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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生于1648年，山东曲阜人，孔子的六十四世孙。孔尚任于青少年之际，正值明清易代，战乱频仍。他目睹山河破碎，曾想隐居不仕。但后来清政权逐渐稳定，他也改变了初衷。当康熙皇帝到曲阜祭孔，他被选为御前讲经人员，受到皇帝赏识，以后奉召到京任国子监博士。跟着，被派往参加治河工作，在江南一带流连四五年之久。在江南，孔尚任了解到人民的疾苦，结识了许多明朝遗老。凭吊过故国文物，思想上又起了激烈的变化。本拟在宦海扬名的他，陷入了深沉的反思之中，他回京后写出的《桃花扇》，正是经过体验反复思量的产物。孔尚任为什么要创作《桃花扇》呢?他在《桃花扇·小引》中说得十分明白。这就是通过“场上歌舞，局外指点”，让观众“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达到“惩创人心，为末世一救”的目的。换句话说，孔尚任是要表现南明亡败的过程，总结历史的教训。如何总结南明亡败的教训呢?出身于地主阶级、深受儒家封建思想影响的孔尚任，不可能全面、准确地分析南明的败亡的原因；受过清朝恩泽，而且处在民族问题上诸多讳避时代的孔尚任，也不可能秉笔直书满洲铁骑对江南的蹂躏。根据他的认识水平，他只能看到南明的灭亡，主要是因为福王任用了权奸。“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见《桃花扇·小识》)因此，《桃花扇》虽涉及农民起义问题，但态度是错误的；也涉及民族斗争问题，但笔调是隐晦的。孔尚任只把一腔怒火，尽情向马士英、阮大铖之类的权奸发泄。整个戏，也只围绕着马、阮和复社文人以及平民大众的冲突而展开。不过，话也说回来，权奸误国，的确是促使南明复灭的重要原因。作者虽然没有全面地反映出历史的面貌，把握住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揭露出当时存在的尖锐的社会问题，提出了足以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南明兴亡，时间虽短，但也头绪万端，如果在舞台上一味罗列史迹，势必如断烂朝报，使观者味同嚼蜡。孔尚任则以李香君、侯方域的故事为经，以广阔的社会生活为纬，交织成南明时代的历史图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侯、李定情的一柄扇子，牵动整个时代，“南朝兴亡，遂系于桃花扇底”。内容简介_《桃花扇》一开始，便写复社领袖之一的侯方域，在南京流连诗酒，爱上了江南名妓李香君，可是阮囊羞涩，两袖清风，无法如愿。那时候，阮大铖也在南京闲居，正受到复社文人围攻排斥，狼狈万分。为了讨好复社诸人，改变不利的处境，他拿出金银财物，请杨龙友赠送给侯方域，以便俟机拉拢。侯方域不晓得袖里乾坤，欣然接受杨龙友的馈赠，梳拢了李香君。侯、李的爱情也和当时的党派斗争联结在一起了。 赏析_1699年，继洪升《长生殿》传奇之后，经过作者孔尚任十年苦心经营、三次易稿的《桃花扇》传奇脱稿了。当时在南中国各省起兵抗清的前后三藩早已平定，清朝的统治巩固下来了。在清政府利诱、威迫兼施的文化政策之下，被称为“一代正宗”的《望溪文集阮亭诗》，都因才力单薄，为有识者所不满。“南洪北孔”就成为照耀文坛的双星。《桃花扇》传奇是孔尚任通过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一代兴亡的历史戏。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下了北京，明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自杀，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中国黄河以北各省陷入大混乱的状态。这年五月，凤阳总督马士英内结操江提督刘孔昭、南京守备徐弘基，外结靖南伯黄得功、总兵官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了南明王朝。当时南明王朝统辖的中国南部各省都还完好，南京据长江下游形势之地，是明代二百多年的陪都所在，对南方各省还有一定程度的号召力量。清人入关之初，兵力不过十多万，占地不过关外辽东一带和河北、山东的部分州县。在这样双方形势对比之下，当时南明王朝若在政治上采取一些较开明的措施，团结内部，一致对敌，即使暂时不能出师北伐，收复失地，也还有可能像东晋、南宋初期那样，坚守江淮，徐图恢复。可是南明王朝建立之后不久，清兵即渡河南下，列镇望风迎降，扬州失守，南京跟着陷落。这曾经一度为南中国人民所属望的南明政权，仅仅支撑了一年，就土崩瓦解，不可收拾。后来南方的人民虽先后拥立鲁王、唐王、桂王等抵抗清兵，但比之南明王朝建立初期，形势已大相悬殊，终于为清兵所各个击破。为什么南明王朝会这样快地覆灭呢？明末清初的不少文人、学者曾经企图根据当时的历史事实加以说明，而孔尚任的《桃花扇》则是要求通过舞台艺术形象揭示出南明王朝没落的必然性的。在《桃花扇》传奇一开始的时候，作者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了复社文人陈定生、吴次尾等对魏阉余孽阮大铖的斗争。这实际是明代从万历、天启以来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派系斗争的继续。代表统治阶级内部最腐朽黑暗势力的阮大铖，正在等待时机，重新起来执政。以陈定生、吴次尾为领袖的复社文人，在政治上继承东林党的主张，有他们进步的一面。然而他们在“中原无人，大事已不可问”的时候，依然流连风月，买醉征歌，这就通过舞台上的人物活动，说明他们不可能担当起挽回国家危急形势的艰巨任务。跟着复社文人对阮大铖的斗争而来的是为了建立南明王朝而引起的统治集团内部的争论。以马士英、阮大铖为首的魏阉余孽勾结江北四镇，企图迎立福王。为复社文人所拥护的史可法、左良玉都曾表示反对，没有成功。福王即位，马、阮当权，他们一面卖官鬻爵，尽量搜括，来满足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而缇骑四出，捉拿东林、复社党人，企图一网打尽，使这新建立的王朝愈来愈离开了人民，也愈走向没落。《桃花扇》第二十五出，写福王当北兵即要南下时，他所关心的只是怎样在宫中选优演戏，及时行乐。第三十六出写马士英、阮大铖在南明即要灭亡的前夕，还念念不忘他们的“一队娇娆，十车细软”，十分深刻地写出了这统治集团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当时南明王朝所赖以守御江北的是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等四镇，所赖镇守上游的是左良玉的兵力。由于这些部队本身的腐朽和统治集团内部无可调和的派系矛盾，终于使他们的力量在内战里面自相抵消。史可法出守扬州，满心希望出兵北伐时，江北四镇将领就为了争夺扬州地盘，起了内讧。后来经过史可法的苦苦调停，高杰也自知寡不敌众，才同意离开扬州，前往开洛防河。高杰引兵北上之后，为睢州镇将叛徒许定国所暗算。剩下黄、刘三镇又为了统治集团内部派系的斗争，被马士英、阮大铖等调去阻塞左良玉兵东下，河淮一带，千里空虚。因此当清兵南下时，只留下史可法一支孤军，困守扬州。扬州一失，南明王朝也就跟着覆亡了。当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民族危机间不容发的时候，摆在南明王朝面前的主要任务，是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当前最大的敌人。可是由于明代统治阶级在当时已经十分腐朽，代表这个腐朽统治阶级的人物，不论文官、武将，都只知道尽量向人民搜括财富，供自己的荒淫享乐。因此由这些代表人物所组成的南明王朝内部，除了彼此争夺派系的、个人的利益之外，是不可能从国家的共同利益出发，团结内部力量来对付南下的清兵的。当时在南明统治集团内部比较贤明的人物并不是没有，传奇中所写的史可法就是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然而由于当时整个统治集团在走向腐朽、没落，他在这个统治集团内部的地位，也就愈来愈陷于孤立。《桃花扇》传奇演南明王朝建立之后，史可法即因为马士英所忌，出守江北。到他镇守扬州之后，江北四镇将士又因早就与马士英勾结，不听他的指挥。明末清初有些历史作者也看到了史可法才能短绌的一面；然而重要的并不是史可法个人才能的问题，而是当时整个形势使史可法的才能不可能得到发挥的问题。传奇第十八出当四镇将士为争夺扬州，自相水火时，史可法只能写一张告示来调停，效果当然是不大的。第三十五出写史可法死守扬州时，只能以痛哭流涕激励部下，也不能挽回危局。然而作者已经通过一连串的戏剧行动，把史可法当时的处境揭示给读者：他上不得朝廷的信任，下不能指挥诸将，剩下部下的三千残兵，也同样受了这腐朽统治集团的影响，军心动摇；那他除了痛哭流涕，决心以一死报国之外，就很少别的道路可走了。南明王朝内部派系之间的尖锐矛盾；马士英、阮大铖等亡国士大夫的荒淫无耻，倒行逆施；史可法的困守扬州，孤忠无助；它们从不同方面说明南明王朝没落的必然性。这些历史现象，在《桃花扇》传奇里得了了集中而完整的反映。《桃花扇》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即作者所说的“兴亡之感”，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然而《桃花扇》不是历史教科书，作者在创作上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怎样通过当时流行的戏剧形式――传奇来反映南明的历史。既然是传奇，就需要通过剧中男女主角的离合悲欢，把南明一代的兴亡串连起来演给观众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正是作者在这方面最好的自白。那么作者是怎样借传奇中男女主角侯方域、李香君的离合之情，写南明一代兴亡之感的呢？《桃花扇》传奇中的女主角李香君是明末南京秦淮名妓。作者在第二出最初介绍这个人物时就给我们一个与一般妓女不同的印象。她色艺非凡，曾得到当时复社领袖人物张天如、夏彝仲等的赞赏；她的师傅苏昆生又是在复社文人声讨阮大铖之后，坚决离开了阮家来教她歌曲的。我们从后来她在戏剧里所表现的一连串行动看，这些最初跟她接触的人物，对她的生活态度是起了正面的影响的。明末东林、复社文人由于在政治上有比较进步的主张，跟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官僚展开了一连串的斗争，赢得了东南各大都市人民的好感，也受到歌台舞榭里那些丧失了人身自由的女子的欢迎。李香君既受到复社领袖人物的赞扬，她师傅又是坚决反对阮大铖的人物；那当她跟侯方域结合之后，为了侯方域，也为了她自己的前途，把侯方域从阮大铖与杨龙友所做成的圈套里挽救出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却奁〕这场戏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秦淮歌妓与复社文人的关系。这除了男女双方在才华上、容貌上互相倾慕外，还在政治态度上互相影响。这是在《桃花扇》以前的儿女风情戏里所少有的。李香君在出色地演出了〔却奁〕这一出戏之后，不但成为侯方域的“畏友”，同时还赢得复社文人普遍的尊敬。然而，这对于那要收买她来拉拢侯方域的阮大铖来说，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他的老羞成怒，是势有所必至的。就这样，作者通过〔传歌〕、〔眠香〕、〔却奁〕等几场戏，逐步把这出戏中的女主角推向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的尖端。当南明王朝建立之后，由于这个王朝是建立在极端腐朽的统治基础之上的，这王朝的代表人物，从福王由崧以至马士英、阮大铖、田仰等，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荒淫无耻的生活。李香君是一个以色艺著称的歌妓，她的名气愈大，这个腐朽统治集团里的人物，就越要千方百计地把她抢夺过来，作为自己玩弄的对象。然而李香君由于过去在对阮大铖的斗争中，曾经为侯方域及复社文人所器重；为了复社，也为了她自己的前途，她自然要坚守妆楼，等待侯方域的到来，拒绝了南明统治集团里的人对她的追求。就这样，作者把李香君为了本身幸福所进行的斗争，跟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很自然地结合起来。传奇中第十七出总批说：“南朝用人行政之始，用者何人，田仰也；行者何政，教戏也。因田仰而香君逼嫁，因教戏而香君入宫，离合之情又发端于此。”正确地指出了香君的不幸遭遇是与南明腐朽王朝的政治措施密切相关的。作者所以采用侯方域赠给李香君的诗扇作为全部戏曲的主要线索，用意是深刻的。这诗扇本是侯方域与李香君定情的表记，在当时习俗，它是象征着男女双方的全部爱情的，因此它就可能把有关侯、李双方的爱情关系贯串起来。从另一方面看，侯、李双方的结合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小插曲，而李香君在这次政治斗争中一开始就表现了十分鲜明的态度，这就埋伏了后来马士英、阮大铖等对她进行迫害的祸根。传奇第二十一出写阮大铖怂恿马士英去强逼香君嫁给田仰时说：“当年旧恨重提起，便折花损柳无悔。那侯朝宗空空梳栊了一番，看今日琵琶抱向阿谁？”这就说明阮大铖等的迫害香君，还含有对复社文人进行报复的意图。那李香君的以诗扇作武器，抗拒了阮大铖等对她的迫害；最后更不惜血溅诗扇，以死守楼；不仅表现了她对爱情的坚贞，同时也即挫折了阮大铖借此对复社文人进行报复的卑鄙企图。这样，通过这把诗扇，又有可能把南明复社文人对魏阉余孽的斗争联系起来。从〔却奁〕到〔骂筵〕，作者通过一连串的戏剧行动，发展了香君性格中优秀的一面，塑造了各种动人的舞台艺术形象，揭示她在当时政治斗争中的鲜明态度。“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这里正是香君这个受南明统治集团重重压迫的人物，代表了当时广大人民对马、阮等权奸进行有力的鞭挞。作者写香君坚决拒绝马、阮等权奸对她的迫害，坚守她对侯方域的爱情，还是从她本身生活出发的。传奇第二出〔欢歌〕，当香君刚刚在戏中露面，她的假母李贞丽要她温习新腔时，她皱着眉头说：“有客在座，只是学歌怎的？”这里已细致地透露出她对自己处境的不满。由于她在当时是一个失去了人身自由的歌妓，从她自己所熟习的生活里，她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十倍于此的难堪境遇，正在后面等待着她。因此当她跟侯方域结合，并因而受到侯方域以及其他复社文人应有的尊重以后，坚决选择了她自己所认为比较正确的道路，拒绝了阮大铖、田仰等为她布置好的一个新的圈套，是丝毫也不足奇怪的。传奇第二十三出〔寄扇〕有着这样的一段对白――杨龙友说：“你看这桃花扇，少不得个顾曲周郎，难道青春守寡，竟做个入月嫦娥不成？”李香君说：“说那里话，那关盼盼也是烟花，何尝不在燕子楼中关门到老。”苏昆生说：“明日侯郎重到，你也不下楼吗？”李香君说：“那时锦片前程，尽俺受用，何处不许游耍，岂但下楼？”这就说明李香君的苦守妆楼，正是为了她自己所憧憬的一个美满幸福的前景。这样的刻画香君，才是合情合理，有血有肉，而不是作者主观概念的化身。侯方域比之李香君有他软弱的一面，他最初与香君的关系，不过是一种名士风流，借此消遣春愁的行径；〔却奁〕一场更在阮大铖、杨龙友的巧言利诱之下，在政治上表现了动摇。由于马、阮的当权，四镇的专恣，他在政治上寄予很大希望的史可法也不能有所作为，他在政治上的一切活动并没有收到效果，李香君对他的一切属望也只能归于幻灭。这不仅是侯方域、李香君爱情的悲剧，同时关系着南明一代的兴亡。
