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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州快哉亭记》借物抒怀，本意并不在提倡士人远离尘世、自寻其乐，而在以旷达之情来慰藉不得意的士人，希望他们能胸中坦然，生于世而无往不自得，表达了自己超然物外，“不以物而伤性”的人生态度，同时也应注意到，作者的快意之情中含有不平之气。下面我们一起来阅读苏辙《黄州快哉亭记》古文赏析。欢迎大家阅读！
【原文】
黄州快哉亭记
作者：苏辙
江出西陵①，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②。南合沅、湘，北合汉沔③，其势益张④。至于赤壁之下⑤，波流浸灌⑥，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⑦，即其庐之西南为亭⑧，以览观江流之胜⑨，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盖亭之所见⑩，南北百里，东西一舍⑾。涛澜汹涌，风云开阖⑿。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⒀，动心骇目⒁，不可久视⒂。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⒃，举目而足⒄。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⒅，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⒆：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⒇，故城之墟（21），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22），周瑜、陆逊之所驰骛（23），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24）。
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25），有风飒然至者，王披襟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讽焉（26）。夫风无雌雄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27）；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28）？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29），将何往而非病（30）？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31），将何适而非快（32）？今张君不以谪为患（33），窃会计之余功（34），而自放山水之间（35），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36），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37），揖西山之白云（38），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39）!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40），乌睹其为快也哉（41）!
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赵郡苏辙记。
【注释】
①江出西陵：江，长江。出，流出。西陵，西陵峡，又名夷陵峡，长江三峡之一，在湖北宜昌西北。
②奔放肆大：奔放，水势疾迅。肆大，水流阔大。肆，极，甚。
③南合沅、湘，北合汉沔（miǎn）〕沅，沅水（也称沅江）。湘，湘江。两水都在长江南岸，流入洞庭湖，注入长江。汉沔，就是汉水。汉水源出陕西宁羌，初名漾水，东流经沔县南，称沔水，又东经褒城，纳褒水，始称汉水。汉水在长江北岸。
④益张：更加盛大。张，大。
⑤赤壁：赤壁矶，在现在湖北黄冈城外，苏辙误以为周瑜破曹操处。
⑥浸（jìn）灌〕浸，灌，意思都是“注”。此处指水势浩大。
⑦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清河，县名，现在河北清河。张君梦得，张梦得，字怀民，苏轼友人。齐安，宋代黄冈为黄州齐按郡，因称。
⑧即：就着，依着。
⑨胜：胜景，美景。
⑩亭之所见：在亭上能够看到的（范围）。
⑾一舍（shè）：三十里。古代行军每天走三十里宿营，叫做“一舍”。
⑿风云开阖（hé）：风云变化。意思是风云有时出现，有时消失。开，显现。阖，闭藏、消失。
⒀倏忽〕顷刻之间，指时间短。
⒁动心骇目：犹言“惊心骇目”。这是说景色变化万端，能使见者心惊，并不是说景色可怕。
⒂不可久视：这是说，以前没有亭子，无休息之地，不能长久地欣赏。
⒃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现在却可以在亭中的几旁席上赏玩这些景色。几，小桌。
⒄举目而足：抬起眼来就看个够。
⒅草木行列：草木成行成列。
⒆指数：用手指点着数清数目。
⒇长洲：江中长条形的沙洲或江岸。
（21）故城之墟：旧日城郭的遗址。故城，指隋朝以前的黄州城（唐朝把县城迁移了）。墟，旧有的建筑物已被毁平而尚留有遗迹的空地。
（22）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曹操（字孟德）、孙权（字仲谋）所傲视的地方。睥睨，斜视的样子，引申为傲视。赤壁之战时，曹操、孙权都有气吞对方的气概。
（23）周瑜、陆逊之所骋骛（chěngwù）：周瑜、陆逊活跃的地方。周瑜曾破曹操于赤壁，陆逊曾袭关羽于荆州，败刘备于夷陵，破魏将曹休于皖城。骋骛，犹言“驰马”，形容驰骋疆场。
（24）称快世俗：使世俗之人称快。
（25）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宋玉有《风赋》，讽楚襄王之骄奢。楚襄王，即楚顷襄王，名横，楚怀王之子。宋玉、景差都是楚襄王之侍臣。兰台宫，遗址在现在湖北钟祥东。
（26）盖有讽焉：大概有讽刺的意味在里头。讽，讽刺。宋玉作《风赋》，讽楚襄王之骄奢。
（27）人有遇不遇之变：人有遇时和不遇时的不同时候。遇，指机遇好，被重用。
（28）与（yù）：参与，引申为有何关系。
（29）使其中不自得：使，假使。中，内心，心中。自得，自己感到舒适、自在。
（30）病：忧愁，怨恨。
（31）以物伤性：因外物（指环境）而伤害天性（本性）。
（32）适：往，去。
（33）患：忧愁。
