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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都愿意诗和画弄在一张纸上比方说苏轼他就是最常见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一大作家
第17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第18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其实有一个很容易的方法，你去图书馆看一下他的诗歌集，记得要连着史书一起看，一般来说史书的评论都事很中肯的，看宋代的史书，对于那个时候的评论就最好。还有有条件的话找一个学中国画的，让他帮你找有王维的诗的画。综合这些，应该就差不多了。不过呢，个人意见，即便具备以上的条件，这样的论文还是很难写出新意来的，最好比较生僻点的素材，陶渊明之前也不是大诗人。O(∩_∩)O选个好材料，说不定能做个伯乐呢。
于凯, 王维*等. 初始非饱和多孔物料对冷冻干燥过程的影响. 化工学报, 2013, 64(9): 3110-3116.王维*, 许英梅等. 介电材料辅助的微波冷冻干燥的数值模拟. 高校化学工程学报, 2012, 26(4): 575-580.王维*, 王璐瑶等. 流化床氛围下多孔物料干燥传热传质的数值模拟. 化工学报, 2012, 63(4): 1044-1049.王维*, 潘艳秋, 赵明举等. 介电材料辅助的微波冷冻干燥的实验研究. 高校化学工程学报, 2010, 24(6): 921-928.
王维是盛唐时期杰出的诗人兼画家,是整个盛唐文化精神的凝聚,是盛唐的第一位大诗人。王维以他的山水田园诗独树一帜,其诗歌创作成就很高,对后世诗人及诗歌创作有深远影响,后世的许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论述。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王维的生平及思想、王维的艺术成就以及王维山水田园诗对后世的影响。其中也有汲及王维山水田园诗语言特色的研究,本论文就这一论题进行系统的分析和阐述,以图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有所贡献。基于此目的,我对涉及本论题的前人关于王维诗歌创作的研究进行了阅读,就研究现状而言,概括起来可分以下几个方面：一 关于王维生平及思想的研究关于王维的生平有不少研究,如赵殿成笺注的《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介绍了王维的生平、生活背景，记录了王维四百二十一首诗歌；还有陈铁民著《王维年谱》（选自《王维新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一文将诗人一生的行事作了详细的考述；陈铁民在《王维生平五事考辨》（同上）中确切地说了王维隐居、做官的时间及次数、地点；陈铁民还在《王维生年新探》（同上）中推定了王维生于701年。王维的思想比较复杂。他一生奉佛，尤其到后期，他对佛教的信仰更深了，《论王维的佛学信仰》（选自陈铁民《王维新论》）中提到王维大抵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来汲取佛学思想的。他对奸臣专权的黑暗统治感到不满，不愿同流合污，但又具有封建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于是产生逃避现实的想法，正是这些使王维转向佛学。
王维在画史上被推崇为南宗画之祖王维山水画的最大特色是“画中有诗”，就是诗画融合，将自己的感情结合现实中的山水，表达出一种特定的境界。他自称“当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可见对自己绘画作品的自负。苏东坡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既概括了王维诗、画艺术总的特色，也一语道破了王维山水画和文人画的妙处，影响了以后画风的发展，同时奠定了王维的绘画地位。 王维山水画的另一个特色是“意在笔先”，相传王维撰写的《山水论》第一句就是：“凡画山水，意在笔先。”《新唐书·王维传》说：“画思入神，至山水平远，云势石色，绘工以为天机所到，学者不及也。”所谓“画思”，不仅仅是指构图布局，也包含情感的表达。“意在笔先”无非是说作者在创作之前，创作意图早已经在胸中孕育成熟，而作品不过是“意”的再现，王维的作品《辋川图》就是如此，所以朱景玄评价说：“意出尘外，怪生笔端。” 王维山水画表现技法上的特色是以浓淡水墨进行渲染，与李思训著色山水的画法有所区别，从而形成朴素淡远、韵味高清的风格，给绘画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后代文人画产生了巨大影响。王维之后水墨山水逐渐兴盛，自成一派，而他的筚路蓝缕之功终不可没，后人推崇他为南宗祖师也是不无道理的。
王维诗、书、画、音乐都很擅长，而且还官至尚书右丞。王维的画喜用雪景、剑阁、栈道、晓行、捕鱼等题材，其画以笔墨精湛、渲染见长，具有“重”、“深”的特点。据唐人记载，王维的山水有两种面貌。一种自己落墨，指挥工人布色，“原野簇成远树，过于朴拙，复务细巧，翻更失真”。另一种山水松石，面目像吴道子，而风标特出，笔力劲爽，以破墨而成。内容源自网络。希望回答能够帮助到你。
王维在唐代早已画名流传，到明末时由于董其昌的大力推崇，后被尊为中国山水画的“南宗鼻祖”。王维开启了文人画传统。他的画体现了文人士大夫向往超然、闲适的情怀，追求更多观照内心的与禅宗精神相契合的“自然”境界。他的画风、绘画思想対中国山水画发展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至少，后世占据中国古代山水画主流的文人画系统，都接受了王维的影响，明代董其昌更是明确的在《画旨》中云：“文人之画，自右丞始”。
好的研究思路一是要扣题，二是要开阔，三是要清晰。
所谓扣题，就是要紧紧地把握住课题题目，不偏离这个题目研究的方向，也不要超出这个范围。要准确地朝着研究目标达成的方向。整个思路具有合理性，不扩大化。
所谓开阔，就是指研究思路要涵盖研究的内容，体现各项研究内容的先后顺序，基本要达到一一对应关系。而且要结合实际写具体一点，不要太抽象。通过研究思路的表述，把研究目标和内容串起来。
所谓清晰，就是研究思路应该体现研究的过程性的逻辑关系，让看的人，特别是评审专家明明白白研究的基本路径。先做什么，取得什么结果以后，又再做什么等等，一步步把研究工作的基本过程讲清楚。
研究思路的撰写方法
按研究目标的指向，紧密围绕研究内容来写，用关联词将研究内容串联起来，务必做到不遗漏研究内容，不新添研究内容。
例如：一个常用的研究思路是：第一，在研究的前期进行哪个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文献综述；第二，进行实证研究，调研什么并分析调研结果，建立事实依据。
第三，进入探索阶段，根据前面的调研结果，提出新的对策并不断在哪个范围的实践中修正完善；第四总结成果，用什么方法来检验并完善成果。
论文的研究与写作思路其实就是“三段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以，写论文要有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目的。
王维是盛唐时期杰出的诗人兼画家,是整个盛唐文化精神的凝聚,是盛唐的第一位大诗人。王维以他的山水田园诗独树一帜,其诗歌创作成就很高,对后世诗人及诗歌创作有深远影响,后世的许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论述。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王维的生平及思想、王维的艺术成就以及王维山水田园诗对后世的影响。其中也有汲及王维山水田园诗语言特色的研究,本论文就这一论题进行系统的分析和阐述,以图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有所贡献。基于此目的,我对涉及本论题的前人关于王维诗歌创作的研究进行了阅读,就研究现状而言,概括起来可分以下几个方面：一 关于王维生平及思想的研究关于王维的生平有不少研究,如赵殿成笺注的《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介绍了王维的生平、生活背景，记录了王维四百二十一首诗歌；还有陈铁民著《王维年谱》（选自《王维新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一文将诗人一生的行事作了详细的考述；陈铁民在《王维生平五事考辨》（同上）中确切地说了王维隐居、做官的时间及次数、地点；陈铁民还在《王维生年新探》（同上）中推定了王维生于701年。王维的思想比较复杂。他一生奉佛，尤其到后期，他对佛教的信仰更深了，《论王维的佛学信仰》（选自陈铁民《王维新论》）中提到王维大抵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来汲取佛学思想的。他对奸臣专权的黑暗统治感到不满，不愿同流合污，但又具有封建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于是产生逃避现实的想法，正是这些使王维转向佛学。