孔尚任《桃花扇》赏析 1699年，继洪升《长生殿》传奇之后，经过作者孔尚任十年苦心经营、三次易稿的《桃花扇》传奇脱稿了。当时在南中国各省起兵抗清的前后三藩早已平定，清朝的统治巩固下来了。在清政府利诱、威迫兼施的文化政策之下，被称为“一代正宗”的《望溪文集阮亭诗》，都因才力单薄，为有识者所不满。“南洪北孔”就成为照耀文坛的双星。 《桃花扇》传奇是孔尚任通过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一代兴亡的历史戏。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下了北京，明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自杀，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中国黄河以北各省陷入大混乱的状态。这年五月，凤阳总督马士英内结操江提督刘孔昭、南京守备徐弘基，外结靖南伯黄得功、总兵官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了南明王朝。当时南明王朝统辖的中国南部各省都还完好，南京据长江下游形势之地，是明代二百多年的陪都所在，对南方各省还有一定程度的号召力量。清人入关之初，兵力不过十多万，占地不过关外辽东一带和河北、山东的部分州县。在这样双方形势对比之下，当时南明王朝若在政治上采取一些较开明的措施，团结内部，一致对敌，即使暂时不能出师北伐，收复失地，也还有可能像东晋、南宋初期那样，坚守江淮，徐图恢复。可是南明王朝建立之后不久，清兵即渡河南下，列镇望风迎降，扬州失守，南京跟着陷落。这曾经一度为南中国人民所属望的南明政权，仅仅支撑了一年，就土崩瓦解，不可收拾。后来南方的人民虽先后拥立鲁王、唐王、桂王等抵抗清兵，但比之南明王朝建立初期，形势已大相悬殊，终于为清兵所各个击破。为什么南明王朝会这样快地覆灭呢？明末清初的不少文人、学者曾经企图根据当时的历史事实加以说明，而孔尚任的《桃花扇》则是要求通过舞台艺术形象揭示出南明王朝没落的必然性的。 在《桃花扇》传奇一开始的时候，作者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了复社文人陈定生、吴次尾等对魏阉余孽阮大铖的斗争。这实际是明代从万历、天启以来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派系斗争的继续。代表统治阶级内部最腐朽黑暗势力的阮大铖，正在等待时机，重新起来执政。以陈定生、吴次尾为领袖的复社文人，在政治上继承东林党的主张，有他们进步的一面。然而他们在“中原无人，大事已不可问”的时候，依然流连风月，买醉征歌，这就通过舞台上的人物活动，说明他们不可能担当起挽回国家危急形势的艰巨任务。 跟着复社文人对阮大铖的斗争而来的是为了建立南明王朝而引起的统治集团内部的争论。以马士英、阮大铖为首的魏阉余孽勾结江北四镇，企图迎立福王。为复社文人所拥护的史可法、左良玉都曾表示反对，没有成功。福王即位，马、阮当权，他们一面卖官鬻爵，尽量搜括，来满足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而缇骑四出，捉拿东林、复社党人，企图一网打尽，使这新建立的王朝愈来愈离开了人民，也愈走向没落。《桃花扇》第二十五出，写福王当北兵即要南下时，他所关心的只是怎样在宫中选优演戏，及时行乐。第三十六出写马士英、阮大铖在南明即要灭亡的前夕，还念念不忘他们的“一队娇娆，十车细软”，十分深刻地写出了这统治集团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当时南明王朝所赖以守御江北的是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等四镇，所赖镇守上游的是左良玉的兵力。由于这些部队本身的腐朽和统治集团内部无可调和的派系矛盾，终于使他们的力量在内战里面自相抵消。史可法出守扬州，满心希望出兵北伐时，江北四镇将领就为了争夺扬州地盘，起了内讧。后来经过史可法的苦苦调停，高杰也自知寡不敌众，才同意离开扬州，前往开洛防河。高杰引兵北上之后，为睢州镇将叛徒许定国所暗算。剩下黄、刘三镇又为了统治集团内部派系的斗争，被马士英、阮大铖等调去阻塞左良玉兵东下，河淮一带，千里空虚。因此当清兵南下时，只留下史可法一支孤军，困守扬州。扬州一失，南明王朝也就跟着覆亡了。 当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民族危机间不容发的时候，摆在南明王朝面前的主要任务，是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当前最大的敌人。可是由于明代统治阶级在当时已经十分腐朽，代表这个腐朽统治阶级的人物，不论文官、武将，都只知道尽量向人民搜括财富，供自己的荒淫享乐。因此由这些代表人物所组成的南明王朝内部，除了彼此争夺派系的、个人的利益之外，是不可能从国家的共同利益出发，团结内部力量来对付南下的清兵的。 当时在南明统治集团内部比较贤明的人物并不是没有，传奇中所写的史可法就是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然而由于当时整个统治集团在走向腐朽、没落，他在这个统治集团内部的地位，也就愈来愈陷于孤立。《桃花扇》传奇演南明王朝建立之后，史可法即因为马士英所忌，出守江北。到他镇守扬州之后，江北四镇将士又因早就与马士英勾结，不听他的指挥。明末清初有些历史作者也看到了史可法才能短绌的一面；然而重要的并不是史可法个人才能的问题，而是当时整个形势使史可法的才能不可能得到发挥的问题。传奇第十八出当四镇将士为争夺扬州，自相水火时，史可法只能写一张告示来调停，效果当然是不大的。第三十五出写史可法死守扬州时，只能以痛哭流涕激励部下，也不能挽回危局。然而作者已经通过一连串的戏剧行动，把史可法当时的处境揭示给读者：他上不得朝廷的信任，下不能指挥诸将，剩下部下的三千残兵，也同样受了这腐朽统治集团的影响，军心动摇；那他除了痛哭流涕，决心以一死报国之外，就很少别的道路可走了。 南明王朝内部派系之间的尖锐矛盾；马士英、阮大铖等亡国士大夫的荒淫无耻，倒行逆施；史可法的困守扬州，孤忠无助；它们从不同方面说明南明王朝没落的必然性。这些历史现象，在《桃花扇》传奇里得了了集中而完整的反映。《桃花扇》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即作者所说的“兴亡之感”，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 然而《桃花扇》不是历史教科书，作者在创作上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怎样通过当时流行的戏剧形式――传奇来反映南明的历史。既然是传奇，就需要通过剧中男女主角的离合悲欢，把南明一代的兴亡串连起来演给观众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正是作者在这方面最好的自白。 那么作者是怎样借传奇中男女主角侯方域、李香君的离合之情，写南明一代兴亡之感的呢？《桃花扇》传奇中的女主角李香君是明末南京秦淮名妓。作者在第二出最初介绍这个人物时就给我们一个与一般妓女不同的印象。她色艺非凡，曾得到当时复社领袖人物张天如、囊椭俚鹊脑奚停凰�氖Ω邓绽ド�质窃诟瓷缥娜松�秩畲箢裰�螅�峋隼肟�巳罴依唇趟�枨�摹N颐谴雍罄此�谙肪缋锼�硐值囊涣��卸�矗�庑┳畛醺��哟サ娜宋铮�运�纳�钐�仁瞧鹆苏�娴挠跋斓摹?明末东林、复社文人由于在政治上有比较进步的主张，跟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官僚展开了一连串的斗争，赢得了东南各大都市人民的好感，也受到歌台舞榭里那些丧失了人身自由的女子的欢迎。李香君既受到复社领袖人物的赞扬，她师傅又是坚决反对阮大铖的人物；那当她跟侯方域结合之后，为了侯方域，也为了她自己的前途，把侯方域从阮大铖与杨龙友所做成的圈套里挽救出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却奁〕这场戏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秦淮歌妓与复社文人的关系。这除了男女双方在才华上、容貌上互相倾慕外，还在政治态度上互相影响。这是在《桃花扇》以前的儿女风情戏里所少有的。 李香君在出色地演出了〔却奁〕这一出戏之后，不但成为侯方域的“畏友”，同时还赢得复社文人普遍的尊敬。然而，这对于那要收买她来拉拢侯方域的阮大铖来说，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他的老羞成怒，是势有所必至的。就这样，作者通过〔传歌〕、〔眠香〕、〔却奁〕等几场戏，逐步把这出戏中的女主角推向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的尖端。 当南明王朝建立之后，由于这个王朝是建立在极端腐朽的统治基础之上的，这王朝的代表人物，从福王由崧以至马士英、阮大铖、田仰等，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荒淫无耻的生活。李香君是一个以色艺著称的歌妓，她的名气愈大，这个腐朽统治集团里的人物，就越要千方百计地把她抢夺过来，作为自己玩弄的对象。然而李香君由于过去在对阮大铖的斗争中，曾经为侯方域及复社文人所器重；为了复社，也为了她自己的前途，她自然要坚守妆楼，等待侯方域的到来，拒绝了南明统治集团里的人对她的追求。就这样，作者把李香君为了本身幸福所进行的斗争，跟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很自然地结合起来。传奇中第十七出总批说：“南朝用人行政之始，用者何人，田仰也；行者何政，教戏也。因田仰而香君逼嫁，因教戏而香君入宫，离合之情又发端于此。”正确地指出了香君的不幸遭遇是与南明腐朽王朝的政治措施密切相关的。 作者所以采用侯方域赠给李香君的诗扇作为全部戏曲的主要线索，用意是深刻的。这诗扇本是侯方域与李香君定情的表记，在当时习俗，它是象征着男女双方的全部爱情的，因此它就可能把有关侯、李双方的爱情关系贯串起来。从另一方面看，侯、李双方的结合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小插曲，而李香君在这次政治斗争中一开始就表现了十分鲜明的态度，这就埋伏了后来马士英、阮大铖等对她进行迫害的祸根。传奇第二十一出写阮大铖怂恿马士英去强逼香君嫁给田仰时说：“当年旧恨重提起，便折花损柳无悔。那侯朝宗空空梳栊了一番，看今日琵琶抱向阿谁？”这就说明阮大铖等的迫害香君，还含有对复社文人进行报复的意图。那李香君的以诗扇作武器，抗拒了阮大铖等对她的迫害；最后更不惜血溅诗扇，以死守楼；不仅表现了她对爱情的坚贞，同时也即挫折了阮大铖借此对复社文人进行报复的卑鄙企图。这样，通过这把诗扇，又有可能把南明复社文人对魏阉余孽的斗争联系起来。 从〔却奁〕到〔骂筵〕，作者通过一连串的戏剧行动，发展了香君性格中优秀的一面，塑造了各种动人的舞台艺术形象，揭示她在当时政治斗争中的鲜明态度。“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这里正是香君这个受南明统治集团重重压迫的人物，代表了当时广大人民对马、阮等权奸进行有力的鞭挞。 作者写香君坚决拒绝马、阮等权奸对她的迫害，坚守她对侯方域的爱情，还是从她本身生活出发的。传奇第二出〔欢歌〕，当香君刚刚在戏中露面，她的假母李贞丽要她温习新腔时，她皱着眉头说：“有客在座，只是学歌怎的？”这里已细致地透露出她对自己处境的不满。由于她在当时是一个失去了人身自由的歌妓，从她自己所熟习的生活里，她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十倍于此的难堪境遇，正在后面等待着她。因此当她跟侯方域结合，并因而受到侯方域以及其他复社文人应有的尊重以后，坚决选择了她自己所认为比较正确的道路，拒绝了阮大铖、田仰等为她布置好的一个新的圈套，是丝毫也不足奇怪的。传奇第二十三出〔寄扇〕有着这样的一段对白――杨龙友说：“你看这桃花扇，少不得个顾曲周郎，难道青春守寡，竟做个入月嫦娥不成？”李香君说：“说那里话，那关盼盼也是烟花，何尝不在燕子楼中关门到老。”苏昆生说：“明日侯郎重到，你也不下楼吗？”李香君说：“那时锦片前程，尽俺受用，何处不许游耍，岂但下楼？”这就说明李香君的苦守妆楼，正是为了她自己所憧憬的一个美满幸福的前景。这样的刻画香君，才是合情合理，有血有肉，而不是作者主观概念的化身。 侯方域比之李香君有他软弱的一面，他最初与香君的关系，不过是一种名士风流，借此消遣春愁的行径；〔却奁〕一场更在阮大铖、杨龙友的巧言利诱之下，在政治上表现了动摇。由于马、阮的当权，四镇的专恣，他在政治上寄予很大希望的史可法也不能有所作为，他在政治上的一切活动并没有收到效果，李香君对他的一切属望也只能归于幻灭。这不仅是侯方域、李香君爱情的悲剧，同时关系着南明一代的兴亡。
清 孔尚任该剧剧情是：侯方域在南京旧院结识李香君，共订婚约，阉党余孽阮大铖得知候方域手头拮据，暗送妆奁用以拉拢。香君识破圈套，阮大铖怀恨。南明王朝建立后，阮诬告侯方域迫使他逃离南京。得势的阮大铖欲强迫香君改嫁党羽田仰遭拒，香君血溅定情诗扇。友人杨龙友将扇上迹点染成折枝桃花，故名桃花扇。后，南明灭亡，侯、李重逢。但国已破，何为家？他们撕破桃花扇，分别出家。1、《桃花扇》是一部历史剧，作者通过描述南明王朝短暂的历史，引导人们举一反三，去思索明朝江山之所以崩溃覆没的原因。2、作品以侯方域、李香君在风雨飘摇年代的离合悲欢作为情节推进的线索，把笔锋伸展到当时社会的多个角落。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文人艺妓，在作品中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体系。3、作品“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描绘了一幅“南明王朝始末图”。4、在艺术方面，剧中人物众多，但各具个性，互不雷同。5、戏剧结构宏大严密，主人公侯、李二人时分时合，使剧情呈现出波澜起伏的格局，而纷繁的历史事件与众多的头绪显得连环相牵，有条不紊。
