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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的效力范围，也称刑法的适用范围，是指刑法在什么时间、什么空间及对什么人具有效力。它不仅涉及国家主权，而且涉及国际关系、民族关系以及新旧法律关系，是任何国家的刑法在具体适用前所必须解决的原则性问题。只有正确解决了刑法的效力范围，才有可能准确、有效地适用刑法，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国刑法典第6至第12条时关于刑法效力范围的规定。第一节 刑法的空间效力一、刑法空间效力概述刑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刑法对地和对人的效力，它实际上要解决的是刑事管辖权的范围问题。由于刑法的空间效力涉及到国家刑事管辖权的范围，从而也就关系到维护国家主权、协调国际关系的问题，各国刑法都十分重视空间效力的规定，并且在解决空间效力的问题上形成了一些重要原则。从各国刑法规定和理论主张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原则：（1）属地原则，即以地域为标准，凡是在本国领域内犯罪，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适用本国刑法；反之，在本国领域外犯罪，都不适用本国刑法。这一原则是建立在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的。（2）属人原则，即以犯罪人的国籍为标准，凡是本国人犯罪，都适用本国刑法而不论犯罪是发生在本国领域内还是在本国领域外；反之，外国人犯罪，即是发生在本国领域内，亦不适用本国刑法。这一原则是建立在本国公民应保证对本国法律的忠诚和服从的基础上的。（3）保护原则，即以保护本国利益为标准，凡侵害本国国家或国民利益的，不论犯罪人是否本国人，也不论犯罪地在本国领域内还是在本国领域外，都适用本国刑法。保护原则的实质是国家运用刑法手段使本国国家和公民利益免受外来侵害。（4）普遍原则，即以保护各国共同利益为标准，凡发生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侵害各国共同利益的犯罪，不论犯罪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犯罪地是在本国领域内还是本国领域外，都适用本国刑法。上述各原则孤立地看，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现代世界各国刑法多以属地原则为主，兼采其他原则。我国刑法也是如此。二、我国刑法的属地管辖权刑法第6条第1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这是我国刑法关于刑法空间效力的基本原则。这里的“领域”，是指我国国境以内的全部区域，包括领陆、领水和领空。根据国际条约和惯例，以下两部分属于我国领土的延伸，适用我国刑法：（1）我国的船舶或者航空器。我国刑法典第6条第2款也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这里的船舶或航空器，既可以是民用，也可以是军用，既可以是在航行途中，也可以是处于停泊状态，既可以是航行或停泊于我国领域内，也可以是航行或停泊于外国领域内或公海及公海上空。（2）我国驻外使领馆内。根据我国承认的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各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不受驻在国的司法管辖而受本国的司法管辖。所谓“法律有特别规定”，主要是指：（1）刑法第11条关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规定。所谓外交特权和豁免权，是指一个国家为保证驻在本国的外交代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正常执行职务而给予的一种特殊权利和待遇。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内容较为广泛，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外交代表享有刑事豁免权，不受驻在国的司法管辖”。这种特权是建交国家之间按照相互尊重和相互平等的原则而对等给予的。当然，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在我国领域内犯罪，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不过，依照刑法的规定，我们不能对他们进行搜查、扣押或逮捕，而只能通过外交途径去解决他们的刑事责任问题。例如，可以要求派遣国召回，或者建议派遣国依法处理；对于其中罪行严重的，可以由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出境。新刑法典第11条的这个规定，既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法律的尊严，有尊重了有关国家，有利于协调我国于他国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2）刑法第90条关于“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的规定。在理解这一例外规定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少数民族地区对刑法效力的限制不同于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它不是完全排斥刑法的适用，而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即与少数民族特殊的风俗习惯、宗教文化传统相关的部分，诸如情节不严重的重婚、奸淫幼女、械斗、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毁坏财物等。这种变通或补充规定相对于刑法全文而言，只是一小部分。因此，从总体上看，刑法基本上还是适用于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其二，免于适用刑法的部分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即由自治区或省的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变通或者补充规定，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其三，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的变通或补充规定不能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相冲突。（3）现行刑法施行后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特别刑法的规定。现行刑法施行后，国家立法机关仍由必要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或以修正案的形式对刑法典作修改补充。如果这些特别刑法、刑法修正案的规定与新刑法典的规定发生法条竞合或冲突，应按“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处理。（4）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出的例外规定。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我国刑法的效力无法及于港澳地区，这属于对刑法属地管辖权的一种事实限制。如根据1997年7月1日实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8条的规定：“全国性的法律除列于本法附件三外，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而刑法不在附件三所列的法律中。《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不过，根据两个基本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者因港、澳特别行政区内发生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者安全的动乱而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时，中央人民政府可以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的法律在港、澳特别行政区实施。刑法第6条第3款规定：“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该款针对隔离犯的特殊情况对属地管辖的具体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这里涉及三种情况：（1）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均发生在我国境内：（2）犯罪行为在我国领域内实施，但犯罪结果发生在国外；（3）犯罪行为实施于国外，但犯罪结果发生于我国境内。对于上述三种情况，均应适用我国刑法。三、我国刑法的属人管辖权刑法第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该条是对我国刑法属人管辖权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我国公民在我国领域外犯我国刑法规定之罪的，不论按照当地法律是否认为是犯罪，也不论其所犯罪行侵犯的是何国或者何国公民的利益，原则上都适用我国刑法。只是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该公民所犯之罪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所谓“可以不予追究”，是表明不予追究的一种倾向性，并非绝对不追究，而是保留追究的可能性，认为必要时，也可以追究。但如果是我国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域外犯罪，则不论其所犯之罪的法定最高刑是否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律适用我国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两类人员具有代表国家形象的特殊身份、肩负特殊的职责，其工作与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故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域外实施的犯罪在管辖上应从严要求。对于我国刑法在域外的属人管辖权，刑法第10条进一步规定，在我国领域外犯罪，依照刑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即使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我国刑法处理。这表明我国法律的独立性和国家主权的不受干预性，外国的审判对我国没有约束力。但从实际合理与国际合作角度出发，为使被告人免受过重的双重处罚，该条又规定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这样，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被告人的具体情况作了实事求是的考虑，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四、我国刑法的保护管辖权刑法第8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刑罚处罚的除外。”该条即是对我国刑法保护管辖权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对我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我国刑法有权管辖，以保护我国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但有下列限制：（1）外国人所犯之罪必须侵犯我国国家或公民利益。（2）外国人所犯之罪按照我国刑法规定最低刑须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低于3年有期徒刑的轻罪则不适用）。（3）外国人所犯之罪按照犯罪地法律也应受刑罚处罚（对按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则不适用）。当然，要实际行使这方面的管辖权会有困难，因为犯罪人是外国人，犯罪地点在域外，我国要行使管辖权，就需要引渡罪犯，并涉及与犯罪地国家管辖权的冲突，存在诸多实际困难。但是，假如刑法对此不加以规定，就等于放弃自己的管辖权，那些犯罪的外国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对我国国家或者公民的利益进行侵害。我国必须在法律上表明自己的立场，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保护我国驻外工作人员、考察访问人员、留学生、侨民的利益。此外，对于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侵犯我国国家或者公民利益犯罪的审判与处罚，同样适用刑法第10条的规定。即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中国刑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五、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权普遍管辖权是现代国际社会有效惩治与防范国际犯罪的重要法律措施，我国刑法第9条对此也作了明确规定。即：“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根据该规定，凡是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罪行，不论罪犯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其罪行发生在我国领域内还是领域外，也不论其具体侵犯的是哪一个国家或者公民的利益，只要犯罪分子在我国境内被发现，我国在我国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如不引渡给有关国家，我国就应当行使刑事管辖权，按照我国的刑法对罪犯予以惩处。在我国刑法中，普遍管辖权有其适用范围和条件的限制，只能是刑法空间效力的辅助性原则。普遍管辖原则的确立，是我国参与反国际犯罪斗争、行使捍卫整个人类权益之职责和履行国际法义务的必然要求。普遍管辖的对象是特定的，即仅限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且在有关国际条约中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涉及的罪行除外。普遍管辖原则是刑法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和保护管辖等原则的补充和例外，只有在排除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和保护管辖等原则之适用的情况下才能发生适用普遍管辖原则的问题。换而言之，对实施了国际罪行的人，如果可以适用属地管辖、属人管辖或保护管辖等原则之一行使管辖，就不必适用普遍管辖原则。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按照普遍管辖原则适用我国刑法，必须具备如下条件：第一，追诉的犯罪是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国际犯罪。第二，追诉的犯罪是我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之内。第三，追诉的犯罪系发生在我国领域之外。如果是发生在我国领域之内，则应依据属地原则适用我国刑法，二不需要依据普遍管辖原则。第四，犯罪人必须是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如果犯罪人是我国公民，应当依照属人原则适用我国刑法，也不需要适用普遍管辖原则。第五，对追诉的犯罪，我国刑法有明文规定。第六，犯罪人是在我国领域内居住或者进入我国领域。因为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对犯罪人行使刑事管辖权。否则，就没有行使普遍管辖权的义务，也没有依据普遍管辖原则适用我国刑法的可能。第二节 刑法的时间效力刑法的时间效力，是指刑法的生效时间、失效时间以及对刑法生效前所发生的行为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一、刑法的生效时间刑法生效时间通常有两种规定方式：一是从公布之日起即生效；二是公布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再施行。我国现行刑法的生效时间即属后者，这样做是考虑到人们对新法比较生疏；通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学习和研究，便于广大人民群众及司法工作人员做好实施新法的心理、组织及业务准备。二、刑法的失效时间刑法的失效时间即终止效力的时间，由国家立法机关规定。我国刑法的失效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国家立法机关明确宣布某些法律失效；二是自然失效，即新法施行后代替了同类内容的旧法，或者由于原来特殊的立法条件已经消失，旧法自行废止。三、刑法的溯及力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后，对于其生效以前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适用，则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则没有溯及力。对于刑法的溯及力，各国采取不同的原则，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1）从旧原则，即刑法对其生效前的行为一律没有溯及力。（2）从新原则，即新法对于其生效前未经审判或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一律适用，具有溯及力。（3）从新兼从轻原则，即新法原则上具有溯及力，但旧法（行为时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时，依照旧法处理。（4）从旧兼从轻原则，即新法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但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则依新法处理。上述诸种原则，从旧兼从轻原则既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又适应实际的需要，为绝大多数国家刑法所采，我国刑法亦采此原则。我国修订后的刑法典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根据这一规定，对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97年10月1日修订刑法生效前实施的行为，应按以下情况分别进行处理：1．当时的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现行刑法认为是犯罪的，只能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现行刑法不具有溯及力。对此，不能以新刑法典规定为犯罪为由而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当时的刑法认为是犯罪，但现行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的，只要这种行为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则应适用现行刑法，即现行刑法具有溯及力。3．当时的刑法和现行刑法都认为是犯罪，并且按照现行刑法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原则上按当时的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即从旧兼从轻原则所指的从旧。但是，如果当时的刑法处刑比现行刑法要重，则适用现行刑法。此即从轻原则的体现。4．如果根据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了生效的判决的，该判决继续有效。即使按现行刑法的规定，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处刑较当时的刑法要轻，也不例外。