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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仕阳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雁荡山区，隶属于浙江温州泰顺县，东接福建福鼎，西连福安，南临柘荣，北靠三魁，仕水穿越全境，于福建三都湾注入东海，境内最高峰为白海顶。 历史 唐代时，在今早阳一带就出现了村落。宋朝，仕阳文风鼎胜，有武状元章峰蔡起辛。明朝时，因仕水碇埠的修建，使仕阳成为了浙南闽北地区的重要通道驿口，在今溪东一带出现集市，店坪街的石板和街面鲤鱼雕见证了这一历史繁荣。1934年5月中共霞鼎泰县委建立时在仕阳一带成立第二区：中共排头区（又称泰南区）既仕阳区前身。1950年，撤泰南区，分设大安、仕阳区。1951年1月，增设雪临、矴步、严山、后章。万章乡辖地分设万排、章坑乡。1952年4月，增设武垟、溪坪、双林、早阳、双路、董陈、白岩、积库乡。1956年10月，增设雪临、万排乡。1958年11月，撤区改人民公社制，成立仕阳人民公社。改乡为生产大队，行政村称生产队。1959年2月，生产大队改称管理区。1961年9月，人民公社改为区建制，复设仕阳区。1962年1月，改管理区为人民公社。5月撤区建制。1983年2月，龟伏正名龟湖。6月，1984年5月增设积库、始设立白海人民公社（白海设社未执行，1989年2月宣布撤销）；1987年5月，改仕阳乡为建制镇。仕阳区总面积约200平方公里，人口近6万，有汉、畲等民族，通用蛮讲语。主要村镇有仕阳、积库、东溪、雪溪、雪临、万排、章成、章坑、后章、龟湖等，后划分为仕阳镇、龟湖镇和东溪乡、雪溪乡、万排乡。 城镇 仕阳镇位于仕阳区中心，东邻雪溪乡、万排乡，南界福建省柘荣县，西接龟湖镇，北靠三魁镇、垟溪乡，镇政府驻地海拔310米。全镇总面积65.14平方公里，辖28个行政村，总户数6705户，总人口2.35万，仕阳镇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的非金属矿产有辉绿岩、花岗岩、叶腊石等十多个矿种，其中辉绿岩（代号为浙江906）的矿脉长度约2公里，储存量达90万立方米，是目前国内最为昂贵的矿产品之一。形成辉绿岩与小水电开发及叶腊石加工三足鼎立的工业发展格局。辉绿岩墓碑、板材远销北京、上海、杭州、福州、厦门等大中城市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南来国家。2002年，仕阳镇工业产值突破亿元。仕阳城区内有仕水矴踄、忠烈圣王庙等名胜古迹。名胜 仕水碇埠位于仕阳镇溪东村，横跨仕水溪。乾隆六十年（1795）建，嘉庆廿五年（1820）重建。 石碇223步，每步由两块平整条石砌成，平行分高、低二级，可供二人平行交往。每步相距0.6米，总长130米，为保护碇埠不被洪水冲毁，碇埠上下两侧河滩均用卵石砌成，每隔数十米，埋有木桩和木框架，用横木塔架，构成井字型，借以加固滩基。 泰顺山区沟谷纵横，溪流交错，造桥甚多，惟仕水溪河宽阔，不宜造跨河大桥，古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建造简易碇埠以便交通，实非得己。碇埠桥头南侧立有历代建碑志门方，以记其事。此碇埠颇为典型，《中国桥梁史话》称为原始桥梁雏型。1989年列为浙江省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资料来源于泰顺文博馆)：碇步桥梁的雏形，也称堤梁桥。仕水碇步位于仕阳镇一段平坦宽阔、水流平缓的河面上，建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全长133米，共223级，每级分高低两阶，采用松木框架作筋，借以固定石块，在水中一字排开，情形相当壮观。仕水碇步具有很高的工程技术价值、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建造工艺在岸边的多块碑文中有较为具体的记载。 胡氏宅院位于雪溪乡桥西村，又以石门楼闻名。正屋建于清道光十二年（1833年），两侧厢房、下堂南北及前堂、风龙屋、书斋在其后陆续修建，现今大多仍保持完好。石门楼背面靠山，面向开阔的田野，和高耸的笔架山隔雪溪相望，其景致正如门楼匾额所题，“山辉川媚”，“日拥祥云”。 仕阳镇北翁地村有山名仙洞，嘉靖拔贡张庆旸，作有一诗《游仙山》描述仙山胜景：缥缈疑从天际寻，致身高在碧去岑。留仙信接飞霞远，绝俗何须弱水深。金阙晓寒琼笈秘，石坛秋静玉箫沉。悠然坐啸岩前竹，似有空霄鸾鹤吟。仙山山麓有仙宿称庵胜阁，为道家胜地，阁前有庵胜阁志。人物 仕阳文化灿烂，宋明时期就有武科状元官至翰林院侍讲的蔡起辛(章峰)；军功赐进士，官至福州都监的蔡允升弘治岁贡，江陵县丞刘虞；漳州府事林鞠；上杭司训，全椒知县林一道。蔡起辛（1228-1301），字若金，号絮矩，平阳归仁乡四十都章峰（今富头）人。武艺高强，博通经史，深谙兵法。南宋景定二年，乡试第一，为解元。次年武科殿试第一，拔金榜头筹，夺武科状元。得当朝丞相叶梦鼎赏识，推荐为都督府计议。因招安海寇张宣有功，被擢升为翰林院侍讲，后补知韶州军。南宋咸淳年间，元军入侵，奸臣把道，英雄无用武之地，蔡起辛辞官归隐故里。德佑二年，临安沦陷，南宋灭亡，官员多降元朝，原南宋右丞兼枢密使留梦炎多次推荐蔡起辛入朝理政。蔡起辛耻为元朝之官，予于拒绝。便隐姓埋名十年周游于苏浙之间。元大德五年，逝于苏州，终年73岁。其子蔡元善扶柩南归，过婺州时浙东道元帅副使王都中敬其为人，特以诗文祭奠。回首中国历史，蔡起辛虽处异族入侵、昏君奸臣当道、报国无门之乱世，但做为一武科状元，其光风霁月之亮节，上善如水之品性，不但是中国历史更是仕阳这一弹丸之地上的光辉印迹。叶梦鼎诗云：金榜欢声动地雷，人人争羡弟兄才。巍峨甲第撑起，绵绣文章著意裁。吴斧两经窗下和，天香并折月中回。辉煌绰楔高千古，瞻仰还当起后来。 城乡 溪东为仕阳城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仕阳的经济与商业中心，仕阳镇政府所在地。有沙江尾居民区、上沙江居民区，主要街道有仕兴路，有店坪街、仕水矴埗等古迹。早阳是仕阳城区三村之一，是仕阳的工业区，仕阳中学座落在此，主要街道有阳荣路。仕阳镇的重要村市还有雪溪、章坑（瑞昌）、章成（洋望）、严山等。编辑摘要
不知道你的论文是哪个层次的，不好掌握材料的深度和分寸，不过宋代的历史有特色的很多，容易找到资料而且趣味性较高的有这些：从《清明上河图》看北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社会分工、人物服饰等；从“杨家将”或岳飞的传说阐析宋代忠君爱国、勇于献身等人文理念，深一点可以挖到理学的社会背景；宋词的流派和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人的文化成就；在活字印刷、火药等重要发明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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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仕阳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雁荡山区，隶属于浙江温州泰顺县，东接福建福鼎，西连福安，南临柘荣，北靠三魁，仕水穿越全境，于福建三都湾注入东海，境内最高峰为白海顶。 历史 唐代时，在今早阳一带就出现了村落。宋朝，仕阳文风鼎胜，有武状元章峰蔡起辛。明朝时，因仕水碇埠的修建，使仕阳成为了浙南闽北地区的重要通道驿口，在今溪东一带出现集市，店坪街的石板和街面鲤鱼雕见证了这一历史繁荣。1934年5月中共霞鼎泰县委建立时在仕阳一带成立第二区：中共排头区（又称泰南区）既仕阳区前身。1950年，撤泰南区，分设大安、仕阳区。1951年1月，增设雪临、矴步、严山、后章。万章乡辖地分设万排、章坑乡。1952年4月，增设武垟、溪坪、双林、早阳、双路、董陈、白岩、积库乡。1956年10月，增设雪临、万排乡。1958年11月，撤区改人民公社制，成立仕阳人民公社。改乡为生产大队，行政村称生产队。1959年2月，生产大队改称管理区。1961年9月，人民公社改为区建制，复设仕阳区。1962年1月，改管理区为人民公社。5月撤区建制。1983年2月，龟伏正名龟湖。6月，1984年5月增设积库、始设立白海人民公社（白海设社未执行，1989年2月宣布撤销）；1987年5月，改仕阳乡为建制镇。仕阳区总面积约200平方公里，人口近6万，有汉、畲等民族，通用蛮讲语。主要村镇有仕阳、积库、东溪、雪溪、雪临、万排、章成、章坑、后章、龟湖等，后划分为仕阳镇、龟湖镇和东溪乡、雪溪乡、万排乡。 城镇 仕阳镇位于仕阳区中心，东邻雪溪乡、万排乡，南界福建省柘荣县，西接龟湖镇，北靠三魁镇、垟溪乡，镇政府驻地海拔310米。全镇总面积65.14平方公里，辖28个行政村，总户数6705户，总人口2.35万，仕阳镇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的非金属矿产有辉绿岩、花岗岩、叶腊石等十多个矿种，其中辉绿岩（代号为浙江906）的矿脉长度约2公里，储存量达90万立方米，是目前国内最为昂贵的矿产品之一。形成辉绿岩与小水电开发及叶腊石加工三足鼎立的工业发展格局。辉绿岩墓碑、板材远销北京、上海、杭州、福州、厦门等大中城市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南来国家。2002年，仕阳镇工业产值突破亿元。仕阳城区内有仕水矴踄、忠烈圣王庙等名胜古迹。名胜 仕水碇埠位于仕阳镇溪东村，横跨仕水溪。乾隆六十年（1795）建，嘉庆廿五年（1820）重建。 石碇223步，每步由两块平整条石砌成，平行分高、低二级，可供二人平行交往。每步相距0.6米，总长130米，为保护碇埠不被洪水冲毁，碇埠上下两侧河滩均用卵石砌成，每隔数十米，埋有木桩和木框架，用横木塔架，构成井字型，借以加固滩基。 泰顺山区沟谷纵横，溪流交错，造桥甚多，惟仕水溪河宽阔，不宜造跨河大桥，古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建造简易碇埠以便交通，实非得己。