《桃花扇》是孔尚任经过长期准备酝酿而完成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早在1684年以前隐居石门山时期，即已勾画出剧本的轮廓。此后广泛搜集史料，经历十余年，三易书稿于1699年6月最后完成。《桃花扇》是一部以南明王朝的兴亡为内容的历史剧。剧本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恋爱故事为线索，表现了权奸（以阮大铖、马士英为代表）和清流（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吴次尾、陈定生等为代表）之间的斗争，揭露了南明王朝政治的腐败，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反映了明末动乱的社会面貌。剧本反映的内容很复杂，但作者的创作意图却是十分明确的，即“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见“试一出”《先声》）他是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来表现南明覆亡的历史，并从而总结明朝亡国的历史经验。因此，全剧虽然以侯方域和李香君两人的爱情作为线索，但概括进了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跟《长生殿》一样，它不是一部单纯的爱情戏，而是一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历史剧。《桃花扇》所反映的社会矛盾是多方面的。以在野的复社文人侯方域、陈定生、吴次尾等与在朝的权奸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的斗争为主线，同时穿插了下层市民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等跟权奸的斗争，又组织进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其中既包括忠和奸的斗争，也包括权奸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这些矛盾斗争的内容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但全剧以对马士英、阮大铖等为代表的权奸们罪行的揭露和批判为中心内容。剧作者怀着强烈的愤慨，比较集中地揭露了包括弘光帝在内的南明王朝统治阶级的腐朽和罪恶。政治极端黑暗腐败：文官忙于“迎驾”、“选优”；武将则争权夺利，自相残杀。马士英和阮大铖等人，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借国家危险之机，结党营私，残害忠良，卖官鬻爵，骄奢淫佚，祸国殃民。作者将南明的覆亡，归结到这些权奸们的罪恶上。他在《桃花扇小识》中说：“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权奸者，魏庵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尽管这样的认识和在这种认识指导下所反映的晚明社会的历史面貌，有很大的片面性，我们仍然应该肯定，剧本对权奸罪恶的揭露和批判，还是反映了这一时期历史真实的某些侧面的。剧本对权奸形象的真实生动的刻画，概括了历史上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共同特征，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但《桃花扇》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作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塑造了一批与昏君和权奸对立的有思想、有气节、爱国而富于正义感的正面人物形象。李香君是中国古典戏曲中罕见的一个光辉夺目的妇女形象。作者将这个身处社会下层，受凌辱、被歧视的秦淮歌妓，描写成一个聪明、美丽、正直、刚强，明大义、有气节的人物。她对侯方域执著坚贞的爱情，表现了在政治上鲜明的是非观念和强烈的正义感。她对爱情的选择，是建立在政治选择的基础之上的。对权奸马士英和阮大铖共同的仇恨和斗争，是她和侯方域爱情的共同基础。爱情与政治斗争的紧密结合，是《桃花扇》在思想和艺术上的重大突破。比之《西厢记》中的崔张和《牡丹亭》中的杜柳，在爱情关系的思想内涵上，都大大地提高和丰富了。《却奁》一出，集中地刻画了李香君的形象，将她的思想、眼光、气节、性格都写得十分突出，光彩照人。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拉拢复社文人，权奸阮大铖通过杨龙友，给侯李二人的结合送来妆奁。杨龙友并未讲明是阮大铖所送，而李香君却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感觉到其中有鬼，提出怀疑，表现了她不仅有思想，而且头脑冷静，警惕性很高。在知道了妆奁是阮大铖所送，目的是要纳交侯方域借以摆脱政治上的困境以后，杨龙友为阮大铖开脱求情。这时，侯方域表现得软弱动摇，李香君却愤怒地斥责侯公子“狥私废公”，并拔簪脱衣，唱道：“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几句唱白，将这个下层女子的眼光、思想、胸怀、气节，十分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侯方域也禁不住赞美道：“俺看香君天姿国色，摘了几朵珠翠，脱去一套绮罗，十分容貌，又添十分，更觉可爱。”作者写她卸去浓妆，却更加突出她灵魂的内在美。以后，剧本又分别以几出戏进一步集中地写李香君的气节和对侯方域爱情的坚贞。十七出《拒媒》，写她蔑视豪门权贵，忠于爱情的崇高品德。她唱道：“可知定情诗红丝拴紧，抵过他万两雪花银。”二十二出《守楼》，写她对依仗权势、强娶逼婚的田仰的庄严抗争。先是坚持说理，“堂堂之论，谁能置辩”（《守楼》一出评语）；继而顽强反抗，不惜毁容溅血。“一把诗扇，倒像一把防身的利剑。”表现了她心高志大，刚烈不屈。二十四出《骂筵》，写她面对权奸，无所畏惧，痛快淋漓地斥骂他们的罪行，一吐胸中之气。她将自己比作击鼓骂曹的“女弥衡”。令人敬佩的是，她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冤苦和不幸而泄私愤，而是从国家民族的兴亡存废出发感到痛心疾首，表现出她开阔的胸襟和眼光。李香君的形象在这里升华到一种更加崇高的境界。作者将一个在旧时代被人歧视的歌女写得如此坚强不屈，勇敢无畏，大义凛然，闪耀出夺目的光辉，是孔尚任的一个杰出的贡献。爱情描写突破了传统的郎才女貌、温情脉脉的俗套，而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内容，其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剧本还生动地表现了说书的柳敬亭、唱曲的苏昆生等下层艺人的崇高品质，赞扬了他们高洁的人品，洒脱的胸襟，勇敢、机智、诙谐的性格，以及强烈的正义感和乐于助人的侠义心肠。对民族英雄史可法也作了热情的歌颂。通过《誓师》、《沉江》等出，着意渲染和表现他的气节和民族爱国感情，写得十分悲壮。复社文人侯方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形象，作者对他的态度鲜明而又很有分寸。一方面热情地肯定和赞扬他跟庵党的斗争，他的正义感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另一方面又善意地批评了他软弱、动摇和沉溺于个人爱情等弱点。作者在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艺术加工，集中概括了当时复社文人的某些典型特征。《桃花扇》中所表现的鲜明的民族意识，是剧本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剧本虽然没有正面描写，甚至是有意回避明末清初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但对当时在汉族人民中普遍存在的民族意识和抗清要求，还是有所反映的。剧本通过对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崇敬和哀悼，对降清人物刘良佐、刘泽清以及阮大铖、马士英的揭露和讽刺，对之明故国的追怀念惜，抒发了作者的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总之，《桃花扇》是一部是非观念明确、爱憎感情鲜明，有强烈的政治倾向的优秀历史剧。它通过侯李之间的离合之情，批判权奸误国，哀悼明朝灭亡，总结王朝兴废的历史经验，热情地歌颂了敢于跟权奸作斗争的高尚气节和爱国感情。《桃花扇》也存在着明显的思想局限。这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了“权奸误国”在明朝灭亡中的作用，因而不能真正全面深刻地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教训。把李自成起义称为“流贼”，表现了作者地主阶级的偏见，因而不可能对促使明王朝衰亡的阶级斗争作出正确的反映。剧末正面人物修真学道，遁迹山林，虽然表现了不愿与清朝统治者合作的值得肯定的态度，但毕竟是一种充满虚无主义情绪的消极反抗。民族意识跟封建的愚忠观念联系在一起，也包含着某种狭隘性和落后性。
《桃花扇》作为一部接近真实历史的剧作，描写了南明朝时期人们的悲惨命运以及国家灭亡的始末。是一部具有丰富内涵和卓越艺术技巧的杰出作品，全剧渗透着人生命运的悲剧意识。《桃花扇》悲剧性的来源与时代环境和作家个人经历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将从《桃花扇》悲剧的来源和侯、李之间的爱情悲剧以及不同人物的悲剧来探讨《桃花扇》的悲剧。 下载论文网 关键词：《桃花扇》；悲剧来源；爱情；人物悲剧 孔尚任在《桃花扇.先声》中“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将悲凉的氛围贯穿全剧，本文将从《桃花扇》悲剧的来源和侯、李之间的爱情悲剧以及不同人物的悲剧来探讨《桃花扇》的悲剧。 一、《桃花扇》悲剧的来源 《桃花扇》以南明弘光小王朝的兴亡历史为创作基础。描写了南明朝在面对清军的入侵时，南明皇帝沉迷于声色；朝中大臣卖官鬻爵，聚敛钱财；军队内部矛盾重重，互相打内战，唯独史可法带领三千残兵在扬州坚守，终究不敌敌军。最终南明王朝灭亡。面对不过十多万的清兵，南明弘光小王朝如果积极救国，上下齐心，不至于走向土崩瓦解。 《桃花扇》其悲剧来源与时代背景和作家个人经历是不能分割开的。清军击败腐败的南明王朝后，明朝元勋建立了与清朝相抗衡的政权，反清运动此起彼伏。汉族激烈的反抗和满族残暴血腥的镇压是这一时代“悲”的印记。明朝灭亡之后，前朝遗老感慨兴亡、缅怀往事，但他们没有军权和政权，面对王朝的灭亡，他们更多的无奈，同时他们的软弱性和现实的残酷逼迫下使得他们只能是用消极的方式和清朝抗衡。《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亲身游览过了明朝遗迹，同时结交了不少前朝遗老，他们对前朝往事和王朝灭亡的沉痛讲述刺激了了作者的创作欲望。其次，孔尚香个人命运坎坷，仕途坎坷，始终得不到皇帝重用。官场的失利和淮扬水患治理无望使孔尚任心灰意冷，孔尚任将这种悲剧的心理带入到《桃花扇》的创作之中。 二、侯、李之间爱情的悲剧 《桃花扇》中男女主人公侯方域和李香君从初识定情到情谊浓郁再到凄凉分离都与桃花扇密切相连。戏曲以扇这一古典意象来象征侯方域和李香君之间的悲欢离合的凄惨爱情，并贯穿整部剧作，为整剧的悲剧性情感奠定了基调。而侯方域和李香君两人生于动荡颠沛流离的乱世，因而两人的爱情故事染上了凄美的悲剧色彩。《访翠》描述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爱情故事的序幕，侯方域用一枚香扇坠作为寻觅佳人的传情之物。在《眠香》中，侯方域和李香君大婚，侯方
《桃花扇》是爱情遭遇政治变革的悲剧，侯李的爱情具有时代性和民族色彩，但当个人的爱情遭遇和大的政治变革相冲突时，则情无异于危卵击石了。孔尚任悲剧性地把政治悲剧之“理”置于情感之上，具有鲜明的超时代性，体现了“理”对情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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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都写过叙事结构的探究吧，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桃花扇》象征与叙事结构的探究，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桃花扇》是明清传奇戏剧的代表巨作，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其象征与叙事结构的巧妙运用。因此本文从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的叙事手段、结构方法和意象三方面入手，深入探究作品的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以及象征叙事结构产生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 ：《桃花扇》；象征；艺术效果；叙事结构
一、引言
《桃花扇》是清代著名戏曲作家孔尚任（1648～1718年）的代表作，在明清传奇历史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歌台演出，岁无虚日”。这一著作标志着继汤显祖以来中国戏剧的新巅峰，孔尚任也因此与《长生殿》的作者洪升并论，被称作“南洪北孔”。
孔尚任在刻本卷首还特地撰写了《桃花扇考据》一文，详细列出了创作该剧所参考的文献的细目，全书有上下两卷，共40出（上下本首末又各加了一出，实际共有44出），以桃花扇贯穿始终，以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构成基本剧情。
《桃花扇》在叙事结构的安排上精妙严谨，梁启超在其《小说丛话》曾赞扬道：“但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由此可见，除了词藻的修饰和情感的流露，戏剧的叙事结构也非常重要。戏剧的叙事结构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叙事的语法结构，叙事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从叙事结构的角度探讨能够补充和发展《桃花扇》的研究。本文主要探讨《桃花扇》中体现出的象征叙事结构以及套式双重结构。这两点是《桃花扇》较其他戏剧而言更为突出的创作特色，而且使该剧成为明清传奇的压卷之作。
二、《桃花扇》及其相关研究
自《桃花扇》成文便一时洛阳纸贵，在当时主要是用来传阅和舞台表演，却并没有涉及到研究。19世纪末以来，对《桃花扇》的研究才开始起步。
2.1《桃花扇》的研究
