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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的依附男性而存在，到现在的独立自主，已经从小女人变成了大女主，能够独自撑起一片天。
以前女性的地位非常低下，现在的女性非常的独立自主，自己一个人也可以撑起一片天。
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和中篇《白马啸西风》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取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缺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而李敖在《我的自白书》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笔者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总的来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境界。《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侧重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的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万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评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甚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严伟英紧密结合作品指出《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表明当时金庸的“写作思想处于重要转折阶段”。师徒相恋、女方失身两个关键情节的设计有很强的叛逆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标志着1959年其“言情创作步入成熟”。严伟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实际生活中丐帮帮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钱考虑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这些“世俗特征，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孔庆东指出“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冯其庸一针见血地批判陈家洛献出香香公主“既无情又无义”，“表面上是陈家洛自己作出了牺牲，实际上是污辱了喀丝丽”，对才智武功兼备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泪。 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相对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对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为主，她们是：《书剑恩仇录》——霍青桐、喀丝丽；《碧血剑》——夏青青；《射雕英雄传》——黄蓉；《神雕侠侣》——小龙女；《雪山飞狐》——-苗若兰；《飞狐外传》——袁紫衣、程灵素；《倚天屠龙记》——赵敏、周芷若；《连城诀》——戚芳、水笙、凌霜华；《天龙八部》——阿朱、王语嫣；《侠客行》——阿绣；《笑傲江湖》——任盈盈、岳灵珊；《鹿鼎记》例外，七个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 金庸赋与这些人物青春、美貌、聪敏和善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征，真正的特征必须是人物的灵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性格基础”，渗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对全书思想寓义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标准，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征：她们是“爱情动物”，有“仙化”倾向，以她们清纯的性情反衬男性世界的污浊。 爱情动物：“爱情动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点。 不但上述十余人，包括书中的大小配角，几乎无一例外。她们在书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对象、恋人或妻子。金庸笔下的母亲形象少而单薄。男主人公的母亲里，着墨最多的是张无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龙记》里前十回她实际上担任了女一号的任务，但她在书中主要是“张翠山的恋人、妻子”，而非“张无忌的母亲”。 她在张翠山自刎后毫不迟疑地殉情，当时张无忌只有十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时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凤并没有为独子段誉选择生存。 这些“母亲”在男女爱情和母子亲情间倾向于前者，更加弱化了她们的“母亲”角色。《侠客行》后记中金庸称这部书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但闵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断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对其母子之情的描写仍然很单纯，没有写出深厚的层次感来。 女性在小说可能担任的两种最常见角色其中的一种淡化得近于无，使得她们在爱情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离开爱情故事的框架，她们的美丽与善良无人能赏；她们的勇敢与多情也将失去“用武之地”；她们的才艺点缀在自己的爱情里，更点缀在书中。尤其是她们的去留行止紧紧追随意中人，并且常常是女性主动相随，这在古代的真实生活中不能发生，却在金庸小说中多次出现：《书剑恩仇录》中总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万里行”，仗剑追赶余鱼同；《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随杨康，只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会儿；《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这个标准闺秀竟跟着慕容复万里远赴西夏，钟灵离家寻找段誉竟至脸上微有风霜之色；《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多次尾随张无忌，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笑傲江湖》里仪琳和父亲不戒和尚下恒山上华山找令狐冲，而圣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个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伤，在中国古代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种历史上乃至当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让人感受到突兀和虚假？ 诚如华罗庚所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武林（江湖）这一特定的、虚构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会所能比，甚至也比当代社会自由。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对许多社会规范和现实限制忽略不计。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现实不等于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现实。“霍霍青霜万里行”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李余二人身在江湖，更由于它符合人性的真实。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许多女子愿意随恋人、丈夫远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长相思》：“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杜甫的《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有这种深沉热烈的感情做基础，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种种惊世骇俗追求爱情的言行，虽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却达到了人性的真实。 金庸笔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们同样为爱情付出真诚和执着。 郭靖专一、杨过不羁于世俗只求真情实现、丁典的执着、段誉在爱情中的痴迷与无私……丝毫不比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逊色。但男性形象在爱情之外还蕴含着国家政治、民族关系、社会规范与个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价值等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显然远不如男性形象内容丰富。她们的整个身心投入爱情之中，她们的命运系于爱情中，她们的形象在爱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个人物的结局归入“悲剧”或“喜剧”，那么女性形象不必考虑是否有事业、国家、人生等其它层面，她们只有爱情，两情相悦、得成佳偶便是“喜剧”，相思无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剧”。男性形象显然远不止此。《射雕英雄传》结尾：“两人一路上但见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主要来自郭靖，而非黄蓉。《倚天屠龙记》结尾时，张无忌事业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关心的百姓命运，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心满意足的只能是赵敏而非张无忌，更不是读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征是“爱情动物”，男性形象则不是。 与善良纯情的女主人公们不同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怨妇。《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秦红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仪琳之母哑婆婆。爱情的失败使她们变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强悍独立，恰恰源于一种深刻的依赖心理和狭隘的人生境界。她们认为应该供自己依赖、欣赏自己、照顾自己的男性让自己失望了，所以她们有权不负责任、报复社会。菟丝草依附大树未遂，便变成了毒藤，终其一生也没能长成一棵树。 纵观金庸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个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这位是得道高尼，胸怀宽广、勘破生死，坚持正义而又不拘泥礼俗，临死前将掌门人之位传给当时“声名狼藉”的令狐冲。这一惊世赅俗的选择意味着定闲师太超越了三重观念：一是门户之见——令狐冲不是恒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冲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别——让这个青年男子领导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难得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时她是那么从容、自然，既无疑虑，也不自得。同为“反封建礼教先行者”，和杨过之“狂”、黄药师之“邪”相比，定闲师太无视礼教而不以为意，俯视人生而不以为傲，境界更高。