碇埠桥头南侧立有历代建碑志门方，以记其事。此碇埠颇为典型，《中国桥梁史话》称为原始桥梁雏型。1989年列为浙江省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资料来源于泰顺文博馆)：碇步桥梁的雏形，也称堤梁桥。仕水碇步位于仕阳镇一段平坦宽阔、水流平缓的河面上，建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全长133米，共223级，每级分高低两阶，采用松木框架作筋，借以固定石块，在水中一字排开，情形相当壮观。仕水碇步具有很高的工程技术价值、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建造工艺在岸边的多块碑文中有较为具体的记载。 胡氏宅院位于雪溪乡桥西村，又以石门楼闻名。正屋建于清道光十二年（1833年），两侧厢房、下堂南北及前堂、风龙屋、书斋在其后陆续修建，现今大多仍保持完好。石门楼背面靠山，面向开阔的田野，和高耸的笔架山隔雪溪相望，其景致正如门楼匾额所题，“山辉川媚”，“日拥祥云”。 仕阳镇北翁地村有山名仙洞，嘉靖拔贡张庆旸，作有一诗《游仙山》描述仙山胜景：缥缈疑从天际寻，致身高在碧去岑。留仙信接飞霞远，绝俗何须弱水深。金阙晓寒琼笈秘，石坛秋静玉箫沉。悠然坐啸岩前竹，似有空霄鸾鹤吟。仙山山麓有仙宿称庵胜阁，为道家胜地，阁前有庵胜阁志。人物 仕阳文化灿烂，宋明时期就有武科状元官至翰林院侍讲的蔡起辛(章峰)；军功赐进士，官至福州都监的蔡允升弘治岁贡，江陵县丞刘虞；漳州府事林鞠；上杭司训，全椒知县林一道。蔡起辛（1228-1301），字若金，号絮矩，平阳归仁乡四十都章峰（今富头）人。武艺高强，博通经史，深谙兵法。南宋景定二年，乡试第一，为解元。次年武科殿试第一，拔金榜头筹，夺武科状元。得当朝丞相叶梦鼎赏识，推荐为都督府计议。因招安海寇张宣有功，被擢升为翰林院侍讲，后补知韶州军。南宋咸淳年间，元军入侵，奸臣把道，英雄无用武之地，蔡起辛辞官归隐故里。德佑二年，临安沦陷，南宋灭亡，官员多降元朝，原南宋右丞兼枢密使留梦炎多次推荐蔡起辛入朝理政。蔡起辛耻为元朝之官，予于拒绝。便隐姓埋名十年周游于苏浙之间。元大德五年，逝于苏州，终年73岁。其子蔡元善扶柩南归，过婺州时浙东道元帅副使王都中敬其为人，特以诗文祭奠。回首中国历史，蔡起辛虽处异族入侵、昏君奸臣当道、报国无门之乱世，但做为一武科状元，其光风霁月之亮节，上善如水之品性，不但是中国历史更是仕阳这一弹丸之地上的光辉印迹。叶梦鼎诗云：金榜欢声动地雷，人人争羡弟兄才。巍峨甲第撑起，绵绣文章著意裁。吴斧两经窗下和，天香并折月中回。辉煌绰楔高千古，瞻仰还当起后来。 城乡 溪东为仕阳城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仕阳的经济与商业中心，仕阳镇政府所在地。有沙江尾居民区、上沙江居民区，主要街道有仕兴路，有店坪街、仕水矴埗等古迹。早阳是仕阳城区三村之一，是仕阳的工业区，仕阳中学座落在此，主要街道有阳荣路。仕阳镇的重要村市还有雪溪、章坑（瑞昌）、章成（洋望）、严山等。编辑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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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演变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转载）两宋时期,乡村集市在各地广泛兴起,持续发展,不仅直接推动了农村市场体系的发育成长,而且对小农家庭的生产和生活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有关宋代乡村集市发展的一般情况,学术界大多是在探讨市镇和区域经济时附带涉及。①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市场形态、活动特点及其与农村经济的关系等问题作一番专门考察和分析。 一、集市类型与形态的变化 宋代乡村集市的发展,总体上经历了由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的过程。北宋时期,各种集市的大量涌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农村集市贸易零散、孤立的状况。宋室南渡后,在集市数量进一步增加的同时,其市场形态也发生明显变化。尽管不少集市仍停留于传统的小规模、临时性村落交易点状态,但更多的集市逐渐发展成为较成熟的期日市和常设市。应该说,期日集市并不是宋代才出现,但它作为农村集市贸易的一种基本形态,是在南宋时期才全面确立起来的。从活动类型来看,具体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日常性的定期集聚交易,属于最常见的期日集市。由于各地在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市集的周期也有长有短。其中,周期短的一般为间隔两日或一日。南宋中期,有人在谈到江浙一带的集市情况时说:“荆吴俗,有取寅、申、巳、亥日集于市,故谓亥市。”②生活于两宋之交的叶廷珪也提到,江南东路池州一带的乡村,“聚落至有期日墟集处,谓之子午会。”③按照干支记日法推算,所谓亥市和子午会,都是每隔两日一集,只是在市日的具体安排上有所不同:前者是逢寅、巳、申、亥日市集,后者是逢子、卯、午、酉日市集。另据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三载,蜀中有“痎市”,“间日一集”。显然,痎市是周期更短的隔日市,已接近常设市形式。虽然吴氏所说是北宋时期的情况,但考虑到南宋时期川蜀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又有进一步发展,痎市之类的隔日市亦当更为活跃。周期稍长的期日集市,则是三数日一集。如淳熙二年(1175)九月,两广臣僚上言:“有号为墟市者,止是三数日一次市合。”④在部分偏僻和落后地区,市集周期往往在五六日以上。如地处海南岛的昌化军和吉阳军,前者“地狭民稀”,当地黎汉等族“约定寅、酉二日为墟市”⑤;后者更显荒凉,“境内止三百八户,无市井,每遇五七日,一区黎洞贸易,顷刻即散”⑥。另一种是与灯会、庙会等地方风俗和节日活动相结合的商品交易集会,属于特殊形式的期日集市。这类集市一般每年定期、定点举行,虽然间隔时间比较长,但相对于日常性期日市,具有规模大、范围广的特点。如正月十五元宵节,绍兴府会稽县每年都要在府城外的开元寺前举办灯会,由此吸引了大批周边州县的商人,甚至还有不少海外舶商,交易极为兴盛。“傍十数郡及海外商估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⑦二月初八是民间所传弥勒佛降生日,庆元府奉化县岳林寺要举办“道场”,信徒云集,商贾辐辏,“百工之巧,百物之产,会于寺以售于游观者万计”⑧。四月十五日,平江府昆山县举办马鞍山山神神诞祈会,“它州负贩而来者,肩袂陆续”⑨。在川蜀部分地区,大型定期商品集会尤为活跃,而且彼此之间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分工。如成都府每个月都有主题集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⑩常设性集市是比期日市更高层次的市场形态,一般已形成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和较为稳定的运作机制。在历史上,这种市场曾长期局限于城市之中,是古代早期城市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晚唐以降,常设市逐渐由城市向农村扩散。但北宋时期农村地区的常设市大多兴起于镇级中心地,只有少数是由一般乡村集市发展形成的。进入南宋时期,常设性集市的数量明显增多。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常设市开始成为乡村集市的一种重要形式。据《嘉定赤城志》、《宝庆四明志》、《咸淳毗陵志》等地方志记载,浙东台州、庆元和浙西常州等地,都形成了不少较具规模的草市。其中,台州临海、黄岩、天台、仙居等县到嘉定(1208—1224)年间有10多处,庆元府各县到宝庆(1225—1227)年间共有20余处,常州无锡县到咸淳(1265—1274)前期有6处。另据《绍熙云间志》卷下《场务》载,绍熙(1190—1194)年间,浙西嘉兴府华亭县有14处草市设有税场。在宋代,一般情况下只有草市的交易活动和市场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当地官府才会派设专门性的税务机构。显然,上面所说的草市大多已经摆脱定期集聚的形态,发展成为每日贸易的常设性集市。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市场形态的日趋成熟和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部分乡村集市汇聚了越来越多的工商业人口,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商业街区。如鄂州城外的南草市,“廛闬甚盛,列肆如栉”,其街市绵延数里,有居民数万家,为“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B11;同州的青山矶市亦颇为兴盛,“通衢万家市,巴商杂越旅”B12;饶州的石门市,“市井甚盛”B13;汀州的何田市,“市井阛阓”B14;平江府的半山桥市,“民居辐辏,朝夕为市”B15;镇江府的丁桥市“水可舟,陆可车,亦农工商贾一都会”B16;绍兴府的斜桥市,“多客邸,四明舟楫往来所集”B17,市上有许多客邸,供往来客商休息;嘉兴府的濮院市到南宋后期已成为太湖流域南部颇为著名的丝绸生产和交易中心,“轻纨素锦,日工月积,濮院之名,遂达天下”B18;江阴军的江下市一度是太湖流域北部海外舶货的贸易中心,其市场规模超过了军城,“商船倭舶岁尝辐辏,故市大于城闉”。