样，对章学诚的史学，颇有研究，成为现代"发现"章学诚的学者之一。现代中日学者对中国乃至东方史学传统的重视和研究，都与他们与西方史学和文化传统的接触有关，也是他们反省和革新自身的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表现。
齐鲁文化指古代齐鲁地区,也即今山东一带地区之文化。春秋时代,泰山以北地区为齐,是周朝功臣吕尚封侯之地,泰山以南为鲁,是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封侯之地。齐鲁地区依泰山而濒大海,向称海岱地区。远在石器时代,就创造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是多源的中华文化主要发源地之一。由于其地理位置优越,在春秋时代即已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一些古代文化巨子,如孔丘、孟轲、管仲、墨翟、孙武、邹衍等都诞生在这里,不仅对齐鲁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且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也有巨大贡献,尤其是战国时期稷下学宫的设立,使儒、道、法、墨、名、兵、阴阳、纵横诸家争鸣于此地,融通荟萃于一堂,从而使得齐鲁文化具有博大、丰富、尚礼、崇儒的特点,齐鲁民风以“好文学”(《史记·儒林列传》),“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国语·齐语》)而闻名天下。 齐鲁文化旅游 齐鲁文化旅游,系指与齐鲁文化遗存(包括文化遗址、文物、遗迹、遗风、遗俗等)有直接关联的文化旅游活动。齐鲁最初是西周时期周武王分封的两处诸侯国,分别建都于营丘(今山东淄博)和奄(山东曲阜)。先秦时期,鲁是小国,辖地以今曲阜地区为中心;齐是大国,其疆域最大时,以临淄为中心,南至泰沂山区,北到渤海平原,西依黄河古道,东括山东半岛,包括今胶东、鲁中、鲁西北的大部。广义的齐鲁文化,包括先秦及秦汉以后山东以及河北中部、南部大行山以东地区、苏北部分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当代文化;狭义的齐鲁文化,则指先秦时期齐国和鲁国共同创造的文化。关于齐、鲁两地的风俗民情,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写道:“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麻桑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在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鲁与齐较其他诸候国都更接近于周王室,因此受到周代礼制和文化的影响也更深。这种嫡系关系,应是后人把齐、鲁并称的最主要原因。当然,齐鲁还同时承继了夏商与东夷的文化传统。鲁祖周公旦封于商旧都奄地,得宝器、典籍,同时奏天子礼乐八佾,把周代的礼仪、典章、制度完整地转移到鲁国,并保有仅次于周天子的礼器法物和典册史籍。因此,鲁文化格外注重礼乐教化,其结果是诞生了著名的思想家孔子,推出《论语》、《春秋》、《诗经》等代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典籍。齐祖姜太公,与周公旦同为周朝勋戚,享有“武力征伐”的特权,除推行周王室的法律、典章、文化制度之外,重“举贤而上功”,其直接结果是承继周初王霸之威,鼎故革新,及至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后又为战国七雄之一,诞生了诸如管仲、鲍叔牙、晏婴、孙膑等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管子》一书,综论天下治理方略,则成为先秦时期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齐鲁文化的兼融与合流,在先秦第二代思想家孟轲(鲁)和晏婴(齐)身上得到体现,那就是王权思想与礼乐政治并重以及仁爱民本的哲学。可以说,先秦时期的齐鲁文化,基本上代表了中华民族早期文化的成就,除孔孟管晏外,这一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化著述,还有孙武与《孙子兵法》、墨翟与《墨子》、荀况与《荀子》、孙膑与《孙膑兵法》以及曾参、子思、扁鹊与《大学》、《中庸》等等,他们既是齐鲁文化又是华夏文化的杰出代表。总的来说,弘扬王道、平治天下的鲁文化理想与力兴霸业、一匡天下的齐文化,其追求是相贯通的,二者之间虽有凝重肃穆与功利通变的微别,而在总体上趋于融合,并在此后的发展演变中广泛包容百家,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形成与构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齐鲁文化的重要旅游地,有山东淄博市,这里有临淄齐国故城、桓公台、管仲墓、晏婴墓等;山东曲阜市,这里有少昊陵、孔府、孔庙、孔林、周公庙、鲁国故城等;山东邹县,这里有孟庙、孟府、孟林等;山东临沂市,这里有银雀山与金雀山汉墓群、沂南汉画像石墓等;山东莒县,这里有荀子墓、莒国故城等;山东泰安市,这里有大汶口文化遗址、泰山岱庙等;山东青岛市,这里有道教名山崂山、海滨浴场、北朝石造像、海产博物馆等,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山东烟台市,这里有明代抗倭遗址,是著名的避暑城市;山东蓬莱县,这里因“蓬莱仙境”、“海市蜃楼”而闻名,始自先秦,历史悠久;山东济南市,这里有山东省博物馆、千佛山、七十二泉、大明湖、李清照纪念堂、辛稼轩纪念祠等。此外,齐鲁文化还反映在淳朴的民风民俗上,山东各地大都保存着典型的中华民族风俗传统。反映在歌舞传统上,仪式隆重的孔府乐舞带有先秦时代典雅的艺术风尚,以中、和、祗、庸、孝、友六德标准为舞蹈语言基础,以歌诗的字形字义赋予象征型的舞蹈语汇,使用的乐器有镈钟、特磬、编钟、编磬、古琴、古瑟、笙、排箫、洞箫、龙笛、篪、蘧、陶埙、梧、柷以及各类鼓等,集金、石、丝、竹、革、木、匏、土等古代八音之器;反映在戏曲艺术上,流传在山东境内的当代戏曲品种有柳子戏、大弦子戏、罗子戏、八仙戏、山东梆子、莱芜梆子、平调、东路梆子、枣梆、河北梆子、河南梆子、柳琴戏、茂腔、柳腔、五音戏、东路肘鼓子、灯腔、两夹弦、北词两夹弦、一勾勾、哈哈腔、乱弹、吕剧、四平调、化装坠子、山东八角鼓、渔鼓戏、蓝关戏、王皮戏、京剧、评剧、皮影戏、傀儡戏等30多类,约占全国戏曲总数的1/10;反映在饮食上,鲁菜是各地方菜系中形成较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在明清时代即自成体系,影响了整个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已被容纳、吸收到北京菜、天津菜、东北菜和华北菜中,成为这些菜系的基础和主要风味。齐鲁之地,还一向以生产名酒而著称,兰陵白酒、烟台葡萄酒、青岛啤酒以及近年来新开发的曲阜孔府家酒,均闻名世界,烟台和青岛都举办过国际性的大型酒节。齐鲁文化旅游,包括访古旅游、仿古旅游、艺术文化旅游、民间文化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专项活动。且均以现存齐鲁文化遗存为旅游重要景点。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近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从军事、经济对中国进行侵略，还从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一片国将不国的惨状。压迫侵略，必然导致反抗，中国人民积极开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争。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台湾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等，无不体现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使得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同时它提出了均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并不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面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时，并没有采取像清政府一样懦弱的外交政策，而是积极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极其鼓舞人心的。