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适用当时的刑法。对一种行为刑法的溯及适用，只限于未经审理或者虽经审理但尚未作出生效判决的场合；已经生效的判决，不应根据刑法的规定加以改变，以维护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在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时，还涉及如何对跨越新旧刑法的继续、连续行为适用法律的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关于检察工作中具体适用修订刑法典第12条若干问题的通知》第3条指出：对于发生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1997年10月1日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修订刑法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但行为连续或者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对10月1日以后构成犯罪的行为适用修订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跨越修订刑法施行日期的继续犯罪、连续犯罪以及其他同种类数罪应如何具体适用刑法问题的批复》也指出：“对于开始于1997年9月30日以前，继续或者连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行为，以及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分别实施的同种类数罪，如果原刑法和修订刑法都认为是犯罪并且应当追诉，按照下列原则决定如何适用法律：1.对于开始于1997年9月30日以前，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终了的继续犯罪，应当适用修订刑法典一并进行追诉。2.对于开始于1997 年9月30日以前，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终了的连续犯罪，或者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分别实施的同种类数罪，其中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及法定刑均没有变化的，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及法定刑已经变化的，也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但是修订刑法比原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和情节较为严格，或者法定刑较重的，在提起公诉时应当提出酌情从轻处理意见。”刑事司法解释效力范围探究 编辑：凌月仙仙 作者：屈学武 出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日期：2005-10-18 本文所指刑事司法解释的效力范围，仅限于刑事实体法意义的刑法上的司法解释所涵括的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域。众所周知，就一般意义看，司法解释确属有权解释：因为它一经最高司法机关颁布，即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然而，从司法解释的性质及其功效看，它又并不等同于刑法规范本身。刑法的解释通常具有下述三大功能：一是对抽象的法律概念的内涵、外延的诠释，简单说，就是对抽象而概括的法律条文字义及其内容的具体解读；二是对司法认定的特定"法律事实"（即个案）与某一具体刑法规范是否相符合作出的解释（或解答、批复等）；三是对整个刑法体系的价值及其刑罚目的取向所作的系统解释。[1]就此意义看，上述第一、二项解释主要囿于刑法规范论、范畴论的解释；第三项解释则是就刑法价值论的解释。有鉴于此，实践中，作为有权解释的刑法司法解释，大多限于针对第一、二事项的解释；而第三项解释即有关法价值论的解释主体，多为刑法理论界而非刑事实务部门。虽然司法部门在就上述第一、二事项进行解释时，也会综合刑法的价值取向来考量有关问题，但准确地说，司法解释的功效，主要还在于根据有关立法意图、立法意蕴，结合有关字义所昭示的客观涵义，来解释特定的法律条文之字义所涵盖的具体内容以及个案与确定规范的符合性。由此可见，刑法司法解释实际上并非单纯地仅仅依存于特定的、静态的刑事法律独立地存在着，就其实质意义看，应当说，它只能依存于有效刑事法律的运作而存在。换言之，没有刑法的实际操作，就没有实质意义的司法解释的存在价值与空间。在此基础上，要理顺刑法解释的效力，特别是它与刑法溯及力的关系，看来有必要逐一清正下述刑法解释论的基本问题：一．对司法解释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正确理解有观点认为，刑法的效力包括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两大内容，而对刑法的司法解释既然与其具有"同等效力"，就意味着司法解释与刑法具有"等值"的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此一"效力"解读法，我们认为未免失诸重形式而轻实质。我们知道，刑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刑法在何地域、对何人适用的问题。而这里的"同等"效力，显然并非相对于可予适用的地域和人员而言，而是相对其司法解释与其被解释的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拘束力、强制力而言。即这里所谓"同等"的本旨在于：指令任何受法律规范约束的人，包括适法、执法、守法人员都有义务如同适用、遵从刑事法律规范本身一样地一丝不苟地去适用、执行、遵从它，不得轻忽懈怠。就此，我们再从逆向推理即可发现，司法解释并不发生与其所依存的法律具有相同的空间效力问题。这是因为，司法解释不可能脱离法律、法外地，自动地适用于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一定人、一定事，司法解释因而难以发挥自己独立的空间效力。换言之，司法解释只能因循法律的空间效力，被动地适用于一定范围内的一定人、一定事，除非某一确定司法解释就其适用范围作出了（不违背刑法空间效力）的专项特别规定，例如，除有关国际犯罪外，中国刑法的空间效力对于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在中国领域之外实施的、并非针对中国国家或国民的危害行为一概无效。由此，司法解释便不可能独自启动并生效于此类人、此类事，等等。可见，就空间效力看，司法解释不存在独立的、法外的空间效力生存基础。二．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之争对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之争，主要集中在此类司法解释是否受制于刑法的溯及力规定问题。众所周知，刑法的溯及力，是指某项刑法规范生效以后，对其生效前发生的未经审判或者判而未决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亦即新法能否适用于旧行为的规定。能适用则新法有溯及力；不能适用则无溯及力 当今世界大陆法系国家，往往在其刑法总则中对刑法溯及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条第2、3款明文规定，"刑罚在行为时有变更的，适用行为终了时有效之法律"；"行为终了时有效之法律在判决前变更的，适用处刑最轻之法律"。我国《刑法》第12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对《刑法》上述规定，刑法学理界一般称其为"从旧兼从轻原则"。综观上述各国、包括我国刑法关于溯及力的规定可见，刑法的溯及力规定，一是针对法律而言；二是针对刑事法律而言；三是针对刑事实体法而言。否则，它就不可能称作"刑法的溯及力"。然而，国内却时有刑法学者或刑事实务部门人员针对刑法的解释提出其有无溯及力问题的质疑。例如，2001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了《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其中第2条规定，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据此，有学者认为，如此规定无异于明确规定了刑法司法解释有溯及力。主张对刑事司法解释，不能一律可以溯及既往，对那些明显作了扩大解释的，原则上应当只对其施行后的行为有评价功能；认为若法律解释的溯及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则废止类推的成果不会得到很好巩固。[2] 有学者甚至提出，对刑法的解释，也应适用我国《刑法》第12条法定的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3]三．刑法司法解释发生有无溯及力问题我们认为，上述学者关于坚持罪刑法定、反对重刑主义的良苦用心固然可佳，但关于刑法司法解释不应有溯及力、否则即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观点，实属对刑法溯及力规定或罪刑法定原则的重大误解。在此，我们不妨从法律依据、法理依据、解释的功效等多方面述论理由如下：首先，从法律规定上看，如上所述，各国关于溯及力的规定，均是针对刑事"法律"本身而言，而非针对法律的"解释"。刑法司法解释虽然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但其究竟不等于法律本身。这一点，也是刑法司法解释与刑法立法解释的重大区别之所在。刑事立法解释时常穿插于刑法条文之中--例如，《刑法》第91条至94条均属立法解释，但又是刑法的组成部分。就此意义看，该类立法解释，实际上已经是刑法的组成部分（刑法以外的刑事立法解释另当别论）。刑法的司法解释则不然，它不是刑法的组成部分，仅是辅助刑法得以顺利实施的、运行法规范的工具。虽然实践中，由于当前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确实存在失诸规范的情况，因而被一些学者称为亚法律或准法律。但无论如何，就立法法和刑法的规定看，"解释"并不是"刑法"本身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刑法》第12条所谓的"本法"限指"刑法"、并不包括刑法的"解释"在内。因而以《刑法》第12条的规定来佐论刑法司法解释"应有其溯及力"规定者，确属援引依据上的失当，明确地说，就是混淆了"刑法的解释"与"刑法"的界限。其次，就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本身看，该原则本质上是刑事司法不能适用事后法或重法。其要义在于禁止适用"事后法"与"重法"，以有效贯彻罪刑法定原则。而法律的解释是法律规范得以顺利施行的器具，因而它本身只存在该工具质量是否合法、达标、应手的问题，并不存在事后法或重法的问题――因为它本来就不是"法"。事实上，实践中，司法机关大都是在遇到刑事棘手或疑难问题之后，才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检察院针对专门问题作出司法解释的。惟其如此，刑法才只规定司法上不得适用事后法，而不可能制定出不得适用事后司法解释的溯及力规定来。也就是说，从刑法规定看，刑法司法解释不是《刑法》第12条的调整对象，司法解释因而不存在有无"溯及力"的问题。当然，无可讳言，实践中，很可能发生由于新的司法解释对"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等刑法白地规定的最新诠释，会扩大刑事法网圈，从而可能发生将过去未达起刑点的案件纳入犯罪圈之实例。但是，这种表面上的扩大并不必然产生重法的实质意义的后果。这是因为，无论是"数额较大"还是"情节严重"，都是相对于一定比例的社会危害性而言，因而币量面值的缩小或扩大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货币实际价值含量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危害性的克减或升高。这里说子数限制不全更多：
价格也是第一哈哈写论文，到知道来很不明智，费劲，首先这事不够说事的，男方只是有过失，但没有什么其他法律责任。大主题只能框在，要不要为一句话负责。还是不够深。不够具体。此种论文，以实例入手也是必然，但是重在推敲。而不是分析权责上。
你上面讲的,首先没有 刑事责任,要是追究的话,顶多算民事.等,我给你写论文呢 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理与执行若干问题的思考论文提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七十八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这就确立了我国立法对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损失的经济救济途径为附带民事赔偿，而在司法实践中，针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与执行存在着诸多问题，笔者通过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在审理和执行过程中的调解模式、精神损害赔偿及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看法，希望能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及执行有所帮助。全文共8100字。对于因犯罪行为而遭受损失的被害人的救济途径，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设计了一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是指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由于被告人（含法人犯罪）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在判处被告人刑罚时对被告人及相关责任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一并做出裁判的案件。如果是国家、集体财产遭受损失时，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七十八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由此可见，我国的刑事犯罪引发的民事诉讼进行的前提是：一、要在刑事诉讼启动后才能进行；二、要与刑事审判一并进行，例外的才能在刑事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笔者也仅针对所在基层法院在审理与执行刑附民案件过程中存在的调解模式、精神损害赔偿及执行难等问题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对刑附民案件的审理及执行有所帮助。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模式从近年来的刑事审判实践来看，被告人如果能够积极参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向被害人支付民事赔偿金一般都能作为酌定的量刑情节给予从轻处理，特别是在涉及到死刑案件时常常把刑事附带民事部分能否调解结案作为适用死缓或无期徒刑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样做的好处与依据在于对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被告人从轻处罚，能够节约社会司法资源，降低国家与社会在治理打击犯罪方面的成本，提高审判工作效率。同时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是其悔罪的客观表现之一，这表明了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减少，其所应受的社会非难与谴责也应相应的减少，其所应受的刑罚也应相应的降低。而且，从我国当前的宽严相济、限制死刑、控制死刑的社会大环境出发，对积极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被告人从宽处理也是对国家、社会、个人都有益的事情。 但是，在适用民事赔偿这一刑罚裁量情节时，仍然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在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质疑之声。诸如，适用这一量刑情节是否存在花钱买命、以钱买刑的情况，是否存在被害人强迫要挟被告人甚至法官从而造成对被告人不公平的情况。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必须承认与重视刑事附带民事部分民事赔偿金的支付情况对被告人刑罚裁量影响的积极意义，同时也要正视在适用这一量刑情节中所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影响。在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涉及到伤害、交通肇事等附带民事案件的数量约占受理案件总数的70%，笔者认为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分为以下两类，采用不同的诉讼调解模式。 1、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而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主要适用当事人为主导，人民法院积极参与、正确引导的诉讼调解模式。这类案件的发生往往是因某种琐碎小事而引发，被告人一时意气用事，酿成悲剧，被告人往往会对自己的行为深感后悔，其负罪感、悔罪意识较强，较容易主动向被害方请求民事和解。而从被害方来讲，其也较容易接受对方的悔罪。但是，被害人这种易接受悔罪的心理在客观方面却往往表现为相互矛盾的两种行为，一是积极主动地接受对方的和解，二是基于因与被告人的特殊关系，虽然内心愿意接受和解，但是，考虑到面子或其他周围环境的压力而表示出不愿和解的意向。由此，对这类案件在调解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当事人之间存在的特殊的亲情、友情、邻里等特殊关系，发挥当事人自我协商、自行和解的主动性、积极性，尊重当事人自行选择的调解时机、调解协商形式，同时人民法院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在调解的启动、进程、终结等方面积极参与，正确引导。但要注意这种诉讼调解模式存在的主要缺点就是调解的启动难，优点是一旦启动较容易达成调解协议。对此，人民法院在适用这一模式时应注重做被害人的思想工作，要使被害人认识到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结案与判决结案都是结案的法定方式之一，两者之间不存在法定效力的不同，更不存在调解是惧怕被告人的问题，而且调解结案有利于民事赔偿金的有效支付。2、对于有预谋地实施杀人、抢劫、绑架等恶性犯罪案件引发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主要适用人民法院主导，当事人参与的诉讼调解模式。这类案件被告人的主观恶性较大、犯罪手段较为残忍、社会危害性也较大，其悔罪的动机较为复杂，被害方与被告人一般无特定的亲情友情等特殊关系，这类案件调解的启动较为容易，但是达成调解协议较为困难。而且在调解过程中易发生损害一方当事人利益或破坏社会公平正义及法律的统一与尊严的行为。对这类案件进行调解时要强调人民法院的审判职权在调解中的主导作用，在具体工作方式上一方面要注重对被告人进行法律、伦理道德教育，促使被告人首先认识到自己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使被告人真心悔罪服法，使其认识到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是自己应尽的义务，是自己真心悔罪的具体表现之一。另一方面对于被害方因犯罪所受到的伤害应当表示同情，但要明确具体民事赔偿的数额要体现法律的原则与精神，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要依法索赔，不能因为被告人受到了刑事追究而提一些不合实际、违反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甚至以此要挟被告人。在具体的步骤上要把双方当事人的调解意见汇总到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将汇总、梳理后的调解意见、要求再反馈给相应的当事人，以防止出现以调解为名损害另一方当事人或国家法律的统一与尊严的行为的发生。 