民国初年，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等人接受了西方的哲学与美学观念，从哲学、美学、伦理价值以及社会政治的角度阐述《桃花扇》的内涵或者用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辛亥革命至1949年间，对《桃花扇》的研究由古典转向现代化，主要是借史来阐发民族意识，但是受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对《桃花扇》的学术研究难以深入展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桃花扇》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且发展迅速，20世纪以来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元化，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
近年来，《桃花扇》的研究者们主要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讨论《桃花扇》，如李瑛、尹志鹏（2011）认为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杰作之一，其审美意蕴的最关键所在是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融合起来并别出心裁地构建表达出来。还有许多学者从比较法来研究《桃花扇》，如赵秋棉（2004）有少数学者从《桃花扇》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3]如张松辉（2000）的《谈<桃花扇>中的道家道教思想》。
2.1《桃花扇》的叙事研究
然而，从叙事方面对《桃花扇》的研究屈指可数，例如2014年张宇从叙事策略来浅析《桃花扇》，他认为《桃花扇》在创作中既承袭了传奇创作传统，又别具匠心，以角色叙述者、多声部叙事、时间的扭曲等多种叙事手段将历史真实与传奇元素相结合，不仅营造出历史的真实感，而且显现出清代文人传奇的叙事追求与主体意识。研究者们在近10年内才对《桃花扇》的叙事结构有所开拓，例如李多娇（1998）从意象结构角度浅谈，她认为“桃花扇”如草蛇灰线贯穿全剧。“桃花扇”不仅仅是一个文体的代码，一个多边的隐喻，更是全剧重要的意象结构的载体，不仅承载着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而且承载着一代兴盛衰亡的南朝历史。孙敏强（2006）也从意象结构来分析，他提出作为中心意象，“桃花扇”具有特殊的艺术效应与结构功能，它使整个作品的艺术结构和形象体系别开生面，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曲珠”说的成功范例和最好注脚，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和理论价值，他认为孔尚任对中国叙事文学文论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吴瑞霞（2006）从李渔关于戏剧叙事应以“一人一事”为剧情枢纽的“立主脑”理论分析了《桃花扇》的剧情结构，得出李香君一人，“却奁”一事，是《桃花扇》所立之“主脑”。袁韵（2011）认为《桃花扇》叙事结构的成功向来为人所欣赏，是该剧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桃花扇》叙事艺术结构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杂而不越"的整体美、"草蛇灰线"的谨严美和"不奇而奇"的曲折美这三方面。还有张鹏（2014）提出《桃花扇》在叙事上有着多重结构。首先，《桃花扇》叙事的功能结构是具有普化范式的叙事单元的组合；其次，《桃花扇》叙事的语法结构是有着多条叙事线索的复合型叙事序列；再次，在该戏的文本内部，还隐藏着一个叙事的深层结构，它是文本叙事的内在动因，指明了其情节发展的脉络和终点。
从叙事结构研究戏剧这一视角较新，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多。例如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戏剧叙事结构的发展。因此本文决定从叙事结构这一方面着手来探讨《桃花扇》的价值， 希望对《桃花扇》的研究以及对整个戏剧研究领域起到绵薄的贡献。
三、《桃花扇》中的象征叙事结构
Kirby（1987）编撰的《简明现代思潮辞典》“象征”条目写道：一个形象是一个经验或一个对象的具体描写；要是在具体形象之外，尚有第二层含义的话，那么，形象就变成了象征。象征的主要手法是把具体的人和事物抽象成象征物，再折射出哲理。叙事指的是叙述故事情节。所谓的象征叙事就是将象征手法融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去。在巴尔特的《S/Z》一书中把文本看成是符码的编织物或网络，并将这些混合与交织着的符码分为五种，其中的象征性符码是指叙事行为中文字符号的`象征性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用文本符号的象征性来分析戏剧的张力所在。所谓象征叙事结构是作者通过特殊的叙事手段和结构方法来构设出贯穿全局、带有特定象征意味的意象，对作品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起到推进、润色等艺术效果以及其他的效果。叙事结构与象征的巧妙结合并且运用于戏剧作品，使戏剧的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因素发挥到极致，也使其文化品位得到提升。
3.1《桃花扇》的叙事手段
从叙事手段上来说，《桃花扇》一文设置了一个贯穿全剧的中心意象即“桃花扇”并通过娴熟的象征手法来展开叙事和揭示主题。“桃花扇”奇就奇在它的象征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叙事的不断进行不断变化着，正是这种变化使得该剧主题一步步得到升华。“桃花扇”这柄定情信物原本只是侯方域和李香君爱情的美好象征，也只会让人对一对才子佳人的美好未来充满期待和祝福。但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桃花不仅会让人联想到女子的美貌，爱情的美好，娇艳无比的桃花生性却柔弱，让人不禁联想到“人面只今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等诗句，很自然地带给读者一些悲伤的情怀，让人们感怀物是人非，容颜易逝以及爱情的悲剧。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说道“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李香君誓死守楼明志，血溅诗扇后这柄扇子就有了更为深刻、耐人寻味的意义。可见，随着情节的曲折发展，“桃花扇”象征的内容也由美好渐渐转为凄凉。作为明清历史传奇的代表作，侯李爱情的离合只是表层，是艺术媒介；南朝的兴亡才是主旨，是艺术意蕴。“桃花命薄，扇底飘零”，这柄“桃花扇”见证了爱情的离合悲欢，也见证了国家的兴衰存亡。象征作为该剧的重要叙事手段，将“桃花扇”的积淀意义与主旨旋律成功地融为一体，赋予该剧深刻的历史韵味和哲理意义。“桃花扇”的奇妙象征对于全剧叙事结构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2《桃花扇》的结构方法
从结构方法上来说，“桃花扇”作为全剧最核心的结构线索，融会贯通了全文，完美地实现了双线结构的叙事。与其他明清传奇所不同的是，孔尚任还别出心裁地将套式结构与双线结构巧妙结合，构成了独特的套式双重结构。爱情的离合与国家的兴亡无不与这把“桃花扇”紧密相连，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作为《桃花扇》的情节发展线索，如线串珠地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这两条主线串联起来，顺利自然地构成了全剧的双线结构。除了正文四十出以外，该剧还特地在上下本的首尾各增添一出，上本开头试一出《先声》，末尾闰一出《闲话》；下本开头添一出《孤吟》，末尾续一出《余韵》。除《闲话》外其余三出均以老赞礼为主角，在《先声》中老赞礼作为开场人物首次出场，明确说明全剧是“明朝末年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孤吟》中，老赞礼说道“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点出了戏剧轰动一时的演出效果、实人实事的写作手法以及哀伤的写作基调；《余韵》中，老赞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作者的化身，与柳、苏二人共同谱写了一曲南朝灭亡的哀歌作为全剧的收场。在《闲话》中，张道士首次登场，指出了他结场人物的身份。作为结场人物，他不仅将剧中人物联系起来还向主角指明了人生出路，对全剧的叙事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这四出，该剧情节仍然完整，但是情感的表达不够强烈，结构安排不够紧密严谨，称不上完美。当作者有意识地套装上历史参与者和见证人老赞礼、张道士等人对剧情背景的交代以及对主角人物命运的感慨，侯李爱情的离合以及南朝的兴亡的无奈与忧伤展现地更加深入，戏剧的主题也更加突出，同时观众也能更加切身地体会到剧中人物的感受。套式双线结构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驾驭艺术作品的高超技艺，使《桃花扇》成为明清传奇戏剧中的佼佼者。
3.3《桃花扇》的意象
从意象上来说，《桃花扇》一文有多个意象而非最显著的“桃花扇”一个。纵观全剧，扇、桃花、桃花源也都是值得探讨的意象。“桃花扇”的最终成形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跌宕的过程，起初它只是一把普通的扇子，等到扇面溅上了香君忠贞的鲜血才渐渐有了扇面桃花，这把扇子才形成了“桃花扇”。
3.3.1扇子的意象
扇子作为意象，在剧中寄托了文人的诗情画意，也寄托了作者对处于乱世的复社文人怀才不遇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感伤之情。第六回《眠香》中侯方域在扇上题诗道“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在美人面前，一代才子不仅表达了对香君的爱慕之情，而且将自己的文采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第二十三回《寄扇》中，杨龙友见扇上有几滴血痕，妙笔生花借美人的血竟画出了几笔折枝桃花。这把扇渲染了文人的水墨情怀。第一回《听稗》中，侯方域讽刺南都人士学金粉南朝的亡国作风并暗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然而，侯方域最后还是流连美色，学了金粉南朝模样。在第十四回《阻奸》中，侯方域列举了马、阮等人想要拥立的福王的“三大罪”还有“五不可立”，表现出自己的刚正与决心；然而，在第十八回《争位》中，他却胆怯了，说道“且看局势，再做商量。”这些前后矛盾的心理与行为其实是文人们怀才不遇的心境的写照。第十二回《辞院》中，史可法哀叹道“黄尘起，王气昏，羽扇难挥建业军”表达出自己在末世无法展示才华，无法再力挽狂澜的心酸以及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3.3.2桃花的意象
桃花作为又一意象，在剧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然消极占主要地位。桃花既是香君貌美如花，如《却奁》中“正芬芳桃香李香，都题在宫纱扇上”；又是容颜易逝的体现，如在《寄扇》中，李香君见到杨龙友为她点画的桃花扇唱道：“樱唇上调朱，莲腮上临稿，写意儿几笔红桃。补称些翠枝青叶，分外夭夭，薄命人写了一副桃花照。”桃花虽然是侯李美好爱情的体现，如《题画》中“想起小生定情之日，桃花盛开，映着簇新新一座妆楼”；但更多的是爱情破碎的载体，如《题画》中“不料美人一去，零落至此。”
3.3.3桃花源的意象
除了扇子和桃花，桃花源这一意象在剧中也有重要的含义。在陶渊明的笔下，桃花源是一片理想的乐园，而在孔尚任的笔下，桃花源带有更多的却是悲剧色彩。桃花源在《桃花扇》中第一次出现在第一回《听稗》，“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以及“重来访，但是桃花误处，问俺渔郎。”“桃源路”和“桃花误处”借用了陶渊明的《桃花源》来表达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在乱世无法实现理想生活的惆怅。在第二十八出《题画》，“桃花源”这一意象就出现了三次，“这是一幅桃源图”，“原是看花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渔郎诳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归德侯方域题。”“这流水溪堪羡，落红英千千片。抹云烟，绿树浓，青峰远。仍是春风旧境不曾变，没个人儿将咱系恋。是一座空桃源。”。这一桃花源表达出了侯方域对李香君的思念之情，在乱世寻找避难之所的渴望，以及对美人离去后仅剩空壳桃花源的感伤。
“桃花扇”从字面上解释为一把绘有桃花的扇子，它的意象也就是以上所有意象的集合，既有表层的意义，如爱情的离合悲欢、文人的水墨情怀，更有其深层的意义，如怀才不遇和渴望建功立业的矛盾冲突、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我们可以说“桃花扇”这一中心意象具有积淀性和多义性。以这把特殊的“桃花扇”为剧名设置了悬念引起读者的兴趣，体现出作者的匠心独运。
3.4象征叙事结构的艺术效果
象征的叙事手段，套式双线的叙事结构，以及多义性、积淀性的意象的结合构成了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这一结构首先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冲突清晰明朗，撼动人心。其次循序渐进地揭示了戏剧的真正主旨，离合之情很自然地融于兴亡之感中。最后将象征叙事结构用于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戏剧对作品审美意蕴的表现和艺术结构的构建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从文体效果上来看，不仅使得整部戏剧以含蓄的方式流畅地表达出深远的含义，而且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从舞台效果上看，“桃花扇”作为剧名，又是剧中重要的道具，这表明“桃花扇”是全剧象征叙事结构的核心，在戏剧表演中的剧情发展和矛盾冲突上起到了媒介的作用，扇子形式的不断完整以及内涵和意义的不断深化产生了渐变式的舞台效果并引起观众心灵的震荡。
四、结语
