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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国际经济学，以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基础，研究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国际经济学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现代国际经济与贸易的新发展
引言：随着我国世贸经济组织的加入和国际经济贸易全球化、自由化、网络化的新发展，我国必须抓住机遇，在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新形势下，用开拓创新的方式带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一、现代国际经济与贸易的新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范围内的快速融合，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交易网络化的新势态。
(一)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
现代的国际经济正在向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整个国际市场在经济上时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现如今各国间的经济组织、金融活动互相合作、互相影响，联系紧密，最终融合成为一个全球统一化的市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相应的全球经济管理机制和经济全球化运行的战略方针，使全球经济的经济行为得到规范，并且明确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在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建立了经济全球开放化的大市场，使得各种有效资源和新型技术及财力资金实现了全球范围的自由选择和优化配置。
(二)贸易自由化的新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贸易自由化的新发展，各国的经济已经同国际市场紧密相连。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各国要最大限度的解除贸易阻碍，使各种有效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优化配置，在最大程度上降低成本，增加全球效益。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顺应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为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提供了制度保证和有效地实质推进。
(三)现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全球涌现出各种不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组织，使现代区域经济向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四)现代贸易交易网络化的新发展
随着网络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现代贸易交易方式呈现出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产生了新的网络贸易，即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借助电子信息平台进行商务活动和贸易交易，从贸易的洽谈到签约再到交货直至付款的整个交易过程都可以在网络上进行得以实现。
二、我国要结合目前发展现状，寻求经济贸易发展新突破
(一)开拓创新，提高科技产业技术
1.加大我国的科研投资力度。同发达国家对于科研方面的投资相比，我国的投入严重不足，从而制约了我国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知识经济的贸易往来受到了阻碍。因此，必须加大科研事业的投资力度，大力推广和应用科研成果。
2.进而深化科技体制的改革，建立符合现代市场需要和科技发展要求的新机制，从而解决好我国的经济发展通科技发展相互脱节的问题。
3.树立创新意识，培养高技术人才，强化科研与实践结合，开创支持科研院所走进企业，从而更好的提高企业的产业技术和创新能力，加快我国企业的科技产业的技术发展。
4.改善单一的科技投资渠道，优化科技投资结构。强力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建立国家科技投资基金，构建多渠道的投资体系，以便更好的促进科技产业的良性发展。
(二)规范网络贸易交易，鼓励对外贸易来往
随着网络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现代贸易交易方式呈现出网络化的发展趋势，网络贸易成为开拓海外市场的主要贸易方式。但是目前我国的高级计算机和高端的网络技术人才相对比较缺乏，基础的网络设施相对比较落后，对于网络贸易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很多企业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我国的网络贸易环境和市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差甚远。因此，我国必须加快网络贸易的发展，鼓励对外贸易的往来。
网络贸易作为一个全新的贸易领域，虽然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弊端，例如在贸易交易的安全性、电子合同的时效性、知识产权的防护性及贸易纠纷的处理等方面还有待于更好的解决，以上的问题严重影响了网络贸易的平稳发展。因此，我国必须要对现代国际市场的发展保有高度的警觉，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网络贸易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制度，从而有效地保证和良好的规范我国网络贸易的有序、健康发展。
(三)对国际贸易关系进行参与和协调
我国在加快顺应现代国际经济与贸易新发展的同时，务必要注意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对于国际贸易关系要积极的进行参与和协调，才能够更好的维护我国对外贸易的利益。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在国际关系重要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维护大家的共同利益。另外，我国还要搞好同周边亚太地区国家的贸易往来和金融投资关系，发挥我国政治大国的作用，积极地参与亚太地区经济问题的协调，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结束语
因此，我国要紧抓机遇，紧紧跟随现代国际经济与贸易的新发展，规范网络贸易交易，鼓励对外贸易来往，在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新形势下，用开拓创新的方式带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试论国际经济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摘要：国际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 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应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使之更适应全球市场规则;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扩大对外贸易;注重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源培养战略;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积极培育跨国公司，进一步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关键词：国际经济;中国经济;影响