本文着重研究XXXXXXXXX，从XXXXX、XXXXXX两方面对XXXXXX分析为基础，提出5个假设命题，并通过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进行实证研究。按照以下思路构建全文，分为三部分共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为文献综述、第三章为理论分析、第四章为实证分析、第五章为政策建议，其中三、四、五章是论文的核心内容。第一部分为一、二两章，是文章的理论基础：第一章主要概述……blablabla~~~第二部分包括第三、四两章，是文章的核心部分：第三章分析……blablabla~~~第三部分是文章的XXX部分……blablabla~~~
王国维： 旧红学家中，有一位既不是评点派，也不是索隐派、题咏派，而是自成一派的，他就是王国维。王国维是最早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批评《红楼梦》之艺术价值的红学家。王国维首先建立了以哲学和美学双重理论基础的文学批评体系，其次他提出辩妄求真的考证精神，使红学的研究能脱离旧红学的猜谜式的附会。 新红学主要派别及思潮
内容提要王国维的意境论与境界说不能混为一谈：论述意境的文献是《人间词乙稿序》，而境界说则出自《人间词话》；意境可以分解为意、境、观三要素，而境界则主要指真情或心灵境界，无法分解；意境论受西方理论影响的痕迹较明显，而境界说则体现了回归中国传统诗学的倾向。关键词意境论；观；心灵境界；境界说王国维的境界说对于20世纪中国文艺境界论有着重大影响，但一般论著又大都将王国维的意境论与境界说混同，并过多地用西方美学理论来分析境界说。我们这里希望进行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一、意境论在王国维的有关论著中，出现过“境界”、“意境”、“境”三个近似的概念。其实，王国维的意境论与境界说区别颇大，《人间词乙稿序》所体现的理论是意境论，而《人间词话》的观点则是境界说。其意境论主要流露出西方式的分析推理倾向，所以我们称之为“意境论”；而其境界说则主要体现了中国传统诗话、词话的特色，重在直觉感悟和经验描述，所以我们称之为“境界说”。在《人间词话》发表以前，王国维曾发表过《人间词》。其中《人间词甲稿》收入作者1905年以来所填词共61阕，1906年发表于《教育世界》杂志第123号上；《人间词乙稿》收入甲稿以后所填43阕词，1907年发表于《教育世界》第161号上。两稿均有署名为“山阴樊志厚”的小序，被分别称为《人间词甲稿序》、《人间词乙稿序》。赵万里认为，此二序均为王国维自撰而假托樊志厚。王国维的意境论最为集中地表达在《人间词乙稿序》中。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意境”一词就出现了16次之多，而将“意”与“境”二者分开来讲的又达6处，而“境界”一词则根本没有出现。因此，这是一篇名副其实的“意境”论而不是什么“境界”说。我们将“意”、“境”分开来讲的文字抄录如下：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乙稿·蝶恋花》之“百尺朱楼”等阕，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1］以上两段话中，“意”与“境”首先是相并列的两种文学要素，王国维不仅多次将它们分开来讲，而且还使用“意、境两浑”、“意、境两忘”这样的表达方式，足以说明二者不可轻易混同。而“意境”则是这两种要素组合形成的一种结果。这种论述方式给我们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王国维之所以在这里选用意境一词，原因在于意境这个词能够分解为“意”与“境”两种要素。这两种要素可以对应于王国维1904年发表的《文学小言》中所说的“文学之二原质”。《文学小言》第四则指出：“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1］这里所说的“景”、“情”，王国维又分别称为“知识”与“感情”。我们认为，《人间词乙稿序》中的“境”与《文学小言》中的“景”相近，而“意”则和“情”、“感情”相近。王国维既然将文学的原质区分为二，那么这二者又如何统一起来呢？我们注重到，无论是《文学小言》还是《人间词乙稿序》，王国维都提到一个“观”字，并且王国维明确地说文学之所以有意境，是因为它“能观”。因此，在王国维的意境论中，实际上涉及到意、境、观三个方面。在这个三元结构中，“观”的意义最为重要，它是意境产生的基础。所以，准确理解“观”的思想渊源及其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功能，就成为准确把握王国维意境论的必要前提。概括地说，“观”的含义可从中西两种思想传统来了解。从西方美学角度来说，王国维曾经花了很大功夫研究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和美学，并完全接受了二人审美无利害的观点，将审美与人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现实人生只有借助美和艺术，才能从生活痛苦中超脱出来，因为只有美是“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的，只有美和艺术才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他的《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一文写道：此利害之念，竟无时或息欤？吾人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竟不获一时救济欤？曰：有。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何则？美之对象，非非凡之物，而此物之种类之形式，又观之之我，非非凡之我，而纯粹无欲之我也。［2］这里出现的“观美”、“观之”，都是对于美的对象的欣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审美。王国维非凡强调，进行审美的人，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人，而是一个“纯粹无欲”的人，只有“纯粹无欲”的人，才能观照到“物之种类之形式”，也就是叔本华所说的事物的“理念”。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还说：^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2］这说明，美、美感、审美活动的突出特点是超功利性，就是对生活欲望的超脱，从而使人超脱人间痛苦。人在审美静观中处于一种物我两忘、情景交融的无差别状态，物、我对立关系的消失，意味着生活欲望的消失和对人间痛苦的超脱。在中国古代思想中，“观”的观念产生很早，《易经》中就有“观卦”，《老子》曾言“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3］理学家邵雍有《观物》内外篇，提出“以物观物、以我观物”等说法。所有这些命题，其底蕴大都不外乎《老子》所言“涤除玄鉴”，即涤除人的各种欲望以观大道。关于这一点，我们下文还要具体讨论。总之，王国维的意境论是一个包含三种要素的三元结构，简单地用“情景交融”来理解其意境论，必然产生偏差。而这种偏差在20世纪文艺意境论研究中屡见不鲜。而一个人能观与否，又取决于他的心灵境界。所以“观”某种程度上就是心灵境界的同义词。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意境和境界才具有内在联系。王国维稍后提出的境界说作为“探本”之论，所突出的正是诗人的心灵境界。换言之，王国维《人间词话》标举的境界说，无非是对前此意境论之基元的“观”的突出强调。二、境界说我们上文曾经提出，王国维的境界说主要体现在1908年发表的《人间词话》之中。由于相关版本的复杂性，有些学者混淆了《人间词话》与其附录的关系，误将《人间词话》所附的《人间词乙稿序》认作《人间词话》的内容，从而为混淆王国维的意境论与境界说提供了文献上的方便。