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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1]东方兰.论莎士比亚的《冬天的故事》[J].文学研究,1940,(5):.[2]方平.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3]方平.莎士比亚“天鹅之歌”—《暴风雨》赏析[J].名作欣赏,1995,(1):.[4]郭华敏.论《暴风雨》中的基督教隐喻系统[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3(5):110-113,.[5]贺祥麟.莎士比亚[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6]华泉坤 张浩.《暴风雨》——莎士比亚后殖民解读的一个个案[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8(5):46-52,.[7]亢西民.莎士比亚戏剧赏析辞典[Z].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8]李蕾.《暴风雨》情节的深层隐喻[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23(3):77-80,.[9]彭镜禧.发现莎士比亚—台湾莎学论述集[C].台湾:猫头鹰出版社,2000..[10]邵旭东 王忠祥.《暴风雨》的主题及其它[A].阮坤.莎士比亚新论—武汉国际莎学研讨会论文集[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李伟民; 何处是安妥灵魂的精神家园——哈姆莱特形象认识辨析 [J];四川戏剧; 2003年06期姜桂栩;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基督教文化视角检视 [J];文史哲; 2003年05期于凤保; 莎士比亚与基督教文化 [D];安徽大学; 2007年陈敦; 莎士比亚与基督教——从《威尼斯商人》说开去 [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年05期李玉莲; 基督教与西方文学 [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 1989年04期肖四新; 莎士比亚悲剧的宗教解读 [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年05期王本朝; 论宗教文化对西方文学悲剧意识的影响 [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年04期从丛; 再论哈姆莱特并非人文主义者 [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05期从丛; 论哈姆莱特并非人文主义者 [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年01期赵晓梅; 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莎士比亚创作 [J];南通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01期王鹏;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忏悔母题 [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01期李伟昉; 莎士比亚与《圣经》 [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2年04期黄龙; 莎士比亚文艺观溯源 [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2年01期Frye, Roland Mushat; Shakespeare and Christian Doctrine [M];; 1963年李伟民; 莎士比亚研究——构筑起心灵的家园——兼评张冲的《莎士比亚专题研究》 [J];外语研究; 2007年02期李伟民; 艰难的进展与希望——近年来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述评 [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6年01期焦晓燕; 哈代小说与基督教文化 [D];南京师范大学; 2007年钱佼汝; 小写的后现代主义:点点滴滴[J]; 外国文学评论; 1991年04期; 60-65孙家琇; 莎士比亚的《一报还一报》[J]; 外国文学评论; 1991年04期; 72-80张冲; 当代西方莎士比亚变奏二十年(1965—1985)[J]; 外国文学评论; 1992年01期; 123-129王田葵; 试论拜伦诗歌“惊人的莎士比亚式的丰富多彩”——十九世纪欧美浪漫主义文学历程论(四)[J]; 零陵学院学报; 1990年04期; 66-73方平; 小精灵蒲克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观——《仲夏夜之梦》研究[J]; 外国文学评论; 1987年01期; 93-99郑土生,肇星; 浅论莎士比亚的艺术特点[J]; 外国文学评论; 1987年01期; 100-106卞之琳; 了与不了:莎士比亚悲剧研究纪程——《莎士比亚悲剧论痕》前言[J]; 外国文学评论; 1987年01期; 107-110钱佼汝; 美国新派批评家乔纳森·卡勒和分解主义[J]; 外国文学评论; 1987年03期; 22-24乔纳森·卡勒,钱佼汝; 当前美国文学批评中争论的若干问题[J]; 外国文学评论; 1987年03期; 25-32朱虹; 禁闭在“角色”里的“疯女人”[J]; 外国文学评论; 1988年01期; 90-94汪义群; 莎士比亚宗教观初探 [J];外国文学评论; 1993年03期; 117-124张慧荣; 从《冬天的故事》看莎士比亚的中立女性观 [J];安徽科技学院学报; 2006年03期; 64-66智慧的作用 [J];领导文萃; 1996年09期; 87再说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莎士比亚 [J];外国文学评论; 2005年03期; 154-155阅读莎士比亚 [J];博览群书; 2004年12期; 70杜革非; 分析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十八首(英文) [J];铜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年02期; 24-25马太·阿纳德原,曲文敏; 《莎士比亚赞》 [J];河西学院学报; 1988年02期; 104-105天章; 西柏林世界莎士比亚大会 [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6年03期; 73-76许国璋; 莎士比亚十二赞 [J];外国文学; 1981年07期; 65-72萧莎; 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莎士比亚? [J];外国文学评论; 2005年01期; 151-152孙丽丽; 从毁灭到拯救 [D];山东师范大学; 2003年厉彦花; 论厄普代克在《兔子，跑吧》中的宗教观 [D];山东师范大学; 2006年孙海西; 莎士比亚与汤显祖戏剧美学观比较 [D];山东大学; 2005年矫福军; 莎士比亚悲剧的思想意蕴 [D];吉林大学; 2004年宋艳; 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地位 [D];安徽大学; 2005年黄凌; 《乌托邦》与圣经暨莫尔的宗教观 [D];河南大学; 2006年徐剑莹; 莎士比亚喜剧中的爱情故事 [D];安徽大学; 2006年王彦; 艾米莉·狄金森诗中的圣经原型 [D];河北师范大学; 2006年孙珍; 背弃与顿悟 [D];山东师范大学; 2004年董莉; 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管窥其诗学思想 [D];河北师范大学; 2006年陈茂庆; 戏剧中的梦幻 [D];华东师范大学; 2006年王志耕; 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 [D];北京师范大学; 2000年臧天婴; 莎士比亚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A];外国文学论集——世纪末的探索与思考 [C]; 1997年陈少辉; 莎士比亚与司马迁死亡观比较 [A];外国文学论集——世纪末的探索与思考 [C]; 1997年桑迪欢; 卡夫卡的话语世界——从《城堡》看卡夫卡的语言特色和叙事结构 [A];江西省语言学会第五届会员大会暨2002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C]; 2002年裘克安; 莎士比亚日在中国 [N];人民日报; 2002年雷鸣; 莎士比亚经典的现代话题 [N];中国妇女报; 2004年洪蔚; 当莎士比亚遇上电影 [N];科学时报; 2004年许钧; “遭遇”莎士比亚 [N];中华读书报; 2002年书评人 马淑艳; 当莎士比亚戴上童话面具 [N];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英〕查尔斯·兰姆玛丽·兰姆; 原汁原味品莎翁 [N];光明日报; 2004年裘克安; 有关莎士比亚的一些事实 [N];光明日报; 2000年兰守亭; 被通俗化的莎士比亚 [N];中华读书报; 2004年易沉; 莎士比亚诗作的出版历程 [N];中华读书报; 2002年通讯员 杨英姿记者 余传诗; 《读莎士比亚》：王元化88岁生日收到最可心的礼物 [N];中华读书报; 2007年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外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
俄国文学批评家、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写成于1853年底。由于反动的大学当局用各种借口推迟了这篇论文的答辩时间，至1855年5月10日，对论文的公开答辩始得举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中，首先阐明了艺术的内容和使命。他认为“艺术的范围并不限于美……而是包括现实(自然和生活)中一切能使人……发生兴趣的事物;生活中普遍引人兴趣的事物就是艺术的内容。”他认为艺术应该真实地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并对生活作出判断，从而推动人们去改造生活。他强调艺术的最高使命应是起到“生活教科书”的作用。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给美的概念提出新的定义之前，他先批判了唯心主义美学和纯艺术论的错误论点，指出如唯心论者所说“一切事物如果能够完全表现出该事物的观念来，它就是美的”，或者“凡是出类拔萃的东西……就是美的”这些意见并不正确，因为“并不是每件出类拔萃的东西都是美的，因为并不是一切种类的东西都美。”他还对那种认为“在现实中美只是一种幻象，美是我们想象的创造物，在现实中没有真正的美”的拥护唯心的艺术概念的人进行了反驳，车尔尼雪夫斯基肯定地说：只有在现实中，即是在自然生活和人的行为、思想、感情中，才能找到美。据此，他提出了“美是生活”的定义，并解释说： “在我们看得见的、而且认为理应如此的生活中，任何事物就是美的;凡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任何东西，也就是美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维护现实的美，反对宗教和神秘主义对它的诋毁。他说，我们应当在地上去寻找美，而不应到天上去寻找。
在阐明“美是生活”的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分析了美感的阶级性，指出从事劳动的农民与上流社会的人有不同的美感。
在戏剧问题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继承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传统，强调生活与艺术中的悲剧事件
并不决定于命运，指出“悲剧同命运或必然性的观念并没有本质的联系”，而是一定的客观条件，特别是社会现象的产物，从而摒弃了悲剧观念中的神秘内容和唯心论色彩。同时，他也重视喜剧对现实的讽刺与批判作用，反对历来轻视喜剧的倾向。
在典型问题上，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方面认为艺术家应具有“辨别主要的和非主要的特征的能力”，表现了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他又轻视典型化，认为艺术不过是现实的“抄本”和“代替品”，现实美高于艺术美。这样，把现实的一方绝对化，结果就混淆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总之，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中以艺术从生活出发的原则代替从理念出发的原则，来研究文艺问题，宣扬“美是生活”，这不仅在当时社会民主派运动中加强了文学的现实斗争，起过进步作用，而且对唯物主义美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阿甘正传》论文中的引文可以是那些著名的人对于阿甘正战的评价或者是对于人物的评价。
对不起暂时没找到!
关于阿甘正传论文中的引文是什么？答：引文就是引文指的是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一种方法。《阿甘正传》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阿甘正传》的语言特色
引文就是引文指的是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一种方法。阿甘正传论文参考文献一： [1]王安迪. 电影《阿甘正传》中后现代主义精神的呈现[J]. 戏剧之家,2018(01):83-84. [2]郑鹤彬. 电影《阿甘正传》与美国文化[第 1 页J]. 英语广场,2018(01):59-60. [3]杨洋,应高峰. 目的论视角下《阿甘正传》字幕中幽默表达的汉译研究[J]. 名作欣赏,2018(03):168-170. [4]沈渭菊,段慧敏. 《阿甘正传》专有名词典故的字幕翻译[J].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18,37(01):125-131. [5]朱桂生. 异质文化的共通:从儒家命运观看《阿甘正传》[J].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2018,30(02):120-124. [6]杨玲梅. 《阿甘正传》中话语标记语you know的语用功能[J]. 林区教学,2015(12):64-66.第 2 页 [7]张秀艳,刘天碧,韩兴康,王辉,王博,吴桐. 对电影《阿甘正传》的文化解读[J]. 绥化学院学报,2018,38(11):106-108. [8]胡凌. 电影《阿甘正传》对同名小说中女性人物的重塑[J].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18(04):56-59. [9]王夏鸣. 分析《阿甘正传》对当代大学生的人生启迪[J/OL]. 北方文学(下旬),2017(06):280-281[2019-01-15]. [10]严雨桐,彭在钦. 一座意识形态的浮桥--《阿甘正传》从小说到电影[J]. 艺海,2016(10):86-87. [11]梁亚增,林玲凤. 幻影与假面:对好莱坞第 3 页电影《阿甘正传》的镜像解读[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7(S2):131-133. [12]孙佳伟. 人性视角下电影《阿甘正传》中的"美国梦"解读[J]. 海外英语,2016(23):158-159. [13]孙文君,孙良言. 基于美感经验是自由之美在《阿甘正传》里的艺术表现[J]. 名作欣赏,2017(06):173-174. [14]康林. 解读电影《阿甘正传》中的美国文化[J]. 才智,2016(35):217. [15]陈卓.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基于埃里克森宗教心理学视角下解读电影《阿甘正传》[J]. 名作欣赏,2017(18):56-57.