囿于史实，金庸未能给定闲师太更高的声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辉完全不逊于《天龙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爱情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已经极少性别色彩。 仙化：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点是“仙化”。 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和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相适应，金庸笔下的女子普遍美丽、健康、善良、纯洁，在刀光剑影、血腥权诈之中读来，更觉清新爽目。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虚荣、乖戾，金庸很少写到。略有一点放到年轻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谅、可解、可怜甚至可爱的范围之内。黄蓉的小器刁蛮使人觉得是出于对郭靖的深爱；温青青吃醋吃得有些过头，但她因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龙女愿意帮蒙古人，因为他们赞成自己和杨过的婚事，有些人觉得是“不识大体”，有些人却恰恰爱她“不食人间烟火”；戚芳意志不坚，没能一直忠于对狄云的爱情，但她一生善良、命运不幸，让人叹她怜她不忍责怪她。 在对女性形象普遍进行“净化”之外，金庸营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场”意境。每逢写到这里，文字如词赋般文雅典丽。 黄蓉第一次以女儿身出场是在梅林边的湖上，四周冰雪莹然。《天龙八部》里钟灵、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语嫣，更是“美”不胜收。阿碧出场，紧接在鸠智摩和段誉的性命相博之后，气氛为之一缓。阿碧浑身上下散发着吴越文化的气息，人品与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对家乡文化的深彻了解和深切眷恋，阿碧的出场不会这么精彩。《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出场神秘而幻丽，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丽的园林中喝酒。金庸此处写赵敏重在写神韵，她身上各种气质混杂，每一种气质都预示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 仙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在两部书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们几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绝俗的美貌和风姿、内心纯洁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样洁白无瑕。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香香公主的眼泪能让清军士兵愧疚自杀，让残忍鸷刻的清朝统帅兆惠“心肠竟也软了”。她的美被赋与了净化灵魂的力量，近于仙子。 香香公主的美来自她极端的纯真、善良，小龙女的美则来自她极端的冲虚、宁静。香香公主更多现实生活的气息，她有亲情关系，有政治立场，深刻地卷入了全书主要矛盾，即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与清政府的矛盾。小龙女这一形象则显然是受《庄子》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没有亲人，与古墓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感情联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与杨过的爱情。正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为之分心，她的爱情特别强烈执着。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会如此“仙化”？首先，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与高雅文学相对，通俗文学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气质，追求阅读中的认同感受而非独特的个人体验，追求对现存文化的认同而非对现有文化的反思（当然，金庸小说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进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过在“仙化”女性形象这一现象上，金庸更多地倾向于通俗）。不论男性读者的文化层次、生活经历、气质性格如何千差万别，对异性美的欣赏和向往却不会相差太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为书中的主人公，更为读者，在紧张的生活和巨大的“事业压力”之外提供了使他们愉悦、放松的审美对象。金庸采取通俗的姿态把女人美化，但不堕入庸俗。写女性和情爱时绝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龙女被奸污这样“有机可乘”的情节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这与金庸的家世和修养关系很深。海宁查家在清代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进入本世纪，海宁查家仍然俊彦辈出。文学上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小说家、政论家查良镛（金庸），音乐上有歌唱家蒋英（钱学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济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奇迹，他本人亦是几百年传统家学熏陶出的“宁馨儿”。 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龙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观念中女性观的糟粕“兼容并包”，他笔下的女性风尘气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儿”恰恰毫无仙气。严伟英《辉煌掩不住的阴暗》对古龙小说两性观念的“恶俗”剖析得针针见血，不用我再废话。 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层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寄托着他对理想人性、对“人应该过什么样一种生活”的憧憬和设想。香香公主是生长于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龙女是古墓里长大的孤儿。她们与现实生活、与汉族文化、与俗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隔绝，保存着一片纯洁心田。这正折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对男性处境地的无可奈何——书中的男性很难摆脱两种选择：或失其本心成为“坏蛋”，或坚持真心成为“倒霉的好人”。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没有仙化的男性形象？为什么金庸关于理想生存状况的设想没有寄托在着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 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很坎坷、艰难，甚至极为不幸。实际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说作者没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对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长、男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然远远比对女性把握得更准，体会得更透，思考得更多。这很自然，每个个体了解人类的心灵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体察自已的心灵。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经历过的。我们永远不会说出自已从未想过的言语。 小说史上一号主人公与小说家几乎总是同性别的，佳作更罕有例外。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创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样彻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无知成正比。他们总倾向于塑造女性形象来寄托和代表光明、爱、和平、智慧这些“圆满”的意象，大约是他们对男性、对自已失望之余，于是以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可以开发的品种——女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歌德的“永恒之女性”、里尔克诗歌中潜藏的智慧沉静的女性听众，莫不如此。 反观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怜、可恶、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当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断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简．奥斯汀的伊丽莎白和爱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拉姆奇太太、乔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诗中的抒情主体，仍然是尘世凡人。她们除了明显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残酷纷繁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男性一样在挣扎、在艰难地寻求、在被压迫、在妥协，绝不是生来完美、纤尘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仙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里不论回汉、长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骆冰、李沅芷、周绮、关明梅眼中，她的光环消失了，还原成一个极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绮看不惯她，为霍青桐打抱不平，关明梅本来准备杀她，她们都认为香香公主违背了道德准则。金庸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两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过他忠于生活，透露出部分实情——对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天然的两性吸引和男性对女性的无知。其实，男性的恶德和弱点，女性一样不少。 人性与性别没有联系，性别只不过和时代、地域、年龄、民族一样，使人性呈现出表面的多样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 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 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 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 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 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 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 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 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 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著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 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ca>