我们首先看一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概念使用情况。与《人间词乙稿序》高密度地使用“意境”一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间词话》126则中只有一次使用了意境，并且，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明，这个“意境”的含义近于“情感”等，而不可能分解为“意”与“境”两要素。出现意境的第42则这样说道：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1］这一则评姜夔词，意境是与“格调”对举的，我们可以据此来分析意境的含义。紧接着这一则的第53则在批评姜词时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1］在这句评语中，“格”与“情”是对举的；假如说“格”指“格调”，那么，“情”就指“意境”。这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可以找到佐证，如郑板桥所说：“一丘一壑之经营，小草小花之渲染，亦有难处；大起造、大挥写，亦有易处，要在人之意境何如耳。”［4］意境指人的情感和思想的深度。在《人间词话》中，大量出现的是“境界”和“境”两个概念。据笔者统计，境界共出现22次，境出现23次，并且完全可以肯定，“境”就是“境界”的略语。如第6则写道：“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1］第26则提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下面就分别说“第一境”、“第二境”、“第三境”。［1］假如我们将《人间词话》中出现的境字都视为境界的略语来统计的话，那么，境界一词的出现总数将多达45次。十分明显的是，《人间词话》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是境界。要准确理解王国维境界说的含义，我们有必要结合他《人间词话》以外的论著。王国维最初用到境界的是《红楼梦评论》这篇闻名论文，在那里，境界共出现了2次，指的是为人所感受的“世界”或小说作品所描绘的艺术世界。《清真先生遗事》的一段较长文字，非常明确地将境界区分为二，一为“常人之境”，一为“诗人之境”。这些，都为我们理解《人间词话》的境界说提供了参照。《人间词话》有“手稿本”与发表的“通行本”之别。将二者进行对比就会发现，手稿本与通行本文字出入并不大，但二者次序完全不同。手稿本125则排列比较随意，难以寻绎出什么头绪；但发表的64则却不同，其理论线索颇为可寻。可以肯定的是，王国维在发表《人间词话》时，对各则的次序经过比较专心的排列。一般说来，发表本64则的前9则所标明的是王国维的评词标准，但这1—9则在手稿本中分别为第31、32、33、36、37、35、46、48、79则，调整的幅度相当大。我们先来看第1则：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1］细致看来，这一则实际上包括了三层意思。“词以境界为最上”所要解决的是“词应该怎么样”这一问题，也就是关于词的理想，王国维提出词应该把境界作为最高要求；第二层意思所解决的是“有了境界会怎么样”的问题，王国维认为词有境界自然会形成“高格”，自然会有“名句”；第三层意思则提出五代、北宋词之所以绝妙无比，正在于有境界。要理解王国维这些提法的含义，必须了解王国维论词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首先要弄清王国维为什么把境界作为词的最高要求。关于王国维的词论背景，已经有学者从词史的角度进行过说明。如王镇坤曾指出：“夫考先生之严屏南宋者，实有其苦心在。词自明代中衰，以至清而复兴。清初朱、厉倡浙派，重清虚骚雅而崇姜、张。嘉庆时张皋文立常州派，以有寄托尊词体而崇碧山。晚清王半塘、朱古微诸老，则又倡学梦窗，推为极则。有清一代，词风盖为南宋所笼罩，卒之学姜、张者流于浮滑，学梦窗者流于晦涩。晚近风气注重声律，反以意境为次要，往往堆垛故实，装点字面，几如铜墙铁壁，密不透风。……先生目击其弊，于是倡境界之说以廓清之。《人间词话》乃对症发药之论也。”［5］这一段话尽管也混同了意境与境界，但它从清代词史的角度，说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乃是一部“对症发药之论”，非常清楚地指明了《人间词话》标举境界的历史原因。从这里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断定，境界是与“声律”、“故实”、“字面”相对立的，它只能是作者的感情。联系王国维的其他论述可知，王国维强调文学作品要有真情，反对过分讲究格律雕琢辞藻，还不满“深文罗织”式地发掘作品的“微言大义”。从时代的角度说，王国维最为推崇的是北宋词，经常批评的则是南宋词。假如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忽视了王国维所对之“症”而空谈理论，非凡是像时下的一些论著，过分地用西方美学理论来发挥引申，势必愈骛愈远。这是我们理解王国维境界说的基本前提。以此为背景再来考察《人间词话》第1则，那么其含义就十分明朗，它绝不是空发议论，空谈理论；也就是说，它并不试图回答“什么是境界”这个问题，而是直接提出“词应该怎么样”，“词有境界会怎么样”，并以五代北宋词为例来说明这一论断。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它不同于《人间词乙稿序》的意境要素分析方式，而是与中国古代大量的诗话、词话一样，进行直观的经验描述。并且，“境界”的含义在此并非传统诗论中的“情景交融”式的意境，而是接近于王国维所评姜夔词中“有格无情”的“情”，王国维在其它地方又称为“真情”。在回答了“词应该怎么样”、“词有境界会怎么样”两个问题之后，紧接着的第2、3、4、5等四则所写的则是“境界有什么样的形态、种类”。关于境界的形态、种类，王国维有两种区分方法，一种侧重从境界的构成材料的角度来讲。第2则与第5则分别从“自然”与“理想”的关系将境界划分为“造境”与“写境”两种：造境是理想派诗人创造的虚构境界，写境是写实派诗人创造的与自然现实相似的境界。这一区分实际上是在讲文学与自然人生的关系。对于境界形态的另外一种区分侧重从物、我关系的角度来谈，这主要是《人间词话》第3、4两则的内容：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1］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美丽，一宏壮也。［1］从词源上来看，“以我观物”与“以物观物”都是宋代理学家邵雍的话。邵雍的著作《观物篇》解释过什么是“观物”：“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6］这说明，“观物”并不是对于外物的观察了解，不是感性地反映外物，也不是理性对于外部事物的分析综合或抽象。其实质是指人对于身在其中的整个世界的态度和觉解，是人基于一定的精神境界观照事物、看待事物的态度。总之，观物不是西方熟悉论意义上的“熟悉”，而是在一定精神境界上对于事物本性的审美式把握。正因为如此，精神境界的层次决定了观物所见的层次：“以目观物，见物之形；以心观物，见物之情；以理观物，见物之性。”［6］古代理学家追求的都是通过心灵境界的提升而达到“以理观物，见物之性”的最高层次。所以邵雍又说：“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于暗。”［6］可见，“以物观物”也就是“以理观物”。从唐代李翱的“复性”说开始，理学家们都将“性”视为高于“情”的境界而重性轻情，邵雍的观物论也不例外。那么，如何达到以物观物的境界呢？古代哲学所提供的途径是“破我”而“无我”，也就是把一己“小我”提升为与天地合一的“大我”。《庄子·齐物论》所谓“吾丧我”，《庄子·逍遥游》所谓“至人无己”是最早的理论，佛学论述破除“我执”的言论更是不胜枚举。“无我”一词在唐代以后颇为流行，如孟浩然有“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7］的诗句。王国维之前刘熙载《艺概》曾以“无我”之说论艺，如说司马迁文章“其秘要则在于无我，而以万物为我也”。［8］王国维“有我”、“无我”说显然脱胎于上述言论。他所举的陶渊明的诗句，所表达的正是“纵浪大化中”的天人合一境界，其底蕴与中国美学传统为近。同时，王国维认为多数诗人只能创造“有我之境”，只有杰出的诗人才能创造“无我之境”。这表明他更推重“无我之境”，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与天地合一的“大我”境界。