后来海外贸易衰落,但国内贸易仍十分活跃,“高丽、日本不至,非复曩时,而通、泰、靖江之贸易者犹翕集焉”B19。在此基础上,有的集市进而发展为成建制的城镇。如绍兴七年(1137),以德安府仵落市为云梦县城;绍兴八年(1138),以建昌军黎滩市为新城县城,揭坊市为广昌县城;绍兴十九年(1149),以袁州鲁墟为崇仁县城;隆兴二年(1164),以韶州洲头津市为乳源县城;嘉定十年(1217),以平江府练祁市为嘉定县城;端平三年(1236),以鄂州青山矶市为黄州黄陂县城。二、集市活动的新特点 由临时性的村落墟市到相对稳定的期日市和常设市,不仅是乡村集市外在形态的变化,也伴随着内在市场结构和运作方式的转变。主题市场的大量出现,夜市的活跃,贸易活动的开放性,都是这种转变的重要表现。主题市场是以某类商品交易为特色的市场活动形式,属于专业市场的初级形态。一般说来,只有商品流通量达到一定规模,出现内部分工时,才会形成不同特色的主题市场。就南宋乡村集市而言,其主题市场的兴起大多与所在地区的农副业生产状况有着直接联系。一个地区的某种或几种农副业发达,又具有较高的商品化程度,集市贸易就会出现相应的市场分工。如福建南剑州农村多种芹菜,以芹交易为特色的蔬菜集市十分活跃,“两旬之间,芹市再哄”B20。荆湖南路潭州衡山县山区果树种植业发达,该县岳市的果品市场也颇具规模。时人项世安描述说:“晓市众果集,枇杷盛满箱;梅施一点赤,杏染十分黄;青李待下暑,木瓜宁论霜;年华缘底事,亦趁贩夫忙。”B21绍兴府山阴县梅市和项里市周边农村盛产芡实、杨梅等果品,由此形成相应的主题市场。陆游有诗云:“绿荫翳翳连山市,丹实累累照路隅”;“明珠百舸载茨实,火齐千担装杨梅”B22,就是对这两个集市芡实、杨梅交易活跃情景的生动描述。平江府常熟县直塘市和吴县横金市地处太湖流域产粮区,都有颇具规模的粮食市场,汇聚了大批本地和外来米商。绍兴三十一年(1161),横金市米商张子颜一次就仓库中拨出储米2500石,用以资助军粮B23,其经营规模之大可以想见。淳熙(1174—1189)初,直塘市商人张五三专以收粜粮食为业,每次收粜动以数百石计,获利丰厚,“仓禀帑库所储钱米万计”B24。在水乡泽地,水产丰富,渔村水市星罗棋布,鱼虾之类的水产品市场十分活跃,有的集市,“鱼贱如土,百钱可饱二十口”B25。广南西路横州的古辣墟以酿酒闻名,为时人所珍爱。《方舆胜览》卷三九引《桂海虞衡志》云:“古辣本宾、横间墟名,以墟中泉酿酒,既熟不煮,但埋之地中,日足取出,色浅红,味甘,可致远。虽行烈日中不至坏,南州珍之。”由是吸引众多商人前往贩运,汇聚成市。广州城西10里的三角市,周边农村香花种植业发达,由是成为当地花油和香料的交易中心。夜市的兴起表面上看只是集市活动在时间上的延伸,实际意味着市场活动方式的变化和发展水平的提高。早期乡村集市往往采取朝集午散的方式,不要说夜市,就是午后的交易活动也不多见。但到南宋时期,夜市越来越多地成为乡村集市的活动形式。这方面,著名诗人陆游在游历家乡绍兴府镜湖流域时所作的诗篇有不少具体描述。如《秋夕书事》中所说的“鹊飞山月出,犬吠市船归”;《晚兴》中所说的“村市船归闻犬声,寺楼钟鸣送鸦栖”;《林间书意》中所说的“三三两两市船归,水际柴门尚未开”等,都反映了当地水乡农民坐船赶夜市归来的情景。农民白天在田间耕作,夜间到集市出售农产品和采购所需物品,夜市正是为适应这种环境而兴起的。在部分地区,还进而出现了邻近集市在活动时间上彼此错开,使日市和夜市结合起来的现象。如绍兴府山阴县的三山市由东市、西市、南市和蜻蜓浦市四个集市构成,其中东市的夜间贸易十分活跃,其他集市则以白天交易为主。相对而言,由封闭走向开放是南宋乡村集市发展更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其开放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集市活动以多种形式向各个村落扩散,渗透到农民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之中。以集市为依托的货担贸易的活跃,便是这方面的表现。各类小商小贩担挑肩扛,深入村头田间,挨家挨户地销售和收购各种日常品,适应了广大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特点。诚如朱熹所说,古时“只立得一市在那里,要买物事,便入那市中去。不似而今,要买物事只于门首,自有人担来卖,更是一日三次会合,亦通人情”B26。这些往来于乡间村落的小商小贩大多是兼业农民,他们在进行农业生产之余,或将自家所产货卖,或在集市上购入商品再转售,或从农家手中收购某些农副产品再转销集市,从中获取蝇头小利。二是集市贸易越来越多地突破地域限制,直接与地区性和跨地区市场活动发生联系。嘉定十三年(1220),有臣僚上言:“黄姚税场,系二广、福建、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辐辏之地,南擅澉浦、华亭、青龙、江湾牙之利,北兼顾迳、双滨、王家桥、南大场、三槎浦、沙泾、沙头、掘浦、肖迳、新塘、薛港、陶港沿海之税,每月南货商税动以万计。”B27这里提到的江湾等10余处集市,分布于浙西平江、嘉兴两府东部的沿海地带,它们不仅与福建、广南、浙东等地形成密切的市场联系,而且商品流通规模巨大。宋末学者方回在回忆其寓居嘉兴府魏塘镇时所看到的集市活动情况时说:“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粜钱,复买物归售。”B28可见,当地的集市活动与本地和邻近地区城镇的市场往来都相当活跃。类似现象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有限的地区也能看到。如荆湖南路潭州的储洲市,外来商贩云集,“楚女越商相杂沓,淮盐浙楮自低昂”B29。同州的暴家岐市,“据众水之冲,商贾辐凑,舳舻相衔者无虚日”B30。潼川府路泸州的九支寨市,地处蕃汉杂居的山区。时人王质说:“市无翕于沙头,九支次。”B31“沙头”是指江陵府沙市镇,以“四方之商贾辐辏,舟车骈集”B32闻名于世。王质将九寨市与沙市比较,足见其已非封闭的小集市。对外市场联系的不断加强,表明集市活动已不再停留于邻近村落居民之间有限剩余产品的互通有无,而是逐渐发展成为更大范围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集市贸易与农村经济 乡村集市的兴盛,不仅意味着农村商品流通的活跃,更重要的是以集市贸易为基础的农村初级市场体系的发育成长和由此引发的小农经济的一系列变化。谈到宋代的农村市场,不少学者往往将乡村集市与镇市等同起来,认为两者是同一层次的市场活动。其实,早在北宋时期,镇市和乡村集市在市场形态上就已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到南宋时期,两者的等级关系更为明显。镇市作为农村工商业集聚地,有着更为广阔的市场腹地,汇聚了更多的商品贸易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简单的集市形式,充当着农村中心市场的角色。相对而言,乡村集市属于较低层次的市场活动,更多地承担基层商品流通的职能。不过,随着地域分布网络的形成和活动形态的变化,原本孤立、封闭的集市彼此之间越来越多地发生横向联系,进而共同构成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农村初级市场体系。以绍兴府镜湖流域和泸州泸川县为例:前者位于山阴、会稽两县境内,东西约百余里、南北不到50里,是东南地区乡村集市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据《嘉泰会稽志》和陆游有关诗文的记载,到南宋中期,该流域分布着30多处大小集市,其中既有较具规模的综合性集市,也有米市、茶市、鱼市、花市、药市、菱市、笋市、樵市、盐市、果市、酒市等多种主题市场。从地域格局来看,流域东部的集市网络构成了会稽县北部农村的商品流通体系,并通过濒临杭州湾的三江口与外部发生市场联系。时人王十朋称三江口一带,“航瓯舶闽,浮鄞达吴,浪浆风帆,千艘万舻”B33。流域西部的集市网络则组合了山阴县北部农村的交易活动,并通过浙东运河与外部发生市场联系。陆游在谈到浙东运河山阴段商品运输的繁忙景象时说:“富商大贾,捩拖挂席,夹以大舻……重载而往者,无虚日也。”B34泸川县位于长江上游,是内陆边远地区集市发展的典型。嘉定末年,全县农村8个乡共有31处集市,平均每乡近4处。其中,宜民乡平均每2.5个村落、430家居民有1处,进德乡平均每1个村落、179家居民有1处,忠信乡平均每4个村落、680家居民有1处,衣锦乡平均每1.6个村落、460家居民有1处,安贤乡平均每4.7个村落、1190家居民有1处,惠民乡平均每1.3个村落、788家居民有1处,清流乡平均3.3个村落、1006家居民有1处,永安乡平均3.5个村落、1188家居民有1处。通过遍布各乡的集市和江河水运,该县的各种地方特产大量输往外地。如衣锦乡“有溪通大江,地产荔枝”,其集市数量多达10处;清流乡“有溪连大江,地产牛乳、蔗、柑橘、盐”,全乡有3处集市。四、余论 毫无疑问,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发展是相当显著的,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农村集市贸易的传统模式,而且也导致农村经济结构和形态的相应变动,引发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体系开始发生松动,进而呈现出逐步解体的趋向。这方面,人们有一种习以为常的观念,认为我国古代的农村经济始终是以家庭自给为特征的封闭体系。其实,深入考察传统自然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便不难发现,自给性和封闭性更多地体现于古代早期。入宋以后,尤其是到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兴盛以及在此基础上农村市场体系的发育成长,开始冲破原有的自给性和封闭性,取而代之的是小农经济的个体性和分散性。