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我国立法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法院对于精神损害赔偿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又进一步明确：对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笔者认为我国的立法在针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规定是有缺陷的，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基于个案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是正当的，应受到法律保护。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出发，应允许其就精神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只有这样，才符合社会利益、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三者冲突平衡的需要。 有的人认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已经承担了刑事责任，如果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对被告人就是二次惩罚。本人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诚然，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尽管的确能够抚慰被害人受到的精神伤害，但是在有些案件中，仅靠刑罚惩罚尚不足以达到消除被害人内心痛苦的目的。有些案件甚至在被告人被依法判刑后，自己的痛苦可能还会加深。尤宗智教授曾提出“多年来，我们国家以国家利益与个人正当利益完全一致为理论依据，在公诉案件中强调社会普遍利益的维护，强调公诉机关可以代表被害人的要求，却多少忽视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矛盾性，忽视了被害人的独特要求……”。 按一般人包括法律专业人士的常识，杀人、伤害、强奸等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一般的侵权行为，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精神痛苦肯定比一般侵权更为严重，如果将犯罪行为强行排除在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之外，将会造成这样一种现象：侵犯他人的名誉权，如果侵害程度较轻而不构成诽谤罪，被害人有权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如果程度较重而构成了诽谤罪，被害人却无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受到一般侮辱，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遭到了强奸，却无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以财产作为补偿精神损害的一种方式，其用意不在于单纯将被害人的人格等同于商品。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和其他弥补精神损害的方式，如赔礼道歉、恢复名誉一样，是作为抚慰被害人精神痛苦的一种形式。 实践证明，在许多案件中， 仅仅有被告人的赔礼道歉是不足以达到消除被害人内心痛苦的目的，甚至在被告人被依法判刑，受到国家公力惩罚的情形下，这种痛苦仍然深深存在。而对被害人加以财产补偿，以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抚慰方式，这种方式已经作为现代各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方式，所以，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三、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的现状及成因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相对于一般民事执行案件而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行一般难度较大，通常无法全部执行甚至根本得不到执行，致使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随着严打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法院的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数量越积越多，这对原已堆积的大量得不到实际执行的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来说，无异是雪上加霜。笔者所在基层法院受理刑事附事民事执行案件约占总受案数的5%左右，且有一部分为外地法院委托执行案件，而这些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基本上从立案后就难以执行，因此绝大部分案件都会成为积案.（一）被执行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此类案件执行难度大附带民事诉讼属于民事诉讼的性质,但它和一般的民事诉讼又有区别,因为这种赔偿是由犯罪行为引起的,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的,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其被执行主体具有特定性,即属于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在执行实践中,往往会导致以下几种情况出现：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执行人绝大多数在执行前已因犯罪行为被判处刑罚，除现实的赔偿能力外，因其生命、人身自由已被剥夺，其已不可能再创造价值来履行债务。2、被执行人思想上有抵触情绪。作为被执行主体的被告人一旦被定罪量刑，认为自己被判处了刑罚,附带民事赔偿就不管了, 如有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被告人说：“案子已经审结了，我现在就欠你几个钱，你法院反正不能再重新判我刑，我不给，能怎么着！” 或声称等刑期服满出狱后再赔。也有的被告人在案子审结后，认为法院处理不公，对履行法律文书产生对抗情绪，拒不履行。3、被告人家属不理解、不配合。认为犯罪是被告人个人的行为，“一人做事一人当”，与家人无牵连，造成受害人经济损失由被告人自己承担。4、相当一部分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被执行人（被告人）为居住在农村的农民，文化素质低，经济收入水平不高，犯罪前本身就没有多少财产，犯罪后，有些被告人及其亲属又搞假分家，假离婚来规避执行，有些甚至通过转移、隐匿、变卖财产来逃避执行。5、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审判人员一般就民事赔偿部分先行调解，为了达到从轻处罚的目的，被告人往往不顾自己的赔偿能力，同意原告人的赔偿要求，案件判决后对调解协议反悔，或者无赔偿能力而不履行。另外，被告人自身和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犯罪所得在案发前早已被挥霍一空,或隐匿不交，家中也无其他财物可供执行。6、申请人提供执行线索困难。由于申请人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受害人，受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影响，难以掌握被告人及其家庭经济情况。（二）执法思想认识不到位加剧了执行难目前，有相当一部分执行人员对附带民事诉讼执行的重大意义没有深刻领会,导致工作不能积极主动开展，被执行主体一般在看守所或监狱,会见手续比较麻烦,既使会见到被告人也往往徒手而归，误时费力,执法人员对此类棘手案件搁之一旁，领导多次催办，申请人多次来院要求执行，以各种理由搪塞推诿责任。 有些执行员在思想上对刑事附带民事执行认识不到位，觉得这类案件标地小，执行起来费时费力，有点得不偿失，不愿下工夫去执行。有些执行员受“罚了不打，打了不罚”的思想影响，认为既然判了刑，就不能再赔偿。还有些执行员对此类案件有畏难思想，一听说自己分了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就头疼，不愿执行这类案件。（三）公检法三家协调力度不够人为造成执行难作为刑事案件,从侦查、起诉到审理，每个过程和环节,由于司法机关对案件处理角度的不同,对于附带民事赔偿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公安和检察机关侧重刑事犯罪事实的查处，对受害人的民事赔偿权利，要么不告知，要么对其请求置之不理，使受害人往往在法院审理阶段才能够行使赔偿诉讼权利。一般民事案件,作为原告可以申请财产保全等强制保护措施,而作为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在公安、检察阶段不能提出保全措施,只有到了诉讼阶段才能提起,由于我国《刑诉法》对该问题并没有明确规定，受害人的权利难以保障，导致附带民事赔偿执行风险比一般民事案件风险大的多。四、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对策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问题已不是人民法院执行机构单方面的努力所能解决的，以往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对策过多地局限在执行阶段，以致于难以有所改变。笔者认为，解决执行难应当将视野扩展到整体运行机制中。（一）层层分流，缓解执行重压1、建立财产状况协作调查制度从刑事案件侦查立案开始，由侦查机关对可能会被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状况，包括银行存款、固定资产、流动资金等进行调查，并开具清单，随卷将调查结果移送后继机关，以便于后继机关进一步了解、查清财产状况。这一制度应当贯穿于整个诉讼活动中，这样，一方面执行人员在执行初期便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和执行方向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另一方面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的财产在申请执行前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也能正确对待执行结果。建立这一制度的意义在于为刑事附带民事的执行提供财产线索。2、完善财产保全制度财产保全制度，对控制被告人的财产，防止其转移、隐匿财产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刑事附带民事执行强有力的保障。因此，不断完善财产保全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将有效地缓解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压力。（1）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阶段，被害人一方在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请求时，可以一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由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将被害人财产保全申请移交人民法院执行。（2）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至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前的财产保全，由被害人一方直接向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并提供担保。为了督促被害人尽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应规定在保全措施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期限，逾期不起诉的话，就解除财产保全。（3）人民法院在受理附带民事诉讼后的财产保全，这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一致。3、适用先予执行制度对于那些如果不先行给付将影响被害人生活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应将执行的时间前移，在诉讼中采用先予执行制度，以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在诉讼中，被告人基于对量刑情节的顾忌，在履行义务时会比较积极，对执行也较为有利。在今后的执行中，可将定期金赔偿方式与先予执行联系起来，使执行更加灵活和实际。4、注重诉讼中调解（1）全程加强调解工作。除了人民法院在附带民事案件审理中主持调解工作外，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阶段针对被害人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请求也应当主持调解。公安、检察机关对附带民事诉讼及时进行调解处理，有利于解纷息讼，使被害人及时得到赔偿。（2）给付方式上要有利于执行。在调解时应注意给付方式的可行性，一般要求即时给付，对于分期支付或在一定时限内支付的，则应当提供担保。（二）改进刑事附带民事执行的方法1、建立协助义务人制度。由于被执行人的财产由其家属实际保管和使用，因此有必要在执行中建立协助执行义务人制度，即在被执行人服刑期间，由被执行人财产的管理人（通常为被执行人的家属）以被执行人的财产代为履行赔偿义务，该财产管理人便是协助义务人。这和负有协助查封、冻结等义务的银行、房地产交易中心等单位一样。这种协助是一种义务，无论其是否愿意都必须履行，如果其不配合甚至阻挠抗拒，就要承担协助义务人妨害执行应承担的责任，如罚款、拘留等。如果其擅自转移被执行人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其限期追回相关财产，在限期内不能追回的，应当在所转移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这时协助义务人就变更为被执行人。此种制度将被执行人家属从原来的案外人上升到协助义务人，其责任的加重可以有效地防止被执行人家属不配合执行的现象发生。2、进一步完善委托执行。从目前刑事附带民事执行的委托案件来看，效果不甚理想。因此，委托执行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受托法院应该在思想上重视起来，并坚决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同时，笔者认为还应在以下几方面予以完善：（1）简化委托手续。根据规定，现在委托案件由各省市高级法院统一委托给受托地区的高级法院，然后再委托到具体法院，手续复杂，耗时较长，影响了委托执行的效率。因此可以改为直接委托当地法院同时报备高级法院。这样缩短了委托的时间，便于和委托法院之间的联系，又不影响高院对委托案件的监督。（2）改变现在平级委托的原则，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基层法院执行。委托执行的目的在于节约成本，提高执行工作效率，但平级委托使受托的中级法院、高级法院与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仍然相距甚远，还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路途上，体现不出委托执行的优势。因此，应委托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法院执行，这样就近执行，更利于掌握被执行人的财产。这也是世界各国的立法潮流。（3）委托法院应加强对委托案件的监督。包括由专人负责处理案件的委托和催告，对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中止或终结执行加强把关审查，必要时可以到被执行人住所地了解情况等。3、建立财产追踪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33条规定，人民法院在采取执行措施后，被执行人仍不能偿还债务的，应当继续履行义务。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的，可以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行。根据该条规定，对于那些因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而中止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并不代表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责任就此结束。所以无论被执行人是在服刑期间或是在刑满释放后，任何时间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时，人民法院都可以继续执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较完善的财产追踪制度为前提。如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追踪，单靠人民法院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人民法院不可能了解被执行人的动向，而且有的被执行人在监狱内服刑较长时间，人民法院没有精力这么长时间地对被执行人进行追踪，这就需要群策群力，包括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都积极参与，同时应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网络体系。4、将刑罚执行与附带民事执行相结合。执行人员应将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的相关情况及时通报被执行人所在的刑罚执行机关，在被执行人申报减刑、假释时，刑罚执行机关及相关人民法院，应综合考虑其服刑表现及履行附带民事赔偿的表现，特别是对那些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的，在决定是否减刑、假释时，应从严掌握。当然，被执行人履行赔偿义务的表现仅仅是刑罚自由刑变更的参考因素，而不是必要条件，在处理时应视不同情况加以区分。
