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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你可以论官渡和赤壁,曹植可以以7步诗来论当今竞争社会的现状
曹植是著名的诗人，也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描写曹植的作文，欢迎大家的阅读。
风流倜傥，行在路中，携一壶酒，挥一支毫墨，七步成诗的你，早已看透官场的昏暗，别人说你自恃清高，可我却说，你那是醉中的文华。
世人都说你狂傲，可是，身为爱酒之人，多多少少会有些痴，可你那种痴，则是令天下人敬服的，你的才华，你的无畏，曾让所少人钦佩，今日，让我重读三国，领略你痴情的美。
有些事，是等经历了之后，才会懂得。
身为权贵之子的你，身上自有平常人没有的气魄，你敢在曹操考验之时公然相助，你也敢在身负罪之时，纵然公开违抗魏王曹丕的命令，你可以大胆的说，”先王本欲立吾为世子，为谗言所阻。”这样直言不讳，你也敢当着曹丕的面现场作诗。
这都只因一个原因，因为你学富五车，才高八斗。
面对曹丕出的偏难怪题：墙上有两头牛，两头牛在枯墙之下相斗，最后有一头牛斗死井下，而曹丕却出题：令限七步内作诗一首，可其中却不可以出现”牛的字样”，却要将整个故事复述出来，七步后，你的诗已成，”两肉齐道行，头上戴横骨。行至凼土头。峍起相唐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其中所带的`兄弟中的情谊与现在的敌意，让曹丕及群臣惊呆了。
可他仍不满足，决意要把你置于死地，逼你以兄弟命题，却不能出现兄弟字样，于是，你不加思索，流传下了千古名诗：七步诗，其中包含的种种兄弟情谊，让在座的每一位都泪流满面。
可你还是被贬了，只因为曹丕要拿你作为工具，以封天下文人之口。
你身居陋室，却丝毫没有半点遗憾，你被贬出都城可并没有半点伤感，你只有自己的一壶酒，相伴到永远。
也许，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一场劫难，你的文华也许不会为天下人所知。
有些事情，只有经历了，才能被发掘，被闻名。
历史上醇香悠远的曹植七步成诗的故事。曹植在文学上的成就极高，他的的确确配得上谢灵运"才高八斗"的评价，他青年时期的诗，多以宴饮游乐为主要内容，后来创作的诗文则以抒忧发愤为主，最着名的有《洛神赋》、《赠白马王彪》、《求自实表》等。曹植，字子建。他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他把五言体诗歌推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峰。着名诗人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今天下共分一斗"。如此也可看出他的才华。
曹植是曹操的第三子，小时侯随军奔波，直到13岁才在邺城安定下来。此后他与当时着名文学家王粲、徐擀，沉琳、刘桢等人写诗作赋，名声很快就传播开了。在曹操的几个儿子中，曹植是最有才华的，曹操也因此想"废长立幼"，立曹植为太子。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曹植常常因好酒、任性而误事，出了不少差错。使得曹操无法接受，对曹植很是失望。但是他的哥哥曹丕善于察言观色，笼络人心，终于被立为王太子。曹丕即位以后，开始整治当初的对手，曹植是首当其冲的一个。他几次想加罪于曹植。
一次，曹丕刁难曹植在七步内做一首诗，不然，将被治罪，曹植踱步成句，流下千古名句：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可以帮你写，当然也可以你自己发挥1.收集整理论文所需材料方法与技巧1．1 需广泛地搜集、阅读大量书籍1）能够反映研究对象本身各种具体特征的专题材料2）作出明确方向和思想指导的理论准备3）别人对于这一问题已经发表过的意见1．2 认真地整理、辨析1）制成文献、资料的目录索引。可以利用有关的现成材料（图书馆、资料室的目录卡片和报刊索引等），根据自己的选题加以编写。2）剪报、札记、文摘卡。这一类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必须力求眉目清楚。一要详细注明每则资料的作者、篇名、出处、发表日期，二要有细致合理的分类。3）大事记、年谱或著译年表。通过这一类材料的编写，可以加强对于研究对象的总体印象，有助于在胸有全局的基础上深化对于某一专题、某一侧面的研究。2 论文内容写作的方法与技巧2．1 论文的结构2．2 提纲的作用2．3 要有正确而多样的研究、分析方法1）哲学的方法2）历史的方法3）逻辑的方法4）假说的方法2．4 引用材料的方式1）完整引用。照录原文一句或一段话，不能任意删削或添加别的内容。前后要加引号。如果引文单独成一段，每行均比其它文字往后空两格。2）概括引用。用作者自己的语言将引文的原意转述出来。前后无须加引号，也不用其它格式或符号加以突出。3）分析引用。将引文的内容拆散、打碎，和论文作者自己的阐述分析文字自然地糅合在一起。这样可以避免由于单独的引文太多而使文章显得累赘或影响风格的统一。希望可以帮助你，满意请采纳！
浅析曹丕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探因论文关键词：曹操曹丕曹植文学思想乐府 论文摘要：曹氏父子创作了大量乐府诗，并且注重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这反映了长期以来在经学束缚下文人思想的大解放。曹氏父子的身份地位和皇室生活的经历，对他们文学思想之形成有重要作用。曹氏父子均爱好乐府诗，并且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歌。曹丕提出了著名的“文气说”，提出了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应持有的正确态度。他认为作家专才多，通才少。他论述了文章在国家政治生活在的作用，并对当时的文体进行了总结。 东汉末年，人们逐渐从经学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正统观念开始淡化，思想活跃，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核心。曹丕擅长作乐府诗歌，所作《燕歌行》2首在七言诗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建安后期，陈琳、王粲等文人为曹操所网罗，曹丕、曹植兄弟与之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与吴质书》)，在文学史上传为佳话。曹丕的文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典论·论文》中。 一、乐府情结 曹丕登上皇帝宝座后，即对当时的“汉乐”进行了大量改制，对此，《宋书》记载： 文帝黄初二年，改汉《巴渝舞》日《昭武舞》，改宗庙《安世乐》日《正世乐》，《嘉至乐》日《迎灵乐》《武德乐》日《武颂乐》，《昭容乐》日《昭业乐》，《云翘舞》曰《凤翔舞》，《育命舞》曰《灵应舞》，《武德舞》日《武颂舞》，《文始舞》日《大韶舞》，《五行舞》日《五颂舞》，《文始舞》日《大韶舞》，《五行舞》日 《大武舞》。其众哥诗，多即前代之旧，唯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诗》而已。 这则文献不仅记载了曹丕诏令改制“汉乐”的具体内容而且对王粲奉命作“哥诗”(登哥)的情况也进行了披露。在东汉建安与曹魏黄初时期，文人创作乐府诗是有条件限制的。而曹丕平时所接触之乐皆为朝庭之乐的便利条件，为曹丕创作乐府诗提供了最大的便利与可靠的保证。除了出征打仗外，曹氏父子三人大都生活于相府与宫室，终日投壶燕射，如云的乐工歌女，构成了其创作乐府诗的一架温床。 曹丕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乐府诗集》收录了22首。对于这位皇帝文学家，史书虽然记载了其“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的天资聪敏，但他从小却是以贵公子的身份周旋于声色犬马之中的，并于18岁时娶甄氏为妻，之后就基本上在邺都的安乐窝里生活。这时的曹丕，于游乐宴游、倚翠偎红、斗鸡走马而言，几乎是无所不为，所以，即位前曹丕的诗赋等作品，主要述写的就是这种贵公子生活，其中又以游宴、两性相思最具典型性。诗与赋这两类文学样式，虽然均可对声色酒乐的享受生活作如实记录，但却不能配乐以唱，于是，属于韵文学范畴的乐府诗就自然成为了曹丕的首选。曹丕热衷于乐府诗的创作，不是因为乐府诗的繁荣与发展，而是因其享乐生活的需要。 二、“文气说” 曹丕论作者时，有一显著特点即“以气”论文。例如，他称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公干有逸气，但未道耳”，又评王粲“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典论·论文》又总论文与气的关系：“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文气说”，就是从《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开始的。