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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是很多读书人都看的一本书，尤其是搞文史哲研究的人。那么关于这本书的 读后感 怎么写呢?下面是我为你介绍的《西方哲学史》读后感1500字，希望帮助到你。
《西方哲学史》读后感1500字
读梯利版《西方哲学史》，这是我继斯通普夫版《西方哲学史》和罗素版《西方哲学史》后读过的第三部西方哲学史著作。与那两部相比，我更喜欢梯利版，原因有二:其一，虽然梯利也不免有西方学者所普遍拥有的“自我中心优越感”(他们总是认为西方思想史的发展是最完善、最系统的，进而很少认真理解世界其他地方思想发展史的情况，因此，作为熟悉中国思想发展史的我来说，从他们的语言表述中，总有观井底蛙语之感、之憾)，但从该书整体编写来看，是我读过的线索最为清晰，表述最为客观的哲学史书;其二，哲学本身是一门需要争论的学问，作者作为一名现代的哲学学者，却能够尽可能地不站在自己的立场进行评论，而是使用历史上不同哲学家的观点，以历史客观背景为基础，进行哲学家之间的对话，这样的写作风格，颇具“信史”之功，读来也让我收获颇丰。
闲言少叙，直接 说说 我的读后感吧：
1.从作者的哲学史脉络中，能够真切地看到思想的发展不是断裂的，是一脉相承和不断融合、折中、反动的结果，有理、有据、有节，让我一下子将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梳理个透彻明白。梳理清楚后才真正发现，思想的发展原来才是世界发展的真正推动力呀!
2.把握住西方哲学史发展脉络后，才真正理解了哲学所关注的三个问题及关注这三个问题的原因：
西方哲学史读后感。哲学关注三个问题及原因是：
一、“根源”问题：宇宙、世界、人、“一切的一切”的根源是什么?!(形而上学、宇宙论问题)只有理解了这个问题，才有机会和信心理解其他问题。
二、获得“根源”答案的 方法 ：人如何才能知道“根源”问题的答案呢?(知识论、逻辑学问题)只有运用所谓合理、所谓理性的方法，才有机会和信心理解“根源”，进而理解其他问题。
三、人的问题：“人”作为我们自认为的万物之首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过?(生理学、心理学：“从个体的角度理解，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过?”伦理学、政治学：“从群体的角度理解，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过?”)(人生论问题)人的问题才是哲学中最难、最核心的问题!
3.通过哲学史的阅读，让我明白了人类思想史上的大体发展脉络，并且根据这个脉络 总结 和大胆预测如下：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思想史大体已经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阶段一：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有能力进行哲学思考之前，将自己的意识形态诉诸于“宗教”(前轴心时代);
阶段二：随着人类的进步，人类开始运用自己的理性，发展属于自己的“哲学”(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们创立了哲学基本体系，包括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
阶段三：由于人们很难运用自身的理性解决所有问题，因此，在轴心时代之后直至贯穿整个中世纪，人们都在试图用人类的理性去证明宗教神学的意志，并将着力点重点放在了“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探索上”;
阶段四：随着人类思想意识的提高，人们发现人类很难运用理智解决意志问题，因此，人类开始将哲学与神学分离，开始运用自己的理性、怀疑和反叛意识，将人类从对神的思考拉回到对人、对世界的思考上，近代哲学肇始于此，在近代哲学中，人类的思想意识形态之所以有了很大进步，源自于人类更加“务实”，同时，也使用了更加“务实”的思考方法，资料共享平台《《西方哲学史》读后感1500字》(https://m.unjs.com)。总的来看，近代哲学的着力点放在了“获得‘根源’答案的方法，即知识论上”，人类综合了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又补充了培根、穆勒的归纳法，还加上了更为现代的新方法(当代数理逻辑家对传统逻辑的背离)，从而使得人类有了飞快的进步;
如果按照目前已知的哲学史发展的历史规律大胆地进行推测，在未来，哲学的下一次大发展应该会把研究的问题再次关注信仰和意志，在这个探索过程中运用已有的、更为有效的方法进行研究，并最终将着力点回归到“人的问题上”，从而促进整个世界再来一次更为惊喜的发展过程。
思及至此，突然有了一种想法：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将“人”的问题放在思考的首要位置，如此看来，未来世界哲学发展的起始点很有可能就在我们中华大地哟，很有可能伴随一次中华文明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使中华大地成为未来世界思想的爆发点和引领地，就像近代哲学发端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一样……虽然觉得这个思想复兴和启蒙的运动有可能并非在我们现在这一时代进行，甚至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可能看不到这个过程，但这样一想还是不免有一些小兴奋，真心但愿如此……中华儿女们，加油吧……
《西方哲学史》读后感1500字 范文
本周继续阅读罗素先生的《西方哲学史》，并结合文中部分文字内容进行思考。
其一，“他宣扬友爱，不仅仅是全人类之间的友爱，而且还有人与动物之间的友爱。”
这句话表现了犬儒主义者宣扬友爱，并特别提出要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犬儒学派的主要教条是，人要摆脱世俗的利益而追求唯一值得拥有的善。这个“善”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人首先要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也是最单纯、最简单的“善”。
记得之前看的一部纪录片《第三极》，主要讲述的是青藏高原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故事 。印象最深的是，在藏北，狼深夜潜入一户居民家的牧场里，吃掉了二十几只羊，这些狼直接咬断羊的脖子，虽然存在侥幸的羊有的没被咬死，但是脖子上的伤痕会影响它们接下来的进食，一两天后也会死。牧民们虽然很讨厌袭击羊群的狼，也采取报警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这样政府会有补贴)。但即便是这样，这儿的居民还是会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救回几只走散的小狼崽，因为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如果不救小狼崽，它们就会饥寒交迫直至冻死，这些居民虽然痛恨狼吃羊，但还是会把小狼崽带回来，并用那群袭击羊的狼吃剩的羊肉喂饱小狼崽。在他们的心中，只要是生命，都应该被拯救。
这种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表现了人类对于生命的敬畏。
其二，“凡是能享受本能的幸福的人，就不是能创造出种种形而上学的乐观主义的人;形而上学的乐观主义有恃于对于超感世界的实在性的信仰。在那些在世俗的意义上是不幸的，但却决心要在理论世界中寻求一种更高级的幸福的人们中间，普罗提诺占有着一个极高的地位。”
读到文中的这句话，总是隐约中感觉文中“享受本能的幸福的人”就像生活中不思进取的人，“形而上学的乐观主义的人”就像是生活中有追求且目标坚定的人。“形而上学的乐观主义有恃于对于超感世界的实在性的信仰”就好比是自己认清自己的实际情况，并基于此有更明确的目标和追求，这个内心活动的过程多半是不为人知的。因为有着丰腴的精神世界和自己坚定不移的追求，无谓世俗的眼光，坚持自己的追求，直至成功。
就如在工作中，对于同一份工作，它可以带给你稳定的收入，在同等条件下有较好的工作环境，工作时长适宜，工作内容也容易上手等等。对于生活中随遇而安的人，他可能认为这份工作虽然是我不喜欢的，但是我也不指望它可以带给我权利和地位，只要温饱的生活和轻松的工作即可，所以对于工作和生活可以安之若素。但对于一位对工作有要求的人，他会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有一个完整的 职业规划 ，给自己设立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目标，不断的学习和接受新鲜事物，为自己充电，以保证自己在实际工作中能将每一天过的充实而有意义，不断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最终实现自己的抱负。
结合目前刚入学的自己而言，好多朋友羡慕“象牙塔”里的生活，他们常常感叹在学校又可以无忧无虑地学习和生活。但实际上，我们都发现开学一周以来并不轻松，应该是远比自己想象中的要更加忙碌。起初我总会担心在校的时间只有一年，把自己陷于“焦虑”中，因为对未来，自己心里是没有谱儿的。读后感·比如会害怕时间过的太快，自己没能学到足够多的知识;对于某些课程的学习，也更感吃力，比如多元分析与SPSS;还有上 文化 与心理这门选修课的时候，我会因为这堂课需要分配给每位学生来讲课而打退堂鼓，等等。
但对于这种种的问题，首先确实是需要时间去尽早地适应;其次，最主要的就是改变自己做事的心态。关于硬性的知识漏洞，比如学起来很吃力的课程，我们决定去听本科的课程来补习;对于上课形式的不同，能做的是先要改变心态，勇于去尝试，在课下做好充足的准备。最后，等我发现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我就不再担心时间过的太快，反而回想这一周，还是很有收获。
所以，在学习和生活中，脚踏实地，坚定自己的目标，不做不思进取的人。作者：张贺
西方哲学史读后感
《西方哲学史》我选取了梯俐、伍德编著的版本。正因看到有些书上评论说：它拥有更通俗的解释和客观的立场，因此就选取了它，望读能让自己对哲学史有个基础性的了解。此刻花了一个多月的时刻把它读完了，但留在脑子里的东西不是很多，还好，我做了笔记，能够随时翻来看看，而不用整天抗着那本厚厚的书。
这本书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希腊哲学、中古哲学、近代哲学。每个部分后面也包括了每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以及哲学流派。当然凡是影响重大的哲学家和流派所做的说占的资料都是比较多的，如柏拉图，奥古斯丁，康德等人。当我翻开第一页的时候，我惊讶的是它讲的是自然主义哲学，这点让我很不解。正因我总觉得自然是跟科学有关联的，跟人文扯不上关联。而到读了后面的具体资料时，我才真正的搞明白是怎样一回事。正因哲学的 起源和发展 是离不开一些条件的，而自然条件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也是为什么早期的希腊哲学是自然主义的哲学的一个原因吧。在这个部分里，人们主要去探究了事物构成的的本质，是户外还是静止?读完这个环节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事物到底是有什么构成的了。但当我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思考的时候，我才有了自己的概念。但是我却有个疑问：马克思关于世界本质的认识是不是也存在问题呢?后面主要讲了希腊哲学顶峰时期的状况，即我们耳熟能详的三个人物：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于这三个人物无论是文学还是 教育 学都是讲的很多的。我觉得这个时期的哲学是任何一个年代都无法超越和凌驾的。有人说苏格拉底的思想到此刻都影响着西方人，也有人说苏格拉底推动了西方科技的发展，
由此可见这时期的哲学的价值。
第二部分是中古哲学，我对这部分哲学很感兴趣，源于我对宗教的兴趣，正因我是在三种宗教信仰的包围中成长的(__、伊斯兰教、佛教)，但是我没有宗教信仰，多种宗教环境让我失去了信仰，我始终都把宗教当成了一种文化，我也始终不能明白他们做祷告、礼拜以及跪拜的行为。个性是我的同学中不少都是都穆斯林，他们一向告诉我说，你不是穆斯林，因此你不能明白作为穆斯林的骄傲和自豪，当然你也不能明白我们的拜功。我确实感受不到他们的那种虔诚，正因我总觉的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就应是一个无神论者，为什么还会笃信虚无的神会赐予我们所有呢?这是我的一点困惑，也困惑了我很多年了!