一、国际经济一体化给我国外贸发展带来的机遇
1.1国际经济一体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
国际经济一体化给我国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具体表现为：(1)国际经济一体化有助于我国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先进技术与设备和 管理 经验。(2)经济全球化促使我国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从而加快了经济发展的速度。(3)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贸易比重的逐步提高有助于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开展国际贸易，以获取更大利益。(4)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
1.2国际经济一体化给我国在外贸领域引资带来的机遇。
国际经济一体化为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外贸发展建立了一座桥梁。使我们清楚的看到，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从目前世界投资的发展趋势看，中国引资面临许多有利条件：
第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势头强劲，跨国公司正在成为各国大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将更加频繁。
第二，由于我国经济目前增势良好，有望保持一个稳定快速的增长，这将对国际大量的剩余资本形成有利的吸引。
第三，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大批新兴国家清偿力和信心迅速下降，对外信贷评级降低，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中，流入这些国家的外资将大大减少。这些国家对外信贷评级的降低，会使我国的竞争力相对上升，在吸收西方投资中占有不断上升的优势。
1.3国际经济一体化给我国外贸发展带来的机遇。
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之后，我国不断进行对外开放，因而扩大了我国的对外贸易。我国经过近20年的改革 实践，对外经济贸易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点。近年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速度大约为7%-8%，其中靠对外贸易拉动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百分比大约是两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国每年1/4左右的经济增长是靠对外贸易来实现的。在此情况下，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国际贸易的增长，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资本流动加快，并呈多元化趋势。由于可以便利的进行国际间资金的划拨和结算，从而为我国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是我国的资金余缺能在世界范围内调配，闲置的资金可以转变为盈利的资本，使我国的贸易可以不完全受制于国内储蓄和资金的积累，从而可以更好的发展对外贸易。
二、国际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外贸发展带来的冲击
对于中国而言，经济一体化犹如一把“双刃剑”，既为我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诸多问题。从而使我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1国际经济一体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第一，经济全球化使我国经济发生波动的可能性增加。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性的经济波动如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金融危机等现象将通过国际经济的传递机制影响到本国。我国的市场发育不太充分，经济结构比较脆弱，更容易受到外部不利因素的冲击。如果国内政策不当，就有可能发生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甚至整个经济危机。
第二，经济全球化对国内产业和市场将造成一定的冲击。经济全球化使我国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连结为一体，通过封闭市场来保护本国产业的做法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过去，我国凭借严格的贸易保护建立了许多本国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随着外国商品和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这些产业将面临外国竞争者的巨大冲击，有的产业不可避免地要被淘汰。
第三，经济全球化可能危及到我国的的经济安全。
这具体表现在：
(1)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处于空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原来具有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
(2)全球性的自由贸易规则使我国敞开自己的大门，保护自己产业和市场的能力大大削弱。
(3)我国的重要经济领域可能受到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操纵，使还很小且不健全的市场和脆弱的民族工业处于困境。
(4)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大量投机资本的存在使我国小而不健全的金融市场更容易受到冲击。
2.2国际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外贸领域引资的影响。资金是贸易的源泉，我国对外贸易要得到良好的发展，就必须很好的招商引资。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之后，从我国贸易引资情况看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第一，东南亚危机所导致的该地区对外信贷评级的降低将会使欧美国家对亚洲的贷款和投资更加谨慎，使流向亚洲的资本大量减少，从而给中国21世纪的引资带来更大困难。
第二，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间的双向流动为主的趋势在当前不会有根本的改观，同时许多新兴地区也在大力引进投资，这使中国引进外资所面临的地区竞争更加激烈。第三，拉美地区和转轨后的东欧与独联体各国也都放宽了引资政策，使国际资本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国际投资 热点的增加，各国竞相吸引外资，将使中国利用外资在21世纪初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2.3国际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外贸发展的影响。
第一，从货物贸易看：科技进步推动着全球化，科技产品的贸易增长最快，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交换比率日趋不利，削弱了贸易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
第二，从服务贸易看：信息革命促进了全球化，信息密集型服务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支柱，我国服务贸易的滞后会拖住国民经济的后腿。