不过,以家庭为单元、分散的小农个体经济虽然已不再局限于自给性生产和自足性消费,却极大限制了社会生产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商品经济水平的提升,使之只能停留于小规模、简单化的商品生产与流通层面。从这个角度讲,南宋时期农村集市贸易的活跃,是古代小农经济自我调节的一种反映,而不是本质上的转变。注释:①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有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梁庚尧的《南宋的农村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日]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②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一○《市井门•市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③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五《商贾货财部•市廛门•子午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④B27B45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之八、一八之二九、三之九,中华书局1997年版。⑤赵汝适:《诸蕃志》卷下《海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⑥周煇:《清波杂志》卷七《吉阳风土恶弱》,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02页。⑦B17《嘉泰会稽志》卷七《寺院》、卷一一《桥梁》,《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822、6914页。⑧陈耆:《本堂集》卷八一《奉文本心枢密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⑨《淳祐玉峰志》卷上《风俗》,《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61页。⑩张澍:《蜀典》卷六《风俗类》引《成都古今记》,影印清道光刻本。B11范成大:《吴船录》卷下,影印清钞本。B12郝经:《陵川集》卷三《青山矶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B13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七一《乾道壬辰南归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B14B30B35《永乐大典》卷七八九○《汀州府》引《临汀志》、卷五七六九《长沙府》引《暴家岐税务新砌江岸记》、卷二二一七《泸州》引《江阳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619、2526、632—633页。B15正德《姑苏志》卷一八《乡都》,《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转载自CSSCI学术论文网
乡村旅游发展创新—"农旅双链"模式借新农村建设东风，发展乡村旅游
找到一篇它的大的方面就两部分：一、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二、对策与借鉴。我觉得你也可以稍微加些其它的。
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路径浅析论文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论文了吧，论文是我们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论文很难写吧，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路径浅析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摘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愈加重要，日渐成为乡村振兴和扶贫富民的新渠道。里口山村依托独特的杏花资源，发展乡村旅游，通过科学规划，实施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建立工友创业园、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等系列举措，成功打造了“十里杏花谷”特色旅游品牌，成为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和样板。本文通过对里口山村进行个案调查，对其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进行探索和研究。
关键词：
乡村旅游；乡村振兴；里口山村；个案调查
1、研究区概况
里口山村隶属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街道，地处烟台市和威海市之间，南依昆嵛山脉，距昆嵛山旅游区约11公里，距养马岛旅游区约12公里，紧依烟威公路，与牟平高铁站、高速路口、蓬莱机场等处于1小时交通圈内，交通条件优越，区域位置独特。全村共203户，342人，耕地570余亩，山岚7000余亩，杏园100余亩，杏树15000余棵。该村已有300多年杏树种植历史，每年清明节前后，杏花盛开花深似海，延绵10余里。
2、里口山村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路径实践
2.1科学规划布局
坚持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根据本村特色，在充分调研基础上，聘请专业设计公司，进行科学规划布局，制订了依托本村十里杏花资源，建设“一条大道、三个片区”的规划方案，即修建一条杏花观赏大道，规划“百户民宿、千亩现代农业、万亩生态山林”3个特色产业片区，同时挖掘村内古泉、金鱼池等人文景观，以杏花大道为轴，四向拓展，大力发展健康养生旅游产业，扩大旅游业发展半轴，打造以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规划格局。
2.2基础设施提升改造
里口山村挖掘本村独特区位优势和杏花资源，争取上级政府支持，将该村纳入牟平区美丽乡村示范片区，根据村庄规划，分步实施村庄基础设施提升改造，改善村庄环境，发展绿色生态产业，为乡村旅游发展奠定基础。最具代表性的是投资270万元，在牟平区乡村率先实施了一体化污水处理项目，铺设300毫米混凝土主管道3460米，110毫米PVC支管2800米，75毫米PVC支管3800米，建设适合旅游景点、小城镇污水处理的MBBR工艺污水集中处理站3处，日处理污水量达50立方米/天，能够满足本地村民生产生活和民宿旅游业发展污水处理需求。项目的实施改变了乡村传统污水处理模式，为村庄污水治理和农村环境整治提供了科学、高效的解决方案，在全区起到了示范作用。里口山村先后争取上级和社会资金2000多万元，清理整治河道2400米，建设3处拦河坝，扩大河道蓄水能力，因水制宜打造水面相连、水绿相依的'河流景观带，开发休闲垂钓等旅游项目；建成2处大规模的游客服务中心，可同时容纳300人进餐；规划设计3个中国庭院建筑，打造富有生活气息和历史底蕴的人文景观；逐步实施了村庄绿化、亮化、美化工程，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实施完成的700亩高标准农田滴灌等农业项目，为农业观光采摘游提供了条件；为方便游客停车，新修建停车场2个，新修建的杏花观赏大道，直通G228国道，使该村交通条件更加优越，旅游观光更加便捷，加之独特的区位优势，为短途游、近郊游提供了绝好的便利条件。通过对以污水处理为代表的村庄基础设施和以杏花观赏大道为代表的旅游设施进行改造和建设，里口山村更加整洁，旅游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为乡村旅游发展奠定了基础，大大提高了村庄的旅游吸引力，进而带动了该村经济等各产业的发展。
2.3建立“工友创业园”
带动增收致富里口山村在区总工会指导下，充分利用本土特色乡村资源，优化乡村产业结构，为当地村民创业就业创造机会，以“培、联、创、扶”为核心理念创新建立“十里杏花谷工友创业园“，完善工会组织建设，实施企业民主管理，创造和谐企业劳动关系和干事创业氛围，以旅游业为基础，推进工友创业，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帮扶农民增收致富。一是通过“培”提升技能。工友创业园加大农民、工友培训力度，定期开设“农民大讲堂”，组织乡土人才现身说法，聘请专家教授现场辅导并深入田间地头、送学上门，组织农民工到威海、招远、寿光等地考察调研，开阔了工友眼界，提升了创业技能。二是通过“联”抱团发展。工友创业园结合自身特色，优化产业结构，引领杏林湖酒业股份公司、24小时保鲜水股份公司、新希望土地股份公司、健康养生旅游股份公司等本园企业利用当地优势资源，抱团发展，开启“1+1＞2”模式，带动更多的人创业就业，因杏融合，促进了生态旅游产业发展。三是通过“创”提质增速。在工友创业园的带动下，充分依托当地杏花资源，创新发展思路，大力发展健康养生旅游产业，通过举办旅游赏花节、甜杏丰收节等节庆文艺表演活动，吸引游客前来赏杏花、踏青、游玩，发展绿色生态旅游，打响“十里杏花谷”旅游品牌，使该村发展成为国家2A级旅游景区，“十里杏花谷”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世博年最佳乡村旅游节”“好客山东最美乡村”，乡村旅游业出现质的飞跃。四是通过“扶”增收致富。工友创业园切实发挥工会组织作用，孵化带动更多人增收致富。引导社员自愿入股，上不封顶，扶持每户社员200元原始股；残疾人、低保、贫困户、五保户每户在享受自己的资产资源收益分红和社员原始股之外，由创业园为每户垫资300元作为扶贫股，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助力精准脱贫。里口山村工友创业园的创业扶持计划依托本村旅游特色，既坚持了公平自愿的原则，又兼顾了特殊人群，展示了里口山村共同致富、精准脱贫的创业风貌；建立的多个产业、公司在提高村民收入、改善村民生活的同时，也起到了打响招牌、吸引更多游客的作用。乡村旅游发展的工会组织支持、乡土特色守正出新、生态资本支撑，都最终服务乡村旅游发展，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能的借鉴。