其实读这一部分时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当这时期的哲学家大谈特谈神或者是上帝的时候，我开始怀疑我自己了。在看了他们那么多论述后，我竟然出现了坚信上帝存在的倾向，还好，这个时刻很短暂，我是唯物主义者，由此我觉得宗教对人的“杀伤力”很大。我是带着神秘感来读这部分哲学的，但是最后并没有多大的神秘感，因此我觉得中世纪的哲学，正因某种原因提前给自己蒙了一块面纱，面纱背后，其实什么也没有，但是中世纪的文化艺术，还是很值得人们去欣赏的，我比较喜爱以中世纪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和电影，原因是充满了激情，浪漫，自由与反叛。
第三部分是近代哲学，他离我的年代比起前两部分是近的，可在明白上却趋向了一种复杂。当应对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很激动，正因不会像中世纪带着宗教的束缚，而是一点点的展露出科学精神的曙光，用科学的规律性的东西去解释世界和礼貌，心里仿佛一下子亮堂了许多。尽管如此，但它并没有完全同经院哲学决裂，神学的偏见依然存在。然而当哲学走到康德那里的时候，他说，休谟把他从“独断的睡梦中唤醒”，同时他也把我从理性的梦中唤醒了。他说：“一向到此刻为止，哲学是独断的，它往前行而没有预先批判它自己的潜质，此刻务必批判或开始不偏不倚的考察理性一般的潜质”。于是有了他的三个批判，对我而言，是种风暴。正因我没有怀疑过理性，而且崇尚理性。此刻看来，我有点错了，理性也会存在问题，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问题。
当读到黑格尔的时候，我再一次激动了，正因有部分资料我能够明白。之后我才找到了原因，是正因我所学习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部分是源于黑格尔的哲学。我觉得他的伟大不仅仅是提出自己独具特色的观点而且促进了哲学史和宗教史的发展，在他之后产生一批哲学史家如费舍、策勒尔、文德尔班等。再到之后，我觉得哲学真的是飞跃了，但是也越难解读了。我对胡塞尔真的是提不起兴趣来了，海德格尔给我比较诗意的感觉，看到他仿佛看到美丽的诗意的栖息的生命，但是他的《存在与时刻》让我很痛苦。还是很喜爱他那句话：朝向死亡的存在，人的全部存在交织着因意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性而引起的杯具性的焦虑和苦恼。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句话，让我有了活着的勇气，以前把死亡看的很不开，此刻看开了，死生相互依存，活着是为了死亡，死亡是另外一种活的方式。一向都用这些话来安慰自己，正视死亡和杯具!我想我会坚强的应对……生活中随之而来的一切!
这本书读完我总体的感觉就是：脑子一边是水，一边是面粉，搅搅成了浆糊。我觉得如果不对里面具体的人物及著作做详细的阅读的话，仅凭史上带给的资料，是很难读懂这些哲学思想的。通读之后我感到最有成就感的事就是当别人提起伊壁鸠鲁，施特劳斯，伯格森等人的时候，我不再陌生，但是也只能到达见过的水平。我想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反复去阅读做到整体的把握，给我的专业学习带给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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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00年左右的欧洲历史，被西方史学家称为“中世纪”。它是古代希腊罗马文明消亡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段历史。中国历史学家习惯上称之为西欧封建社会。而在中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至1912年辛亥革命结束之间的两千多年习惯上被认为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个人认为“封建”的定义在这里体现的不太准确，“封建”更为分散，中国的封建王朝更确切说是“中央集权王朝”）中西双方的封建社会必定会在各个方面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 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西欧是一块地域，包含许多国家，比较时按照普遍情况与显著特点进行论证。 一、最高统治者的权利。中西双方的封建社会都具有等级制度森严的特点，但其中又有不同。在西欧，国王把土地分给大封建主，大封建主又再层层分封。大小封建主拥有完全自己所属的土地，自己的庄园、农奴和武装。相对更加独立，国王的权利没有中国的皇帝那么大。在中国，遵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版图内所有土地归皇帝所有，皇帝是最大的封建主。之下的郡县也归皇帝所领导的封建统治阶级管理。会有诸侯分封土地的情况，但在封建制度完善的封建社会后期，诸侯的实力远远比不上皇帝。偶尔会有“坐上犯乱”的情况，但封建王朝最终还是被农民起义推翻，很少有诸侯起义推翻的。诸侯的权利远远不及西欧的公侯伯子男等封建主。 二、政权的稳定。西欧封建社会，之所以称它为黑暗，我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政教矛盾冲突或政教勾结沆瀣一气。天主教权与国王的权利产生了冲突，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无论是哪一方都想占尽最大的利益，在封建社会就是土地和农奴。无论是明争暗斗还是相互勾结，最终受苦的还是下层被统治阶级。说实话，谁统治并不重要，反正下层阶级只是被统治。政教的冲突使西欧的中世纪黑暗混乱。所以可以说在西欧中世纪，王权不仅没有得到支持，还有一个很大的权利威胁者。但在中国，最大的冲突不过农民起义，但那也是阶级与阶级之间。封建统治者的的统治，有儒教、法家的支持。就算西汉末年伊始，佛教传入中国，在不同时期，统治阶层也可以断章取义让佛教教义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让人民更好的臣服于自己。所以说在中国，没有更大的统治阶层的威胁，宗教甚至可以帮助统治。 三、阶级矛盾。在西欧，社会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与农奴之间，在中国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其实个人认为，西周在大家的印象中不属于封建社会，但西周的分封制和西欧的等级制度相似度很高。西周天子分诸侯，诸侯分卿大夫，层层分封下去。在周朝末年，诸侯的力量崛起，周天子除了是个完整国家的象征，也不具备什么实权。这和西欧的大封建主的独立性实在相像。但是毕竟现代历史学有西方传入，“封建”“奴隶”“农奴”“农民”的具体定义可能在传入的时候又模糊的地方。西欧的农奴是否有人身自由，劳动后是否有权拥有剩余产品，等等，还有待深入研究。但两种阶级矛盾的根源都一样，都是剥削与被剥削。 四、人民的斗争。11至12世纪西欧城市普遍兴起。在西欧城市重新兴起和工商业迅速的发展的过程中，市民阶级形成。市民阶层的上层发展为早期的资产阶级。他们制定自己的法律，建立自己的武装，向封建主发起挑战，成为欧洲反封建王权的强大革命力量。而反观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末清初的纺织业中。此时距封建王朝的形成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民族资本主义萌芽自破土之后就遭到重重压抑。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中国的强大与兴盛，源于封建社会形成的早，历史悠久，制度完善。但当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向下一个阶段过渡时，中国仍沉浸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生产模式中。说到底也是因为封建的形成太早，想要撼动一个根深蒂固的制度，谈何容易？兴也封建，衰也封建。 总结：中西方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太多太多的差异，由思想观念、生产方式、宗教信仰等等一系列因素导致。也是因为这些不同，更加激发了人们对历史深层次研究的兴趣。中国与西欧的封建之比较，在此赘述，仅凭一己之见，纯属个人观点。希望自己可以在知识积累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能够有更成熟更深入的看法。
公元11-13世纪，随着“十字军”东征，西欧封建骑士制度盛行，反映封建骑士文化的诗歌与音乐---游吟诗人歌曲，从12、13世纪在法国流传起来。游吟诗人的发源地是法国南部，特别是南部文化中心的普罗旺斯，南部的游吟诗人“特罗巴多”用奥克语演唱，歌曲分句不明确，旋律细腻精美，节奏处理较为复杂自由。北部的游吟诗人“特罗威尔”用奥依语演唱。歌曲朴实和直率，与民间歌曲接近，旋律段落轮廓比较分明和规整。游吟诗人的成分是贵族，后来也有出身较低而有出色才能的艺人。游吟诗人既是诗人，又是音乐家，他们自作词曲，自己演唱，歌曲的内容大部分是爱情歌曲，爱情歌曲的题材有康佐（宫廷之恋）、晨歌（恋人幽会，清晨惜别，通常以骑士与守夜人对话形式，守夜人不断发出“天将黎明”的告诫）、田园歌（骑士与牧羊女在在乡间不期而遇的浪漫故事，有时加入二三人，成为音乐剧），在这些爱情歌曲中妇女成为崇拜的对象。中世纪法国文学一直是欧洲文学的摇篮，游吟诗人的艺术渊源于礼仪圣咏，保留了传统的教会音阶，甚至是礼仪原形的母题。中世纪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游吟诗人，如南方的文塔多恩，他著名的作品是《我看见云雀扑打着翅膀》。北方著名的游吟诗人有嘎什•布吕勒，他写了大量的各类歌曲，有传统的单声形式，也有如回旋歌、经文歌等多声部复调歌曲。游吟诗人歌曲是以游吟诗体谱写的，与格里高利圣咏相比，它的旋律乐句清晰而且具有诗韵的节奏。虽然采用的是中世纪教会调式，但运用了变化音而近似于近代的大小调。对后世调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楼上说的很精彩，不过，中世纪的世俗音乐不只是法国游吟诗人歌曲。还包括：1.世俗化的经文歌，即上方声部有词的克劳苏拉（克劳苏拉本是二声部）也就是三声部的经文歌。2.单声歌曲。即拉丁文歌曲和方言歌曲。拉丁文歌曲包括孔杜克图斯和戈利亚德歌曲（由一群自称为“戈利亚德”的游荡诗人创作）。法国游吟诗人属于方言歌曲范畴。中世纪方言歌曲更重要成就体现于法国游吟诗人的歌曲。11世纪末西方发动了持续近两百年的十字军东侵战争，其实成为被关注的阶层。十字军东征促成了游吟诗人的是个和音乐的产生，涌现了许多歌颂骑士战争冒险和英雄气概的文学作品，西欧的封建领主、骑士们在征战中目睹东方的物质文明和赋予的生活享受，开始努力冲破宗教禁欲主义，要求自由而多样地表达现实生活，歌唱人间爱情。代表作：贝纳特·德·文塔多恩《我看见云雀扑打着翅膀》。法国南部的游吟诗人被称为特罗巴多，北部的被称为特罗维尔。游吟诗人于11世纪末最先出现与法国南部地区，特别是南部文化中心的普罗旺斯。游吟诗人的构成比较复杂，包括宫廷贵族和骑士阶层，甚至一些帝王如阿奎丹公爵威廉九世等，也包括许多有才华的下层诗人音乐家如戎格勒等。他们不仅创作诗歌，谱写曲调，也自己演唱。游吟诗人歌曲以爱情题材为主其中一种所谓“宫廷之恋”的题材非常流行。与法国南部和北部的游吟诗人歌曲发展的同时，德国也开始出现方言抒情歌曲。在德国这类歌曲被称为“恋歌”，歌唱这些歌曲的歌手被称为“恋诗歌手”。代表作：瓦尔特·福格尔维德《我的生命此刻充满喜悦》。另外。新艺术时期（14世纪初，法国）大量的音乐创作与礼拜活动分离，音乐创作空前世俗化。发展了新的记谱方法，节奏类型，和对位音响。主要人物：纪尧姆·德·马肖。他是法国新艺术音乐的最重要人物。在西方音乐史上他是作品得到最完整保存的第一位音乐家。他的创作方向主要包括：经文歌，弥撒曲和世俗歌曲。其中世俗复调歌曲是他歌曲创作中最有影响的部分。他把世俗歌曲用于复调创作，并使复调歌曲这一简单形式达到很惊喜和完美的地步。他的复调歌曲主要体现于14世纪法国诗歌和音乐的三种“固定形式”：维勒莱、回旋歌、叙事歌。代表作：《美好和慈祥的面容》。你可以自己整理
1．布艮第乐派15 世纪上半叶活跃在布艮第（相当于现在的荷兰．比利时．法国东北部等）宫延的音乐家群体．该乐派音乐风格的形成直接受到英国作曲家邓斯泰布尔的影响，音响上趋于优美细腻，悦耳和谐，尤以三度的旋律音程，布艮第乐派也被称作第一尼德兰乐派。乐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有第一代作曲家杜费（Guillaume Dufay 约1400-1474）和班舒瓦（Gilles Binchis 约1400-1460），创作了大量表现宫廷爱情的三声部的歌谣曲（在三声部中，高音部最为突出）2、佛兰芒乐派15、16世纪活跃在佛莱芒的音乐家群体。佛兰芒乐派使复调对位音乐发展到盛期，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他们把世俗曲调作为弥撒曲和经文歌的定旋律，而且常采用尚松、牧歌、维勒莱等世俗声乐体裁进行写作。佛兰芒是历史地区，也称作尼德兰地区，即今天比利时及法国西北部。音乐史上称佛兰芒乐派为第二 、第三尼德兰乐派。佛莱芒第二代作曲家若斯坎.德.普雷(Josquin de Pres,约1440-1521)，第三代作曲家奥兰多.迪.拉索（Orlando di Lasso,约1532-1594）等人。影响很大。3、罗马乐派代表音乐家帕勒斯特里那（Palestrina，约1525-1594）。与同时代相比音乐风格较为保守，很少用变化音，即使用变化音和不协和音也是非常谨慎地进行解决，因此音响纯净和谐。采用模仿式复调。旋律平稳流畅，很少大跳，采用自然音阶教会调式，在拉丁文歌词的处理上注重重音及其含义，整体结构清晰。基本不用乐器伴奏，只有少量使用管风琴。4、威尼斯乐派威尼斯乐派的宗教音乐音响恢弘，色彩绚丽，采用双合唱队（甚至达到五个合唱队），有乐器伴奏，如管风琴、号角、维奥尔琴等。器乐以庄严、灿烂，对比鲜明为特点。威尼斯城内的马库斯教堂为其活动中心，该乐派对欧洲器乐的形成和主调音乐的早期发展，有较大影响。 威尼斯乐派作曲家：维拉尔特（Willaerte，约1485-1562），加布里埃利（叔A.Gabrieli,约1515-1586、侄G.Gabriele,约1557-1612）。
西方哲学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进入哲学之门，首先面对的就是哲学史。按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说：“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由此而言，探讨所谓的哲学史研究1而且，哲学史应该由哲学导出，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史。