（34）窃会（kuài）计之余功〕窃，偷得，这里即“利用”之意。会计，指征收钱谷、管理财务行政等事物。余功，公事之余。
（35）自放：自适，放情。放，纵。
（36）蓬户瓮牖：蓬户，用蓬草编的门。瓮牖，用破瓮做的窗。
（37）濯：洗涤。
（38）揖：拱手行礼。这里的意思是面对（西山白云）。
（39）自适：自求安适。适，闲适。
（40）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此，指“连山绝壑，长林古木”等快哉亭上所见景物。骚人思士，指心中有忧思的人。胜，承受，禁（jīn）得起。
（41）乌睹其为快也哉：哪里看得出这些是畅快的呢!乌，哪里。
【译文】
长江出了西陵峡，开始进入平地，水势奔腾浩荡。南边与沅水、湘水合流，北边与汉水汇聚，水势显得更加壮阔。流到赤壁之下，波浪滚滚，就像是无际的海洋。清河张梦得，贬官后居住在齐安，他在房舍的西南方修建了一座亭子，用来观赏长江的胜景。我的哥哥子瞻给这座亭子起名叫“快哉亭”。
在亭子里能看到长江南北上百里、东西三十里.波涛汹涌,风云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白天,船只在亭前往来如梭；夜间,鱼龙在亭下悲声嚎叫。景物变化万端，惊心动魄,不能长久地欣赏。现在我能在亭中的小桌旁席上赏玩这些景色，抬起眼来就足够看了。向西眺望武昌的群山,（只见）山脉蜿蜒起伏，草木成行成列，烟云消散，阳光普照，捕鱼、打柴的村民的房舍，可以一一指点。这就是把亭子称为“快哉”的原因。至于沙洲的.岸边，古城的废墟，是曹操、孙权所傲视之处，是周瑜、陆逊率兵驰骋的地方，那些流传下来的风范和事迹也足够用来使世俗之人称快。
从前，楚襄王让宋玉、景差跟随着游兰台宫。一阵风吹来，飒飒作响, 楚王敞开衣襟，迎着风,说：“这风多么使人快乐啊！这是我和百姓所共有的吧。”宋玉说：“这只是大王的雄风，百姓怎么能和你共同享受它呢？”宋玉的话在这儿大概有讽喻的意味吧。风并没有雄雌的区别，而人有是否受到赏识的不同。楚王感到快乐的原因，而百姓感到忧愁的原因，正是由于人们的境遇不同，跟风又有什么关系呢?读书人生活在世上，假使心中不坦然，那么，到哪里没有忧愁？假使胸怀坦荡，不因为外物而伤害天性（本性），那么，在什么地方没有快乐呢？（读书人生活在世上，如果他的内心不能自得其乐，那么，他到什么地方去会不忧愁呢？如果他心情开朗，不因为环境的影响而伤害自己的情绪，那么，他到什么地方去会不整天愉快呢？）现在，张梦得不因为被贬官而感到忧愁，利用征收钱谷的公事之余，自适山水之间，这是他心中应该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如果是用蓬草编门，以破瓦片做窗，都没有什么不快乐，更何况在清澈的长江中洗涤，面对着西山的白云，尽享耳目的美景来自求安适呢？如果不是这样，连绵的峰峦，深陡的沟壑，辽阔的森林，参天的古木，清风拂摇，明月高照，这些都会成为失意文人感到悲伤憔悴以至不能禁得起的景物，哪里看得出这是畅快的呢！
元丰六年十一月初一，赵郡苏辙记载。
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散文，不仅语言奔放，气势如虹，显示了一代才华横溢的名家的风采，其中蕴藏的深刻哲理更是令人回味细思。 文章叙说了朋友张君梦得被贬齐安（即黄州）后建快哉亭以赏长江美景之事。“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看到这样的美景，岂不快哉！不仅如此，在赤壁之地（作者认为黄州的赤壁为赤壁之战的古战场），看断瓦残垣，古城废墟，缅怀三国英雄的伟绩，发思古之幽情，也是一种难得之乐。 张梦得虽然遭贬，并不终日痛苦悲伤，而是闲暇时坐亭观景，游山玩水，别有悠然、自得之乐。观长江之清流洗涤心灵，望白云之清逸修养情操，振清风之爽快心旷神怡，照明月之皎洁清虚自如，尽情享受着自然之美，生命之美。同样的景色，许多羁官谪士，观长江忧愁，望白云迷茫，振清风萧瑟，照明月清寒，终日里烦恼憔悴，岂不哀哉！ 为什么这样呢，作者认为，张君心中有自得之乐，不以物伤性。我想：生活中应该有自得之乐。现在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许多人的精神家园却空虚了，原因有很多，有一点不能忽视：缺乏自得之乐。每个人对生活的理解都不一样，有的人认为要过米开朗琪罗式的悲苦生活才算有意义，有的人向往的生活清闲安逸，然而无论哪样的生活，都需要一些自得之乐。寻找自得之乐，有时候并不完全在于做什么，而是在于怎么做。譬如同样是读古文，有的人浮光掠影，不求甚解，读来便味同嚼蜡；然而聪明人全神贯注地去读，认真地思考、品味、理解，积极主动地解决其中不懂的问题，细心总结，收获文字、语法、哲理、文化知识等各种东西，转化成自己的一种素养和能力，并且随时能够运用，他便读来很有自得之乐。 我们再来讨论下困难和痛苦中有无自得之乐，我想答案是肯定的。生活中各种挫折必不可免，首先要摆正心态。著名科学家陈省身先生说：“不要怕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别人做了你没什么可做的了。”这样，我们去积极通过各种途径去寻找战胜挫折的方法，这个过程其实就有自得之乐。 自得之乐虽然需要，但是有些狭隘。真正的乐在于让他人乐，让大家乐，让人民群众乐，才是最大的乐趣。范仲淹说：“后天下之乐而乐。”于右任先生说：“计利当计天下利，祈福应祈万民福。”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苏辙是唐宋八家之四，是苏洵的儿子，苏轼的弟弟。因为从小受到自己父兄的影响，从小就喜欢读书，而且十分聪明，后来参加科举的时候，和兄长苏轼一同中举，被传为一时佳话，也算是少年成才，虽然苏辙和苏轼是兄弟，年纪也比苏轼小，但是苏辙在文学上的造诣可堪比苏轼，还有一点与苏轼不同的是，相比苏轼豪迈的性格，苏辙性格却是非常持重，也可以说他内敛，这也造成他与苏轼截然不同的写作风格。
我觉得苏轼往往是写一些写酒诗，而且一般都是写自己的抱负难以实现，苏辙一般写的是恭维诗。
苏轼认为治国人才很重要，强调治国人才的作用.苏辙认为六国破灭六国“贪疆场尺寸之利”秦还没打六国，六国先内斗了，给了秦机会.还有一篇苏洵的，我们高一学了的，苏洵认为六国只会割地贿赂秦国。.