美国教育的论文篇三：《论早期美国总统与美国教育》 摘要：美国教育的发展令世人瞩目，美国教育的发展与美国民主进程有着很大的关系，也与历史上历届总统的努力分不开。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早期美国总统对美国教育和民主建设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养成公民民主意识;初建联邦教育体系;教育权利平等与教育民主的政策建设。 关键词：美国教育;民主建设;总统 作者简介：赵玉闪(1963-)，女，河北衡水人，华北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102206)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因此，美国的教育史既无东方古国的神秘与悠远，亦无西欧远溯至古希腊、罗马教育的漫长与深邃。没有欧洲教育的移植，就不会有美国早期教育的萌芽;但同样毋庸质疑的是，如果仅仅是欧洲教育的移植而无美国教育的创新，也不会有今日之美国教育。“从英国于1607年在北美洲开始殖民，至今仅三百余年，一片莽莽荒原竟然成为世界教育超级大国，被众多学者称为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1]这一奇迹的实现与美国早期总统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无论试图借鉴美国教育的外国学者，抑或美国自己的学者回首“美国教育以三百余年走过了欧洲国家千百年走过的道路”[2]，都不能忽略美国教育初建与发展过程中多届总统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贡献。 美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建设民主国家的重任决定了美国总统围绕民主这个政治主题来创建和发展美国教育。在这个主题之下，早期美国总统对美国教育建设基本上侧重于三个方面：养成公民民主意识;初建联邦教育体系;教育权利平等与教育民主的政策建设。 一、教育是民主的工具 美国建国初期的目标是建立健全民主制度，而培养公民意识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前提。因此，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任期1789～1797年)、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任期1801～1809年)等共和国的缔造者都一致认为教育是培养公民意识的工具，是建立民主国家的基础和关键。开国总统华盛顿也是热心教育的总统。他曾倡议建立国立大学，为国储才，并立遗嘱捐赠资产促其实现。华盛顿的理想是：“在这所大学之中，使来自全国各地青年得受艺术、科学和文学的陶冶，在他们青年时代就建立起彼此间的感情，养成了他们的习惯，使他们团结一致，使全国各地青年结为一体，从而逐步地理解到全国各地互相敌视和矛盾是没有理由的。”[3]他和随后的几任总统都有意在首都创立一所兼有学术和政治意义的学府。尽管因种种原因华盛顿的理想未得实现，但他于1790年在国会咨文中诚恳地告诫说“在任何国家，知识都是增进人民福利的最可靠的基础”。[4]他在1796年卸任总统职务的告别演说中讲道：“请把传播知识的机关培植起来，并把这项任务当做极为重要的任务。因为政府既依靠群众意见来施政，群众就必须受到启发而免于愚昧。”[4]他殷切希望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把提高学校水平、传播知识作为首要问题来抓，目的依然是要通过教育发扬民主。 杰佛逊同样是教育事业的呼吁者和争取者。1779年，他建议弗吉尼亚议会将威廉-玛丽学院改为州立大学，但未被通过。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比一切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人民都受到教育。因为我相信最安全的保障人类自由的方法是使人民都有善良的思想。”[4]杰佛逊同样认为建立公办学校体系旨在为民主发展教育。他写到：“我们相信，防止暴政的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尽可能启发全体民众的头脑。”[5]他又说：“在一个文明的世界里，企求一个国家，一方面是无知的，一方面是自由的，事实上是办不到的。”[6]詹姆斯・麦迪逊总统(James Madison，任期1809～1817年)也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他指出：“真正成为自己统治者的人民，必须以知识赋予的力量来武装自己。”[6]詹姆斯・麦迪逊在国会咨文中反复重申教育为民主服务的主题。 很多知名人士也强烈意识到教育对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是至关重要的。物理学家和独立宣言的签署者本杰明・软什于1787年给费城的公民写了一封信(该信发表在《独立的盖兹蒂尔》杂志上)，强烈要求穷人孩子免费入学，他担心未受教育的公民会损害新建立的民主。他认为：“无知、堕落的民族不会长久，也不会幸福。”[5]他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同僚们的认可。由此看来，教育首先作为民主的工具或手段，引起总统们对教育格外重视。 从19世纪直到20世纪早期，美国总统对教育的兴趣主要集中在通过教育培养公民意识。不过，从林肯(Abraham Lincoln，任期1861～1865年)签署旨在支持农业的《毛雷尔法案》直到20世纪早期，伍德罗・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任期1913～1921年)才开始意识到在一个工业化国家里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联邦教育体系及其管理机构的政策变化 1.教育地方分权体制的确立 建立美国教育体系是早期美国总统一个从未间断的重要任务，他们对于移植过来的欧洲教育的美国化表现出高度的清醒，主张要有分辨地吸取别国之长，把美国的教育和欧洲封建教育划清界限。美国教育领导分权制的确立实际上就是在早期美国总统教育政策的两难摇摆中形成的、极具美国特色的教育管理体制。建国初期，曾有人主张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利，采行中央集权制;也曾有人主张防止中央的权利集中，采行分权制。在教育事业的领导管理体制上，有人主张建立统一的国家教育制度，把地方设的学校、县设的文实学校、州立的学院以及国家的大学完全归纳于一套内容广泛的组织之中。其上设置教育部负责统辖，教育部又在各州设置代表，负责各州的教育领导事宜，从而使相同的学校都有同样的课程、教科书和要求达到的水准。他们认为，这样便能保证教育事业的成功，同时也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改良。这将使幅员辽阔的国家的公民养成联邦统治下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有人主张分权制。他们认为中央垄断政权过多，一旦成为暴政，是可怕的。中央统得过甚，便会失去因地制宜的灵活性。这些争议使得美国于1787年制定的联邦宪法中不曾提及教育问题。数年之后，才于1791年的宪法修正案(即《人权法案》)中，在第10条内规定：凡宪法不曾赋予联邦而又未曾限制划归各州的权利，都属于各州或人民的权利。教育恰恰是既未赋予联邦又未限制由州举办的事业，从此便属于各州的职权。教育领导管理的分权制从此便正式确立。这种富于适应性和灵活性的体制为以后美国教育自由而健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联邦教育管理机构的设立 美国南北战争后，从小学到大学，各级教育发达;从北部到南部，各州教育发达。学校众多，学生众多，教授众多，教室众多，设备众多，经费众多;与此同时，出现了众多的矛盾和问题。州和州之间、各州和联邦之间都需谋取协调配合。联邦在教育领导方面虽不能集权，却不得不与日俱进地加紧过问教育和处理教育事宜。联邦教育及设立联邦政府领导管理教育事务的机构就摆到了美国早期总统们的议事日程上。 在美国建国之初，这种急切需要就被人们意识到了。开国元勋华盛顿呼吁建立国立大学于首都，它既是培育人才的学府，又承担全国教育建设和指导的责任。历经了将近百年之久，1866年美国各州和各城市教育厅局长协会举行会议时，俄亥俄州教育厅长怀特曾提议建立联邦教育局。同时，当时该州国会议员加菲尔德在国会提出在中央设教育署，任务是负责收集各州和各地区教育发展的统计资料，交流全国教育组织领导、学制和教学方面的情报。