第三，从加工贸易看：“产业内分工”是全球化的基础，加工贸易便是其表现形式，但我国的加工贸易处于低级阶段，难以更多地获得分工的利益。
第四，从贸易政策看：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结伴而行，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转轨，若不加快改革，贸易政策将难以适应自由化的过程。
三、我国外贸应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对策
3.1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我国经济作出的对策。
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我们应该积极作出回应，根据我国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出相应的对策：(1)改革应着力于制度创新，开放要着眼于提升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2)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3)提高国民素质，提高人才资源利用率。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全球化的发展的要求，才能既充分利用国际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有利条件，又能抵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某些消极因素。
3.2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我国外贸作出的对策
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前提下，制定出我国总的发展对策之后，根据我国外贸发展的具体情况，我们还应该做到：(1)发展对外投资，逐步形成自己的跨国公司和著名品牌。(2)扩大外贸出口，改善外贸结构。以投资带动技术、设备、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改变以往主要依赖产品贸易出口的模式。(3)转移我国明显过剩的生产能力，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4)到境外利用外资，在当地利用直接、间接和政策性融资。(5)通过参与全球资源分配，获取或直接利用当地资源，缓解我国资源短缺对经济发展的约束。
四、总结
国际经济一体化加速了国际竞争，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增长。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在空间上的距离大大缩短。面对这个国际大市场，我国参与到了激烈的竞争中来，利用自己本国的比较优势，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努力开发新技术，开拓新市场，促进了本国生产力的提高，因而我国的贸易也得到了长足的增长。
1、先确立一个论点。全文围绕这一论点展开论证。对“开卷有益”这种说法，既不能全盘否定，写驳论文；也不宜全盘肯定，写成立论文。因为这种说法既有它正确的一面。又有它不够全面的地方，所以对这个看法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分析，肯定其有益的一面，否定其有害的一面，从中总结出正确的论点来。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一说法作出合乎事实的评价，最终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2、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分析，要防止出这样一个毛病：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开卷有益，一会儿说开卷有害，令人不知所云。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文章中还要将二者的联系点明，才算把道理真正说透。3、从论证方法看，如果所读的书是坏书，则开卷未必有益，这里可以采取例证法，并辅之以引证法和喻证法，用前几年社会上黄书泛滥成灾毒害青少年作为事实论据，用名人名言作为理论论据，充分论证黄书的害处和读好书的益处。在此基础上，再把这两者辩正地统一起来。说明我们中学生既要多读书，又要慎重地加以选择、读好书。这样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就将问题说得比较全面而深刻，文章也就具有了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导思：这是一篇给材料作文。该题虽然规定了作文题目，但仍给学生思维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从文体来看，写议论文是最好的选择。学生可以从是非观、处世态度、治学精神等方面谈自己的看法，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要写好议论文，必须做好以下三点：1、确定论点。根据命题提供的材料，可从不同角度提炼出诸多观点，但短短600字的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一定要选准一个论点充分论证。2、选好论据。论据能起到充分证明论点的作用，论据选择要遵循两个原则：①真实确凿，不能有虚假成分；②具有典型性，有说服力，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3、组织好论证结构。最常用的结构一般为“提出问题（引论）——分析问题（本论）——解决问题（结论）”。
国际关系论文 文献综述多少字？同学发给你啊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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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写作论文时,一定会查阅大量相关资料，查看参考书籍、英文文献、优秀的论文例文等，这些资源浩如烟海，怎么样才能高效率的找到自己需要的有用的信息呢？如果查找方法不当，很可能花费很长时间找不到合适的sources或者找到很多不能用的sources。在这里分享一些查找source的tips。1：找关键词初次接触一篇论文，assignment brief将会告诉你task是什么。多花点时间去琢磨标题，找出相关的关键词，然后根据关键词去找参考文献。主要的查找方向：第一个应该是class textbook，然后是导师给出的essential reading，最后是further reading。第二个就是在导师给出的reading list之外，如何自己找一些source。一般可以通过校图书馆网站其他相关学术杂志数据库Jstor, ScienceDirect, Wiley Online Library找到一些资料。第三个是报纸和网站。比如说Google学术，在这里可以免费搜索学术文章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书籍、报告在内的学术文献，内容涵盖多种学科。Google学术搜索中会显示出你搜索文章的引用次数,不过这个引用次数不准确,但是从侧面反应了这篇文章的质量,经典文章的引用次数绝对很高的。同时如果你用作者进行搜索时,会按引用次数出现他写的全部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作者的哪些文章比较经典,在没有太多时间的情况下,就可以只看经典的 。如果上面的方法找不到全文，就把文章作者的名字或者文章的title在Google 里搜索（不是Google 学术搜索），用文章的title来搜索,是因为在国外有的网站上,例如有的国外大学的图书馆可能会把本校一年或近几年的学术成果的Publication的PDF全文献挂在网上,或者在这个大学的ftp上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类似的全文.这样就很可能会免费下到你想要的全文了。但是这里不应该是你的观点的主要来源。2：广度阅读到深度阅读广度阅读的目的是简历对文献框架的了解。开始只阅读文献的引言部分，主体阅读正文的结论部分，结尾部分判定文献的可信性，从作者的知名度，文献发刊物的声誉、文献发表的时间、是否过期等；浏览参考文献，看一下文献是否广泛，自己是否读过这些文献等。