苏轼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士的作用并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久存的原因。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轼没有答应李方叔请他写唐论的理由是他要写文章。《唐论》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辙的政论文。该文论述一般历史现象，全文只有“唐太宗”三字及唐，而论唐又实际上是在论宋，是为宋王朝开救弊的药方。落笔甚远而紧扣中心，在短短的篇幅中，言在彼而意在此，有严密的逻辑性和说服力。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号颍滨，又号栾城，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嘉_年间进士，授商州军事推官，元_六年（1091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晚年不得志，迁徙无常，终于定居许州（今河南许昌），筑室颍水之滨，死后谥“文定”，世称苏文定公。苏辙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兄苏洵、苏轼合称“三苏”。著有《栾城集》《合集》《三集》共八十四卷。《唐论》一篇，用了一半以上篇幅论述一般历史现象，无只字及唐，但却处处都为后文论唐作铺垫，而论唐又实际上是在论宋，是为宋王朝开救弊的药方。落笔甚远而紧扣中心，言在彼而意在于此，具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文章立意允当，结构严谨，行文简洁畅达，语言朴实淡雅。他的一生写的大量政治论文就具有这种特点。而且在短短的篇幅中，往往波澜起伏，委曲变化，说理透彻精辟，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第四章 苏轼宋代文人有强烈的结盟思想，几乎每个时期都出现了领导风气的文坛盟主。不同时期的盟主之间还存在着类似禅门宗祖衣钵相传的继承关系。早在欧阳修主盟文坛时，他就明确表示把将来领导文坛的责任交付给年青的苏轼，并预言苏轼的成就将超过自己。苏轼对此当仁不让，他后来对门人宣称：“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见李廌《师友谈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宋文学出现了一浪高于一浪的发展态势。苏轼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望，宋文、宋诗和宋词都在他手中达到了高峰。所以当后人说到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时，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苏轼身上。第一节 苏轼的人生观和创作道路儒、道、禅的融合 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黄州、惠州、儋州：逆境中的创作高峰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第二节 苏轼的古文和辞赋、四六自然与雄放 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 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 辞赋和四六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例如《日喻》中的两段比喻：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日之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此文论证了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赖片面的见闻，必须经过实践才能掌握事物规律的道理，说理十分透辟，但它的说理是借助生动的事例，或者说是通过形象来展现的，所以它给读者的印象不但深刻，而且生动鲜明，既能使人得到知性的认识，又能带来审美的愉悦。又如《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方面记述文与可画竹的情形，另一方面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回忆自己与文与可亲密无间的交往，以及文与可死后自己的悲慨，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又从文与可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出艺术创作应胸有成竹的规律，也是夹叙夹议的范例。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石钟山记》是一篇以论说为主的游记，它围绕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根据实地考察的见闻，纠正了前人的说法，并引伸出对没有“目见耳闻”的事物不能“臆断其有无”的哲理，思路清晰，论证透辟。尤其可贵的是此文的议论是在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中逐步展开的，例如写月夜泛舟察看山形的一段：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寥寥几笔即画出一个幽美而又阴森的境界，读之恍如身临其境，作者赏幽探险、务实求真的情怀也随之展现无遗。而情景交融的描写又是直接配合议论的，堪称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全文仅八十馀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如写景的一段：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幽美、澄澈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渺茫茫、若有若无的虚幻感觉，又直接为后文写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作了铺垫，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如《谢量移汝州表》：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林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馀生。