1867年3月2日，该议案以极少量的多数票通过，随即于联邦设立教育署，由总统任命署长，署长仅系总统佐理人员，不属于内阁成员，每年由署长向国会提交教育报告。但是，由于反对派顾虑教育走向集权，教育署成立的次年既缩减署中职员人数，又大大削减署中的经费开支。1870年，独立设置的联邦教育署改称为教育局，隶属于联邦内政部。1939年，联邦政府调整机构，教育局又脱离内政部，改为联邦安全部所属，在美国教育协会等呼吁下又改为联邦教育局。直到二战之前，无论是教育署，还是教育局都不曾对全国教育发挥较大的领导和管理作用。 然而，教育署和教育局的职责从整体来看仍是逐步扩充的，规模是逐步扩大的。1867年初成立时，署中仅有人员5人，到二战前已经增至500余人，管理的项目日趋增多，逐渐成为拥有多种职权的中央教育领导机构了。1953年，联邦政府成立卫生、教育、福利部，教育局随而改为该部的教育总署。1976年国会参议院才通过设置联邦教育部的议案，俾能制定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大计，并对于全国处于分散状态的教育工作进行协调。同年10月，成立联邦教育部的法案终于由卡特总统(James Carter，任期1977～1981年)签署，联邦教育部乃得成立。 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任期1929～1933年)是在联邦教育机构变迁过程中值得一提的一位总统。他试图把教育署提高到内阁的地位，达到部级。他所提出的第一批议案之一是任命一个国家教育顾问委员会，由50位教育家组成，考虑国家的教育政策。1929年，在对国会的首次咨文中，胡佛陈述道：“鉴于 对联 邦政府应该实行的教育政策存在很大的分歧，我任命了一个由重要的教育协会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来调查并提供推荐。”[7]胡佛还说，重新组建教育服务部门是必要的。胡佛的国家教育顾问委员会签署了一个引起争议的报告。此报告要求中央政府加强而不是放松对教育的控制。由于在美国历史上出现了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许多复杂的问题不断涌现，致使胡佛无瑕顾及他感兴趣的教育问题。 三、关于受教育权利与教育民主 在创建美国教育的进程中，从制度上逐步实现并保证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应该说是美国教育史上极为精彩的一幕，当然也是极为漫长的一幕。总统们很早就从许多方面来思考逐步实施平等的教育。杰佛逊是这方面最积极的倡导者，并领导与推动了多项教育改革。为实现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和推动教育民主，由于在任前后为教育事业所做的努力和贡献，他被誉为“教育总统”。应该说，个人经历使这位总统对教育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坚定执着的建设意识。杰佛逊集学者、建筑学家、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于一身。他用“如饥似渴”来描述自己的求知欲。他是这样来概述自己的教育哲学的：“良好的教育会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开阔人们的思维，为议会指明方向，为工业提供指导，并能增强国力，繁荣社会，幸福百姓。”[8]因此，教育应是普及的、民主的。 在关于受教育的权利方面，杰佛逊建议女孩也有上学的权利。他力主消除教育上的性别歧视，使男女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他重视教育的意识和建设教育的举措是超前的。他在弗吉尼亚州的学校规划在当时也是激进的。杰佛逊广泛普及科学的计划被当代学者称为美国公共教育史上最富有创新观念的建议。 杰佛逊对于教育民主进程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建立公立的、免费的、面向大众的学校，并通过选拔机制来保证学生均等地进一步深造和接受教育的机会。杰佛逊曾建议在弗吉尼亚州建立100所前三年免费的学校，然后设立十所文法学校。在文法学校里，学生应缴纳学费和伙食费，但是那些优秀的、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可得到一定数额的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名额是有限的(按杰佛逊的说法应为20名)，以便发现最有前途的天才学生，进入威廉-玛丽学院深造。由于种种原因，杰佛逊的计划在弗吉尼亚州没有成为现实，但公立学校的概念却保留了下来。 消除种族歧视同样是美国教育民主进程中的里程碑。作为总统，倡导黑人教育应该是林肯最富建设性的突出贡献。《独立宣言》宣称，人生来是平等的，但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如华盛顿和杰佛逊都是大 种植 园主和大奴隶主。华盛顿主张维系奴隶制，而杰佛逊虽然在起草《独立宣言》时曾抨击奴隶制，但也是废奴的缓进派，后因南方种植园主和北方奴隶商的反对而改变态度。在《独立宣言》中根本未涉及蹂躏民权最甚的蓄奴制。以后在联邦宪法中竟然允许20年内不限制买卖黑人。19世纪20年代兴起的废奴运动历数奴隶制的罪恶，呼吁解放黑人。南北战争时期，林肯总统于1862年6月19日颁布了法律，在美国实行禁止奴隶制。继而，与同年7月22日宣布了《解放黑奴宣言》，规定从1863年 元旦 起凡参加叛乱的南方各州种植园主的黑人奴隶获得解放。与此同时，政府还建议北方在战后进行这项改革。1865年国会批准了《宣言》的内容，成为联邦宪法的第13条修正案。1866年又批准了联邦宪法修正案，规定：“凡在美利坚共和国出生或划归美利坚共和国而受其管理之人，都是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所居之州的公民。”[9]这样美国黑人的公民地位就确定了，随而各州宪法确认了黑人受教育的权利。黑人受教育权利在法律上得到肯定乃是历史上新的一页。然而，时至今日，美国黑人仍然在为获得真正的平等权利而奋斗。 1862年林肯签署的《毛雷尔法案》在美国教育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对美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此以后，美国教育和经济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毛雷尔法案》规定：各州凡有国会议员一人，便由联邦政府拨给土地三万英亩，可用其收入作为开办工、农学院的基金。这种学院一般修业四年，培养发展所需专业人才。由于它适合当时生产发展的需要，很快培养出大批人才，同时也做出了一定的学术贡献。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是这时建立起来的理工科高校。《毛雷尔法案》公布前美国州立大学不多，法案公布后州立大学迅速增加，对美国工农业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另一种倾向，便是在欧洲世俗大学重视学术水平的影响下，美国也努力发展专重学术研究的大学。 从根本上说，《毛雷尔法案》也是平等主义的延伸，它向下等阶层的学生打开了大学之门。此外，《毛雷尔法案》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赠地大学的建立是同传统的局限于学术研究观念的分离。美国服务性大学的发展使象牙塔中开放的花朵能在农业市场中结出累累硕果。 “进步教育家”威尔逊总统是美国教育民主化进程中又一位重要的总统，他把教育民主化的进程推进到师生民主关系的建设与民主生活的保障上。他提出了两项重要改革，使他博得了“进步教育家”的美誉。第一项改革是实行导师制。威尔逊认为，单靠课堂教育和考试来训练学生是不够的，主张增加学生与导师的接触机会，建立密切的师生关系。这一改革使普林斯顿大学成为许多大学的楷模。第二项改革是关于改组大学学生整个生活的计划。威尔逊设想根据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模式，把全校分成若干“生活区”，以使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加强交往，主要想消除富豪子弟与普通学生在思想上和生活上的界限，以利于他的导师制的贯彻。这也反映了他的民主思想。威尔逊坚信19世纪关于教育为民主服务的信仰。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高峰期，威尔逊反复向全国的教师陈述这一观点。