象征叙事结构是明清传奇巨作《桃花扇》的重要艺术特征之一，对全剧的行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研究结合了文体学和叙事学的相关知识，能够更加具体深入地阐释全剧。孔尚任用多个意象的积淀象征，配合上套式双重结构的叙事，推进了情节的冲突，淋漓尽致地揭示全剧国家兴亡的实质主题，将象征叙事结构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体现出当时文学向社会化、人文化发展的趋势。全剧因为象征叙事结构的成功运用，其结构产生了杂而不越、草蛇灰线、不奇而奇的美感，产生了巨大的文体和舞台效果。
相信许多人都写过叙事结构的探究吧，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桃花扇》象征与叙事结构的探究，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桃花扇》是明清传奇戏剧的代表巨作，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其象征与叙事结构的巧妙运用。因此本文从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的叙事手段、结构方法和意象三方面入手，深入探究作品的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以及象征叙事结构产生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 ：《桃花扇》；象征；艺术效果；叙事结构
一、引言
《桃花扇》是清代著名戏曲作家孔尚任（1648～1718年）的代表作，在明清传奇历史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歌台演出，岁无虚日”。这一著作标志着继汤显祖以来中国戏剧的新巅峰，孔尚任也因此与《长生殿》的作者洪升并论，被称作“南洪北孔”。
孔尚任在刻本卷首还特地撰写了《桃花扇考据》一文，详细列出了创作该剧所参考的文献的细目，全书有上下两卷，共40出（上下本首末又各加了一出，实际共有44出），以桃花扇贯穿始终，以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构成基本剧情。
《桃花扇》在叙事结构的安排上精妙严谨，梁启超在其《小说丛话》曾赞扬道：“但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由此可见，除了词藻的修饰和情感的流露，戏剧的叙事结构也非常重要。戏剧的叙事结构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叙事的语法结构，叙事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从叙事结构的角度探讨能够补充和发展《桃花扇》的研究。本文主要探讨《桃花扇》中体现出的象征叙事结构以及套式双重结构。这两点是《桃花扇》较其他戏剧而言更为突出的创作特色，而且使该剧成为明清传奇的压卷之作。
二、《桃花扇》及其相关研究
自《桃花扇》成文便一时洛阳纸贵，在当时主要是用来传阅和舞台表演，却并没有涉及到研究。19世纪末以来，对《桃花扇》的研究才开始起步。
2.1《桃花扇》的研究
民国初年，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等人接受了西方的哲学与美学观念，从哲学、美学、伦理价值以及社会政治的角度阐述《桃花扇》的内涵或者用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辛亥革命至1949年间，对《桃花扇》的研究由古典转向现代化，主要是借史来阐发民族意识，但是受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对《桃花扇》的学术研究难以深入展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桃花扇》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且发展迅速，20世纪以来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元化，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
近年来，《桃花扇》的研究者们主要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讨论《桃花扇》，如李瑛、尹志鹏（2011）认为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杰作之一，其审美意蕴的最关键所在是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融合起来并别出心裁地构建表达出来。还有许多学者从比较法来研究《桃花扇》，如赵秋棉（2004）有少数学者从《桃花扇》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3]如张松辉（2000）的《谈<桃花扇>中的道家道教思想》。
2.1《桃花扇》的叙事研究
然而，从叙事方面对《桃花扇》的研究屈指可数，例如2014年张宇从叙事策略来浅析《桃花扇》，他认为《桃花扇》在创作中既承袭了传奇创作传统，又别具匠心，以角色叙述者、多声部叙事、时间的扭曲等多种叙事手段将历史真实与传奇元素相结合，不仅营造出历史的真实感，而且显现出清代文人传奇的叙事追求与主体意识。研究者们在近10年内才对《桃花扇》的叙事结构有所开拓，例如李多娇（1998）从意象结构角度浅谈，她认为“桃花扇”如草蛇灰线贯穿全剧。“桃花扇”不仅仅是一个文体的代码，一个多边的隐喻，更是全剧重要的意象结构的载体，不仅承载着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而且承载着一代兴盛衰亡的南朝历史。孙敏强（2006）也从意象结构来分析，他提出作为中心意象，“桃花扇”具有特殊的艺术效应与结构功能，它使整个作品的艺术结构和形象体系别开生面，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曲珠”说的成功范例和最好注脚，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和理论价值，他认为孔尚任对中国叙事文学文论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吴瑞霞（2006）从李渔关于戏剧叙事应以“一人一事”为剧情枢纽的“立主脑”理论分析了《桃花扇》的剧情结构，得出李香君一人，“却奁”一事，是《桃花扇》所立之“主脑”。袁韵（2011）认为《桃花扇》叙事结构的成功向来为人所欣赏，是该剧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桃花扇》叙事艺术结构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杂而不越"的整体美、"草蛇灰线"的谨严美和"不奇而奇"的曲折美这三方面。还有张鹏（2014）提出《桃花扇》在叙事上有着多重结构。首先，《桃花扇》叙事的功能结构是具有普化范式的叙事单元的组合；其次，《桃花扇》叙事的语法结构是有着多条叙事线索的复合型叙事序列；再次，在该戏的文本内部，还隐藏着一个叙事的深层结构，它是文本叙事的内在动因，指明了其情节发展的脉络和终点。
从叙事结构研究戏剧这一视角较新，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多。例如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戏剧叙事结构的发展。因此本文决定从叙事结构这一方面着手来探讨《桃花扇》的价值， 希望对《桃花扇》的研究以及对整个戏剧研究领域起到绵薄的贡献。
三、《桃花扇》中的象征叙事结构
Kirby（1987）编撰的《简明现代思潮辞典》“象征”条目写道：一个形象是一个经验或一个对象的具体描写；要是在具体形象之外，尚有第二层含义的话，那么，形象就变成了象征。象征的主要手法是把具体的人和事物抽象成象征物，再折射出哲理。叙事指的是叙述故事情节。所谓的象征叙事就是将象征手法融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去。在巴尔特的《S/Z》一书中把文本看成是符码的编织物或网络，并将这些混合与交织着的符码分为五种，其中的象征性符码是指叙事行为中文字符号的`象征性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用文本符号的象征性来分析戏剧的张力所在。所谓象征叙事结构是作者通过特殊的叙事手段和结构方法来构设出贯穿全局、带有特定象征意味的意象，对作品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起到推进、润色等艺术效果以及其他的效果。叙事结构与象征的巧妙结合并且运用于戏剧作品，使戏剧的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因素发挥到极致，也使其文化品位得到提升。
3.1《桃花扇》的叙事手段
从叙事手段上来说，《桃花扇》一文设置了一个贯穿全剧的中心意象即“桃花扇”并通过娴熟的象征手法来展开叙事和揭示主题。“桃花扇”奇就奇在它的象征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叙事的不断进行不断变化着，正是这种变化使得该剧主题一步步得到升华。“桃花扇”这柄定情信物原本只是侯方域和李香君爱情的美好象征，也只会让人对一对才子佳人的美好未来充满期待和祝福。但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桃花不仅会让人联想到女子的美貌，爱情的美好，娇艳无比的桃花生性却柔弱，让人不禁联想到“人面只今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等诗句，很自然地带给读者一些悲伤的情怀，让人们感怀物是人非，容颜易逝以及爱情的悲剧。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说道“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李香君誓死守楼明志，血溅诗扇后这柄扇子就有了更为深刻、耐人寻味的意义。可见，随着情节的曲折发展，“桃花扇”象征的内容也由美好渐渐转为凄凉。作为明清历史传奇的代表作，侯李爱情的离合只是表层，是艺术媒介；南朝的兴亡才是主旨，是艺术意蕴。“桃花命薄，扇底飘零”，这柄“桃花扇”见证了爱情的离合悲欢，也见证了国家的兴衰存亡。象征作为该剧的重要叙事手段，将“桃花扇”的积淀意义与主旨旋律成功地融为一体，赋予该剧深刻的历史韵味和哲理意义。“桃花扇”的奇妙象征对于全剧叙事结构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2《桃花扇》的结构方法
从结构方法上来说，“桃花扇”作为全剧最核心的结构线索，融会贯通了全文，完美地实现了双线结构的叙事。与其他明清传奇所不同的是，孔尚任还别出心裁地将套式结构与双线结构巧妙结合，构成了独特的套式双重结构。爱情的离合与国家的兴亡无不与这把“桃花扇”紧密相连，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作为《桃花扇》的情节发展线索，如线串珠地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这两条主线串联起来，顺利自然地构成了全剧的双线结构。除了正文四十出以外，该剧还特地在上下本的首尾各增添一出，上本开头试一出《先声》，末尾闰一出《闲话》；下本开头添一出《孤吟》，末尾续一出《余韵》。除《闲话》外其余三出均以老赞礼为主角，在《先声》中老赞礼作为开场人物首次出场，明确说明全剧是“明朝末年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孤吟》中，老赞礼说道“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点出了戏剧轰动一时的演出效果、实人实事的写作手法以及哀伤的写作基调；《余韵》中，老赞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作者的化身，与柳、苏二人共同谱写了一曲南朝灭亡的哀歌作为全剧的收场。在《闲话》中，张道士首次登场，指出了他结场人物的身份。作为结场人物，他不仅将剧中人物联系起来还向主角指明了人生出路，对全剧的叙事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这四出，该剧情节仍然完整，但是情感的表达不够强烈，结构安排不够紧密严谨，称不上完美。当作者有意识地套装上历史参与者和见证人老赞礼、张道士等人对剧情背景的交代以及对主角人物命运的感慨，侯李爱情的离合以及南朝的兴亡的无奈与忧伤展现地更加深入，戏剧的主题也更加突出，同时观众也能更加切身地体会到剧中人物的感受。套式双线结构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驾驭艺术作品的高超技艺，使《桃花扇》成为明清传奇戏剧中的佼佼者。
3.3《桃花扇》的意象
从意象上来说，《桃花扇》一文有多个意象而非最显著的“桃花扇”一个。纵观全剧，扇、桃花、桃花源也都是值得探讨的意象。“桃花扇”的最终成形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跌宕的过程，起初它只是一把普通的扇子，等到扇面溅上了香君忠贞的鲜血才渐渐有了扇面桃花，这把扇子才形成了“桃花扇”。
3.3.1扇子的意象
扇子作为意象，在剧中寄托了文人的诗情画意，也寄托了作者对处于乱世的复社文人怀才不遇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感伤之情。第六回《眠香》中侯方域在扇上题诗道“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在美人面前，一代才子不仅表达了对香君的爱慕之情，而且将自己的文采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第二十三回《寄扇》中，杨龙友见扇上有几滴血痕，妙笔生花借美人的血竟画出了几笔折枝桃花。这把扇渲染了文人的水墨情怀。第一回《听稗》中，侯方域讽刺南都人士学金粉南朝的亡国作风并暗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然而，侯方域最后还是流连美色，学了金粉南朝模样。在第十四回《阻奸》中，侯方域列举了马、阮等人想要拥立的福王的“三大罪”还有“五不可立”，表现出自己的刚正与决心；然而，在第十八回《争位》中，他却胆怯了，说道“且看局势，再做商量。”这些前后矛盾的心理与行为其实是文人们怀才不遇的心境的写照。第十二回《辞院》中，史可法哀叹道“黄尘起，王气昏，羽扇难挥建业军”表达出自己在末世无法展示才华，无法再力挽狂澜的心酸以及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3.3.2桃花的意象
