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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艺术皮影戏起源探析论文内容摘要：皮影戏，古代称为影戏，也称纸影戏、皮人影、驴皮影。是一种集绘画、雕刻、音乐、歌唱、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艺术。它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习俗、信仰血肉相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探讨皮影戏起源的三种说法，进一步阐述了历史语境下的中国皮影戏。关键词：皮影戏起源说民间艺术艺人皮影戏，又称“影子戏”“灯影戏”“土影戏”，有的地区叫“皮猴戏”“纸影戏”等。用灯光照射兽皮或纸版雕刻成的人物剪影以表演故事的戏剧。剧目、唱腔多同地方戏曲相互影响，由艺人一边操纵一边演唱，并配以音乐。它是我国历史悠久、流传很广的一种民间艺术，并远播海外，成为世界性的艺术。关于影戏的起源，说法很多，顾颉刚先生在《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一文中指出：中国影戏之发源地为陕西，自春秋两汉隋唐以其地为最盛。宋以后盛兴于河南，自此其最盛之地即随帝都而转移。至今影戏尚可为数十区域，如川、镇、鄂为陕西直接传入者；河南及河北西部、山西所有为汴京之遗；江苏、浙江、福建所有为南宋之遗；其另一派即为广东及湖南现存者，其影人尚用纸，或即为初为素纸雕镞之衍变；山东所有另为一种，当亦为南宋之遗，因北上与本地戏曲结合者。而负盛名之滦州影戏，则河北东部及东北各地尚为其领域。此盖由于各地皆有特殊之风俗伎艺，以此同源之影戏，及染地方色彩以后遂呈极大差异之现象也。①顾先生在文中所作的分析与归纳，不仅明确地指出我国影戏的共同发源地及其流布，而且指出其流布之后与各地方戏剧及风俗伎艺的融合，造成各地民间皮影戏的不同色彩。对顾先生的同源异流说，学者大都表示赞同。但皮影戏究竟源于何时、何地，学者们的见解很不一致，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汉代起源说根据历史学家的文学记载，部分学者认为皮影戏起源于汉代，这种说法源于《汉书·外戚传》中讲述汉武帝思念死去的李夫人的故事，其事为：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帷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②北宋高承在《事物纪原》中说:“故老相承，言影戏之原，出于汉武帝李夫人之亡，齐人少翁言能致其魂，上念夫人无已，乃使致之。少翁夜为方帷，张灯烛，帝坐他帐，自帷中望见之，仿佛夫人像也，盖不得就视之，由是世间有影戏。”③这里方士少翁为取悦汉武帝解其思念而作李夫人影像，被人推想为影戏。因为它要张灯烛，设帷帐，让帝居于他帐观看，其情境与影戏完全相同。所以宋代高承在《事物纪源》中便断言：“由是世间有影戏。”但紧接着说：“历代无所见，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像。”④高承所谓的“历代无所见”，即话虽然这么说，可是哪个朝代也没看见影戏，直到宋仁宗时，才把三国故事“加缘饰作影人”，开始有了“魏吴蜀三分战争之像”。可见，高承虽然援引汉武帝与李夫人故事，由此演绎出“由是世间有影戏”之说，但此论点他本人也持否定态度。所以后人所谈影戏始于汉，也多是根据史载所作的推论。二、唐代起源说皮影戏与木偶戏同属傀儡戏。木偶在唐代已经很流行，并且演出技巧已具较高水平。当时梁锽有一首著名的《傀儡吟》：“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一人在梦中。”梁锽是唐玄宗天宝年间人，他这四句诗，反映了木偶制作的特点和表演技艺的高超，说明唐代已有了木偶戏。⑤不过唐代是否有了影戏，这不仅在唐代小说杂文中没有看到只字的记载，就是在题材广泛的唐诗中也没发现提及影戏之类的话。因此，由于史料的缺乏，影戏出现在唐代的说法，至今还不易确定。但值得研究探讨的是，唐代盛行一种类似说唱艺术的俗讲，这可能与皮影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程毅中在《宋元话本》中提到：“俗讲却不是纯粹散文的讲述，其间颇杂以韵文的歌唱……它是把佛经改编为说唱体，用来吸引听众，宣传佛教。”这种说唱形式，一直延续到五代时盛行不衰，以后由于说话人中的女性出现，和民间艺人在说话技巧上的提高，促使俗讲不得不在形式上来一番改革。但它因受本身的局限，不可能跳出佛经的圈子去改弦易辙讲那些烟粉、灵怪、传奇、公案之类的东西，只好在说唱形式上变化一下。于是，俗讲和变文⑥一样，在讲宴时，设有图像或纸人，照图解说，用以招徕听众。这种形式持续了若干年，到五代时，出现了人死后用僧人超度亡魂的习俗，这时超度几乎成了俗讲僧的唯一职业。超度亡魂时，设图像、画像或剪成纸人挂在帐帷内，作为亡魂的象征。此形式与后来的皮影戏很接近，或者说很像影戏的雏形。因此，有学者认为皮影戏由俗讲演变而来，起源于唐代。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只是猜测，尚待考证确定。三、宋代起源说皮影戏出现在北宋，在宋代多种书籍中都有记载。如张耒的《明道杂志》、高承的《事物纪原》、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以及宋·无名氏的《百宝总珍》等，都对影戏作了较具体的记述。《东京梦华录》中《京瓦伎艺》一节载，北宋汴梁的著名影戏艺人，有董十五、赵七、曹保义、风僧哥等8人。《武林旧事》在《诸色伎艺人》一节中说，南宋临安(今杭州)有著名影戏艺人18人之多，其中已有女演员的出现和家庭影戏班。又据《百宝总珍》载，当时有“亡国十八国，《唐书》《三国志》《五代史》《前后汉》，并杂使头一千二百头”。说明宋代已有1200个影人角色，表演剧目丰富，雕刻技术也有很大提高。这反映出皮影戏在宋代已能演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的历史故事戏了。上述三种关于皮影戏的起源说，在时间上相差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汉代与唐代起源说，由于缺乏确切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的佐证，难以令人信服。笔者比较认同皮影戏起源于北宋汴梁的说法。北宋初期，社会比较安定，当时的政治中心汴梁，手工业和工商业经济发展稳定，相继出现了“百伎竞艺”的演出场所——勾栏、瓦舍，这就为影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宋代人写的诸多著作中，记载着影戏在北宋都城汴梁的活动情况，说明影戏已形成于北宋。注释：①转引自张紫晨《中国民间小戏》，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90页。②班固撰.汉书·外戚传.陈焕良，曾宪礼标点，岳麓书社，1996年，第1927页。③④宋·高承撰.事物纪原.明李果订，全圆，许沛藻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第495页。⑤唐山市戏曲志编辑部.唐山戏曲资料汇编第三集（内部资料），1991年，第8页。⑥唐代兴起的一种说唱文学，多用韵文和散文交错组成，内容原为佛经故事，后来范围扩大，包括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本文转引自：
皮影戏在我国有许多支派，最著名的当属唐山皮影。欢迎大家阅读!更多相关信息请关注CNFLA的相关栏目!