他提醒教师们说，爱国教育始终是美国学校教育的责任。他恳请他们对政府的基本原则能够深深地理解。对威尔逊来说，美国是民主之火的保持者，既然这个国家必须主要依赖于教师来教育国家的新一代，因此，他告诫全国的教师说：“在你们的教育下，孩子们应该理解严峻的责任和至上的荣幸，这些都属于美国，美国是世界民主规则的主要的解释者。我们相信，只有这些民主规则是唯一的力量，它能够消灭世界上的所有的不平等，并给人类带来和平和幸福。”[10] 四、结语 综上所述，美国总统对教育的科学决策是促进教育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美国教育的水平与早期美国总统民主建设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美国的建设目标是建立健全民主制度，而培养公民意识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前提。因此，自华盛顿开始，美国总统就注意培养公民意识。最初总统对教育的兴趣主要集中在通过教育培养公民意识。但到20世纪早期，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开始意识到在一个工业化国家里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之后相应的教育体制逐渐发展。而今美国成为世界上教育发达的国家。 参考文献： [1]滕大春.美国教育史[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 [2]滕大春.美国教育史[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2. [3]滕大春.美国教育史[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41. [4]滕大春.美国教育史[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42. [5]Maurice R.Berube.American Presidents and Education[M].Greenwood Press，1991：14. [6][台湾]徐宗林.西洋教育史[M].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675. [7]Maurice R.Berube.American Presidents and Education[M].Greenwood Press，1991：27. [8]Maurice R.Berube.American Presidents and Education[M].Greenwood Press，1991：18. [9]滕大春.美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35. [10]Maurice R.Berube.American Presidents and Education[M].Greenwood Press，1991：26. 猜你喜欢： 1. 浅谈美国大学教育的相关论文 2. 有关美国教育的英语文章 3. 美国教育制度的探讨论文 4. 美国家庭教育的相关论文
中美教子的不同之处： 横向激励与纵向发展 中国的儿童教育，表扬与批评为惯用的教育手段，教师喜欢采用横向比较法，如利用小红笔、小红旗、排名次表等方式鼓励孩子，看谁表现好。当纠正孩子不良行为时常常采取表扬其他孩子，以其他孩子做榜样的方式。美国教师则不同，一般对孩子不表扬也不批评，理由是：批评了你的孩子会刺激你的孩子，表扬了你的孩子会刺激其他的孩子，他们注重儿童自身的纵向发展而避免对儿童进行相互比较。 集体精神与发展个体 中国人强调个人服从集体，个体要与集体保持一致，如果出现不一致则需要调整自己的行为。美国人强调个性差异，教师总是根据孩子不同的个性与能力安排活动。目的是为了使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别于他人的独特个体。 稳重听话与活泼好动 中国人在评价孩子的性情时，“稳重听话”是一大优点，“听话的孩子是好孩子”已在国人中形成共识。学校教育强调秩序井然，用各种规章来约束孩子的行为。美国人喜欢孩子富有孩子气，小学和幼儿园的课堂上允许孩子随便说话，甚至相互打闹，美国人总觉得中国孩子在课堂上太死板，没有生气。 强调自制与突出自主 中国教师总是鼓励孩子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专门做好某一件事，以期培养儿童的恒心、耐心，他们多强调儿童自我意识的社会性发展，多引导儿童逐步学会适应和控制自己的情感，而美国教师常常鼓励孩子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从事多项活动，以期培养孩子的灵活性、创造性，多注重儿童自我意识自然发展，多鼓励儿童自由且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 肯定结果与重视过程 中国人重结果与技能的掌握；无论学习什么，为求学深学透，无论干什么，力求完美无缺。美国人重过程与能力的增减，他们注重孩子的参与意识，孩子们自由选择的机会多，教师还极力鼓励孩子自由发挥、自由创造，以培养孩子的想像力和创造力。 概括地说，中国人力图使儿童发现社会存在，创造环境使儿童学会怎样长大成人，儿童是被动的，富有可塑性的，重在成人的帮助指导下成长。美国人力图使儿童能真正作为孩子，儿童是主动的，富有创造的，自我实现是儿童自身的自然与发展，成人只需提供有利的条件即可。 中美家庭教育的跨文化比较： 今天，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而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素质的竞争，是人才培养的竞争。我们知道，人才培养的首要阵地是家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才的竞争是父母育儿能力的竞争。所以，世界各国在培养新世纪人才的教育工程中，都很重视家庭教育这一环节。虽然家庭教育在我国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的极大关注，但是时至今日，我国不少家庭的教育仍存在着误区，它甚至成为一种顽疾，严重地影响着青少年一代良好素质的形成。因此，借鉴其他国家在家庭教育中有价值的实践，对走出我国家庭教育的误区将有很好的启发和警醒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中美两国家庭教育相关方面的比较，分析形成两国家庭教育差异的原因，进而提出对我国家庭教育改革的启示。我们不能断言美国家庭培养的人就是理想中的现代人，但他们国家家庭教育中的合理成分；恰恰是我国家庭教育所缺乏的。因此，美国家庭教育的一些实践，能为我国家庭教育的改革提供借鉴。 一、中美家庭教育的结果比较 不同的教育目的、内容和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教育结果。我们可从中美两国家庭教育结果的比较中略见一斑： 一般而言，美国的儿童、少年从小就表现出以下特点：性格倾向积极，遇事镇定沉着，能与人和谐相处，开朗、胆大，有克服困难的毅力，敢想、敢做，具有创新精神；自立能力强，社会活动能力强，有作为社会成员独立存在的信心和勇气，他们18岁开始不依靠家庭，多数打工补贴自身的消费需用；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头脑，他们从小就参与“当家理财”，学会一些推销、与顾客沟通的能力等“经营之道”，实践使他们深知钱来之不易，从而养成了精打细算、勤俭度日的习惯。一句话，美国孩子的特点就是非智因素成熟，能力强，能较为顺利地适应社会。 而中国的儿童、少年，乃至大学生，虽然学习成绩不亚于美国孩子，但是往往在性格上表现出消极倾向：做事被动、胆怯，依赖性强，人际交往能力差，缺乏自立意识，不太会“当家理财”，独立生活能力差。一句话，缺乏适应社会的能力。中国孩子的这些个性和特点，恐怕是与我国倾向于“学历教育”有很大关联，父母希望孩子躲在学校这座象牙塔里寒窗苦读，不让孩子在风云变幻的社会里摸爬滚打。 现代社会更能接纳哪一种教育结果呢?社会发展的动因是人的能动性、创造性，要求人性的充分解放。伴随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将越来越关怀人性的发展，人的各方面能力的发展，所以现代社会需要的是有活力的、全面的人。显然，美国家庭教育更能培养个性张扬、有创造力、生存力的“人”，而中国家庭教育培养的是“守规矩”、“会读书”的所谓的“才”。这是中国家庭与学校“合作”进行“应试教育”的结果，这种教育的结果将严重影响我国青少年的身心素质。