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第三节 苏轼的诗对社会的干预和对人生的思考 乐观旷达的精神 对艺术技巧的娴熟运用和超越 有必达之隐而无难显之情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 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思堂记》）所以苏轼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写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雪复作》）又写南方水灾侵袭下的百姓：“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对外岁币的负担也都压在农民身上，他们千辛万苦收获了粮食，也难以对付官府的征敛：“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吴中田妇叹》）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如晚年所作的《荔支叹》：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从唐代的进贡荔枝写到宋代的贡茶献花，对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予以尖锐的讥刺。苏轼在屡遭贬谪的晚年仍然如此敢怒敢骂，可见他的批判精神是何等执着！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璧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骞驴嘶。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潮州，柳宗元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怀，气势雄放。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苏诗中的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例如“春畦雨过罗纨腻”（《南园》）、“相排竞进头如鼋”（《王维吴道子画》）、“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守岁》），都脍炙人口。又如《百步洪》中连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真正做到了妙喻连生。苏轼读书破万卷，用典时信手拈来，左右逢源。因用典过多，他有时也遭致后人的批评，但在多数情况下，苏诗的用典稳妥精当，且浑然天成，达到了如水中着盐的妙境。例如他作诗安慰落第的李廌说：“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就堪称用典精妙的范例。苏诗中的对仗则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例如：“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过永乐文长老已卒》），对法生新，不落俗套。正因为苏轼对比喻、用典、对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他能够超越技巧，作诗挥洒如意，丝毫看不出锻炼之痕。如《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看似平淡实则奇警，看似松散实则精练，诗中几乎不复可睹具体的技巧，因为它的艺术追求是从整体上着眼的。清人赵翼评苏诗说：“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的确，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首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临流照影，汲水煎茶，都是极其平常之事，但苏轼写成“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泛颍》）；“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就格外生动有趣。又如他只用“三尺长胫阁瘦躯”一句，便活画出病鹤无精打采的清癯之态。他叙写“惠州有潭，潭有潜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的传说，也只用“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十字即写尽其情状。即使是十分难于处理的题材，在苏轼笔下往往能化难为易，举重若轻。比如《续丽人行》咏唐代画家周昉的一幅“背面欠伸内人”，对一个背面的美人如何描写？苏轼先从虚处落笔，推想画中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却嫣然”，再把此美人想象为杜甫当年在曲江头远远望见的一个背影，最后又以民间夫妻相敬如宾的故事作为反衬，慨叹美人深闭宫内的不幸。想落天外，却又非常切题，显示出驾驭题材的非凡能力。就像其文论一样，苏轼对诗歌风格也主张兼收并蓄。他曾模仿过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孟郊乃至同时诗友黄庭坚的诗风，无不维妙维肖。“短长肥瘦各有志，玉环飞燕谁敢僧”（《孙莘老求墨妙亭诗》）的多元化审美情趣使他能欣赏各种不同的风格倾向。苏轼尤其重视两种互相对立的风格的融合，所以在评论他人诗文时提出了“清远雄丽”、“清雄绝俗”的术语。苏轼在创作中十分注意使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毫无疑问，苏诗的主导风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缺少馀蕴的缺点。然而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到了刚柔相济，从而呈现出“清雄”的风格，例如《游金山寺》：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描写细致，层次分明，但又笔势骞腾，兴象超妙。惆怅的心情与潇洒的风度融于一体，且流露出豪迈之气，典型地体现出苏诗的风格特征。