因此，尽管这两条的内容与《人间词乙稿序》的意境结构论极其接近，我们也不宜夸大西方美学理论的影响。在论述境界的特征时，王国维表现出更加明显的传统倾向。《人间词话》第6则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1］这则词话的第一句是对境界的解释，这一解释与佛学的境界论完全一致：境界既指景物这样的“外境”，也指第六识“意识”的对象——人的喜怒哀乐这样的“内境”。令人玩味的是第二句话。既然已经明确解释了境界的涵义，为什么又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呢？这表明王国维对于景物和人的感情都有两种区分：一般的景物与“真景物”，一般的喜怒哀乐与“真感情”。“真”成为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真主要指一种与天相合的境界，如《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9］庄子所说的“真人”与“至人”、“圣人”都是与道合一之人，是老子所说“返朴归真”、具有“赤子之心”的人。因此，这种意义上的“真”与一般的真实、熟悉论意义上的“真理”都不同，它主要是指合乎天性的性情之真。王国维对此多有论述，如《人间词话》第16则指出“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1］李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阅世很浅，作为一国之主是缺陷，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作为词人则是其优点。《人间词话》第17则甚至以他为例说“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1］第18则词话又指出：“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1］宋道君皇帝被金人俘虏后作《燕山亭》词，只不过慨叹自己的遭遇，没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远不如具有同样遭遇的李后主，词中所写感情上升到全人类的普遍感情。王国维又在第15则中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1］“眼界大”与“感慨深”也就是“大境界”。因此，尽管第8则也说过“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1］的话，似乎不在乎境界的“大小”，但实际上王国维所看重的无疑是像李后主词那样的“大境界”。所以，词话第51条又称赞，像“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长河落日圆”、“夜深千帐灯”这样的境界为“千古壮观”。［1］从心灵境界的角度说，“真”就是“真我”。王国维在研究沈石田、恽南田的《二田画记》一文中，提出了“真我者得之于天，不以境遇易”［1］的说法，表明其有关“真”的看法与“无我”的看法是一致的，都有中国古代老庄哲学的影子。与“真”相关的是自然。自然可以视为真的另外一种讲法，也是指天性的自然流露。词话第52条极力称赏“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的纳兰性德词“真切”，为“北宋以来”的唯一者，［1］于此也可见出中国传统审美理想的流露。由此可见，王国维主要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指出了文艺境界产生的根源，认为诗人的人生境界是诗词境界的基础。《人间词话》中曾经明确地将自己的境界说与古代诗论联系在一起。第9条首先引用了严沧浪的“盛唐诸公，唯在爱好”一段话，然后这样写道：^然沧浪所谓“爱好”，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1］词话的删稿第13条又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1］这两条词话表明，王国维自觉地将自己的境界说与古代的“气质”、“爱好”、“神韵”三种观点进行比较，认为只有自己的境界说才是“探本”之论，只有境界才是文艺作品之“本”，而其它三种则都是“末”。应该承认，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气质说、爱好说，都是对于诗人主体特性的研究，只不过这二种说法无法将诗人超越常人的心灵境界突显出来，而神韵说则侧重于作品的接受效果，并非对于诗人主体特性的研究。凡此种种，使王国维觉得它们都不如直接提出境界，更能够明确地揭示文艺活动的根本条件：艺术家的心灵境界。这与王国维的诗学观念是紧密相连的。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王国维认为“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其中想象的条件也必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1］《文学小言》则提出：“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1］所谓“肫挚之感情”、“高尚伟大之人格”，都是心灵境界的别称。《此君轩记》一文则以“岁寒三友”之一的竹为例，指出竹子的“超世之致，与不可屈之节，与君子为近”。［1］所以，具有竹子之致、之节的古代君子，“其观物也，见夫类是者而乐焉，其创物也，达夫如是者而后慊焉”。［1］画家画竹并非对于竹子的一般描绘、镜子式地反映，而是将“彼独有见于其原，而直以其胸中潇洒之致，劲直之气，一寄之于画，其所写者，即其所观；其所观者，即其所畜者也。物我无间，而道艺为一，与天冥合，而不知其所以然”。［1］在这里，物与我是一体的，根本不存在熟悉与被熟悉、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画家所画的是其“所观”者而不是客观存在的竹子，其“所观者”又是其“所畜者”，也就是画家自己的心灵境界。因此，画家画竹时所画的并非竹子，而是画家自己的心灵境界，此之谓“写意”。王国维在这里提及的“物我无间，而道艺为一”、“与天冥合，而不知其所以然”两句话，集中体现了庄子哲学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王国维的境界说所强调的并非什么“情景交融”，而是与情、景二要素相对的“观”，亦即心灵境界；文艺作品的境界只不过是诗人心灵境界的物态化，是艺术家对于心灵境界的一种肯定方式。将境界混同于意境表明：20世纪的美学与文学理论已经淡忘了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心灵境界的特点。
王国维研究哲学，先是读康德的书：《纯粹理性批判》，书很深奥，难以悉解。他便又读叔本华的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深受叔本华的影响。 王国维写了《汗德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和尼采》、《书叔本华遗传说后》、《释理》等论文，全面介绍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思想。王国维深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法律、政治各方面的阐述都运用了叔本华的思想。他认为哲学和艺术是探求精神上永恒的真理，人生哲学就是探求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以及其解脱之道。美学是感发人的情绪，洗涤人的精神，揭示人生的真义，使人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的解脱的功效。他写了《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文学小言》等文，是发挥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名篇。他又写了《红楼梦评论》一文，分析曹雪芹创作的小说《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他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红楼梦》一书的基本精神是展示了生活之欲造成的巨大苦痛，从而走上了解脱之路。
在戏曲研究中，他是偏考证的，开戏曲史研究之先河；另，与他同时代的吴梅则是篇戏曲本身之研究，如制曲、度曲等。