我国借鉴辩诉交易的设想【摘要】 辩诉交易制度，是20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仅经历了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该项制度从产生、发展到成为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没有辩诉交易，然而我国的一些刑事法律制度及刑事政策无疑同样蕴含着辩诉交易的精髓。司法改革客观要求加大辩诉交易的运用，在改革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同时，可以分步设立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制度。我国的辩诉交易应当规范化及制度化，同时鉴于特定的制度背景，应注意在立法上为其确立一定的限度，以促进辩诉交易良好动作，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与效益。【关键词】 辩诉交易 产生 可行性 设立 限度辩诉交易制度，是20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近年来，辩诉交易制度引起我国学术界的的关注，并开展了热烈的争鸣，出现了肯定说、否定说、缓行说三种观点。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辩诉交易的实行，极大的提高了诉讼效率，降低了诉讼成本，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见， 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同时也是解决我国司法界目前存在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问题的客观需要。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实行辩诉交易于法无据，且有悖于严肃执行，且我国现在不具备辩诉交易生存的环境，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三是等等看，现在可以对辩诉交易进行研究、探讨、待时机成条件具备时去搞效果会更好。①在刑事犯罪不断飙升，被喻为“诉讼浪潮将淹没法院”的现实背景下，诉讼效率成为理论和实践部门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如何在不违背法律和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加快案件周转，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就成为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辩诉交易制度在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投入方面有着独特的内在价值。将辩诉交易制度引入我国刑事诉讼之中，对于刑事司法资源相对缺乏的我国来说，具有很强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笔者认为，辩诉交易对于我国来说是个新生事物，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经验，逐步推开。确立中国式的辩诉交易制度，就要在借鉴的过程中作出严格的限制，完善其规范，最大限度地避免其负面影响，促进刑事诉讼多项价值目标间的协调实现。一、 辩诉交易的产生与发展辩诉交易，又译作答辩交易，是主要为美国法所适用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根据美国较为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 ②从理论和实践应用两个层面考查，辩诉交易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其一，交易的主体是检察官和被告人（主要是通过其辩诉律师进行交易）；其二，交易的内容，就控方而言包括减轻指控罪、减少指控罪名数以及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等，就辩方而言，主要是作出有罪答辩，即承认有罪。其三，通过交易所获利益，就控方而言是通过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而免去了审判中的证明责任同时减少了败诉风险；就辩方而言，是获得较轻处罚的判决或者被减少了犯罪指控。其四，交易的形式表现为控辩双方在自愿基础上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其五，交易的律师后果是案件不进入正式庭审，而由法院对辩诉协议予以确认并直接对被告人定罪处刑，诉讼程序终止。应当说，辩诉交易的本质特征是控辩双方通过互惠的交易行为对自己的实体权利进行处分。辩诉交易在美国有一个发展过程。在19世纪早期或者中期，辩诉交易的处于“地下状态” ③的，而如今的美国，辩诉交易已经占据刑事诉讼的主要舞台。在美国，90%的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来解决的。由于辩诉交易具有结案快、效率高，有利于解决案件严重积压的问题以及能够减轻刑事司法系统的巨大压力等优点，并使得控方在证据不甚充分的情况下也可获得的被告人的定罪，所以一经问世即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以纽约市为例，据统计1990年犯罪而被逮捕的有118，000人次，其中64，000人在侦查阶段为作交易处理了，占54.24%；有54，000人按重罪起诉到法院，占45.76%，不足一半。在起诉法院的54，000人中，45，000人是按辩诉交易解决的，占83.33%；5，000人因证据不足而撤销案件，占9.26%；仅4，000人按正式程序开庭审判，占全部案件的7.41%④。尽管美国有反对者对辩诉交易程序提出种种非议，但是，辩诉交易制度在没有增加法官、检察官数量的情况下迅速解决了大量的刑事案件，节约了有的司法资源故此为司法部门乐于采用。在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色列、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的立法或者实践中也存在不同形式的辩诉交易。但相比之下，这些国家辩诉交易制度都远没有美国发达，使用的范围??缎∮诿拦??⑹艿街疃嗟南拗啤?BR> 二、 我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性从每年的两院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我国法院和检察院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案件的激增时期。以检察机关的统计为例，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全年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841，845人，提起公诉845，306人，比上一年分别上升了17.6％和19.2％⑤。在这种情况下，仅依靠增加司法人员数量，增加司法投入并不具有太多的现实性，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而借助于诉讼程序创新以尽快处理案件、化解矛盾、增进社会成员对司法制度的依赖与信任，无疑是务实的态度。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简易程序，将一些较轻犯罪案件简化诉讼程序。简易程序的适用，虽然减轻了检察机关派员出庭的压力，对法院而言，审判压力有所缓解，但尚未发挥应有功能。在简易程序之外，还应进行程序设计与创新，以完善速决程序体系。随着诉讼实践的发展，辩诉交易制度的借鉴成为我们法学界以及司法部分共同关注的话题。实践部分也开始探索，去年甚至出现了实际的案例⑥。首例辩诉交易案的诞生，显示了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移植和应用的生命力，也证明了辩诉交易制度经过改造以后，完全可以洋为中用，为我国司法实践服务。笔者认为，辩诉交易所具有的辩诉协商机制值得我们借鉴，将辩诉交易机制引入我国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当然，辩诉交易 制度在我国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措施，不可以像在美国那样占据体制中的重要位置。笔者认为，在我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对于控辩双方以及法院乃至社会，都将带来裨益，具体而言：首先，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尽快结案，减少积案，解决案件拖延甚至久拖不决的问题，并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其表现为，在侦查阶段将会缩短破案周期；在起诉阶段，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出庭压力，集中力量办理其他重大的刑事案件；在审判阶段，也必将大大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并使被害人的利益得到切实维护。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数量逐年上升，公安、司法机关负担明显加大，在这样的情势下，采用快速便捷的诉讼程序成为必然要求。以我国目前的状况看，公安、司法机关的经费远远不能满足办案的需要，侦查技术乃至整体侦查水平不高，案件久拖不决的现象十分普遍。无疑，刑事案件的积压和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辩诉交易得以问世并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辩诉交易可以缩短法院处理案件的时间，为国家节省诉讼费用⑦。相比正规刑事诉讼程序可以大大提高结案率，对于解决积案有很大的作用。其次，体现了刑事诉讼的民主性，是对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肯定，有利于培育尊重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观念，并使其获得实际的好处，即因其认罪而免除一系列的诉讼程序，并可获得轻的处罚。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他们最需要的莫过于恢复人身自由以及获得精神上的解脱。通过辩诉交易，可以尽早地结束羁押的不稳定状态并且被判处较少的刑罚，尽快摆脱讼累，而且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心理压力和抵触情绪的减轻。再次，有利于将我国长期实行的“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法定化并真正贯彻执行，真正体现鼓励被告人认罪的精神，有利于促使犯罪人认罪和悔罪，有利于体现鼓励被告人认罪的精神，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刑讯逼供与超期羁押问题。以前司法实践中往往出现“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反常现象，大大降低了被告人认罪的积极性，导致被告人形成抗拒的极端心理，不利于对犯罪人的改造。最后，有利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被害人的遭受人身和财产的损害后，无疑渴望尽早从诉讼中解脱出来，特别是尽快获得赔偿，辩诉交易恰恰能满足被害人的这一要求；而且能够节省被害人的诉讼过程中的开支，降低其诉讼成本。这一点在伤害以及交通肇事等案件中表现尤为突出。司法实践中，面对被害人因受犯罪侵害而发出的痛苦呻吟，司法系统却因自负枷锁不能给被害人以应有的补偿和慰藉。如果能够在辩诉交易的过程中考虑被害人的因素，尊重被害人参与交易权，把赔偿金额和赔偿金的支付也当做协议的内容，无疑被害人的权利能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总之，辩诉交易制度有利于增强判决结果的可预见性，有利于节省各方的诉讼投入、降低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益，如果运用得当，对于实现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对于刑事司法资源相对短缺的我国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国有着实行辩诉交易的客观需要。三、 我国借鉴辩诉交易制度的可行性（一）辩护与代理制度已经初步形成框架由于被告人和被害人自身文化素质和法律素质总体上难以适应辩诉交易的需要，因此，从制度上保证被告人和被害人具备进行辩诉交易的条件就是推行辩诉交易所必须。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起诉阶段就可以聘请律师或者其他符合条件的公民担任辩护人。特别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为被追诉方从事辩诉交易行为提供了直接的帮助。而被害人在起诉阶段也可以聘请代理人，帮助自己进行有关诉讼行为。当然，就对被害人实施法律援助而言，目前制度仍然存在缺陷，但是，这种制度上的完善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笔者认为，总体上说我国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已经为辩诉交易制度的推行准备了初步条件。（二）人们观念的改变为辩诉交易制度的推行提供了观念基础这里与辩诉交易制度推行有关的观念基础主要有两个：一是资源观念；一是公正观念。就前者而言，中国人已经逐渐改变了“中国地大物博”的概念。相反“中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已经逐渐深入人心。在这种背景下，充分体现诉讼经济价值的辩诉交易制度应该能够为人们接受。就后者来说，人们的公正观念有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理想公正观向现实公正的变化。二是效率作为正义的第二含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已越来越高。这使得人们在放弃传统的绝对正义观的基本上，能够较为科学地看待相对正义问题，从而接受某种情况下的第二种正义。因此，辩诉交易制度的移植并非立法者的大笔一挥，而是在制度背后的观念发生相应变化的情况下得以完成。四、 我国刑事诉讼借鉴辩诉交易的设想根据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和具体制度环境为辩诉交易制度所提供的生存空间以及实施辩诉交易制度国家的经验，我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 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范围我国1996年修正刑诉法确立了简易程序，为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几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简易程序在扩大适用面、增强适用率方面及提高简易化程度方面都需要作很大改进。而辩诉交易制度的移植和应用，正迎合这一需求，将使我国简易程序更加简易化、快速化，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在简易程序引进辩诉交易制度具有更易推行的基础。首先，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限于轻微犯罪案件，根据我国刑诉法第174条规定，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限于“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而辩诉交易在这类轻微犯罪案件范围内应用，其负面影响和错案风险可以控制在最低限度。其次，辩诉交易不应用于惯犯、累犯案件及复杂的共同犯罪。当然，随着实践探索经验的积累及各方面制度的成熟，以后可以适用放开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二） 明确规定辩诉交易的适用条件笔者认为，适用辩诉交易应具备以下两个条件：首先，只能是证据确实但欠充分的案件。就是说，案件有一定的证据，但证据未达到充分程度，若向法院起诉，不符合公诉条件，若作出不起诉决定，又不符合微罪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条件，若退回补充侦查，不仅增加了工作量，证据有可能收集不到，反而使羁押期延长的情况。换句话说，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应当是有一定证据而证据又不充分的案件，如果证据确实充分就没有必要适用辩诉交易，而应当通过简易程序来解决。其次，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以及辩护律师参与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适用辩诉交易应当处理国家、被告人与被害人三方的利益，三方取得一致意见方能适用辩诉交易。笔者认为，应当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1） 应当充分保障被告人自愿性。由于被告人在文化素质和法律知识方面常常存在欠缺，以及处于被追究的地位，辩护律师的广泛参与并切实发挥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以此方能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应当禁止被告人与公诉人的交易，避免被告人不懂法律或谈判技巧而交易，损害应得利益。（2） 检察机关在决定实施辩诉交易时，应当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特别是在被害人获得赔偿或者其他安抚方面进行充分的工作。尤其是侵犯人身、财产案件，必须首先要使被害人直接或者间接经济损失得到满足，使被害人身心得安抚。如果被害人的正当的经济权利没有得到满足或被告人有其他漠视被害人的利益的行为，被害人拒绝的，不得适用辩诉交易。（三）限制减轻指控或处罚的幅度辩诉交易的形式包括了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下的相对不起诉、减少指控事项和法院提出从轻的量刑请求，其中后两种形式都涉及刑罚让步的幅度问题。如果放弃刑罚的幅度过大，不仅有损司法正义，而且会使刑罚大减损应有的功能。因此，限制交易的幅度是必要的。笔者认为，控诉机关减轻指控涉及两种情形：一是数罪中放弃某个或某些罪的指控；二是一罪中存在数个犯罪构成事实的情况下，放弃部分犯罪事实的指控。在这两种情况下，控诉机关能够放弃指控的只能是其中次要的犯罪或次要的犯罪事实，数罪中法定刑较重的犯罪不能放弃。同时，在同一罪名的数个犯罪事实中，较重大的犯罪事实也不能放弃指控。还有一点也是必须强调的，辩诉交易多发生在控方取证困难的场合，因而如证据已经充足，不存在被宣告无罪之虞，而且又不属于轻微犯罪，对于控诉方来说，自无进行交易之必要。控方向法院提出从轻量刑之请求，也是辩诉交易的一种形式。这种请求成为交易的结果时，法院通常必须满足这种请求，以体现和维护司法的诚信。但是，控方在以请求法院从轻量刑作为交易的代价时，不能承诺大幅度减轻刑罚。为此，应当限制轻刑罚的幅度。有学者建议，借鉴英国、意大利的做法，减刑幅度为1/4至1/3，类似这样一种限制方式有参考的价值。笔者认为，减轻处罚的幅度过大过小都是不合理的。过大会使司法的公正性被严重牺牲，具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过小则缺乏吸引力而会大大降低成交率。因此，在实行辩诉交易制度的时候，有必要制度一个指导性规范，供控诉方提出量刑建议和法官审查量刑建议时进行参照。（四） 建立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机制如果缺乏必要的审查监督机制，辩诉交易因为缺乏必要的制约而很难防止牺牲正义进行交易的情形。各种审查监督机制可能都很重要，或者说都不可缺少，它们能从各个方面对辩诉交易进行制约，防止其进行无原则的交易，但其中司法审查机制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这种制约才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直接否定一项错误的交易。司法审查意味着控诉机关与辩护方达成交易协议后，有义务接受法院的审查，而法官亦有权撤销公诉机关与辩护方达成的交易。笔者认为，法官在对辩诉交易行使司法审查权的时候，有两点必须作为原则予以明确：一是如果辩诉交易的内容只是减少指控，法官必须遵循无控诉即无审判的原则，不得主动直接进行干预。只有在被害人依《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直接进行起诉权的情况下，法官才可以审查其交易的内容。如果辩诉交易确实严重损害了司法正义，法院可以要求控诉机关重新考试交易内容，否则，法院可以依法直接受理被害人的起诉。二是法官不得滥用否决权。辩诉交易作为一项制度一旦确立，应该保持它的公信力，法官有权推翻达成的任何交易，但法院也不得随意行使这项权力，否则辩诉交易便会名存实亡。（五） 建立不正当交易的救济机制实践表明，任何再完善的法律，都不可能天衣无逢。法律制定后，一经适用，都可能会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担缺陷或者问题。因此，不正当辩诉交易的发生无法完全避免，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不正当交易的发生，或者在不正当交易发生后能够及时加以救济，必须建立配套的救济机制。笔者认为，这种救济机制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建立制约机制，主要是指被害人制约机制、被告人制约机制、法官审查机制；二是审判监督程序对辩诉交易具有适用性。辩诉交易发生法律效力后，如果发现或有证据证明交易是在严重违反司法公正的情形下达成的，或者说交易严重损害了司法正义，那么，通过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辩诉交易案件并纠正错误，应该是完全必要的。这不会影响或者至少不会严重影响辩诉交易制度的公信力和辩诉交易的成交率，因为审判监督程序的重新审查一项辩诉交易是否损害了司法正义原则时，其标准与不存在辩诉交易制度情况下审查某项判决有无错误、是否公正的标准是有区别的。辩诉交易结案的刑事诉讼案件，是否进入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审判监督程序后是否改判，主要决定于原来的交易是否出自双方完全的自愿，交易的过程和结果是否与司法正义严重背离。通过上述两种救济途径，辩诉交易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损害司法正义的错 误将及时得到纠正。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吸收西方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制度中关于解决刑事诉讼效率的合理制度因素－辩诉交易。没有必要局囿于法系背景去看待传统的制度实践一项变革。同时，笔者认为以现行法律没有规定，而否定和抹煞辩诉交易的应用价值，是一种最轻而易举的封杀，但它不能说明究竟是立法的错误，还是司法的错误。未来中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是一种兼采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以公正为基本理念的高效的折衷模式，这需要学者锐意创新的勇气和决策者敢于试验的魄力。注释：①参见《人民检察》2002年第7期，专题讨论。②参见陈光中主编：《辩诉交易在中国》，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61页。③参见李游、吕安青著：《走向理性的司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53页。④参见卞建林译，《美国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⑤最高人民检察院2002年3月11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报告。⑥《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审结》，《法制日报》2002年4月19日第3版。⑦参见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版，第260页。