皮影戏最早诞生在两千年前的西汉，又称羊皮戏，俗称人头戏，影子戏。发祥于中国陕西。上色时主要使用红、黄、青、绿、黑等五种纯色的透明颜料。皮影人物被划分为生、旦、净、末、丑五个类别，更加特别的是，每个人物都由头、上身、下身、两腿、两上臂、两下臂和两手十一件连缀组成。在中国，不少的地方戏曲剧种都是从皮影戏中派生出来的。
皮影戏，发源于我国西汉时期的陕西，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由人配音的活动影画艺术，有人认为皮影戏是现代“电影始祖”。皮影戏又称“影子戏”，“灯影戏”、“土影戏”，有的地区叫“皮猴戏”、“纸影戏”等，是用灯光照射兽皮或纸版雕刻成的人物剪影以表演故事的戏剧。
是最迟在北宋时，中国影戏已极成熟，在中国传统戏曲表演尚未发展成熟之际，宋代的影戏已能表演完整、生动的三国故事。
在中国，较多使用牛皮、羊皮、驴皮等等。
上周六，我们学校来了京剧团皮影戏分团，首先，他们介绍了皮影戏是电影、电视的老祖宗，是我国民间传统艺术，也是文化遗产。有《狼和羊》、《金斧头和银斧头》这两个故事把人和动物的动作操控赢得了同学们的掌声，都栩栩如生，还让我们明白了许多道理其中《孙悟空大战蟒蛇精》中的猪八戒、孙悟空都很幽默，语言很搞笑，整个教室都布满了笑声，看完了这三个皮影戏，我们大家都依依不舍的离开了。
通过这次皮影戏，让我们知道它是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创造的一种用“光线”照射来表演故事情节的戏剧艺术品种。
皮影戏是中国出现最早的戏曲剧种之一。是一种用兽皮或纸板剪制形象并借灯光照射所剪形象而表演故事的戏曲形式。由艺人一边操纵一边演唱，并配以音乐。尤其表演民间神话故事、武打片、古人，可以腾云驾雾，做出各种高难动作，变幻莫测，这是其他戏剧难以做到的，因此深爱观众喜爱，尤其是儿童百看不厌。2011年11月27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有一次，我们学校搞活动让我们观看了一场精彩的皮影戏。戏中演的是一只乌龟想要抓注一只青蛙，但有一只仙鹤不让抓住青蛙，乌龟很生气，就和仙鹤打了起来，青蛙趁它们在打架，偷偷溜了。仙鹤打不过乌龟就飞走了。乌龟回头一看，青蛙没了，它又钻进池塘去找青蛙了。这场戏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
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定要发扬光大!
有一次，我们去了古城阆中，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我们国家特有的传统表演——皮影戏，我还买了一个精美的皮影带回家。表演皮影的叔叔说皮影是用牛皮做的，把牛皮晾干后，用小刀在上面刻上精美的图案，再涂上漂亮的颜色，一个皮影就做好了。
皮影动起来就像真人一样。原来它的腿上、腰上、手上，都有又细又长的小棍子扎在上面，只要轻轻动一下小棍子，它就会手舞足蹈起来。
看到我这么好奇，表演的叔叔让我也来试一试。没想到皮影一点也不听我指挥，一会儿做个俯卧撑，一会儿又弯下腰，甚至还会倒在地上“装死”。我皱着眉，生气地想，你这个小家伙，别高兴得太早，看我怎么对付你。后来我更卖力地摆弄起来，但这个小人更不听话了，我只好把妈妈喊来当援兵，总算勉强让它动了几下。表演皮影的叔叔说皮影不但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喜欢。
唐山皮影又称滦州影、乐亭影、驴皮影，是中国皮影戏中影响最大的`种类之一。通常认为滦州影戏初创于明代末期，盛行于清末民国初年，迄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唐山皮影戏的主要操纵演员有两个人，即“上线”和“下线”。支配影人动作的杆子有3根，分别叫“主杆”和“手杆”。唐山皮影戏演出通常有拿、贴、打、拉、唱五种分工，有“七忙八闲”之说。
唐山皮影戏的剧本又称“影卷”，现存至少500多部。其中“连台本”有130多部，单本剧也很多。剧目有《五锋会》、《二度梅》、《青云剑》等。皮影传统剧本的文学结构为人物出场有上场“诗”，下场“对”。其格律常用 “七字句”、“十字锦”、“三赶七”、“五字赋”、“硬散”、“大金边”、“小金边”等。这些唱词结构都是以对偶的上下句为其结构的基本单位，每段唱词一般都是由若干对声韵相同的上下句组成。唐山皮影以乐亭方言为基础，以唱功见长，风格独特，为板腔体。基本板式有大板、二性板、三性板、散板以及平唱、花腔、凄凉调、悲调、游阴调、还阳调以及因特殊句式而得名的三赶七等各种腔调。
皮影的雕刻要经过刮皮浆皮、拓样雕刻、着色涂油、拼钉装杆几个步骤。刀口和上色是最能体现雕刻艺人水平的地方。人物造型分为生、小、大、鬓、丑等。
唐山皮影的剧目内容是深层剖析当地社会民俗民风、宗教心理的重要材料。历代唐山皮影艺人对唱腔表演、舞台道具的材料和技艺的改良与创新从未间断过，这些经验是今人和后人的宝贵财富。唐山皮影的传承延续着口传心授的方式，为文化传承的方式方法提供了重要借鉴价值。唐山皮影的唱腔、音乐、表演、造型有着本地域特有的风格，受到国内外同行和观众的赞誉，具有很高的欣赏与研究价值。
明末清初，由于统治者倡导，皮影戏兴盛繁荣，传播较快。至清朝中叶白莲教起义，各地人民响应，清王朝统治者害怕江山不稳，预防人民聚众闹事，一反初时对影戏的炽热态度，他们把嘴脸一变说影戏是用纸人纸马兴妖造反，禁止官员私养影班，禁止夜演影戏。
清朝至民国年间的皮影戏和现在的皮影戏是一脉相传，形成了地道的滦州影，也就是所说乐亭影、老吠影。当地群众非常爱好影戏，积久而成风俗。民国初年，乐亭崔家聚德堂影班、张家中兴堂影班、刘家庆和堂影班、史家翠荫堂影班办得最大最好，皮影名艺人荟萃，又培养了大批新秀，影响深远，名满京东。20世纪30年代，乐亭影在沈阳、长春等大城市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传播到日本、朝鲜等国。张绳武、张占科等著名皮影世人应邀陆续在国内和国外灌制了大量唱片，使皮影戏的流域更为广阔。
滦州皮影戏不同于其它影戏的特点有四：一是影人用驴皮雕刻，有独特操纵技巧;二是用滦乐乡音唱白(乐亭口音多，滦州口音少)，语言易懂;三是掐嗓唱法;四是有独特的唱腔，如张绳武的呵腔等。
现在，能够进行皮影戏剧本创作的人不足10人，皮影艺人年龄偏大，找不到徒弟传承，欣赏皮影艺术的人也越来越少。唐山皮影面临着失传的困境。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唐山皮影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的皮影戏历史悠久，关于它的起源有种种说法。千百年来，皮影艺术盛行于中国城乡，随着历代人口的迁徙、战@争、文化交流及宗@教活动而流布于全国，逐渐在各地形成了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流派，成为我国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在中国的皮影艺术中，蕴含着相当丰富的文化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俗活动是皮影艺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皮影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又充分反映了民间风俗的各种事象。深入研究皮影与中国民俗文化的关系，不仅让我们感到皮影是一种最富感染力的乡土艺术，它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生活画卷；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了包容在皮影艺术中的文化内涵，是如此丰富，如此深刻。民间艺术是民俗文化的载体和组成部分，它直接反映了民众的精神追求和思想感情。离开对民俗的研究，就很难理解民间艺术的表现形式与内容，也无从找到它发展演变的规律。对皮影的研究也是如此。其中有许多东西有待我们去发掘、整理，以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从现在保存下来的明清时期的皮影景片里，就反映了许多明清时期的民俗事象~