呵呵，大家说的都是武侠小说啊……我说一个：十三妹，《侠女十三妹》，也就是《儿女英雄传》不过，我特讨厌这部小说……
一 艺术史中的女性形象艺术永远钟情于人类两性世界，女性形象是艺术的永恒主题，但就女性的美而言并非从来就是女性崇拜的至高标准。在旧石器时代后期的艺术里就有代表女性形象的图象和符号，如《威伦道夫维纳斯》，她们的丰乳肥臀与纤细的手臂几瘦削的小腿形成鲜明的对比。头很小且面无表情，并且通常无任何容貌特点。很明显这些造型突出表现女性的乳房、腹部、大腿等，夸张女性生理特征，不论是写实的还是抽象的，都与人类繁衍的身体部位有关，一种对女性生殖崇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原始社会时期女性是被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的，是女神。 希腊罗马对女性的赞美不再是一种对生殖力的宗教般的崇拜，而是对躯体的纯粹形式化的讴歌，其目的也只是想塑造理想中的美貌。到了中世纪，女性美与堕落之间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文艺复兴时期，女性终于登上了美的化身的最高宝座，摆脱了原有的与罪恶的联系，而被视为能反映出人的善良和内心美好的可贵品质，外表美成为心灵美的标志。此时大师笔下的形象是作为完美和永恒的人出现的，灵性和肉欲，神的光辉和人的真实统一，即使是鲁本斯笔下的那丰腴的、肉感的女人体，也笼罩着一种神性的精神光辉。然而，印象派开始，女性形象开始处于被凝视、被控制状态，裸体画成了真正的裸体画，是欲望的对象。高更所描绘的塔希提岛土著女看似纯朴的原始美，但实际这个天堂是虚伪的，那不是乐园，而是殖民地，那不是高贵的蛮人，而是妓女。马蒂斯所描绘的那些赤裸或半赤裸的女性横卧或斜坐在沙发上，既妩媚又极具挑逗性。卢梭的《梦》中一位裸妇斜坐躺在一个放置在露天环境下的沙发上，一个开放的空间，使裸妇更具有一种被凝视感，更易勾起人的情欲。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们》是对妓女们向顾客展示自己的描绘，五位少女被任何一位观看者凝视。艺术史中的这一系列的被凝视的女性形象，传达着性的渴望。而蒙克更把女性看成是妖妇、吸血鬼，是唤起性欲的工具。从这一系列画家画中的女性形象中可以看出，女性越来越被当成泄欲工具，一种弱者形象，一种被凝视的对象。二 当代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及文化内涵（一）以女性形象美为创意的广告当前我国电视商业广告中频频出现女性形象，广告中常见的女性形象年轻貌美，出众的五官和形体在摄影机特写镜头的刻画下显得迷人、性感，是镁光灯的焦点与男性目光追逐的对象。这些广告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情节性的，涉及女性的社会角色和文化形象，女性在其中承担某一角色，而整个广告可以被看作一段故事。有在其中承担恋人角色的。有承担的“站在成功男人背后的伟大女性”的角色。另外，在广告中对母亲这一角色的表现也颇多，凡涉及到婴幼儿或少年儿童的保健品、营养品以及其他各类用品的广告，一般都由“母亲”来做。“母亲”在广告中无一例外地表现着温柔、慈爱、耐心。 另一类只借助女性的外在形象，展现女性的外在形象美。就最直观的外形而言，“女性形体轮廓的主要特点呈现为许多弧度大小不等的曲线的多样变化与柔和平滑的过渡形成的和谐统一。线条柔和、流畅、圆润、多变，富于弹性和质感，洋溢着和谐的美。”18世纪著名美学家贺拉斯曾指出：“蛇形线是最美的线条。”而女性的形体轮廓恰恰由许多蛇形线构成。西蒙·德·波娃也承认：“女性较男性可爱。”“因为她们吸引人、较温柔、皮肤较好。一般说来，女人较有魅力。在已婚的夫妇中，太太常比先生活泼可亲、言行有趣、引人入胜。”可见，男女两性间的差别是明显存在的事实。这也是女性形象大量运用于广告的原因之一。如洗发液广告一般只利用女性的秀发，化妆品广告利用女性的容颜。还有一些广告画面，女性在其中的作用无异于一瓶花，只是她比花更有吸引力、更有动感和魅力。这些以女性形象美为创意的广告有着如下的特点 ：1 以女性的形象美来强化对观众的视觉冲击力，引起观众注意，有利于增强观众对广告的记忆度。引起注意，是广告成功的前提。在广告创意的方法中，有一项比较流行并且屡试不爽的黄金法则"3B"原则，所谓"3B" ，是美女(Beauty)、婴儿（Baby）、动物（Beast）。很多广告人将其视为指导广告创作的瑰宝，或称之为黄金法则，认为这三者最容易抓住消费者的眼球，赢得受众的喜爱。提出独特的销售主张的广告大师罗瑟·瑞夫斯也说过：多少次站在便道上和朋友谈兴正浓，我却忘了谈话的主题——都是因为当时有漂亮女郎在穿越马路。有广告大师的金科玉律，广告人对“3B”原则趋之若鹜。女性作为一种很重要的审美对象，自有其特殊的魅力。女性的魅力最易觉察到的是外部形体美。当人们在广告画面中看到一个个风姿绰约的女性，谁都想多看上几眼。这是受众对审美对象所引起的美感。美感是一种心理现象，是一种愉快的情感。女性美的形象运用于广告上，满足了人们的情感需要和审美心理，成为一种能引起注意的刺激因素，因而能有效地吸引受众的目光，激发有对广告的兴趣。2 以女性的形象美来显示商品（服务）的优良品质，预示将带给受众某种利益和好处。在商品广告中，模特儿的言行是为展示商品的卓越品质、独特功能和优良服务等服务的。“你想跟我一样”，青春偶像范晓萱成为“洁莱雅”的广告代言人，她关戴与产品包装统一的花环，唱着大家熟悉的“健康歌”，其积极乐观、健康开朗的阳光少女形象与洁面产品特征非常吻合，因而洁莱雅产品深受女性消费者喜爱。青春靓丽女性的示范表演，给人们直观形象的利益性展示。人们可以从中直接了解到拥有该商品的利益和好处，增强对商品的喜爱和信任。3 以女性的形象美刺激受众的购买欲望，激发受众的购买行为。这类模特通常是万众瞩目的明星，是某一领域的“意见领袖”，如成就卓著的影视、体育明星，由于她们的职业专长，往往被公认为某种商品(如化妆品、体育用品等)的使用和消费权威，成为大众特别是广大妇女、青年崇拜和仿效的对象，并在社会上形成种种消费“追星族”。她们在广告中频频亮相，为某个商品作宣传，拉近了消费者和商品的距离，引发了受众对女明星生活方式的追求、模仿心态。女明星真切的表演与语言能使具有从众心理与崇尚名人心理的受众注目，并相信其推荐的商品好，从而激发受众的购买行为。4 以女性的形象美烘托一种梦幻浪漫般的情境，增强广告作品的感染力。这类广告往往利用女性温柔、细腻、浪漫、多情的外形与心理特质，渲染非同一般的美感魅力和美好情境，增强广告作品的感染力，使受众接受信息于愉悦之中。杜邦的报纸平面广告以硕大的画面铺以简练的文字，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宁静的空间里，有一位伴着平和的心情、做着美梦的美女，美丽的卧姿睡态，一定是为了更彻底地享受杜邦舒适柔软的床上用品。著名的爱立信手机广告“邂逅篇”，广告将热烈宏大的场面、高雅浪漫的情境、港星张曼玉典雅华贵的气质和她手中精致小巧的爱立信GF788手机联系在一起， 赋予了爱立信手机优雅浪漫的特质。广告虽然近乎幻想式的浪漫，却充满令人心动的力量。（二）男性话语下的女性形象 女性形象大量用于广告也有另外一层原因，男性话语仍在社会各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男性作为具有主动性的主体，对女性有着欣赏的资格和评价的权利。从男性视角出发所展示的女性身体，不是在广告中被切割，被物化，处于被凝视的地位，就是被超越现实地完美再现。1 女性被切割、物化在众多宣传女性用品的广告里，广告不仅将女性自身作为描绘的重点，更倾向于把女性置于男性的审视之下。男性赞许、认可的目光成为女性美的衡量标准。摄像机以男性视角为基准，分离刻画女性身体的各个部分，用部分肢体替代整体。以下面这则广告为例：浪沙丝袜。画面开始，一位穿着超短裙的年轻女郎手拎购物袋，优雅自信地从几位男士身边走过，引起他们回头凝望。在扩大了的男士的瞳仁中反射出女郎婀娜性感的背影。女郎似乎也注意到他人的注视，跨入跑车时对观众露出盈盈笑意。整个广告由男性声音解说：时尚…高雅…动人…不只是吸引——浪沙丝袜。这则广告虽以女性为中心，但浪沙丝袜广告中瞳仁的特写镜头显示了女性的被看地位。广告意在传达这样的信息：女性的魅力，只有通过男性来赋予，仿佛女性的存在是为了满足男性的窥看欲，男性是旁观者、是鉴赏者、是品论者。男性与女性看与被看的关系中暗含着主动与被动、强势与弱势的关系。背景中的男性配音也从另一个层面上说明操纵与被操纵的关系。一些沐浴露广告中虽未直接出现男性的注视，但暗示了隐形的男性窥看者——摄影师和观众。她们都“意识到了她们对别人的吸引和对别人的依赖。她们含有‘需要被观看’的性质，等待别人赞赏或到来。她们道出观者的缺席，而且把女人定义为不完善。同时，引诱、招呼、挑逗和渴望着不在场的男性。”广告中从男性角度出发，把女性描绘成被观看的对象的手法，否定了女性的行为能力和主观性，她们被迫屈就于男性的目光与需求。 玛丽莲·麦克凯迪（Marian MacCurdy）曾作出类似的评论：“MTV中最普遍的主题就是着装极少的女性被男性所拍摄，她们的身体被摄影机所分割，说明女性可作为物品被注视。”在浪沙丝袜另一则片段版广告中，女主角并未全身出现，只有穿着丝袜的双腿和商品品牌被反复强调。类似图景还多见于其他产品如浴液及化妆品的广告中。女性身体的各部分——眼、唇、面部、手臂、腿部、背部等——从整个身体游离出来，成为不相连的散乱碎片。甚至在一些与女性毫无关联的广告中，女性身体也被肆意物化以作为招徕物吸引潜在的男性消费者。在一则品名为“妖鱼”的男性保健药品的电视广告中，女性形体被塑造成人鱼形象，手持与其造型一致的商品包装，而多幅复制的图像强调了两者的雷同。一些酒类广告牵强地将女性与产品相联系，暗示女性的容貌与形体仅具观赏价值和装饰意义，可与商品一起，通过购买来使用和消费，甚至可作为购买商品之后免费赠送的奖品。女性的客体化否定了女性自我实现的能力，似乎女性的自信，源自于男性的注视。男性品评的目光无形中设立了女性性感的标准。而此标准本身的可靠程度与公正性却没有得到任何质疑。相反，女性为使自身得到男性的承认，更将此人为设置的标准奉为约束自身的公正的准则，凡不符合传统定义上的女性特质的女性被认为是“不自然”或“反常”，从而会遭到别人厌恶的目光。既然女性形象可以作为商品一样展示、交易、消费，而这种形象通常是以性感吸引力来定义，女性，作为男性品评的对象，就要努力使自身更性感以赢得男性——而并非自己——赞许的目光。根据广告所传递的信息，这种性感可以简单地通过购买一件商品来获得。这样，广告把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通过商品化而简单化了。2 女性形象：被超现实完美再现 广告将艺术与商业结合，利用高科技对原始图像进行复杂的合理处理，从而创造出一种类似乌托邦的完美图景，其中女性形象也得到了理想化的再现。广告中女性大都年轻靓丽，拥有骄人的身段、娇柔无瑕疵的肌肤和出色的外表。其形象之完美远高于普通标准，是现实中大多数女性所不能达到的。对女性特质夸张性的描述（如力士洗发水新版广告中女模特亮泽的黑发竟反射出洗发水的瓶身轮廓；以及化妆品广告中女性娇嫩皮肤特写处理等）并不是对现实中女性的真实表现，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男性所幻想、所希冀的女性形象：香甜却不具有威胁力；性感却依照男性臆想所塑造；完美但却服务于男性的需求。广告中超现实完美再现的意向通过大量出现的女性抚摸动作得到加强。典型的表现是指尖优雅地轻划过自己的面部、颈部、手臂、腿部等裸露肌肤，有时还会划过商品包装的轮廓和放置物品的平面。此类抚摸是不具有任何功能性色彩的，作为一种外在的形式，它是女性自恋的体现。女性欣赏自己完美的肢体并乐于将肢体展现与人，吸引着别人（更多意义上，是男人）也来欣赏。这种自恋性的抚摸，配合广告里女性自我陶醉的表情、飘逸的发丝、半遮半掩的肢体以及朦胧的自然背景，构造出一幅完美但却不真实的乌托邦图景，明显地带有虚幻的一面。女性的完美化再现是从男性的视角，男性的渴望出发的，它不仅依照男权社会的价值体系与思想模式而塑造，而且其所营造的美好的浪漫气息更诱导女性将此模式内在化，自我认同于广告中的女主角，并“快乐地”融合到这一复杂的体系中。自恋意味着自我满足。广告的特写镜头突出表现了女性对外表的自恋情结，将女性的发展局限到一个仅重外在形象的小圈子里。它不仅将女性拉入到一个仅起陪衬作用的边缘化的角色中，而且意在造成一种美好的假象：即使在这样一个被边缘化的小圈子里，也能达到完美的、令人满意的境界。广告抑制了女性通过各种奋斗而不断进取的意识，将她们的抱负、目标引入理想化的自满之中，使她们安于现状。经过慢化处理的画面和轻柔、梦幻的话外音更配合广告“温和地”、不露声色地打击女性进入竞争激烈的社会的意念，鼓励女性放弃与男性争夺主流社会核心地位的“企图”。广告误导女性相信身体的外在完美是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最佳途径，仅通过使用一些肤浅的化妆手法使外型更具吸引力，女性便可达到改变个性，甚至改变生活方式的目的。这里，女性的主动性并没有被完全否定，而是被有意识地引到了一个不同的轨道：在边缘角色中发挥主动性，在男性已严格划分好的领域中找到满足，达到完美。3 女性形象被肤浅地转变为色的代言人孔子曰：食色，性也。越来越开放的思想也让男人们的好色有了更多的理由和渠道。那么什么是色呢？在中国大人总是称带有性镜头的电影为黄色电影，而在欧美地区则对带有色情成分的东西引申为：blue。所以说所谓的色只不过是人眼睛里，意识里的东西，而这里边就有一个区分了，那就是每个人的眼睛和意识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先确定一下色的统一概念。色是什么呢？仅仅是指美色吗？不是。我认为色是人内心深处最原始的一种欲望的现实体现目标，是对性的占有欲所产生的由精神化转变的一种物质导向，这种导向因人而异，所表现出来的多少受人的心理素质，教育程度，性格，环境等等因素影响，大多数人因为从小接受教育和其他因素影响而没表现出自己对色的欲望，或者表现的很委婉。比如说在广告中对美女的偏爱和喜好，就是男人对色的一种最基本体现。