桃花作为又一意象，在剧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然消极占主要地位。桃花既是香君貌美如花，如《却奁》中“正芬芳桃香李香，都题在宫纱扇上”；又是容颜易逝的体现，如在《寄扇》中，李香君见到杨龙友为她点画的桃花扇唱道：“樱唇上调朱，莲腮上临稿，写意儿几笔红桃。补称些翠枝青叶，分外夭夭，薄命人写了一副桃花照。”桃花虽然是侯李美好爱情的体现，如《题画》中“想起小生定情之日，桃花盛开，映着簇新新一座妆楼”；但更多的是爱情破碎的载体，如《题画》中“不料美人一去，零落至此。”
3.3.3桃花源的意象
除了扇子和桃花，桃花源这一意象在剧中也有重要的含义。在陶渊明的笔下，桃花源是一片理想的乐园，而在孔尚任的笔下，桃花源带有更多的却是悲剧色彩。桃花源在《桃花扇》中第一次出现在第一回《听稗》，“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以及“重来访，但是桃花误处，问俺渔郎。”“桃源路”和“桃花误处”借用了陶渊明的《桃花源》来表达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在乱世无法实现理想生活的惆怅。在第二十八出《题画》，“桃花源”这一意象就出现了三次，“这是一幅桃源图”，“原是看花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渔郎诳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归德侯方域题。”“这流水溪堪羡，落红英千千片。抹云烟，绿树浓，青峰远。仍是春风旧境不曾变，没个人儿将咱系恋。是一座空桃源。”。这一桃花源表达出了侯方域对李香君的思念之情，在乱世寻找避难之所的渴望，以及对美人离去后仅剩空壳桃花源的感伤。
“桃花扇”从字面上解释为一把绘有桃花的扇子，它的意象也就是以上所有意象的集合，既有表层的意义，如爱情的离合悲欢、文人的水墨情怀，更有其深层的意义，如怀才不遇和渴望建功立业的矛盾冲突、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我们可以说“桃花扇”这一中心意象具有积淀性和多义性。以这把特殊的“桃花扇”为剧名设置了悬念引起读者的兴趣，体现出作者的匠心独运。
3.4象征叙事结构的艺术效果
象征的叙事手段，套式双线的叙事结构，以及多义性、积淀性的意象的结合构成了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这一结构首先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冲突清晰明朗，撼动人心。其次循序渐进地揭示了戏剧的真正主旨，离合之情很自然地融于兴亡之感中。最后将象征叙事结构用于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戏剧对作品审美意蕴的表现和艺术结构的构建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从文体效果上来看，不仅使得整部戏剧以含蓄的方式流畅地表达出深远的含义，而且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从舞台效果上看，“桃花扇”作为剧名，又是剧中重要的道具，这表明“桃花扇”是全剧象征叙事结构的核心，在戏剧表演中的剧情发展和矛盾冲突上起到了媒介的作用，扇子形式的不断完整以及内涵和意义的不断深化产生了渐变式的舞台效果并引起观众心灵的震荡。
四、结语
象征叙事结构是明清传奇巨作《桃花扇》的重要艺术特征之一，对全剧的行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研究结合了文体学和叙事学的相关知识，能够更加具体深入地阐释全剧。孔尚任用多个意象的积淀象征，配合上套式双重结构的叙事，推进了情节的冲突，淋漓尽致地揭示全剧国家兴亡的实质主题，将象征叙事结构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体现出当时文学向社会化、人文化发展的趋势。全剧因为象征叙事结构的成功运用，其结构产生了杂而不越、草蛇灰线、不奇而奇的美感，产生了巨大的文体和舞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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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近百年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2、微信与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与创作3、从"内""外"之争到文化诗学--文化诗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语言学转向述评4、中国古代文学在对外汉语中的跨文化教学5、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6、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7、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主要特征8、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兼及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批评9、再论古代文学文体学的内涵与方法10、"诗言志":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一个标本11、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12、学科史·研究史·学术史--国学与古代文学关系的三个视角13、困窘与出路:古代文学研究"文化学转向"的背后14、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的点滴思考15、论古代文学的当代价值及其呈现
孔尚任自称其写目的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桃花扇先声》），抒发历史兴亡和人生空幻的感慨，为后人提供历史与人生的借鉴。为此，他在充分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又加以点染虚构，将侯李二人的爱情悲欢离合置于南朝弘光王朝覆灭的社会环境中，从中揭示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息息相关。孔尚任将南明王朝覆灭的原因归罪于马士英等人，同时也把他们安排为剧中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作者从三个方面对这些祸国殃民的权奸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首先，他们出于自己的私利，大权独揽，党同伐异。其次，当时清兵南下，国势颓危之时，他们或跑或降，一副无耻嘴脸。再次，他们与李侯之间的关系始末则具体揭露了他们的“殃民”劣迹。然而作者并不想把对这伙权奸的指斥作为剧本的最终旨归，该剧的立意深度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历史剧和爱情剧。作者抛离了俗套陈说，宁肯用苦涩和失落来取代这些浅薄的认识和廉价的慰籍，从而使自己的剧作具有更为深入的历史纵深感和人生哲理感。作者并不满足“恶有恶报”的平庸结局，而是以二人的彻悟出家来作为他们对劫后重逢之后最终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从现实上来看，作品的思想旨趣表现了清初文人阅尽社会政治的沧桑巨变后对社会政治失去信心而产生逃避心态，从文化传统上看，它又是长期以来个体对社会的依附关系一旦失去平衡后，人们难以承受因而恐慌失落心态的反映，从而揭示了清代文学感伤思潮内趋动力的一个重要侧面，这就是作品的思想社会意义。
《桃花扇》的思想内容 《桃花扇》的内容是藉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弘光王朝覆亡的历史。侯方域题诗宫扇赠李香君，二人相恋。马士英、阮大铖欲与侯方域结交，通过画家杨文骢表示愿代出资促成侯、李的结合。李香君怒斥马、阮，侯方域受到李的激励，亦对此事加以拒绝。武昌总兵左良玉率军移食南京，朝野震动，侯方域修书劝阻，阮大铖诬以私通和做内应的罪名，侯方域被迫投奔在扬州督师的史可法。李自成攻陷北京，马士英、阮大铖等迎立福王，并对复社文人进行迫害，准备强逼李香君嫁与漕抚田仰为妾。李香君坚决不从，矢志守楼，倒地撞头时，血溅侯方域所赠的宫扇。杨文骢在宫扇血痕上画成桃花图，李香君遂将桃花扇寄与侯方域。清兵南下，攻陷南京，李香君、侯方域先后避难於栖霞山，在白云庵相遇，共约出家。孔尚任企图通过这个爱情故事，描写明末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揭示南明覆亡的原因，抒发“兴亡之感”。孔尚任采摭的史实，始於明崇祯十六年(1643)，终於清顺治二年(1645)，以清代统治者徵求山林隐逸作结。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破居庸，进昌平，攻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接著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李自成腹背受敌，在北京仅居一月有余，便被迫离去。《桃花扇》在第二十六出《赚将》之前，用一半以上的篇幅，反映了这一历史背景。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逃亡江南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皇帝位。明年改元为弘光。不久清兵南下，南京陷落，朱由崧被俘。《桃花扇》正是要从这段史实中揭示出明朝“三百年之基业，隳於何人？败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桃花扇小引》)。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明确指出：权奸“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导致了南明的覆亡。基於这样的认识，他对南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以及政治的腐败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和相当深刻的揭露。君是昏君，臣是佞臣。半壁山河已是不存，昏聩的弘光帝却一意声色犬马，寻欢作乐。第二十五出《选优》描写了他在清兵南下时，关心的仍是“享帝王之尊”，“有声色之奉”。至於作者著力批判的人物马士英，他在亡国大难临头之日，想到的仍是“一队娇娆，十车细软”；阮大铖更是卖官鬻爵，倒行逆施。“幸遇国家多敌，正是我辈得意之秋”，则是他们的心灵写照。当朝权臣如此，掌握重兵、赖以保卫疆土的江北四镇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也是“国仇犹可恕，私怨最难消”，一味争夺地盘，相互残杀。总兵许定国在清军兵临城下时，杀了高杰，带领清兵连夜南下，争“下江南第一功”。就连坐镇武汉的左良玉，也藉剿檄奸臣为名，领兵东下，致使江北淮扬千里营空，清兵乘虚而入，直捣江南，最后导致了南明王朝的覆亡。《桃花扇》用艺术的手段十分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段历史。南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政治上黑暗、腐败，已是千疮百孔，无可救药。虽有史可法这样的贤明正直的官员，也是孤忠无助，只能困守扬州，束手无策。正像《拜坛》一出的眉批所说的:“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非私，焉得不亡！”《桃花扇》首先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来揭示南明王朝覆亡悲剧的原因，这一点是写得非常深刻的。作品在痛斥阉党权奸的同时，热情歌颂了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卞玉京等下层人物。女主角李香君的形像，塑造得更是光彩照人。作为秦淮名妓的李香君，处在受人歧视和凌辱的社会地位。然而她有胆识，有政治远见。《骂筵》一折，不畏强暴，当著马士英、阮大铖的面直言詈骂:“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乾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老艺人柳敬亭、苏昆生关心国家安危，不惜出生入死。《修札》、《投辕》中的柳敬亭机智、勇敢，为挽救危急的局势，前去下书，终於阻止了一场即将爆发的内讧。对《桃花扇》里的男主角复社文人侯方域，孔尚任的态度也是鲜明的。他支持明末东林复社文人的政治主张，同情侯方域的遭遇，指斥魏阉余孽对他的迫害。同时，也写出了他性格中软弱动摇的一面，对复社文人的“调嘴文章，当不得厮杀”，以及留恋征歌选舞等，亦有微讽。孔尚任截取南明王朝从建立到覆亡的这段历史作为创作题材，描写“朝政得失、文人聚散”(《凡例》)，“藉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先声》)。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写到清兵南下时的扬州之战。史可法受马士英、阮大铖排挤，统率四镇、开府扬州。他忠於明王朝，耿介正直，决心保住扬州。然而只剩3000残兵，不可能挽回败局，最后沉江而死。《誓师》、《沉江》等出主要描写了他的保卫扬州的事迹。这些场面出现在明亡后仅仅50年的舞台上，观众中又不乏明朝的“故臣遗老”，必然在感情上引起强烈的共鸣，唤起他们的亡国之痛。因此，《桃花扇》所抒发的这种兴亡之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给人们在思想上以极大的震荡。由於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还不能全面地历史地揭示出南明亡国的本质原因。他对明末农民起义军采取敌视态度，在《总批》里说:“明朝之亡，亡於流寇也”；在闰二十出《闲话》中又藉剧中人物之口，说清兵进关是“替明朝报了大仇”，对清统治者作了歌颂。剧末的《栖真》、《入道》两出，也包含著难言之隐。