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历史人物毕业论文

中央十台每周六周日有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品三国，以前周思源也品过，但太多演义啦，这个比较注重历史真实形象。欢迎观看！谢谢我尽力了！

愚意以为三国中能称得上真英雄的领袖人物，唯有曹操曹孟德一人而已。何谓英雄，如吕布徒逞武力，妄加杀戮。不过一勇之夫。如刘备，为求权欲，至国家安危人民疾苦于不顾，不过一枭雄。想那曹操，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所求全为国家统一，人民安泰。自黄巾之乱起，一生为朝廷征南荡北，扫除无数隐忧大患。位极人臣时，九五之坐近在咫尺却从不伸手，真英雄之名,舍他其谁！刘备,不过一面厚心黑的无耻小人.孙权,不过一承父兄余荫的公子哥儿.如何能与曹公相比！若非赤壁之战时运气太差碰上了传染病和东南风.曹操早就统一全国了.那时以中国人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只会有赞誉之美言,那还会有奸雄之骂名.那一句"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正是他一生最佳写照. 曹魏之奠基者，魏国之武帝者，曹操功劳之最高者，争议之最多者，孟德曹操，文武具备且双全者，上能治军下能治民者孟德，文臣武将以鲫数之，战场胜败以乐观之杀人如盗匪，求贤如文王，打仗如孙吴，其心如野狼。