以“元佑”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躁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第四节 苏轼的词诗词一体的词学观 对词境的开拓 以诗为词的手法 苏词风格的多样性苏诗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诗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馀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胡寅《酒边集序》，见向子諲《酒边集》卷首）。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同上），不能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说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 “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见赵令畦《侯鲭录》卷七），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宋杨湜《古今词话》即说苏轼“凡赋诗缀，必写其所怀”，金人元好问更认为东坡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稍后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继范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筳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乌台诗案” 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
苏洵 六国论 代表作苏辙 栾城集 写的很好
最著名的： 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苏轼词作鉴赏 这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名作，是宋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是豪放词最杰出的代表。 它写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是苏轼贬居黄州时游黄风城外的赤壁矶时所作。此词对于一度盛行缠绵悱恻之风的北宋词坛，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开篇即景抒情，时越古今，地跨万里，把倾注不尽的大江与名高累世的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布置了一个极为广阔而悠久的空间、时间背景。它既使人看到大江的汹涌奔腾，又使人想见风流人物的卓荦气概，并将读者带入历史的沉思之中，唤起人们对人生的思索，气势恢宏，笔大如橼。接着“故垒”两句，点出这里是传说中的古赤壁战场，借怀古以抒感。“人道是”，下笔极有分寸。“周郎赤壁”，既是拍合词题，又是为下阕缅怀公瑾预伏一笔。以下“乱石”三句，集中描写赤壁雄奇壮阔的景物：陡峭的山崖散乱地高插云霄，汹涌的骇浪猛烈搏击着江岸，滔滔的江流卷起千万堆澎湃的雪浪。这种从不同角度而又诉诸于不同感觉的浓墨健笔的生动描写，一扫平庸萎靡的气氛，把读者顿时带进一个奔马轰雷、惊心动魄的奇险境界，使人心胸为之开阔，精神为之振奋！煞拍二句，总束上文，带起下片。“江山如画”，这明白精切、脱口而出的赞美，是作者和读者从以上艺术地提供的大自然的雄伟画卷中自然得出的结论。以上写周郎活动的场所赤壁四周的景色，形声兼备，富于动感，以惊心动魄的奇伟景观，隐喻周瑜的非凡气概，并为众多英雄人物的出场渲染气氛，为下文的写人、抒情作好铺垫。 上片重写景，下片则由“遥想”领起五句，集中笔力塑造青年将领周瑜的形象。作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挑选足以表现人物个性的素材，经过艺术集中、提炼和加工，从几个方面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据史载，建安三年，东吴孙策亲自迎请二十四岁的周瑜，授予他“建威中郎将”的职衔，并同他一齐攻取皖城。周瑜娶小乔，正皖城战役胜利之时，其后十年他才指挥了有名的赤壁之战。此处把十年间的事集中到一起，写赤壁之战前，忽插入“小乔初嫁了”这一生活细节，以美人烘托英雄，更见出周瑜的丰姿潇洒、韶华似锦、年轻有为，足以令人艳羡；同时也使人联想到：赢得这次抗曹战争的胜利，乃是使东吴据有江东、发展胜利形势的保证，否则难免出现如杜牧《赤壁》诗中所写的“铜雀春深锁二乔”的严重后果。这可使人意识到这次战争的重要意义。“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是从肖像仪态上描写周瑜束装儒雅，风度翩翩。纶巾，青丝带头巾，“葛巾毛扇”，是三国以来儒将常有的打份，着力刻画其仪容装束，正反映出作为指挥官的周瑜临战潇洒从容，说明他对这次战争早已成竹胸、稳操胜券。“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抓住了火攻水战的特点，精切地概括了整个战争的胜利场景。词中只用“灰飞烟灭”四字，就将曹军的惨败情景形容殆尽。以下三句，由凭吊周郎而联想到作者自身，表达了词人壮志未酬的郁愤和感慨。“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为倒装句，实为“应笑我多情，早生华发”。此句感慨身世，言生命短促，人生无常，深沉、痛切地发出了年华虚掷的悲叹。“人间如梦”，抑郁沉挫地表达了词人对坎坷身世的无限感慨。“一尊还酹江月”，借酒抒情，思接古今，感情沉郁，是全词余音袅袅的尾声。“酹”，即以酒洒地之意。 这首词感慨古今，雄浑苍凉，大气磅礴，昂扬郁勃，把人们带入江山如画、奇伟雄壮的景色和深邃无比的历史沉思中，唤起读者对人生的无限感慨和思索，融景物、人事感叹、哲理于一体，给人以撼魂荡魄的艺术力量。求采纳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内容提要 ：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这是在我们以前学过的教材中经经常提到的。虽然他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但是他的词中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的数量并不少于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作的数量。