罗宗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写道：“文气说的提出，从理论上标志着我国文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着眼于文学的外部联系转向了着眼于文学的内部规律、着眼于文学的特质。文气说的提出，标志着文学理论批评自觉时代的开始。”他充分肯定了曹丕提出“文气说”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曹丕论作家的“气”，主要指作者的个性气质而言。他认为，个性气质来自自然禀赋，“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又认为，自然禀赋的不同气质，可以分为清与浊两大类。“凡万物生于天地之间，有美有恶。物何故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浊气之所施也”(《全晋文》卷五十四》)。清浊之分，是指气质之优劣，并不是指气质情性的不同特点。作家的气，主要是指气质情性，这正反映了经学束缚解除之后，处于变动不居中的思想领域普遍重视自我的倾向。重视体气、重视个性、重视感情气质等，都是重视自我的表现。气，在作者为气质情性，反映到文章中来，就是指一种表现出个性特征的感情气势、感情力量，是反映到文章中来的生命力。“文以气为主”，就是以感情气势、感情力量为主。不过，这种感情气势、感情力量由于作者气质情性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格调、不同的个性特征罢了。 《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用“气”评论作家与汉末三国时期以“气”称述人的气质、才能的风气有关，兹举数例以说明之： 申屠蟠禀气玄妙，性敏心通。(《后汉书·申屠蟠传》载蔡邕语) (魏元丕)禀乾气之纯懿。(佚名《凉州刺史魏元丕碑》) (徐干)含元休之清明之气，持造化英哲之性。(佚名《(中论>序》) 周成王体上圣之休气。(曾丕《周成汉昭论》) (孙究)气志体懿。(孙权《诏孙虑假节开府治半州》) 以上诸例所谓玄妙之气、纯懿之气、精明之气、休气、 休懿之气等，都用以称道人物纯正美好的品格和高度的智慧等。 霍光怀沉勇之气。(嵇康《明胆论》) (毋丘兴)志气忠烈，临难不顾。(张既《表毋丘兴》) (龚德绪、王义疆)志壮气刚。(杨戏《季汉辅臣赞》) (徐邈)才博气猛。(《三国志·魏书·徐邈传》) 以上诸例所谓沉勇之气、忠烈之气、坚刚之气、猛气等都用以称道人物坚定果敢的品质、性格。这些材料说明在汉末三国时代，用“气”来解释人的品格、气质、才能、生理等已经相当普遍了。在曹丕所处的时代，人们已经开始用“气”来品评人物、说明与文有关的乐和言辞。正所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身。…‘乐气”、“气盛”都是以气言乐。郑玄还认为，不同的乐歌便有不同的气，它们各自适合于不同性质的听者。《乐记》载：“子赣见师乙而问焉，日：‘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郑注：“声歌各宜，气顺性也。”东汉边让《章华台赋》有“音气发于丝竹之”之语。曹丕也曾用“清气”一语称赞乐声、歌声的美妙，其《善哉行》云：“长笛吐清气。”又云：“有美一人……善为乐方。哀弦微妙，清气含芳。”曹植《赠丁仪》：“秦筝发西声。…‘气”兼指秦地人民之“声”和乐声之“气”。之所以以“气”言乐，大约是因为乐与律的关系极为密切。奏乐须用律管调整音声，使之和谐。而古人认为十二律与天地阴阳之气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古代诗、歌、舞往往合为一体，因此所谓“乐气”，就是诗、乐、舞三者的统一。 以“气”形容言辞的如《三国志·吴书·张雇诸葛步传》载，周昭称张承“每升朝堂，循礼而动，辞气謇謇，罔不惟忠”，又称张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同书《藏洪传》说藏洪盟誓“辞气慷慨，涕泣横下”。这些例子中“甚隘”、“鄙俗”、“謇謇”、“壮厉”、“慷慨”等都是形容言辞给听者留下的一种总的印象，这印象是由所说的内容和说话人的语气、态度等共同造成的。与“辞气”相近的还有“声气”一语。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称张衡“气声气芬芳”，是指其谈吐优雅。孔融称祢衡“飞辩聘辞，溢气忿涌”，是说谈论时滔滔不绝，应对不穷，有才智横溢、所向无敌之气概。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之下，曹丕又进而以“气”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并且以“气”评论作家。人们用“气”评论人物、说明乐与言辞时，其内容都较宽泛，是对人的一种总体印象而言的。曹丕所说的“气”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某个作家的创作风格十分接近，是指一个作家由于体气和环境的不同所形成的风格特色。 三、“通才”论 《典论·论文》对于作家的评价日： 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文章的体裁不一样，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和要求，除了“通才”，一般作者各有其擅长与不擅长之处。而他们总是以己之所长，轻视人之所短。曹丕在论某个作家时，也常指出他们的优缺点及他们各自所擅长的文体。这种批评方法，与东汉以来盛行的人物品藻有相似的地方。应璩《百一诗》说“人材不能备，各有偏短长”，就是这种理论的内容之一。王充在《论衡·书解》中曰：“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刘邵撰《人物志》也反复强调此点，他系统深入地研讨人物的才性的鉴别使用，在《九徵》篇中，他广泛地分析了各种性格的长处和短处，如：“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柔顺安恕，美在宽容，失在少决。…‘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论辩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等。他将此种理论应用于政治领域，指出：“材能既殊，任政亦异。”人君的责任便是适当地使用那些偏材。曹操屡下取士无废偏短之令，所谓“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正是当时那种人才理论的实际运用。而《典论·论文_》、《与吴质书》指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则可以看作是此种理论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反映。曹丕曾写过《士品》一书，就充分说明了他受当时人物品评风气之影响，并且把这种品评的风气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来。他对于当时人才偏至的现象十分明了。所以他说：“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他反对在文学批评上“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反对“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是比较公正和客观的态度。 四、文体论 《典论·论文》在论及文体时是这样说的：“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自东汉以来，各种文体得到了蓬勃发展，其中奏议之类公文的写作，是随着封建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而日益发达的。东汉时期还曾把考试章奏作为选举官吏的一项内容。安帝时胡广举孝廉至洛阳，试以章奏，为天下第一。应劭曾撰《汉朝议驳》三十卷，陈寿撰有《汉名臣奏事》三十卷(均见《隋书·经籍志》)，是有汉一代奏议的结集。曹丕认为此类经常用于朝廷军国大事的公文，其语言风格应该典雅。 东汉时期，社会上流传着两种风气。一是文士写作子书和论说文的风气，一是清谈高议、互相辩论的风气，这两种风气互相影响。扬雄仿《易》而作《太玄》、仿《论语》而作《法言》后，子书作者蜂起。桓谭《新论》、王充《论衡》、崔寰《政论)、应劭《风俗通》、哿晚《申鉴》、徐干《中论》、仲长统《昌言》、王符《潜夫论》等都是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创作出来的。东汉末年以来的文人好辩论的风气，也深深影响了建安文人，当时，为表现自己的才能，文人们往往一见面就滔滔不绝，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地谈论，如曹植有四言诗云：“高谈虚论，问彼道原。”