王国维（1877—1927）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他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 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一、家世渊源 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开封。《宋史》有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传，远祖王圭、王光祖、王禀、王荀四世，均以战功显赫，其中王圭、王禀及王荀死于国难，尤以王禀于靖康元年，在太原抵抗金兵，守城御敌而殉国，是一位勋绩卓著的抗金民族英雄。王禀之孙王沆随宋高宗南渡，袭安化王爵，赐第盐官，遂定居于此，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到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已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海宁旧有安化王祠，始于明弘治年间，嘉靖壬子年毁于火，后又重建，移之邑治之东，今旧祠已不存。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将王禀及袭封前爵、赐第盐官的王沆，在海宁受到当地人民的长期敬仰。王国维对此也深感自豪，撰有《补家谱忠壮公传》。 二、治学活动及主要经历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三年旧历丁丑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浙江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自1877年出生到1899年赴上海就读农学社及东文学社以前，他的童年、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海宁故乡度过的。四岁时，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蕴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而他的读书生活，则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誉的影响。王乃誉，字与言，号莼斋，早年读书并习贾于茶漆肆，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博涉多才，治学精进不穷，尤于书法、画理用力最勤，著有游目录八卷，古钱考一卷及其它文稿，题画诗、画粕等数卷。王国维生活在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里，从小聪颖好学。1883年，他七岁起，先后入邻塾从师潘紫贵（绶昌）及陈寿田先生就读，接受过塾师的启蒙教育，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并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 1892年，王国维入州学，名在第六十余名，同年赴杭应府试未取。1893年，又赴杭应科试不第，1894年赴杭州考人崇文书院。他自从考入州学后，并未用主要精力准备应试，而是从博览群书中产生了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的兴趣。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向中国输入，王国维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虽然因为家贫而不能以资供其外出游学，他仍关心时事，研读外洋政书和《盛世危言》、《时务报》、《格致汇编》等等，至1897年，他在同邑陈枚肃家任塾师时，很不安心在家乡为人作家庭教师，由其父为之请人推荐留洋学堂，向往出国留学。 1898年正月，王国维由父亲王乃誉亲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学的航程，由水路抵沪，入《时务报》馆。二月，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其时在《时务报》社师事维新派人士欧榘甲，在东文学社从师日本教师藤田八丰、四岗佐代治，学习日文之余，兼学英文及数理等。是年戊戍变法，六君子遇害，王国维深感不平，“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据王乃誉《日记》）。1900年春，王国维为参加出洋考试及安排赴日留学事奔波，在罗振玉的资助及藤田、田岗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于1900年12月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因病于次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由东京返国抵沪，五月返家养病。八月后，赴武昌农学校任译授。王国维的编译工作，始自王氏在东文学社时期，日本留学后，他又在罗振玉办的《教育世界》发表了大量译作，继而成为该刊的主笔和代主编，通过编译，并加以自己的论述，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学人及国外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先进思想。他从1898年到上海（时年二十二岁），至1906年三十岁其间，除在东文学社、东渡日本留学，还曾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堂等。此时他以攻哲学为主，研究了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兼英法诸家，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又攻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教育学，所译心理学、逻辑学名著有开拓之功。他自称这一时期为，“兼通世界之学术”之“独学”时期。代表作有《红楼梦评论》及《静庵诗稿》、《人间词》。此外王国维曾担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三十岁以后，转治文学。他第一次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并对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进行介绍和比较，介绍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名著及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等人。同时，王国维还对美学、词学进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人间词话》，对中国戏曲史进行研究，撰有《曲录》等多部著作，为《宋元戏曲考》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解体，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侨居四年余。在罗振玉的帮助下，有机会静下心来做学问，研究方向转向经史、小学。他与罗振玉一家相邻居，平时互相切磋，往返论学，协助罗氏整理大云书库藏书，得以尽窥其所藏彝器及其他石器物拓本，并与日本学者广泛交流，学力乃骎骎日进。他在《国朝金文著录表序》中说：“东渡后，时从参事（指罗氏）问古文字之学，因得尽阅所藏拓本”。他治甲骨文字，始于此时。由于专力于研究新发现的史料，并能以古文字学为基础，研究古史，从古器物到古代书册、服装、建筑，所涉甚广，著述甚丰。此外，在戏曲研究方面亦有重大的突破，所著《宋元戏曲考》，被誉之为“戏曲史研究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巨著”。在日本期间，王国维有感于时局动荡和清王朝灭亡，结合人生体验，有诗作问世，编定诗集《壬癸集》。