对苏轼词的婉约词风前人已有论述，但是有过于片面化，本文主要从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婉约词的重要内容（咏物）、婉约词的基本特征（意境之美）三个方面，通过对苏轼的几首代表性的婉约词的分析，从而展现出苏轼词风的婉约凄美的一面，从而使人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苏轼。 关键词：婉约；题材；内容；特征 婉约一词，即委婉含蓄之意。婉约词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自后唐温庭筠为鼻祖的花间派开始，闺怨、相思、离情别绪、春花秋月便成词作的一大题材。婉约词上承花间词，与花间词一脉相承，但是与在花间词相比，婉约词内容上去其浮艳多分雅致，形式上以蕴藉雅正见长，语言秀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统题材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仍是以及婉约词为主流，主要是一些男女相思、闺阁幽怨的艳情之作，直至苏轼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范围，将婉约词推入正宗高雅的文学殿堂。[注A]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神宗熙宁年间，因于主张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词的创作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元丰二年，因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被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词来抒发心中的忧愤，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哲宗元佑年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被委任为朝奉朗知登州，后迁为礼部朗中，又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历任知杭州、知颍州、知扬州、知定州。哲宗亲政后,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在遇赦北归的路途中，于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心中种种忧愤，都成为其创作的源泉。[注B] 一、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它以情动人，道尽人世间的喜乐悲愁。在北宋苏轼以前的词人言情的主题不外是以代言体的形式写一些闺怨、相思、离愁别绪、春花秋月等。苏词主要是突破了晚唐以来“词为艳科”的庸俗品位，“诗余”的附庸地位，只写闺怨、别情的题材范围，将词推到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高雅的殿堂。在言情方面，苏轼描写的至情至性的爱情词，颠覆了艳情词的俗套，给人以凄美、委婉的高雅享受。 一《蝶恋花》（记得花屏初会遇）：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注1] “记得画屏初会遇”是写美妙爱情的开始，与心上人在画屏之间初次相见，现在依然清楚的记得，令人难忘。“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是写美妙爱情的破灭。“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是写男子在爱情破灭后对女子的痴恋相思。美丽的春光几度从窗前走过，而对她的思念未减半分。说明自己是在没有希望的等待中度过。“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低眉垂眼，假装要走开，却笑着整理自己的头发。写出了女性的娇怩之态和心底的秘密。“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收敛起眉头不说话，不是对他的无情，而出于女性的娇羞。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在人前表达自己的爱情呢？可是越是这样越能招人疼爱。全词以男子无尽的缠绵相思和甜美的回忆作结。 详情更多内容请登录原创论文网，百度搜原创论文网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哦，去看看吧
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在宋代词人中，苏轼是一位具有很高的知名度的人物，他为中国的文学有着卓越的贡献。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苏轼的作文素材
1苏东坡的幽默
无才官员卖弄不成反被嘲
历朝历代，名人品评都是文人士子们的梦想，“一经品题，便作佳士”的机遇吸引着他们趋之若鹜。苏东坡作为文坛巨擘，这种点石成金的奇效更是灵验无比，“苏门四学士”的成名便是明证。
当时，很多青年才俊以在苏东坡面前吟诗为荣，倘若得其一二点评，则有登堂入室、无上荣耀之感。
一位叫王祈的官员，颇以才华自诩，常在苏东坡面前卖弄。一次，他作了一首《竹诗》，对其中两句尤为得意，便在苏东坡面前吟诵道：“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
苏东坡一听，不禁哈哈大笑道：“这两句好是好，不过，万竹千叶，无异于说十根竹子方生一片叶，天下何处有此竹?”苏东坡遂下一评语说：“世间事忍笑为易，惟读王祈大夫诗，不笑为难!”苏东坡一评天下知，王祈因此落下了愚钝之名。
2讥笑有名无实的养生经
1080—1084年，苏东坡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五年余。期间，他与隐居于黄州岐亭的名士陈慥成了至交，两人畅谈用兵之策，兴亡之道，过从甚密。陈慥好谈养生，经常吹嘘自己的养生功效，洋洋自得。
一次，陈慥生了场大病，整整一月都不见好转，于是，苏东坡“幸灾乐祸”地写了一封信戏弄陈慥说：“公养生之效，岁有成绩，今又示病弥月，虽使皋陶听之，未易平反。公之养生，正如小子之圆觉，可谓‘害脚法师鹦鹉禅，五通气球黄门妾’也。”
意思是你平日吹嘘养生效果如何如何，如今一病不起，整月未愈，即使狱官皋陶听了，也没法给你平反了。你的所谓养生经验，好比小子圆觉、蹩脚法师、鹦鹉谈禅、五孔的气球、太监的小妾，不过是无用的摆设罢了!