因此，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其核心自然应当集中在对哲学本身的探索上来。但就“哲学就是哲学史”而言，其另一意义则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哲学家们对于之前哲学的探索与创作，又在构成着哲学本身和哲学史的演进。由此，对于哲学史演进方法论的探索，我们自然当以对哲学本身的探讨作为哲学史方法论之所以然，另一方面，则以哲学史的发展演进作为方法论所以之显现。
一、中西哲学之差异略论
我们在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之时，毫无疑问地，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应该深刻面对的问题。就中国哲学学科领域本身在当下所处的境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此问题——即中西哲学之间的学科性质及其差异有所发明和区别，那毫无疑问就真的要引用德里达对于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
问题加以衡量了。因为含混不清、不中不西的所谓哲学的创作和发展，在缺乏一个主线之下，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不排除这正是两不相像、两不讨好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中西哲学有一个理性和客观的对照和区别，是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否则，可以断言的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在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上，身处中西文化哲学交融和冲突最为激烈时期的海外新儒家，由于他们在具备了深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体认的基础上，又兼通西学、尤其是身处中西学交融最为激烈的场域，其感知无疑具有代表性。下面以牟宗三先生为例，来谈谈他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的界定。他是最为注重中西哲学的实质性差异的。按他所提出的“通孔”说，正是在中西哲学的发源处找出差异。他是基本上将中国哲学的开端性的所谓通孔定位为是对于“生命”的关注，而西方哲学源头性的通孔则是所谓的“自然”，即以外在的自然作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主线。这就决定了中西哲学两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和走向的差异性。“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而对于西方哲学，它则直言其通孔性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因此就决定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有cosmology，有ontology，合起来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metaphysics。这个metaphysics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theo—reticalmetaphysics。希腊就是成这一套。”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特别强调的是一者“重德”、一者“重知”，即中国哲学从其一开始便以“德性”为最鲜明的主题，按他所说即“中国文化在开端出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德性这个观念只有在关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西方哲学的主题在于“自然”，所发展出来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就是“知识”。由此导致的是概念的推演和理性的分析，而对于以“生命”为主要对象的认知，却不得不随大流而走向概念推理和探讨的误区。牟先生特别以在西方哲学家中相对比较注重“生命”或者说“德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作为代表，将其与中国哲学中的儒家进行对比。平心而论，应该说牟先生所做的比较研究才是较为切实和具有本根性的。前面我们说过苏格拉底是身在江湖也不得不随大流，将“生命”也推入了“知识”的误区。牟先生认为：“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重视道德，但是当他说德性即知识的时候，它还是以知识的态度来界定（define）德性，还是用知识的态度来了解德性。所谓知识的态度，就是从概念的思考（conceptualthinking）来了解德性。”
牟先生还特别例证：“比如说，什么是公道（justice）呢？苏格拉底认为公道是个概念，他说来说去，这个公道不是属于我们感觉世界（sensibleworld）里面的东西，而是属于我们智思世界（intelligibleworld），所以我们首先要对它有个明确的定义。……比如说，什么是仁爱？你假如说仁爱就是不应当杀人，好，那么打仗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杀人呢？所以要是从现实上举例子，常常是相冲突，不一定一致的。所以你要了解公道，你不能从例子上看，而必须了解它的定义。那么它的定义如何成立呢？它必须有一个公道的idea。苏格拉底说来说去，最后说了一句空话，说到最后公道要有个idea。这个在我们看来是空洞的很呀，尽管苏格拉底思考的那样精密，后来柏拉图也是顺着这条路来发展。尽管苏格拉底重视德性，但是他这个态度不恰当。”
引述如此长篇大论，意在从中西哲学的开端和源头处区别中西哲学本身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笔者相当赞成牟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差异性的阐述，他将为我们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时下，关于中西哲学的各种比较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然而，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对于中西哲学各自自身的特点和差异性有相应明晰的了解和把握，那么由此出发的一切研究和创作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对于中西哲学的自源至流的把握，抓住其主题，将是一切可能性的比较研究的前提。而就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言，即使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现时代，立本立根，抓住自身的生命主线依然是根本，而且越是所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场景，恰恰更加凸显了寻找自身成立的根本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一个伴随西方哲学走向后现代的所谓“碎片化”时代场景里，如果中国哲学自身不找回自己的“真性”，加之各种有意无意的错谬和诋毁，不仅关系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和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建立，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全人类的遗憾和悲哀。
二、中西哲学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中心自古希腊源头发展至今，其问题意识较为显着，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流派众多、大家辈出，但其始终有通贯性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哲学命题作为流变之主线。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亦或是后来的欧陆哲学，其哲学命题发展都凸显了明确的内在逻辑理路，以及前后推进的明显层级和演变，也许更多的时候呈现的是一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发展过程。苏格拉底对于“德性即知识”从而引发的论辩和定义，由此在对事实和个例的不断超越和归纳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中国哲学回归和落实到个体为本位，彰显主体的所谓“生命”的哲学，它势必要走向“知识”，因为其“通孔”处就决定不得不如此，而且不断思索和定义此种“知识”的结果，别无可能的就是走向所谓“idea”。因为思索和辩论的中低层次永远不可能使人满意，为了要使辩论者心服口服，必须不断地设问，从而又不断地回答。在看似简单的问答、设问、追问、诱导等等方式中，“哲学模式”自然形成。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无不如此，难怪其有“助产婆”之说，也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竟然死于不信神灵以及蛊惑青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辩论就没有西方哲学。苏格拉底的这套辩论术被柏拉图继承，并发扬光大。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在继承其师在辩论中所形成的定义，追求概念的明晰和准确，由此而形成的对“idea”的追求，在柏拉图处才可谓真正的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基于在辩论或思辨中形成“idea”的传统，才是真正形成了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要形式，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能跳出这一模式和路数。而这正是柏拉图的真正影响所在。这也是自巴门尼德试图以“理念”定义世界以来真正的“idea”之路。若在此意义上而言，怀特海所说的“一切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确属其然。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亦不例外。
然而，怀特海之言却只适用于西方哲学。显然地，就限于《论语》中，孔子在回答或是谈论某一问题时，虽然常常是涉及更深的哲学大问题，但是越是高深，却被孔子以越是平凡之言道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说法，因材施教，从来是中国哲人的风范和特长。相比之下，如果将孔子的言论对比于苏格拉底，决然两样。可以戏言，如若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圣哲，也许一者会说对方“巧言令色，鲜已仁”，而一者会说对方不够“勇敢”，没有理论或者说没有对于真理探索的勇气。一者是“辞达而已矣”，一者是千方百计的“助产”和“诱导”；一者是“予欲无言”，一者是蛊惑辩论。这样的情形却如实地发生在轴心时期的两位圣哲身上，这也许就是中西方哲学之所以差异的滥觞吧。至于二位圣哲各自的继承者，如柏拉图，则将对于“idea”的思考和追问推行极致，以致形成“理念世界”，而相比较而言，东方的亚圣孟子却道出“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相比较柏拉图的漫步学院而言，孟子或许只是在攻其异端时才“予非好辩”，自称其为“不得已。”
至于相比较于构建庞大的理念世界而言，孟子却只想“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换一个角度而言，自孟子以后，直到千余年后的唐代，韩愈仍然为从来没有孟子的真正继承者而以继承者自居。可是，在西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或许还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柏拉图以后，亚里士多德作为踢其母亲的小马驹，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不但剖析了柏拉图，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哲学体系，形成整个西方几乎所有学科的摇篮，其思辨性的实体哲学以及完备的知识论体系，更是成为其后整个西方哲学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仅此做一简单的对比，我们就已不难看出，中西方哲学的巨大的差异性。
也许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当我们在无限的思辨和激发我们的思索细胞之时，常常会有无限的遐想，如果是所谓具有一定的哲学天赋者，这些无限的思索加以整理，大大小小的“体系”也不是不可能建立的，而且如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则往往愈来愈“深邃”。而东方的孔子却道出了他自己也曾经终日而思、终夜而虑，但却“无益”，所以不如学习，也就是去具体的学习和践履。原因何来？