查魏立群教授
皮影戏是中国一门古老的传统艺术，旧称“影子戏”或“灯影戏”，是一种用灯光照射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以表演故事的民间戏剧。表演时，艺人们在白色幕布后面，一边操纵戏曲人物，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唱述故事，同时配以打击乐器和弦乐，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这种拙朴的汉族民间艺术形式很受人们的欢迎。那么唐山皮影戏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 1、 唐山皮影是汉族地方戏曲艺术之一，又称滦州影、乐亭影，是中国皮影戏中影响最大的种类之一因其影人、道具是用牛、驴皮制成，故又通称驴皮影。皮影的唱腔是从一种纯说唱形式的“大福影”演变而来的，它是唐山皮影唐山皮影一种男女分腔的，有着多种腔调(如平调、花凋，阳韵平调、河东调。滦河调，吟腔)，多种板式(如太慢板、快三眼、慢二性、紧二性，三性、流水)的板腔体。至今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由于前辈艺人的发展创造，长期以来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它的主要伴奏乐器以前是一把小三弦，后来逐渐被四胡所代替。 2、 唐山皮影是光影、美术、雕刻、舞蹈、说唱等为一体的综合性表演艺术，足迹遍及中国东北、华北广大地区，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近年来，有德国、法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来唐山研究考查皮影。唐山市皮影团也经常赴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演出。唐山皮影历史较长，造型夸张。一个人形分六部分，用铁丝和丝线操纵自如，从造型看人物高额通鼻小嘴，颇典雅。 3、 比较一个有意思的就是唐山皮影制作工艺已经由传统的手工制作刻样，发展到如今的机械化批量化生产，刻影素材也是千变万化。现有的刻影机器也是琳琅满目，刻影人儿的材料已从素纸、五色蜡纸发展到羊皮、牛皮才驴皮、唐山皮影雕镂精细，形象俊美，线条流畅清新，所选作雕刻的驴皮十分讲究，只取驴前身的一个部位，经过加工、上浆，一张张透明度强、柔韧性好的原料就备好了。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审美水平也在逐步提高，因而大家把以前皮影中的角色与人物，都以更精湛与更细腻的雕刻工艺表现出来，更强调了皮影的艺术性与装饰性。
唐山皮影是目前我国三大皮影文化之一（另外两个是陕西皮影，潮州皮影），属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综合了戏剧、音乐、美术，集文人写作、艺人刻绘与民间演唱为一体，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唐山皮影戏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戏剧的典型代表，已经深得国内外众多观众及其专家的喜爱，但是唐山皮影戏的生存状况却让人担忧。随着老年制作艺人的去世，年轻人从事现代事业工作，唐山皮影戏的传承不容乐观。唐山皮影戏在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如同“风中之烛”岌岌可危。究其根本是唐山皮影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农耕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唐山皮影又称滦州影、乐亭影、驴皮影，是中国皮影戏中影响最大的种类之一。通常认为滦州影戏初创于明代末期，盛行于清末民国初年，迄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唐山皮影戏的主要操纵演员有两个人，即“上线”和“下线”。支配影人动作的杆子有3根，分别叫“主杆”和“手杆”。唐山皮影戏演出通常有拿、贴、打、拉、唱五种分工，有“七忙八闲”之说。 唐山皮影戏的剧本又称“影卷”，现存至少500多部。其中“连台本”有130多部，单本剧也很多。剧目有《五锋会》、《二度梅》、《青云剑》等。皮影传统剧本的文学结构为人物出场有上场“诗”，下场“对”。其格律常用 “七字句”、“十字锦”、“三赶七”、“五字赋”、“硬散”、“大金边”、“小金边”等。这些唱词结构都是以对偶的上下句为其结构的基本单位，每段唱词一般都是由若干对声韵相同的上下句组成。唐山皮影以乐亭方言为基础，以唱功见长，风格独特，为板腔体。基本板式有大板、二性板、三性板、散板以及平唱、花腔、凄凉调、悲调、游阴调、还阳调以及因特殊句式而得名的三赶七等各种腔调。 皮影的雕刻要经过刮皮浆皮、拓样雕刻、着色涂油、拼钉装杆几个步骤。刀口和上色是最能体现雕刻艺人水平的地方。人物造型分为生、小、大、鬓、丑等。 唐山皮影的剧目内容是深层剖析当地社会民俗民风、宗教心理的重要材料。历代唐山皮影艺人对唱腔表演、舞台道具的材料和技艺的改良与创新从未间断过，这些经验是今人和后人的宝贵财富。唐山皮影的传承延续着口传心授的方式，为文化传承的方式方法提供了重要借鉴价值。唐山皮影的唱腔、音乐、表演、造型有着本地域特有的风格，受到国内外同行和观众的赞誉，具有很高的欣赏与研究价值。 现在，能够进行皮影戏剧本创作的人不足10人，皮影艺人年龄偏大，找不到徒弟传承，欣赏皮影艺术的人也越来越少。唐山皮影面临着失传的困境。 唐山皮影，因以唐山地区乐亭、滦县一带的语言音韵为其音乐特色，所以又叫“乐亭影”、“滦州影”，流行于河北的唐山，承德，廊坊等地区以及东北三省各市县、它是一种有着精美的雕刻工艺，灵巧的操纵技巧和长于抒情的唱腔音乐的综合艺术。抗日战争以前常在农闲聚众演出，征上述地区的乡镇农村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它的唱腔音乐尤为群众所喜爱。
我觉得皮影戏应该继续的进行文化的传承，也要进行一些文化交流，也要进行一些文化的推广，也可以去做一些宣传影片和宣传手册。也应该进行一些皮影戏的PPT研究。
朱文告诉记者，在最繁荣的时候，现在基本都已不再演出。 记者了解到，目前皮影的传承发展面临三大难题。 首先，皮影艺术出现传承危机。在山西孝义市，会皮影的老民间艺人就剩两三个了，那些老戏班里传世的家什被搬到了古玩市场。由于学习皮影周期长，难度大，收入偏低，致使艺人不愿意花太多的精力学戏，导致皮影艺术的精华难以传承。 第二，剧目陈旧、精华难传。记者了解到，皮影剧目大多仍是老剧目，剧目创作停滞，剧目陈旧情况比较突出。 第三，皮影面临创新难题。朱文告诉记者，他现在改变过去以戏剧影人为主的皮影创作，开始做一些小动物，编一些孩子比较爱看的剧目。但是，皮影是多种艺术的集合体，如何打造出真正能吸引人的精品剧目依然很难。 古代皮影戏现代娱身心 新华网太原７月１７日专电（记者原碧霞）“一口道出千古事，双手操纵百万兵”是对皮影戏的最形象形容。其实，皮影戏和皮影人不但是观看欣赏的，也是每个人都能自己玩的。 据专家介绍，玩影人可以锻炼手指的灵巧性和手脑配合能力，对培养人的手工操作能力十分有益，对老年人活动臂、腕和手指，防止老年关节僵化大有好处。 另外，玩皮影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是一种愉悦、放松身心的娱乐方式。当玩皮影时，可以放戏曲录音，用影人配表演，还可借影人之口和动作，来抒发自己平日不便表白的内心话语与情感，放松压力。 据了解，现在国外一些院校设有皮影艺术课程，在台湾的小学里也有影人制作课，校园皮影戏活动非常盛行。 皮影：海内外广泛流传的中国民间艺术 新华网太原７月１７日专电（记者原碧霞）皮影艺术自诞生以来，不仅在国内广泛流传，在国外也流传颇广。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山西省孝义市皮影研究会会长侯丕烈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中国皮影艺术从十三世纪的元代起，成为流传很广的一种民间艺术，并远播海外，成为世界性的艺术。 