因此，中国家庭教育改革刻不容缓。 二、中美家庭教育的过程比较 从家庭教育的结果反观家庭教育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教育虽然是非制度化的教育，父母的素质也参差不齐，但是作为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同学校教育一样，也有一定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其中家庭教育的目的是家庭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归宿点，家庭教育的内容、方式都是依据目的确定的。 1、教育目的的比较 家庭教育目的制约了家庭教育的方向，决定其总体效果，所以家庭教育目的是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决定中美两国家庭教育差异的根本原因。家庭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家庭教育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一旦目的确定，教育内容、方式都据之选择。那么，美国和中国家庭教育的目的，或者两国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有什么差异呢? 美国家庭教育的目的，是要把孩子培养成具有适应各种环境和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人”，这个目的的期望值不高。“社会人”不是一种飘渺的理想，而是一个平实、易操作而又宽泛的要求。所以美国父母能较为轻松地对待子女的教育，把子女个性中积极的成分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让子女实现自我价值，就算达到目的，也并不追求一些功利性的目标如高学历、好职业，但事实上，这样的教育却产生许多“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应，天才产生在不经意中。另外，在这个目的的指引下，确实能培养子女的自主意识和独立生存的能力。看看各个阶段的美国孩子：他们从小就独立睡；当会行走时，就自己玩耍，很少父母抱着玩；再大些时，就有自己的空间，房间内的摆设、布置和清理全由小孩负责；他们从小就做些力所能及的有偿服务，如做清洁、帮人看小孩、送报纸等，到了高中或大学后就勒工俭学，换取生活费。 相比之下，我国的家庭教育目的是把孩子培养成“才”，将来有出息，有个好职业，一生能在顺境中度过。首先，这个目的的期望值高，而且功利性强，因为“有出息”、“好职业”、“顺境”不是一个一般的目的，较难实现。出于这个目的，中国父母特别关心孩子的学业成绩，对孩子的唯一要求就是专心、安静地坐下来读书、学艺，却忽视孩子的天分，限制他们的创造力，结果为了培养所谓的“人才”反而扼杀了天才，产生许多“有心栽花花不发”的效应。而且由于很少考虑孩子的性格、社会适应能力、公民意识等问题，即使学业成绩好，将来也未必能顺利地立足社会，有时候，还会使父母的期望完全落空。 2、教育内容的比较 有什么样的教育目标，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内容。美国家庭教育内容丰富，注意让孩子在体力、认知、语言、社会性、情感上获得和谐发展，可称之为“素质教育”。在促进体力的增强上，重视开展幼儿户外活动、体育锻炼，如在庭院里荡秋千，野外远足等；在认知的发展上，重视训练孩子的各种感官，注意开拓孩子的文化、审美视野，孩子的学习兴趣，如父母到图书馆借阅图书或学习时，喜欢带上孩子，让其受周围环境的熏陶，萌发学习的愿望；在社会性的培养上，教育孩子自我服务，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并要求孩子学会具有与同伴合作、分享、互助的行为；在情感的陶冶上，指导孩子欣赏音乐、美术、舞蹈、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如带孩子到美术馆、博物馆观看各种展品，鼓励孩子参加艺术创作活动，让孩子亲身接触、体验大自然的奥秘，如带孩子到森林公园旅游，海浪中游泳、攀登岩壁等。 中国的家庭教育内容虽然也可以分为德、智、体、美几方面，但往往是当孩子进入了学龄期（有的甚至在学龄前期）就开始将智育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使得教育内容出现不平衡的倾向。在体育上，中国的家庭保证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营养，保护孩子的安全，注意疾病的预防与治疗，与美国对比起来，这种教育是一种防御性的、静态的、消极的保护，温室培育起不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在智育上，向孩子传授知识、技能，如为孩子购置各种知识性、趣味性的读物，训练孩子朗读、书写、计算等技能，当孩子开始接受学校教育后，家庭教育出现学校化倾向，父母监督学习、检查作业、购买习题集、实行题海战，应付永无休止的考试；在美育上，越来越多的父母，认识到“一技之长”的重要性，因而盲目培养孩子特殊艺术才能，如把孩子送入绘画班、歌舞班学习，聘请家庭教师教孩子学拉小提琴、学弹电子琴等，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一方面无视孩子的兴趣，另一方面由于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费用，往往对孩子的要求过高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相比之下，美国的家庭教育内容相对丰富和科学，而我国家庭教育的内容狭窄，不够科学。比如家庭教育中的体育，中国的父母往往比较在意孩子的体形、体态这些体育中低层次的内容，重视保证孩子的营养、注意疾病预防，却容易忽略体能锻炼，孩子的户外运动少，多呆在家里看电视，肥胖症增多。智能可以分为实能和潜能，实能即实际能力，即你知道什么，掌握什么知识和技能。我国家庭教育忽略的是技能，如动手能力、协调能力、生活技能、劳动技能、工作技能等等，而美国在社会性的培养上特别重视这些技能，在他们看来，这些技能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基本。我国的家庭教育在智育上忽略了一部分实能的同时，更加忽略的是潜能，潜能分为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表面上我国父母很重视知识的学习，空际上只注重认知能力中的低层次部分，这部分可以应付考试，但始终不能构成未来社会的创造力量。《全国青少年创造培养系列社会调查》中问，如果发现孩子在拆装闹钟，家长会有什么反应。40％的家长对孩子“训斥”、“警告”，48％的家长以“不耐烦”、“不屑于”或“敷衍”的方式对待，可见我国父母对创造力培养的认识还需要提高。相比之下，美国家长在认知发展上就注意培养孩子的多方面兴趣爱好，重视对创新精神的培养，美国许多专家不主张过早地让孩子死记硬背一些他们并不理解的知识。孩子放学回家后，中国父母问孩子的第一句话多是：“老师教你的知识记住了吗?”，“今天得了多少分?”，而美国父母第一句则问：“今天你向老师提了什么问题?”，“今天的课有意思吗?”。这就反映了中美父母对智能的不同理解。 3、教育方式的比较 家庭教育方式是父母完成教育内容的具体措施和手段，选择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和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风格习惯、历史背景紧密联系，而且受教育目的制约。反过来，能不能恰当地选择并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的教育方式，关系到家庭教育目的的实现和内容的完成。 一般而言，美国家庭以民主平等的教育方式为主，父母尊重孩子的人格和人权，把孩子当作是一个独立的和平等的家庭成员相待，与孩子建立民主平等的关系；而中国家庭民主平等的教育方式相对欠缺，没有把孩子当作一个与父母平等的人来尊重。 美国家庭民主的教育方式表现在：（1）孩子在家里有发言权、参与权，美国父母鼓励孩子“保留意见”、“固执”、“不听话”，允许孩子“不听话”主要是指思维上的“不听话”，据美国心理学家托伦斯研究发现，创造力高的孩子特点之一就是淘气、处世固执。（2）美国孩子有选择权，美国父母在孩子的认知能力有了初步发展时，就很重视让孩子自己去进行选择，作出决定，他们可以选择游戏、图书，长大了自己选择朋友，自己选择职业、自己选择婚姻对象、结婚时间。