正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也就是对于“天”、“天道”的效仿，形成了由天地而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统续。也正是这种“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传统，使中国的圣哲们形成归简、规约，直指天地良知的“生命”，并进而将个体小生命和宇宙大生命打通为一，才有“生生之德”、“生生不息”的洞彻和通达。牟宗三先生曾说，哲学之进路，以“文字”、“逻辑”以及“见”为三要素，且具有层次之别。由此看来，孔子“辞达而已矣”、“欲无言”、孟子“不得已”，正是源自对于“天”、“天道”之“见”。按郭齐勇教授而言即“中国哲学中有人”，即中国哲学中有“生命”，正是地地道道的“见”，这种“insight”毫无疑问是天地万物生化通同的体现。这种性通天道之“见”，孔子也“罕言”，也许正是“中人以下，不可与言上也”之故。由此，简约之对比，中西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亦或是认知论上，显然差异卓然显现。不言已自明。而这正是为何中西哲学对比研究所必须要高度注意之所在。无明者使含混日增。
三、对于中国哲学及史研究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在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剧变，仁人志士、前辈先贤们自器物至典章度数及其文明哲学，无不在自与不自觉、介乎原不愿之间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探求学习和引进。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和船坚炮利之下，中国可谓一则慌忙应对、仓促拿来。然而船大难调头，数千年积淀形成之文明一时难以撼动。由此，中西之争愈演愈烈。而这一切的根本性之所在，无不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作为文明内核的哲学上。难怪乎中国时贤有“师夷长技”，进而到“中体西用”，以至于将西学推到极端的“全盘西化”论。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应该可以以事实说明许多东西。转而面对中西之间差异由来的内核，中西文化哲学之交往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事实上，中西文化哲学之间交往之效果却同样不可谓理想。最典型的是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敲打之下创建一个世纪以来，其所取得的成绩依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一切中西哲学交往融合的是非得失的集中反映。这难道不是所谓哲学史或者说是哲学研究的败笔吗？长久以来，不但所谓一流大家的西方哲学家不懂所谓中国的哲学，恐怕就连中国本土所谓的一流哲学家是否真懂中国哲学也还是个问题。
取一家一派之“研究方法”作为格义乃至于“梳妆打扮”中国哲学自中国哲学学科自觉地产生以来从来如此。这其中就更不用说“五四”以降无数偏激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诋毁和无知，时间已经愈来愈证明了其中的原委曲直。可以说，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作为文明内核的中国哲学已“一阳来复”、“贞下起元”。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君子恶居下流”之状。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可以想象，在中国有多少治哲学史的同仁会发出多少不同的感慨。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开启专门治史的胡适以实用主义进行的格义梳理，还是冯友兰由实用主义转到新实用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梁漱溟所借助的西方所谓的生命哲学，亦或是任继愈、张岱年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以上诸般治中国哲学的所谓方法论，平心而论，都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在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至少存在的时至当下是存在中的合理。然而，按牟宗三先生所言，我们在了解以上诸贤的中国哲学时，能否“相应”上，抑或说通过他们的特点，中国哲学，能否和肯定是有其存在一惯性和生命存在的原本中国哲学“相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承认西方哲学有其自身的优长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且在许多层面是需要借鉴和交流的，然而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哲学亦复如是。按照郭齐勇教授所言，“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门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中国哲学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显然是要以另外的方式继续下去。我想，冯友兰、萧萐父所强调的“辩同异”仍然不过时。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只有知道自己之所在，才能知道自己之所不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哲学经过近现代的曲折历程，到当下，才正式开始“贞下起元”，才真正掀开找回自我的大幕。正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呼声愈发响起。“学中国哲学的必须懂西方哲学，否则就叫不懂哲学，或没有资格研究中国哲学，但学西方哲学的完全不必学中国哲学，不必懂孔孟老庄。正如学中医的必须懂西医，但学西医的不必学中医。为什么这样？这里恐怕的确有某种文化特权和崇拜西方的问题，……但就短期来看，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交流还难以改变。我相信，无论何人、何方、出于何种原因，盲目傲视他人或崇拜他人，都是非理性和非健康的态度，不仅于己无利，而且有害于人。”
这便是中国本土走出的第一问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刘笑敢教授，而且也算是在自己本土香港的感受。刘笑敢教授所提到的中医，现如今带“中国”头号的事物恐怕都难免以上境况。可以说，中国哲学和中医有极其类似的境遇，比如还未有一点中国哲学的根底，也许一不小心诸如“自封”、“保守”、“狭隘”、“排拒”等等感受难免上身。这是中国哲学的名实极为不符之处。郭齐勇教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不但一点不逊于西方哲学，而且还拥有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许多属于全人类的最为深邃通达之原发性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
建立在“生命”体验之上的中国哲学，其中有人、其中有道。就这些而言，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无论外向型的“思辨”如何发达，不但难以通同大道，而且最终会舍本逐末、所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文言》）的境地。康德不是体道者，他是哲学家，却并非圣之者，他可以构建空前庞大的体系，但他无法取代孔孟老庄而成为具有原发性源头活水智慧的信仰之所在，离开了上帝，他也和凡夫同为无能儿。这就是为何西方要么“实证”一切而解掉一切所谓空洞的“形而上学”，要么宣布“上帝死了”，要么走向非理性主义，或是解构、后现代主义又宰制灵魂。也许一个有道者不会轻易“创作”和“完成了哲学”，所以才相对地不那么流派众多、“大家辈出”、异彩纷呈，也许这些对于圣哲而言都是浮光掠影，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之情形。有所破方有所立，同时也有所立才方能具能破之能，恐怕后者更具有可靠性。市面所谓“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中国哲学在自身民族性、即本性未立之时，便过分追求世界性，西方视域，恐怕既难免丢了自己真性，又误传一通，不但自损，也是在损灭全人类的慧根。朱熹的哲学易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相比较，也恰恰是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别子为宗”，因为这个哲学“道问学”之功始终具有根本性地位。在中国哲学之中，“中庸”之前是有限定的，即《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一定要对中国哲学之所谓研究方法论做一根本定义对话，那么可勉强名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勉强而分“极高明”为体，“道中庸”为用，前为本，后为用。但这也是西方哲学式的二分，二分法、非此即彼、排中律、主客对立、三段论等等在中国哲学这里是在根本上“不合法”的。如果仅仅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开山的熊十力先生之大着《体用论》也是违背了中国哲学儒释道之本意的。
那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竟是何为呢？如若在原始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而言，离开了孔子答仁式的智慧，那再拿“philosophy”而言之，已经离真正的“智慧”远矣。正老子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哲学，离开了“其中有人”、“生命”、“道”之域，已不成其为真正之哲学，因为其已远离了真正之智慧。这也许正是西方哲学发展史所昭然若见的，这也许也正是中国哲学之世界性“大事因缘”之所在。这正是中国哲学根本上之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1][2][3][4][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4,14,41,42,42-43页.
[6]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7]郭齐勇:《“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J],《“重写中国哲学史”三人谈》,《文史哲》2005年第3期.
[8]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中国饮食文化涉及到食源的开发与利用、食具的运用与创新、食品的生产与消费、餐饮的服务与接待、餐饮业与食品业的经营与管理，以及饮食与国泰民安、饮食与文学艺术、饮食与人生境界的关系等，深厚广博。 从外延看，中国饮食文化可以从时代与技法、地域与经济、民族与宗教、食品与食具、消费与层次、民俗与功能等多种角度进行分类，展示出不同的文化品味，体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异彩纷呈。俗话说就是填饱肚子，就是一个“吃”字。形式比较原始，只解决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境界一“果腹”吃的第一大境界当然是“果腹”，俗话说就是填饱肚子，就是一个“吃”字。形式比较原始，只解决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要。这个境界的吃，不需要费心找地儿，各种商场的小吃城；街头的成都美食和中式的快餐店，如：各式面馆、永和豆浆等，西式快餐的麦当劳、肯德基也可列入其中，一盘宫保鸡丁，一盘白菜豆腐，外加一小碗汤，一碗主食足以。一个人，两个人，三五人均可。这个境界的吃千万别麻烦，一麻烦就脱离了本质，吃起来也就十分不爽。境界二“饕餮”吃的第二大境界应该是“饕餮”。吃的是一个“爽”字。呼三五好友去一家稍大众的馆子，稀里哗啦点上满满的一大桌菜，价钱却不贵，胡吃海塞一通，兴致所致，还能吆喝两声，划几下拳，甚至还可以赤膊上阵。适合这种吃法的有涮肉、大众菜等。但免不了一个“俗”字，有不雅之嫌疑，同时也有浪费之嫌疑。境界三“聚会”吃的第三大境界应该是“聚会”。此境界重在这个“聚”字。家人、朋友、加班聚餐等都属于这一类。这种吃不需要太多的讲究，“吃”是个形式，关键在“聚”背后的引申含义。逢年过节、生日聚会、升迁发奖，友人来访，随便找个理由都可以去趟馆子，这是一种礼节上的习惯。这种吃讲究个热闹。不需要太豪华和奢侈。金百万、金鼎轩、小土豆、稍微高档一点的川菜馆如巴国布衣等之类都可以满足需要，高档一点的还可以去吃一些比较流行和有名气的馆子。境界四“宴请”吃的 西餐第四大境界应该是“宴请”。多以招待为主。商场招待、官场招待、公务招待、上下级招待、危机处理招待、重大事情招待等都属于这一范畴。这种吃不以“吃”的本质为主旨，关键在于这个招待背后的目的。所以，这种吃重在讲究一个排场，价钱昂贵，因此也多以公款招待为主。在京城，这是支撑餐饮经济的重要支柱。这种吃都有一个共同点，大多都是在“包间”进行，所以，对馆子的要求要严格一点。如各大宾馆饭店的豪华餐厅，知名大酒楼等、海鲜、鱼翅、鲍鱼宴、官府菜等。但这个境界的吃难免给人一种有暴殄天物之叹，吃后回来，却又发现没有吃饱。境界五“养生”吃的第五大境界应该是“养生”。它比较讲究“食补”，是大吃大喝在认识观念上的一种理性升华。这种吃多以正宗的煲汤为主：甲鱼汤、老鸦汤、野山菌汤等，足足地焖上十多个小时，满满地端上来，味道纯正，饱饱地喝上一顿，无比滋润，真乃人生一大幸事，就是从心理上对积劳的身体也是一个安慰。在北京，这样的馆子有很多，进入饭店的正门，有一排瓷罐摆着，大多比较正宗。江西来的瓦罐、广东来的各式煲、云南来的野山菌汤、正宗的鱼翅煲、潮洲来的燕窝汤、官府菜的南瓜鱼翅都是比较典型的。但有时价钱却是一个瓶颈，不是一般人轻易就能上口的。境界六“解馋”吃的第六大境界应该是“解馋”，吃的东西一定要“鲜”。这个境界有两个层次：一是吃“物”，如那些只常听说却鲜见的鲜物鲍鱼、龙虾、法式大餐之类；二是吃“名”、吃“文化”：如大董和全聚德的烤鸭，顺峰、黎昌的海鲜以及淮扬菜、杭州菜、本帮菜、谭鱼头火锅、皇城老妈、孔乙己酒店等境界七“觅食”吃的第七大境界应该是“觅食”，那就得四处去“找”。在寻找中获得“吃”的乐趣，是本境界的一大妙处。这个“找”又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有目的地去找口头盛传的流行馆子；一个是漫无目的地找寻意中的吃处。这个“找”字重在一个偶然发现，豁然开朗，一下子就对上了当时的心情和感觉。境界八“猎艳”吃的第八大境界应该是“猎艳”，所以馆子要“奇”。这样的馆子都是比较稀罕的特色店，如：非洲来的、越南来的等都在这一范畴。“新”、“奇”、“特”是主要特征。适合这类馆子的人群一般是时尚人士、有品位的少夫少妻、白领人群等。价钱中档，不用担心被宰。境界九“约会”吃的第九大境界应该是“约会”，这时吃的已经不是“物”，而是“情”。大多的时候，点的多，吃的少。这种吃千万不要是两个同性别的人，以免让人误会，最好也不要是夫妻，因为已过了“约会”的阶段。凡是到这种地方来吃的，两人之间大多都有一种心灵上的默契，说出来就变得俗，不表现出来又压抑。于是，以一个“吃”的借口“会”在一起，吃也吃了，谈也谈了，尽管大多的时候没有吃。适合这类吃的馆子如：茶餐厅、有餐饮服务的咖啡店，而且一定还要有柔软的沙发。境界十“独酌”吃的最后一个境界应该是“独酌”，在于一个“品”字，吃什么不太重要，关键是一个寥落的心情，要么伤感、要么闲适。这种馆子一定要是隐匿在很深的巷子里，店面古朴，又十分宁静。这个时候还应该有一瓶古典的酒，最好屋外再飘着零星的雨丝或雪花。一个人浅斟低酌，物我两忘。惟一的遗憾是，这种店已经很少有，恐怕只有在梦里才可以见得着。