据介绍，在元代，皮影戏便随军传到了南亚。波斯历史学者瑞士德·安定曾说，“当中国成吉思汗的儿子在位的时候，曾有演员来到波斯，能在幕后表演特别的戏曲，内容多为国家的故事。” 另外，皮影戏还传至土耳其、泰国、缅甸等国。在土耳其，皮影戏有“卡拉格兹”的别称，现在在一些城市里有时还举行皮影戏专门演出。 在１８世纪中叶，皮影戏传到欧洲，各国艺术家对中国的皮影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１７６７年，法国一名传教士将中国皮影视为宝贝带回法国；１７７４年，德国文学家歌德曾在威兰博览会上把中国皮影戏介绍给德国观众，并在１７８１年８月２８日他生日那天主持演出了皮影戏《米拉瓦的生平》；１９７５年，美国艺术家还创办了“悦龙皮影剧团”。 皮影戏：流传两千多年的中国最古老“电影” 新华网太原７月１７日专电（记者原碧霞）一百多年前，电影首次在中国出现，而在两千多年前，一种类似于电影形式的中国最古老“电影”－－皮影戏就开始在中国出现并一直流传至今。 记者了解到，关于皮影戏的起源与形成，历史无明确记载。现在多数专家学者大都认为皮影戏始于汉朝，主要是依据《汉书·外戚传》的记载：相传汉武帝刘彻最宠爱的妃子李夫人过早去世，汉武帝思念不止，常常彻夜难眠。这时，有齐人少翁深知汉武帝心事，他花了三个昼夜，用皮子雕刻了和真人一样大的李夫人形象，涂上颜色，学着李夫人生前的动作，在室内挂起一块白色方形帷幕，点上灯烛，让汉武帝坐在方帷外观看。少翁贴着帷幕操纵皮人，那影子就像真人一样姗姗而动…… 从汉朝起，皮影戏开始在中国各地慢慢发展，它将各地的乐调、民歌、唱腔、戏剧、雕刻、剪纸等艺术因子融合其中，而因中国各地风俗文化的不同，皮影风格也相异，它成了一种地方民间文化的集合体。到清代，除了西藏、新疆等少数几个省区外，皮影戏在各地都有流传。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古代民间，这种有光有影有唱有演的皮影戏，带给人们无尽的文化享受，被现代人称为中国古代百姓的“电影”。 山西孝义皮腔纸窗影戏：中国发现的最古老的皮影戏 新华网太原７月１７日专电（记者原碧霞）皮影戏流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山西省孝义皮影木偶博物馆原馆长朱景义研究发现，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皮影戏是山西孝义皮腔纸窗影戏。 朱景义（已去世）的儿子、现任山西省孝义皮影木偶博物馆馆长朱文告诉记者，孝义皮腔纸窗影戏亦称“孝义皮腔纸影戏”，是流传在山西省孝义市民间的一种说唱艺术。它在山西孝义土生土长，腔调、雕刻、演出剧目、影人造型等方面风格独特，至今在全国尚未发现与此雷同的皮影戏。
皮影戏作为一种戏剧形式，集绘画、雕塑、音乐、美术、歌唱、灯光、表演、造型于一体。运用中国画的散点渗透原理，将立体、动态、鲜明、复杂的自然意象巧妙地结合在一个平面上。透明度好，色彩鲜艳，造型美观巧妙，对比度烈，立体感强。作为一名学前教育者，在实践过程中，我发现在开发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幼儿园课程资源的过程中，对皮影戏在幼儿园的应用关注较少，皮影戏教学活动的开展不仅可以让幼儿更好地接受故事的内容，也能让孩子们自己动手做皮影戏，以此来提高幼儿的观察及动手的能力[3]。 1.把美术的知识转变为美术学科的知识 首先，对皮影戏前期的信息进行收集整理。由于皮影戏在我国派系众多，生产技术复杂，文化底蕴深厚，学前教育工作者美术学科的知识和技能相对薄弱。将皮影戏的内容直接引入课堂教学中，由于知识点难度大、技术操作复杂，幼儿很难掌握，从而使幼儿的学习兴趣降低。根据幼儿班孩子的实际情况，收集、整理、提炼出符合幼儿园教师知识水平的教学内容，并将皮影戏相关美术知识转化为美术学科知识[4]。 2.简化制作工序 传统的皮影戏主要使用动物皮，如驴皮、牛皮和绵羊皮，其生产工艺较为复杂。它要经过八个步骤：挑选皮、制作皮、绘画、过稿、雕刻、上色、熨烫和连接。如果以传统的工艺教学，与学前教育美术教学的实际不符，因为制作材料不易收集，工艺复杂。为了提高教学效率，于是经过反复研究，简化了以下过程：一是改变使用的材料，将原生产中使用的皮革材料改为常用的纸板和宣纸;二是绘画，即在纸板（宣纸）上画出人物的形象，注意人物比例的关系;第三，裁切，用剪纸的方式进行裁切，切纸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染色，会出现丰富的色彩效果。第四，过塑，就是给画好的各个人物进行过塑，然后沿边缘修剪。第五，连接，即用一根细绳子把每个部分连接起来。一般来说，皮影人物可以用五个操纵杆自由移动，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计。可以添加操纵杆以方便操作。 3.让幼儿自己编故事 根据实际需要，故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幼儿原创故事，要求孩子创作的故事符合幼儿年龄的特点，贴近幼儿的实际生活;另一种是幼儿根据经典改编的故事，故事和人物没有变化，而创意的变化可以在情节上做出，比如“白雪公主不吃毒苹果”“三和尚如何谈判提水事宜”等等，以此可以发展幼儿语言能力。在原有古典幼儿故事的基础上，增加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情节，从而成为一个新的幼儿故事。在这个创新过程中，必须把美术和汉语的知识融为一体，让美术教学和汉语教学共同努力，才能使教师和孩子能够完成这一教学任务，要不然孩子创作的幼儿故事的质量就难以保证。故事创作能有效地对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行培养。
可以在网络上进行直播向大家介绍皮影戏的魅力，可能会引起一些人兴趣，让皮影戏传承下去。
唐山皮影是目前我国三大皮影文化之一（另外两个是陕西皮影，潮州皮影），属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综合了戏剧、音乐、美术，集文人写作、艺人刻绘与民间演唱为一体，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唐山皮影戏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戏剧的典型代表，已经深得国内外众多观众及其专家的喜爱，但是唐山皮影戏的生存状况却让人担忧。随着老年制作艺人的去世，年轻人从事现代事业工作，唐山皮影戏的传承不容乐观。唐山皮影戏在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如同“风中之烛”岌岌可危。究其根本是唐山皮影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农耕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唐山皮影又称滦州影、乐亭影、驴皮影，是中国皮影戏中影响最大的种类之一。通常认为滦州影戏初创于明代末期，盛行于清末民国初年，迄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唐山皮影戏的主要操纵演员有两个人，即“上线”和“下线”。支配影人动作的杆子有3根，分别叫“主杆”和“手杆”。唐山皮影戏演出通常有拿、贴、打、拉、唱五种分工，有“七忙八闲”之说。 唐山皮影戏的剧本又称“影卷”，现存至少500多部。其中“连台本”有130多部，单本剧也很多。剧目有《五锋会》、《二度梅》、《青云剑》等。皮影传统剧本的文学结构为人物出场有上场“诗”，下场“对”。其格律常用 “七字句”、“十字锦”、“三赶七”、“五字赋”、“硬散”、“大金边”、“小金边”等。这些唱词结构都是以对偶的上下句为其结构的基本单位，每段唱词一般都是由若干对声韵相同的上下句组成。唐山皮影以乐亭方言为基础，以唱功见长，风格独特，为板腔体。基本板式有大板、二性板、三性板、散板以及平唱、花腔、凄凉调、悲调、游阴调、还阳调以及因特殊句式而得名的三赶七等各种腔调。 皮影的雕刻要经过刮皮浆皮、拓样雕刻、着色涂油、拼钉装杆几个步骤。刀口和上色是最能体现雕刻艺人水平的地方。人物造型分为生、小、大、鬓、丑等。 唐山皮影的剧目内容是深层剖析当地社会民俗民风、宗教心理的重要材料。历代唐山皮影艺人对唱腔表演、舞台道具的材料和技艺的改良与创新从未间断过，这些经验是今人和后人的宝贵财富。唐山皮影的传承延续着口传心授的方式，为文化传承的方式方法提供了重要借鉴价值。唐山皮影的唱腔、音乐、表演、造型有着本地域特有的风格，受到国内外同行和观众的赞誉，具有很高的欣赏与研究价值。 现在，能够进行皮影戏剧本创作的人不足10人，皮影艺人年龄偏大，找不到徒弟传承，欣赏皮影艺术的人也越来越少。唐山皮影面临着失传的困境。 唐山皮影，因以唐山地区乐亭、滦县一带的语言音韵为其音乐特色，所以又叫“乐亭影”、“滦州影”，流行于河北的唐山，承德，廊坊等地区以及东北三省各市县、它是一种有着精美的雕刻工艺，灵巧的操纵技巧和长于抒情的唱腔音乐的综合艺术。抗日战争以前常在农闲聚众演出，征上述地区的乡镇农村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它的唱腔音乐尤为群众所喜爱。