2.4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打造乡村旅游产业
里口山村秉承“红色党支部引领，绿色生态发展”的理念，于2015年注册成立了烟台市十里杏花谷乡村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村党支部引领下实行以发展生态产业、带领群众致富为切入点，全力推进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采取“村集体+合作社+村民”的模式，合理确定股份，结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发展致富。近年来，合作社与滨州医学院、鲁东大学和山东商务职业学院达成合作协议，将十里杏花谷作为三座高校的大学生实习基地和教学实践基地，以学促旅，学旅结合，极大宣传了当地的旅游文化；成立了烟台市第一家山村共享书院——再思书院，收藏图书上万册，供村民和游客免费共享，打造乡村旅游新亮点，2019年书院获得市总工会“助力乡村振兴农家书屋”称号；合作社健康养生旅游成果显著，乡村旅游产品杏子酒和蜂蜜已经成功推向市场，农家乐、特色民宿稳步运行，以“杏”搭台，连年举办杏花节、甜杏丰收节，独创“杏”福长街宴，累计接待游客20多万人，每年直接经济收益30余万元，总资产2000多万元，年收入200多万元，带动、扶持150人创业，辐射带动周边镇村村民、农民工1500人就业。总的来说，里口山村合作社会发展健康有序，已经探索形成一条“红色引领、赏杏花景、采生态果、饮农家酒、住农家屋、享农家乐”的生态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3、结语
在里口山村发展过程中，以科学规划布局、注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建立工友创业园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打造乡村旅游产业为代表的独特路径，对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并进而助力乡村振兴起到了独特作用，使里口山村发展成为了有活力、能复制的乡村振兴典型，对探索以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和示范作用。
内详，复制网址地址下载。参与式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探讨 郑群明， 钟林生 - 旅游学刊, 2004 关于乡村旅游, 农业旅游与民俗旅游的几点辨析 刘德谦 - 旅游学刊, 2006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邹统钎 - 旅游学刊, 2005
市场经济下的乡村治理与产业化发展 2005年12月6日12:27 农博网 ——以山西、河北农村为例贾大猛 卢向虎（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 要：在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乡村治理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政府能不能把农民直接推倒市场的浪尖上？如何在发展中解决农村稳定问题？乡村治理能否实现真正的村民民主治理？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笔者通过对山西、河北农村的实证调查，总结出了目前乡村治理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乡村治理发展中的几个困境，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实证建议。笔者认为，在目前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笔者把村一级也纳入了进来）作为主导，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其观念和某些做法引发了乡村治理危机，使农村稳定受到了动摇，同时政府行政的合法性也遭到了质疑。就此，笔者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的问题、困境和对策展开了讨论。关键词：市场经济 乡村治理 基层政府 农村稳定1 引言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了，它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大家是有目共睹。并且市场经济的一些重要理念和理论也被国人认同，比如竞争、效率、逐利、“经济人”假设等。作为中国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乡村也免不了受到了波及。根据笔者近两年的农村调查，笔者认为，这种市场经济在乡村的波及已经从经济领域逐渐转到了乡村管理领域，进入到了乡村政治层面，触及到了农村的稳定，具体表现为农民参与度的下降和基层政府政策合法性的动摇等，这就使我们不可避免的引出了市场经济下的乡村治理话题，也即在市场经济下我们如何进行乡村治理。近两年，笔者在山西、河北农村进行了大量的的农村调查，对乡村治理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或现象进行了观察和思考。本文将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并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2 问题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贺雪峰 2004.6）。市场经济在乡村的发展破坏了中国传统乡村的发展秩序，同时也打破了中国传统基层管理体制，出现了许多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可以预见的，也有一部分是在实践中被“引致”出来的。当然这本身并不能证明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发展是错误的，因为市场经济已经被中国近十几年的发展所证明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些角度来审视中国乡村治理中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的乡村制度层面和基层政府观念。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是让市场经济适应我们传统的管理体制，还是让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笔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借以为以下问题的论述提供一个思考的平台。2.1 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垄断笔者在河北某农村调查的时候，发现当地村委决定村里事务的权力异常强大，村里的大小事务，皆有村委的几个“领导”说了算，比如税费征多少，村里的钱怎么用，谁当村委委员等等。而作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村民代表大会则形同虚设，当地的村民表示已有多年没有开过村民会议了。这就在当地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外人根本就插不进来，作为乡村治理核心的村民自主管理实际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村里几个人的管理，这就形成了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垄断现象。进一步分析，村委的权力垄断很大的原因是和乡镇政府有关的。在上述村中，村长，村委书记实际上已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产生物，而是乡镇政府在当地权力扩张的一种象征。也就是说村两委是和镇政府有密切联系的，或者说镇政府是村两委权力垄断的保护者和支持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思之主要是权力垄断给他们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所致。