刑法开题报告范文
开题报告包含的论文提纲可以是粗线条的，是一个研究构想的基本框架。为大家分享了关于刑法开题报告的范文，一起来看看吧！
一、课题任务与目的
超期羁押作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在司法实践中，尽管我国现行法律对公、检、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期间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在部分地区，少数部门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不按法定期间执行，超期限办案的现象。超期限问题主要表现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期限羁押。超期羁押问题的危害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尤其是处在一线的公、检、法部门及执法、司法工作人员必须充分认识超期羁押给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的危害后果.而超期限问题的主要表现就在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超期羁押上。近年来，该问题愈来愈突出。因此，通过对刑事诉讼司法实践当中存在的超期羁押现象问题的研究，提出一些解决方案，达到防止或减少此类现象发生的目的，来促进相应监督机制的完善。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论述其中存在问题，并且设想解决超期羁押问题。
二、调研资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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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方案
参考内容如下：
（一）理论准备
通过上网、图书馆查阅相关文献，对现有国内外有关理论进行全面梳理。概括主要学术观点、学术争论的焦点、了解不同学术观点，全面把握相关理论的发展由来与趋势。
（二）调查与咨询
通过电子邮件、博客设问等方式利用互联网的手段，以及定向发送问卷等方法进行有关的学术咨询与调查，在广泛收集资料、文献的同时，争取获得相关的典型案例。
（三）学术交流
利用假期、课余时间走访学者、专家，深入法院、律师事务所等实际工作部门，与有关工作人员等进行必要的学术观点的探讨与交流。与教师、在校同学进行必要的学术探讨与交流。
（四）撰写论文
在经过充分调研、学术交流的基础上，与指导教师进行广泛地交流，在指导教师的具体指导下，经初稿、二稿、三稿后，完成论文的撰写。
四、预期结果
应列示毕业设计（论文）的主要内容、预期结果及结果形式等。
1、论文主要包括以下的内容：
（一）阐述刑事诉讼超期羁押问题的现状
（二）分析刑事诉讼超期羁押问题的原因
（三）提出解决刑事诉讼超期羁押问题的对策
2、预期结果为
符合规定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要求的不少于8000字的一篇正式论文。
简易程序就是事实清楚，犯罪嫌疑人认罪，不用调查取证的，公安直接交给检察院审理，检察院再移交法院审理宣判的！一般从公安立案控制嫌疑人到法院判决不超过三个月！速裁还没听说过，不太清楚！
《刑法学》参考选题1. 论我国体制改革时期刑法观念的转变2. 论毛泽东的刑法思想3. 论邓小平的刑法思想4. 论罪刑法定原则对我国刑法发展的指导意义5. 论主客观一致的刑事责任原则6. 论罪行相适应原则与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关系7. 论我国刑法的协调完善8. 论“一国两制”条件下的刑法适用9. 论“引渡制度”条件下的刑法适用10. 论刑法的溯及力11. 论刑法的时间效力12. 论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的补充修改权13. 论加强刑法的立法解释14.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冲突及其完善15. 论刑法的立法编纂16. 论刑法体系结构的完善17. 论刑事判例制度的建立18. 论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的关系19. 犯罪客体性质确定的内在依据20. 论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关系21. 论不作为犯罪的基本特征22. 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未遂形式23. 论犯罪结果的客观形式及量刑意义24. 论“明知”的范围和程度25. 论间接故意的动机、目的问题26. 论“认识错误”在定罪量刑中的意义27. 论意外事件的实际判定28. 论刑事责任年龄分期的完善29. 论刑事责任的依据30. 论刑法中的特殊主体31. 论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标准32. 单位犯罪主体的理论探讨与司法适用33. 对刑法中几种法人可以构成犯罪的评价34. 法人犯罪的比较研究35. 法人刑事责任能力探讨36. 论防卫中的不法侵害37. 论防卫不适时38. 论假想防卫的法律性质39. 论防卫过当的罪过性质40. 论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41. 论犯罪预备的特征与结构42. 论犯罪预备刑事责任的根据探讨43. 论“犯罪着手”的认定标准44. 放弃重复性侵害行为的性质45. 论犯罪既遂的形式46. 共同犯罪的共同故意探讨47. 共同犯罪人种类的划分依据探讨48. 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原则探讨49. 论主犯的认定标准50. 论从犯的认定标准51. 胁从犯能否成为独立的共犯种类52. 论教唆犯罪的性质53. 论教唆犯罪的未遂54. 论教唆犯罪的量刑原则55. 论结合犯56. 论结果加重犯57. 论牵连犯的争议及完善58. 论连续犯59. 论吸收犯60. 论举止犯61. 论持续犯62. 论想象竞合犯63. 论法条竞合犯的适用原则64. 论刑法中的混合罪过形式65. 论数罪并罚制度的完善66. 论共同犯罪中的中止问题67. 论刑罚目的与综合治理（刑罚有效性研究）68. 论刑罚权的理论基础69. 经济改革与刑罚体系的完善70. 论管制刑的发展趋势71. 论拘役的发展趋势72. 死刑存废论评析73. 论罚金刑发展趋势74. 论剥夺政治权利的完善75. 论没收财产刑的完善76. 论特别自首的认定77. 论自首的量刑原则78. 论自首与立功79. 论累犯制度的完善80. 量刑中个人情感评析81. 量刑平衡探讨82. 量刑情节的重叠与选择适用83. 论死缓的适用84. 论缓刑的发展趋势85. 同种数罪应否并罚86. 论假释的立法完善87. 论刑法的时效制度88. 罪名立法研究89.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体系研究90. 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体91. 论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危险犯的既遂与未遂92. 论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93. 论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94. 论重大责任事故罪95. 经济犯罪概念探讨96. 论走私罪的立法完善97. 论非法经营罪的行为方式98. 论挪用公款罪“归个人使用的认定”99. 安乐死探讨100. 强奸罪若干问题探讨101. 刑讯逼供罪中的一罪与数罪问题102. 诬告陷害罪刑事责任103. 侮辱罪、诽谤罪的人格名誉范围104. 论报复陷害罪105. 论绑架罪与抢劫罪的区分106. 论刑法中的财产关系与财物性质107. 论盗窃罪的数额问题108. 论侵占罪109. 盗卖技术资料的定罪问题探讨110. 论罪111. 论合同纠纷与犯罪112. 论敲诈勒索罪113. 论贪污罪的主体114. 贪污罪的立法完善115. 论亲属之间的盗窃行为116. 论妨害公务罪117. 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若干问题探讨118. 论脱逃罪119. 论窝藏、包庇罪120. 论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立法完善121. 卖淫、嫖娼诸问题探讨122. 金融犯罪具体问题探讨123. 证券犯罪若干问题研究124. 计算机犯罪的认定及其法律适用125. 期货犯罪研究126. 淫秽物品犯罪研究127. 论毒品犯罪128. 论破坏文物古迹犯罪129. 论偷越国边境罪130. 论重婚罪131. 通奸问题探讨及立法完善132. 虐待罪、遗弃罪若干问题探讨及立法完善133. 渎职罪主体探讨134. 论贿赂罪的若干问题135. 论泄露国家秘密罪136. 玩忽职守罪的立法探讨137. 军职罪若干问题研究138. 污染犯罪研究139.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完善140. 不正当竞争犯罪研究141. 商业贿赂犯罪研究142. 论挪用资金罪143. 假币犯罪研究144. 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民法学》参考选题1. 试论我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2. 地产制度研究3. 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4.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5.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与转让6. 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7. 证券交易法律问题研究8. 完整我国证券制度之管见9. 完整我国地产制度之管见10. 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研究11. 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研究12. 如何完善我国的票据制度13. 期货交易与期货市场14. 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研究15. 竞业禁止论16. 市场经济与民法17. 民法对交易安全的保护18. 论我国民事判例法制度的创设19. 论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20. 论法人财产权的性质21. 论反不当竞争22. 试论隐名合伙23. 略论民法中对推定的适用24. 试论债与民事责任的区别25. 试论我国社会主义民法的性质与内容26. 我国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探讨27. 公民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初探28. 论社会主义法人制度的特点和作用29. 诉讼时效制度初探30. 论我国所有权制度31. 论我国国家所有权的性质和内容32. 试论我国国家财产所有权的行使33. 试论我国集体所有权的性质和内容34. 我国公民财产所有权的性质、内容及其发展35. 论我国合同制度的完善 36. 试论我国保险合同的特点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37. 论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38. 代理制度初探 39. 试论知识产权的范围及法律特征40. 试论我国结知识产权的保护及其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41. 试论著作权的几个问题42. 论我国的发明制度43. 专利制度初探44. 论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性质45. 民法与经济体制改革46. 如何理解民法的基本原则47. 论合伙48. 私营企业的法律调整49. 个体工商户的探讨50. 社会主义法人制度研究51. 劳务合同中的同时履行抗辩权探讨52. “两权分离”初探53. 论融资租赁54. 谈对股票、债券的管理55. 物在民法中的作用56. 民事责任研究57. 谈对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认识58. 法人赔偿制度研究59. 谈产品责任60. 论我国商标法的形成与发展61. 论商标的专用权62. 论商标注册63. 论商标的侵权行为及处理64. 谈商标的保护范围65. 论外国商标法规的特点66. 谈出口商标的使用67. 引进技术中的商标68. 谈我国的商标管理69. 论商标的国际保护70. 论版权71. 论侵犯版权行为72. 谈版权的国际保护73. 论我国的版权制度74. 论我国继承制度的原则和特点75. 论社会主义财产继承问题76. 论法定继承中几个问题（如法定继承人范围、继承顺序、继承份额等）77. 论遗嘱继承中的若干问题（如遗嘱的有效条件、遗嘱的变更和撤销、遗赠抚养协议等）78. 论代位继承79. 遗嘱制度的特点与意义80. 民法典体系探讨81. 社会主义民法的特点研究82. 企业破产法律问题研究83. 企业兼并法律问题研究84. 联营各方利益与责任问题研究85. 公民人身权的法律保护86. 新闻自由与名誉权87. 悬赏广告法律性质初探88. 股份制度初探89. 科技成果转让与协作的法律问题《婚姻家庭与继承》参考选题1. 马克思主义论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2. 婚姻家庭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 试论婚姻的基础4. 论婚姻自由（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5. 婚姻关系中的道德与法律问题6. 试析婚约问题7. 事实婚与重婚问题研究8. 结婚仪式与结婚登记制度9. 论通奸10. 旧中国婚姻家庭制度的批判与研究11. 少数民族婚姻问题研究12. 试论婚姻的无效与撤销问题13. 婚姻的法律效力14. 夫妻财产制度与配偶继承权15. 离婚中的法律原则与道德原则 16. 论我国社会主义离婚制度17. 离婚的法律后果与社会后果 18. 外国离婚法的比较研究19. 家庭职能与家庭建设20. 我国人口政策与计划生育法21. 试论家庭伦理观念与家庭伦理秩序22. 亲属制度研究与亲属的法律效力23. 试析家庭领域中的财产纠纷24. 收养制度研究25. 监护问题初探26. 涉外婚姻的法律调整27. 论我国的收养制度 28. 老人婚姻问题研究29. 离婚后的子女监护问题研究30. 对离婚纠纷的调解31. 谈离婚诉讼中的几个问题32. 如何正确掌握离婚标准33. 浅论家庭伦理观念与家庭管理 34. 论别居《刑事诉讼法》参考选题1. 经济改革与刑事诉讼法2.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特征3. 论我国刑事诉讼学的体系4. 追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性5. 在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体现6. 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7. 论适用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8.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主体9. 关于赋予刑事被害人回避权的探讨10.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主体11.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体系12. 论刑事诉讼法各基本原则的相互关系13. 论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配合与制约14.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制度15. 疑罪从无原则16. 庭审辩护是刑事辩护的重心17. 公开审判论18. 在刑事诉讼中专门机关必须与群众结合19.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诉讼地位20. 两审终审制21. 辩护律师职责22. 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23. 如何充分发挥律师的辩护作用24. 论指定辩护与拒绝辩护25.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管辖26. 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27. 论职能管辖与职权分工的关系28. 如何正确适用变通管辖29. 在刑事诉讼中怎样贯彻回避制度30. 强制措施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31. 如何正确适用拘传32. 如何正确适用逮捕33. 论刑事拘留的正确适用34. 如何正确适用强制措施35. 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36. 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原则37. 论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特点38. 客观性是我国刑事证据的最本质特征39. 试论证据的法律性40. 试论刑事证据的关联性41. 谈谈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42.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的承担43. 重证据、不轻信口供44. 一切证据必须查证属实45. 谈谈判断证据的主观条件46. 谈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方法47.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权利48. 谈谈对书证的审查判断49. 怎样运用间接证据50. 论证人制度51. 怎样正确对待鉴定结论52. 刑事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与证明责任53. 怎样正确理解“基本事实、基本证据”54. 谈谈我国涉外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55. 谈谈我国证据制度56. 自由心证是否适用我国的刑事诉讼57. 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特点58. 论立案监督59. 如何正确适用取保候审措施60. 关于律师参与诉讼适用回避的探讨61. 