当决定深度阅读的时候，说明这篇文献不仅是有用的，而且自己已经对这篇文献的基本框架，表达的观点基本上明朗了，深度阅读则进一步的分析和考证，所以要带着疑问去阅读，如文章中的假定是否合理，方法是否可以研究或被解释等等。为了更好的理解我们文章的argument，evidenceand points of debate within a topic，需要尽可能多文章。一般至少读三到四篇文章才能开始试着创建一个论点 create an argument。但是总的来说质量应该是重于数量的。认真研读我们导师给出的class textbook和essential reading，是我们写好文章的基础。3：整体回顾在阅读的时候记笔记能够帮助阅读者理解自己从文章当中读到什么，并为将来的研究节省工作量，将文献的观点、框架、方法以及一些经典的句子摘录下来，以便指导自己的日后使用。在认真读完文献并做好笔记，有了深入的了解后，要能说出这篇文献的主要论点是什么，从文献中学到什么。为了将来的参考，要坚持写文献读后总结。对自己阅读文献产生的想法写进自己对文献的argument中。如果同学在海外的学习中遇到了困难都要记得来找我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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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比亚事件看当代国际关系摘要:联合国授权的联军对利比亚的轰炸，被全球关注。围绕利比亚事件，我们起码可以看到三个史无前例现象，这不仅令人瞩目，也对今后世界走向更广范围的民主、和平具有启迪作用。利比亚事件中的第一个史无前例，是联合国授权对利比亚动武。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虽然五十年代联合国曾经授权美国等多国军队进入朝鲜半岛，保住了南韩，但南北韩是两个政府，而不是像利比亚只有一个政府。而且，对比利亚，是从人道立场制止卡扎菲镇压本国人民，是“干预内政”。这等于是开了一个先例，那就是国际社会有权对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从人道立场进行军事干预，包括轰炸那个政府的军事力量和设 施等等。正因为此，有的国家对利比亚事件十分敏感，对多国部队的行动大加挞伐。第二个史无前例，是美国自二战以来首次没有领衔正义的军事行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国际上重大的西方军事干预等正义行动，都是美国领衔，所以美国被誉 为“自由世界的旗手”。从二战，到韩战，到越战，到科索沃战争，再到伊拉克、阿富汗之战，更不要说用军事手段捉拿巴拿马独裁者诺利加等等，都是美国主导的。但这次，美国首次没有主导。为什么？因为美国史无前例地是一个只会耍嘴皮子，无能又怯懦的奥巴马在主掌白宫。所谓“奥巴马主义”就是不痛不痒、左右摇摆、模糊不清，面对邪恶不果断采取行动。奥巴马上台之后，就从上任总统布什的向全球传播民主价值的外交政策后退，强调什么美国尊重其他国家的选择。所以，在前年伊朗人/民抗议的时候，奥巴马政府沉默不语、纹丝不动。在突尼斯革命、埃及人民怒吼的时候，奥巴马政府也没有在第一时间给予支持。奥巴马为什么是这种表现？因为他根本不清楚什么是邪恶。早年的奥巴马在夏威夷成长时，他的导师是一位黑人共/产/党/员；后来奥巴马在芝加哥的教会牧师（也是他两个孩子的教 父）是赖特，更是以“反美”著称。奥巴马一路得到的是反美教育。直到他当上总统，他妻子才说，他们第一次感觉为美国而骄傲。这说明这对夫妇以前是不懂得美国的价值，甚至是反对美国的主体价值。以那种左倾和反美薰陶的背景，对正义和邪恶都弄不清楚，奥巴马又怎么会懂得去对付邪恶？这次，西方领袖在法国商讨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关键时刻，唯一缺席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哪里去了？在利比亚平民每天都被杀害的、人命关天的时刻，奥巴马却带着穿着鲜艳的老婆孩子到温暖舒适的巴西访问旅游去了。目前美国和巴西之间没有任何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而且巴西对利比亚设禁飞区跟中国一样是投弃权票 的。奥巴马这个时候去巴西，不等于是奖赏跟美国不一致的“弃权”行为吗？奥巴马为什么对巴西那么锺情？因为巴西那个刚当选不久的女总统是一个出名的左派，跟奥巴马一样，也是迷恋社会主义。他们俩等于是精神伴侣。难怪在西方联军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关键时刻，奥巴马都不放弃那趟以国事为名的潇洒旅游。这在美国也史无前例。也许有人会说，这次美国没有领衔，但提供支援，也发射战斧飞弹了。但是，这是在美国左右两派舆论批评和压力下的结果。保守派媒体对奥巴马的批评当然是每天 的发射量比扔在利比亚的战斧飞弹还多。但对奥巴马形成更大压力的是来自他所属的左翼阵营的批评。而且这次左派的批评更加强烈。美国知名的自由派 历史学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新闻周刊》和MSNBC上，都毫无留情地痛斥奥巴马的外交战略无能。由弗格森等自由派知识份子对奥巴马发难，再加上CNN和左翼旗 舰《纽约时报》等跟进，这个舆论压力，是奥巴马的不可承受之重，会直接影响他明年的总统连任竞选。所以奥巴马最后不得不支持英法提案，但拒绝美国领衔。在这个事件中，最坚定果敢的是法国总统萨科齐，法国最早对利比亚的反抗军政府给予外交承认，而美国至今都没有。另外是英国首相卡梅伦，还有加拿大总理哈珀，都非常坚定地支持建立禁飞区，誓言对利比亚军事干预。为什么这三位对利比亚的立场清晰、坚定、行动果断？就因为他们是懂得邪恶的保守派。第三个史无前例，是埃及，尤其是利比亚人民面对政府武装力量时的坚持。卡扎菲是全球出名的疯子，他不仅动用军队，甚至花钱买雇佣军来杀害自己的人民。但即 使面对如此的残暴和血腥，利比亚人也没有后退和屈服，他们仍然顽强反抗。在奥巴马犹豫不决，迟迟不赞成英法提案设禁飞区时，卡扎菲的政府军队节节胜利，因 为毕竟反抗军没有正规武装和训练，许多人临时学习使用武器。卡扎菲曾扬言要秋后算帐，在全国大清洗。但在如此这般的威胁下，利比亚人仍是选择继续抗争，这份勇气和决心，感动了全世界！联合国的授权，英法加拿大保守派领袖的坚定，更加上利比亚人民的坚定反抗，这场战局，现在就可以预测，卡扎菲的末日指日可待！利比亚会像突尼斯和埃及一样，结束独裁者，开始一个新时代！在突尼斯、埃及，尤其是利比亚发生的一切都说明，哪块土地的未来，都是靠那里的人民自己打拼出来的！正如当代知名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逊（Paul Johnson）最近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所说的，“如果没有勇气，其他美德都算不上美德。”
《 试析国际合作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中的发展 》论文摘要：国际合作原则是国际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对于国际环境保护事业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该原则以国际宣言为依据，具有广泛的内容，是人类应对环境危机的必然、理性的选择。但其实施现状并不乐观。国际社会分而治之的政治格局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存在矛盾，为促进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各国需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让渡主权，坚守合作的承诺，以求实现保护地球环境的最终目标。论文关键词：国际合作原则;国际环境合作;途径;主权一、国际合作原则的依据及有关规定国际合作原则的依据是《联合国宪章》、《人类环境宣言》和《里约宣言》。《联合国宪章》的序言宣布各成员国为促成社会进步和改善民生，要“力行宽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第一条死三款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为“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人类环境宣言》第7条规定：“种类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因为它们在范围上是地区性或全球性的，或者因为它们影响共同的国际领域，将要求国与国之间广泛合作和国际组织采取行动以谋求共同的利益。”此条款尤其强调为实现环境目的，需要共同的努力，即“为筹措资金以支援发展中国家完成它们这方面的责任所需要进行的国际合作”。第22、24、25条都有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里约宣言》中，有9项原则规定了加强磋商、合作的内容。