村长，支书，职位本身我们知道并没有多大的利益，但是在当前乡村这种制度下，村长支书职位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是正常意义上所无法可知的。比如说村公共资源的支配权，使用权，政策信息的掌握优势等等。由于中国乡村数千年来“官大民小”思想的束缚，村民一般对这种本来属于自己权利的权力而表现的无动于衷，对这些权力背后所隐藏的权利保障（利益）更是少有察觉，这就助长了他们（村民）权力代理人（村两委）的权力侵占欲望。再加上平时和镇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默契”（或勾结），促使他们（村两委）对权力的侵占。最终造成治理过程中的权利垄断。权利垄断为基层政府寻租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作为被假设的经济人，也在追逐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农村腐败层出不穷，农民与政府对立加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2.2 村民参与度不足乡村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也就是要村民自主管理自己的事务，前提就是要村民广泛的参与进来。但是根据笔者在河北 山西农村调查的结果来看，大部分地方的农民参与意识还很薄弱，农民普遍表现比较恐惧和缺乏自信。村民自治被学者成为是中国最广泛的民主，而现实中村民的冷漠却使这一带着政府和学者良好愿望的制度设计大打折扣。分析这一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方面：一是农民缺乏权利意识，在上一部分中笔者分析了村民缺乏权利意识为权力垄断制造了可乘之机，在这一部分当中，笔者认为村民缺乏权利意识直接引起了参与度的不足。并且政府在权力垄断后所树立起来的“权威”使村民感到恐惧，村民们认为谁当村长和“我”无关，反正都一样，让那些想当官的人当吧。大部分村民不敢或不愿当众表现（行使权力）。第二个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变得越来越迷失，由迷失变得不自信。农村的发展是相当不平衡的，即使是在一个村子里不同的村民之间由于接触外界信息的差异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气质，自信程度也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市场经济下的花花世界，使一部分人适应了其中的环境，很容易吸收一些新思想，这样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就想把这些新思想展现出来，而也存在大多农民并不能接受这些新思想的侵入，他们在面对这些新事物的时候更多的是新奇，是迷茫，在与自己所生活的现实对比中逐渐表现的不自信了，所以他们不愿出来参与乡村治理。村民参与度不足已经影响到了乡村治理的效果，比如作为村民自治重要内容的村民选举，更多变成了农村精英们的游戏，失去了原有的制度愿望。2.3 村两委关系问题村两委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过程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学者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规定村党支部是领导核心，但就具体的一些事务则没有规定清楚，所以在操作层面却实存在不少问题，这也是造成村两委关系问题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这只是从制度层面的角度讲的，我们还可以从村长和村支书个人的角度讲。其实目前村两委关系问题也就是村长和村支书两个人的问题（这里不包括二者合一的村子），是两个人权力争夺中产生的问题。由于权力所带来利益的巨大诱惑，致使二者之间明争暗斗，相互不服。村支书说我是党支书是一把手，你应该听我的，而村长也不示弱说我是大家选出来的，我最能代表大家。二者权力的争夺造成两委的关系紧张。笔者在山西左权县某农村调查时发现该村的村长作为预备党员已经有四年有余了，村支书就是不让转正，害怕自己手中的权力被夺掉。所以笔者认为处理好村两委的关系问题，有必要先处理好村长和村支书的关系，其实在操作层面是很难说清的，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两委的配合。2.4 镇与村的关系实行村民自治后，乡村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村委会组成人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乡镇委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规定乡镇与村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一变化对有的乡镇干部来说，由于观念上没有转变过来，仍把两者关系认为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处处干涉村级事务，致使乡村自治流于形式。笔者在山西左权县麻田村调查时还发现另一种现象：麻田村是由7个自然村组成的，然而在联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存在着联村党支部的空缺，各村还是原来的党支部，还是原来的一班人马。这样根据《村委会组织法》，村支部在村子的发展中起领导核心作用，这样就使合村并组后的麻田村有了7个领导核心。这样，联村委员会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不得不照顾7个党支部的意见，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按《村组法》规定村委会是在村支部的领导下工作的，这样，在麻田就出现了一个村委会，7个领导的局面。其实麻田镇政府在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即它在开始联村委员会选举之前就应该先把联村党支部组建起来，以避免出现这种状况。镇党委应该出面整合支部成员，维护联村后的正常治理秩序。但是由于对这种权力意识认识不清，导致治理上的混乱。笔者认为镇与村的关系应该遵守《村组法》的有关规定，镇一级政府应该明确职权，变领导为指导，同时转变观念，在乡村治理上处理好指导与自治的关系。2.5 村民与基层政府的对立笔者在河北农村调查时，有不少农民反映当地政府太腐败，处理问题手段粗暴，至使有不少农民把当前的三农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农村的腐败问题，认为只要中央政府把农村的腐败根治了，农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笔者在各地农村调查时所听到的最多的也是有关农村腐败的，以前当我听到这些事件的时候，都会认为是农民的过激言词，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尤其是当有的农民在我面前哭诉其遭遇，久握我的手不放时，使我觉得有必要把它写出来，以期引起更多的实证研究者也能多到农村去关注这些事件。笔者认为村民对农村腐败的痛恨，很可能引起农村不稳定因素的聚集。现在部分地区出现的农民集体上访事件很多是和基层政府有关的。这种农民对农村腐败的痛恨，尤其是受到农村腐败其害的村民越来越多，这种不稳定因素会逐渐走向另一面，比如以自杀的方式抗击政府的不合理待遇等。由于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在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是处于劣势的，所以农民本身对这种腐败现象是无能为力的，然而政府的合法性地位却在这一过程遭到质疑，进而直接影响的就是农村的稳定问题。这是乡村治理过程存在的重要问题和障碍。2.6 村庄精英的缺失在农民素质普遍提高之前，在农村中真正实践乡村治理的应该是乡村中的精英分子。根据效率和节约治理成本原则，这也是可取的。然而在市场经济下，乡村中的精英们更多的流到外面了，按照资源择优分配原则，这也是可取的。笔者把这种情况叫做市场经济下村庄精英缺失悖论。笔者在河北，山西农村调查时，发现村庄里的能人还是有很多的，这些人大都有一技之长，比如在农业种植方面，在家庭养殖方面，还有经商的。但这些能人和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村庄精英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里的村庄精英主要是指能够组织带领村民进行有效自治的，有一定的领导管理才能，在村民当中有一定威信的人。目前这些人在农村中太少了，并且这种人在农村也是很难发挥才能的，首先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存在直接威胁到了村庄某些权势人物的利益。并且作为上级的乡镇政府也是不太喜欢精英治村的，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失去在原有体制下的某些特权，比如新当选的村长不能听乡镇的话了，村民的自主意识强了，乡镇的权威下降了等等。总之，村庄精英的存在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排挤，致使大量精英外流，就象笔者前面所说的这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既然这个地方不适合他们，他们当然要离开。然而笔者想强调的是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源优化配置。