(曹植《四言诗》)便反映了这一时期风气。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士子们写作书论的风气也很是盛行，曹丕认为“书论宜理”就是针对这一种风气而提出来的，这是对当时人们对于书论写作要求的高度概括。刘劭的《人物志·材理》将当时人们经常讨论的议题加以归纳，对于论者的性格差异进行了分析，他说：“夫辩有理胜，有辞胜。理胜者正白黑以广论，释微妙而通之。辞胜者破正理以求异，求异则正失矣。”又说：“善喻者以一言明数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善难者务释事本，不善难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则辞构矣。”刘劭这些话指出论辩当以理为主，不应仅以言辞求胜，不然就会枝蔓诡异，虽然主要是针对谈论而说的，但与写作书论的道理是相通的，曹丕提出“书论宜理”之主张，或许就是受这段话的启发。 碑诔之作至东汉大盛，当时出现了擅长作碑文的大家蔡邕。作碑铭之风既盛，谀墓之作也就大量涌现，蔡邕就曾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许多碑铭都是称颂死者的溢美之辞，这种风气与送葬的奢靡陋习结合在一起，被一些人认为是败坏风俗之举。据《宋书·礼志》记载，建安十年曹操曾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的“铭诔尚实”之说，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含有憎恶碑铭失实之意。它是对此类作品内容方面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是要求作品应具有朴实而不求华辞的风格。 自东汉后期以来，人们作五言诗的风气日盛、诗歌语言日趋华丽，相对于《诗经》较为质朴的风格而言，当时五言诗从民间进入文人创作领域后，逐步趋于讲究词藻，追求华丽。曹丕、曹植的创作就体现了这一风尚。《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说法反映了当时人的看法。 五、文章的价值和作用论 《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把各种文章称为“经国之大业”，充分肯定了文章在国家制度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在古代，各种应用性文章，如诏、策、章、表、奏、议等文体使用都非常频繁。盟誓为外交场合使用；檄文系战争时期所用；赋、颂用以褒赞功德，赋还可用于讽谏；某些重要人物逝世，文人们竞相作诔，甚至“连珠”之类杂文体，也经常被使用。每当封禅的时候，文人们也是竞相创作诗赋，这充分说明文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难怪曹丕称文章为“经国之大业”。 从文章创作对个人的作用来说，它又是“不朽之盛事”。除《典论·论文》所引相关文字之外，《与王朗书》亦云：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 他编撰自己的《典论》和诗赋，并且抄写赠与孙权、张昭。春秋时即有立言不朽之说。自扬雄以后，著书以求不朽的风气相当普遍，只不过大多数是那些地位不高，政治上不甚得意的文士，藉著书以求不朽。曹丕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为了表现自己的文才，也欲通过著书以求不朽，这是相当可贵的。他创作了表现真情实感的赋作如《离居》、《感离》、《永思》、《出妇》、《悼夭》、《寡妇》、《感物》、《哀己》，咏物者如《弹棋》、《迷迭》、《玛瑙勒》、《车渠》、《槐》、《柳》、《茑》，共占一半以上，另有一些叙行旅或者赋登临的赋大多属于抒情小赋，较少政治意义，更多的是抒发自己心中的真实情感，写自己日常生活和情感。 综上所述，曹丕在建安文坛上具有重要地位，他重视乐府诗歌的创作，他在乐府诗中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这与他的宫庭生活有关。当时的社会现实，促使他关注社会民生，写出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他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文学思想观点，如“文气说”的提出和对文章作用的高度评价，表现出他卓越的文学创作才能和独特的文学思想，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写上了重重的一笔，对后世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曹植对五言诗的发展创新有语言形象性增强、层次审美取向定型、手法多样，有机融合。
曹植常以植物作为比喻象征物。在《赠白马王彪》中，” 转蓬”象征在外漂泊的游子征，以”浮萍”象征身世飘零、无依无靠的愁妇。虽咏征夫愁妇的悲叹，却暗喻自己漂泊在外的身世，寄寓自己怀才不遇的忧愤，引人以丰富深刻的想象。
尤其《弃妇诗》，诗人悲歌绝唱道： “石榴植前庭，绿叶摇缥青。丹华灼烈烈，璀采有光荣。光荣晔流离，可以处淑灵。有鸟飞来集，拊翼以悲鸣。悲鸣夫何为？丹华实不成。”
通篇咏石榴，但深刻丰富的意蕴无不见于言外：美丽的石榴花可喻美女秀色可餐的容颜，石榴华而不实不就象征美女因无子而遭遗弃的悲惨命运？再进一步探究：个人的遭遇，世事的艰辛，人生的思考，情感的悲慨无不寓于其中。
由此可见，曹植笔下的人、事、物、景等的描绘，不在其本身而在其所负载的人生 意义，诗人对自己、对民族、乃至人类命运的思考和担忧。这也就是古代文论中所谓的审美意象。
曹植对五言诗的影响：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九十余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
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曹操改造了五言乐府，首开慷慨悲壮的五言诗风，曹丕增强了五言诗的抒情性，促进了五言诗华丽风格的形成，曹植巩固了五言诗的地位，创造了诸多五言诗的体类，对后世专类诗的出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首先，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
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
他现存诗歌九十余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华美见长，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为宋人所编。
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文学批评家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并在《诗品》中把他列为品第最高的诗人。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曹植
On the Differences of Dietary Culture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命运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 ——《雷雨》的悲剧性分析 摘要：过去评论界和多数读者都把《雷雨》归为社会悲剧一类，归结于周朴园这类资本家对鲁侍萍这类下层 人物的始乱终弃；从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的不平等，而忽略了曹禺一直想显示的另一层意义的悲剧——命运的 悲剧。本文就命运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尤其是从命运的悲剧的角度谈谈《雷雨》的悲剧性。 关键词：戏剧；命运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悲剧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鲁迅 [1] 每次读《雷雨》，都不免要扼腕叹息一番，这样一 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形象，无论可憎或 可叹，都无一例外地走向了毁灭，这究竟是谁的罪过？ 是黑暗的社会现实，还是人类无法逃脱的命运？ 曹禺是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雷雨》虽然 是曹禺的处女作，却一鸣惊人，一发表便震动了当时的 文坛,成为中国话剧的顶峰之作，由此奠定了曹禺在中国 话剧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这当然是和曹禺丰富的人生 体验和深厚的艺术戏剧修养分不开的，曹禺出生于天津 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父亲是一个留过学的旧官僚，他 的家庭和《雷雨》中的周家有点相像，曹禺出生三天母 亲就病死了，母爱的缺乏使他在沉闷阴冷的家庭里更感 孤独，常常对人生、命运产生种种迷茫。