在群星璀璨的中国现代作家群中，丁玲是比较亮丽的一颗。半个多世纪以来，她为读者奉献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韦护》、《水》、《田家冲》、《杜晚香》、《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笔者认为，丁玲作品中最具分量的部分当属于“女性小说”。丁玲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其中有农民形象，如张裕民、程仁、阿毛老爹等；有地主形象，如钱文贵等；有新时期人物形象，如苇弟、凌吉士、澹明等。但是在众多的文学形象中，最具震撼人心力量的则是大量的女性人物形象，如梦珂、莎菲、阿毛、贞贞、杜晚香、三小姐等，她们各有特点，在丁玲笔下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她们是美的，是傲的，也是悲的，更是勇的。她们的美，她们的傲，她们的悲，她们的勇，合成了一个个美丽的战士，合成了一个个血肉丰满如同五月鲜花般开遍大地的新女性。 一、美 女性，是美的尘世的化身。泰戈尔曾经说过，当上帝创造男人的时候，他只是一位教师，在他的提包里只有理论课本和讲义；在创造女人的时候，他却变成了一个艺术家，在他的皮包里装着画笔、水、调色盒，所以女人才会那么美丽，女人的生命才会那么缤纷。在作家曹雪芹的笔下，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因此，古今中外的许多文章大家，在作品中大都把女性作为美的化身来描写来赞美。这一点体现在丁玲的作品中，其描写的女性形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很美。无论是被视为“春天的童话”----《梦珂》中的梦珂，“夏天的童话”----《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秋天的童话”----《阿毛姑娘》中的阿毛，还是“冬天的童话”----《杜晚香》中的杜晚香，以及其小说作品中的其他女性形象，大都是美的，既有外表美，也有心灵美，同时还有人性美。 外表美。丁玲以女性特有的笔触细腻刻画了一批绝代佳人。如《梦珂》中描写梦珂“。。。。。。一天一天地长大了起来，长得象一支兰花，颤蓬蓬的，瘦伶伶的，面孔雪白。天然第一步学会的便是那细长的眉尖一蹙一蹙，或是把那生有浓密睫毛的眼睑阖下，就长声叹息起来，不过也许由于那放浪子的血液还遗留在这女子血管里的缘故，所以同时她又很会像她父亲一样的狂放的笑和怎样去扇动那美丽的眼”（1）。这样，活脱脱一个美女就站在你面前，而且眨着美丽的双眼。《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虽没有对莎菲外貌的描写，但是我们从苇弟、凌吉士及周围的人对莎菲的态度上可以想象出，她是一个林黛玉式的病态美女，性情乖张而又让人怜爱。《阿毛姑娘》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就是国立艺术院的教授想请阿毛作模特给他们画，每月给五十几块钱，这足以证明阿毛虽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少-妇，但肯定具有较好的面容和身段。真是虽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 心灵美。在丁玲小说中，除了闭花羞月之貌的美妙女子外，还有心灵圣洁的女性。如《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利用做慰-安-妇的机会为游击队提供情报，虽被日寇侮辱与损害，但仍敢于寻求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并敢于去寻找在一般人眼中已永远失去的幸福。为了更多人的幸福，为了抗战的胜利，她献出了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贞洁，她的心灵是高尚的、纯洁的，作者为这女子取名为贞贞，不就是在赞同吗？贞贞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心灵永远是美好的圣洁的，作者对她充满了赞赏和惊叹。 人性美。从古至今，凡是符合道德规范的都是美的，是大家赞扬的。丁玲笔下的女性也不乏具有人性之美的女性。《梦珂》中是这样描写梦珂之母的：“。。。。。。但这姑娘却因了在母家养成的贤淑性格和一种自视非常高贵的心理，所以从未为了他的挥霍，他的游荡，以及他后来的萎靡而又易怒的神经质的脾气发生过龃龉。。。。。。”（2）只廖寥数笔，就把一个让人非常怜爱的标准的旧式贤淑女子刻画出来。我们可以想象她的`贤惠她的高贵她的忍耐，符合当时的道德规范，在不顺心的环境下，仍能低眉顺眼，相安无事。由此可见，她是一个古典美女形象。又如《杜晚香》中的杜晚香小时候受到后母的厉声呵斥，甚至是耳光拳头，她都默默承受，并“享受着劳动的兴趣”（3）。后来遵从后母嫁人作了媳妇，再到参加共产党，飞向北大荒，参加建设，最后成为排头兵，符合当时人民的心愿。虽然全文不着一字写她的外貌，我们仍然觉得她很美，是那个时代妇女的楷模。 总之，丁玲笔下的女性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美，但是各有各的特点，绝不雷同，个性鲜明。 二、傲 读了丁玲的小说，其女性人物形象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她们骨子里有股潜在的傲气，这股傲气在作品中俯拾即得。如《梦珂》中的主人公梦珂开始便露出一股傲气，她看不起那个矮胖胖的“红鼻子先生”，从第八教室把那个受辱的模特儿挟着挤出了人丛，因为她看不惯这里的众多同学，所以她十分厌恶学校的生活，最后离开了学校，到了姑母家里，不得不与表哥及周围的人相处，并且假装快乐。她不愿意过表哥表嫂他们的生活，卓然超群，最终又离开，成了电影明星林琅。她虽然没有找到更合适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又明显表露出不同常人的叛逆性，这不能不说是梦珂的傲气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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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妇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是否获得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是衡量社会解放与否的标志。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残酷压迫，她们必须恪守封建礼教及其道德标准，因而所受的苦难是最深重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感受，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在对封建主义进行顽强而坚韧的战斗的同时，始终关注着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他在1918年发表的《我的节烈观》一文中，就对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节烈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表彰节烈”其实是强加给妇女的“畸形道德”；在《关于女人》一文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社会制度把女人挤成了各样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这表现出鲁迅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 与鲁迅的思想行为一致的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同样充满着对封建宗法制度罪恶行径的愤怒批判。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奴役和压迫，导致中国女性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承受着肉体到精神的无尽痛苦与磨难。鲁迅以激进的民主主义与深厚的人道主义，对压迫和惨害妇女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明天》、《祝福》、《离婚》、《伤逝》中，他以深沉的笔触，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一系列的典型形象，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深刻地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字里行间，熔铸着作者的激愤与不平。 首先，鲁迅的作品《祝福》，本篇文章是鲁迅先生反映旧中国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短篇小说。《祝福》中的主人公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但在旧社会她不但不能争得一个做人的起码权利，反而成为一个被践踏、遭迫害、受鄙视而终甚至于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所吞噬的人物。 对于封建礼教强加给她的种种迫害与摧残，她也进行了挣扎与抗争：早年她就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丈夫，丈夫不幸去世，祥林嫂孤身一人来到鲁镇到鲁四老爷的家中作女工，当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做女工时，婆婆突然来到了鲁镇，并强行带走了祥林嫂。哪知道祥林嫂的婆婆为了给小叔子筹办结婚的彩礼，竟然将祥林嫂强行嫁到了里山。对此她也挣扎过也抗争过；面对人们的嘲弄、侮辱与伤害，她给以无言的抗议；对灵魂的有无，她表现了怀疑。但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双重打击和人们的风刀霜剑中，她不但连起码的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争到，反而被吞噬被毁灭了。祥林嫂的挣扎与抗争，完全是出于自发的，为了反对再嫁，她进行了“出格”的反抗，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贞节”；为了赎“罪”，她去土地庙里捐了门槛。她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泥沼中进行挣扎也进行了反抗。这决定了她不仅逃不出造成她人生悲剧的苦海，而且最终只能走向死亡的深渊。鲁迅在揭示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临终时对“灵魂”的怀疑，包含着反抗命运的意义，她希望死后能见到儿子，这是对命运的反抗；她又希望没有地狱，死后不被锯成两半，这也是对命运的反抗。不过，她对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她也不知道造成自己人生悲剧的真正原因，她当然也更不懂得，要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只能推翻这造成人们人生悲剧的万恶的封建制度。 而鲁迅作品《明天》中的单四嫂，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妇女形象。她是一个麻木、顺从，完全失去反抗力的女性。贫困寡居的单四嫂，专靠纺纱来养活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宝儿。宝儿生病，求签、许愿、吃单方，宝儿的病依旧不见好转。她只好把希望押在庸医小仙身上。迷信、庸医夺走了宝儿的生命，这个寡妇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随之破灭。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一个无依无靠的年轻寡妇，哪里有能力救活儿子和保护自己？面对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单四嫂只好一味地顺从、屈服，没有丝毫的不满和反抗，完全麻木的把希望寄托在“明天”的到来，但在明天到来时，单四嫂却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和仅有的财物。明天，本来应给人希望，使人重获新生，但单四嫂子的每一个明天，带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沉重的打击和失望。在单四嫂子的身上，我们找不到力量，看不到希望。