于饮食文化的论文： 论饮食文化汉译英中的“意译 论饮食文化汉译英中的 意译” 意译〔摘要〕把中国的饮食文化翻译为英语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要把饮食文 化，尤其是菜谱忠实地传达出来，要兼顾菜名的“形美、音美、意美”，又要考 虑到西方人的饮食所讲究的内容和实质，同时还需要关注菜肴本身的材料、烹 调方法和人们的饮食文化心理。本文搜集了大量的菜谱英语译名并加以归纳， 总结出中国饮食文化尤其是菜谱汉译英中的“意译”情况。 〔关键词〕菜谱 翻译 “意译” 〔中图分类号〕H3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 11－0042－02 引言 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大事。饮食文化也是世界各族人民文 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各族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的 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工作，或者跟中国人打交道，而他们也在 不断地了解中国， 学习中国文化。 饮食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很多外国学者及外国游客对此兴趣浓厚。要做好饮食文化的对外宣传，我们首 先就要把我国的菜谱翻译出来、整理成文。大多数中国食谱的命名方式都是“形 美、音美、意美”，让食客看得舒服的同时，还充满着期待。中式菜谱的翻译除 了要求语义对等，还必须注重文化联系，这就要求翻译出来的菜名符合西方人 的文化、语言、价值观等思维。 根据王秀芬在其论文《浅析中式菜谱的文化和翻译》的总结和归纳，我国 的学者把菜名译成英文的常用方法有四种。 (1)写实型命名法。如“烤乳猪”被译为 Roast Piglot，“糖醋排骨”被译为 Spareribs with Sweet and Soysauce” (2)写意型命名法。如“红烧狮子头”被译为 Stewed Meat Balls with Brown Sauce.“芙蓉水晶虾”被译为 Shrimps Cooked with Eggwhite. (3)典故型命名法。如“东坡肉”被译为 Dongpo Braised Pork.“叫花鸡”被译 为 Beggar’s Chicken. (4)以地名、数字命名法。如“北京烤鸭”被译为 Peking Duck.“八宝饭”被译 为 Eight-Jewel Rice Pudding. 这四种菜谱的翻译法基本上都能被外国人所接受。 然而从翻译的方法来说， 许多菜名都采用了意译。 一、意译 意译总是与直译、音译联系在一起的。关于意译，钱歌川在其著作《翻译 漫谈》中是这样定义的：“采用原文大意，或甚至有时候改变原意，依译者自己 的意思写出，结果是不大忠于原文（钱歌川，1980：11）。”在汉译英中，很 多时候，直译会让外国人莫名其妙。 在把中国饮食文化对外宣传的翻译过程中，不管写实型命名法还是典故型 命名法的菜谱，都不可避免地采用意译。 二、中国菜谱的意译 中国的菜谱五花八门， 各具特色。 有的只看菜名就对其做工材料一目了然， 有的则采用历史文化典故，让客人在品菜的同时，感受文化气氛；而有的菜名 确实展示了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有的则采取的是浪漫主义的命名方式，让食 客充满遐想。很多菜名还采用了文化典故、历史事件、成语、俗语、谚语来命 名，这就约束了中国菜名翻译时的直译手法。因为很多时候，直译会让外国人 费解，中国人若是不了解这道菜，也会被英文译文弄得莫名其妙，不知所谓。 所以，在把中国菜名翻译成译文的时候，更应该多采用意译的方法。本文通过 分析、归纳和总结，发现中国菜谱采用意译通常有以下三种。 （一）直译表达不明时，常采用意译把菜谱译出 文化的差异必然导致理解上的困难。不是所有的外国人都有那么好的中文 语言基础和积淀，很多中文说法、词语在我们炎黄子孙看来毫不费劲，但是在 外国人眼里，这些表达可能引起误解，或者让他们在点菜时，因为不理解不了 解而无从下手。直译菜名很多时候并不适合外国人看，因为直译往往会让一样 东西在两种语言中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译文跟原文也许会互不相干或是背道而 驰。因为不是所有的中文词汇都能在英文中找到语义与之对等的单词。或者有 时候找到与之意思相近或者相同的单词，但是这些词不一定可以传达菜名的用 意，因为菜名通常还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时候，菜名的翻译只能采用意 译，在直译不能确切表达菜名本意的时候，添加成分，以达到解释说明的作用。 如，白饭，如果直译，则为 White Rice，但是中国人说“白饭”，强调的并 非它的颜色而是它的内容，是指单独的米饭，不包括菜或其他配料。所以，为 求更准确地表达出中文“白饭”二字的涵义，译者此时应该舍弃直译而采用意译， “Plain White Rice”，加上 plain 一词，外国人更容易联想到饭本身的材料，有 white 他们也不会想到“黑米饭去”。 又如“凤凰玉米羹”这道菜，中国人大概都知道这道菜中的凤凰并非指一种 鸟，而指的是鸡，称之为凤凰只是为求好听，因为这样命名会让这道菜显得更 有档次。若把其中的“凤凰”译为 phoenix，则让外国人纳闷，因为凤凰仅仅是传 说中的一种鸟，并非真实存在的动物，如果搬到餐桌上来了，让人难以置信。 虽然很多外国人可以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点了这道菜，但是上菜时，他们总会 知道这里的“凤凰”的真实身份，或许到时候很多外国食客会觉得失望。所以对 于这道菜，我们可以译为 corn and chicken porridge。 又如“臭豆腐”，有人直译为“Smelly tofu”。这种译法算不上错，因为 Smelly 一词本身就能很确切地描述出臭豆腐的气味特点。但是，很多外国食客也会因 为“Smelly”一词而放弃对此食物的尝试。其实臭豆腐除了臭，也还有香的一面， 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这就是臭豆腐的特点。所以，我们应该采用意译的方法， 把“臭豆腐”译为“stinky tofu”。 （二）结合菜肴所需的主要材料翻译菜名 很多菜谱包含了俗语或习语，而对于俗语、习语的翻译，直译也无法正确 表达其含义，此时多采用意译。然而，对于菜名的翻译，又不能完全等同于单 独的俗语、习语本身的翻译。单独的俗语、习语本身的翻译采用解释、增译等 方法传达其内涵和意思，然而包含俗语、习语的菜名，不仅要求翻译工作者能 够通彻领悟俗语、习语本身的含义，还要注意俗语、习语本身与菜肴之间的紧 密联系。习语、成语做菜名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比菜名本身更为 重要。此外，翻译人员在翻译时还必须注意把菜肴所需的主要材料表达出来， 但又不能过多剔除习语、成语本身的意蕴。因为如果仅仅传达了成语、俗语等 意思，而忽略菜肴材料的介绍，则会让食客在点菜的时候难以兼顾营养的搭配 和均衡。如果食客只是对菜名好奇而点菜，到时候上的菜全部是肉类，这会让 客人觉得很油腻，整个饭局吃得不够尽兴。同时从营养的角度来说，也是不科 学的。所以，翻译人员在翻译的过程中，不能仅仅把菜名当作是简单的一个词 语来翻译，而应该把菜名与菜肴所需的主要材料结合起来，力求使菜谱的翻译 能够完美、忠实地表达原意。 如，中国有道菜叫“过山峰炖清汤”，如果翻译此菜名时采用直译，则会将 其译为 Guoshan Peak clear soup。对于此译文，不仅外国人看不懂，就连土 生土长的中国人也摸不清这道菜是用什么做的，点了这道菜他们将会品尝到什 么。实际上，这是一道鸡汤。“过山峰”在此当然不可能是一座山峰，也不可能 是山上的某块材料，而是指鸡块本身。为此，我们的翻译工作者把此菜译为 Mountain Peak chicken clear soup。译文既表达了中文原意，又指出了菜肴所 需的材料，同时也不会让外国食客误解 Mountain Peak 在此菜名中的含义。 又如，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道家常菜“麻婆豆腐”，很多饭馆将其译为 Ma Po’s bean curd。此种译法对于熟悉此菜的中外食客而言是无关紧要的，然 而并非所有的外国食客都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Ma Po 会被理解为一个人名。 她的豆腐可做菜名，对食客当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这菜毕竟还是豆腐， 不管是谁的牌子，对很多外国食客而言不一定有吸引力，或者说他们并不一定 清楚这个豆腐与其他豆腐的不同之处。但是如果我们采用“意译”的方法，把菜 肴的材料填补上去，说不定可以引发食客的兴趣，刺激其的食欲。“麻婆豆腐” 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烹饪所需的配料。所以，我国的翻译工作者也把它译为 “Bean curd with mince and chili oil”。 还有“蚂蚁上树”一菜，单看中文菜名，很多中国食客也会认为是吃蚂蚁， 因为在中国的饮食文化当中，蚂蚁也是可以吃的，也可以泡酒，或是打汤。而 实际上，这道菜是面条跟碎肉末一起烹饪的。煮熟以后，肉末附在面条上，就 如蚂蚁爬到了树上一样。此菜的中文菜名的命名是采用比喻的方法，所以我们 在翻译此菜名时，不可以简单地译为 Ants climbing trees，因为 Ants 会让外国 人食欲尽失。同时，此种译法又不能正确地反映出这道菜的真正内涵，所以把 这个菜名译为 Vermicelli with cpicy minced pork 更受青睐。 （三）意译关注菜肴的烹饪方法 用“意译”翻译出其材料固然好，但是单看材料也不一定就能表达出一道菜 的真正风味，因为同一材料根据不同的刀法和烹调方法可以做出千变万化的多 种佳肴。饮食文化很讲究刀法和烹调方法，如烘（baking）、蒸（steaming）、 煮（boiling）、炸（deepfrying）、剥皮（skinning）、腌制（pickling）、切片 （slicing）、切碎（mingcing）、熏（smoking）等。烹饪方法在食物、菜肴的 制作过程中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影响了食物的味道，还影响了食物的营养和 口感。所以，在直接翻译菜名材料不能传达菜肴的本质意思的时候，我们可以 采用意译的方法，在意译中注重烹饪方法的翻译。 如“千层饼”被译为“multiple-layer steamed bread”突出了饼的形状， “steamed”又明确了这种饼的烹调方法。 此种译法又让外国食客门路清晰而不至 于会错意点错菜，这比“multiple-layer bread”多了一层“multiple-layer bread”的 意思，而多出的这层意思就是烹饪的方法。“multiple-layer bread”可以让外国食 客明白千层饼的外表和材料，而 steamed 又能让客人了解这道事物的做工程 序。 又如“茄汁鸡脯”这道菜，从菜名就可以看出其材料的主要成分：茄汁和鸡 肉。然而单看菜名，一般食客并不知道其中的制作过程和方法，因为任何人都 很难从菜名中寻究出很明显的答案来。用茄汁和鸡肉混在一起可以做出几个样 式的菜来，而直译这两个材料并不能让客人想象出菜肴的味道。事实上，这里 的鸡肉是油炸过的。熟悉这道菜的真正内容和其烹调方法之后，我们就可以将 其译为“Fried chicken in tomato sauce”。此菜译文突显了烹调方法，又充满了 西方饮食风味，让外国食客倍感亲切。 又如“桶子鸡”，若直译为“Chicken in pail”，则让人误以为此菜为炖品，拿 桶来盛装以求新鲜。事实上，这道菜是干的，跟盐焗鸡差不多，只是这里选用 的鸡为童子鸡。所以，这道菜译为“Spring chicken in salt”时，则会让外国食客 更容易从菜名上最快地获取其所需信息而不影响菜肴文化内涵的传达。 菜谱的翻译有时候让人费心费力，但有时候也可以让人舍繁从简。在很多 大餐馆的菜单上，菜谱旁边大都附上图片。有了图片，食客无需从文字上考虑 太多菜肴所包含的材料。此时，菜谱的翻译尽可以从简，只突出其刀法或者其 烹调方法即可。 如“铁扒比目鱼”，在有图片说明的情况下，我们可将其译为“Grilled Sole”。 在此不需要突出盛装菜肴的器皿，也不需强调此菜为汤类还是干炒类或是其他 的。 三、结语 把中国菜谱翻译成英文，既要兼顾菜名给人留下的特有意象，又要考虑到 西方人的饮食思维和爱好，兼顾菜肴本身的材料、烹调方法和人们的饮食文化 心理。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加上翻译中出现的语义上的困难，所以“意译”在菜 谱的翻译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意译”比直译更能让译者更好地传达中 国的饮食文化，其译文也能更易为外国食客所接受。当然，因为意译本身有时 候也会让译文失去菜名原有的韵味，语言也失去了色调，所以，中国菜谱的翻 译还将是未来长期的研究话题。 【参考文献】 [1]王秀芬.浅析中式菜谱的文化和翻译[J].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2001(01). [2]伦淑新.直译与意译浅析[J].中国校外教育(理论),2007(11). [3]钱歌川.翻译漫谈[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 [4]卫虹.短命的意译词语[J].语文研究,1984(01).