从小深受中国 传统戏曲熏陶的曹禺长大后又接受了西方戏剧家的作 品。终于，1931年，曹禺还在上大学时，就写出了《雷 雨》，但《雷雨》的酝酿却用了五年的时间。接着，曹禺 又创作了《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作品。曹禺的 作品多以日常生活为素材，截取生活的一个片段，以小 见大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作者在《雷雨》剧本的序言 中说：“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正 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诽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2] 这句话道出了他的创作动机，“情感的汹涌的流”蕴涵了 对现实的批判，也蕴涵了对命运的质疑，毫无疑问它是 一部真正的悲剧，有价值的东西全被毁灭，所有的人物 死的死，逃的逃，疯的疯，《雷雨》揭示了双重的悲剧色 彩——命运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过去的大多数评论往 往把这个家庭悲剧的根源归结为社会，归结于周朴园这 类资本家对鲁侍萍这类下层人物的始乱终弃；从而把批 判的矛头指向社会的不平等，指向周朴园这类冷酷、虚 伪、自私的资本家，而忽略了曹禺一直想显示的另一层 意义的悲剧——命运的悲剧。所谓“命运悲剧”，主要内 容是人的意志同命运的对抗，其结局则是人无法逃脱命 运的罗网而归于毁灭。 曹禺在《雷雨序》里提到：“《雷雨》所显示的， 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 冷’。（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和周冲的遭遇最足以代 表，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咎）。如若读者肯细心体会 这番心意，这篇戏虽然有时为几段较紧张的场面或一两 个性格吸引了注意，但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 点隐秘——这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冷’和‘冷酷’。在这 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主宰希伯 来的先知们赞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 运’，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直截了当地 叫它为‘自然的法则’。” [2] 曹禺在1981年7月28日接受访谈时又提到：“我 在构思中，就有一种向往，不知是什么原因，交响乐总 是在耳边响着，它那种层层展开，反复重叠，螺旋上升， 不断深入升华的构架，似乎对我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
谈谈曹禺《雷雨》中的西方悲剧影响论文如下：
古希腊悲剧对罗马戏剧和后世欧洲戏剧有着深远影响。它不仅影响着各国戏剧的发展，而且对我国现代话剧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雷雨》中周萍与繁漪的爱情故事可以在古希腊悲剧中找到原型。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希波吕托斯》，故事讲述了希波吕托斯拒绝了继母的爱情，从而导致继母自杀，自己因惹恼爱神而被流放至死的悲剧故事。曹禺深受西方多元化戏剧观念与美学思潮的影响。
他徜徉在希腊悲剧之中，埃斯库罗斯，索富克斯勒和欧里庇得斯这三大悲剧家的作品，使他倾倒。他未曾想到，两千多年前竟然会有这么伟大的杰作出现。在创作《雷雨》中，古希腊悲剧对于曹禺创作《雷雨》的渗透及其深刻，尤其体现在其“命运观”上。
如前所述，《雷雨》的创作是在西方多元化戏剧观念与美学思潮的影响下所创作出来的。因而，若将《雷雨》与中国传统戏剧相比，不难看出其对传统悲剧理论的反叛。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悲剧的悲剧性大多来自于反面人物与恶势力，亦或是矛盾冲突。
而《雷雨》则不同，其悲剧性在于命运的不可逆转与人的自由意志的斗争，采用富于巧合性安排的情节安排。这充分体现了古希腊悲剧的命运观。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模仿的不仅是一个完整的行动，而是能引发恐惧和怜悯的事件。
此类事情若是发生的出人意料，但仍能表明因果关系，那就最能取得上述效果。”这样的情节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人物渴望通过抗争改变自身命运，又无意间走向命运所引导着的道路。这种情节设置最能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也最能产生悲剧性。
雷雨第一幕中，曹禺借鲁贵与四凤的对话揭露了周公馆三十年前发生的故事。而第二幕中侍萍的到来，正式将故事拉开了剧幕。老旧家具的摆设；“以前那位太太”的照片；重蹈覆辙回到公馆做下人的四凤。
以及仿佛重演三十年前的悲剧一般，四凤与大少爷的暧昧关系，这一系列铺垫，采取戏剧性的手法，逐渐呈现出悲剧的面貌。而侍萍与周朴园的对质以及揭露四凤周萍同父异母的关系，则将全剧推向高潮。
曹禺作品系列女性形象,主要有三点: (1)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 (2)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 (3)具有牺牲精神,具有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的特点. 现在具体分析一下这三点.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她们自由的决定自己的生死与存留，同时主宰着故事发展的倾向。她们与男性虽然同处于“闭锁世界”里一员，但她们总是能勇敢的去抗争，不肯屈服于神秘的天道的捉弄。而男子却是自我麻醉：或如周萍一再的辗转于失衡的爱情，想凭借女性强悍的力量逃出“黑暗的深井”；或如仇虎在复仇与反复仇的梦魇里挣扎，逃不出象征心狱的“黑树林”；或如曾文清在一次次的自欺与欺人里彻底丧失了求生的欲望，而亲手去击碎自己那“生命的空壳”。女性在面临人生困境时不约而同的坚忍，赋予女性人物一种力的美感。和男性雷同，她们也被围困在任天道捉弄、揶揄、毁灭的境地中，但她们奋勇的抗争行为，在试图保护自己的同时还兼济他人。这使女性人物更增添不少人格与人性之美。相较之下，男人却变得不堪一击。 《雷雨》中的三个女性，从年龄上分属三代。步入老年的侍萍最撼动人心的，不是她被遗弃后艰辛然而不失尊严的生存努力，而是在她貌似柔顺、迟缓的面目后，仍藏有的强悍的与命运对抗的力量。在她知悉了周萍与四凤乱伦的恋情后，她悍然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让这一对全不知情的兄妹恋人远走高飞，自己独自承受可能会有的命运的惩罚。这里事实上曹禺已经赋予了侍萍一种决定其他人物命运走向的能力。假设情节顺此发展，可以构想的结局是：萍与四凤的结合；侍萍再次隐姓他乡，在余生里孤自面对内心道德感与伦理观的责问；周公馆里的男女主人继续着他们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的生活。这是情节发展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发展逻辑在当时，也许将会陷作者于巨大的社会道德批判之中（尽管我们可以从此线索中，嗅到一种诡异然而令人兴奋的气味，但这与伦理道德相悖的设想，显然毫无存活的希望）。破坏这一线索的不是貌似主宰者的周朴园，而是同为周公馆里被压迫者的繁漪。繁漪是剧中一切平衡的破坏者，她追求自己的继子的行为将所有剧中人逼入绝境。她的“追”的动作是故事发展的根本动力。我注意到在《雷雨》的文本中，曹禺曾将周萍比喻成“一茎弱草”，“草”的意象与西方谚语中的“the last straw”（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谋而合，暗示了作家将周萍视为女性争夺的一个道具，亦将女性置于剧作的中心与重心的地位。作家同时也赋予繁漪和侍萍以同等的决定故事走向的能力，作品末端情节的展开似乎就是这两位同样具有魔力的女性的角逐。在逃亡与死亡中曹禺选择的是后者，事实上，他的基点仍是在道德的冒险与伦理常规的服从中做出的。在作品的最后，周朴园以对宗教的皈依作为心灵的依托，而两位女主角却又再次同处于疯癫的状态之中，分居于小楼的两层。