视听资料的法律属性及运用规则62. 试论我国的预审制度63. 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原则64. 谈谈人民检察院的侦查监督65. 谈谈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作用66. 谈谈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67. 试论我国的公诉制度68. 存疑不起诉的适用69. 相对不起诉的适用70. 我国刑事自诉案件中的反诉71. 论刑事诉讼中的撤诉72. 刑事自诉案件的诉讼特点 73.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上诉不加刑原则74. 试论我国申诉制度75. 论书面审理方式76. 论第二审程序中的直接审理77. 谈谈侦查实验的适用78. 刑事诉讼与综合治理79.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探讨80.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81. 试论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监督82. 人民检察院对附带民事诉讼处理权的探讨83. 刑事诉讼中怎样正确适用提审84. 关于司法损害赔偿制度的探讨85.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再审程序86. 司法行政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和作用87. 论死刑复核制度88. 关于强制医疗程序的探讨89. 如何正确适用并案处理与另案处理90. 正确掌握自诉案件与损害赔偿案件的界限91. 怎样对待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92. 论人民检察院的侦查权93. 论证据和证据材料94.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任务95. 论证据在法学理论上的分类96.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二审程序的特点97. 关于涉外刑事诉讼的探讨98.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时限99. 评无罪推定100. 评有罪推定101. 马克思主义论审判程序《民事诉讼法》参考选题1.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特点2. 民诉辩论原则探讨3.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原则4. 论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优越性5. 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6. 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7. 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8. 律师在民诉中的地位和作用9. 论仲裁中的自愿原则10.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代理11.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12. 论民事诉讼中的诉13. 论我国申请再审制度的特点14. 简单民事案件与简易程序15.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特殊地域管辖16. 试述财产保全制度17.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强制执行18. 特别程序审理案件范围的扩大19. 论我国的公证制度20. 解决民事纠纷同综合治理的关系21. 调解在仲裁中的地位和作用22. 我国民事诉讼法任务23. 论协议管辖24. 试论我国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25. 论我国代表人诉讼的法律性质26. 人民调解工作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27. 试述我国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28. 论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监督29. 论民事诉讼中简易程序的适用30. 试论督促诉讼的特点31. 对民事诉讼代理人法律责任的探讨32. 论反诉33. 涉港、澳、台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问题34. 海事法院管辖权研究35. 试论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般原则36. 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司法协助的适用37. 人民检察院参加民事诉讼问题探讨38.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比较研究39. 民事举证责任研究40. 破产还债程序若干问题探讨41. 论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42. 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43. 对当事人范围的探讨44. 对民事执行几个问题的探讨45. 试论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管辖46. 论民事诉讼中视听资料的运用47. 论执行担保制度48. 关于被告不出庭的思考49. 涉台民事诉讼法规的调整与适用50.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公示催告程序51. 论民事诉讼中的诉权52. 论民事诉讼证据的特点53. 认真贯彻执行程序与有效解决“执行”的作用54. 论仲裁协议的有效性55. 论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行政法》参考选题1、 论我国行政监督制度2、 论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3、 论加强行政立法4、 论对行政规章的审查5、 浅谈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6、 关于建立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构想7、 试论行政上的授权8、 试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9、 论我国行政许可制度10、试论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论文选题哪个好答案如下：刑法好。写明基本情况，这部分内容主要是对工作的主客观条件、有利和不利条件以及工作的环境和基础等进行分析。其次写工作的成绩和缺点，这也是总结的中心。
摘 要 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但法律对其具体适用条件却规定不清，以致于在实务中司法人员适用混乱。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实体法与程序法对“悔罪表现”的不同适用规定以寻求最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解释方法。其次，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的群体，其盲从的特性决定了司法活动应更加侧重于引导，通过教育的方针来帮助他们走出误区。只有当实体法与程序法达到协调状态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殊程序制度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价值。关键词 未成年人 案件 附条件不起诉 悔罪表现作者简介：霍婷、周仪，南昌大学法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1.05321世纪以来，技术革命冲击了传统社会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未成年犯罪率的飙升就是突出的热点之一。社会环境迫使大批走投无路之人实施犯罪，也逐渐松动了报应刑论所坚持的行为人具有完全的自由意识因而有罪必诉的基础观点。在司法改革的大形势下，我们更应该坚守刑罚并非预防犯罪的最佳手段，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教育改造才是良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通过创新起诉制度以实现非犯罪化。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也曾分析得出温和的、社会化的矫治方法更有利于降低重复犯罪率的结论 ，这也印证了此项制度的可行性。附条件不起诉规定了三项要件即罪名、可诉性和悔罪表现。作为必要的条件之一，悔罪表现在此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实体法亦或是程序法都未对此明确规定。由此可见，确定其内涵与外延对当前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一、悔罪表现具体内涵的选择冲突对于何为“悔罪表现”，学者们各抒己见。张明楷教授认为是指在犯罪后以一定的行为来表示自己的悔恨 ，但有的学者则将其理解为认罪与忏悔，因此悔罪表现即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后悔并希望改正 。更有人提出，悔罪表现不应该只停留在主观心理感受层面，必须以客观行动表示出来，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对于这种种说法，检察院在决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三要件时，究竟要以谁为准？由于案件本身的差异以及地区不同，司法官员基于自己的认知所做出的选择无可避免的具有差异性，这就很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而在当今的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则更多的趋向于将附条件不起诉中的悔罪表现直接与《刑法》第72条缓刑中的悔罪表现相等同。持此观点者认为《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悔罪表现都指向同一个目的即证明嫌疑人没有再犯的危险，所以可以等同适用，这是诉讼法与程序法衔接的一个体现。但笔者认为，其一，由于两种制度具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即使指向同一目的，也不可以等同适用。两者最明显的不同即缓刑是独立的刑种，由法院宣告，实行社区矫治。而附条件不起诉是一种独立的起诉制度，体现了检察院的出罪权。其二，附条件不起诉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标准应低于缓刑的要求。以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刊登的某案例为例 ，17岁的犯罪嫌疑人小宇在工作过程中因琐事与被害人张某发生争吵，将被害人打伤，经鉴定为轻伤。后小宇投案自首，对于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但悔罪态度始终不好，表示不道歉。若按照缓刑中悔罪表现的标准来衡量此案，则无论如何小宇也无法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可如果对小宇的生活经历简单了解后，我们将很容易得知其由于家庭贫困，父母不管不教，因此性格倔强冲动，不善与人交往的结论。当今社会还存在很多所谓的“问题少年”，他们法制观念淡薄，容易走极端，但由于年龄小，则很容易通过教育来纠正他们的价值观。如果法律仅是冷冰冰地给予惩罚，反而会助长逆反心理，加剧社会的不和谐。二、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之衔接冲突除了上文所论证的悔罪表现上的冲突，《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在衔接问题的另一冲突点则体现在如果根据《刑法》第37条，由于具有法定量刑情节，未成年人在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情况下是可以直接适用相对不起诉的，但是如果依据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未成年人只有在符合罪名限定、悔罪表现、考察合格等种种条件后才能不受起诉。从这一角度看，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不符合立法宗旨。此制度本来旨在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对其进行挽救，而不是为其重返社会增加难度。笔者认为，解决这一冲突的方法之一是放宽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限制。既然后者在符合重重条件后才能达到与前者一样的结果，立法者则应根据罪责相适应的原则，适当降低后者的罪刑要求，例如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主观恶性可略重于相对不起诉的要求，以寻求法律上的平衡，也真正的将未成年人特殊诉讼程序落到实处，切实保护他们的利益。自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出台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与相对不起诉的关系一直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问题，大致分为两种学说即独立说与包含说 。随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理论与实践的不断丰富，独立说成为了主流学说，如陈卫东教授认为，相对不起诉是在符合法律规定后的不起诉，其本质是不起诉；而附条件不起诉是在符合罪名与悔罪条件后的不起诉，在条件达致以前，其实质仍为起诉，因此两者独立。 笔者也赞成独立说，理由在于两种不起诉的关注点不同，相对不起诉侧重点在于犯罪事实、犯罪情节等客观方面，而悔罪表现所占比重不大；而法定不起诉则更关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表现，检察官可以主动设置考察来行使裁量权。三、完善衔接问题的建议目前在立法层面对于悔罪表现没有具体地、可操作性的规定，而司法实践又急需此方面的指导以防止裁量失衡，减损司法机关的权威。笔者认为，在缓刑制度中，悔罪表现可以犯罪后是否积极返还原物，是否真诚的向被害人道歉，是否积极赔偿损失、取得谅解亦或是在羁押期间是否守法为标准。而在附条件不起诉中，则应降低标准，将悔罪表现看作形式要件，只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符合罪名、可诉性的实质要件且愿意接受考察，均可做出附条件不起诉的意见。原因在于，其一，缓刑的适用对象是判处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而附条件不起诉的刑罚条件是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虽然两者都是特殊预防，但是显然后者的刑罚条件更严格，因此为了达到内部平衡状态的，应当适当放宽其他要件；其二，如上述案例，青少年处于心智成长阶段，不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通常表现出暴躁、盲从、容易极端的特征。多数未成年人走向犯罪是由法制观念淡薄、在社会中交叉感染所致，因此对于未成年人，我们应更加侧重于引导，通过教育的方针来帮助他们走出误区。此外，也无需担心此制度将放纵犯罪，因为在考验期内，检察院会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可以要求被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接受矫治和教育，一旦嫌疑人违反了禁止性规定，检察院应当撤销不起诉决定，提起公诉。既然这样，何不给青少年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形成了一张严密的法律网，足以将屡教不改的未成年嫌疑人收入网中，以达到预防犯罪与惩罚犯罪的平衡。而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冲突问题的解决措施本文在前文已做出回答，此处不再赘述。四、结语程序法与实体法虽然都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但只有当两者协调统一时，才能创造出无限的价值。冲突与摩擦胡导致体系的混乱，只有平衡才能促使法律不断地向前发展。刑事案件的每一个决定都改变着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每位法律工作者对之都必须慎之又慎。人是手段而非目的，设计一个完美的制度来帮助未成年人回归社会，这不仅是未成年人需要的，也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开题报告 怎么写呢?相信很多即将写 论文 的人都有此疑问，其实按照以下步骤去写，基本问题不会太大。
一、 毕业论文 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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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准确、规范。要将研究的问题准确地概括出来，反映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反映出研究的性质，反映出实验研究的基本要求——处理因素、受试对象及实验效应等。用词造句要科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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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先说明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研究课题，交代研究的价值。一般先谈现实需要——由存在的问题导出研究的实际意义，然后再谈理论及学术价值，要求具体、客观，且具有针对性，注重资料分析基础，注重时代、地区或单位发展的需要，切忌空洞无物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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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文献综述 ，主要说明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关于这个课题前人曾做过哪些方面的研究、解决了哪些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等。
所谓综述的“综”即综合，综合某一学科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研究概况;“述”更多的并不是叙述，而是评述与述评，即要有作者自己的独特见解。要注重分析研究，善于发现问题，突出选题在当前研究中的位置、优势及突破点。综述的对象，除观点外，还可以是材料与方法等。
四、介绍本人研究的初步方案，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突破的难点，预期的结果等。
即说明自己的主攻方向是什么，研究中主要根据什么理论、采用什么方法、取得什么成果等。 整个研究在时间及顺序上如何安排，怎样分阶段进行，对每一阶段的起止时间、相应的研究内容及成果均要有明确的规定，阶段之间不能间断，以保证研究进程的连续性。
五、说明课题的可行性和创新性。
不仅对可能遇到的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关键性困难与问题要有准确、科学的估计和判断，并采取可行的解决方法和措施，而且要突出重点，突出所选课题与同类其他研究的不同之处。
六、列出 参考文献 。
最后要列出所查阅的主要参考文献，一方面可以反映作者立论的真实依据，另一方面也是对原著者创造性劳动的尊重，篇数以各校的规定为准。