从中西饮食文化看文化差异论文
饮食是一个广泛的称呼与概念，包含吃、喝相关的文化及做为。 饮食是现代的一种文化，而中华美食则誉满天下。中国饭好吃，外国人爱吃也是不争的事实。下面是我为你带来的从中西饮食文化看文化差异论文 ，欢迎阅读。
摘 要： 本文通过阐述中西餐饮文化差异，分析中西餐饮文化在在哲学体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从而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让更多的人通过饮食了解饮食背后的文化。
关键词： 中西文化 饮食文化 差异比较
提到饮食文化，人们总是会不约而同地首先想到“吃”，不错，饮食的确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一需要，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然而加上了“文化”二字以后，饮食就不仅仅是“吃”这么简单了，它包括饮食文化的整体，是人类在饮食方面的创造行为及其成果，凡涉及人类饮食方面的思想、意识、观念、哲学、宗教、艺术等都在饮食文化的范围之内。
一、中西餐饮文化差异
中西方饮食文化最显而易见的不同就是使用的饮食器具。西方人以刀叉为食器，并且规定显明，不同规格的刀叉所使用的方式及场合不同，而且是不可以混用的。
中国人的餐桌上却不如西方人那么复杂，虽然是简简单单的一双筷子，但它在饮食文化中担任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筷子可以是我们的烹饪的工具，也是每家每户的搅拌器，打个鸡蛋，冲个饮料，无疑都需要筷子的帮忙。与西方如此严谨的规范相比，中国的筷子的确随意得多。
受科学导向的影响，西方烹饪的全过程必须严格按照科学规范行事，每道菜肴每次烹饪的过程、方法几乎完全一致，并且其所用的调料会精确到克，烹饪时间会精确到秒。
西方人对食物的选材极具规范，他们多以荤食为主，烹饪时往往以一整块肉或是一整只的禽类为主要食物，并且不吃内脏，认为内脏是弃料；对于蔬菜的选择上也比较单一，而且在饮食中以蔬菜为装点辅助之用，所以在西方人的饮食中蔬菜多为装饰工具。
相较于西方人而言，中国人在食物的选择与烹饪方式上就要随意得多。在中国厨师的手上也能变成一道味美的佳肴，这样的菜例比比皆是，如爆炒猪腰、糟猪肚、韭菜炒猪肝，等等。说到烹饪方式，更是层出不穷。不同于西方人的“精确到克”、“精确到秒”，中国人历来都是“随心所欲”，强调凭经验对结果进行把握。中国人喜素食，蔬菜的种类远多过于西方，这样，食材的相互搭配就变化多端，就以炒猪肝为例，可以是大葱炒猪肝，也可以是青椒炒猪肝，更可以是韭菜炒猪肝，每一道菜都各有风味。
西方人的饮食文化中注重食物的营养价值，因此，他们提倡吃生食，他们认为高温烹调会破坏了食物本身的营养，唯有生食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食物的天然属性和原汁原味，那么他们所追求的营养价值也可以被很好地保留。
中国饮食文化更重食物的味道，“美味”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第一要义，因此，中国人会借助一切技术手段、烹饪方式、调味方法使自己的食物变得鲜美无比，在中国，炒、煮、炖、烩、烧、烤、蒸、煎、炸、焖、熘等都是十分常见的熟食性烹调技术。
二、差异背后的文化根源
（一）哲学体系：形而上学与适度原则
西方哲学体系以形而上学为主要特点，也就是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孤立的，永远不变的；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么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这种增减或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内部而在于事物外部。反映到饮食文化就是所闻即所见，无论是菜单还是对食物的装点、摆盘，都是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呈现给人看，追求真实性，没有华丽的点缀，只体现食物的本源属性，这点与西方人的处事原则不谋而合，这样的哲学背景下就促成了西方人视“营养价值”为饮食的第一要义的观念，不在乎饮食的艺术性、创造性，目标性明确，即食物就是用来补充人对于营养需求的工具。
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模糊、不可捉摸。它不像西方的形而上学那样追求事物的客观性、真实性，强调所闻即所见，而是凡是讲求分寸、讲求整体配合、讲求一个“度”。反映在饮食文化上的就是中国人将“美味”作为饮食的第一要义。在烹饪上，中国人讲究整体融合，没有西方人的精确，讲究的是凭经验将一道菜的各个部分相协调进而形成一道美味的佳肴。其中的经验又是模糊的，同一道菜，同一个师傅，每次做可能也会做出不同的味道，凭借经验对菜肴进行整体的把握，追求烹饪技术的随意性与艺术性，这便是中国人的传统哲学观念――模糊而完美。
（二）价值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西方人推崇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个人目标高于对群体的忠诚。也就是说每一个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即可，不需要服从其他任何一个集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需要选择自己喜欢的群体，但这样的选择并不是永久的，可以随时因为自己需求的改变而重新进行选择。如改变祈祷的教堂，更换雇主，等等。反映在饮食文化中最显著的就是西方人实行分餐制。
与之相对的，中国人崇尚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推崇谦虚知礼，不喜欢争强好胜，社会风气往往封杀过于突出的个人，正所谓“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在饮食文化中，这样的集体主义观念的确是受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宴席多喜用圆桌，从形式上体现了团结、礼貌、共享的氛围。美味佳肴摆在桌子的中心，既是欣赏品尝的对象，又是交流感情的媒介。在这样的宴会气氛下，饮食已经不是宴会的主要目的，情感的交流才是宴会的中心。与西方人直截了当的交际方式不同，中国人的饮食目的依仗于一大群人的情感触碰、交流和共鸣。
（三）思维方式：个性与整体
西方人注重个性的发展，强调在集体中个性的最大限度发挥。他们追求差异性，凡事求异，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强调天下万物都是独立的个体，彼此间没有联系，认为个性与个体的独立自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因此对事物的看法与考虑往往从个性出发，西方人将独特的个性发展放置于一切行为活动的大前提之下。这无疑体现在了他们的饮食文化中，泾渭分明的摆盘和装点，虽同在一个盘子中，确是个性突出的各自为政，没有任何调和，肉即是肉，菜即是菜，土豆即是土豆，个性鲜明，味道明确，不会相互影响、相互混合。在烹饪上，同一个盘子中的不同食材也是被分开进行加工的，不会将它们放在一起烹煮，处处彰显西方人对于个体与个性的尊重和重视。 中国人注重整体的.发展，强调圆满、整合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不喜欢过于鲜明的个性张扬，反映在烹饪上更显见，无论是什么样的食材全部倒入锅中，再配以各种佐料进行烹调，即使原本个性鲜明，味道独特的食材在这样的磨合之下不会再显得如此锋芒。因此，中国菜尝起来滋味丰富，层次感强烈。再回过头看每一道菜，红不是那样鲜艳的红，绿也不是那样扎眼的绿，而是一种经过调和以后产生的和合之美。
（四）生活方式与生活节奏
在西方，流水线上的重复作业，实行计件工资制，生活节奏急促，人们有意无意地受到机械的两分法影响，将游戏与工作分得很清楚，即工作时工作，游戏时游戏，这样的生活方式十分单调、刻板，机械的工作生活模式逐步影响到了西方人对饮食的需求，导致饮食本身的单一性和简单性。
中国人则不然，中国人的随意性在这里体现无遗，不喜欢单纯的、机械的工作生活模式，推崇一种经验性的工作方式或者喜欢在工作中加入自己喜欢的元素或方法，就像中国的饮食烹饪一样，存在不稳定性，这样的不稳定性既指工作模式、工作方法的不稳定，又指工作结果的不稳定。就好像一道菜如果想要让它尝起来不那么咸，南方人可能会选择放糖冲淡咸味，如南方人的糖醋风味，就是用糖的甜与醋的酸中和酱油的咸味；而北方人则可能会把这道菜加水烹制食材，让食材变淡的同时改变了菜的性质，可能从一道炒菜变成了一道靓汤，因为生活经验、生活环境的不同而不同。这样并不稳定的经验性的改变方式，使原来单纯的一道菜变成了现在的三道菜而非两道菜，其中创造性与艺术性油然而生。
三、当前的餐饮文化发展与中西文化之间的融合
然而如今的中西方餐饮文化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泾渭分明了，中餐中也融入了西式元素，西餐中处处彰显中国风，这是一种新型的饮食文化模式，中西合璧的饮食文化队伍将会越来越壮大，人们也可以通过了解饮食文化了解这个世界。
参考文献 ：
[1]郭鲁芳，金慧君.中、西方餐饮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思索[A].商业经济文荟，2005（5）：13-15.
[2]刘岩松.中西方饮食在文化理念上的差异性[J].经济研究导刊，2010（36）：258-259.
[3]赵奇志.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J].食品工程，2006.12（4）：14-15.