这种“疯癫”使她们无须面对社会和自身的道德追问，又能够暗藏起生命里潜存的巨大的破坏力；简言之，她们仍未因死亡、自身的病弱和老迈而丧失力量。我们可从尾声繁漪“发狂”的动作里体会到这一点。 《原野》里的两个女性焦母与花金子延续了《雷雨》中对女性形象的设定模式。《原野》讲述的是一个复仇与逃亡的故事。看似紧紧围绕着男主人公仇虎的系列动作展开，实则由女性角色把握着故事衍生的轴线。作品始发于仇虎的归来复仇，中间铺陈着一连串复仇的预备与实际操作的动作，其终结是复仇后逃亡的失败。然而，剧中无论是懦弱良善的焦大星、还是好勇斗狠的仇虎，都还是缺乏决定自身命运的力量。焦大星在剧中是婆媳二人角力的棋子，是仇虎欲向焦阎王夫妇复仇的工具，这一角色不但缺乏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能决定剧情的发展。而仇虎则是常常被误读的一个人物，他的火焰似的复仇形象与焦母寒冰般的反复仇形象，赋予剧作一种奇异的平衡色调。表面上看，整部作品是他与焦母各占上风的生死角逐，事实上，他也从来不是自我生存状态的主宰者。他的复仇是缘于被焦阎王迫害的家破人亡而不得不承担的家族使命，他在行动中处处感受到焦母招招置他于死地的毒辣阴狠而不得不见招拆招，他在复仇后终因走不出自己的心狱而选择了死亡，他其实纯属无情的“天道”又一个体面的牺牲品，而焦母则隐隐然是那个持屠刀献祭的人。剧中对仇虎形象的魁伟、雄健的刻画与对焦母形象的老迈、目盲恰成对比：洋溢着生命力的强悍个体的消亡反衬出女性形象内蕴中更汹涌澎湃的生机。同时，仇虎复仇动作的犹豫、慌乱与焦母反复仇动作的果断、从容在剧作中也得到了细致的刻画，这也说明了女性形象中蕴涵的主导地位。作品最后，复仇者仇虎死了，而他所有复仇动作的知情者、支持者、甚至参与者花金子，却胜利逃向“金子铺地”的地方。这是由于女性在面临生存困境时的坚忍使她成功，还是作家本身另有深意？ 曹禺剧作里女性形象的强悍、生机勃勃与男性形象的虚弱、苍白无力；我们在另外两部作品《日出》与《北京人》中同样可以见到。在这一先验的设定模式里，他总是赋予女性澎湃的生命激情，迸发出作品最打动人心和最具感召力的生命诗意。可是与此同时，又是以削弱男性形象的力度与深度为代价的。我们很难在曹禺作品中体验双峰对峙的快感，最多只是女性一骑绝尘的落寞和空洞。 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理性力量的缺乏是这些女性形象流于脸谱化的根本原因。曹禺作品中推动人物行动的显然不是理智的思索，而是一种激情或欲望。我们很少看见曹禺描写她们内心的矛盾冲突，比方角色在进退维谷时的大段内心独白，也许这有助于帮助角色向深度开掘；再如角色在行动前的矛盾心理等等。然而她们总是那样的义无返顾，凭着某种冲动与直觉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前程。此外，在曹禺偏狭的男性视角关照下的女性形象，“应中国现代男性自恋、自救的心理需求而诞生于文本中，却未曾负载多少女性真实的人生经验，未曾获得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不过是男性启蒙、革命过程中自我拯救的道具，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阴影下一群没有生命力的傀儡人物。”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大致可分成两个系列。一类是牺牲自我的。有评论者称之为“女性天使”形象，以四凤、侍萍、愫方、瑞珏、鸣凤等为代表。“这类男作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把中国男性文学传统中"佳人"与"母亲"相分离的两类理想女性整合为一体，剔除了"佳人"身上的风尘味与"母亲"身上的无性化特征，成为美与爱相结合的受难天使，是男性心目中的理想爱人，在族系上更接近西方男性文学传统中的天使型女子。”这一类女性的牺牲行为仿佛出自于本能。作品既没有描写她们在牺牲动作之前的犹豫，也没有行动之中的徘徊，更没有在行动之后的悔恨。我们同样无法从男性角色身上找到值得她们牺牲的价值意义所在。例如《北京人》中的愫方对曾文清的爱就是一种无谓的牺牲。她明知道曾文清只是一具“生命的空壳”，懒惰、软弱、逃避生命本应承担的责任，却仍然甘心留在犹如死牢一般的曾家，甚至说出这样深情的表白：“他走了，他的父母我可以替他伺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为着……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看完这一段，相信很多人会发出同样的质问：“值得吗？”两心相许、两情相悦的爱情无疑是极为动人的；可是愫方对曾文清的爱由于男性形象的委琐与苍白而显得那么不可信任，犹如无源之水一般。对这种爱情的虚假性的质疑同时也唤醒我们对愫方这一形象的真实性的质疑，由此再导致我们对《北京人》整个剧情架构稳定性的质疑。如同空中楼阁，这一架构于虚幻爱情之上的故事面临着坍塌的危险。 曹禺戏剧中的另一类女性是以繁漪、花金子、陈白露为代表的追求自我的形象。如果说前一类形象来源于传统文学，则后一类便是“五四”狂飙精神的凸现。这类女性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但是，在她们形象的塑造中，理性的缺乏同样造成人物的致命伤痕，使她们最终流于平面化而不够丰满。以繁漪为例，作家为她设置的是三种社会角色合而为一的身份：母亲、妻子、情人。这三种身份的重合赋予角色一种先天的深刻性。我们因此期待着看到角色内心的挣扎、一位女性自我作战的残酷与深刻、各种身份在她面临抉择时发挥同样的力量进而所展示的人性的复杂……但是遗憾的是，理性的缺乏终究无法让角色进行灵魂的自省与自审，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她如何轻松地，跨越各个本如鸿沟般的内心障碍：与继子陷入乱伦之恋、抛夫、弃子……这里也可以去看看!!
哈，给做的，好的。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一、慷慨任气骨气奇高 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刘勰如是评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在同也。"(1)由此看来，"慷慨""任气"乃建安文人普遍共有的风格特征。而钟嵘《诗品》评曹植的诗"骨气奇高"，主要是指曹植的诗中尤其突出地表现着这股"慷慨"、"骨气"。其诗作的"慷慨"、"骨气"具体体现在： (一)感时伤乱、悲悯民生的"忧生之嗟"。建安作家生逢乱世，饱经流离，他们或半生戎马，或历经忧患，对生活感触多，体验深，因而，感时伤乱同情人民疾苦成为建安诗作"慷慨之音"的共同内容。曹植"生乎乱，长乎军"，也曾随父南征北战，直至建安九年，曹操消灭了最大的敌人袁绍，占据邺城为根据地，曹植才过上了安定优裕的生活。可以说，曹植对当时丧乱现实有所了解。《送应氏》就是诗人笔下感时伤乱的力作。诗中描绘了战乱给社会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达了诗人深切的悲悯之情。 "忧生之嗟"表现为对生命的忧惧和对内心苦悲的嗟叹："人生一世间，忽若风吹尘"(《薤露行》)，"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日希"(《赠白马王彪》)。像大多数建安诗人一样，曹植希望通过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而"譬如朝露"般短促的生命，尤其是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时时折磨着诗人敏感的心灵，更加激发了诗人对功名的追求；历经生活的磨难，诗人陷入深深的苦闷、悲哀、忧惧、愤懑之中。特别是建安25年曹操死后，曹植一直受到曹丕父子的打击和迫害，曹植时刻感到"身轻于鸿毛，谤重于泰山"(《黄初六年令》)，终日提心吊胆，忧惧生命。生活境遇的巨变直接影响了诗人的创作风格。曹植诗也从前期的乐观开朗、豪放俊逸变为后期的隐曲深沉、哀怨忧愤，然而那种"慷慨""任气"的风骨却始终充溢侵人。 曹植后期诗作更多地运用比兴手法，间接形象地抒写内心的苦闷悲愤，因而显得隐曲深沉。如《吁嗟篇》以飞篷比喻自己迁徙飘荡的生活，《七步诗》用豆箕煎比喻骨肉相残；《种葛南山下》、《揽衣出中闺》等，以怨女思妇的口吻托物讽喻，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幽怨、愤激、无奈。"孤魂翔故城，灵枢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赠白马王彪》)，面对骨肉相残，生离死别，诗人则悲惧忧愤，感情的激流似喷泉直涌而上。"自顾非金石，咄咄令心悲"、"仓猝骨肉情，能不怀苦辛?"(《赠白马王彪》)艰险的经历、复杂的心态，更加重了诗作的沉郁之气。故而曹植后期诗作更多"忧生之嗟"和愤激不平之气。 (二)建功立业、执著追求的"慷慨之音"。连年的战乱带来社会乱极思治的普遍要求，"建不世之业，留金石之功"成为"那个时代文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3)，而曹植对功名的追求尤甚。