其中有的是重申《人类环境宣言》的有关内容，是它的具体化。如原则24，关于战争破坏问题，规定各国“应遵守国际法关于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环境的规定，并按必要情况合作”最后一项原则明确规定：“各国和人民应诚意地本着伙伴精神合作”，将这一基本原则概括升华到一个新的水平。二、国际合作原则的必然性首先，国际环境问题的特点决定了各国必须合作，国际环境问题的特点包括全方位，全因子，整体问题与局部问题交叉和互相促进，既有当前症状又有滞后效应等。环境问题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解决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能单独胜任的。其次，国际社会由于在政治、经济、科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不同国家所组成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各国必须合作。这些差异导致了各国之间存在很多利益冲突，尤其是经济和正式利益的冲突，这就反感了各国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协调行动。各国唯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克服这些利益上的冲突，共同致力于国际环境的保护。最后，国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实施要求各国进行合作。国际合作是国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实施的必要条件。唯有通过国际合作，各国才能克服利益冲突，制定表现为各国之间的协调意志的国际环境法规则。所有国际环境法律文件的形成过程都是国际合作或经过斗争达到合作的过程。在合作的前提下，各国才能克服利益冲突和政治、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有效的实施国际环境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关系呈现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增强，加之危机意识的增强、安全概念的扩展，使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权利分配问题敏感而又复杂，体现出一种无法形成“合力”的“离心”倾向，各国均有意强化政府职能，捍卫主权独立;另一方面，全球化导致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增多，而由此引发的公共问题——无论是金融危机、跨国犯罪、瘟疫流行、环境问题，都使国界形同虚设。这些问题单凭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努力是不能解决的，无论他们有多么强的实力。为了生存，国家之间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这些问题，他们由此产生一种“合力”。三、国际合作原则的实施现状(一)在环境问题上采取自扫门前雪的态度许多国家和地区不关心其他区域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整治只关心自己领域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有可能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环境治理上来，这样就导致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缓和的同时，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尖锐。这样全球和地区性的环境问题与矛盾也就往往通过发达和不发达区域显示出来。(二)南北双方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发达国家在几百年的发展中排放了大量污染物，最终酿成了当今世界的重大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酸雨等全球环境问题，都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发达国家利用地球资源的人均数量高出发展中国家几十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双重挑战，发达国家理应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提供资金和技术。然而，多数发达国家非但没有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反而回避和推卸责任，甚至利用环境保护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就形成了南北之间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要分歧。(三)南北双方环境权益的斗争异常尖锐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一直是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一种不公正、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分工、国际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斗争，特别是关于环境权益的斗争非常激烈。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片面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将环境与发展割裂开来;利用环境保护干涉别国内政，要求各自放弃一些主权，尤其是在国家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国际环境合作上缺乏诚意。发达国家在上述问题上采取的立场观点是与发展中国家对立的，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对此，发展中国家从促进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以及有效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出发，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四、推进国际合作原则实施的途径(一)推动全球环境法制化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的影响正在逐步加深，环境问题将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冲突。面对环境安全对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国际社会已认识到环境问题不能停留在各种论坛上的一般性讨论，必须寻求制定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确保各国加强合作，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国际立法是一种强制性手段，无论哪一国家加入国际环境保护公约，他就在法律上承担了相关的义务与责任;否则，就要在政治上外交上蒙受国际社会的压力，或在国际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近年来，新的全球性、区域性和双边环境保护条约不断出台，领域不断扩大。国际环境法的迅速发展增强了国际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和强制性，同时也对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深刻影响。(二)开展环境问题上的南北对话和东西协商我们共享同一个地球，任何一个局部地区的环境恶化都会对全球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不发达国家在改善环境时遭遇到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的障碍时，发达国家基于历史和未来的考虑，应给予大力帮助。