虽然太平天国由于内部的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却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的最高峰，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开始有了较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以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基础之上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中国革命真正找到了它所必须依赖的力量基础，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的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中要的地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残酷的战争中，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中华民族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显示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正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同时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不惧怕战争的可贵品质，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祖国的繁荣打下了坚定的基石。同时积极开展了各领域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近代以来，科技文化事业飞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神州系列成功升空，嫦娥一号的成功发射——圆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看着一个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国人无不倍感自豪与骄傲。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经济繁荣了，我们不会在屈于强权，不会再忍受屈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为荣。 当然，放眼今朝，停滞不前便是落后，因此，我们更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不懈，使我国保持飞速发展。尤其作为年轻一代，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使强国富民为己任，认清我们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对于我们每一个大学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我们的民族正在腾飞！
国防安全是指国家防务处于没有风险的客观状态，没有外来侵略和颠覆，不需要进行军事及各方面斗争的客观状态。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希望大家喜欢!
《浅谈我国国防安全构成要素》
[摘要]本文在把国防安全置于国际战略和国家发展的大背景下，将构成我国国防安全的各个要素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综合研究。
[关键词]国防经济;国防安全;构成要素
1、国防经济概述
国防经济，是经济学和军事学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交叉应用性经济学科，是一门运用现代经济学工具研究国防与和平问题的学科，是一门带有较强的政治性、涉及较多国防等国家政治制度问题。
现代国防经济学始1960年，美国著名学者查尔斯・J，希奇与罗兰・麦基恩合著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揭开现代国防经济学发展的序幕。新中国的国防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防经济学在新中国发展的20多年时间内，有比较丰硕的成果问世。
国防经济学研究物件是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如何有效、合理地配置和使用稀缺性资源实现国防安全是国防经济学永恒的主题。国防与经济以及国防经济内部各部门各要素之间的特殊矛盾关系是军事与经济交叉而生的矛盾。寻求在国家安全投入既定的条件下实现国家安全效益的最大化是其研究的核心。
2、国防安全概述
国防安全是指国家防务处于没有风险的客观状态，没有外来侵略和颠覆，不需要进行军事及各方面斗争的客观状态。国防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核心的定位。国防安全是一国安全的基本保证，也是维护一国国际地位的重要依托，梁启超《新民说》十四：“若无国防，则国难屡起，民将不得安其业。”与其他安全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和特殊的意义。
3、我国国防安全的内部构成要素
1观念要素。国防安全观通常是指维护国防安全过程中对国防安全问题的认识、观点以及形成的理论体系。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指导行为的作用。理论上说，绝对的安全是不存在的。在一个阶段，处于一种本质安全的状态，可以认为是绝对安全。如果是长时期的历史状态，安全只能是相对的。一国的国防便没有绝对的安全，所以必须明确一国国防在目前形势下的相对安全状态和在国际大环境中的安全地位，不断提高国防的相对安全程度。
2经济要素。 *** 在《论十大关系》中阐明：“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在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经济要素是一国国防安全的基础构成要素，经济制度决定国防活动的性质。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解决包括国防安全在内的所有问题的基础，是提高综合国力，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 *** 和独立的关键所在。
3军事要素。军事是国防的主要手段，最具有威慑性和有效性。军事要素基本包括军事人力、武器装备和后方勤务等。影响国防安全的军事要素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其涵盖的范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过渡，已经逐步延伸为“领土一领海一领空一太空”安全，更加凸显出军事要素在维护国防安全上的重要性。
4科技要素。科技要素包含科学和技术两大方面，科学是技术的理论指导，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基础，广义角度是指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的总和。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构成国防安全的重要因素。要实现科技兴安，必须要经历安全科学技术革命，必须树立大安全观，要学习核安全、航空航天安全的科学精神和安全文化，这些都与国防安全密不可分。
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重要时期，科学技术特别是战略高技术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筹码和大国地位的象征，科技强国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共同选择。从历年科技发展的实践来看，科学技术进步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助推器，维护国防安全的有效资讯的获取，高阶通讯设施和武器装备的研发等，都必须依托于科技要素所提供的智力支援。
4、我国国防安全的外部构成要素