鲁迅先生正是在把吃人的封建社会暴露得体无完肤的同时，对如何解放广大劳动妇女这一社会问题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指出，妇女“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单四嫂对封建道德教条的一味遵从，对自己的命运甘心情愿地任人摆布，这就意味着等待这个可怜寡妇的，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尽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 相对祥林嫂、单四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 爱姑也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她十五岁嫁到施家， “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然而，就是这个善良、柔顺的农村青年妇女，当丈夫另觅新欢，要遗弃她时，她却变得异常的大胆、泼辣、不屈不挠并进行了强烈而持久的抗争。在封建社会，男人三妻四妾原是司空见惯了的。大多数妇女对此忍气吞声，被迫接受事实。而爱姑在丈夫“姘上了小寡妇”后整整闹了三年，闹得施家鸡鸣狗跳，施家只好请了绅士慰老爷从中说和，而慰老爷只让施家赔八十元，劝她“走散好”。爱姑却不依，认为慰老爷“不通”，定要和他把理讲到底，“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这是何等的坚决、有气概！这在以往的旧中国妇女中是从未有过的。施家最后无法，又请出了与县太爷换过帖的七大人。爱姑还是毫不畏惧地去见七大人评理。在大庭广众之下，她申诉自己在施家受到了欺凌和冤屈，大骂丈夫是“小畜生”、公公是“老畜生”。“男尊女卑”、“出嫁从夫”的所谓封建道德，在她眼中受到了极大的藐视。爱姑替广大受压迫妇女出了一口气。虽然最后还是在地主老爷的威逼下，以施家出九十元大洋、双方“走散”结案。以上所述都是爱姑的离婚“战绩”，爱姑的反抗，已不同于祥林嫂式的反抗，它正从完全被动向有一定的主动性转变。从爱姑身上，我们看到了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萌芽，所以敢想、敢说、敢干。《离婚》中爱姑仍然处于被损害的地位，同样受封建礼教毒害，仍属于悲剧的角色。况且，爱姑又是一个没有知识、没见过世面，缺乏社会斗争经验的农村妇女，她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对七大人这样的头面人物抱有幻想，认为七大人是“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她还想把官司打倒县里、府里。可爱姑不知道，七大人正是压迫她的封建势力的代表。她丈夫之所以敢遗弃她，就因为有七大人等地主老爷和封建礼教在背后撑腰。七大人根本不理睬爱姑的冤苦，而是以他装腔作势的威风，压迫她屈服，以“走散”结案。爱姑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爱姑不同以往的强烈的反抗斗争，有了摆脱悲惨命运的希望。这标志着鲁迅先生在探索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又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 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鲁迅，分在关注妇女问题时，不但把眼光放在农村妇女身上，也把焦点放在城市的新型女性身上。《伤逝》是鲁迅以城市知识女性作为主人公的作品。作品中的主人公子君，与祥林嫂不同的是，她接受过教育，受过知识的熏陶，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具有资产阶极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敢于同旧势力进行较量，勇敢地背叛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高傲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子君反封建专制的战斗宣言。她和涓生同居，表现了她对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的反抗。作者也批评了子君软弱、妥协和思想的停滞不前，当他们建立起小家庭以后又沉浸在凝固的安宁与幸福里，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把精力顷注到家务里及恭顺地侍奉丈夫，表现出旧式妇女贤妻良母式的，失去了奋飞的能力和勇气，变得平庸短浅，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的女性变成庸庸禄禄的家庭奴隶。由于她性格的软弱，最后不得不回到她曾经背叛的旧家庭里去，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作者也写出了她纯扑善良的性格，她为了爱情，不计较涓生是个门第卑微的穷青年，当离开涓生的时侯，没有留下字条，却默默地把仅有的生活用品留给涓生，这里有关心，有惋惜，有对爱情的最后留恋，表现出子君纯扑和善良的品性。随着涓生被解雇，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子君与涓生的感情逐渐出现了裂痕，最后两人不得分手。子君回到冰冷的封建家庭后，不久便死于无爱的人间。无疑，子君的悲剧是时代悲剧。 子君的悲剧是必然的，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托在涓生身上，而忽略了婚姻家庭支柱的经济基础。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没有独立自立的意识，只能依赖他人的女性，是注定要在家庭和社会中遭遇不幸的。子君的可悲这处，在于其身的思想局限与认识局限。 本着“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精神，和对受压迫妇女的痛惜之情，鲁迅“自觉地与先驱者取同一步”，以悲愤的现实主义笔调，去揭露病态社会的魂灵，以期限引起疗救。作者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通过她们在封建社会及其道德礼教迫害下的悲苦人生命运，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暗和愚民政策所造成的罪恶。这是鲁迅塑造这些妇女形象的目的之一。怎样才能使妇女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争得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历来主张进行坚韧的战斗。为此，在他的作品中，多处描写了女主人公们的挣扎与反抗。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挣扎；而爱姑，反抗更是强悍而出格；特别是子君，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的，但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使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更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对这些女性们身上表现出的对封建恶习势力的奋不顾身的反抗行为，鲁迅显然是无限赞同与极力支持的。鲁迅的这一态度，与他指出的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融入社会革命大潮之中，只有解放了社会，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 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反抗与挣扎，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却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后来姐妹，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鲁迅作品所塑造的这些妇女形象，其意义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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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 背景介绍 曹禺是现代著名的剧作家。原名万家宝，字小石。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祖籍湖北潜江。父万德尊，毕业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辛亥革命后曾任黎元洪秘书，后赋闲在家。曹父喜爱文学，常与友人饮酒赋诗，有时也令曹禺做诗，使曹禺从小就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曹禺幼时由家庭教师启蒙，学习四书五经，但也偷偷阅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镜花缘》等中国古典小说，还读一些林纾译的西方小说。曹禺生母早逝，继母喜欢看戏，他从小就跟随继母看了很多京戏、地方戏和文明戏，还常常阅读《戏考》；除文学之外，又培养了他对戏剧的兴趣。 曹禺童年是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夕这一段时间度过的。整个社会非常腐朽黑暗，父亲对家人严厉专横，曹禺虽生活在比较富裕的家庭但并不感到温暖。“我生长在一个曾经阔绰过，后来又没落了的家庭里。少爷们有自己的佣人，自己的书房。住的相当舒服，但是闷得很。整个家庭都是郁闷的。每天都可以听到和看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对周朴园逼繁漪吃药那类事情，从我的亲戚、朋友的口里经常可以听到”。另一方面，他也从保姆段妈那里听到农村生活的痛苦和农民破产的惨状。这一生活经历，使他产生了贫富之分的观念，并在头脑里埋下了憎恶旧社会和旧家庭的种子，这常常成为他后来戏剧创作的内容。 1922年，曹禺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南开是北方业余话剧运动中心之一，“南开新剧团”是有影响的戏剧团体。曹禺在张彭春老师的启发帮助下参加了剧团，并于1925年开始演戏。这是他从事话剧事业的开端。他在霍普曼的《织工》、易卜生的《国民公敌》、丁西林的《压迫》等剧中扮演角色。后又主演过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高尔斯华绥的《斗争》、莫里哀的《悭吝人》等剧。由于当时男女不能同台合演，曹禺有时不得不扮演女角，他的表演才能受到同学们的好评。这些演出活动，不仅使他熟悉了舞台，了解了观众，而且也从剧本中接受了民主自由的思想影响。他还改编过一些剧本。 曹禺在中学时代还广泛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进步书刊的影响，特别是从鲁迅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诗歌中汲取到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增强了对黑暗社会愤懑不平的正义感。在南开中学时，曹禺就尝试写作新文学作品。最初的作品有小说《今宵酒醒何处？》，新诗《雨中》《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南风曲》等。 1928年南开中学毕业后，曹禺进入南开大学政治系，学习政治经济学等课程，由于对这些学科不感兴趣，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攻西方语言文学。在此期间，曹禺广泛涉猎欧美文学作品。他曾被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所深深吸引，也曾对莎士比亚的作品十分着迷，还非常喜欢契诃夫、奥尼尔等人的剧作。所有这些作家都给他后来的戏剧创作以影响，从不同方面丰富和提高了他的艺术表现力。大学期间，曹禺仍然是中国戏剧的热烈爱好者。课余，他经常同靳以，还有新结识的巴金一起看戏，观赏了著名京剧演员杨小楼、余叔岩、刘鸿声等人的精彩演出，他对昆曲和曲艺也很入迷。这些传统艺术对他后来的戏剧创作同样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1933年大学行将毕业时，曹禺根据少年时代的生活积累，借助多年学习探索欧洲戏剧艺术所掌握的技巧，写出他的处女作《雷雨》。 这部作品由巴金推荐，1934年7月在《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上发表。《雷雨》的问世，使中国有了足以同世界优秀剧作相媲美的话剧作品，它是中国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名著导读《雷雨》其后，曹禺分别创作了《日出》（1935）《原野》（1936）《北京人》（1940）等一大批剧作，从不同层面剖析了中国社会，均以自己独特的风格蜚声剧坛。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Ⅰ》。有删节） 曹禺从1929年开始酝酿人物、构思剧本，到1933年最终完成了《雷雨》的创作，前后用了五年时间。