曹植一生忠爱君父，忧国忧民，胸怀大志--"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德祖书》)；又因曹植从小受父亲曹操雄才大略的影响，早年就发下"皇佐扬天惠，四海交无兵"(《赠丁仪王粲》)的宏愿。曹植虽然文学才能卓越，但却不甘心仅做一位文学家。"他的第一志愿是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立'经国之大业'。其次是在学说上有所贡献，'成一家之言'，最后才是做一个文学家，'以翰墨为功绩，辞赋为君子'"(4)。因而，倾吐诗人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和昂扬奋发的豪情，成为曹植前期诗作的重要内容。《白马篇》是曹植前期的代表作。诗中塑造了一位英姿飒爽、武艺精湛、视死如归的游侠少年形象。在这个理想的人物形象身上，倾注了诗人"立功立事，尽力为国"(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三)的素志，诗中洋溢着任情使气的豪侠之气。读完全诗，掩卷凝思，你是否直觉一股浩然之气扑面盈怀，令人振奋?你是否感觉到一股强烈的爱国激情荡气回肠，催人奋发向上?"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曹丕《典论·论文》)，曹植早期诗作中涌动着的"气"就是这种阳刚之气、浩然正气，他的"慷慨"是积极的、焕发的、昂扬的，这也正是构成曹植诗的"骨气"。后人推重的"建安风骨"指的就是这种精神。 "曹植后期的诗是他痛苦生活培育出来的，因此更多慷慨之音。"(5)虽屡遭迫害，曹植并未颓丧，"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名"(《与杨德祖书》)的远大理想始终未变；虽忧谗畏讥，然"更多慷慨之音"，而"骨气奇高。"最能代表其平生志业理想的诗篇，当是他作于明帝太和年间的乐府诗《薤露篇》："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孔氏删诗书，王业璨已分。骋我迳寸翰，流藻垂华芬。"当时曹植已届中年，经历了种种人生变故，从翩翩佳公子变为了郁郁不得志的待罪藩王，因此，诗中表现的思想追求，尤能反映诗人终身坚持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同时，更充分表现了曹植愿辅佐明君，建立功业，以实现"三不朽"境界的才志抱负。虽处忧患之中，曹植对于功业、荣名的追求却是执著的。他继承了屈原坚持理想、缱绻忠怀、至死不渝的执著精神。"......惟陈王处骨肉之变，发忠爱之忱，既悯汉亡，又伤魏乱，感物指事，欲语复咽，其本原已与《骚》合"(6)正是说明这一点。 曹植后期的诗作在隐曲地倾诉壮志难酬的苦闷、郁愤之时，亦贯穿着"慷慨不群"愤激不平之气。"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难。"(《杂诗》)在隐曲的表白心迹的同时透着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气韵，创造了一种凄凉、悲壮的"骨气"。正如人所评，"(植)在压迫之下并不颓废，不放弃英雄事业的理想，始终意气慷慨，所以他的诗感情强烈，精神焕发，骨气奇高。"(7) 二、以情纬文辞采华茂 曹植有很深的古典文学修养，又有进步的文学观念，"街谈巷说必有可乐，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与杨德祖书》)。是曹植，将质朴无华的乐府民歌发展成为"辞采华茂"的文人五言诗。主要表现在： (一)由叙事转而抒情，拓展了五言诗的题材。乐府民歌，以叙事见长。建安诗人在继承了其叙事为主的特点的同时，兼而抒情，这种特色在曹植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首先，曹植诗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抒情性。不论写什么内容，读者都能从中看到诗人独特的形象--抒情主人公"我"。他早期抒发豪情壮志的《白马篇》、《薤露篇》，使人感到他的振奋、开朗、自信；其描写怨女、弃妇的《七哀诗》《美女篇》，让人领略了他内心的苦闷、忧怨；而揭露现实、反抗迫害的《赠白马王彪》、《泰山梁甫行》等，则使人感觉到他的积郁、忧惧、怨艾、愤懑。他的后期诗作感情尤为强烈，有的哀怨缠绵，有的悲愤激昂，正因为他是"有意为文"，有意识地进行诗歌创作，从而大大增强了文人五言诗的感人力量。 其次，曹植拓展了五言诗的题材范围，更充分地展示诗人复杂的爱憎感情。如：同是拈取征夫思妇这一题材，《杂诗》(微阴翳阳景)因物起兴，唤起了诗人对役夫长年不归、男女旷怨的联想，便直抒恻怆之情；《杂诗》(西北有织女)塑造了烦恼总萃的思妇形象，从细腻的雕镂中，曲折地传达思妇婉娈的柔情、纷乱的愁思和无尽的寂寞哀怨；《门有万里客》则用粗放的线条，勾勒仆仆风尘不得宁居的征夫情态。因作者长期迁播，生活困苦，与征夫感受统一，情感渗透融合，故诗人不再借助隐喻比拟，而直接使用精炼而性格化的语言，表达征夫愤怨的情绪，从而显示了诗人潜藏于心的反抗力量。 (二)"由质朴而华美"，使五言诗词采并茂，文质相称。汉乐府民歌语言古朴质直，建安诗人的作品也大多如此。曹植的诗则在保持其朴素自然特点的基础上，对语言进行了加工、提炼，使其诗表现出语言洗炼、词采华美的特色。 曹植诗讲究词采和对仗，注意炼字和声色，"以最洗练最精彩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木需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杂诗》)。激昂豪迈的语言，表现着诗人悲壮凌厉之气慨。"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寄松为女萝，依人如浮萍。"(《闺情》)，恻怆委婉的细语，倾吐着内心的哀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地。"(《公宴诗》)。绮丽的语言，绘出西园绚烂的秋色，而"被"字与"冒"字把茂密的物象形容到极致，且对偶精工，置之于唐人律体也并不逊色。 曹植诗还非常讲究韵律，增进了诗歌语言的和谐。比如："朝游北海岸，夕宿潇湘氵止"(《杂诗》)，"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赠白马王彪》)等诗句，平仄协调，音调铿锵，读来适口，听之忘倦，为五言诗声律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曹植诗中还常常使用双声叠韵的复音调，如"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美女篇》)、"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七哀》)等诗句，正是"冉冉"、"翩翩"、"徘徊"等叠韵词语的使用，使曹植诗音调谐和、"文才富艳"(8)，由此亦见曹植诗在"修词"、"炼字"方面的功夫。 (三)讲究写作技巧，丰富了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陈思极工起调"(9)。曹植诗善于托物起兴，往往在一首诗的起首两句，便突出和渲染气氛，使读者一开始便感觉到诗人的感情基调。这当归于曹植锻炼警句的功夫。如：《野田黄雀行》起句用"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来渲染环境的险恶；"八方有异气，千里殊风雨"，《泰山梁甫行》起句描述各地气候不同，烘托滨海人民生活的痛苦，造成一种先声夺人的效果。 曹植诗还大量运用比喻、夸张、象征、衬托等写作技巧，大大增强了文人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钟嵘评价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是相当中肯的、恰切的。也正因为此，曹植才无愧于"建安之杰"的称誉。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曹植，乐府五言诗才真正走上雅化的道路，并呈现出日后诗歌鼎盛的气象。我最喜欢的，是曹植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放马江湖、忠肝义胆的侠客形象，跃然纸上。