查魏立群教授
皮影的意义可以用8个字概括一下：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是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被国家列为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皮影发源于西汉时期的陕西，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较早的由人配音的影画艺术，被公认是现代“电影始祖” 。“三尺生绡做戏台，全凭十指逞诙谐，有时明月灯窗下，一笑还从掌中来”。小小的一张皮影，简单的布幕舞台，操作者灵巧的手指，加上一点光亮，就能表现出生活中的人生百态，历史中的无数逸事。皮影戏是我国古老的剧种之一，是世代民间艺人智慧的结晶，它集绘画、雕刻、文学、音乐、舞台表演于一体，有着很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被称为中国民间艺术的“活化石”。国家大剧院的皮影戏展演吸引了很多国内外观众，展演第一周前来参观的观众就达4万多，古老的皮影戏正被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皮影的收藏热度也逐渐升温。
邮箱给我吧，我们网上是没有的！
从事工作最重要的不是看什么行业，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以开放的心态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康保成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2006年2期第28～33页
【内容提要】 开放的时代需要开放的心态。首先，学术史上不存在壁垒森严、固定不变的学科界限，中国戏剧史更毋须画地为牢，学者本人亟须挣脱学科归属的羁绊，保持自信；其次，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大背景下，中国戏剧史的研究依然相当封闭，学者们外语水平普遍不高。其症结在于学者太以自己为中心，未能把中国戏剧史当成一门不分国界的学问。
【关 键 词】中国戏剧史/学科归属/开放/面向世界
【作者简介】康保成，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275
康保成，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关于中国戏剧史的学科归属
经过近百年的努力，中国戏剧史作为一门学科、一门学问已臻成熟，其标志之一就是研究领域的自觉延伸。当前，无论从事剧本文学抑或是表演艺术的研究，都不会也不应当受到非议或是冷遇。
不过，依然有不少人心存疑惑：这门学问，究竟属于文学还是艺术？当我们从事民俗、宗教与戏剧关系的研究时，会不会造成文学或艺术自身的迷失？怎样防止仅仅把剧本资料、戏剧史料当成社会学研究的材料？等等。其实，文学和艺术本来就是一回事，而对于中国戏剧史来说，更不宜强作划分。何谓“文学”？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仅仅把文学当成“书面著作”之一种[1] (P1，第1条)，却无疑是一种偏见，因为它排斥了文字产生前和产生后的口传文学。事实上，文学的产生和存在要远在文字产生之前。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把汉语词汇中“文学”的“文”和“文字”、“文献”中的“文”字划等号。在英文中，文字为language，文学为literature，文献为document，三者界限分明，不容易混淆。《文心雕龙》开宗明义地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2] (P1)在刘勰看来，“文”者“纹”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不可或缺的色彩斑斓、美不胜收的装饰。显然，这种对“文”和“文学”的解释，要比后人对文学意义的狭隘理解宽泛得多，也准确得多。
我国大陆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一般把“中国文学”和“艺术”分成两个一级学科。中国戏剧史作为三级学科，可以横跨两个一级学科，同时归属于“中国文学”门类下的中国古代文学和“艺术”门类下的戏剧戏曲学这两个二级学科之下。但从功能上看文学应是艺术的一种。《晋书》把左思等文学家和顾恺之等画家一同列入《文苑传》，可见这一观念由来已久。过去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而今在大学“中国文学”一级学科下有一个“文艺学”的二级学科，其研究对象就包括了一般人心目中的“文学”和“艺术”两个领域。国内外的著名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例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黑格尔的《美学》、丹纳的《艺术哲学》、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等，都没有把“文学”和“艺术”分开。此外，目前在国内很有影响的《新华文摘》的“报刊文章辑览”中，就只有一个“文艺”栏目，其下收辑的文章篇目包含了“文学”和“艺术”两大类。
可以这样说，学术史上不存在壁垒森严、固定不变的学科界限。对于“文学”和“艺术”这两大学科来说，分有分的依据，不分有不分的理由。然而，对于中国戏剧史来说，无论勉强地把它划归于“文学”还是“艺术”，都有画地为牢、人为挤压研究空间之嫌，弊大于利，所以最好是不分。我和黄仕忠先生、董上德先生曾经以《徜徉于文学与艺术之间》为题，对这门学科的研究状况予以回顾和展望[3]。周华斌先生提出“大戏剧”概念，认为广义的戏剧不仅包括话剧、戏曲、歌剧、舞剧、木偶剧、皮影戏等传统戏剧品种，也应包括电影故事片、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4]。我对此极为认同，当然在具体表述中存在差异，此处不详述。总之，我认为，在当前这种学科分类体系下，对中国戏剧史不宜强作学科划分。
当我们不把中国戏剧史做某种学科归属时，写出来的著作，当然带有“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特点。这与其说是赶时髦，还不如说是依据戏剧的本质特点使之水到渠成的结果。然而这却遇上了另一种尴尬：我们可能会丧失自己的发表阵地。以“文学”为标题的学术刊物，一般都不大欢迎这类稿件。在当前的评估体制下，属于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大学中文系的研究队伍(尤其是后者)，不能在冠以“文学”标题的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意味着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应当怎么办？