1外交关系。外交，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各国外交都受本国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国内政策和需要的制约。外交政策，是 *** 国家对外活动的目标及所采取的方式和手段，是国家对外职能的具体体现，是国家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的外交政策直接决定了该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处境。我国与周边国家、世界大国、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与亚太经合组织、世贸组织、联合国的关系，也都影响着我国国防的安全与稳定。
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的 *** 、安全和发展利益，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和平自主的防卫原则，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主要依靠本国力量，广泛争取国际支援，防止外敌入侵，维护本国安全，永不扩张，也不容别国侵犯我国一寸土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贡献，既是我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目标，也是我国应尽的国际义务。
2国际格局。我国国防安全的外部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其他国家和整个国际格局两大方面，一个国家不可能脱离其他国家而独立存于国际格局中。一方面，其他国家的军事行为、国防战略，既包括武器扩散、军备发展、地区冲突、区域性战争，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讯、生态等;另一方面，整个国际格局的变动发展趋势，既涵盖了国家集团、跨国组织，更有国际恐怖组织，海洋方面的防卫压力增大，周边地区的不安因素增多等。他们的任何举动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国的国防安全，必须密切关注，高度警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全球化程序的不断推进，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越来越深，融入的范围和领域也越来越广阔，国际上发生的重大问题对国内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国内发生的一些事件又与国际问题相牵扯，受到国际关注的程度也越来越高。由此可见，我国的国防安全不单单是一国内部的问题，同时更是涉及一系列外部要素的全域性性问题。
总之，构成国防安全的各个要素之间密切关联，国防安全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从思想层面，对其他要素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经济要素为其他要素提供资金支援，使其他要素的发展成为可能;军事要素提供的是一种安全有保障的内部发展环境，使其他要素免于威胁;科技要素作为发展的原动力，作为一种智力支援，对其他要素的影响越来越大;外交要素提供的是一种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使整个国家与国际接轨。影响国防安全的各个要素之间既要合作又要有明确的分工，良性互动，发挥各自的优势，获得更高的国防安全系数。
[作者简介]迟俊杰1984-，女，山东烟台人，吉林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防经济与国家安全;陈金涛，1968-，男，吉林省长春人，吉林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在读，研究方向：国防经济与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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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防是我们伟大祖国对外的基本国策，也就是说不侵略
写作思路：可以从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就是国家的最高利益与根本利益这个角度出发进行阐述，说明自己总结出来的方针以及措施等等。
正文：
国防建设就是整个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就是国家的最高利益与根本利益，也就是实现我国“富民强国”的重要保障，又就是维护国家安全，确立中国国际地位的根本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结束了有国无防的历史。特别就是经过改革开放后，国防力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当前国际形势并不太平，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依然存在的形势下，西方国家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全球对手”，周边国家纷纷加强军事建设，对我国采取“防御”措施，我国周边的军事环境、安全环境十分严峻。
为此，建议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确保国家安全，实现中华民族真正的富强。
一、建立一支有快速反应能力、强大投送能力的军队。针对我国海岸线长、邻国多的情况，不仅要建立强大的边、海防，而且要建立一支有快速反应能力、强大投送能力、高度机动能力的军队，确保国家在任何方向上遭到侵略，都能迅速投入交战，并取得胜利。
二、集中科技力量，重点解决武器装备技术问题。当前我国国防科技特别就是高科技，与美俄等国家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一些高精尖武器人家对我们实行禁售。因此我们要集中科技力量，自力更生，有重点的研制与生产精确制导武器与远程打击武器，以及指挥控制情报侦察系统、通信与电子战等高技术武器装备，提高我国的武器装备技术水平。
三、不断加大国防投入，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尽管我国的国防投入近年呈增长的状态，但占财政支出却呈现出下降趋势，占GDP比例维持在1.3%左右的较低水平，国防费总额仍低于世界一些主要政治、军事大国水平，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协调。只有不断加大国防投入，建立强有力的现代化国防，才能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才能确保经济发展成果不被别国掠夺。
四、加大国防教育力度，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国防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尊严与经济的发展。要从小抓好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国防教育，增强全国军民居安思危的国防警觉与一旦强敌压境全民族同仇敌忾消灭敌人的精神准备，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良好氛围。
国防，就是一门求生学问，也就是国家的防务，就是指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防备外来侵略与颠覆，所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与斗争。国防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服务于国家利益。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此言一语中的。国防直接关系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尊严、社会的发展。