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环境治理基点的不同，在发展中国家环境投资的边际成本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可见，从全球来看，环境保护和投资的重点应放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应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的各种努力。尽管在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始终存在争议，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环境保护领域特有原则的最终确立，使国际环境合作具有了更加灵活的实现方式。这一原则号召各国积极应对环境危机，克服环境合作中的分歧与困难以达成共识。(三)建立可持续发展指导下的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关系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全面的发展观，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经济行为和生活方式，调整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逐步从理论走向实践。为确保持续发展，各国将在制定经济、社会、财政、能源、交通、农业、贸易及其他政策时，进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并寻求更大范围的国际参与。国际社会也必须在政策、措施上实行更大范围的协调配合，以解决任何可能影响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可以相信，未来世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将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人类在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上将最终走到一起。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变化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变化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向前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主权弱化的时代。国际环境合作的成功与否依赖各合作主体的合作诚意及采取的实质措施，需要主权国家更多地站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更多地让渡主权，以长远利益为重，同心协力，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1、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特点” 2、浅析中东问题现状 3、中国的外部困难和新领导集体面对的挑战 4、中国大陆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 5、环境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6、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 7、美印军事合作及其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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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罗主义的国际战略启示【内容 提要】门罗宣言一发表，就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100多年来，各家对于门罗主义一直论争纷纭、褒贬不一。在随后的历史中，门罗主义成为美国外交的重要基础。当时美洲的国际环境和美国实力的弱小使美国外交的决策者在处理拉美独立问题时面临严峻考验，门罗主义以平和的语言宣告美国开始作为大国在国际舞台独立的发挥作用，它对国家战略的启示是引人深思的。今年是门罗宣言发表180年，这个美国外交史上的重要文件，从它发表那一天起，就存在广泛的争议。仅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对于它的评价就存在天壤之别，推崇者如法国的拉法耶特评价门罗主义是"上帝允许人类给予世界的仅有的最杰出的文字"；[1]诋毁者如梅特涅称之为"邪恶的教义和危险的榜样"。[2]一直以来，国内外的政界、学界对它也是意见纷纭，褒贬不一。本文无意对门罗主义做出或褒或贬的评价，但在当时美国国力弱小和美洲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的条件下，公开向世界宣布门罗主义，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们做出的是一个有魄力、有远见的决策。"它是从半个世纪以来独立同外国相处中建造起来的应予肯定的美国外交政策结构的一块顶石。"[3]"为美国外交政策树立一个举世共见的准则，并将它牢固的植根于民族意识"。[4]门罗主义在发表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产生直接的作用，但如后来史学家的评论，"门罗主义之所以重要，并非在于它做了什么，而在于它发展的结果"。[5]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一直以此为基调，近至1960年，当苏联开始向古巴渗透时，它还被援用。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说，门罗主义为正在崛起的美国在外交上奠定了的基础，它的战略意义是引人深思的。一、门罗时期的美洲国际环境和美国实力门罗宣言的发表源于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拉美各国在西班牙国内起义之际开始独立运动并取得了重大胜利，美国在世界上率先承认了拉美国家的独立。在面临神圣同盟威胁干预的情况下，英国外交大臣坎宁向美国提出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在拉美恢复殖民，主张承认拉美独立。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们在经过激烈争论后，决定撇开坎宁的建议，独立阐释美国立场，于1823年12月2日由美国时任总统门罗以国情咨文的形式发布，是为门罗主义的由来。门罗主义针对的地理范围在拉丁美洲，涉及的列强主要是西班牙、英国、俄国和法国，西班牙是拉美新独立国家的宗主国，极力主张镇压拉美独立运动；俄国是神圣同盟的领袖，在美洲拥有阿拉斯加，并试图向中美扩张；法国与拉美经济关系密切，也积极主张干涉拉美事务；英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是拉美新独立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英国虽然愿意看到拉美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但和美国相互猜忌，试图遏止美国势力的扩张。可以说，美国面临着险恶的国际环境。门罗宣言发表在美国独立后的第47年，就国家综合实力而言，门罗时期的美国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与这些有涉的列强相比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弱小的国家。经济上，美国制造业仅相当于英国的1/5左右，不到俄国和法国的一半，也比西班牙要低，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约2％左右。[6]门罗时代是一个赤裸裸的强权政治时代，今天一些广为接受的国际法准则和国际规范，如限制战争权等远没有得到接受，各国维护国家利益和争取国际地位最主要的手段是战争，最重要的工具是军队。在门罗时期，美国的军事力量相当弱小，门罗宣言发表前的1819年，美国遭遇经济危机，一些扩充军事实力的计划被推迟或者取消。1821年美国国会立法将陆军规模裁减为6183人，[7]海军虽然在1819年通过长期建设规划，但扩军计划也被推迟和压缩，1823年美国海军力量只相当于法国的1/4，俄国的1/8，与英国的差距更大。