曹植是我国历史上伟大诗人之一，也是建安文人中一个最杰出的人物，他的著作有赋、诗、颂、赞等，但成就最高的是诗歌，从东汉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五言诗，经过他的努力，不仅题材范围扩大了，而且诗的风格也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转变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从“质木无文”转变为“以文被质”，把五言诗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给后来五言诗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 曹植的诗歌，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也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我们为了要比较全面地了解曹植的诗歌，有必要来进一步谈谈他的艺术性。他的诗歌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善统一，充分显示出他高度成熟的艺术才华。如同文学史上许多优秀诗人一样，曹植也创立了他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钟嵘评其诗“骨气奇高”（《诗品》），指出了曹植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这种风格首先是由其伤口的内容所决定的，他的诗充满了当时英雄豪杰甘心赴难，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形成了作品骨气奇横，神采焕发的风格和情调。“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为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游？壮介多悲风，谁泗驰激流。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诗中主人公意气风发，壮怀激烈的高大身影，耸立在狂风怒吼，浪高流急的大江的背景之上，磅礴壮观，大有气吞万里之势，这类篇章，在曹植诗中最引人注目。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吁嗟篇》，同时，也表现了他建功立业的政治雄心，贯穿了慷慨豪壮的献身精神和捐躯巳国，视死如归的态度。然而也会有壮志莫伸，抑郁不平之气。后人称许这类诗篇“长于豪逸”（秦观《韩愈论》）。 其次，是他的诗歌清素淡雅。（《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诗谁，言是宕于娄。……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这些似素描，似速写，疏疏几笔，就让独困空闺的愁妇哀怨思恋的柔情蜜意跃然纸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如果说：“骨气奇高”偏重刚健，清素淡雅则偏于柔美，曹植诗歌的总的风格特征正是这种刚健柔美的融合和统一。他的作品大多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刚柔相济，浑然天成，这种风格自然是集众家之长的结果。（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悲凉慷慨的艺术风格是建安诗人的共同特点，但曹植艺术上高于建安诗人之处正在于他不但具有“骨气奇高，悲凉慷慨”的一面，也具有“词采华茂，雕绘工丽”的一面。 第三，曹植诗反映生活和塑造人物形象上取得了生气成就。为了增强作品的形象性，他很重视比喻、象征的表现手法：“皎若日出扶桑，形象夜同白昼灯火辉煌，惊风飘白日”，形容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比喻皆新鲜贴切，生动巧妙。《赠白马王彪》一诗中比喻非常生动。如一章中以恶鸟、害虫比喻朝廷中小人的嚣张形象。用“转蓬、浮萍”的遭遇象征自己漂泊无定的身世，用怨女愁妇的悲叹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情思，唤起读者联想，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曹植诗歌中的人物，不管是英雄、美人，还是游子、怨妇，无不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白马篇》里英气勃发，武艺高强的少年英雄；“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啼……”这个弓箭不离身手，全副武装的马上健儿，顶天立地，气壮山河，宛若读者亲睹。曹植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剖析入微，无比细腻，“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杂诗》）把织妇缠绵悱恻的幽情通过浪漫主义的幻笔，表现得淋漓尽致，意味无穷。《美女篇》描写少女的丰姿艳丽更是光彩照人：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罗衣何飘飘，轻裙随风还……。作者对人物的观察与描写，层次分明，因系采桑，首先从手上看起，再头上，身段，再神采风韵，把一个穿戴华丽，美妙绝伦的少女，生动形象地再现出来，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才能，故后人赞其《美女篇》“意致幽妙，含蓄隽永，音节韵度皆有天然姿态，层层摇曳而出，使人不可仿佛端倪，固是千古绝作。 作者：有鱼有鱼 1位粉丝 2007-2-26 23:21 回复此发言 2回复：【论曹植诗歌艺术】想抄论文的朋友来吧~~极具参考价值另外，曹植在刻画人物心理活动时，大量运用比兴。如《野田黄雀行》通过描写一个少年解救见鹞自投罗网的黄雀的故事，寄托自己要营救蒙难朋友的急切愿望，这种手法是对古典诗歌艺术手法的继承，又是诗人所处特殊地位不能畅所欲言的直抒胸臆，只能借助比兴曲折含蓄地加以表现。 第四，咏物之诗也有独到之处，颇见佳句。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七哀》）全诗主要描写片妇清夜独居愁思，并非刻意描写月景，这二句景物描写，增添了全诗悲切凄凉的气氛，月光徘徊，征妇的思心也随之徘徊。《送白马王彪》第四章中写眼前景物，抒发心中难堪的感情，“秋风寒蝉，白日西匿”，呈现出秋天原野原一片萧条的景象，这种景物已触动了行人的忧伤之感，何况又见到归鸟投林，孤兽索群，物类相轻的形状，人不如物，怎能不感物伤怀呢？这样描写景物，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而又紧扣主题，感情委婉真挚。从以上看来，曹植诗歌中的景物描写，都是与抒情紧密结合，因而他笔下的飞禽走兽，花卉草木和山山水水，都饱含着强烈的思想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相得益彰。但是，总的说来，曹植虽然在景物描写上和其他建安诗人一样尚欠工丽细致，却也开了南北朝山水诗之先河。 第五，曹植在诗歌语言上很有提炼。这首先是他的语言优美而朴素。曹植对语言的运用比起乐府民歌来已跨进一了步，他已注意到语言的内涵和色泽的选择，因而他所描写的人物形象或生活现实都具有特殊的生动的色彩。他的语言的特征被钟嵘冠以“词采华茂”的桂冠，他是受之无愧的。郭沫若先生评他的诗“爱驱驶辞藻，使乐府也逐渐脱离了民俗。”曹植对语言的严格要求，主要是不满于东汉文人创作的“质木无文”，也不甘于停留在乐府诗歌的通俗易懂上，而要求在语言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故其《名都》、《美女》、《白马》诸篇，用词妍美，词藻绚烂。又如《七哀》，它既没有汉赋的堆砌词藻，也没有六朝文学的浮弱淫靡，而是呈现出一种自然、朴素而带有清丽的美。这种“美”就给他刻画的思妇的体态、容貌活灵活现的色彩鲜明的展示在我们面前。另外，他炼字造句也毫不含糊，朱华昌罗池“时雨静飞安”、“时俗薄朱颜”、“鸱鸟鸣衡轨”等句中的“昌”、“静”、“薄”、“鸣”这些带音响或动作性的字眼，无一不经千锤百炼才镶嵌在作品里，如宝石般闪光，醒人耳目，对后代作家影响很深。 总之，曹植诗在内容、语言等各个方面在建安文学中可以说是独具特色，独树一枝，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他的诗歌做到了气骨与丹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的诗歌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 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工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寓托他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注入了诗的感情，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好象总是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
第二，他的诗在结构上更讲究，尤其是发端往往很精警。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构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