美国父母不会代替孩子选择，他们主要是引导孩子怎样进行选择，或者站在孩子的身后，给孩子信心，鼓励孩子“用你的眼睛去观察”。（3）美国父母如朋友，他们可以平等的交流，关系比较密切。（4）美国父母尊重孩子的隐私。 中国家庭的教育方式表现在：（1）孩子在家庭生活中较少有发言权、参与权、中国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就是守规矩、服劝导、不要有异见。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从小把他们训练得十分驯服，从小灌输要听大人的话的思想，不允许有独立见解，更不允许像爱因斯坦自称的‘离经叛道’，这种教育方式只能培养出守业型人才”，“但却失去了中国的达尔文和爱因斯坦”。（2）中国孩子的选择权、自主权较小，许多事情都按父母的意愿去办或由父母包办代替。（3）中国父母在家庭里往往以权威出现，因此与孩子的距离较远。（4）中国孩子的隐私常常受到侵害，书包被搜查，日记被偷看，行动被跟踪。 美国父母主张开放式教育：（1）重视实际锻炼，强调在实践中培养孩子，而不是说教。美国人认为，凡是孩子的事情都让孩子自己去完成，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提高认识、积累经验、掌握技术、增强能力、培养兴趣特长，增强自信心和责任心。可以说，美国父母“给孩子开门的钥匙”而不是“替孩子开门”。（2）看重玩耍游戏，美国人认为玩才是孩子这个年龄段最重要的事。在美国，孩子进行各项兴趣活动、体育活动的时间都比较充裕，活动场所到处都有。父母经常利用节假日、周末带领孩子外出游玩，在玩的过程中开发智能如感知、想象、判断、推理和人的交际和情绪的调节等。 中国父母多是封闭式教育：（1）以说教为主，轻视实践活动的重要作用。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就是读书，连力所能及的自理活动都由父母包办，导致许多中国孩子学了许多知识都没用，走上社会后就什么也不会。（2）户外活动少，因为中国孩子从早到晚有学不完的功课做不完的作业，被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即使想活动一下也很难找到好场地。 民主的教育方式表现为一种宽松教育，优点很多：首先，有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宽松是激发孩子创造力的重要条件，在高压下孩子的创造精神将受到压抑，只有在平和、愉悦的家庭氛围中才能激发孩子对知识的兴趣。而创造宽松的环境，必须与孩子建立民主平等的关系。其次，有利于健康人格的培养。孩子在家有发言权、参与权、选择权以后，主动性强、自主意识强、胆子大、有自信心和责任心。另外，亲情关系和睦使孩子愿意把秘密告诉父母，父母也理解孩子的情感世界，这能使孩子形成良好的性格。而专制的教育方式表现为一种管束教育，压抑创造性，束缚了个性的发展。 三、中美家庭教育差异的原因分析 同是现代社会，同样有重视家庭教育的父母，为什么美国家庭教育和中国家庭教育有以上的差异?综合来看，造成不同教育的原因是： 首先，历史背景的差异。 美国是一个历史比较短的移民国家，旧有的思想文化保留得很少，在多元文化、思想价值观的影响下，能够较快地接受新的思想和文化，发展的约束较少，因此，他们更多的具有冒险和创新精神。而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同时所受旧有的约束也较多，特别是封建小农意识长期的影响太深，文化价值观上多是比较内敛和保守的，缺少冒险精神和创造意识，顺从、听话教育被从小就灌输着，相对而言，在整体上也缺少一种接受新思想的环境。 其次，经济形态的差异。 美国生产力先进，商品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生存压力小，而且美国是个“能力社会”，用人机制健全，劳动力流通自由，跳槽机会多，所以美国人择业观开放，职业选择面宽。美国父母认为孩子将来只要能在社会上立足生存，职业是不分高低贵贱的（当然要合法）。另外，“商品经济使生产关系总处于躁动不安的变化之中”，职业更换不断，所以父母不企求子女一生顺境。因此，美国父母的教育目的重在育“人”，更为宏观、宽泛，以不变应万变。而中国经济落后，生存压力大，是个“学历社会”，行业流动性差，所以中国人往往把一生的幸福都压在某种职业上，选择面窄。中国父母认为学业成绩好，找到好工作，求得一生安稳，是一个人最好的出路。因此，中国父母的教育目的重在成“才”（“才”就是学业成绩优秀，能考上好学校，能获得高学历）。 再次，社会条件的差异。 美国经济条件好，社会养老保障健全。父母不认为养儿就是为了防老，自己老了可以进养老院，无后顾之忧。因而把孩子培养到18岁，并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有责任心和同情心的人就算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完成了养育孩子的任务，孩子将来的路如何走，全靠他自己去奋斗，将来能否光宗耀祖升官发财，父母考虑并不多。而中国则由于经济条件比较差，社会养老保障不健全和一些旧有的观念问题，对孩子的教育从个人养老或个人荣誉面子角度考虑得比较多，把孩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来看待，要孩子知恩图报，因而在教养的方式和方法上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不少家长把打骂孩子看作是家庭内部私事，任何人无权干涉，更谈不上法律约束了。 最后，文化传统的差异。 1、价值取向不同 美国人重个性，价值取向是以个人为本的个体主义，注重个人利益，崇尚个人发展，实现自我，这是美国文化核心。美国一个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民主的社会，每个公民习惯地琢磨一个很小的目标，那就是他自己。在家庭中，个人是本位，个体具有最高价值，不依赖他人存在，独立于家庭关系中。所以在美国家庭中，父母倾向于把自身与孩子看成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自我”包括父母自我和子女自我。首先，子女自我价值的实现显然要尊重子女的意愿、兴趣和爱好，因人而异，美国父母比较重个人生活享受，平时决不会为了孩子而放弃去听音乐会、看电影、跳舞或约会。 中国人讲共性，有整体至上的价值观，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中国人认为人的确立方式是在“二人”对立关系中生成的。从古至今，“自我”这个概念总是与他人相伴而生，个人的价值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得以体现。在中国家庭中，父母丧失自我，也不尊重子女的自我，我国父母丧失自我的表现就是存在严重的“亲子一体感”，父母把孩子视为自身价值的延续，将孩子作为自己生活的全部和人生的希望，具有和孩子不可分割的一体化感觉。这样父母会以自己的意志替代孩子的兴趣，站在成人的角度设计孩子的未来，所以中国父母的期望相对于孩子的能力是过高的。 美国重个性，中国讲共性的价值取向是有其经济背景的。美国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充满活力的商品经济过早排斥了自然经济，独占鳌头近百年。个人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相对独立，个人只有提高自我、扩展自我，才能在商品经济竞争中立足和发展，所以养成了重视自我的传统。而中国自然经济延续数千年，中国人习惯性地束缚在土地上，个人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条件，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也未能让中国人摆脱依赖性。个人的发展常需要“走关系”，对个人的评价是通过与他人的比较进行的，所以喜欢融入集体，以免被孤立。 2、思维风格不同 美国人是理性主义，美国的家庭教育推崇以理性的基本原则对待家庭成员和家庭事务。美国父母多是把抚养教育孩子的义务，与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一样看待，这是超越个人的立场，而不是完全从家庭本身或父母自身的利益来看待家庭教育。既然他们认为抚育子女是义务，也就不图养儿防老，不图回报，自己老了进养老院是一个人应有的归宿（当然，这些中国人视为不道德的做法源于美国的社会保障机制和文化习惯）。 中国人是情意至上，我国的家庭教育以人伦为基础，以情感情理为法则，来处理家庭人际关系。我国父母把孩子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从个人养老或个人荣誉面子角度考虑子女教育，在无微不至的父母爱怜中隐含着较为浓厚的“投桃报李”的私情。