虽然它是曹禺的第一部话剧，但一炮打响，震动文坛，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被认为是“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作者出于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以一种悲悯的情怀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通过两个在伦理血缘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家庭，剖析了社会和历史的深重罪孽。 30年前，周家少爷周朴园同侍女侍萍私下相爱了，他们生下了两个儿子，但是周家反对他们的结合，为了给周朴园找一个门当户对的阔小姐，硬是把侍萍逼走了。侍萍怀着满腔的悲愤，抛下大儿子周萍，抱着小儿子投河自尽。被搭救之后，她嫁给了鲁贵，并生了一个女儿四凤。 30年后，靠着盘剥工人，周朴园已经成为一个煤矿公司的董事长。他又有了一个年轻的妻子繁漪，并且有了一个儿子周冲。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命运的捉弄，鲁贵和四凤先后来到周公馆做了佣人，鲁大海（侍萍抱走的那个小儿子）也到周家煤矿上当了工人，并作为罢工代表反抗着周朴园的剥削和压迫。周朴园是个“社会上的好人物”，但在家里，却是一个专制的家长。在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家庭中，罪恶在悄悄上演：周萍和自己的继母繁漪私通，后来为了摆脱繁漪的纠缠，也为了悔改自己“以往的罪恶”，他到四凤那里寻找寄托，并让四凤有了身孕。侍萍来到周家，与周朴园相认，虽然周朴园一直思念着侍萍，但当她真的出现在面前，他又觉得她是来算旧账的，试图用钱替自己赎罪，遭到了侍萍的拒绝。 终于，在一个雷雨的夜晚，所有的矛盾冲突有了一个总爆发。得知自己和周萍的血缘关系，不堪忍受打击的四凤冲入雨中，不幸触电身亡。一直暗恋着四凤的周冲追了出去，也为救四凤而触电。在一片混乱中，周萍开枪自杀。最后，只剩下憔悴的周朴园，陪伴着痴呆的侍萍和疯了的繁漪。剧本描写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在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心来拯救自己”，但不管怎么挣扎，怎么呼号，也难以逃脱悲剧性的命运。 虽然对于这种悲惨命运的成因，作者归结为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以及这斗争背后的或者叫做“上帝”或者叫做“命运”的主宰，但悲剧的直接原因还是周朴园30年前所造的罪孽，因此，剧本客观上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周朴园所代表的那个阶级。 周朴园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家化了的封建家长，在社会层面上，他是一个冷酷的吸吮工人血汗的资本家，干尽了昧心的勾当；在家庭层面上，他是个自私专横的家长，容不得半点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从精神上、感情上、心灵上，压迫着他的妻儿，造成了繁漪的畸形反抗，并制造了新的罪恶。通过这个人物，作者揭露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封建性，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意味。当然，周朴园也不是某种政治概念的符号，而是血肉丰满的复杂人物，他对于侍萍的感情是真挚的，面对侍萍时流露的忏悔也不是虚伪的做作。 另一个人物侍萍则纯然是一个受害者，不仅自己身受其害，而且自己的女儿又重蹈覆辙，甚至陷入更悲惨的命运中，这种悲剧性深刻表现了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物的不幸，控诉了社会的不人道。 精彩片断 1. 鲁贵慌忙由中门下。四凤端着药碗向饭厅门，至门前，周繁漪进。她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她的脸色苍白，只有嘴唇微红，她的大而灰暗的眼睛同高鼻梁令人觉得有些可怕。但是眉目间看出来她是忧郁的，在那静静的长的睫毛的下面，有时为心中的郁积的火燃烧着，她的眼光会充满了一个年轻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怨望。她的嘴角向后略弯，显出一个受抑制的女人在管制着自己。她那雪白细长的手，时常在她轻轻咳嗽的时候，按着自己瘦弱的胸。直等自己喘出一口气来，她才摸摸自己胀得红红的面颊，喘出一口气。她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静，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是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她的胆量，她的狂热的思想，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整个地来看她，她似乎是一个水晶，只能给男人精神的安慰，她的明亮的前额表现出深沉的理解，像只是可以供清谈的；但是当她陷于情感的冥想中，忽然愉快地笑着；当着她见着她所爱的，红晕的颜色为快乐散布在脸上，两颊的笑涡也显露出来的时节，你才觉得出她是能被人爱的，应当被人爱的，你才知道她到底是一个女人，跟一切年轻的女人一样。她会爱你如一只饿了三天的狗咬着它最喜欢的骨头，她恨起你来也会像只恶狗狺狺地，不，多不声不响地恨恨地吃了你的。然而她的外形是沉静的，忧烦的，她会如秋天傍晚的树叶轻轻落在你的身旁，她觉得自己的夏天已经过去，西天的晚霞早暗下来了。 〔她通身是黑色。旗袍镶着灰银色的花边。她拿着一把团扇，挂在手指上，走进来。她的眼眶略微有点塌进，很自然地望着四凤。〕 2. 周朴园 （四凤端茶，放朴园前）四凤，（向冲）你先等一等。（向四凤）叫你跟太太煎的药呢？ 鲁四凤 煎好了。 周朴园 为什么不拿来？ 鲁四凤 （看繁漪，不说话） 周繁漪 （觉出四周的征兆有些恶相）她刚才跟我倒来了，我没有喝。 周朴园 为什么？（停，向四凤）药呢？ 周繁漪（快说） 倒了，我叫四凤倒了。 周朴园（慢） 倒了？哦？（更慢）倒了！（向四凤）药还有吗？ 鲁四凤 药罐里还有一点。 周朴园（低而缓地） 倒了来。 周繁漪（反抗地）我不愿意喝这种苦东西。 周朴园（向四凤，高声） 倒了来。 〔四凤走到左面倒药。 周冲 爸，妈不愿意，您何必这样强迫呢？ 周朴园 你同你母亲都不知道自己的病在哪儿。（向繁漪低声）你喝了，就会完全好的。（见四凤犹豫，指药）送到太太那里去。 周繁漪（顺忍地） 好，先放在这儿。 周朴园（不高兴地） 不。你最好现在喝了它吧。 周繁漪（忽然） 四凤，你把它拿走。 周朴园（忽然严厉地） 喝了它，不要任性，当着这么大的孩子。 周繁漪（声颤） 我不想喝。 周朴园 冲儿，你把药端到母亲面前去。 周冲（反抗地） 爸！ 周朴园（怒视） 去！ 〔冲只好把药端到繁漪面前。 周朴园 说，请母亲喝。 周冲（拿着药碗，手发颤，回头，高声） 爸，您不要这样。 周朴园（高声地） 我要你说。 周萍（低头，至冲前，低声） 听父亲的话吧，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周冲（无法，含着泪，向着母亲） 您喝吧，为我喝一点吧，要不然，父亲的气是不会消的。 周繁漪（恳求地） 哦，留着我晚上喝不成吗？ 周朴园（冷峻地） 繁漪，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孩子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 周繁漪（四面看一看，望望朴园，又望望萍。拿起药，落下眼泪，忽而又放下） 哦，不！我喝不下！ 周朴园 萍儿，劝你母亲喝下去。 周萍 爸！我 周朴园 去，走到母亲面前！跪下，劝你的母亲。 〔萍走至繁漪前。 周萍（求恕地） 哦，爸爸！ 周朴园（高声） 跪下！（萍望繁漪和冲；繁漪泪痕满面，冲身体发抖）叫你跪下！（萍正向下跪） 周繁漪（望着萍，不等萍跪下，急促地） 我喝，我现在喝！（拿碗，喝了两口，气得眼泪又涌出来，她望一望朴园的峻厉的眼和苦恼着的萍，咽下愤恨，一气喝下）哦……（哭着，由右边饭厅跑下） 阅读指导 《雷雨》发表以后，有很多人不厌其烦地给它下脚注，做论断，这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总有一些臆测的东西存在。曹禺在《〈雷雨〉序》中曾经就自己创作《雷雨》时的想法、对人物的看法作了详细的说明，阅读全剧之前，细读这篇文字可以更好地理解作品的真实内涵，而不致于在众多的专家分析面前迷失了自己的判断。 戏剧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是人物的对白和独白，人物的提示往往是无足轻重的，但曹禺很善于写人物提示，每一段人物提示都是一篇精美的文章，对人物的性格有着精到的刻画。阅读本剧，除了欣赏精彩的台词之外，人物提示甚至环境描写也要细细品味。
“把”字句的语法、语义分析之各家浅谈“彼得•潘现象”的透视分析——由彼得•潘人物形象引发的思考“常常”和“往往”的词语辨析与词典释义“纯乎词人之词”----试论少游词对词的本体性认识“点”和“些”的对比研究“多少”字结构在语义的差异“孤独”的传承——试论卡夫卡对马尔克斯创作的影响“古歌旧曲君休问，听取新翻《杨柳枝》”——李碧华小说《青蛇》的“旧曲新翻”“积非成是”——浅析成语的误用合法化现象“绝望之岛”的希望——论《论鲁滨孙飘流记》中的人性探求“美国梦”的破灭——《嘉莉妹妹》和《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共同主题“民间围城”——论阎连科小说创作与河南文化“明目张胆”感情色彩探究“起来”语义虚化的认知机制初探“情”字牵桥，命里玄 ——浅谈李碧华小说的爱情与宿命“情生诗歌”与“自然灵气” ——浅谈汤显祖诗歌的两个基本主张“人”的复活——余华小说创作的人学视阈“三言”——话本小说的雅化“三言”中僧尼形象的基本特征及其成因“上帝”的恩赐——论林语堂文学创作中的宗教精神“诗意现实主义”的文学史考察——以施笃姆的诗化小说为中心“疼痛”的女性——以毕飞宇中篇小说中的女性悲剧为例“伟大的哑巴”与“地窖中的穴鸟”——试论卡夫卡创作中早期电影的痕迹“现实+理想”的爱情——由“林语堂三部曲”中的爱情看林语堂的婚恋观“心猿”之踪——“心学”对《西游记》的影响“性”与“不幸”——解读王小波《黄金时代》“自今”释义研究《奥多芙的神秘》的“哥特式”特征《百年孤独》中后殖民主义的解读《尔雅》对复音词的认识观念研究
已发表的有以下论文，参考下吧：1.张洁小说的女性意识浅谈2.激进与犹疑——张洁小说女性意识评估3.一场女性救赎失落的悲剧——张洁小说女性形象论析 4.试论张洁小说女性意识的嬗变 5.女性建构与认同焦虑——论张洁小说《方舟》的叙事伦理6.女性的自觉与局限——张洁小说知识女性形象 7.何处是方舟——论张洁小说中的女性意识8.结合张洁的女性文学创作 谈谈中国女性解放发展的道路问题 9.男权社会中的矛盾女性——论张洁小说《无字》中的吴为10.抗争与守望：张洁小说女性意识的整体观照
即使还是常见的三位女性的拼盘故事设计，《芳心荡漾》却在角色内核和情感成长进行了细致的描摹刻画。独立鲜明的恋爱观、敢爱敢恨的生活态度，足够抓马的故事，加入悬疑和轻喜元素，别有一番味道。室内设计师张帆（秦岚饰），自称“茱莉亚罗伯茨”，职场独立女强人，正在推动风雨樵舍智能家居项目，是现代优质女性的成功范例。她经历前夫出轨离婚后迟迟不敢走入新感情，面对爱情时的态度也更加成熟稳重。遇到在巴黎喝醉酒“睡到一起”的年下弟弟林森的穷追猛打，她动摇过，但抱着保护对方的心态迟迟不肯答应。可喜的是，张帆敢于直面内心，勇敢保护爱人，即使已经因同事林震的死亡深陷舆论漩涡，为了不让林森遭受父亲因潜规则女下属而死亡的舆论，她冒着被停职的风险也要保住秘密，不仅让观众看到年龄在爱情面前不足为惧，更显示了张帆坚定的内心。金牌保险业务员潘晓晨，是个有着“鸡血底色”的人物，人生目标是“加紧奋斗，努力买房”，无论是工作还是感情都十分强势。即使父母反对也要坚定走入婚姻的她，却面临着相恋七年的男友对恋爱和生活失去激情，与一位男健身教练亲密接触。她本着挽回这段感情的初衷，主动出击，却陷入了一段抓马的三角恋当中。男友假戏真做，女友假意配合，利用“吃醋法”宣战自己的重要性。原来是男友受不了潘晓晨的鞭策，决定自绿找人合作分手，刚开始她深陷爱情修罗场左右为难，但也渐渐认清了自己的内心：只是不愿承认7年的感情覆水难收，不想服输的倔强罢了。即使男友后悔极力挽回，她也没有向生活低头，显示出当机立断的魄力。恋爱脑罗潇潇，高颜值高学历，但恋爱雷达却持续失灵，多金男友出轨原本以为被绿的是自己，殊不知自己才是对方婚外情的对象，复仇计划在她心中构想。她潜入到对方的宠物食品公司调查“狗粮致死”事件，又与前男友的弟弟一见钟情，令人欣慰的是她最终在爱情和道义之间选择了后者。《芳心荡漾》通过三线并行的叙事结构，展示了不同年龄阶段女性的恋爱和生活生态，叙事节奏轻快，剧情推进速度迅猛，主题脉络清晰，受到了不少观众的好评。女性+悬疑+喜剧元素的拓展，不仅增加了可看性，而且收获了更多元化观众。
人物设定不同，女主的性格不同，处理事情的方式不同，女主精干且聪明与国产电视剧当中的傻白甜人物有着很大的出入与差距。因为这部电视剧当中女主演技出色，剧情环环相扣，故事剧情发展的比较紧密。
《二十不惑2》这部电视剧也是熟悉的比较热的一部电视剧，而这个电视剧的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这部电视剧是一部女性群像剧，主要讲的就是几个女生之间的故事，这类型的电视剧是最近几年比较火的电视剧，而其实拍好这类型的电视剧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把握好其中各方面的度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而《二十不惑2》这部电视剧的导演给出了我们一个能够拍好这类型电视剧的一点点方法论吧。