苏东坡用一连串俏皮的比喻，把陈慥有名无实的养生经大大讥笑了一番。
有关苏轼的作文素材
苏轼：1037年——1101年
字号：字子瞻，号东坡居士
籍贯：眉山(今四川眉山)人
时代：北宋
仕途：嘉佑二年(1057年)进士。曾任杭州通判，又知密州、徐州、湖州，政绩卓著。 作品：著作有《东坡全集》一百多卷，遗留两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许多优美的散文。如《赤壁赋》、《后赤壁赋》、《石钟山记》、《放鹤亭记》、《念奴娇 赤壁怀古》、《水调歌头》等。
名望：苏轼是北宋文坛领袖，建立了多方面的文学业绩，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为三苏。诗歌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开创一代诗歌新貌;在词方面和南宋词人辛弃疾共为豪放派的代表，常以苏辛并称。苏轼的书法、 绘画皆善，在书画方面和蔡襄、黄庭坚、米芾共称宋四家。
贡献概述
苏轼在文学艺术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在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罕见。 苏轼的诗、词和散文都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 苏轼的诗大都抒写仕途坎坷的感慨，也有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现实黑暗之作。诗风豪迈清新，尤长于比喻。
苏轼的词题材广泛，记游、怀古、赠答、送别、说理无不入词，对严格的音律束缚也有所突破，促进了词的发展。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 苏轼散文中议论文汪洋恣肆，记叙文结构谨严，明白条畅。 苏轼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
突出成就
(1)变俗的柳永新声为雅的士大夫抒怀。
对柳永的慢词一方面改革，一方面超越。其一，变俗为雅。 其二，变婉约为豪放。
一扫过去词坛上轻柔绮丽、缠绵悱恻的婉约之风，代之以纵横捭阖，意境博大的豪迈气象。
(2)以诗为词。
其一，以诗的内容入词。
苏轼在词的题材上有很大突破，从整体上改变词以男女情爱、离情别绪为主体的特征，而开始以士大夫抒情为主体，是题材上一次质的飞跃。
其二，以诗的境界入词。
以往的词内容多局限在花间、樽前、闺阁，词境小、狭、深;而苏词则以开阔高远的境界入词，把词从景到情都塑造成壮观的风格，故苏词表里俱刚大。在词史上，李煜柳永对词开阔之在深，苏词开阔之在大，故词境之大自苏轼始。
其三，以诗之音节、气势入词。
苏轼所创制的豪放词刚劲粗宏，具有阳刚之美;其音域宽广，可放声高唱。
(3)突破词律。
原因：①自觉突破。②才气大。③不精音律。苏自称三样不如人：饮酒，下棋，唱曲。
有关苏轼的作文素材
1“河东狮吼”成专称
陈慥本是眉州(四川眉山)人，字季常，北宋名宦陈希亮膝下四公子，青年时嗜酒好剑，视钱财如粪土。中年折节读书，但终未考取功名。晚年，他放弃家财，自号龙邱居士，隐居岐亭，好蓄养声妓(歌姬舞女)，爱交朋结友，平日里弦歌曼舞，宾客盈门，不亦乐乎。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有一悍妻柳氏，每每苏东坡等好友前来聚饮，倘有声妓在侧，柳氏总是妒恨交加，以杖猛击照壁(屏风墙)，大吵大闹，让宾客们不欢而散。
1085年，苏东坡移居常州后，常常怀念陈慥，便写了一首长诗《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一给蕲春名士吴瑛(字德仁)，一给好友陈慥。
诗中有句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苏东坡又把陈慥惧内之态大大戏弄了一番。此诗一度在士大夫间疯传，“河东狮吼”也从此成为了悍妇的专属。
2给和尚了然“判死刑”
1089—1091年，苏东坡在杭州任知州期间，曾写过一篇绝妙的判决书。事情是这样的，灵隐寺和尚了然，虽入空门，心里不空，迷恋上了勾栏院风尘女子李秀奴。和尚养小三，花钱自然如流水，来往日久，终弄得家光业尽，身无分文。
和尚的钱袋子空了，李秀奴就和他断绝了关系。然而，了然一往情深，不能自拔，依然纠缠不休。某日，了然喝多了，去找李秀奴，谁知又吃了闭门羹。了然勃然大怒，乘着酒性，一顿拳打脚踢，将李秀奴当场打死，于是，了然以谋杀罪受审。