[8]与相关列强以数十万计的庞大军队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神圣同盟威胁要镇压拉美独立运动，当时，国际社会仅有美国承认拉美独立，在拉美独立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对年轻的美国将是一次重要的考验。二、两种战略选择一个大国的崛起，首要的是足够的实力，实力的强大是成为大国的基础，但一个大国最终被国际社会承认为大国，则不仅仅是自身实力的问题。在其走向大国之路上，在对外关系上必然会经历一些重大的考验，成功的大国不仅能经受考验，更重要的是以这些重大事件为作为大国奠定经久的外交传统。这些传统的影响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其反过来将有力的促进实力的增长。门罗主义为美国外交开辟了具有经久战略意义的传统。针对坎宁的建议，美国的外交决策层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门罗总统和前总统杰斐逊、麦迪逊等人，尽管不信任英国的意图，他们还是认为"美国应该与唯一能够对它构成伤害的大国结成同盟以获得安全，这个同盟将保护拉美的独立，或许，这也是吓阻神圣同盟支持西班牙的最佳途径。"[9]国务卿亚当斯则反对接受坎宁建议，认为"对俄国和法国直言不讳地宣布我们的原则，总比充当尾随在英国军舰后面的一艘小船要光明正大和体面得多"，[10]主张美国应该独立发表自己的见解。按照国家战略理论，国家大战略有霸权、自助、规避、搭车和超越五种。[11]从国家战略角度进行分析，美国决策层的两种不同意见大致可以分别归入"搭车"和"自助、超越"战略。门罗等人最初主张接受坎宁的建议，和英国一道发表声明，借助英国的力量达到维护拉美独立和求得美国安全的目的，如杰斐逊所言，"有大不列颠在一起我们不必惧怕整个世界"。[12]在当时美国国力弱小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理想选择，它能够得到当时美国决策层大多数人的支持是有道理的。但这种战略是一种保守消极的选择，对于一个生机勃勃、欲有所作为的大国来说，任何重大战略选择都不能苟且于眼前。门罗宣言宣示的是一个积极的选择，它没有附和英国的建议，撇开当时的"超级大国"的主动邀约发表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体现了一个新兴国家的大国气魄。同时，它又超越列强之间的纷争，不介入列强可能的对立和冲突，门罗宣言不针对特定国家，没有给美国树立敌人，而且迎合了当时拉美普遍存在的"泛美主义"思想[13]的需要，因而在当时也受到了拉美国家的普遍欢迎。门罗主义在美国独立半个世纪之际，国力依然弱小之时，向世界表明美国已经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向世界施加自己的影响。门罗宣言引起了列强的不同反应，最终结果却是英国无赖的接受了门罗主义，神圣同盟受到沉重打击，美国获得了外交的胜利。排除其他评价因素，从国家利益和战略的角度来看，门罗宣言是成功的。在以后的历史中，门罗主义在事实上和外交风格上塑造了美国一个多世纪的对外关系，美国日后的发展、强大离不开门罗主义的作用。三、门罗主义的国际战略启示门罗主义在美国国力弱小的情况下发表，它的提出和产生经久影响，有当时美国决策层的深谋远虑，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启示是多方面的，其意义已经超越了门罗宣言乃至国际关系本身。首先，门罗主义体现了一国社会制度先进性对外交决策的积极影响。外交从根本上说是一国内政的延续，外交水准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政治状况的体现，先进的经得起考验的政治制度能激发国民蓬勃向上的朝气，一个先进的国内政治制度将为外交提供适宜和有效率的决策体制，创造积极进取的外交风格，是积极外交的力量之源。而且，先进制度的吸引力本身就是外交的巨大优势，吸引别国学习借鉴本国制度，增加相互信任，其产生的作用是物质力量无法代替的。相反，一个落后的政治制度将制约外交发挥主动性，一方面，落后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外交决策体制的落后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另一方面，落后的国内政治制度在外交上往往成为别国的攻击目标，外交人员的很大精力将牵掣在应付解释制度的合理性上，外交的战略决策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可以断言的是，不具备制度吸引力的国家的实力发挥将受到极大制约，将难以成长为一个经久的大国。厄恩斯特·R·梅曾经指出，"就门罗主义而言，我的结论是其结果最好通过国内政治来理解"。[14]亚当斯的见解得到认可并最终通过门罗宣言的形式发表，是美国适宜的外交决策体制的产物。民主共和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前人类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当时，君主专制制度在世界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其时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病已经充分暴露，在西欧各国已经呈现颓势；与此相对照的是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生机和活力，美国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对民主共和制度充满信心，美国的孤立主义思想就包含对民主共和制度优越性的理解，要将美国的独特制度与旧大陆的专制制度分隔开来。门罗宣言终究也包含对自身政治制度优越性的理解。门罗主义中的"两个半球主义"和"非扩展原则"，前者的提出是基于欧洲和美洲的制度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包含着认为美国建立的和美国希望在美洲新独立国家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优于旧大陆的君主专制制度；后者指美国视欧洲列强将它们落后的专制和殖民制度扩展到美洲的企图为对美国"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反对神圣同盟在拉美恢复旧制度，有先进的制度可供选择，就不应该再退回到落后制度。"非殖民原则"和"不干涉原则"也多少包含认为民主共和制度优于专制殖民制度的因素。不能排除当时美国的决策者在国家实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发表门罗宣言包含对民主共和制度有充分信心的因素，对政治制度优越性的理解促成了外交上的积极行动，尽管"美国扮演该角色所需的物质力量如果受到进一步考验实际是不存在的"。[15]门罗主义在拉丁美洲各国受到普遍欢迎，也在于玻利瓦尔、圣·马丁等人向往在拉美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对共同制度的向往促进了拉美和美国的理解，美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转化为外交的优势。其次，门罗主义是美国政治精英建设强大国家决心和信心的延续和发展。一个国家是否要争取强国地位必须由它自己来决定。在实力弱小时，国家往往选择"搭车"战略，为国家崛起积蓄力量。但一个国家要最终崛起为一个大国特别是新兴领导国家，在确立大国地位前展现出朝气蓬勃的国民心态，在国民特别是在精英层表现出追求国家强大的强烈愿望和信心，在外交风格上呈现积极有为的姿态。通俗一点说，新兴大国在大国地位确立以前，它的作为起码要"像"一个大国的样子。在保持与现有国际体系和谐的前提下，在一些关键时刻，借助一些重大事件，以大国姿态明确的向世界表明自己的独立立场，既向世界宣示本国作为大国应有的影响力，因为一个国家争取大国地位的成功最终还是取决于别国的承认，也可为本国外交树立经久的传统，延续的强国外交传统是国家强大的持续动力。当然，这不是要在国家实力不够强大的情况下，承担超过实力所允许的责任，追求实力达不到的国际地位。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表达了建设"自由的、进步的伟大国家"，为人类树立"由正义与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且新颖的榜样"[16]的思想，建设新的强大国家是美国建国后历届政治精英的不变追求，新兴的美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迹象。