——《浅谈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的历史是一个光辉的历史，它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虽然也曾经历了一些劫难，但仍然影响不了它那古老的韵味。如果你能醉心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的话，一定能感觉到它的渊博。综观世界文学的发展史，唯一能与之相匹配的并只有古希腊的文学。然而我认为古希腊的文学就相当于黄酒，入口很甜但回味起来却不是那么的深长。而中国的文学则不然，活脱脱的就象白酒；入口虽然有点难度但回味起来却是那么的深远悠长。古希腊的文学与中国的文学的差异，就缘于地理位置上的差异；而造成文学上的差异。本应没有什么值得比较的意义，但文学的发展就是一个相互发现；相互借鉴的过程；以此来看的话就有点价值了。古希腊是一个航海国家，他们研究大多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有关。他们的商贸往来频繁，所以对数字的研究比较热衷。再加之航海上的一些需要，一些自然现象；以及一些物理上的知识并成了他们的研究对象。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认为世间万物是由水构成的，后来逐渐的发展为；火；土；原子等等；这一个个物质代表了他们一个个循序渐进的时代和奋斗的历程。而中国的早期哲学家认为基于阴阳两方面的平衡而生出万物的，接下来并发展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万物。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成就似乎比古希腊要先进一步！同时中国是一个陆地国家，生活的比较稳定。所以对生命存在的意义，以及一些思想上的东西比较热衷。中国文学的主流莫过于文学，而文学的鼎盛期莫过于唐宋两代。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曾对我说：“如果想写好文章，必须潜心于唐诗宋词的研究。将其读熟，以致于会背。把它读精，以至于会运用”。然而我则认为这句话说的不全面，中国的文学博大精深；岂是《唐诗宋词》可以概括乎？单就中国文学的起源《诗经》与《楚辞》来说，虽没有《唐诗宋词》那样的华章词句；但也体现了最早的文学思想。如《楚辞》的大胆设想，不正对应着李白的恣意妄为嘛！还有《元曲》的乐律，《孔孟》的深邃教义；多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抹却的辉煌；是每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不可或却的东西！综观中国的文学史是广袤的，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时代的成就可以替代的。同时中国文学的发展史又是一个大起大落的历史。从《诗经》《楚辞》的起源，至《唐诗宋词》以及《元曲》的兴盛。再从明清两代的衰落，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后的变革。接下来就是文革时期的停滞，然后才是新世纪文学的产生。再从文体的形式来看又是逐渐向“民俗化”“大众化”发展的，发展成为每一个国人都可以研究的东西。最早时期文学的探究只限于“奴隶主”和“贵族阶级”，所谓“礼不上小人”“刑不上大夫”。这里的“小人”指的并是百姓，是最底下阶层。后来随着社会体制的变革而导致了宫廷政变，致使一些文人流落民间。这些流落民间的文人为了生存并开始“授徒讲课”，后来并形成了“十家”最后演变成“六家”。即：“儒，道；墨；法；名；以及阴阳家”。同时也为了适应新的“社会体制”，在隋唐年间并产生了科举制度。随着一些文人的“流落民间”和“科举制”的产生，中国的文学逐渐的向大众化民俗化发展了；不再属于贵族阶级的专利。从《唐诗宋词》的字斟句酌，到《元曲》的民俗化。再从明清时代的“老八股”，到五四新文学后的“白话文”；无不体现了这一种转变。在此以前缘于秦朝的残暴，而秦朝的建立得于“法家”的帮忙。所以在汉代建立后并贬低了法家，同时缘于“儒家的仁治”；儒家思想并唐而皇之的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学。淹淹大国五千年孔老夫子的门生几乎占据了各个时代的政治角落，成为统领各家的主流文学。然而一种文学的思想是不可以长盛不衰的，儒家的文学在于不断的汲取各家的精髓来充实自己。唐诗的鼎盛期过后，宋代的诗已经没有太多的发展余地了。当时“禅宗”的思想十分盛行（禅宗实质上是佛学与道学的联合体），于是一些士大夫并吸取了“禅宗”的思想。将其灌入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宋词》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又一次创举。明清两代呈现一种闭关自守的状态，许多士大夫视西方的新文学为“夷狄“。直至鲁迅等人发起了新文学后，才又正视西方的文学。创造新的文学体裁，创造了又一个高峰。今天我们吸收了来自各个国家的文学精髓，同时又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各国；创造了世界文学的鼎盛局面。鲁迅先生曾在他的作品《狂人日记》中写道：“翻开中国的历史，血淋淋的两个字；吃人“！然而我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包括鲁迅先生以及许多的文坛先辈。历史的发展需要有不同的文学思想，来适应当时的政治格局。思想难免会迂腐，有了迂腐就需要变革。于是并在这一代代的文人的推动下，文学才得以进步！
接上面.中古期从魏晋开始，经过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到明朝中叶为止。 为什么将魏晋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开端，并将魏晋到明中叶这样长的时间划为 一个中古期呢？这是考虑到以下事实：第一，这时开始了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 并在南北朝完成了这个自觉的进程。第二，文学语言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由古 奥转向浅近。第三，这是诗、词、曲三种重要文学体裁的鼎盛期，它们分别在中 古期内的唐、宋、元三朝达到了高峰。第四，文言小说在魏晋南北朝已初具规模， 在唐代达到成熟。白话短篇小说在宋元两代已经相当繁荣，白话长篇小说在元末 明初也已出现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作品。第五，文学传媒出现了印 刷出版、讲唱、舞台表演等各种新的形式。第六，文学创作的主体和对象，包括 了宫廷、士林、乡村、市井等各个方面。总之，中国文学所有的各种因素都在这 个时期具备了而且成熟了。 中古期的第一段从魏晋到唐中叶。这是五七言古体诗繁荣发展并达到鼎盛的 阶段，也是五七言近体诗兴起、定型并达到鼎盛的阶段。诗，占据着文坛的主导 地位。文向诗靠拢，出现了诗化的骈文；赋向诗靠拢，出现了骈赋。从“三曹”、 “七子”，经过陶渊明、谢灵运、庾信、“四杰”、陈子昂，到王维、孟浩然、 高适、岑参、李白、杜甫，诗歌的流程清楚而又完整。杜甫既是这个阶段最后的 一位诗人，又是开启下一阶段的最早的一位诗人，像一个里程碑矗立在文学史上。 “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这两个诗歌的范式，先后在这个阶段的头尾确立起 来，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成为后代诗人追慕的极致。这又是一个文学创作趋于 个性化的阶段，作家独特的人格与风格得以充分展现。陶渊明、李白、杜甫，他 们的成就都带着鲜明的个性。此外，这个阶段的文学创作，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 以宫廷为中心形成若干文学集团，文学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切磋，提高了文学 的技巧。以曹操为道的邺下文人集团在发展五言古诗方面的作用，齐梁和初唐的 宫廷诗人在建立近体诗格律方面的作用，都是有力的证据。在这个阶段，玄学和 佛学渗入文学，使文学呈现多姿多彩的新面貌。在儒家提倡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 之外，玄学家提倡的真和自然，已成为作家的美学追求；佛教关于真与空的观念、 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也促进了文学观念的多样化。 中古期的第二段是从唐中叶开始的，具体地说就是以天宝末年“安史之乱” 爆发为起点，到南宋灭亡为止。唐中叶以后文学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韩、 柳所提倡的古文引起文学语言和文体的改革，宋代的欧阳修等人继续韩、柳的道 路，完成了这次改革。