我认为，这既是开放的戏剧史观与滞后的学科分类之间的矛盾，也是活跃的研究实践与凝固的评估体制之间的矛盾。这种尴尬，其实随处可见。一方面，“跨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研究被大力提倡；另一方面，自国务院而下的各级学科评议组、学术委员会的组成依旧沿用了传统的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学等等学科分类。“跨学科”究竟怎么个“跨”法？谁是“跨学科”、“交叉学科”的评委、专家？不知道。哪家刊物发表“跨学科”的文章？似乎也不甚了了。
其实，传统的学科分类早就有改进的必要。以民俗学为例。中国大陆最早的民俗学学科博士点设在以钟敬文先生为学术带头人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但按照学科分类，民俗学属于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授予法学学位。在中山大学，民俗学博士点为中文系、人类学系所共有，且不说招生、培养、答辩等等操作起来如何不便，而如我等对法学、社会学一窍不通之人，所带出来的学生竟然被授予“法学博士”头衔，岂不令人哭笑不得！所以，改进学科分类，使之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实际，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同时，改变当前学术成果评估中重刊物轻文章质量的倾向，也十分必要。而对于学者本人来说，保持自信、开放的心态则更为重要。
许多学者慨叹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至今难以超越，那么，它属于文学(史)还是艺术(史)？冯沅君的《古优解》、任半塘的《唐戏弄》、胡忌的《宋金杂剧考》、钱南扬的《戏文概论》以及董每戡、周贻白、张庚、廖奔的戏剧史著作，皆可属于文学(史)，也皆可属于艺术(史)。当今青年学子的成果更凸显出突破传统学科分类的倾向。例如，同属中文系文学学科的车文明的博士论文《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宋俊华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研究》，先后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而这两篇论文都不是传统文学学科所能包容的。实际上，《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文史》、《国学研究》、《文学遗产》等权威刊物，都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戏剧史研究论文。尤其是后者，虽冠以“文学”之名，却能打破“文学”与“艺术”的学科界限，更为学界称道。可以这么说，在当今，只要是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无论属不属于文学，属于哪个学科，都不愁没有问世的机会，至于专著出版，就更不受学科限制了。
“大戏剧”之下的子学科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也应给予关注。“大戏剧”观指导下的中国戏剧史研究，涵盖了自“家为巫史”、“绝地天通”的上古蒙昧时期至1949年两岸分治这一广阔的历史空间；地域上包括中原汉族和东西南北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居住区域；戏剧品种既有古代的优戏、角抵戏、参军戏、杂剧、南戏传奇，也有流传至今的京昆传统戏曲剧种和各种地方戏、农村祭祀戏剧、民间小戏、傩戏、目连戏、傀儡戏、皮影戏等；其研究领域有机地包容了戏剧理论、戏剧文献、剧本文学、作家演员生平、比较戏剧、戏剧文物、剧场戏台、声腔音乐、舞台表演、服饰化妆、布景道具、戏班剧社、演出习俗等方方面面。这些领域，可称作子学科或研究方向，它们既相对独立又互相交叉，组成了一幅全息的网络化图景。可以说，只有具备开放的心态、宽广的视野，广泛汲取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使用文献、文物和田野考察相互参证的方法，全方位地、立体地研究中国戏剧史，才能建立起这样一幢屹立于学术之林的宏伟大厦。毫无疑问，以任何人之力，都难以完成如此重任。前辈学者如王国维、吴梅、齐如山、卢前、王季烈、冯沅君、周贻白、任中敏、吴晓玲、郑振铎、赵景深、王季思、郑骞、孙楷第、董每戡、钱南扬、黄芝冈、严敦易、杜颖陶、叶德均、欧阳予倩、李家瑞、李啸仓、傅惜华、徐慕云、张庚、华粹深、徐扶明、庄一拂、陆萼庭、胡忌等人，均以各自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知识积累，从不同的方面，对这一事业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研究空白。因为每个人的知识结构都是有限的，而且学术研究一直在向前发展，谁都不可能包打天下。
在当前，全面地研究中国戏剧史，不仅需要文学、语言学、史学、哲学、美学、文献学、戏剧学知识，而且需要音乐学、舞蹈学、美术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知识。然而学海无涯，人生有限，每个学者都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己的研究传统和知识结构、研究条件，选择某一个或数个子学科作为主攻方向。这种宏观视野下的自觉分工，与人为地画地为牢本质不同，就在于“大戏剧”视野下的各个子学科之间，完全是平等、互补、呼应、交融的关系。因此，各子学科之间不应该厚此薄彼、相互封闭。虽然就戏剧的本质而言，角色扮演占据核心的地位，虽然各个时期的研究热点会有变化，但某一具体成果的价值，主要是依据该成果的创新程度与科学性而决定的。当然，一般来说，旧的研究领域和课题不大容易出新，所以，紧跟学术潮流(即陈寅恪所说的“预流”)，选择前沿课题就十分必要。
我看到过一篇综述性质的文章，在列举以往相关的研究论文时，有意无意地漏掉了不少分量很重的研究成果，严重削弱了其文献价值。不能不说，这是由于视野狭窄、惟我独尊的心态或者门户之见造成的。即如上文所列举的自王国维而下的“前辈已死名公”，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尽相同，成就大小也不同，但都是公认的戏剧史家，只有站在他们的肩上才能突破他们、超越他们。对他们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自己今后的研究成就也必然受到限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有多大的胸怀，做多大的学问。
然而，由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机械“反映论”造成文学艺术失去自身的品格，所以有人担心把戏剧与民俗、宗教结合起来研究，会不会掉入新的陷阱，走入另一个误区，把剧本资料、戏剧史料当成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研究的材料？我认为，从根本上说，这种担心依然是对古代戏剧与祭祀仪式的关系了解不够造成的。在古代，民俗事项、祭祀仪式与演出活动有时结合在一起，因而研究仪式也就是研究戏剧本身。当然，独立于仪式之外进行剧本创作和演出的情况也很多，这时候，就没有必要勉强“跨学科”。跨与不跨，要视研究对象而定，很难一概而论。
此外，古代戏剧作品中保存了许多民俗学、宗教学资料，对这些不了解，就不能正确地、透彻地解读作品。元杂剧《桃花女破法嫁周公》就是一个典型。此外，元杂剧中已婚男性往往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大嫂”，这种奇特的称谓是怎样造成的？对一种事物，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研究，我们知道这是一妻多夫、兄终弟及婚俗在称谓中的遗存[5]。这就通过对社会史、风俗史的研究，解决了元杂剧中的这一特殊称谓的来源问题。以往给剧本做注释，要求对作品的历史背景、语言典故、方言俗语、切口黑话、典章制度等等都要熟悉，似乎没有人担心，这种研究会偏离戏剧本身。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研究没有把剧本当成风俗史料、社会史料的可能。但只要清醒地把握研究目的——通过研究风俗去了解戏剧，而不是相反，就会尽可能不偏离或少偏离戏剧本身的研究。