这些地方也需要他们，但是由于种种限制，精英们的才能没能最大的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必须消除这些障碍，实现真正的资源择优分配，那时市场经济下的村庄精英缺失悖论则将消失。2.7 乡村治理的地域性差异乡村治理的地域性是指乡村治理的好坏与村庄所处的位置有着密切的了联系，比如镇政府所在地的村治就要比处于两地交界处的村治要好一些。地域性的差异所引起的村治效果是有很大差别的。笔者在山西麻田村和河北的一些农村所看到的情况就很不相同。麻田村是镇政府所在地，村治比较良好，村民对基层政府的怨言也相对较少；而笔者所到的河北农村大都处于两县或三县交界处，这些地方干群矛盾紧张，干群对立严重，上访事件也较多。这种乡村治理中的地域性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地方村治就好，有的地方村治较差。知道了这一点，政府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就应改多考虑一下“偏远农村”的村治问题，然后着力去解决之，这样就能减少几个上访村，“钉子户”。以上是笔者在农村调查后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总结。当然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村财务问题，农村不平衡问题严重等，笔者在此不作过多论述。3 困境除了以上问题外，笔者在调查后也感到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存在许多困境：3.1 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的含义是丰富的，简单来说分为两点：一是人民物质上的富足，二是精神上的充实，同时以良好的制度设计为依托，使人类和社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按目前乡村治理所达到的水平，离现代化还有很大差距。乡村治理贵在村民的合作和参与，同时需要有一定的财力来提供乡村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公共资源，包括目前城市所具有的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然而在调查中，笔者看到这些在农村是非常缺乏的。即使作为村里重要公共资源的水利、交通等设施也是非常落后的，并且村民们的参与和合作意识也并不乐观，再加上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农民手里的钱是很少的，物质上并不富足，相反有的村民因为大病或子女上学而家贫如洗，同时我国农村的各项制度还不健全，一些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还找不到一条合适的解决办法，比如农村土地征用问题，农民劳动力转移问题等。这些现状引起了乡村治理的困难，然而这些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要处理好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中国的乡村还有很多传统因素，由传统到现代化的治理过程，本身就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存在着政府的治理风险，所以政府是单一通过强行控制为现代化铺路，还是在发展的实践中寻找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良好平衡点，这是乡村治理的一大困境。3.2 稳定和发展：市场经济下的艰难选择稳定和发展本来应该是一对并列语，稳定才能发展，发展了才能更好的稳定，但是在农村这对相互依托的内容却发生了扭曲，有的时候甚至逆行。我党的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当前的农村，各地的基层政府也都在积极相应号召努力发展当地经济，然而由于制度缺陷和市场经济下的逐利行为，致使许多地方以方展的名义，大肆掠取民财，腐败成风，严重影响到了党的基层政权在农民当中的形象。有的地方政府还与农民争利，致使农民怨言重重，农民大批上访，农村不稳定因素加剧。笔者在河北顺平县某村调查时发现，该村预留的村集体机动地已被村支书全部发包出去，美其名曰是要发展村经济，然而这些被私人承包的土地却都盖上了民房（按协议应该建厂房），村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还有一件事，该村北边有一条大河，河床要比村子的地势高，以前发大水的时候，村子经常被淹。于是村民修了河堤，并疏通了河道，这十几年没有再发大水。村里看到这么多年没发水了，于是就动起了河床上那些没水的土地的心思，把河床也给发包出去了，现在河床上都是庄稼，而原来的河道现在只变的只有几米宽了。村民们反映一旦发大水，由于河道不畅，河水就会迅速漫过河堤，整个村子都将被水淹。当地的村民就此事进行了数次上访，结果毫无音讯。村民对基层政府怨言甚重。所以笔者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在农村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能让农村也完全按照市场的做法去自由的发展经济吗？农村有自由发展经济的资源吗？包括有效的政府和防止利益寻租的有效机制。在发展中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是乡村治理过程中必须做出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很难。3.3 弱势农民与市场势力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这是笔者在调查时深切感受到的。说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是包含多方面内容的，笔者在此归纳为两点：一是农民对政府，二是农民对市场。农民对政府是弱势群体主要就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地位而言的，二者相差太悬殊，农民根本就没有力量与政府相抗衡，包括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对市场是弱势群体是指单个的农民在面对市场时，往往表现的无能为力，市场激烈的竞争机制很容易使小农破产，由于小农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弱质性和周期性长等特点，经不起市场风浪的冲击，并且一旦小农被冲垮想恢复是相当困难的。笔者把市场与弱势农民之间的这种差距叫做市场势力。市场势力越大，农民的压力越大，农民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在调查中，笔者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势力是逐渐增大的，小农破产者甚多。下面笔者着重谈一下弱势农民与市场势力问题，如果说农民对来自政府的压力（主要指个别不法行为）还可以通过合法程序或有办法去解决的话，那么农民在面对市场时，单个的农民着实是无能为力的。笔者在河北顺平调查时（2004.7），遇到这样一件事情：这里的农民家里大都种桃树，走在山路上，两边都是桃树，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我们到达当地的时候正值桃子成熟季节。绿色的桃叶里点缀着红色的桃子，煞是好看。当时我心里就想，这里的产业结构调整做得挺好的嘛，今年的桃子肯定是一个大丰收，农民的收入也要上去了。在北京像这样的桃子少说也得1到2块钱一斤，这农民还不赚呀。然而，事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乐观。走到柴各庄，我们发现这里的村民并没有乐起来，相反他们的脸上却挂着愁云。经过调查后才发现，今年的桃子太便宜了。最大最好的桃子才卖5毛钱一斤，一般的桃子如果顺利的话能卖个3毛、4毛的，但大部分都在3毛一下。有一位桃农，至今才卖了20块钱，连成本的五分之一都没达到。他在向我们介绍的时候，指着一筐刚摘下的桃子，很无奈的说：“这筐桃啊，最多也就卖两块钱。桃不值钱了，像往年能卖到1块5左右呢。”当时我们就愣了，这筐桃少说也有50斤，居然才卖两块钱，简直不可思议。接下来的几户访谈，使我们相信这并不是在说笑。有一户桃农向我们展示了几筐不同价位的桃子，最便宜得不到3分钱一斤，桃子上面有裂痕。还有1毛的，2毛的，3毛的，5毛的，除大小之外，笔者看不出有其他任何区别。据桃农介绍，今年桃子普遍丰收，加上这几年种桃的农户增多，致使附近几个水果交易市场爆满，而收桃的商贩却就那么几个，造成桃农之间相互压价，恶性竞争，最后达到只要把桃子卖出去就行。桃农们说，卖了总比烂在家里强。他们普遍反映今年种桃不如种粮食。但这里是山区，种粮又收成不好，所以有许多农户进退两难，但有许多农户已表示来年就把桃树砍了，不种了。我们知道农民心里是很不情愿的，毕竟这些桃树已经长了5、6年了，不容易，但他们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在离开当地时，听说附近村的一位老农因忙了一天却连一个桃子也没有卖掉，回家后硬是气死了（后经河北农业大学在当地做社会实践的同学证实，为真实情况）。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详细了解情况。谷贱会伤农，同样桃贱了也会伤农。农民心里也明白，什么东西多了就不赚钱了。但农民目前的能力，还无法根据市场做出合理的决策。什么东西值钱，大家就一拢的种什么，到最后不赚钱了，又一拢的不种了，这充分说明农民在面对市场时的盲目性。