在审案的过程中，苏东坡看到了然胳膊上刺了一副对联：“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和尚恋爱不成反将人打死，罪不容诛，苏东坡愤然写下判词说：“这个秃奴，修行忒煞，灵山顶上空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随即判决了然死罪。
苏东坡评事品人，雅俗兼具，谑而不虐，于机智诙谐的调侃中给人启迪，句句堪称酷评。不过，尽管苏东坡说话率直，但他却是极为通透、通达之人。他只是对那些自鸣得意的庸人、唯利是图的小人看不惯，好嘲讽讥刺而已，正如他自己所说：“如食内有蝇，吐之乃已。”
在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教师要重视写作素材的积累,优选方法,引导学生去观察、去体验,多读多听,勤动笔,从而为写作注入新鲜的源头活水,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那么关于苏轼的作文素材有什么呢?下面是我为您整理的关于苏轼的小学作文素材，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保持童真的苏东坡
古往今来，在生命中永葆一份天真的人不多，苏轼是其中一位。
苏轼初贬黄州，与朋友出去游玩，有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就是“挟弹击江水”。这种游戏，不知是拿弹弓将石子打到江水里，看谁打得远，还是类似于我们儿时玩的“打水漂”，拿一块小瓦片或者石头斜着投入水中，瓦片或石头贴着水面上一跳一跳地过去，激起一串串浪花。不管是哪一种，作为一个年过45岁、华发早生的中年人，在仕途备受挫折的境遇下能玩这种充满童趣的游戏，的确天真得可爱。
比这更可爱的是，他居然会用竹箱去装白云。一日，苏轼从城中回来的路上，看到白云从山中涌出，像奔腾的群马，直入他的车中，在他的手肘和腿胯之处到处乱窜，于是他将白云装了满满一竹箱，带回家，再将白云放出来，看它们变化腾挪。所以他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搏取置笥中，提携反茅舍。开缄乃放之，掣去仍变化。”
这些白云就像飞禽走兽一样，被他赏玩一番，又放回山里去了。
天真总是和无邪相连，所以苏轼不相信世界上有坏人，只有是否值得交往之人。他曾对弟弟苏辙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对于陷害过他的政敌，他不记恨，更不会打击报复。
天真是一种探索精神，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是永葆天真的源头。
东坡喜欢和人谈鬼，别人讲不出鬼故事时，他还强迫别人讲，即使胡编也没关系，反正他爱听。《东坡事类》载：“坡翁喜客谈，其不能者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日，姑妄言之。闻者绝倒。”“子不语怪力神。”看来，苏轼是不囿于儒家正统思想的局限性。
苏东坡的读书方法
苏东坡学识渊博，他有一种“各个击破”的读书法。他认为一本书每读一遍，只要理解和消化一个问题就行了;一遍又一遍地读，就能达到事事精通。
一本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而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吸收，只能集中注意力了解某一个方面。比如想探究历代兴亡治乱的原因，那么就从这个角度去读;要探究史实典故，就换另一个角度，再读一遍。
这个方法虽有些笨，但这样读过之后，各个方面都经得起考验。
王安石出题三难苏东坡
王安石出题三难苏东坡，在文坛传为佳话。其第三难是出句成对，共有三句。第一句云：一岁二春双八月，人间两度春秋。
因为那年恰好闰八月，而且正月和十二月都有立春，确是“两度春秋”。东坡虽是才子，但这上联出得蹊跷，一时寻对不出。不过后人已代苏东坡对 了出来：六旬花甲再周天，世上重逢甲子。王安石考东坡第二句对是：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
原来苏州金阊门外至虎丘这一段路叫做“山塘”，约有七里之遥，中间有地名半塘。东坡不久前路过此地，所以王安石出此句难他，东坡果然被难住了。不过，后人假托乩语，也把此句对了出来，对云：九溪蛮洞，经过中洞五溪中。王安石出的第三句是：铁瓮城西，金玉银山三宝地。
润州(今江苏镇江市)，古名铁瓮城，临于大江，其地有金山、银山、玉山，山上有佛殿僧房，当时苏东坡恰好刚游览过，王安石便出了这一题。东坡寻思多时，不能成对，只得谢罪而去。这第三句至今未见有人对出下联，诸君不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