七、听取导师评价。
在导师的评价后，再作必要的修改与补充，经导师最后认可后，就进入研究阶段，而后便可着手论文的写作。
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书
题目： 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以思想道德建设为视角
姓名： 刘某某
导师： 李某某
专业： 法学
年级： XX级
时间： 2014年10月22日
一、选题依据(目的、意义、学术价值、该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本人学术准备情况)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新中国成立至今，政治、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社会各项事业日新月异。与此同时，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其中，未成年人犯罪突出。未成年人犯罪不仅意味着个人与社会的严重冲突，而且更意味着社会化、文明化的挫败;不仅危害了社会治安秩序，干扰了经济建设和发展，也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品德不良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1、理论意义
其一，刑事法学领域：
(1)为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以思想道德建设为视角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可以为犯罪问题的研究拓展新的思路。我国当前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犯罪学和刑法学两个学科内进行探讨。其中，犯罪学领域侧重于事前的社会预防和事中的治安预防;刑法学领域侧重于事后的刑罚预防。这些预防措施主要是通过外在的手段实现对未成年人越轨行为的规制，而犯罪预防内在手段的运用，即借助思想道德意识的作用引导未成年人的行为，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以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为视角，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展开分析，试图为犯罪预防问题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2)冲破思辨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任何科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工具。犯罪是一“综合病症”，必须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犯罪问题进行剖析。刑事法学并非书斋里的学问，其实践性和应用性都很强。我国的学者长期以来惯于思辨式的理论研究，缺少对犯罪问题进行实证考察。本文拟通过实证调查、个别访谈的方法，了解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态势、分析犯罪发生的原因，为犯罪预防的研究提供实证资料。
其二，政治学领域：本研究除了在刑事法学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外，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学价值。我国未成年人有3亿多，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犯罪的发生，影响国家的未来发展。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从思想道德建设的角度出发，结合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有针对性地提出犯罪预防对策，对于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持续进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
2、实践意义
未成年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心祖国的未来。从思想道德建设的视角出发，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作系统解读，可以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献计献策。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重要的战略选择。我们要建设的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犯罪破坏社会和谐，尤其是未成年人犯罪，不仅影响社会治安，更是关系到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和未来国民的素质，这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非常。因此，关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有利于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促进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本文根据调查收集的资料，有针对性地从思想道德建设的角度提出未成年人个人预防措施和社会治理对策。这些建议和对策，立足于我国实际，更加突出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将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二)研究现状
法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模板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报告具有双向沟通性的特点。为了让您不再为写报告头疼，以下是我整理的法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论文题目：关于雇凶杀人犯罪刑事责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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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__
一、论文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目的：希望通过对雇凶杀人犯罪刑事责任的研究促进司法界对于该类犯罪的关注，进而明确各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在司法判决中形成统一的规定。意义：将促进理论界和实践中对于雇凶杀人这一特殊的犯罪形式的进一步的关注，减少该类犯罪司法过程中过多的死刑判决。
二、国内外关于该论题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雇凶杀人是一种复杂的犯罪现象，其中涉及人员众多，关系复杂，对其刑事责任的认定面临很大的困难，而且目前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并没有对其作出明确规定，理论界对于雇凶杀人犯罪概念的界定、雇凶杀人中各个行为人的法律地位及其作用大小、雇主及被雇佣人的刑事责任程度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论，相应地，司法实践中对于雇凶杀人案件的处罚要么过重，死刑适用过多，要么过轻，不足以震慑该类犯罪，因此，如何认定雇凶杀人案件中各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大小及其分配，成为目前实务界与理论界共同面对的课题。目前理论界的讨论大多集中在雇佣犯罪这一整体现象，鲜有学者专门针对雇凶杀人案件进行整体梳理。相信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理论界和实践中对于雇凶杀人这一特殊犯罪形式将展开更进一步的关注的。
三、论文的主攻方向、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本文主要是从雇凶杀人这一特殊的犯罪现象着手，主要通过对雇主、转雇人、杀手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分析，指出各个行为人在典型的雇凶杀人犯罪和非典型的雇凶杀人犯罪中的刑事责任承担依据，对雇凶杀人案件中刑事责任承担的一般原则进行展开论述，并着重针对雇凶杀人犯罪中犯罪未完成形态问题进行研究。再次，针对如何限制雇凶杀人犯罪中的死刑适用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粗浅的构想，主要有以下四点：
(1)改善法官的死刑价值观；
(2)严格死刑适用的标准；
(3)严格区分主犯和从犯；
(4)通过扩大适用其他刑罚减少死刑的适用。
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通过分析大量国内的雇凶杀人案件，研究各个案件中犯罪实行者承担的刑事责任及最终判处的刑罚，通过分析各个案件的性质及特点来
四、参考文献：
1、王磊：《宪法的司法化》，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2、蔡定剑：《监督与司法公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3、宋冰主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司法理念与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6、龙宗智：《论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7、谢鹏程：《人大的个案监督权如何定位》，《法学》1999年，第3期；
一、选题的目的、意义及国内外研究动态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1、研究目的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流动人口大量增多。随着人口流动所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本文在研究了众多学者关于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法律保障的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对流动人口及受教育权的相关概念作了界定，并分析了我国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现状，得出完善受教育权益保障迫在眉睫。其次，分析了我国在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法律保障的建设成就及法律保障存在的漏洞或不足。再次，根据问题结合原因并借鉴国外经验对我国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法律保障提出建议。
2、研究意义
我国的流动人口是20世纪80年代中叶出现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国家政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特有现象。流动人口尤其是流动民工群体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的特殊群体，也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本文主要从我国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保障现状分析出发，探究目前造成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缺损的原因，有利于明确我国当前面临的保障困境，探讨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问题的对策，促进受教育权益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实现教育和社会的公平，并对维护我国社会的安定团结及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1、国内研究动态
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农民工大军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以下是我国学者的主要观点：
陈信勇，蓝邓骏在《流动人口子女平等受教育权的应然与实然》一文指出当前流动人口子女权益缺损主要有几点表现：
1.入学条件遭受不公正对待。许多地区的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需要很多证明才能申请就读公办学校。虽然国家已经取消借读费，但是还有很多公办学校巧立名目征收类似于借读费的歧视性费用。
2.难以平等享有教育资源。我国基础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及教育资源地区分布不均造成流动人口子女与优质教育无缘。
3.民工子女学校成为歧视源头，并且遭遇义务教育根本价值强烈冲突。
4.由于流动人口的工作、居住的流动性使得子女学习过程不稳定从而导致教育质量下降。
李业春在《进城农民工子女受义务教育权法律保障机制研究》一文指出：
1.辍学和超龄上学现象严重。
2.多数流动人口子女只能就读农民工子女简易学校，学习条件特别简陋。
3.流动人口子女易产生不健康心理状态，影响对社会的认知，很难产生对社会的认同。
鹿文卿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保障研究》一文认为受教育权有缺损体现在受教育待遇上的多个不平等。
1.教育经费不足，根据国务院规定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经费的供给以流入地政府为主，流入地政府的财政直接影响到受教育权的实现。
2.教育及教学设施匮乏，多数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简陋，师资力量缺乏并且存在安全隐患。
3.参加教育及教学活动的不平等，流动人口子女容易受到老师和同学的歧视而无法正常参加某些教学活动。
顾益民，张慧洁在《行政法语境下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权保障》中通过行政法视野分析认为造成受教育权益缺损原因有：
1.县市等基层行政单位所承担的教育财政压力和行政责任与其政治经济和法律地位不成比例，负担沉重。
2.缺乏有限的行政监督行为和系统性的行政责任追究机制。教育行政责任人往往是基层县市级的教育管理者，责任追究中裁量空间过宽。
邬雪红，姜国平在《论我国流动儿童受义务教育权的司法保护》中详细分析了司法保护的诸多缺陷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问题的解决。
1.宪法不能进入普通司法程序作为法院判案的`依据，不能通过宪法予以救济。、
2.尚未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有时只能通过民事诉讼的替代方式对受教育权予以保障。我国民事法律中没有对受教育权予以明确规定，民法理论上也没有关于受教育权的概念。
3.受教育权也很难通过行政诉讼救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限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政行为，侵犯公民受教育权的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且只有当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特定相对人的受教育权时，行政相对人方可提起行政诉讼。
郑风,李娜在《论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法律保障的完善》中分析了法律保障的不足，认为：
1我国对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程序性规定较少。
2.法律体系存在内在矛盾并且与现实制度的不配套使受教育权利得不到实现。
3.在教育法体系中,有关保障受教育权的部分比较单薄,对侵犯受教育权所负责任主体、法律责任、法律救济途径的规定还比较模糊。
顾倩在《论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保障》中认为需要扩展法律保障范围以及完善司法救济制度。
1修改部分法规如《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并制定一部切实保护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法》。
2.增加行政诉讼救济途径并确立民事诉讼赔偿制度，当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受到除行政机关和公立学校以外的平等民事主体侵犯时,应当追究侵权者的民事责任，认为应该建立宪法诉讼保障制度。
李业春在《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法律保障机制研究》一文认为应该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制定《义务教育经费法》，保证教育经费的合理、足额的投入与使用。制定一部切实保护农民工子女受义务教育权的《农民工子女教育法》并完善《义务教育法》。
鹿文卿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保障研究》一文提出可以可以采用公益诉讼的救济方式，公民、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都可以作为原告，以“行政不作为”为诉因，以侵犯受教育权的主体为被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流动人口子女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属于弱势群体，当个人诉求利益遇到困难时，国家应当提供一种公益诉讼以实现他们的诉求，维护他们的权利。
陈思琦在《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探析》中提出应该加强教育法规的可操作性并且制定《教育经费法》规范教育财政投入。增加中央财政对教育经费的总体投入及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完善各种教育经费监督机制，明确违反教育经费法的法律责任。逐步扩大对行政诉讼法中作为保护范围的“合法权益”的解释"，放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2、国外研究动态
1944年英国政府颁布了《1944年教育法案》，明令废除学校教育中的双轨制，确立人人享有最低限度的平等受教育福利权。20世纪60年代以来，教育平等的立法理念得到进一步的重视。1967年的《儿童和他们的小学》强调政府更加关注教育机会和社会协调，减少社会阶层之间的屏障，通过国家干预，突破因社会经济障碍而陷入贫困的儿童无法摆脱困境的恶性循环，对于那些处于“教育优先区”的贫困与处境不利儿童给予额外的教育资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教育政策，推进教育民主化，确保不会有人因贫穷等问题而丧失接受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受教育权，2004年颁布的《儿童法案》，采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儿童权利，包括卫生权利和平等受教育权等。
美国的“教育券”计划。美国一些地处经济发达地区、条件比较优越、历史比较悠久、牌子比较响亮且又有政府保障的学校，反而不如一些私立学校和条件不利学校更具创新精神。为了实现公平竞争，在更深层次上实现学校均衡发展，在部分地区采取了诸如“自由择校”和“教育券”等制度，把国家的人均教育经费以“教育券”的形式发给学生家长，由他们自由选择自己信任的学校，达到学校在竞争中的均衡。
美国的特许学校运行办法。学校要和教育管理部门签订一个合同，学校要对学生承担责任，公共管理部分就把本地的学生经费给该学校。根据特许学校法，民间也可以兴办，民间兴办的学校可以从国家获得公共经费。特许学校被认为是公办学校，不得收取学费，也不得用任何理由拒绝一个在该学区的申请者。