首先他表示在这部这种类型的电视剧当中，一定要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生活化的表达。因为这类型的电视剧不好拍的一个体现就在于它可能会按照剧本来演，会缺乏一点点的温情，所以有的时候不能够那么死板的去表达一些东西，所以尽量的选择一些真实的基地的和生活化的表达。这种可能会让观众感觉到是比较的真实和温情的，也很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但是也不能够一直不断的在抒情，刻意的去挑起这种情绪， 这样的一个设计可能也是会让观众比较反感的，所以生活化的表达还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其次就是导演表示他在这部电视剧的叙事角度当中让观众看到了一种情感的延续，同时还能够去注入一定的新鲜感，这样会让人物更加的丰富和立体一点，正如他们每一个人的恋情一样，他们在第一部当中所经历的感情，遇到的那个人在第二部当中或许仅仅只是一个过客，真正的主角并不是他们，这就和人生的感情经历是一样的。
最后就是他表示他尽量的在叙事的逻辑和人生节奏上是正常和真实的，这样会让观众能够喜欢。
因为现在男性他们越来越没有自知之明了，尤其是男明星跟他们不太愿意管理自己的身材。
赵本山的喜剧小品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点。首先，赵本山的喜剧小品大多有较强的思想性，在寓教于乐的思想指导下，敢于针砭时弊，鞭挞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对普通人身上的缺点、弱点、不良习气也进行了善意的嘲讽、劝诫。有的作品在展示小人物生活的过程中，张扬了普通人的机智、乐观，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歌颂了普通人的美好心灵。人们最熟悉的作品，莫过于《1十1=？》和《麻将豆腐》两个小品。一个乡长吃了养鸡专业户的十只鸡，迟迟没有付钱。对这样一个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素材，赵本山等人匠心独运，他们并不让乡长走到台前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在审判中快意地欣赏他的尴尬、难堪；而是把乡长推到幕后，让养鸡专业户夫妻俩在家里苦苦折磨自己，反复琢磨这鸡钱到底该不该要，而且还令人忍俊不禁地互相轮换扮演乡长和讨债人，排练要债的场面。仅此一端，作品对党风、社会风气中不良现象的批判就够有份量了。在男主人公演示要债人时的一段“二人转”唱腔中，一股浓郁的悲凉无助的情绪强烈地冲击着观众，令人久久难忘。然而，赵本山又是宽厚的，在批判的过程中把握着较为准确的分寸感。尽管整个作品批判力量很大，但在结尾却还是为可能弃旧图新的人留下了余地，让幕后响起了乡长送鸡钱的声音。这不应该认为是硬加上去的“光明尾巴”，而应该说是更本质地反映了我们党风、社会风气正在好转的生活真实，当然，也是对党风和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的热切期待和呼唤。我认为，这种暖色的结尾对于醒人心、正世风会有更积极的效果。有的论者指出，如果结尾只是响起乡长的声音，而不言明夜访的目的，意味将更加隽永、丰富。这种设计自然也是很有道理的。艺术的表现形式本来就应该是多种多样、多彩多姿的。 《麻将豆腐》 是讽刺染上赌博不良习气的农民的小品。对于许多赌风日炽的城乡来说，这个小品是针对性极强的切中时弊之作。小品以喜剧的形式展示了赌博的严重后果，有较强的警世意味。联想到某些小品和滑稽戏中或者满足于一闹到底、缺乏意蕴，或者思想直露、一览无余的情况，赵本山的小品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方面，是做得比较出色的。还应该指出的是，赵本山的创作，虽然是难以脱离讽刺手法的喜剧，却能够做到谑而不虐，对一般人的弱点是与人为善地规劝和嘲笑，对残疾人是赞扬他们的机智、聪敏，展示他们生活中的艰辛与欢乐，而没有着意挖苦他们的生理缺陷取乐。其次，赵本山在表演上努力使人物性格化，这使他的作品独具风采。喜剧既可以是角色和情节喜剧，也可以是性格喜剧。一般说来，后者对于演员来说难度更大一些。作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喜剧小品，时间只有十几分钟，因此大多是情节性的喜剧。然而，在赵本山的作品中，却尽可能地在短短的时间内塑造出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毫无矫饰造作的痕迹，好像刚从台下观众中走上来的现实生活中的“这一个”。前怕狼、后怕虎、萎萎缩缩的养鸡专业户和打麻将成瘾、没脸没皮的豆腐坊主，都闪烁着个性的光彩。连那个在《十三香》中卖报的机智、狡黠的盲人也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对于十几分钟的小品来说，能够把情节交代清楚，把喜剧效果体现出来，也就算达到了目的。赵本山不满足于此。他下功夫研究剧本，从剧本情节中找到人物，然后抓住人物，塑造性格，寻找感觉，锤炼语言，最后，是在人物特定性格的运动轨迹中展现情节。这时候的人物，已不只是一个剧中的符号性载体，而是活生生的“这一个”；这时候的喜剧情节，已不是原来剧本上的情节，而是这个特有人物的独特“行状”了。这也就是赵本山演一个像一个。演一个活一个的奥妙。再次，赵本山的表演极富生活化色彩。自然，舒展，从容不迫，不温不火，如行云流水。他所扮演的盲人几乎是别人难以企及的。他扮演的其他人物，也是人各其貌，各具特色。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那成熟的演技，但也不是没有轨迹可寻。其一，是赵本山长期生活在基层群众之中，又对生活有着细致、深入的观察和积累，这使得他把握所饰演的人物时能够做到驾轻就熟。其二，是他严格地尊重特定人物性格的“质的规定性”，捕捉人物的感觉，因此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不逾矩”。就连唱段的安排也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举措自如。其三，是他吸收了二人转和其他地方戏曲中丑角的一些表演技法，能够巧妙地直接同观众进行交流和沟通，这种时时和观众保持息息相通的状态，使他得到一种独具的优势，这种魅力使他得以吸引观众和他共同创造喜剧效果。例如，《1十1=？》中养鸡专业户在模拟要债时为措辞苦思冥想的情节中，人物就直接同观众共同商量见乡长该如何打招呼。这段貌似自言自语的台词，对反映人物心理，塑造人物性格，对缩短与观众的心理距离，都起了十分有效的作用。这种似乎游离于情节之外的二人转中的“零口”活，却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不可小视。最后一点，是赵本山的喜剧小品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赵本山是在东北黑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喜剧演员，所以他的创作和表演中充满了东北人特有的开朗、豁达和幽默感。他的喜剧小品语言是东北味的，抒情方式也是东北味的。这种质朴、刚健、火热的东北地方气息给人以真实感和亲切感，而这种感觉会在更深的层次上感染和征服观众。在这一点上，东北的喜剧小品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它既保有原汤原水的东北地方风味，又因口音与普通话接近而能够为全国广大观众接受。相比之下，上海和浙江的滑稽戏由于受到方言的局限，在“翻译”成普通话演出时，喜剧信息量的损耗就严重地影响了喜剧效果。就喜剧而言，富有地方特色的语言和表现手法，有着独特的穿透力，它对气氛的烘托、人物的塑造乃至喜剧效果的形成都有着奇妙的、难以言传的作用。所以我认为赵本山小品的东北味也是他出奇制胜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赵本山的喜剧艺术的成就和影响已是不争之实，因此研究、探寻一下他创作道路上的成功因素就是十分必要的了。赵本山的成长至少得益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赵本山的喜剧表演艺术广泛地借鉴、继承了中国文化中的喜剧传统，从喜剧意识到喜剧表现手法，他都虚心学习，潜心钻研，化为自己的东西。更可贵的是，他不受成法之限，凭着自己的才气、灵气和胆气，能发挥出自己的艺术个性，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近几年来，我国戏剧小品空前繁荣，喜剧小品尤受观众青睐。有的论者感到奇怪：为什么戏剧学院和话剧团作为教学工具和考核方法的小品竟然迅速走俏，而且风靡全国？其实，这只是看到了小品来源的一个侧面，即从西洋话剧引进的这个渠道；而没有看到，小品在中国戏剧、曲艺史上是源远流长、最富传统性的一个艺术品类。更远的先秦古优不去说它，唐代的“参军戏”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戏剧小品，而且还是喜剧小品。“参军戏”虽说逐渐成熟于唐代，实始于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因一个担任参军的官吏贪污，而即兴组织人演出了一个“活报剧”，此即为“参军戏”之滥觞。说来有趣的是，“参军戏”从它问世的一刻起，就是在讽刺、批判当时官吏中的腐败现象。可见喜剧小品的“载道功能”和“批判功能”也是有其古老传统的。“参军戏”已有角色之分。被戏弄的角色名为“参军”，戏弄人的角色名为“苍鹘”。一主一从、一庄一谐、一智一愚、一科一诨，合作默契。宋代的“杂剧”，是一种滑稽戏，可以视为唐代“参军戏”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宋杂剧”作为戏剧还不够成熟，但作为小品则绰绰有余。它把歌舞、说唱、杂耍等伎艺以喜剧的风格串联在一起，并逐渐形成了稳固的结构：艳段、正杂剧、散段。“宋杂剧”的体式为三段结构形式和表演手段竟然与东北的地方小戏二人转大体上一样。这不能不看到传统的优秀的民族文化艺术在历史发展中所表现出的顽强的生命力。元、明以降，以“参军戏”、“宋杂剧”的形式为特点的戏剧小品，在地方戏曲和一些民间小戏中以不同的方式得到继承和发展。川剧中的喜剧因素就尤为明显。在民间小戏中，许多剧目更接近于小品。抗战时期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解放区大生产运动时的《兄妹开荒》也都可以说是小品。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演员和观众对不同形式的小品并不是陌生的。赵本山稔熟于东北地方戏二人转的表演，这就为他日后的喜剧小品的创作和表演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事实上，从二人转到小品之间距离并不遥远，有些二人转的段子，只要稍微变动一下表演的程式，把一部分唱变成戏剧化的动作和台词，就是很好的小品。当然，对于赵本山来说，学习是多渠道、多方面的，二人转的喜剧意识和喜剧表演技巧只是他借鉴、学习的一个方面，在他的喜剧小品中体现得比较突出一些而已。艺术女神缪斯常常弄些新花样。他不但把一种原来极不起眼的艺术品类推到中国观众面前，而且使其在短短的几年之内风靡了全国。这个艺术品类就是喜剧小品。每年逢年过节的电视联欢晚会上如果没有几个精彩的喜剧小品，简直无法向观众交代。说起喜剧小品，人们会马上想到赵本山，想到他的精彩、娴熟的喜剧表演。还专门召开了赵本山喜剧专题研讨会，这足以说明赵本山在喜剧表演上已取得了令人钦羡的成就。第二，赵本山的成功源于他把根系深深地扎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喜剧理论界和一些观众已经注意到，喜剧与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黑土地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近几年受欢迎、影响大的喜剧小品和喜剧演员多出在辽宁一带。赵本山、潘长江、巩汉林等人的形象人们都十分熟悉。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田连元、袁阔成、刘兰芳等人也都活跃于辽宁。人们还记得，“四人帮”刚刚被粉碎时，一股“相声热”吹遍全国，其中几个精彩段子如《特殊生活》、《好梦不长》、《假大空》等在全国听众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相声也都出于沈阳。黑土地的地域文化与喜剧之间的联系已不能视为偶然的现象。事实上人们只知道东北人的豪爽、刚健，而东北人所特有的幽默感则还远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更谈不上研究。东北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比较荒凉的，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农民在大饥馑面前走投无路，离乡背井闯关东。在谋生中培养出的冒险和开拓精神，使东北人的精神风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闯关东的奋斗者大多是成功的，在黑土地上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位置和权利。这种胜利者的自信、自尊的心态，是幽默感最好的基础和条件。东北的二人转、评剧、吉剧、评书等艺术品类中，处处都浸润着喜剧的营养，闪烁着幽默的光彩。赵本山正是在这片黑土地中扎下了根，长得枝繁叶茂，果实累累。东北人民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处事方法，交际习俗，语言特色，以及达观的乐天知命的人生观，都对赵本山的幽默感起着催化作用。