《桃花扇》的艺术成就人物形像的塑造 《桃花扇》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像，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艺人妓女，不下二、三十个。作者在《桃花扇纲领》中曾把所有人物，分为左、右、奇、偶、经五部。其中有主有次，有褒有贬。在孔尚任的笔下，人物虽在一部，但性格各异，互不雷同。例如马士英、阮大铖同为魏阉余党，彼此又有差异。马士英有权有势，喜欢受到别人的趋奉，贪鄙而无才略。阮大铖则狡诈、阴险，善於出谋划策。孔尚任既写出了他们结党营私、荒淫腐朽的共同特徵，又把握住他们之间性格、面貌不同的分寸。又如柳敬亭、苏昆生，他们同是江湖艺人，却有著不同的个性，一个机智、诙谐而锋芒毕露，一个憨厚而含蓄。《桃花扇》中写了许多同类的人物，在相同之中写出了不同，使他们大都具有毫不重复的个性特徵。作为妓女，李香君和李贞丽、卞玉京、郑妥娘等大有区别。作为武将，左良玉和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田雄等相比，形像更为鲜明。李香君是《桃花扇》的女主角，她色艺非凡，稳重中稍觉矜持。她的老师苏昆生，耻於与权奸为伍，离开阮大铖门下，给她后来的重气节、有政治远见的性格特点作了铺垫。她有明确的生活目的和理想，她和侯方域的结合，主要是建立在憎恨魏阉余孽这一共同的政治态度上。《传歌》、《眠香》等出把她推向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漩涡。《却奁》一出，刻画了她的反抗性格，使她在政治上放射出新的异彩，突出了她性格中刚烈的一面。当她知道这些妆奁出自阮大铖之手时，愤怒地朝侯方域说:“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於何等也？”於是她拔簪脱衫，唱出了“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此时的李香君不但成了侯方域的“畏友”，也同时赢得了复社文人的尊敬。她一直坚守反对权奸、反对邪恶势力的正义立场，表现出不为利诱、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她对侯方域的爱情，更多地出於她的政治态度。在李香君的形像上，坚贞的爱情和反对权奸的政治态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李香君的经历中，爱情的不幸遭遇和国家的覆亡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桃花扇》摆脱了一般才子佳人戏剧的俗套，取得了新的艺术成就。《桃花扇》中的某些人物，孔尚任力求写出他们的性格的多面性，把他们放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加以塑造，并使他们的性格和故事情节的发展维持有机的关联，成为剧中不可或缺的登场人物。杨文骢便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能诗会画，风流自赏，游离於复社文人和阮大铖之间。他和侯方域、秦淮名妓李贞丽有交往；又是马士英的亲戚、阮大铖的盟弟。他促成侯方域、李香君的结合；又想利用李香君为阮大铖拉拢复社文人。《却奁》之后，他对李香君有所不满，但在危及侯、李生命的严重关头，又出力保护他们。孔尚任写出了杨文骢性格的各个侧面，使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形像。同样的例子还有李贞丽。《桃花扇》对於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写法。在正面人物形像中，写柳敬亭，笔酣墨饱，点染成趣，处处有戏，富有传奇性；写李香君，纯用工细的白描手法，不追求离奇的情节，深刻地挖掘她的内心世界，并在重要的关目上突出地刻画她的性格。这写法的不同，实际上也正反映了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对反面人物形像，如马士英、阮大铖，则更多地采用夸张的手法，并通过人物的行动来揭露他们的丑恶本质。结构 《桃花扇》所反映的明末社会生活极为广阔复杂。孔尚任巧妙地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离合作为贯串全剧的中心线索，细针密线，连环相牵，互相生发。侯方域一线连结史可法、江北四镇，以及驻扎在武昌的左良玉。李香君一线则以南京为中心，牵动弘光皇帝、马士英、阮大铖等朝臣和秦淮水榭诸色艺人。先写侯、李的定情，复社文人和阮大铖的斗争；再写侯、李由合而离，插入左良玉引兵东下，侯方域修札，柳敬亭投辕。侯方域因权奸迫害，投奔史可法。两条线索，南北交插，写出了南明覆亡的历史。疏密相间，跌宕有致。最后，侯、李在江山换主的情况下，由离而合。虽情节起伏多变，却在结构上浑然一体，不枝不蔓。全剧能在纷繁的历史事件和错综复杂的头绪中组织得这样完整、严谨，可以看出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孔尚任在剧中还特意渲染了一柄宫扇，从侯方域赠扇订盟开始，直到张道士裂扇掷地，这个重要的道具绾合了全剧许多重要的情节。一把平凡的扇子包含著不平凡的意义。它象徵著两个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南明王朝的兴亡。正象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所指出的:“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於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把桃花扇放置在戏曲结构组织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地位上，并用它来作为剧本的题名，“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桃花扇本末》)，这表现了孔尚任在艺术上的匠心。曲词和宾白 《桃花扇》善於通过曲词和宾白刻画人物的性格。例如侯方域、柳敬亭分别在第1出《听稗》、第 11 出《投辕》上场时所唱的曲词都很切合人物声口。全剧曲词和宾白的安排匀称合度。对它们的不同作用，有严格的区别。“凡胸中情不可说，眼前景不能见者，则藉词曲以咏之。”(《桃花扇‧凡例》)至於交代情节，说明事实，则用宾白。长出只填八曲，短出或六或四曲，比较适合舞台演唱的要求。上本末出《闲话》全用宾白，下本首出《孤吟》全用曲词，不受定例所限，表现了创新的精神。《桃花扇》一般能随著剧情的变化而使用不同风格的曲词。《传歌》、《访翠》、《眠香》等出，写儿女风情，许多曲词都保持著秀艳温柔的情调。《哭主》、《誓师》、《沉江》等出，写政治大事，许多曲词又具有慷慨激昂的特色。曲词流畅，词意明亮，基本上摆脱了艰涩的弊病。宾白抑扬铿锵，语句整练。但因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主张“宁不通俗，不肯伤雅”，对吸取和提炼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注意不够，因而在语言的运用上显得典雅有余，当行不足，工整有余，生动不足。《桃花扇》脱稿后，即风行一时。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月，由金斗班在北京首演。孔尚任罢官后，《桃花扇》仍在南北各地盛演不衰。在康熙年间的剧坛上，孔尚任和《长生殿》传奇的作者洪升齐名，时人称为“南洪北孔”。孔尚任的友人顾彩曾把《桃花扇》改写为《南桃花扇》，变更结局，使生旦当场团圆，侯方域携李香君北归。后来，《桃花扇》又被改编为话剧、电影，以及京剧、桂剧、越剧、扬剧、评剧等。原始著作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桃花扇》的思想内容：《桃花扇》通过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反映南明王朝旋立旋亡的历史，“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表达了通过戏剧形式总结历史教训和抒发兴亡之感的创作意旨。通过戏剧艺术再现南明历史，让人感受到在历史的、政治的巨大变化之中，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个人的命运是不能自己主宰的。即使是美丽如花的爱情，也不能因为男女双方的坚贞就有美满的结局。恰恰相反，当国破之日，即是家亡之时。剧中侯李爱情从一开始就染上了政治色彩，随着南明政治风云变幻而曲折不断。最后在南京栖霞山白云菴相会时，正要旧情萌发，被张道士大声喝斥，两人如梦初醒，双双入道，象征着他们坚贞爱情的桃花扇被揉碎在斋坛之下，宣告美好的爱情以悲剧告终。 《桃花扇》的社会意义：《桃花扇》以勇敢的写实精神，将爱情置于残酷的政治斗争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变迁之中，以悲剧结局，体现了“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主题，引发人们在进行历史审视的同时，对现实和未来产生深沉的思考。这正是《桃花扇》具有深厚的思想价值所在，也是它产生隽永的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
《桃花扇》赏析心情： 天气： 类别：文学原创 查看:57824 评论:9《桃花扇》是清代剧作家孔尚任（1648-1718）磨砺十余年所创作的一部历史传奇剧作，作品内容主要借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王朝覆亡的悲剧历史，并揭示南明覆灭的原因，抒发兴亡之感，在众多的明清传奇中成为一大亮点。当《桃花扇》一问世，一时洛阳纸贵，不仅在各地城市频繁演出，“岁无虚日”，而且连偏僻的地方也时有演出，可见剧作的艺术成就之高，魅力之远，无怪乎《桃花扇》曾被称为“中国古代典型戏剧的压轴戏”。其艺术上的成就是值得赞扬的，尤其在结构方面更值得一提，梁启超曾在《曲海扬波》卷一中这样评价道：“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华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之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可以说，《桃花扇》的结构在古代戏剧中很优秀突出的。本文拟就其结构艺术作一探讨。所谓戏剧，是一种运用文学、舞蹈、音乐、美术等艺术手段塑造人物形象，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社会生活的综合性舞台艺术。就戏剧结构而言，俗称“布局”，指的是剧作从全剧出发，对于戏剧冲突、戏剧动作（情节）在有限的舞台时空所作的组织和安排，即情节结构。一部好的作品的结构要求：首先，剧本须服从主题的需要；其次，剧本须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最后，剧本须遵循自身规律，达到完整统一。最重要的是要具有独创性，能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突出社会矛盾，使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集中表现出鲜明、独特的人物个性。可见，戏剧结构就是作家在进行戏剧文学创作时，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对塑造形象和表现主题的需要进行构思，经过集中、提炼的生活材料、人物、事件、环境等裁剪，合理而匀称地安排，组织成有机的艺术整体。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曾指出：“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这就是说，写文章必须注意谋篇布局，重视组织结构。因此，戏剧作品的结构，对于作品的内部组织和外部形态的构成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构成上，应有戏剧冲突，这是戏剧的一般规律。“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戏剧要在一定时空限度内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就必须具有强烈而富于表现力的戏剧冲突。而《桃花扇》的戏剧冲突无疑就是侯、李的爱情故事了。《桃花扇》的戏剧结构就是作者借侯、李爱情的悲欢离合来反映南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抒发兴亡之感。在戏剧文学里，戏剧主要是通过剧中人物的事件、语言等塑造艺术形象，揭示人物性格，表现矛盾冲突，展现思想和主题。这是戏剧文学的一个特点。孔尚任巧妙地运用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为线索，把纷繁复杂、变幻不定的历史事件组成了一个波澜起伏的戏剧冲突，运用一把扇子串联前后事件，最终反映南明王朝灭亡的历史原因。《桃花扇》以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为戏剧冲突，展开戏剧的发展。展示人物行为动机之间的尖锐矛盾和他（她）自身性格的内在矛盾的戏剧冲突，而他们的爱情却始终卷入在南明政治的漩涡和南明政权从初建到覆亡的过程中。直到南明灭亡，他们才得以重逢，而在他们团圆之际，却受到张道士的启示，两人忍痛割爱，双双入道。因为国破家亡，有了爱情又有什么用呢？而象征他们爱情的“桃花扇”也被张道士撕碎，掷于地下。因此，南明的结束是侯、李爱情的了断，作者赋予了他们深刻的政治意义，抒发了强烈的亡国之痛。侯、李的分分合合，始终与南明朝廷的兴亡始末联系在一起的。孔尚任巧妙地以侯、李爱情悲剧为基点，以侯、李派生出各色人物，构筑起一系列事件，写出了南明覆亡的历史。该情节起伏多变，头绪众多，场面宏阔，但其结构始终不枝不蔓，浑然天成。正如作者所自道：“排场有起伏转折，惧独辟新境；突如而来，悠然而去。令观者不能预其局面，凡局面可拟者，即厌套也。”（见孔尚任《桃花扇·凡例》）这些有关戏剧的理念在他的《桃花扇》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所谓道具，是指戏剧、电影和其它演出中所需的舞台用具。在戏剧文学中，典型道具特别能点明主题，有推动剧情向前发展的作用，亦有对情节的发展、场面的展开乃至人物的塑造的美化作用，有的道具在剧作中还是一个寓意深刻的象征物。在全剧中，孔尚任特意渲染了侯、李的定情之物——桃花扇。一把象征爱情离合的“桃花扇”是贯穿全剧的主线，同时又是象征了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南明王朝的覆亡。孔尚任在《凡例》中说道：“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珠，观众当作巨眼。”可见扇的妙用，作者已刻意赋予其特殊意义。