由唐宋八大家共同实现的改革，确定了此后的文学语言和 文体模式，一直到“五四”才打破。诗歌经过盛唐的高潮之后面临着盛极难继的 局面，诗人们纷纷另辟蹊径，经过白居易、韩愈、李贺、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的 努力，到了宋代终于寻到了另一条道路。就宋诗与唐中叶以后诗歌的延续性而言， 有这样两点值得注意：由中晚唐诗人开始，注重日常生活的描写，与日常生活相 关的人文意象明显增多，到了宋代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由杜甫、白居易开 创的反映民生疾苦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以及深沉的忧患意识，在晚唐一度减弱， 到了宋代又普遍地得到加强。就宋代出现的新趋势而言，诗人与学者身份合一， 议论成分增加，以及化俗为雅的美学追求，也很值得注意。作为宋诗的代表人物，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具有比较明确的创作主张与艺术特色。苏轼、杨万里、范成大、 陆游等也各以其自身的特点，与江西诗派共同构成有别于唐音的宋调。唐中叶以 后曲子词迅速兴盛起来，经过五代词人温庭筠、李煜等人之手，到了宋代遂蔚为 大观，并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 人的名字也就永远镌刻在词史上了。唐中叶以后传奇的兴盛，标志着中国小说进 入成熟的阶段；而在城市文化背景下，唐代“市人小说”的兴起，宋代“说话” 的兴盛，则是这个阶段内文学的新发展。 中古期的第三段从元代开始，延续到明代中叶。从元代开始叙事文学占据了 文坛的主导地位，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从此，文学的对象更多地从案头的读者 转向勾栏瓦舍里的听众和观众。文学的传媒不仅是写在纸上或刻印在纸上的读物， 还包括了说唱扮演的艺术形式。儒生社会地位降低，走向社会下层从事通俗文学 的创作，先是适应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继而提高这些文学形式，于是出现 了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高明等一大批不同于正统文人的作家。元代的文学 以戏曲和散曲为代表，以大都为中心的杂剧与以温州为中心的南戏，共同创造了 元代文学的辉煌，而明代流行的传奇又是对元曲的继承与发展。元末明初出现了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两部长篇白话小说，成为这个阶段的另一标志， 它们的出现预示着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到来了。 三、近古期 明嘉靖以后文学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这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随 着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的壮大、印刷术的普及，文人的市民化和文学创作的商 品化成为一种新的趋势；适应市民这一新的热爱群体的需要，文学作品的内容、 题材、趣味，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同时，在表现正统思想的士大夫文学之外， 反映市民生活和思想趣味的文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金瓶梅》的出现就是这种 种现象的综合反映。二、在王学左派的影响下，创作主体的个性高扬，并在作品 中以更加强烈的色彩表现出来；在文学作品中对人的情欲有了更多肯定的描述； 对理学禁欲主义进行了强烈的冲击，从而为禁锢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户。汤显祖 的《牡丹亭》所写的那种“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爱情，便是一种新的呼声。 晚明诗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重视个人性情、追求生活趣味、模仿市井俗调的倾向， 也透露出一种新的气息。三、诗文等传统的文体虽然仍有发展，但已翻不出多少 新的花样。而通俗的文体显得生机勃勃，其中又以小说最富于生命力。这些通俗 文学借助日益廉价的印刷出版这个媒体，渗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从以上各方面看来，明代中叶的确是一个文学新时代的开端。 从明嘉靖初到鸦片战争是近古期的第一段。明清易代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特 别是对那些汉族士人的震动极其强烈，但清代初期和中期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沿袭 着明代中叶以来的趋势，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在近古期第一段，文学集团和派 别的大量涌现以及它们之间的论争，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在诗文方面有公安 派、竟陵派、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桐城派的主张和创作实践，在词的方面 有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主张和创作实践，甚至在戏曲方面也有以“ 临川派”和“吴江派”为主的两大群体的论争。在不同流派的相互激荡中，涌现 出一些杰出的作家，清诗、清词取得不可忽视的成就。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是戏曲、 小说方面的收获。汤显祖的《牡丹亭》、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 共同达到传奇的顶峰。近古期的第一段是白话长篇小说的丰收期，吴承恩的《西 游记》、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 是这个阶段的巅峰之作。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的一座高峰。 近古期的第二段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与明清易代相比，鸦片战争的炮声是 更大的一次震动。鸦片战争带来千古未有之变局，从此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 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文化开始涌入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而中国许多有识之士 在向西方寻求新的富国强兵之路的同时，也寻求到新的文学灵感，成为一代新的 作家，龚自珍、黄遵宪、梁启超便是这批新人的代表。与社会的变化相适应，文 学创作也发生了变化。救亡图存的意识和求新变于异邦的观念，成为文学的基调。 文学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文学被视为社会改良的工具，在国民中最易产生影响的 小说的地位得到充分肯定。随着外国翻译作品的逐渐增多，文学的叙事技巧更新 了。报刊这种新的媒体出现了，一批新的报人兼而具有作家的身份，他们以报刊 传播其作品，写作方法也因适应报刊这种形式的需要而有所变化。在古文领域内 出现了通俗化的报刊文体，在诗歌领域里提出了“我手写我口”这样的口号。 近古期的终结，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终结，我们仍然划定在“五四”运动 爆发的1919年。这是因为“五四”作为一次新文化运动，不仅在社会史上开 启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在文学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在“五四”运动之前虽 然出现了一些带有新思想与新风格的作家，但那仍然属于古典文学的范畴。“五 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那批作家才有了质的变化。我们既注意19世纪末以来文 坛发生的渐变，更注重“五四”这个大的开阖。“五四”阖上了中国数千年古典 文学的门，同时打开了文学的一片崭新天地。 