进一步说，中国文学史、中国戏剧史应当是中国文化史、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哪一部《中国通史》没有李白、杜甫、关汉卿？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总绪论”“第一节”的小标题为“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这也可以挪用到中国戏剧史的研究中来。强调“戏剧本位”就不会迷失自我。不过，万一真的偏离了，也不可怕。比如，建筑学家和戏剧史家都可以研究剧场和戏台，要是一不留神，某位戏剧史家成了古建筑学家，我想这未尝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二、面向世界的中国戏剧史研究
最近有人撰文，批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外国人(包括外籍华人学者)怎么做的我们就该怎么做，外国人怎么说的我们就该怎么说，一切惟外国人马首是瞻”的错误倾向，提出：“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虽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汲取的东西，但无疑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交流的中心就是我们中国。”文章还批评“海外某大学”举办学术研讨会，提出与会者的论文至少引证若干条材料的“荒唐要求”[6]。
这种看法并不错，问题在于心态。实际上，“一切惟外国人马首是瞻”的倾向，在大陆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并不突出，香港某大学个别人搞的繁琐规范也并不流行。至于“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虽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汲取的东西，但无疑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交流的中心就是我们中国”这句话，也完全可以反过来说，即变成——虽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交流的中心就是我们中国，但无疑地，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汲取的东西。
《新华文摘》2005年第6期在“国外社会科学”栏目下摘引了两篇“国外中国学研究”的访谈文章，其中德国汉学家凡埃斯说：“中国的汉学太以中国自己为中心了，人们的外语水平不高，不过这种情况也在慢慢改变。西方汉学家们不认为汉学只是需要我们到中国去学习的一门学科，这种学习应该是双向性的，我们从外面可以看到很多从里面看不到的东西。”瓦格纳也说：“中国的学者们，他们如果不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会对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带来很大的限制。就算是在北京的西方学者也很难搞学术工作，因为得不到很多外国的学术著作，来自日本、美国的书太少了。所以中国学者们一般都是你看我写的，我看你写的，范围很有限。”[7]
国内学者批评的倾向和外国汉学家指出的倾向，究竟哪一种是主要的呢？在当前，我们应该强调什么？纠正什么？中国学术是否“早已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6]？我想主要以中国戏剧史研究为例，谈谈自己的认识。
众所周知，我国的戏剧史研究一直是在外来文化、外来观念的推动下逐步走向现代的，被同行们一致推崇为中国戏剧史开山之作的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就是汲取外来观念的代表作。陈寅恪先生总结王国维治学的3种方法之一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举出的成果就有《宋元戏曲考》[8] (P247)。其后冯沅君、董每戡、欧阳予倩、周贻白、张庚等人，无一不是在借鉴外国戏剧理论的基础上完成各自的民族戏剧理论、戏剧史建构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普遍开始重视农村戏剧、祭祀戏剧，开始使用田野考察的方法研究现存的活态戏剧品种如傩戏、目连戏等。可以说，国外的观念、方法、成果，对大陆形成这一学术潮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居功至伟。
当前，“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2001年，我国的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4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表明，我国已经以法律文书的形式，向全世界宣布：作为文化遗产的戏曲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人类的。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戏剧史的研究依然相当封闭。
总的说来，在中国戏剧史研究领域，我们对日本、韩国同行的研究成果的了解和吸收情况要好一些，而对西方的研究则相当隔膜。如果说我们对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波多野太郎、田中谦二、岩城秀夫、田仲一成、金学主等人还相对熟悉的话，那么对美国学者柯润璞(J. I. Crump)、韩南(Patric Hanan)、白芝(Cyril Birch)、奚如谷(Stephen H. West)，英国学者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杜为廉(William Dolby)，荷兰学者伊维德(Wilt. L. Idema)，波兰学者日比科夫斯基(Tadeusz Zbikowski)，澳大利亚学者马克林(Colin. Mackerras)等等，就要陌生得多了。他们对中国戏剧史的全面研究和对杂剧、南戏及部分作家作品如关汉卿、李渔、朱有炖、《西厢记》、《琵琶记》、《荆钗记》、《长生殿》等的研究，都有不少新鲜见解值得参考。而国内尤其是大陆的一般研究者，不要说借鉴汲取，就连见也难以见到。毋庸讳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学者们外语水平不高。在因此而造成的自说自话、“自给自足”的研究圈子中，难以使大陆的中国戏剧史研究界与海外、国外学术界进行双向交流，也难以摆脱低水平重复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
大陆敦煌学界是借鉴国外成就而超越之的典范。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原因，曾经出现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令人“伤心”(陈寅恪语)的局面。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大量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得以陆续复制回国或影印出版，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充分借鉴欧亚各国的成果，使大陆的研究水平总体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从而出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令人振奋的局面。可以这么说，在敦煌学研究中，不能直接阅读外文文献，其成果就很难入流。