二、主要研究内容、创新之处
(一)主要研究内容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保障问题日益突出。本文主要研究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法律保障问题。首先通过分析众多学者关于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法律保障制度建设的文献的基础上，对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的相关概念作了界定，并分析了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的重大意义。其次，阐述了我国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保障的历史进步及其如今面临的困境，概括了我国近年来在法律在政策对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问题做出的努力，并通过调查得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再次，从法律保障、政策、学校、家庭和自身因素分别分析了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难实现的原因，进而就完善其宪法、民事、行政法律保障提出对策和设想。
(二)创新之处
研究内容的创新：当前,学术界对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保障制度从社会学、教育学等角度研究相对较多，从法律角度研究的比较少。而我国的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制度存在诸多不足。本文在研究内容上就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
针对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刑事辩护可以选择的基本抗辩方法是：案件事实辩护、证据不足辩护和法律适用辩护。一、案件事实辩护（一）正面论述和证明一个和公诉机关提出的案件事实不同的被告人的具体行为；（二）反驳公诉机关提出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即论述和证明公诉机关并没有用证据充分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案件事实辩护又可以分为：1、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辩护，常见的做法有：（1）陈述或证明被告人不具备法定的犯罪主体要件。（2）陈述或证明被告人主观上不具备犯罪故意或犯罪目的。（3）陈述或证明被告人客观上未实施犯罪行为。（4）陈述或证明不具备某些犯罪构成所要求的犯罪目的和犯罪后果。2、阻却违法性事由辩护一般有：被告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被告人因其他原因（精神原因）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被告人有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或意外事件等情形。3、情节辩护根据案件事实，辩护律师提出被告人具有初犯、自首、立功、坦白、被害人过错、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在共同犯罪中的从属地位、受威胁犯罪等有助于从轻处罚的事实和情节。二、证据不足辩护1、“孤证”不能定案。2、排除不合法、不真实、与案件无关联的证据。3、证据不能构成证据链不能定案。4、证据不充足不能定案（1）控辩证据相冲突，控方证据不能否定辩方不能否定辩方证据（2）控方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三、法律适用辩护指辩护律师对控方提出的事实认定不持异议，但就该事实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犯罪性质，定罪量刑等提出与公诉机关不同的抗辩意见。1、非罪辩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提出被告人的行为并不符合公诉机关指控罪名的具体法律规定。2、彼罪辩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提出被告人的行为并不符合公诉机关指控罪名的具体法律规定，但符合另一个刑事责任较轻的罪名的规定，被告人的行为涉嫌一个刑责较轻的犯罪。3、定罪量刑辩护。
被告人辩护权保障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赋予被告人享有沉默权。 因为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结构仍然属于职权主义为主的诉讼结构，控诉的力量远远大于辩护，如果按照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向侦查机关"如实陈述"的义务，那么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告人的陈述将作为证据采用，势必造成控方为取得口供而刑讯逼供，诱供、供等等。
导致被告人自证其罪，这既与被告人自己的诉讼地位自相矛盾，也不符合中国于1998年10月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3）（g）规定的“受刑事追诉的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强迫承认犯罪。”的规定，造成被告人的辩护权缺乏保障。
因此为了达到控、辩趋向平衡，禁止刑讯逼供，诱供、供等非法取证的存在，达到同国标准接轨，应当赋予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修订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的规定。
（二）规定辩方享有的任意调查取证权。刑事诉讼作为一种解决社会冲突的法律机制，控方和被告方形成一定的诉讼对抗，法官则是居于其中、踞于其上的仲裁者，居间做出公正的裁判。
然而形成均衡的诉讼对抗的基础是双方调查取证的权利，因为证据是法官公正裁判的基础，控方或辩方任何一方没有调查取证权或调查取证权不均等，便会形成有调查取证权或调查取证权强的一方的举证能力强于另一方，从而使双方无法形成对抗，法官根据证据所做出的裁判自然是不公正的裁判。
所以，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调查取证权，也就成了被告人辩护权保障的基础。但是，现刑诉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 、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
从规定“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的内容观之，公、检、法机关的调查取证是强制权，并且 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
表明作为控方的调查取证权是强制性的，任意的、多种多样的。作为辩方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依据现刑诉法第37条第1款规定 ：“辩护律师经证人同意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
这表明：
1、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及其它辩护人没有调查取证权，有调查取证权的是被告人的辩护律师；
2、.律师只能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有权收集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材料。而在侦查阶段则没有调查取证权；
3、律师收集证据的对象是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证人等")；
4、收集证据材料必须征得证人等的同意；
5、如果证人等不同意，辩护律师可以直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
6、辩护律师可以直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7、如果证人等不提供证据，或者证人不出庭作证，因该款未规定如何处理，人民检察院和人 民法院也就毫无办法。这说明被告人辩护权与前者控方相比是多么的没有保障，它在过程上有局限性，取证对象上有限制性，程序上有依赖性，与控方的调查取证权相比真是天地之别。
我们再看现刑诉法第37条第2规定："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从此规定看，辩护律师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以下简称"被害人等")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比向证人等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受到的阻力更大、关口更多，即一要经过"许可"，二要经过"同意"。
"许可"的主体既包括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人民检察院"，又包括在审判阶段的"人民法院"。在"同意"的主体中，如果是向被害人收集陈述，主体是被害人；如果是向被害人的近亲属收集陈述，主体是近亲属；如果是向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证言，主体是被害人提供的证人。
依照现刑诉法第37条第2款的规定，辩护律师向被害人等收集陈述必经过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的"许可"；如果不"许可"收集工作就无法进行。即使"许可"，又要征得被害人等的"同意"；如果"不同意"，收集工作也就到此为止。
从以上剖析第37条第2款的规定看，无论是在审查起诉阶段还在是审判阶段，辩护律师欲收集到被害人等的陈述是何等的困难。可以说比向证人或者有关单位和个人取证更步履维艰，辩方的调查取证权更是没有保障。
因此笔者认为，为了达到控辩平衡，裁判公正，应当取消对辩方在过程上、对象上、程序上的限制，从侦查阶段开始就赋予辩方任意调查取证权，从而使被告人辩护权得到切实的保障。
（三）在审查起诉阶段开始在控辩双方形成证据开示制度。
根据现刑诉法第36条第1款的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其他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可是，作为控 方的检察人员能够阅看并熟悉全部案卷材料。
在知悉多少案件材料这个问题上，辩护人享 有的权利显然与检察人员享有的权利极不平等。根据现刑诉讼第36条第2款的规定，律师辩护“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司法实践中控方向法院移送的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常常只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很少的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作为辩方只能查阅的就是这些有限的内容，控方却掌握着全案的所有证据材料。
可以想而知在打官司就是打证据的法庭上，辩方连证据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如何能提出有力的维护被告人权利的材料和意见，尤其是涉案人数多，案情复杂的案件，控方在匆匆忙忙的法庭上闪电般的举证出击，辩方更是难以应服，最终导致不能提出正确的意见，被告人的辩护权得不到保障。
因此，有人认为应在审查起诉阶段开始就赋予辩方查阅本案案卷材料的权利。但是控方又提出我方的证据拿给辩方看，辩方的证据又不拿给我方看，这也不平等，不能形成对抗。因此笔者认为，从在审查起诉阶段开始在控辩双方应形成证据开示制度。其理由是：
一是实现辩方与控方诉讼对抗的需要，只有控辩双方在平等掌握案卷材料的基础上。双方知道的案件信息相等，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方向控方提出的材料和意见，才有针对性、才符合事实，才有说服力，才能使被告人的辩护权真正得到保障；在审判阶段才能在与控方形成真正对抗，全面地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二是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是世界各国的通例。目前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这一制度，以防止控辩双方在法庭 上形成证据伏击，司法不公，尤其是在掌握证据控方强辩方弱的情况下，更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
三是可以阻断法官对案件够成预断。因为在审查起诉阶段控辩双方开始证据交换以后，双方在审判阶段向法官提供的就是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之类的东西，法官看不到全案证据或主要证据，就不知道案情，从而认真的组织法庭审判，做出公正的裁决。使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真正的全面的保障。
（四）在审判阶段规定法院必须将辩方的辩护意见和提交的证据材料入卷，对不采纳的辩护意见应在判决定书中详细说明理由。
司法实践中由于公、检、法三家已经形成一条线的办案习惯，对于辩方提出的材料和意见仅以与本案事实不符、无法律依据；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等等一言了结。这不仅引起辩方不服，而且侵害了被告人的辩护权。
因为不管是被告人自行辩护或者他人辩护，尤其是律师的辩护，都是根据案件案情、事实和法律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其内容既包括案件事实、情节，又包括引用的证据。
既包括以法律为依据对指控不当之处进行的分析和辩驳，又包括提出无罪、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罚的材料和意见等等，所有这些既能帮助合议庭成员对案件做出公正、合法的裁判，同时，又是供二审法院(如果被告人上诉)了解该案案情和一审辩方辩护意见的重要材料。
至于辩方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是支持辩护、反驳控诉，维护被告人合法 权益的重要根据，在诉讼中具有重要作用。法院对上述意见和材料都应当附卷，并对辩方提供的证据是否认定在判决书中加以说明，提供的辩护意见采纳与否阐明理由，使辩方的主张在法律上得到清清楚楚的承认或否定。
这样一方面说明法院是讲理的地方。促使法官勤于动脑，认真的开展法庭上的质证、认证、听证，对证据和案情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克服轻易否定 的武断作风，做出辩方心服囗服的判决。
另一方面又能使控辩双方为查明案件事实，适用法律作好充分的准备，展开针 锋相对的辩论，达到控辩的力量均衡。同时也是借鉴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在判决书中否定辩护律师的观点必须从事实与法律两个方面逐一进行反驳和论证的做法，真正使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充分的保障。
扩展资料
现代辩护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辩护是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职能之一，刑事诉讼的进行依赖于控诉、辩护、审判三种职能交互作用，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刑事诉讼的进程。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基本的一项诉权，诉讼中的其他权利皆由辩护权而产生，或者密切相关，如申请回避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权利等。
辩护贯穿于诉讼整个过程，自刑事诉讼启动时起至审判结束之前，不仅可以自行行使辩护权，还可以委托律师或者其他辩护人进行辩护，对侦控机关的控诉进行反驳和辩解，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效地行使自己在刑事诉讼中的各项诉讼权利
辩护制度在诉讼中的意义，一是制约侦、控、审活动，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客观、全面了解案情、正确适用法律，保证案件质量；二是表现了诉讼的公正和民主，有利于充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以便充分发挥辩护的作用，是刑事诉讼民主化的重要表现。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学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中国刑诉法的任务其中可以概括为惩罚犯罪与保障社会主义人权的统一，这是实现中国刑事诉讼法任务的关键所在。
根据这一法的要求，惩罚犯罪是指公、检、法职能部门，必须在严格依照刑诉法所规定的原则和程序的前提下，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运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而保障社会主义人权是指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充分的诉讼权利。
惩罚犯罪和保护社会主义人权这两大任务贯穿于刑事诉讼全部过程中，因此控辩双方职能的积极实现，是完成上述两大任务的重要环节，在现代诉讼制度中，控、辩、裁三者职能分立，控、辩双方是既对抗又统一的关系。
检察机关的职能是控诉犯罪、证明犯罪的犯罪行为应得到定罪，使犯罪分子受到刑罚处罚，从而使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现，而律师作为辩护人的职能则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
以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使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使罪轻的人不致重判，通过律师的工作也使法律得以正确实施，因此，这种控诉与辩护两者职能的对抗，使案件事实清楚，正确确定责任。
从而帮助法官准确查明事实，正确运用法律，达到惩罚犯罪和保障社会主义人权的统一，这是种通过对抗才能达到的统一，对抗是前提，统一是结果，这种统一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利益的表现。
为了能达到这种统一，现代的刑事诉讼法的理论和实践强调保持控诉与辩护双方间职能的相对均衡，反之将会影响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影响到实体法律的正确实施，进而影响到惩罚犯罪与保障社会主义人权的统一，最终损害国家意志的体现和国家利益的实现。
因此，中国在对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以宪法为根据，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提高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总结以往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适当地参考了外国刑事诉讼法律和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围绕着刑诉法的惩罚犯罪和保障社会主义人权的任务对一九七九年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尤其是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
增加了“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等原则”，体现了即使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也用法律的形式保障社会主义的人权，采用了抗辩式的审判方式，强化了律师的作用，保持控辩双方间职能相对均衡，这些都对人权的保障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