这一时期，他的生活颇安定，学术上也更有成就，他自述此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只因生计问题，有同乡邹安邀其返沪，为英国人哈同编《学术丛编》杂志，他不愿再以全家生活有累罗振玉，遂于1916年回国。在哈同“广仓学窘”《学术丛编》任编辑主任，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申骨文字及商周历史研究，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曾参与编摹《浙江通志》，为江南著名藏书家蒋汝藻编《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志》等。并将辛亥以来重要的研究成果，编成《观堂集林》，其中《艺林）八卷、《史林》十卷、《杂林》二卷，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按清代惯例，在南书房工作，大都应是进土、翰林以上学问渊博的著名人物，王国维虽只是布衣出身，以他的学识，与杨钟羲、景方、温肃三人同时入南书房工作，有幸得窥大内所藏，曾检理景阳宫藏书。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遂有崇仰他学问的胡适、顾颉刚等人推荐他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院长职，仅任教职。讲授《古史新证》及《说文》、《尚书》等课程，从事《水经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他自身的学术也更加精进，学术成果丰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论殷周、释甲骨、释钟鼎，处处卓绝，语语精到，皆出自己心得、发明和独创，对古代历史古代地理等研究做出重大贡献，博得海内外学人的推崇和尊敬。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鱼藻轩昆明湖自沉，终年五十岁。8月14日葬于清华园东一里西柳村七间房之原。清华大学有王国维纪念碑，至今仍存。1960年1月清华大学因基建迁其棺于北京福田公墓，一九八五年八月树碑，由著名金文专家、受业弟子、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戴家祥撰碑记，著名书法家沙孟海书碑文。北京市文物局十分重视王国维之墓的修缮工作，投入资金及人力，于一九八五年修复。座落在观潮胜地浙江海宁盐官镇的王国维故居，亦于一九八五年修复，被定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中外学者和游人观瞻。 王国维娶莫氏，生潜明、高明、贞明。莫氏故世，继室潘氏，生子纪明、慈明、登明，生女东明、松明、通明（早殇）。 三、学术贡献及著述 王国维学识博大精深，著述宏富，通日、英、法诸国文字，先后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古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及西北地理、蒙古史、元史、图书管理学、版本目录学等多学科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治一门，通一门，造诣至深，且能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做出超越前人和时代的成绩，王国维学术思想和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巨大影响，享有国际盛誉。”“确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以通人之资，成专家之业的思想家、大学者”，虽然，他“离开我们已半个多世纪了，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各种创作、考释、校注、跋论、专文等，其中许多论断，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证明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易之论’，为中外学术界所敬仰。”（《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集、第三集前言）。 王国维运用甲骨文治商周史，这在学术界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他在甲骨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注意用新材料、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综合比勘。将甲骨资料与其他史料相互参证，在历史地理、古代祀典、制度、古文字辨析、甲骨断代、甲骨缀合研究诸方面均有创获，对学术界有巨大的影响。他在对殷王世系的考订中取得了卓著成果，所作《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是研究商代历史最有贡献的著作，这不仅是王国维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最大成就，亦为近代学术史上一大盛事。他根据卜辞中的地名与古文献相印证，撰成《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运用文献和金文资料写成《三代地理小记》、《鬼方昆夷猃狁考》、《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毫》、《说耿》、《说殷》等论文，进行了包括都邑在内的古代方国地理研究，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他还对殷代的祀典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著有《殷礼征文》，提出的一些重要论点至今仍确切不可易，他对殷代礼制的研究成果，对启发后人研究殷代文化制度有很大的帮助。所作《殷代制度论》，则运用甲骨文与古文献资料互相印证，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制度的演变。其研究方法为他首创之“二重证据法”，已成为后人疏通证明古代历史的科学方法，至今仍不失其重要意义。 王国维在史学研究方面，不仅是我国应用甲骨文、金文研究和解释中国古代历史的创始者，而且，他还以“熟于两汉史事”著称，他与罗振玉合编《流沙坠简》，从事两汉、晋屯戍诸简的考释工作，他在秦汉史研究中着重于考订史事及对汉郡的考释和西陲古地理的考证，主要著述有《秦郡考》、《汉郡考》、《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后汉会稽东部侯官考》、《流沙坠简序》、《汉魏博士考》等。他在唐史研究方面，第一个据唐写本考证唐史，在职官制度、均田制及其他史事考订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著名的韦庄《秦妇吟），是我国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韵文叙事诗，因讳曾长期不传于世，经王国维据《北梦琐言》及用残本互勘，才得以复传。他还证补唐史，填补了两《唐书》的空白。 王国维在匈奴史研究方面，根据古器物和古文字的考释，研究各族名称的历史演变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是近代国内史学界第一个研究匈奴族源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就匈奴的族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殷代的鬼方是匈奴的族祖，他从古器物、古文字考出其族源来自鬼方、昆夷、猃狁，其考订论证详细、精审，为匈奴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代表作《鬼方昆夷猃狁考》及《西胡考》、《西胡继考》，广征博引古文献及钟鼎彝器铭文，研究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史，对研究匈奴族源、职官、文化制度及其与汉族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学术界至今仍有深远影响，成为后人借鉴的宝贵文献。 王国维对蒙古族史和元史的研究，着重于对有关史料进行考订，依据史藉及其他有关资料进行精审的校勘和分析，并作精辟的考订，对蒙古族在历史上的存在及发展进行研究。