我们在当地住了两个晚上，每晚11点多睡觉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村子里的农用三轮车声，我们知道又有农民连夜出去卖桃了（因为农用车没有上牌照，白天不敢上路）。他们一般在早上5、6点钟回家。这是笔者亲身体会到的事实，那么市场经济到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我们能不能让单个农民直接去面对市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为农民做些什么？其实桃子是可以卖到1块钱一斤的，只要能把它们运出去。虽然在当地桃子市场是饱和的，但在全国市场上，桃子毕竟还没有多的才几分钱一斤。关键是单个农民运不出去，那样的成本太高了，不但不会赚钱，反而会赔的更多。所以我们就必须思考应该如何解决这这些事情（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论述）。总之，市场势力的存在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农村发展格局，在目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民的弱质性和市场势力的压力，使乡村治理难度加大，形成困境之一。4 对策笔者结合近两年的经验调查，在思考问题现象的时候，也思考了其中的相关对策，现特总结如下：4.1 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下进行乡村治理，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不管市场势力多么强大，市场风险多么大，我们必须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这对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是有重要作用的。那么如何提高呢？笔者认为有两点：一是加快农村的信息流通，二是让农民合作起来。（这两点笔者会在以下两部分具体论述）。笔者认为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乡村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否则进行任何乡村治理都要大打折扣，因为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所带来的外部正效果是一连串的，比如农民的自信心的建立，农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农民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加强等等。事实已经证明与市场结合比较和谐的乡村在乡村治理方面做的也比较好。但是现在我们的大部分农民朋友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的，他们无法抵挡市场上的大风大浪。所以社会各界，要想方设法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但我反对从一开始就把农民直接推向市场，如果那样我认为是对农民的不负责任，毕竟几千年的小农思想还是很重的，我们需要慢慢来，我们需要把农民的思想慢慢转变过来。我认为现在有些学者所进行的新乡村建设不失为一个好办法。4.2 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通过对河北顺平桃农的调查，我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是很有必要的。单个的农户是很难面对市场的，激烈的市场竞争很容易让小农破产。市场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并且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单个的农户在此情况下，难免会产生错误决策。由于农业的生产周期性较长，一旦决策失误，影响的就是一年，甚至更长。这样农民就不是以市场来决策了，而是在观望，在看我的邻居种的是什么，其他村民种的是什么，势必会出现桃贱伤农的现象。但如果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合作社，那么桃子的价格就不会是1毛，两毛，甚至几分钱一斤了，也有可能变成1块一斤。主要还是因为单个的小农在面对市场时很容易吃亏，但又没有能力进行相应的保护措施，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办一个大企业，需要来一个股份制一样，农民也必须成立自己的组织。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农民组成合作社，是提高农民应对市场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大家共同承担市场风险，共同承担交易成本，共同采集市场信息，既提高了市场效率，又降低了单个农民的成本。从农民对政府的角度看，组成农民合作社，提高了单个农民与政府谈判的自信和成功率，有利于维护农民的权益。所以合作社有必要搞。我们在定县翟城村（温铁军先生创建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所在地）作调查时，发现农民对合作社还是很欢迎的，农民干劲也很大。我们需要政府尽快通过立法来规范合作社，用制度来保障合作社的发展，让农民在合作中得到实惠，同时也减轻乡村治理阻力。4.3 加强农村市场信息的宣传和流通在农村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村的信息资源严重匮乏，而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信息量大，信息传递、更新速度快，谁掌握了更新、更多的信息，谁无疑就会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这正是农民所缺少的，这就更大大降低了他们在面对市场时的决策能力，所以现在大部分农民表现的比较迷茫，久而久之造成信心缺失，治理效果不佳。所以我们必须加快农村信息的宣传和流通。这里的农村市场信息包括农业科技信息、法律信息、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农村政策信息，以及其他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各种信息。在农村调查时发现这些信息是农民相当缺乏的，但同时又是他们相当需要的。信息的不对称是造成农民应对市场时产生错误决策的重要原因。为此，我认为作为信息中要掌握者的政府有责任对农村的信息市场进行干预，使农村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尽量减少。地方政府应该本着一切为了人民的执政理念，真心实意地为农民做一些事情。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向农民宣传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也可以帮助农民通过媒体向外界宣传农民自己所生产的产品，还可以用制度来规范农产品市场流通秩序，真正使农民既增产又增收。在这一点上政府的作用是关键，同时社会各界非政府组织，志愿者也应加入进来，大家共同努力，逐步使农村的信息对称化。4.4 政府的治理观念应该有所转变本文笔者隐含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起主导作用，在目前的乡村治理秩序下，除了政府，农村存在的其他组织很难起到使乡村自主治理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乡村能够达到真正自主治理之前，政府的作用还是不可小视的。但是正如笔者前面所说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符合经济人假设，存在有自己利益最大化需求，所以农村存在较多权力寻租事件。这些事件大多是与农民的利益有直接关系的，所以经常出现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的博弈，但是农民对政府是弱者，即使农民组成合作社，由于目前合作社制度的严重不健全，合作社在抵御政府权益侵犯的时候，也往往力不能及。所以政府经常与农民发
1、研究目的：从乡村治理的主体认知、主体参与、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等方面深入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存在的困境及其原因。2、研究意义：可以使农民能够拥有高品质生活。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增强人与自然的和谐，保持乡村生态良好。
据报道,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千百年来,乡村文化凝聚着乡土之美、人文之美,
没有人喜欢每天身上都散发着负能量的人，女生的积极乐观是非常吸引人的，男生都愿意和这样的女生待在一...
提高乡村经济，提高乡村文化！
也许是为了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吧，或者是让更多的城市人了解农村吧！
提高当地的生活水平、文化素质，使农村和城市的差距缩短，发展新农村和谐社会
我觉得研究这个乡村的旅游有助于拓展旅游市场吧，因为现在的大都市的社会已经让很多人厌倦了，而乡村的生活可能让有些人感到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