最后要说明的是，三古七段说虽然打破了朝代分期，但我们仍然认为，朝代 分期在目前的文学史教学和研究中符合长期以来的习惯，更便于操作。而且，朝 代的更换有时也确实给文学带来了兴衰变化，汉之盛在赋，唐之盛在诗，宋之盛 在词，元之盛在曲，上文已经涉及。再以唐、宋两代诗文的创作而论，随着本朝 之内时间的推移，都有一个从渐盛到极盛再到渐衰的发展过程。其中似乎存在着 与朝代兴衰有关的某种原因，值得我们注意。因此，朝代分期自有其不可完全替 代的理由。三古七段是我们处理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我们仍然 愿意保留朝代分期（如本书四卷、九编的划分），作为另一种视角，并将二者结 合起来，使之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这就是说，我们主张用双视角来处理中国文学 史的分期问题。因此，三古七段说更全面的表述是：三古七段双视角。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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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文学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大学 ，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武汉大学 的文学都比较好，至于研究方向，这具话语比较长：1903年出版的日本松本君平的《新闻学》。研究的领域则由报纸的性质、作用、功能等宏观问题，向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体裁、编辑和广告等业务工作方面扩展。西方的客观报道学说和新闻写作方面的新闻导语、“倒金字塔” （新闻结构 ）、新闻要素等知识，也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关于报纸作用的观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过去把报纸当成是皇帝通民隐、达下情的工具的思想统治着大批知识分子的头脑，21世纪已经把“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看作是报纸的天职了。1918年10月，出现了中国第1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不久，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纷纷设立新闻系，成立新闻学会，这对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是一重大推动。中国人自撰的新闻学著作相继出版，有代表性的是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中国人的新闻学论著，其基本理论和思想虽多来自西方，但根据该国情况和作者自己的经验作了新的阐发。新闻自由、新闻价值和客观报道诸学说，一时成为流行的研究论题。《中国报学史》是中国出版的第 1部系统叙述中国报刊历史的专著，戈公振成为中国新闻事业史这门学科的奠基人。中国共产党从建党时起，一直十分重视运用报刊进行革命斗争。早期由于紧张的革命活动，中共党报工作者还来不及开展新闻学研究，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形成了初步的无产阶级的党报观念，即确认中国共产党报刊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舆论工具，是指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手段，党报宣传应当遵循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等。同时，还批判了报纸是“公共舆论机关”和抽象的新闻自由等思想观点。抗日战争前10年，是新闻学研究颇为活跃的时期，所出版的各类新闻学著作约有一百数十种之多。这期间，新闻学研究出现了重大分化。在国民党统治区，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是多数新闻学者所奉行的原则，中国国民党报人则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党报学说，创设所谓三民主义新闻理论，并提出“新闻一元主义”，以适应新闻统制政策的需要。1931年，中国左翼新闻工作者在上海成立“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宣称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理论之阐扬，并创办了新闻学刊物《集纳批判》。这是中国进步新闻工作者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所作的最早尝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党报工作者也曾以列宁的办报思想为指导，对无产阶级党报原则进行了探讨。自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至1949年9月，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新闻学著作超过百种，其思想理论体系仍是前一阶段研究倾向的继续。在周恩来领导下，1938年由范长江等人在武汉成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新闻学研究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当时由于国际联系的加强，评介西方新闻事业的译著一时增多。美国新闻自由研究委员会的《一个自由与负责的报纸》一书于1947年出版，次年中国报刊发表专文介绍，从此西方的“报刊的社会责任论”在中国开始传播。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迁往台北，台湾省出版的新闻学著作，50年代较少，60年代以来累计出版 500多种，其中大众传播学著作占较大比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学研究，在1942年延安整风中有重大发展。这次整风在新闻理论战线上的一个突出收获，就是清算了“左”的和右的思想影响，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新闻学研究工作的生动结合。自1942年2月起，延安《解放日报》（延安）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和文章，其中包括胡乔木的《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和博古的《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等文。这些文章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报纸的党性原则，强调党报要忠实于党的路线和政策，要反映人民的活动和意见、与人民大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阐明了新闻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科学新闻观；文章还批判了“无冕之王”、“有闻必录”、“技术第一、新闻第二”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通过这次整风，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获得全面发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党报学说由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8年毛泽东作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随后刘少奇作了《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这些谈话总结了延安整风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经验。