他考证蒙古族在历史上的发展情况，并未局限于元史，他认为蒙古族的崛起，与契丹、女真兴衰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将蒙古史与元史、辽史、金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研究元史，校录了唐宋以来古行记七种，每种都搜集了两种以上版本进行校注，在校注史籍的同时研究蒙古统治者与汉族经济文化的关系，研究蒙古族的早期发展及流变。他考察史料，撰写专著，撰《耶律文正公年谱》、《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元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蒙古史扎记》、《鞑靼考》（附鞑靼年表）、《荫古考》、《黑木子室韦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金界壕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等，还编辑了蒙元重要史料多种，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 王国维还长期致力于古代历史地理名著《水经注）的研究校勘，他掌握了《水经注》宋刊残本及明清以来的主要版本和抄本，不仅对《水经注》本身进行了精审的校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通过对版本、抄本的因袭、源流、翔实程度的研究，使他在考释古器物、古地理，研究殷周秦汉历史，尤其是在西北史地和蒙方、元史研究中对古地理问题，更得心应手，驾轻就熟。 王国维在早期受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青年时期研究哲学，他认为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可爱者不可信”，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论理学、纯粹之美学”，而严复介绍的实证论则是“可信者不可爱”的哲学，王国维作为科学家，倾向于实证论，但他又系统地介绍了叔本华的哲学学说。近代两种哲学思潮的对立也反映在王国维的哲学思想上，这种矛盾体现在他的哲学思想和学术研究中，表现为既有对思辨哲学（他称为“纯粹之哲学”）的酷嗜，又有尊重客观的知识的实证精神。他能用实证精神对“概念世界”进行反思，并从哲学高度总结治学方法。他在分析批判传统哲学范畴和自觉运用实证方法方面，有其独特的贡献。蔡元培曾说：“王氏介绍叔本华与尼采的学说固然很能扼要，他对于哲学的观察也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王国维攻治哲学的成果，一部分已收入《静安文集》及《续编》，另有32篇发表在（教育世界》的论文，其中哲学总论2篇，中国哲学10篇（皆为论文），西方哲学20篇（论文6，传记14）（今人谭佛雏先生辑有专集《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 王国维治美学、文学，与其治哲学并重，他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在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他向国人介绍荷马、但丁、莎土比亚、拜伦、斯蒂文森、歌德、席勒、黑贝尔、托尔斯泰等外国大文学家。他还研究中国文学，写了著名的《人间词话），其“境界说”等美学、文学理论，则将中西美学、文学思想“化合”，影响深远，他提出的“成大学问、大事业之三境界”内蕴深邃，至今广为传诵、脍炙人口。所作《红楼梦评论》，则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第一篇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论述《红楼梦》诸问题的重要论文，在红学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突破性的重大意义。他的诗词创作，也颇有独持风格，其《人间词》115首，长于抒情，风格多样，且含哲理，思深感锐，显现其睿智、敏感之灵光，清邃隽永，是他将其美学、文学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晶。 王国维研究中国古典戏曲史，达到了前人未有的高度，郭沫若曾指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末元戏曲考》）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壁。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性的成就，一直领导着后学。”王国维把他深厚的学术根坻及中国文学的修养，同西方先进的戏剧文学理论、科学缜密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第一次揭开了中国戏曲艺术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勾勒出宋元戏曲发展史的轮廓，为戏曲史研究积累了系统的资料，把戏曲艺术提高到历史科学的范畴，在文学史上为元杂剧和南戏争得了应有的地位。他著有八部关于中国古典戏曲史的研究专著，其研究成果，令世人瞩目。 王国维在教育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站在维护新学与西学的立场上，提出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反映了当时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倡导引进西方思想，通过改革教育来振兴中华的热望。他提出了关于教育宗旨、知识论、高等教育、学校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论述，尤其是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培养完全人格的体、智、德、美四育的教育主张，还提出了“完全之知识”的论述及师范教育、高等教育方面的论述，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及教育思想的发展，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教育学论文及关于教育学及教科书的译著，主要发表在《教育世界）。 王国维在图书馆学、版本学，目录学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早期在学部图书馆任职时，积极介绍了国外新兴学科辨学（即逻辑学）、心理学等，编译英百科全书条目中所收《世界图书馆小史》，此译作被收入学部档案珍藏；他在介绍图书馆史的同时，还系统介绍了图书馆学概论及上古、中古、近世期图书馆的发展演变，尤其介绍了文艺复兴时期图书馆，美国、英国的图书馆及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图书管理法。在晚清时期的中国，王国维积极介绍国外图书馆的概况。其译作虽然30年代才公开发表，但译成后于内部流传，有一定影响，在三十年代，也作为图书馆学的一部重要学术译著，对当时的图书馆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王国维作《库书楼记》、《查他山文集》、《敬业堂文集序》、《传书楼记》，记述清内阁藏书概况及北宋、明代至明末私家藏书之演变，是研究中国图书馆史宝贵的文献资料。王国维对目录学有深入的研究，曾遍校历史上重要的目录学著作，还编撰目录学著作，亲自纂目录、编索引，撰《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等，发前人所未发，填补了版本沿革研究的一大空白，他还勇于革新创造，其所校所勘所撰，言之甚凿，论说精当，在目录遗产的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校勘古籍，所批所校书目190多种，所校诸本，皆成善本，大多为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所珍藏，以传后世学人。 王国维生前著作六十余种，他自编定《静安文集》、《观堂集林》刊行于世。逝世后，另有《遗书》、《全集》、《书信集》等出版。更有今人整理出版之遗著、佚著多种。 王国维作为一代大学者，平生钻研学问而无穷尽，他平日不介人政治圈子，不营生计，不交权贵，不慕荣华，不图享受，平日深居简出，生活简朴，虽交游不广，然与同时代之学术界人士有广泛接触，除与罗振玉、缪荃荪、沈曾植等人交流学术，交往较密，其《书信集）所收书信中就有与数十位学者的论学通信，他还与日本、法诸国学者有很多的学术交流。做学问是他一生的全部工作和事业，他以其杰出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独特的地位。1987年初夏，在王国维逝世60周年之际，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在上海召开国际王国维学术研讨会，台湾也举行了纪念王国维先生逝世60周年学术座谈会。199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在海宁市召开海峡两岸王国维学术研讨会。我们对他留下的学术遗产进行继承和发展，将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发扬光大。