由此说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父母“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心情远胜于美国，往往把家庭教育目的功利化。 四、结语 本文是对中美两国家庭教育作一般性的比较，两国家庭教育中肯定存在着个别的特殊性，而且，事实上与中国比较，美国家庭教育中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比如过于放任造成儿童青少年诸多社会问题；过于理性，使孩子对赡养老人的责任感较为缺乏；过于重视“乐学”，使得儿童青少年学习水平下降等）。显然，本文并不是要全盘肯定美国的家庭教育，也不是要全盘否定中国的家庭教育。笔者试图通过中美家庭教育的比较分析，引发对我国的家庭教育的改革思路： 1、教育目的——变“成才”教育为“成人”教育。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总体而言，美国家庭的教育目的，更能产生创新人才，更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不可否认，我国的家庭教育在“应试教育”的氛围中出现了误区，教育目的短期化、功利化，扼杀了不少天才。要改变现状，需要家庭内外的努力。宏观上讲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竞争的加强，人们择业观的开放，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将会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而这种综合素质事实上就是最基本的“成人”教育。将“成人”作为家庭教育的目的，就会使我国的家庭教育走出误区，使得青少年的成长更切合自身及社会发展的需要。 2、教育内容——变“片面”教育为“全面”教育，目前的家庭教育，由于教育目的是“成才”教育，造成在教育内容方面的误区就是智育压倒一切。这样的教育，会使孩子片面、畸形地发展，成为只会“死读书”人，这样的人将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因此，确立了“成人”教育的目的，在家庭中，父母应当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要提高综合素质，就必然要变片面的教育为全面的教育，尤其不能忽略潜能、道德、性情的培育。 3、教育方式——变“管束”教育为“宽松”教育，变“封闭”教育为“开放”教育。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家庭中，父母对子女往往权威大于民主，这样的教育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现代社会应该提倡“宽松”教育、“开放”教育。
常用的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有：
一、GB/T 7714-2015 格式——国标《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规范：
[序号] 主要责任者. 学位论文名[D]. 保存地点: 保存单位, 年份. 获取和访问路径.
例子：
[1]姚志军. 轻度认知障碍和阿尔兹海默病脑形态异常的磁共振影像研究[D].兰州大学,2011.
二、MLA格式——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制定的论文指导格式，主要被应用在人文学科
三、APA格式——美国心理协会刊物准则
英文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如下：
一、学术论文英文参考文献标注格式
按照现行规定，学术期刊中论文参考文献的标注采用顺序编码制，即在文内的引文处按引用文献在论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序号置于方括号内。同一文献在一文中被反复引用者，用同一序号标示。
这一规定使得所列文献简洁明了，应该引起论文作者注意。英文参考文献和中文参考文献一样，按在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与中文文献混合连续编码著录;英文文献用印刷体；英文书名、期刊名和报纸名等用斜体；所列项目及次序与中文文献相同，但文献类型可不标出；忌用中文叙述英文。其格式为：
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示例：Day,C.,Veen,D.van,& Walraven,G. Children and youth at risk and urban education.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 Leuven/Apeldoorn:Garant. 1997.
期刊文章：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示例：Driessen,G.,& Van der Grinten,M. Home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the Netherland:The evaluation of Turkish andMoroccan bilingual programmes- A critical review, Studies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1994, 20(3)：365- 386.
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原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示例：Driessen,G.,Mulder,L.,& Jungbluth,P.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determinants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in theNetherlands. In S.Weil(Ed.)，Root and migra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Jerusalem:Magnes Press.1999. pp.83- 104.
二、关于英文人名的标注
现行编排规范对英文人名如何标注未作明确要求，英文人名的标注较为混乱，有标注全名的，有标注时将名缩写、姓不缩写、保持原来顺序的，还有在姓、名之间加圆点的，后者是我国翻译作品中，中文书写外国人名经常采用的一种方式。
其实，标注英文人名是有章可循的，在国外学术著作的参考文献中，关于人名的标注已约定俗成为一种统一的格式，即英文参考文献标注作者姓名时，要求姓在前、名在后，姓与名之间用逗号隔开，姓的词首字母大写，其余字母不大写;名用词首大写字母表示，后加缩写符号圆点，缩写符号不可省略。由于欧美国家人的姓名排列一般是名在前、姓在后，在标注时必须加以调整。如Georg Paghet Thomson，前面两个词是名，最后一个词是姓，应标注为Thomson,G. P为什么要如此标注呢？
1. 在应用计算机等信息工具进行英文文献检索时，以英文作者姓名中的姓作为依据之一，即以姓作为检索目标之一。
2. 在欧美人姓名表达含义里，姓比名的重要性更强、更正式。用姓而不是名来代表作者，还有尊重、礼貌的意味。名缩写后加缩写符号圆点，也含有正式、尊重和礼貌的意味，缩写符号不可省略。
3. 表示与平常书写姓名的不同，体现学术论文重要性、简约性和准确性的要求，符合科研论文文体风格。这种标注在英文学术著作、科技文献中已广泛采用，也容易被广大读者、作者理解、接受。
对于复姓情况，如Jory Albores-Saavedra等，在引用标注时，应将复姓全部写出，即Albores-Saavedra, J对于姓前带有冠词或介词的情况，如带有Mac,Le,Von,Van den等，标注时不能省略，应同姓一起提到前面标注，如Mac Donald,La Fontaina,Von Eschenbach,Van den Bery等。
一个参考文献有两位或两位以上作者时，标注时除按上述要求将每位作者的姓提前书写外，作者与作者之间用逗号分开，最后一位作者前加&符号，如示例[1],也可仅保留前三位作者，之后加etc.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