在这两个纲领性文献的指引下，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得到新的发展，为迎接党在新时期的新闻事业进行了准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国家很快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如何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延安整风以来所形成的党报学说，是新闻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党的新闻事业如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何发挥经济建设宣传的作用，如何加强新闻的指导性、思想性，如何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等问题又被提出来，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研究工作未能充分展开。当时积极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的理论与经验，一批苏联新闻学著作被翻译出版，大学新闻系广泛采用苏联教材，中央级新闻单位相继派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学习。所有这些，对丰富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思想内容，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于1956年 4月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接着刘少奇于同年5、6月间对部分新闻工作人员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报告和讲话，对克服新闻实践和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片面性、公式化等缺点，都具有指导意义。1956年 4月，中共中央为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而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新闻学的研究日趋活跃。这时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环绕在新形势下党如何办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展开的。1956年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积极进行了新闻改革。当时的新闻学研究工作和广泛进行的新闻改革，起了相互推进的作用。由于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新闻学研究有了更大规模的开展，不仅有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参加，还有成千上万的积极分子、通讯员以及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人、党的宣传工作者参加。许多新闻单位还出版了定期或不定期的新闻专业刊物，新闻理论战线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1957年发生了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特别是其后连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新闻事业受到了严重摧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17 年的新闻工作成就和理论研究成果被全部否定，还提出了新闻媒介是所谓“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工具”等谬论，影响恶劣。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新闻事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各地和许多新闻单位相继成立了新闻学术团体和新闻研究机构，高等院校设立的新闻院、系和专业逾50个，新闻学的研究十分活跃。新闻学研究在清除林彪、“四人帮”反动新闻观点和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对新时期一些重大的新闻理论问题，如新闻事业的性质与作用、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与人民性、新闻真实性、新闻指导性、新闻传播与宣传的关系、新闻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对待西方传播学的态度等，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获得大面积的丰收。仅10年间，出版的新闻学著作达数百种，发表的文章数以万计，发行的新闻期刊遍及全国，与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和世界各国的新闻学术交流日趋频繁，这是中国历史上新闻学研究最为兴旺的时期。可是，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新闻学研究也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提出了人民性高于党性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否定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中共第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新闻界已在冷静反思，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国新闻界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体会最深的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毫不动摇地遵循中国共产党数十年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制定的关于中国新闻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这就是：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反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其实质就是要否定和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必须坚持发挥充当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的作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必须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反映社会生活的主流，鼓舞人民锐意进取，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舆论环境；必须坚持只要在国际上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根本对立，在国内一定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新闻自由就不能不带有阶级性，并不存在绝对的毫无限制的“新闻自由”的观点；必须坚持真实性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真实、准确地反映生活；必须坚持舆论阵地牢牢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因为领导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这些基本原则的正确性已为实际生活所充分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在一个生产力比较不发达的大国中建立和发展的，它的历史还不长。它的新闻学是在不断认真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前进，新闻学研究工作的一个更加充实、更加健康发展的新时期即将到来。这些能对你有帮助
你具体想问什么呢？可以说具体点不?