[4]冯勇，何欢欢.从饮食文化角度浅析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J].消费导刊，2009.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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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作为 文化 的一种特有形式，是具体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 总结 ，对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指导作用和智慧启迪作用。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西方艺术哲学史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浅析西方造型艺术创作中的哲学思维
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有形式，是具体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对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指导作用和智慧启迪作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和艺术史，自始至终都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实践中，处处都体现着中国传统哲学——儒、道、释三大思想的理论精髓，形成了富有东方特色的艺术文化。当然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来探讨哲学思维与西方造型艺术创作的问题，对西方造型艺术来说西方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康德的理性主义，再到近代的科学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思想流派，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西方造型艺术的发展。柏拉图的大宇宙观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给予了艺术创作以较高的地位。他们认为艺术的创造是模仿自然的创造。认为宇宙的演化有物质进程形式，就象希腊的 雕刻 家在一块云石里呈现人体的形式。所以他们的宇宙观已经类似艺术家的艺术创作。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应该象莫里哀那样，先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再去写小说。”如果把他的话稍微扩充，就是：“应该先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再去从事艺术创作”。这意味着艺术创作和哲学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从模仿真实到“改变真实”
从历史上看，作为智慧之学的哲学，一开始就特别注重生活体验和智慧启迪。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通过演讲和论辩传授哲学，他将这种 方法 称为“精神接生术”;柏拉图的雅典学园充溢着思变和讨论的气氛;亚里士多德与其弟子们边散步边讨论哲学问题，颇为“逍遥”。我国古代圣贤也用类似的方式研究和传授哲学，老子的格言和庄子的寓言，孔子与其弟子的对答，都体现了哲学发人深省、开启智慧的特点。在许多哲学家看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既然现实生活是活生生的，是创造性的，那么，知识与其对象之间就只能是协商的、对话的关系，而不是主观对客观单向度的“模仿”关系。另外，任何一种哲学都在为某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当然就会有另外一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的哲学。这意味着哲学不只是提供一种命定如此生活模式，而是提供多种供人们选择的生活;哲学的对象不是即定事实，而是哲学正在或准备要创造出来的世界。从广义意义上说，哲学就是创造观念形态、价值体系，构筑行为模式和生活意义的艺术。这样一种生活搏弈的哲学就是人类的自我认识，它是创造性的。在这里，哲学和艺术已经融为一体。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对象的绝对肖似的摹仿，并不能产生最美的艺术作品。例如，用模子浇铸是复制实物的最佳方法，但一件好的浇铸作品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已做好的雕像。法院庭审中，书记员可以把控辩双方的话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但书记员的速记本身并不是艺术品，至多只能为作家提供原始的素材。画家但纳曾借助放大镜来忠实地画人物肖像，他画出皮肤纹缕、颧角上细微的血丝、散在鼻子上的黑斑、表皮下淡蓝的血管，他几乎再现了模特脸上的一切，包括被反射到明亮的眼睛里的周围景物!但是后人却评价道：“凡·代克的一张笔触豪放的速写就比但纳的肖像有力百倍!”在西方造型艺术创作表现中有些作品甚至于故意和实物不符，一座雕像通常只有一种色调，或青铜色，或云石色，而且雕像的眼睛没有眼珠，但正是色调的单一和表情的淡漠构成了雕像独特的美。相反，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教堂中那些着色穿衣的雕像，圣徒披着真正得道袍，面黄肌瘦，正合乎苦行僧的皮肤色;血迹斑斑的手和洞穿的腰，确实是钉过十字架的标记——由于他们逼真到了极致，不但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反而使人生厌和作呕。
进一步讲，真正的艺术品更多地改变了真实的关系。例如米开朗基罗创作的放在佛罗伦萨第奇墓上的四座云石雕像。在两个男人身上，尤其在一个睡着、一个正在醒来的女人身上，各部分的比例和真人的比例明显不同。在意大利可以看到衣着华丽、年轻貌美的女子，眼睛发亮、蛮气十足的乡下人，以及画院中那些举止大方的模特，但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人或女人会和陈列在美第奇庙中的愤激的英雄、心情悲痛的巨人式的处女相像。米开朗基罗的典型是在他自己的性格中找到的。作为一个生性孤独、好沉思、爱正义的人，一个慷慨豪放、容易激动的人，在备受欺诈与压迫，专制与不义的压抑之后，他的伟大心灵和悲痛情绪在艺术中尽情宣泄。米开朗基罗在那个睡着的雕像的基座上写道：“只要世上还有苦难和羞辱，睡眠就是甜蜜的。要能成为顽石，那就更好。一无所见，一无所感，便是我的福气，因此别惊醒我。啊，说话轻些吧!”受这样的情绪鼓动，他才会创造那些形体，为了表现这情绪，他才改变正常的比例，把驱干和四肢加长，把上半身弯向前面，眼眶特别凹陷，额上的皱痕象攒眉怒目的狮子，肩膀上对着重重叠叠的肌肉，背上的筋和脊骨扭成一团，象一条拉得太紧、快要折断的铁索一般紧张。正由于米开朗基罗改变了正常的比例，寓动感于晶态之中，达到了“莫言铁石心肠，有热血沸腾涌满腔”的效果，才使得这组雕塑像成为著名的传世佳作。
二、从单维视角到“视角主义”
视角主义是风靡当代西方的一股重要的哲学方法论思潮，也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的界定，哲学中的视角主义“认为存在着多种可供选择和互不等同的概念体系或假设体系，在各自体系里都能解释世界，不存在权威性的选择方法”。视角主义根本的方法论特征在于对一种固定不变观点的放弃，主张视角的多元性、多面化，认为对世界的解释不能是一元的、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多元性的、多向度的，即多视角的。
三十年过去了，视角主义的影响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退，反而超越了哲学的象牙塔，扩散到思想文化的一切领域。有一位哲学家曾经用人们对立方体的认识来表现视角主义的思想，他指出：按照定义，立方体有六个面，但实际上没有人能同时看到他们，这六个面永远不能同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当我们说“这是一个立方体”时，它身上的东西实际上多于此时此地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围着它动，我们将会看到其他几个面。在这里，过去的或未来的 经验 起了作用。出现在我们眼前并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事物，永远不可能同时将其所有的方面完全显露出来。因此，必须把现实看作一个变化的动态系统，允许并提倡从不同的视角去感知、解释、创造对象。一元性是惰性的需
要，多义性才是智慧的信号。任何一种视角的感知都无权自封是唯一的真理，因为旧有的感知总是涉及被新的感知所否定的可能性，今天的真理也蕴含着被推翻而沦为明日黄花的危险。于是，没有独断论和怀疑论都认可的真理。真理是在生成中被规定的，是它自身的修正和超越。
在西方绘画造型艺术创作中，同一题材可以用某种方式处理，也可以用相反的方式处理，还可以用不同于这两者的一切中间方式来处理。艺术家由于种族、气质、 教育 、文化的差异，在同一事物上感受的印象也有差别，个人根据自己独特的视角，从中辨认出一个鲜明的特征，对实物构成一个独特的观念。这观念一但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来，就在艺术殿堂中加进了一件新的杰作，例如，就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而言，对来源于希腊神话的同一题材“利达”，达·芬奇、米开朗基洛、柯罗乔都曾经做过处理。达·芬奇的《利达》带有羞涩的神情，浸透着因无限的幸福而产生的诗意;相反，米开朗基罗的《利达》充满了刚强悲壮的气魄，俨然是魁伟的战斗部落的女王;柯罗乔的《利达》则陶醉在爱情的甜蜜中，并透露出对少女体贴入微的深刻同情。对这三幅画，你能说更喜欢那一幅?哪一个特点更高级吗?是幸福的诗意，悲壮的气魄，还是深刻的同情?从视角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三幅画是三位画家经由不同的视角对同一题材所作的精湛的艺术处理。三个境界分别表现了人性中的某个主要部分，分别刻画了人类发展的某个主要阶段，因而各具特色，在造型艺术创作上都有重要价值。
三、从唯一方法到“怎么都行”
实证主义哲学非常强调认识的确定性、明确性、严格性、“真实性”，主张一种不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把能否被“证实”与对象相符当作划分科学和非科学的唯一标准。可是，任何事物的内容及其发展，总是比科学家和方法论家所想像得更丰富，更“难以捉摸”。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不是唯一的思想形式，实证主义主张的科学方法也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人们要认识世界，必须使用任何思想、任何手段、任何方法。实际上，在人类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应该得到维护的只有一个原则——“怎么都行”。通俗一点讲，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耗子就是好猫。
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在西方造型艺术领域的表现，后现代美学致力于将造型艺术从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日益崛起的“通俗艺术”正名、张目，强调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强调审美价值的“无处不在”。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画家奥登伯格放弃在画上作画，劳申伯格将实物粘贴在画布上，威瑟尔曼则把货真价实的地毯结合进自己的油画作品中，这一切都只在破坏艺术创作中人为设置的界限。
至于艺术作品是否与对象相符。艺术上的“模仿论”、“再现论”能否成立，可以从后现代艺术家对《蒙娜丽莎》的发难中看出其立场。《蒙娜丽莎》可以说是画中摹本之王，但只有少数人看过原作，现在的人们对蒙娜丽莎本人更是一无所知，所拥有的只是达·芬奇的第一张“摹本”，这就为以杜尚为代表的后现代艺术家对《蒙娜丽莎》的发难埋下了伏笔。杜尚在蒙娜丽莎的鼻子下加上八字胡，又在下巴上添上山羊胡。既然作为原本的蒙娜丽莎早已不存在了，而且现代人都没有看过她本人，既然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杜尚的《蒙娜丽莎》都是摹本，都是原本的摹仿和再现，那么，如何判定谁的摹本更真实更客观地再现了蒙娜丽莎本人呢?显然，杜尚笔下变了性的那个《蒙娜丽莎》，是对传统“再现”观念的一种嘲讽和反叛。安迪·沃霍尔的《蒙娜丽莎》则利用“三十个比一个来的好”的画题传递了这样的后现代信息：再现或摹本不但早已忘却了“原本”或“源头”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人们被日益膨胀的信息所淹没的心灵，根本无力也无兴趣再去承担这些东西，大家所能做的只是再现过程本身。
总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非常相似，尽管要创作的东西很不一样——但都是“艺术”(art)。假如说艺术创作是为了保持人类感觉的创造性，那么哲学就是为了保持人类思想的创造性。
[作者简介]孙德惠(1972-)女，河北省涞源人，河北经贸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系主任，美术学硕士，主要从事美学理论与艺术设计的教学与研究;陈辉(1978-)女，河北省邯郸人，河北经贸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教师，主要从事美学理论与艺术设计的教学与研究。
孙德惠陈辉
[摘要]探讨哲学与艺术的关系。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和艺术史，自始至终都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艺术创作和哲学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想流派，都深深地影响着西方造型艺术形式的发展。本文以西方造型艺术创作为依据分别从模仿真实到“改变真实”、从单维视角到“视角主义”、从唯一方法到“怎么都行”三个方面对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的联系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理论的论述。作者认为尽管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要创作的东西很不一样，但都是“艺术”(art)。
[关键词]哲学思想;艺术创作;联系
哲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有形式，是具体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对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指导作用和智慧启迪作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和艺术史，自始至终都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实践中，处处都体现着中国传统哲学——儒、道、释三大思想的理论精髓，形成了富有东方特色的艺术文化。当然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来探讨哲学思维与西方造型艺术创作的问题，对西方造型艺术来说西方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康德的理性主义，再到近代的科学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思想流派，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西方造型艺术的发展。柏拉图的大宇宙观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给予了艺术创作以较高的地位。他们认为艺术的创造是模仿自然的创造。认为宇宙的演化有物质进程形式，就象希腊的雕刻家在一块云石里呈现人体的形式。所以他们的宇宙观已经类似艺术家的艺术创作。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应该象莫里哀那样，先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再去写小说。”如果把他的话稍微扩充，就是：“应该先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再去从事艺术创作”。这意味着艺术创作和哲学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从模仿真实到“改变真实”