“桃花扇”作为典型道具的出现，首先作为情物。男女主人公初次见面时，侯方域将一把宫扇作为定情之物送给李香君，从此无名的扇子变成男女之情的信物。随着剧情的发展，道具“桃花扇”又作为一种武器。这时，扇不仅仅是指侯、李的爱情，更是指南明政权。“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这里染上了悲壮的色彩。因而，桃花扇作为李香君不肯屈辱于权奸的一种武器，也是一个女人为爱情挣扎的过程，意味着南明走向灭亡的必经之路。最后，道具“桃花扇”又作被撕毁形态，意示着南明的最终覆灭，是由于朝廷的腐败、内部的勾心斗角造成的。通过一系列的“赠扇”、 “溅扇”、 “寄扇”、 “撕扇”等情节，把多个人物与一系列矛盾冲突串联起来，使一把宫扇成为“离合”、 “兴亡”的见证，从而把“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烘托了全剧的主题思想，表现了作者的亡国之痛，也隐寓流露出作者理想的破灭。于是，“南明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见于孔尚任《桃花扇·本末》）该剧将爱情主题与反权奸主题均收之“桃花扇”底，将二者的尖锐对立直推观者面前，从而表现出凄美的诗意，并以此作为剧本的题名，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充分体现了孔尚任独特的艺术匠心。在戏剧文学里，中介人物对于人物关系起着串联与互补作用。而中介人物，往往都是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能充分深刻地反映一定历史时期某些本质和规律的人物形象。对于人物关系而言，中介人物能起到牵制和推进人物性格的发展，又能影响并推动人物环境的变化，直接推动剧情的发展。《桃花扇》的另一特色在于利用中介人物杨龙友等人作为联结正邪双方的纽带，在剧情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穿插作用。杨龙友，他能诗能画，风流倜傥，游离于复社文人和阉党权奸之间，它既是马士英的亲戚，又是阮大铖的盟友、侯方域的朋友、李香君之母李贞丽的相好。他促成了侯、李的结合，又想利用李香君为阮大铖拉拢复社文人。当闻左良玉欲移师南京，满朝官员一筹莫展时，他出面求侯方域写信退兵；当李香君大骂马士英而遭毒打时，他又巧加维护；当阮大铖诬陷侯方域私通左良玉而欲逮捕时，他又暗中促成侯方域的逃跑。孔尚任写出了这个中介人物的多面性。可见，性格决定着情节，情节的发展又推动人物性格的发展，使剧情具有生动性和丰富性，能比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的风貌与本质，也正是通过这些复杂的人物关系构成不同的人物矛盾冲突，营造出一个又一个戏剧性，从中揭示不同人物的思想与性格。通过中介人物的串联与互补，巧妙地安排人物关系的变化，恰当地组织人物的矛盾冲突，有规律地影响并推动剧情的发展，从而成功塑造出人物形象。这又是《桃花扇》结构的一个重要特色。《桃花扇》描写、概括如此广阔的、复杂的历史生活画面，如果没有精巧的艺术结构是很难成功的。其意义最突出的，就是达到了政治与戏剧的完美统一。首先，以政治斗争推动爱情发展，又借爱情纠葛来表现政治斗争风雨。侯、李爱情上的悲欢离合的结构主线，始终和国家兴衰存亡结合在一起。侯、李两人的合，由杨龙友、阮大铖等人促成的；离，也是由阮大铖诬陷侯方域而产生的。侯、李两人最后的合也非以往戏剧中的大团圆，而是在南明王朝灭亡之际，男女主人公在逃往路上偶然相遇；其最后的离，也因国家的灭亡而分离。可见，政治与爱情紧密结合。其次，在爱情离合的结构的主线下，虚写与实写，明写与暗写，详写与略写相结合，巧妙地组织剧情，集中地反映主要情节冲突，有重点，有深度。在剧中，实写李香君，虚写侯方域，反之亦然。李自成攻占南京，清兵南下，都作暗写，而权奸、复社文人之争等都作明写；描写李香君、候方域、马士英、史可法、苏昆生等用明写，主要情节和人物十分突出，使观众、读者觉得丰富又集中。人物形象是叙事性文学作品的主体，也是戏剧作品主题思想的主要体现者，塑造人物形象是作品创作的中心任务，因而结构对人物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采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从社会环境和人物关系出发，去把握人物的思想性格。正是由于以爱情的悲欢离合为焦点，所以在侯、李的爱情关系上，以严肃的写实笔调,通过典型丰富的细节描写,揭示这些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社会意义。首先，从性格方面来看，突出了李香君正直，刚强的性格；其次，从立场观点来看，反衬了李香君明大义，识大体的高尚气节；再次，从社会角度来看，折射了作者浓厚的爱国情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及南明的社会形态。可见，通过人物性格、语言方式、立场观点、社会角度等体现人物形象的深刻性，因此他们的爱情也因国家的灭亡而死亡。所以，戏剧所展现的并不只是爱情，而是南明灭亡的全过程，作者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分析塑造来体现结构的重要性。故而，结构对人物塑造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意旨突出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通过人物性格思想的变化，反映南明历史的社会面貌。戏剧作品的主题，是作品所描绘的全部生活现象，既是作品的整个形象体系所表现出来的中心思想，又称主题思想。主题是戏剧作品内容的核心，是一部戏剧的灵魂和统帅，也是一个作为作品中心的对体裁的思想认识。所以，结构对一部戏剧的主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是戏剧作品的结构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样式，都必须服从主题的需要。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谈到戏剧结构时就曾强调要“立主脑”，而且说，主脑是什么呢？“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这表明作品的结构应服从主题的需要。因此，作者在创作时，对作品内容的安排，什么在前，什么在后，何者为主，何者为辅，材料怎样剪裁，章节怎样联结，首尾如何呼应等等，都应服从主题的需要而精心构思，周密布局。《桃花扇》所反映的是一部亡明史，同时也是一部民族悲剧，只不过是借侯、李的恋爱故事来哀悼南明覆亡的历史，抒发兴亡之感。其意义是明确的，希望大家知道南明王朝覆灭的前因后果，借此惩创人心，突出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达到了政治意图。作者曾这样自述道：“《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又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就矣。”（见孔尚任《桃花扇·本末》）短短几句话，就已表达了作者那种不胜感慨的神情。显然，这种感慨不是因侯方域、李香君的恋爱波折而发，而是为国家民族的不幸而生。体现了全剧的创作宗旨：“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从以上可以看出，结构对主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性意义，以民族气节来警惕人心，激励后代，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感。作为古典戏剧的压轴戏，《桃花扇》一剧对我国戏剧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与元代王实甫《西厢记》、明代汤显祖《牡丹亭》和清代洪升《长生殿》相比，它打破了中国传统戏剧惯常的大团圆的结局。过去《西厢记》的结局是张生和崔莺莺不顾一切阻力，勇于追求爱情婚姻自由，通过机智和勇敢终于走到一起。又如，《长生殿》的结局是杨贵妃虽然死了，但她与唐明皇的爱情致死不渝，精诚不散，终成连理。再如，《牡丹亭》的结局是杜丽娘经过生与死的较量和对爱情的执着追求，终于与梦中情人结合在一起。因此，他们的结局都是由于男女主人公通过千辛万苦，不屈不挠的斗争和执着的追求结合在一起，以大团圆的结局收场， 符合了以往戏剧惯常手法，平复和满足当时观众心理。反映了人民的美好善良的愿望，希望某些理想得到实现，同时又宣扬善恶因果报应的轮回思想，体现了人民的乐观主义精神，也表现了人民在精神上急于摆脱黑暗现实的浪漫理想。《桃花扇》整部戏剧结构的结局就不是大团圆之作，而是在张道士的训斥之下侯、李恍然大悟，最后双双入道。因此打破了以往戏剧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情爱观念，因为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制约，他们爱情的意义在于抵制奸党，坚持民族气节，当奸党和国家名存实亡时他们的爱情也名存实亡了，有力地刻画了历史的必然性破败，折射了人生的意义：人在命运面前的被动与无奈，也是不能逃避的。《桃花扇》的悲剧性的结局，有力地打破了古代戏剧习见的大团圆程式，显示出更大的现实主义的魅力，给读者或观众留下了更大的思考余地。中国古代爱情戏往往表达了封建社会中人们对禁欲主义的反抗以及对婚姻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例如，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都集中反映了对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控诉，强烈表达了对婚姻自由的无限向往。又如，清代洪升的《长生殿》主要是借兴亡之感来突出杨、李爱情，从而表达自己的爱情理想，具有浪漫主义思想。可见，当时的爱情戏剧都是以“情”为主的，具有缠绵婉转的爱情主题。《桃花扇》不仅仅限于“爱情”之内，更添加了“政治”内容，使结构呈现出政治与爱情复合的样貌，使剧本从狭窄的情爱主题中跃出，具有了更大的容量和表现张力。因为作者将爱情描写与政治斗争描写巧妙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中国爱情戏剧的新发展。一方面，作者把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与南明兴亡的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表现了复杂的社会生活。男女主人公的分分合合，无一不与南明兴亡相联系，突出其“政治”意义。另一方面，作者对于其两人的爱情作了单独描写，是为了突出“兴亡之感”，也就是突出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从《桃花扇》的结构设计，已大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爱情戏的一种新的发展。中国古代历史剧往往强调历史的真实性，认为过于虚幻则超出了历史的事实，脱离了现实生活，缺乏考证性，不符合戏剧要求。所以在此以往的历史剧结构，其实是完全按历史事实的发展逻辑顺序去编排设计的。例如，由于《长生殿》是通过男女主角的悲欢离合来串联兴亡历史，不算历史剧，《牡丹亭》亦是如此。而《桃花扇》作为中国古代的优秀历史剧，是因为其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结合，这是古代历史剧的一个新的突破。在我国元明清三代的戏剧中，以历史为题材的比例最大。但真正优秀的历史剧并不多，而《桃花扇》则是例外。孔尚任总结了前人的创作经验，突破了我国历史剧的发展。其一，书中所述事件大都经过作者考据，所出现的人物也是历史上曾有过的真人真事。如：阮大铖、吴文箕等人，均是历史上曾有过的真人。其二，剧中的内容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与虚构，创造出的是能反映社会生活规律与本质的“艺术真实”，而这种艺术真实使剧作所反映的现实更具真实有力。如：李香君的溅扇、骂筵均是虚构，入道同样也是虚构。在历史上，侯方域是位阔少爷，而剧中却是经济拮据的落魄公子。明亡之后，历史上的两人不再相会，而剧中两人不但相会，而且入道，等等。正如作者在《桃花扇·凡例》里所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虚假。至于儿女之情，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他想说明戏剧必须要有“根据”，又允许虚构，还可以深入到塑造人物形象时的集中与概括，使其具有戏剧艺术的美感。而《桃花扇》正是突破了中国古代历史剧的模式上的创新，把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结合起来，利用“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的结构框架，把明朝亡史书写了一笔。综上所述，孔尚任的《桃花扇》把爱情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李香君与侯方域的爱情负载了国家、民族的重任，最终指向政治伦理。作者借侯、李的爱情来反映南明覆灭的历史，尤其在剧情发展、人物塑造和主题思想中突出了戏剧结构的宏伟精巧，这是作者对明清传奇结构的独特见解。而且与其他戏剧相比，更突出了作者对审美意识的高度评价。因为它打破了中国传统惯常的大团圆的结局，也开创了古代爱情戏的新发展，更突破了古代历史剧的模式，无怪乎被称为中国戏剧史上最典型的历史剧，更是明清传奇中借爱情写政治的巅峰之作，而作品深刻的思想主旨使其艺术结构得到极佳的体现。参考文献[1].张培衡、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卷）[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1.[2].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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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扇》是爱情遭遇政治变革的悲剧，侯李的爱情具有时代性和民族色彩，但当个人的爱情遭遇和大的政治变革相冲突时，则情无异于危卵击石了。孔尚任悲剧性地把政治悲剧之“理”置于情感之上，具有鲜明的超时代性，体现了“理”对情的胜利。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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