《中国报学史》，研究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开山名作，1927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报业形成一定规模并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中产生巨大影响时，也就具备了发展成为一门学问的前提条件
上面说不能说的就不说（基本上就是这样；这里说指的是出版哈）
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有关历史的学术论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论叙述的历史
【摘 要】本文旨在，通过对历史学定义与目的的思考，探讨史学发展的沿革，并藉此探索史学辉煌与沉寂的内在原因。同时通过思索目前国学热与全民读史热潮的内在动因，探索如何兼顾史学的科学性与扩大学科的群众基础等问题。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创新是其发展不竭的动力。叙述历史无疑是增加史学群众基础的不二选择，史学平民化是一个趋势。如何兼顾叙述的历史和考证的历史，处理历史的科学性与艺术性，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历史;历史学;叙述史学;史学理论;后现代
一、历史学的定义与叙述史的关系
1、历史学与叙述史学的关系。关于历史的定义不同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理解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感悟，这些感悟或与时代相关或与治史准则相联系。而几乎所有关于历史的定义无不关注到了历史的叙事这一价值。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i而杜维运先生也有过类似的叙述“一般来讲，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简言之为往事)，或者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往事的记录)。” ii关于这一问题西方也有类似的认定，影响西方史学界数百年的兰克学派创始人兰克，在《拉丁民族日耳曼民族史》一书中提到，“人们一向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批判过去，为将来利益正时代，我不主张这样，我真正希望记录过去的事情”。中西史学家何以对此有着类似的认识，我认为基于历史以下几个特点。从历史的本身来看历史是有事实的构成，事实的确认，事实的表达，三方面组成。而事实的构成是其基础。而历史的本身，其实就是过去的事。是过去事物活动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由于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实即使存在，对现在、对今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历史实在或“客体”，而是对“客体”的解释和叙述，认为历史的意义取决于对历史的解释，而历史解释不能不依托于历史叙事。是故叙述清楚史实是历史学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后现代主义从历史的艺术层面强调叙述的重视，这点与我国传统的文史不分家不谋而合。叙述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我们理应重视。
二、从史学的文学性谈叙述的史和民间述史
1、从史学的文学性谈叙述的历史。文学从定义上是一种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从定义上相比，貌似同史学不甚相及。但两者似确有相互渗透的地方。有句话叫做文史不分家，我们中国传统的历史著述总是和文学难分彼此，例如被鲁迅誉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至今都以期文字优美，叙事丰满，受到文史学界的重视，后世之史书纷纷仿其体例，让一个个冰冷的人物，跃然于纸上，仿佛重现了历史的场景一般，这样类似文学的描述赋予了历史灵与肉。这一点使其成为吸引大众，最受群众欢迎的学科之一。同时，文学作品也具备其史料价值，章学诚说过“五经皆史”陈寅恪先生发明了“以诗证史”的方法，而如今历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更是大大扩展。文学作品成为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西方19世纪上半叶风行一时的浪漫主义史学也强调了历史同文学的密切关系。法国浪漫主义史学家巴兰特说：“我一直设法使历史小说从历史中汲取的兴味再回到历史中去，首先，历史必须是准确的，但我想它同时也可以是逼真而有生气的”iii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许多思想滥觞于浪漫主义史学之中。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史学著作对历史的再现是艺术的再现，通过叙述，使史实变为故事，史学是叙事艺术中的一种形式，史学应当为史学与艺术之统一。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的有些观点有失偏颇，但我们也应真实的予以思考，从而推动史学的进步。比较激进的说法来自新历史主义史学家海登怀特，他认为将叙事作为历史学思考的重心，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叙述之外把握历史，而叙述中对结构形式的选择有不同的情节效果。
2、从史学的文学性谈民间述史。近几年来，我国大地上掀起了一阵学习国学，复兴传统文化的浪潮。而历史学作为国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国民的青睐。史学普及读物高居图书销售的前列，畅销书专栏长期被通俗说史类读物所占据。沉寂多年的历史仿佛一夜之间苏醒过来，并迸发出了惊人的生机和活力。这无疑是值得欣喜的一件事。体现了国民素质的增高下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国学如今何以如此之热，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我国经济的发展。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渴望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其次是学界的繁荣和对文化的努力推广。以及多媒体信息化时代下文化传播的新途径等等。
三、历史通俗写作的前世今生
老辈历史学家其实早已开始了历史通俗写作和叙述历史的尝试。最早的通俗讲史的大家可能算是旅美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了，1944年9月黎东方先生在陪都重庆开创收费讲历史的形式，受到了听众的一致好评。黎先生讲史生动形象，却又不虚构任何以人物与事件。林语堂先生得知此事后说要将“幽默大师”的名衔转送给黎东方。在先生写完《细说清朝》一书后，胡适先生鼓励他把历朝历代都讲一遍，先生笔耕不掇，陆续写出了《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和《细说民国》。1998年先生逝世后，出版社约请几位著名历史教授补齐了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和宋朝。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也重视历史的通俗解读。先生撰写的《苏秦张仪》、《关岳合传》、《中国地理大势》、《三国史话》。雅俗共赏，通俗易懂。深受读者好评。四部书现在以《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如今，由于多媒体的传播。更是有很多专家学者参与到普及历史，叙述历史中来。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拳头节目百家讲坛，搭建起专家学者同群众的一个桥梁，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将许多晦涩知识传播于民众之中，深受观众好评。出版的著作更是数不胜数。这些都是值得欣喜的尝试。
结 语
史学平民化和全民读史是大势所趋，对历史学的发展也是一个利好。从传统叙述史学和史学的文学性看也符合传统述史的传统，老派学者亦有诸多成功的尝试。人民的选择才是应有的改变。如果能抓住这一趋势，相信一定能够迎来史学的又一个春天。我们希望那一天的尽快到来。让历史学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注释：
i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12.
ii杜维运.史学方法论》，21页，台湾，1981。转引自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页。
iii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M].商务印书馆，1992：12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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