王国维文学批评思想博大精深，举其大要，概述为三：（一）文学创作的起源：“天才说”、“游戏说”。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王国维是第一个自觉地广泛接触和吸收西学来作为文论框架结构的学者。他以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美学观念为建立文论体系的坐标，使其文沦思想弥漫着浓厚的西学色彩。应该说，正是由于这种理论移植，才使得王国维从新的视角审视和研究文学，并且建构了全面、系统的文论体系。其研究方法如陈寅恪所评：“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是也”。（《王静安先生遗书》）这是理解王国维文论思想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王国维认为天才是“以其所观于自然人生中者复现之于美术中，而使中智以下之人，亦因其物之与己无关系，而超然于利害之外”(《红楼梦评论》)，即天才因其智力的伟大，观物深厚，其创作与自然为一。故“美者，实可谓天才之特殊物也”(《叙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王国维高标“天才”的重要作用，认为“天才，非人之所能为也”(《人间词话附录》二七)。他曾比较梅溪、梦窗、玉田、草窗、西麓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虽时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人间词话未刊稿》四)，但是另一方面，王国维并不无限夸大天才的先验性，而是去强调后天的修养和锤炼。他在《文学小言》一文中以屈子、渊明、子美、子瞻为例说明天才者或数十年、或数百年而出现，届于“旷世而不一遇也”，但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才能产生真正的“大文学”。这些艺术观点传达出王国维所谓“天才说”的底蕴：天才是文学创作主体内在于自身又外化于创作的一种人格力量和历史道德感，是主体文学创作起源的精神特质。 与“天才说”相一致，王国维力倡文学源于“游戏说”。他在《文学小言》一文中认为文学是“游戏之事业也”，是人们“对其自己之感情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即认为文学是主体精神势力的一种游戏活动。显然，这是受康德一席勒一斯宾塞“游戏说”影响的产物。王国维 “游戏说”的内涵在于：王国维要求主体必须摆脱现实的物质利益而去追求自由自在的精神游戏活动，并且对自身的感情及所观察的事物进行摹写、咏叹、发泄，才可能称之为文学。即，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要求主体把自己的精神自由意志对象化于文学创作。 “天才说”和“游戏说”是王国维阐释文学创作起源的两大理论，一方面导源于他对社会历史、现实的哲学理性思考，另一方而更是他对文学内在规律的美学认识。可归结为一句话，文学是“天才游戏之事业”(《文学小言》四)，其旨归是反映宇宙人生的真理、势力和价值。(二)文学创作的审美尺度：“苦痛说”、“古雅说”。 王国维以“天才说”和“游戏说”为文学创作的起源，这就决定了其文学的整体观念必然是沿着两学说的内核和基调来发展。王国维解决了文学创作“是什么”的问题，就力图解决文学创作“为什么”的问题，即文学创作的审美尺度(目的论)。在这个问题上，王国维标举“苦痛说”和“古雅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承继了叔本华、尼采学说，提出了一个关于主体生活本质的哲学问题：生活的本质是“欲”和“苦痛”。因此，“欲”与“生活”、“苦痛”三者为一。基于此，王国维认为要使主体超然于利害、忘物于我，只有文学才能实现和完成。因此，王国维以“苦痛说”为审美尺度涵容着极为深广的内容，它不是希冀文学创作趋向于超现实主义，而是要求文学创作透视出现实世界中人生活的本质—一—苦痛。 如果说王国维的“苦痛说”主要是从内容上规定文学创作的审美尺度，那么，“古雅说”则是从形式上规定了文学创作的审美尺度。王国维“古雅说”是以“天才说”为理论基础，其关键问题是探究非天才者创作的文学作品类似于天才之作的原因。不言而喻，“古雅说”触及到文学刨作的形式美，这与王国维由康德而来的所谓“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美学观点相契合。王国维并没有给“古雅”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而只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和规定。可以看出，王国维所谓古雅是与优美、宏壮相比较而存在、既要分离于优美、宏壮而成为艺术表现的形式，又要融合于优美、宏壮而成为艺术内容的原质。换言之，文学创作中艺术表现的形式与艺术内容的原质具有异构同质的关系。王国维标举“古雅说”，一方面指出了主体进行文学创作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指出了文学作品是如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其审美价值的问题。这是“古雅说”最具分量之处，体现了王国维文论思想的独创性，但是，王国维“古雅说”容易导致形式主义的倾向性．这是其流弊所在。(三)文学创作的审美特征：“境界说”王国维的文论思想，以“境界说”为最，因为“境界说”汲取了西方新精神的同时，融注了“天才说”、“游戏说”、“苦痛说”、“古雅说”的精髓并发扬光大，成为与中国传统文论相交汇的焦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人间词话》等著作标举“境界说”是王国维文论思想的经典。 任何文学创作都是主体把审美意识物化成文学作品的过程，这就必然使文学作品表现出特定的审美特征。王国维词论是以“境界说”描述和规定了这一问题，即文学创作的审美特征关键在“境界”。考察《人间词话》等著作，就会发现王国维是从七组相互对立的关系中来建立其“境界说”：有一无、造境一写境、有我之境一无我之境、隔一不隔、大一小，高一低、诗人之境一常人之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开篇曰：“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人间词话》虽然同样汲取西方精神，但却如盐著水，自然消融于传统美学的论述之中。他用诗活的语言，简明而生动地标举“境界说”为文学作品的最高审美特征。何为境界?王国维认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人间词话》六)。可以概括为；境界是真景物与其感情的辩证统一和生动艺术表现。境界绝不是景物与感情的简单分离，而是景物与感情的高度融合。 “境界说”是王国维文论思想的核心，具有哲学化、人格化、美学化的色彩，这一点迥然有异于前人。王国维“境界说”，为源远流长的传统文论“意境”说的理论发展，打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人间词话》最突出的贡献是对词境理论的阐释。提出了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大境与小境等六组相辅相成的、具有对立关系的词学概念。《人间词话》所倡导的“意境”说，是中西文化合璧的产物，采用的是传统诗话、词话的分条分则的原则。
基本上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