从历史上看，作为智慧之学的哲学，一开始就特别注重生活体验和智慧启迪。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通过演讲和论辩传授哲学，他将这种方法称为“精神接生术”;柏拉图的雅典学园充溢着思变和讨论的气氛;亚里士多德与其弟子们边散步边讨论哲学问题，颇为“逍遥”。我国古代圣贤也用类似的方式研究和传授哲学，老子的格言和庄子的寓言，孔子与其弟子的对答，都体现了哲学发人深省、开启智慧的特点。在许多哲学家看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既然现实生活是活生生的，是创造性的，那么，
知识与其对象之间就只能是协商的、对话的关系，而不是主观对客观单向度的“模仿”关系。另外，任何一种 哲学都在为某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当然就会有另外一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的哲学。这意味着哲学不只是提供一种命定如此生活模式，而是提供多种供人们选择的生活;哲学的对象不是即定事实，而是哲学正在或准备要创造出来的世界。从广义意义上说，哲学就是创造观念形态、价值体系，构筑行为模式和生活意义的 艺术。这样一种生活搏弈的哲学就是人类的自我认识，它是创造性的。在这里，哲学和艺术已经融为一体。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对象的绝对肖似的摹仿，并不能产生最美的艺术作品。例如，用模子浇铸是复制实物的最佳方法，但一件好的浇铸作品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已做好的雕像。法院庭审中，书记员可以把控辩双方的话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但书记员的速记本身并不是艺术品，至多只能为作家提供原始的素材。画家但纳曾借助放大镜来忠实地画人物肖像，他画出皮肤纹缕、颧角上细微的血丝、散在鼻子上的黑斑、表皮下淡蓝的血管，他几乎再现了模特脸上的一切，包括被反射到明亮的眼睛里的周围景物!但是后人却评价道：“凡·代克的一张笔触豪放的速写就比但纳的肖像有力百倍!”在西方造型艺术创作表现中有些作品甚至于故意和实物不符，一座雕像通常只有一种色调，或青铜色，或云石色，而且雕像的眼睛没有眼珠，但正是色调的单一和表情的淡漠构成了雕像独特的美。相反，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教堂中那些着色穿衣的雕像，圣徒披着真正得道袍，面黄肌瘦，正合乎苦行僧的皮肤色;血迹斑斑的手和洞穿的腰，确实是钉过十字架的标记——由于他们逼真到了极致，不但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反而使人生厌和作呕。
进一步讲，真正的艺术品更多地改变了真实的关系。例如米开朗基罗创作的放在佛罗伦萨第奇墓上的四座云石雕像。在两个男人身上，尤其在一个睡着、一个正在醒来的女人身上，各部分的比例和真人的比例明显不同。在意大利可以看到衣着华丽、年轻貌美的女子，眼睛发亮、蛮气十足的乡下人，以及画院中那些举止大方的模特，但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人或女人会和陈列在美第奇庙中的愤激的英雄、心情悲痛的巨人式的处女相像。米开朗基罗的典型是在他自己的性格中找到的。作为一个生性孤独、好沉思、爱正义的人，一个慷慨豪放、容易激动的人，在备受欺诈与压迫，专制与不义的压抑之后，他的伟大心灵和悲痛情绪在艺术中尽情宣泄。米开朗基罗在那个睡着的雕像的基座上写道：“只要世上还有苦难和羞辱，睡眠就是甜蜜的。要能成为顽石，那就更好。一无所见，一无所感，便是我的福气，因此别惊醒我。啊，说话轻些吧!”受这样的情绪鼓动，他才会创造那些形体，为了表现这情绪，他才改变正常的比例，把驱干和四肢加长，把上半身弯向前面，眼眶特别凹陷，额上的皱痕象攒眉怒目的狮子，肩膀上对着重重叠叠的肌肉，背上的筋和脊骨扭成一团，象一条拉得太紧、快要折断的铁索一般紧张。正由于米开朗基罗改变了正常的比例，寓动感于晶态之中，达到了“莫言铁石心肠，有热血沸腾涌满腔”的效果，才使得这组雕塑像成为著名的传世佳作。
二、从单维视角到“视角主义”
视角主义是风靡当代西方的一股重要的哲学方法论思潮，也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的界定，哲学中的视角主义“认为存在着多种可供选择和互不等同的概念体系或假设体系，在各自体系里都能解释世界，不存在权威性的选择方法”。视角主义根本的方法论特征在于对一种固定不变观点的放弃，主张视角的多元性、多面化，认为对世界的解释不能是一元的、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多元性的、多向度的，即多视角的。
三十年过去了，视角主义的影响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退，反而超越了哲学的象牙塔，扩散到思想 文化的一切领域。有一位哲学家曾经用人们对立方体的认识来表现视角主义的思想，他指出：按照定义，立方体有六个面，但实际上没有人能同时看到他们，这六个面永远不能同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当我们说“这是一个立方体”时，它身上的东西实际上多于此时此地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围着它动，我们将会看到其他几个面。在这里，过去的或未来的 经验起了作用。出现在我们眼前并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事物，永远不可能同时将其所有的方面完全显露出来。因此，必须把现实看作一个变化的动态系统，允许并提倡从不同的视角去感知、解释、创造对象。一元性是惰性的需要，多义性才是智慧的信号。任何一种视角的感知都无权自封是唯一的真理，因为旧有的感知总是涉及被新的感知所否定的可能性，今天的真理也蕴含着被推翻而沦为明日黄花的危险。于是，没有独断论和怀疑论都认可的真理。真理是在生成中被规定的，是它自身的修正和超越。
在西方绘画造型艺术创作中，同一题材可以用某种方式处理，也可以用相反的方式处理，还可以用不同于这两者的一切中间方式来处理。艺术家由于种族、气质、 教育、文化的差异，在同一事物上感受的印象也有差别，个人根据自己独特的视角，从中辨认出一个鲜明的特征，对实物构成一个独特的观念。这观念一但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来，就在艺术殿堂中加进了一件新的杰作，例如，就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而言，对来源于希腊神话的同一题材“利达”，达·芬奇、米开朗基洛、柯罗乔都曾经做过处理。达·芬奇的《利达》带有羞涩的神情，浸透着因无限的幸福而产生的诗意;相反，米开朗基罗的《利达》充满了刚强悲壮的气魄，俨然是魁伟的战斗部落的女王;柯罗乔的《利达》则陶醉在爱情的甜蜜中，并透露出对少女体贴入微的深刻同情。对这三幅画，你能说更喜欢那一幅?哪一个特点更高级吗?是幸福的诗意，悲壮的气魄，还是深刻的同情?从视角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三幅画是三位画家经由不同的视角对同一题材所作的精湛的艺术处理。三个境界分别表现了人性中的某个主要部分，分别刻画了人类 发展的某个主要阶段，因而各具特色，在造型艺术创作上都有重要价值。
三、从唯一方法到“怎么都行”
实证主义哲学非常强调认识的确定性、明确性、严格性、“真实性”，主张一种不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把能否被“证实”与对象相符当作划分科学和非科学的唯一标准。可是，任何事物的内容及其发展，总是比科学家和方法论家所想像得更丰富，更“难以捉摸”。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不是唯一的思想形式，实证主义主张的科学方法也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人们要认识世界，必须使用任何思想、任何手段、任何方法。实际上，在人类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应该得到维护的只有一个原则——“怎么都行”。通俗一点讲，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耗子就是好猫。
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在西方造型艺术领域的表现，后现代美学致力于将造型艺术从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日益崛起的“通俗艺术”正名、张目，强调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强调审美价值的“无处不在”。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画家奥登伯格放弃在画上作画，劳申伯格将实物粘贴在画布上，威瑟尔曼则把货真价实的地毯结合进自己的油画作品中，这一切都只在破坏艺术创作中人为设置的界限。
至于艺术作品是否与对象相符。艺术上的“模仿论”、“再现论”能否成立，可以从后现代艺术家对《蒙娜丽莎》的发难中看出其立场。《蒙娜丽莎》可以说是画中摹本之王，但只有少数人看过原作，现在的人们对蒙娜丽莎本人更是一无所知，所拥有的只是达·芬奇的第一张“摹本”，这就为以杜尚为代表的后现代艺术家对《蒙娜丽莎》的发难埋下了伏笔。杜尚在蒙娜丽莎的鼻子下加上八字胡，又在下巴上添上山羊胡。既然作为原本的蒙娜丽莎早已不存在了，而且现代人都没有看过她本人，既然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杜尚的《蒙娜丽莎》都是摹本，都是原本的摹仿和再现，那么，如何判定谁的摹本更真实更客观地再现了蒙娜丽莎本人呢?显然，杜尚笔下变了性的那个《蒙娜丽莎》，是对传统“再现”观念的一种嘲讽和反叛。安迪·沃霍尔的《蒙娜丽莎》则利用“三十个比一个来的好”的画题传递了这样的后现代信息：再现或摹本不但早已忘却了“原本”或“源头”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人们被日益膨胀的信息所淹没的心灵，根本无力也无兴趣再去承担这些东西，大家所能做的只是再现过程本身。
总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非常相似，尽管要创作的东西很不一样——但都是“艺术”(art)。假如说艺术创作是为了保持人类感觉的创造性，那么哲学就是为了保持人类思想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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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的论文
导语：西方哲学史论文是要怎么写呢？有什么技巧和要求呢？下面是我给大家介绍的西方哲学史论文，欢迎阅读。
摘要： 在西方哲学和宗教学研究中就“存在神学”问题的探讨，是历代学者们经常予以关注的重要话题，在不同时期里的不同哲学家、宗教学家和史学家从多方面曾做过诸多论说。“存在”是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两千多年来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因此，本文就“存在 ”这个概念进行浅显的分析。
关键词： 巴门尼德 存在 唯一 本质
1 存在的提出
“存在”概念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提出来的。在他看来，世间万物处于繁芜丛杂的流变中，直接对于万物进行研究，只能获得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而这种知识由于事物的流变性而不够稳定与可靠。他认为，关于世界的真理性认识。是对于整个世界的普遍必然性的认识，而其认识对象必须具有永恒性，因而只有常驻不变的东西才是真理认识的对象。自希腊哲学诞生之日起就以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为最高理想，而自然哲学由于自身局限于感性领域而无法达成这一目标。基于对自然哲学局限性的认识，巴门尼德将眼光从流变中的万物投向单一的本质，从而提出“存在”这一概念。进而开创了以“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形而上学之路。
在《论自然》一开头巴门尼德就借助女神之口提出了两条研究的途径：第一条是“存在存在，不可能不存在”；另一条是“存在不存在，非存在存在”。第一条路被他称为真理之路，第二条被他称为意见之路。他认为，只有沿着第一条路研究，即认为承认万物的本原——存在，并对其进行研究，才有可能获取真理性认识。接下来他又描述了“存在”所具有的属性：
第一：存在是唯一的，连续的和不可分的。
第二：存在是永恒的，不生也不灭。
第三：存在是不动的。
第四：存在是完满的。
第五：存在是思想的对象。
从上述的几条我们发现：巴门尼德所描述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我们所能具体感知到的经验的存在，而是一种由我们理智所把握到的一个抽象范畴。前四条所描述的属性，使得我们很难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设想出这么一个东西，这也是巴门尼德所要达到的效果：他所认为的“存在”，是一种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深层次的范畴，这就不能用具体事物的属性来描述与辨别。但是，在巴门尼德那里，他并没有对于存在有更进一步的具体描述，这也为后世研究存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由于人们所具有的常识性的思维方式，人们在理解巴门尼德所描述的“存在”的时候，会尝试着用常识的思维模式去理解（特别是在古希腊时期，这一点在自然哲学家身上显得尤为突出），这样就违背了巴门尼德的初衷了。因而在这里，人们对于“存在”的理解则分为对于“存在者”（存在物）的理解和对于“存在”本身的理解。而对于这两个不同方面的理解，产生了后世缤彩纷呈本体论思想。
2 存在与本质
在西方，随着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发表，一种从古希腊到黑格尔为止的哲学史观便形成了。于是，人们按照黑格尔所提供的线索，来认识西方哲学的发展。海德格尔却在《存在与时间》等著作中，对西方传统的哲学史观和全部理
性主义哲学发起了挑战。这样，人们就不得不通过海德格尔，来重新评价我们所熟悉的哲学家，并进而重新认识西方哲学的发展了。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是现代西方、也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存在不是存在者”——这是海德格尔著名的“存在论区分”。他认为，“存在”与“存在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世界上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称之为“存在者”；而“存在”却是最普遍的概念，但它又不是“种的普遍性”，而是一种“超越者”，超越于所有的存在者。宇宙本身也只是一种最大的“存在者”，它生发了“存在”，但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存在”。任何可以定义的东西，都只是“存在者”；而“存在”既然不是“存在者”，当然是无法定义的。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海德格尔用“此在”这个术语来称呼他。“认识是在世的一种方式”，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万物，是因为人一向就已经融合于世界万物之中。这就是人与其它存在者的特殊之所在。 海德格尔说：“在西方思想的历史中，尽管人们自始就着眼于存在而思考了存在者，但存在之真理始终还是未曾被思的，它作为可能的'经验不仅向思想隐蔽起来了，而且，西方思想本身以形而上学的形态特别地、但却一无所知地掩盖了这一隐瞒事件。”“根据这种历史，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显现中，并没有发生存在本身及其真理”。在他看来，自古以来，西方哲学就有两个追问方向：一是追问“存在者”，一是追问“存在”。但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形成的占主流的西方的传统哲学，就其总体而言，忘记了“存在本身及其真理”，模糊“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并把“存在者”当作了“存在”，并以传统的理性主义的方法孜孜以求。而追问“存在”的哲学思潮，虽然在古代曾经有过可喜的开端，但后来几乎被淹没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长达二千五百年期间，这种迷误居然得以延绵。因此，新哲学的使命应是：重提“存在”问题，揭示“存在”的真相，以恢复其“超越者”的地位。
围绕着对存在的研究，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点。两种追问的对象：追问“存在”与追问“存在者”；两种追问的方法：“客体化”取向与“主体化”取向；两种类型的智慧：采取“客体化”取向、追问“存在者”而得到的理性主义的智慧，以及采取“主体化”取向、追问“存在本身”而得到的“非理性主义”的智慧。
3 结束语
从追问“存在”的视角来看，哲学应当是关于人对于世界的态度，或人生境界之学。既不能把哲学等同于具体的实证科学，也不能将哲学仅仅归结为认识论。哲学是真、善、美三者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高秉江.《从语言与存在的维度看巴门尼德的Being》
[2]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