第三，他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及锤炼字句上。曹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魏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曹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缘池。”（《公宴》），“阊阖启丹扉，双阙耀朱光”（《五游》），再如炼字的句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激长流”（《公宴》）等，经过诗人的精心锤炼，便达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这为后来南北朝文人诗歌注重修辞技巧开了先河。
第四，他的诗歌中，对自然景物有了效多的描写，这也改变了乐府诗的面貌。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几点，是曹植诗歌在艺术上的特殊之处，也是他最具创造性的地方。
菊科植物菊科是比较年青而进化程度较高的一个大科。虽然出现在地球上的时间较晚，但由于该科植物在形态结构上先进，对环境适应能力强，使这个年青的科在较短的时间内，不论在种的数量上还是分布范围上，均跃居世界种子植物之冠。许多植物分类专家和系统演化专家都一致认为它在被子植物（尤其是双子叶植物）系统演化中的地位，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菊科植物的绝大部分属、种的营养体都是草本，木本者甚少，仅占本科植物种数的1.5%。从进化角度看，草本植物以种子或地下器官（根、根茎、块茎、球茎等）度过环境的不良时期，比木本植物适应性强，因而较木本植物进化。菊科植物除少数种类（如百日草、鬼针草）为对生叶外，多为互生单叶。1．菊科植物繁殖器官的特点是头状花序。头状花序是由许多无柄小花（或仅有一朵花）密集着生于花序轴的顶部，聚成头状。外形酷似一朵大花，实为由多花（或一朵）组成的花序。一般再由许多头状花序组成圆锥花序、伞房花序等。漏芦属的头状花序小，只包含一朵花，由许多小的头状花序又组成较大的复头状花序。头状花序的最外面，包有总苞，一般为绿色，叶状，它的功能无疑是在头状花序未开放之前，包在外面起保护作用。但本科中许多属、种的总苞，特化成具有特殊用途的器官，如蜡菊的总苞变成膜质，并有鲜艳的色彩，用它吸引昆虫；牛蒡、苍术及苍耳等的总苞变成钩刺，腺梗菊、豨莶等的总苞上具粘质的腺毛，可利用动物来传播果实、种子。由许多小花集成头状花序，这就使本来不太明显的每个小花集在一起，显得较大而醒目，尤其当某些属、种花序边缘的舌状花开放后，使花序变得更大、更醒目，以利于招引更多的昆虫。有些属、种的头状花序中，各小花之间有了明确的分工，如向日葵，花序边缘的舌状花是不能结实的无性花，中间的管状花既能产生花粉，又能结果实，是两性花，而金盏菊与之不同，边缘的舌状花是能结实的雌花，而中间的管状花全是只能产花粉而不能结实的雄花。2．头状花序上每朵花的结构，简要概括有如下几点：萼片变成冠毛，花瓣5枚连合，雄蕊聚药、子房2心皮下位。但各属、种之间差异很大，简化或特化现象很普遍。萼片：萼片是保护器官，尤其在花蕾时期。菊科的头状花序外围有总苞统一保护，所以萼片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有些种类特化成为果实顶端刺状、毛状或片状的“冠毛”，成为果实种子的传播器官，如蒲公英、鸦葱等具毛状冠毛，可借风力使果实到处飘扬。又如鬼针草，冠毛变成刺状，可使果实附着于动物身体上，借以传播。花瓣：5枚，互相连合成管状或舌状。从进化角度看，合瓣花是后出性状，要比离瓣花进化。若花瓣的基部连合成较长的管，顶端五个花瓣呈辐射对称排列的，叫管状花，如向日葵花序中央的小花。若花瓣基部连合成较短的管，五个花瓣连合成为片状，两侧对称，向一侧伸展的叫作舌状花，花瓣顶端五个齿，表明该舌状花是由五枚花瓣连合而成。如蒲公英的花。有的种类花瓣基部连合成较长的管，但花瓣五枚形成唇形，分上下二唇，往往有的只发育一个唇，另一个唇退化，形成假舌状花，如金盏菊和向日葵花序外围的小花。在花冠管的基部，有环形的蜜腺，可分泌花蜜贮存在管的基部。雄蕊：5枚，花丝互相分离而花药边缘互相连合形成空筒形，即聚药雄蕊。每当花药成熟时，将花粉粒撒在聚药雄蕊的“筒”中，待雌蕊花柱生长时，将它们“推”出筒外。有些种类花药的基部特化成“尾”状，其功用是保护花瓣管基部的蜜腺和花蜜，免遭灰尘或雨水的侵蚀。在每个花药的顶端有突出的“药隔”，在雄蕊未成熟时，此五个药隔互相靠合形成一个“盖子”，封住花药管的口部，起防护作用。雌蕊：子房下位，二心皮构成，一室，一枚倒生胚珠，基底着生。花柱一条，伸于花药管中，顶端柱头2裂，但在雌蕊尚未成熟时，柱头不张开。在花柱上部，常生有一圈毛，叫“扫粉毛”，每当花柱发育而伸长的过程中，此“扫粉毛”即可将雄蕊花药“撒”在花药管中的花粉粒“推”出，便于来访的昆虫携带。菊科植物花一般都是雄蕊先熟，花柱伸长过程中将花粉粒“推”出后，顶端的柱头再张开来接受其它花传来的花粉。这是避免自花传粉的适应。但是，一旦柱头上没接受到其他花传来的花粉，即异花传粉遭到失败，也无妨，柱头可以下弯，将“授粉面”接触到自己的花柱上，沾上自花产生的花粉粒，完成自花授粉。3．菊科的果实是不开裂的干果，果皮致密，其中只含有一粒种子，一般认为是瘦果。但它来源于二心皮，并且是子房下位形成的，这与由一心皮形成的子房上位的瘦果有所不同，严格说起来应叫“菊果”或“连萼瘦果”（Cypsela）。菊科植物大多数花序较大而鲜艳，适于虫媒传粉，但另外有些属、种的花并不鲜艳，例如蒿属（Artemisia）、苍耳属（Xanthium）及豚草属（Ambrosia）等，它们的花序很小，黄绿色，很不鲜艳。这些植物是由虫媒特化成风媒的一个类型。苍耳属植物是雌雄同株，异花，雄花序较小，还保留扁平的头状花序，花期很短，花谢后即脱落，往往不被人们注意到。雌花序（即所谓的“苍子”）的花序轴（托）木质化，外有许多钩刺，其中包有两朵雌花，每朵雌花只剩下一个子房和二裂的花柱，成熟时整个花序脱落。向日葵在我国各地广为种植，取材容易，而且花序及花都较大，便于观察，下面将它的各部器官作一简述，供教学参考。向日葵是原产北美洲的一年生大型草本油料作物，种子含油量43.9～52%。高2～4米，大型的心脏形叶，互生。头状花序单生于茎顶，一般直径30厘米，大的可达60厘米。头状花序的花序轴（托）扁平，其中充满白色海绵状的填充物（薄壁细胞）。花序边缘围有3～4层绿色的总苞。最外圈的花为鲜黄色的“舌状花”（边花），中央为黄褐色的管状花（盘花）。舌状花（边花）（见图c）是不育性的无性花，功能就是吸引昆虫来访，帮助传粉。花瓣基部连合成短管，花瓣上部扁平、伸展，由三枚花瓣连合而成，另外两枚花瓣退化，所以有人称它为“假舌状花”。子房三角柱状，内无胚珠，花柱和雄蕊皆退化，不复存在。萼片退化成膜质的“冠毛”，一般三枚，分别着生在子房三个角的顶端。子房基部无明显的苞片。管状花（盘花）（见图B）的五枚花瓣基部连合成管状，上部五个齿，辐射对称。在花瓣管的下部膨大成球形，上生纤毛，其作用有二：1．膨大的空腔内贮花蜜供来访的昆虫采食。2．膨大的部分彼此靠得紧密，填充了花冠管之间的空隙，防止雨水、灰尘或长吻昆虫伤害下面的子房。萼片退化成膜质三角形的小薄片，着生在扁平子房的两个上角，已无明显的作用，果实成熟时脱落。雄蕊的花药黑褐色，连合成管，药隔三角形，黄褐色。雌蕊的子房下位，未成熟时白色，壁薄而软，待成熟后，果皮变硬而具黑色花纹。每个子房的基部都有一枚膜质的苞片包住子房，白色，顶端有三个裂齿，当果实成熟脱落时，此苞片仍存留在扁平的花序轴上。菊科植物依据头状花序内花的形态及乳汁的有无可分为两个亚科12个族。划分标准即：管状花亚科（Asteroideae）植物体不含乳汁，头状花序皆为管状花或至少花序中的盘花为管状花。包括11个族，大多数菊科植物都属于此亚科。应当说明的是我们日常栽培的菊花（Dendranthema morifolium）虽花序中央的盘花似舌状，那是长期人工选择的结果，它无乳汁应归于本亚科。蒿属、向日葵等，也都属于本亚科。舌状花亚科（Cichorioideae）植物体含乳汁，头状花序上皆为舌状花。只包含一个族。蒲公英、莴苣、苣荬菜等都属于本亚科。菊科植物与人类生活关系较为密切。其中有许多著名的观赏花卉如菊花、大丽菊、万寿菊、金盏菊、翠菊、蜡菊、大波斯菊（秋英）、瓜叶菊、雏菊等。日常食用的蔬菜有莴苣、茼蒿（北京称蒿子秆），菊芋（姜不辣），生菜等。药用种类较多如除虫菊、红花、牛蒡、蛔蒿（花序中产驱蛔虫有效成分——山道年）、苍术、泽兰、大蓟等。可提取芳香油的植物有艾纳香（Blumeabalsamifera），蒸馏后提取的挥发性物质即冰片，黄花蒿（Artemisia annua）全草可提取芳香油。橡胶草（Taraxacum kok-saghyz）是北方较寒冷地区的草本橡胶资源植物，苏联曾大量栽培。对人类生活有害的植物如蒿属某些种，专门生长在农田中，是庄稼的大敌。豚草属一些种的花粉对某些人易产生过敏反应。
论文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主要表述形式之一。就是专门针对一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讨论的文章。 一般讲，这个问题都是很复杂的，很大的，比较重要.只要根据自己的专业认真写下就有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