美国建国后，长期奉行孤立主义思想，不介入列强纷争，一心一意提高自身实力，但在一些重大国际事件中，美国已经开始呈现一个新兴大国的姿态，在对待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问题上，在1812年美英战争中，美国外交开始展现自己的特点，门罗宣言的发表，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登上国际舞台。亚当斯的意见能够为其他美国决策者接受，有亚当斯个人因素作用，更重要的在于门罗和其他决策者同样有追求国家强大的理想，"不是亚当斯通过一个人的斗争建立起至关重要的信念，而是门罗已经形成了美国应该和英国平等的思维。"[17]美国的大国姿态在门罗宣言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它（门罗主义）表现出美国在1823年已经是一个大国，这个国家那时已经享有它今天所拥有的尊敬。"[18]除去其他因素，美国决策层对于国家强大的信心和决心对于门罗宣言的发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总体保持孤立主义的情况下，在关键时刻，美国的决策者抓住机会赢得了列强的认可并开创了延续的传统。实际上，直到门罗宣言发表，美国才开始被当时的列强作为一个大国看待，大国地位得到列强的接受。门罗主义成为美国外交的"一块顶石"，开创了美国新的外交传统并经久的延续下去。玛丽·贝克·爱德在1923年《纽约时报》纪念门罗主义100周年的文章中写到："我严格信奉门罗主义、我们的宪法和上帝的律法。"[19]最后，新兴大国要引领国际关系趋向文明进步。纵观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是不断趋向文明进步的，这一趋势推动国际关系不断进步、不断趋向文明。同时，国际社会的发展又是阶段性的，国际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大国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有特定的时代要求。既有大国保持大国地位和新兴大国崛起，必然自觉或不自觉的使自身的行为方式和道德水平符合时代的要求，成为国际关系体系前进的引导者；不能适应时代进步要求的大国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最终将被历史的选择所抛弃。国际社会从最初的"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演进到今天的相对文明状态，是历史进步的必然结果。[20]对于处在崛起进程中的新兴大国，不仅需要增强自身实力，在国际关系领域，为国际社会引入新的准则，引领所处时代国际关系趋向文明进步，能够做到这一点，该国将获得道义力量的支撑。在任何时候，新兴大国尤其是开创一个国际新时代的先导国家的崛起离不开道义力量的支撑，而且这种道义力量的支撑具有超前性。门罗时期，国际主流的政治制度是君主专制制度，国际关系准则是基于权势平衡的均势政治，殖民制度盛行。在这样一个时代崛起的大国，要遵循既有的国际文明准则，将已有国际文明向前推进。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为国际社会注入新的选择，代表了那个时代发展的方向，如前所述，这是美国外交的一大优势。"美国历史上从未曾参与过均势体系"，[21]门罗宣言包含对均势体系的拒绝，在列强忙于权势斗争之时，美国暂时置身其外，对当时普遍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一个超越。门罗主义提出了"非殖民原则"，适应了拉美各国寻求独立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止殖民主义在拉美复辟的作用，赢得了拉美独立各国的认可，在当时的拉美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是那个时代国际关系的一个进步。"非扩展原则"和"不干涉原则"对当时习惯于扩张和干涉的其他列强的冲击也是很大的，所以保守的梅特涅才会诅咒门罗宣言是"邪恶的教义和危险的榜样"。在门罗时代，门罗宣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关系文明的进步方向，道义的无形力量起到了弥补美国实力不足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门罗主义本身包含美国控制拉美的野心，在以后的历史中，门罗主义被美国的扩张主义者不断加以扩展，发展成为美国扩张主义的幌子。以今天的国际文明标准来衡量，对它所代表的国际关系准则进行谴责是可取而且必要的。这也正是不能对门罗主义加以肯定的原因所在。注释：[1]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63, pp55-56.[2] Ibid, p57.[3] [美] 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28页。[4] [美]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3页。[5] [英] C·W·克劳利等编：《新编剑桥史：动乱年代的战争与和平：1793--183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0页。[6] 未能获得当时美国和列强经济的准确数据，根据保罗·肯尼迪著作中的数据大致推算出。参见[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页，表6。[7] [美] 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金：《美国军事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页。[8] 徐世澄：《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9] Ernest R. May, The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5, p198.[10]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1814-1871》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页。[11] 参见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论·战略思考》，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633-634页。[12]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63, p46.[13] 昆达尼拉说："泛美主义最初确实是拉丁美洲人的事情。像'美洲代表大会'、'民族代表大会'、'总联邦'、'总代表大会'、'大联邦'、'永久同盟与联邦'、'美洲同盟'、'世界最大国家'（指全美洲而言）、'美洲公约'、'诚意的联邦'、'真正美洲联盟'、'姊妹国家集团'以及玻利瓦尔的'永久同盟'、'联盟与联邦'等名称在十九实际初期拉丁美洲的政治词汇里是所在皆是的。"参见[美] 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31页。[14] Ernest R. May, The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5, preface.[15]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63, p54.[16] [美] 乔治·华盛顿："告别演说"，载王建华、蒋荣钧：《世界名人演说精粹》，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17] Ernest R. May, The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25, p202.[18]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63, pp54-55.括号内文字为作者所加。[19] 转引自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63, Foreword.[20] 参见拙文："负责任的大国观"，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0期，第72页。[21] [美]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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