2002年，中山大学历史系青年学者王承文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充修改的《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在中华书局出版。这本60余万言的大著不仅旁征博引了我国古代典籍、大陆与港台的中文成果，而且广泛引用日文、英文、法文的研究成果。作者在该书《后记》中说：“道教是属于世界的，欧、美、日道教史研究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尤其近半个世纪以来，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道教史专家。作为天下公器的学术研究，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也没有理由对此视而不见。在本书中，我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做了力所能及的吸收借鉴和讨论。”该书出版后在国际汉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中国著名学者汤一介、项楚、孙昌武、张泽咸、葛兆光，台湾学者陈鼓应，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汉学与道教讲座教授劳格文(John Lagerwey)、法国远东学院院长道教讲座教授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日本京都大学小南一郎教授、麦谷邦夫教授均给予高度评价。孙昌武教授称此书“考证精辟，新意迭出。国内道教研究长期沉滞，整体水平难望西方和日本学人项背，终于有大著可与争衡了”。傅飞岚教授认为“国际道教学界的灵宝经研究以这本书做得最好”。显然，不了解境外的研究状况，不吸收人家的成果，也就谈不到“争衡”与超越。当然，超越应当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其根本目的应是把学术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准。
台湾同行的中国戏剧史研究，可作为大陆学者的另一个参照。1949年以来，两岸的学术研究沿着不同的路径前行。在大陆，有两支研究队伍，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戏曲，即以大学中文系和社科院文研所为代表的学者，主要研究剧本文学；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和各省的艺研所为代表的学者，则主要研究当代舞台实践。相比之下，台湾只有一支队伍。所以台湾的学者，往往既研究古代戏剧、剧本文学，同时也从事京昆与地方戏研究，甚至兼任编剧、导演、艺术总监的工作。曾永义教授、王安祈教授等可算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如果说两岸的研究体制各有利弊的话，那么在对国外成果的翻译、介绍与汲取方面，大陆则远远比不上台湾。牛津大学教授龙彼得的重要著作《中国戏剧源于宗教仪式考》首先在台湾被翻译成汉语。台湾《民俗曲艺》第145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世界各地的皮影戏及其相互关系》的论文，其中引用英文文献86种，中文文献45种。这种文章，很难在大陆的文学、艺术专业期刊上看到。台湾中研院从事戏曲研究的两位女士，都有在海外受教育的背景，她们外语好，理论功底深厚。王秋桂教授在世界范围内搜集、影印大量古代戏曲文献的同时，又致力于推进戏剧人类学的中国化进程。台湾学者的具体研究成果已经使大陆学者受益匪浅。而更值得学习的，则是他们从事学术研究时的开放心态——把中国戏剧史当成一门不分国界的学问。
有人指出参加国内(大陆)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的外国学者往往水平不高。这可能是事实。毫无疑问，中国拥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戏剧研究的最庞大的研究队伍和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种绝对优势，便造成国外中国学的一流学者或可以和大陆的一流学者对话，而一般学者则难以达到国内二三流学者水准的局面。问题是我们的眼睛盯着人家的哪个部位？是取其所长，还是讥其所短？更何况就算是一般学者，也往往在某一课题的研究上有一得之见。要是与会的外国学者真的水平不高，那首先要怪会议承办方：谁让你不请(或请不来)水平高的？
另有一种倾向也很值得注意，就是有意无意地曲解外国学者的成果。例如最近有人提出：“国内重场上研究的学者，往往将田中一成的演剧研究视为先导；然而，田中先生本人对国内日益热闹的‘场上’呼吁却始终保持一种淡然的态度。”[9] 其实，田仲先生所关注是祭祀与戏剧的关系，而不是“案头研究”与“场上研究”之争。是谁把他的研究当成重视场上研究的“先导”？我们不知道。毫无疑问，在田仲先生看来，祭祀与戏剧文本、场上演出都有关联，而显然与后者关系更为密切、更为直接。
最近有两本书值得关注。一本是民俗学家董晓萍和美国历史学家欧达伟(David Arkush)合著的《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观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另一本是《韩国演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这本书的作者是韩国戏剧史家李杜铉，审定者是韩国的中国戏剧史家吴秀卿。两本书提供的合作模式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对于研究中国戏剧史的学者来说，应当不无启迪。
总之，开放的时代需要开放的心态。当前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既要挣脱学科归属的羁绊，又要克服惟我独尊的心理障碍。这可能是在这个领域中出大师、出精品的必要前提。
【参考文献】
[1]辞海·文学分册[M].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2]黄叔琳，等. 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3]康保成，黄仕忠，董上德. 徜徉于文学与艺术之间[J]. 文学遗产，1999，(1).
[4]周华斌. 戏剧戏曲学书系总序[A]. 朱联群，等编. 戏剧戏曲学书系[C].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
[5]康保成. 元杂剧呼妻为“大嫂”与兄弟共妻古俗[J]. 扬州大学学报，1997，(6).
[6]刘扬忠. 也谈古典文学研究“与国际接轨”[J]. 文学遗产，2005(1).
[7]凡埃斯，等. 汉学家谈汉学[J]. 新华文摘，2005，(6).
[8]陈寅恪.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A].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C]. 北京：三联书店，2001.
[9]李舜华. 从祭祀到演剧、从乡村到城镇——田中一成的中国演剧史研究
中西方丑角在正戏和民娱中的功能差异与嬗变、刘文峰 (2013) 中国戏曲史. 三联书店, 北京, 593. 、刘文峰 (2013) 中国戏曲史. 三联书店, 北京, 34. 等等这些文献，你也可以在世界文学研究上找戏剧的论文，看看别人的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