赵本山的成长显然受到了这片黑土地和黑土地上的关东汉子们的影响。第三，赵本山在苦难生活的磨炼中深刻地认识了人生，这是他的喜剧风格稳健扎实、宽厚达观的重要思想根基。回顾一下古今中外造诣较深、成就较大的喜剧艺术家，可以发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他们或是历经过磨难，饱尝了人间的苦辣酸甜，或是对普通劳动人民生活有过深切的了解与体验，因而，他们懂得爱和恨，热爱生活，热爱普通人；憎恨丑恶势力，憎恨丑恶现象。赵本山也是由于对普通人民的生活有深切的体验，才能在艺术创作上焕发光彩。他还有一个好的条件，家族中长辈里有对民间艺术有一定造诣的人对自己的启蒙和点拨。这是生活对赵本山的偏爱，也是我们在研究一个喜剧艺术家成长时不能不考虑进去的有利条件。第四，以赵本山为前台，以崔凯、张超、张惠中等人为幕后编剧、导演的喜剧小品创作群体的长时间地密切合作，也是赵本山喜剧小品成功的重要因素。赵本山的这几位稳定的合作者既下过乡，也受过文艺专业的高等教育，这使他们的剧本能保证有一定的质量。加之他们对赵本山了解深，在剧本创作上能为赵本山发挥本身的优势创造条件。赵本山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悟性好，生活底子厚实，能从容、自然地把剧本转换成舞台艺术。这个创作群体的成功合作，给艺术创作提供了可贵的启示。那么，赵本山的喜剧小品的创作和表演是不是十全十美了呢？当然不是。我认为，赵本山的喜剧小品中有如下两个方面需要改进和提高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思想境界和审美情趣有待提高，应该力争格调更加高雅，做到雅俗共赏。喜剧作品的内容、手法、语言都应该是通俗的、大众化的。但是，内容和形式上的通俗，并不应该影响格调的高雅和思想上的深刻。通俗绝不能混同于庸俗。我们是把通俗易懂的形式作为审美的中介，从而把观众摆渡到真善美的彼岸，而不是用庸俗的表演去迎合少数层次不高的观众的低级趣味。喜剧演员使出浑身解数把一部分观众逗乐并不太难，难的是让人们笑得高雅、健康、益神，笑后还引发思索。我们的喜剧作品应该通过嘲笑丑恶现象，净化人们的心灵，从而成为提高人民的思想素质和引导人们奔向真善美的灯火。赵本山的喜剧小品在语言和取材上有两个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一是演员自己和演员之间通过语言上的互相贬损取乐的问题，二是取材于残疾人的生活，以残疾人的生理缺陷和生活习惯与常人的反差作为喜剧的调料。前一个问题在赵本山的创作中表现得不甚突出，但也值得注意，如他的喜剧小品《十三香》中两个小贩斗嘴的台词中就有互占便宜而缺乏美感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恰到好处的自嘲，对缩短和消弥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和改善自己形象往往收效显著。林肯在议会辩论中用自嘲摆脱困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喜剧表演中，自嘲手法的运用是允许的，也是常用的。在相声的表演中，经常是演员与角色之间二而一，一而二，掺合在一块，出洋相，在自己身上找包袱。成功地运用这种自嘲手法，能收到良好的喜剧效果，但应该注意分寸，不能太过。一旦夸大、丑化变了形，甚至专在辈份上生理缺陷上做文章，就失去了美感，也超出了观众道德心理上的承受能力，无法使善良的人发笑。即使有笑声也是趣味不高的反应。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喜剧取材于残疾人和一般人具有的生理缺陷问题。喜剧和其他戏剧能否取材于人的生理缺陷？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从电视、电影、话剧等作品中找到一些瘸子、独眼龙之类的特务、土匪、狗腿子等坏蛋。对这种角色的形体设计，观众从来就没有提出过异议。这种形体设计，进一步丑化了反派人物的形象，也满足了一般观众在心理上惩罚、报复恶人的欣赏需要。在喜剧作品中，对充当一种不良风气代表人物身上的生理缺陷的表现，人们也易于接受，师胜杰的一段“小鞋匠”的相声，其中一个搞不正之风又不学无术的干部子弟欧阳费劲被描绘成一个结巴刻子，就得到了观众的认可。潘长江喜剧小品中的“阿舅”也为人们所接受。对普通人的生理缺陷能否表现呢？也是可以的，因为人的生理缺陷是人的现实生活无法回避的一个部分，艺术作品躲不开也不应躲开这个现实。普通人的不幸和挣扎，英雄人物身残志弥坚的精神，都通过生理缺陷表现得十分充分。我们所熟知的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最后成了一个用手走路的瘫子，阿Q则长了一头癞疮疤，由于都十分得当地服务于作者的总体美学构思，所以产生了较强的审美效应。前不久从电视上看到一个小品《逆光》，是反映两个盲人的路遇，因为都看不见对方而产生了一点误会，人情味很足，把普通人的心灵描写得十分美好。赵本山的《十三香》中的卖报盲人表现了一个普通残疾人的乐观、诙谐、机智性格，也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但如果把普通人的生理缺陷作为喜剧的笑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问题，在刘向《列女传》中，记载了我国从夏桀时代就有用侏儒来耍把戏取乐的事情。其后，在《左传》、《国语》、《史记》中屡有记载，简直是史不绝书。无独有偶，西方一些王朝的宫廷中也常常使用一些侏儒为皇帝和大臣们解闷。这种用形体的丑陋来博得统治者快乐的残忍的阶级压迫和凌虐的现象，在其初始阶段，在美学研究上还是占有一定的位置的。从喜剧美学历程来分析，这是在摹拟自然从而显示人类自身优越的基础上升腾起来的嘲笑人类自身缺陷的滑稽意识。滑稽作为喜剧范畴即在喜剧地观照自然的同时也开始观照人类自身。这当然是人类自我意识进一步成熟的表现，它说明人已开始从直观上、从身体的健康与畸形上产生美与丑的审美判断。它虽然是浅层次的从生理学意义上生发出的审美意识，但却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从此它便由表及里地深入人类精神世界，完成人类自我观照，从而在伦理和道德规范日益强化的社会中，发现人类心理的智慧和胆量的缺陷，并在较高层次上完成滑稽的审美范畴。中国的古倡优，早期多是以自身丑态博得人主的欢心，达到“优”而能“谏”，是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的，而且能谏者总是极少数的机智、勇敢的杰出分子。纵观历史，似乎能谏者不少，这是因为这些人因其思想的深刻和语言上的机巧的光彩便于记载而被流传下来，而大量的、绝大部分的以丑角为使命的倡优因无精彩的事件可记，其事迹只能泯灭了。这里也可以引出一条重要的教训：我们的喜剧作品，如果只满足于形体上模仿的维妙维肖，动作上的滑稽可笑，而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就满足不了观众的较高的审美需求，也无法在喜剧美学上占领一席地位，更不要说流传下去了。翻检古籍，我们可以发现，公元十世纪的希腊人所写的《夸斯里尼阿弩斯短篇》即《喜剧论纲》中，也曾把“谐谑者嘲笑人们心灵上和肉体上的缺陷”并列在喜剧的内容之中。但是，十七世纪的英国喜剧作家康格里夫就明确反对“对天生的残缺、感官上的偶然差错以及老年的衰弱加以嘲笑”；他认为这样做“天性刻薄，并以为观众也是如此，因此想靠残废者或者聋子或者瞎子来取悦于人，希望凭借其实是应该寄予同情的事物来逗人欢乐。”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滑稽是不引起痛苦的伤害的丑。而对生理缺陷的展示，则很可能伤害了不仅仅是残疾者的善良心灵。另外，这种做法也有违于喜剧审美的初衷。喜剧对丑的嘲笑，是为了让人们痛恨丑，避丑向美，改掉丑，不再去做舞台上讽刺过的蠢事。而对生理缺陷的嘲笑，则起不到这种作用，对这些天生的缺陷的展示，只能让人泄气，它不可能让瘸子重新长出健康的腿，也无法使盲人重见光明，它所引发的笑声是残忍的，不洁的。浅层次的靠展示形体的残缺或者丑陋来博得笑声的现象，从古至今并没有中断，这是因为喜剧艺术的表演者和欣赏者总有较多的数量停滞在较低层次的审美水平上。这种形体上的出丑，表演上难度小，效果又明显，使某些表演者乐此不疲。作为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中一支的喜剧艺术，肩负着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重任，面对着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教育中生活了四十年的广大观众，我们如果在内容、形式、手法和思想境界上不能推陈出新，就势必会被时代和人民所冷淡，所轻视。我国的相声事业的盛衰史是一面极有借鉴意义的镜子。旧社会的相声，以茶座和地摊表演为主，演员和观众的文化素质都有限，相声的格调也难以提高。不少相声段子相当庸俗，甚至还有所谓“荤口”段子。解放以后，许多相声演员在新形势下感到难以适应，感到困惑。这时候，在党的领导下，侯宝林、孙玉奎、常宝霖等十一人发起，在1950年1月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他们在老舍和罗常培等语言大师的帮助下，整理旧相声，创作新相声，改变了演员的精神面貌，也革新了相声的形象，从而使相声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了全国人民雅俗共赏的艺术。我以为喜剧艺术家从相声的改革史中能得到诸多的启示。在提高喜剧小品的思想意蕴和格调情趣方面，我以为提高编剧和演员的哲学、美学、文学修养，增强审美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这里应该说明的是，赵本山喜剧小品在这方面的问题并不严重。我着意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在喜剧创作和表演中带有普遍性，值得引起重视。第二个需要改进和提高的方面，是在题材的广泛性和表现手法的丰富性、多样性上还有待加强，应力争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当今的喜剧小品和其他种类的戏剧小品，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都还比较单调。独创的、精彩的小品少，一般化的、群起模仿的多。相比之下，赵本山的小品中倒是好的更多一些。但是他的创作中题材上的偏窄和手法上的陈旧等问题也正在显露出来。当今一个突出矛盾是，观众对喜剧小品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要求也越来越挑剔，而喜剧小品的好剧本却极少。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能以适当的方法调动起广大的喜剧作家写剧本，让喜剧演员们在剧本上有较大的选择余地，那样喜剧小品的繁荣局面就会逐渐形成。广西、天津、深圳的同志搞的“哈哈集”喜剧小品大奖赛开了个好头，这股势头发展下去，必将对喜剧小品创作有所推动。除了题材问题之外，表现方法的丰富和发展也亟须重视。许多喜剧小品中的喜剧因素过于稀薄清淡，演员忙三火四地在台上跑来跑去，急于把情节交代完毕，结果是观众在小品刚开始便看穿了全剧的“小阴谋”，剩下的时间是用来评头品足找毛病了。能够从容不迫地把观众带入规定情境之中，成功地诱使观众上当、中计，从而引发强烈的笑声的情况还不是很多。这里有演技的问题，但如果在表现方法（包括小品结构的方式、布景道具的运用、其他艺术品类手法的借鉴和移植）上时有创新，就会不断推出使观众耳目一新的好作品来。我们看到，话剧在表现方法上已经有了较大的突破。小品今天获得的成功，得益于广博地消化吸收了话剧、地方戏曲和许多曲艺中的表现手段，小品的发展也同样离不了对姊妹艺术的学习和借鉴。我认为对话剧和相声的借鉴尤为重要。对赵本山来说，评书、二人转乃至由二人转发展而来的吉剧仍然是取之不尽的富矿，应该继续开发利用。相声艺术与喜剧小品是十分接近的两个品类。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观众逗乐。因此，相声的结构、相声的表现方法和表演技巧，乃至相声的语言，都值得喜剧小品的编、导、演去认真研究。综上所述，赵本山的喜剧小品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他的创作给广大观众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欢乐，观众对他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这种形势给赵本山提出了新的、更为艰巨的任务。我们希望他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占领新的艺术高地。
对于喜剧演员来说，带给大家的是快乐，背后的艰辛只有自己知道，我认为喜剧演员也是令人敬佩的。喜剧演员跟一般演员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之间工作的基点不一样，喜剧演员是要去带给大家快乐、欢笑，而一般演员就是要演好自己的角色带给作品更好地诠释和意义。虽然两种演员出发的目的不一致，最终都是要去演好作品，喜剧演员演好了就能够带去欢笑，一般演员演好了就能够带给大家更真实的观看感。
我认为喜剧演员是非常不容易的，跟一般演员的不同之处就是他们的舞台局限比较小，而且他们更需要用心去制造包袱。
喜剧演员肯定外表常常保持在喜庆的状态，每次看到他都是乐呵呵的样子，一般演员在出了角色之后比较容易恢复本原状态，因为在戏里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喜剧演员更偏向于喜，渲染的个人情感比较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