在《三国演义》的亿万读者心目中，最令人喜爱的人物，除了诸葛亮之外，就要算赵云了。十分有趣的是，日本的广大《三国演义》爱好者在评选“你最喜爱的三国人物”时，也把赵云排在第二位。我在《论魏延》一文中指出：“作为历史人物……论才干，论对蜀汉政权的贡献，魏延都比赵云高出一筹。”然而，作为小说中的艺术形象，赵云留给读者的印象不仅大大超过魏延，而且似乎比关羽、张飞还好一些。这是一个涉及艺术魅力来源的问题，很值得探讨。遗憾的是，建国三十几年来，有关赵云的专题论文仅仅只有一篇，对这个问题尚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正想对此作一点考察。一历史上的赵云，初属公孙瓒，后归刘备，“为先主主骑”（卫队长），逐步成为蜀汉集团的重要将领之一。平心而论，在那个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代里，豪杰竞逐，猛将如云，赵云并不算其中最杰出的人物。谓予不信，有史为证——论武勇，赵云不及吕布、关羽、张飞、马超、黄忠等人。吕布“便弓马，臂力过人，号为飞将” 。关羽、张飞都号称“万人之敌”，被目为“虎臣” 。马超被诸葛亮称为“雄烈过人，一世之杰” 。黄忠“常先登陷陈（阵），勇毅冠三军” 。赵云呢？其勇敢是毫无疑问的。在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之役中，他从容拒敌，以少胜多，被刘备称赞为“一身都是胆”，并从此号为虎威将军。这与张辽在合肥大败孙权，使孙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 ，甘宁以百骑劫魏营，使曹军“惊骇鼓噪” 可相媲美；但综观其武艺和威名，在当时仍比前述诸人略逊一筹。论功业，赵云也不如关羽、张飞、马超、黄忠、魏延等人。关羽在刘备创业的过程中，每每担任方面重任，可谓刘备的得力助手。早在建安四年（199）刘备重新占据徐州时，就派关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赤壁之战前，刘备的军事实力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刘琦率领的江夏军队万人，另一部分就是“关羽水军精甲万人”；赤壁大战后，刘备夺得荆州数郡，即“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刘备西定益州，又“拜羽董督荆州事”，足见倚重之深。而关羽在荆州败曹仁，降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以至“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真可说是功绩赫赫了。张飞功业亚于关羽，亦为刘备股肱。赤壁大战后，“以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独当一面；刘备夺取益州后，又“以飞领巴西太守”，处于与新占汉中的曹军对峙的第一线；他大败曹军名将张郃，为刘备巩固对益州的统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马超虽然迟至建安十九年（214）方归顺刘备，但他的剽悍善战早已闻名遐迩，所以他一到刘备军中，就使被刘备围在成都的刘璋失去斗志，开城出降，从而为刘备立了一大功。黄忠于建安二十四年（219）亲斩曹军名将夏侯渊，为刘备夺取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魏延从建安二十四年起镇守汉中，挑起了屏障益州，经营北伐前进基地的重任；刘备去世后，他更以蜀汉第一员大将的身份，南征北伐，出生入死，建立了累累功勋。赵云呢？长期跟随在刘备、诸葛亮身边，很少独当一面，功业自然就不那么显赫了。正因为这样，在蜀汉集团中，赵云的地位不仅不如关羽、张飞，而且不如马超、黄忠、魏延。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早已被封为汉寿亭侯）；拜张飞为右将军，假节（先已被封为新亭侯）；拜马超为左将军，假节（先已被封为都亭侯）；拜黄忠为后将军，赐爵关内侯；提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这时，赵云仅为翊军将军。章武元年（221），刘备称帝，除关羽、黄忠已卒外，张飞迁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进封西乡侯；马超迁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魏延也进拜镇北将军。这时，赵云的官爵却未升迁。建兴五年（227），诸葛亮驻汉中，准备大举北伐。这时，关、张、马、黄均已物故；魏延以镇北将军、都亭侯的身份，担任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剌史；而赵云则以镇东将军、永昌亭侯的身份，跟在诸葛亮身边，地位仍然不及魏延重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赵云去世。然而，历史上的赵云绝非平庸之辈，他有着一些不同凡响的优秀品格：其一，深明大义。在那个动乱扰攘的年代里，一个人的文韬武略为谁所用，乃是其品格高下的试金石。当其时也，为一己富贵而趋炎附势、助纣为虐者不乏其人，懵懵懂懂地供人驱使者更比比皆是。赵云的选择如何呢？据《赵云别传》记载，当赵云初从公孙瓒时—— 时袁绍称冀州牧，瓒深忧州人之从绍也，善云来附，嘲云曰：“闻贵州人皆愿袁氏，君何独回心，迷而能反乎？”云答曰：“天下汹汹，未知孰是，民有倒县（悬）之厄，鄙州论议，从仁政所在，不为忽袁公私明将军也。”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赵云的政治宣言。他的原则——“从仁政所在”；他的目标——解民于倒悬。在封建社会中，这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人生理想。他先投公孙瓒是为此，后归刘备也是为此，而不是单纯出于私人感情。正是这一点，使赵云大大高出一般的赳赳武夫。其二，忠直敢谏。《赵云别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这件事告诉我们，赵云的头脑比同时的许多人清醒，他不仅能从刘备集团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而且注意争取民心。无怪乎刘备马上采纳了他的建议。当刘备要去讨伐东吴，以报袭荆州、杀关羽之仇时，赵云又挺身而出，竭力劝阻，指出：“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不应置魏，先与吴战。”由于刘备拒绝了赵云、秦宓等人的诤言，一意孤行，终于遭到夷陵之败，使蜀汉元气大伤。这从反面证明了赵云意见的正确。综观蜀汉集团的历史，在众多武将中，其他人都不曾像赵云那样，从根本大计上直言规谏刘备，这又是赵云识见过人之处。其三，公正无私。赵云追随刘备多年，总是克己奉公，不徇私情。赤壁之战前，刘备曾于博望坡打败曹操大将夏侯？。在战斗中，赵云俘虏了其部将夏侯兰。他与夏侯兰本是同乡，“少小相知”。在这种情况下—— 云白先主活之，荐兰明于法律，以为军正。云不用自近…… 不是私自卖放，而是报告刘备；不是为个人增添帮手，而是为刘备推荐人才；公事公办，实堪称赞！赵云的这一优秀品质早为刘备所赏识，所以刘备曾任他为留营司马，“掌内事”；而他一直兢兢业业，秉公理事。相比之下，好恶由己，褒贬任情的杨仪之流就差得太远了。其四，谦虚谨慎。赵云在蜀汉集团中，资格仅次于关羽、张飞，又有救护刘禅之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从不争名夺利，对后来居上者也能友好相处。这一点，又是“刚而自矜”的关羽、“性矜高”的魏延等人所不及的。建兴六年（228），诸葛亮一出祁山，遭到街亭之败，赵云与邓芝率领的疑兵也在箕谷失利。在撤退时，由于赵云亲自断后，部伍不乱，“军资什物，略无所弃”。诸葛亮对此十分赞赏，要赏赐赵云所部将士。这时赵云毫无沾沾自喜之态，而是诚恳地说：“军事无利，何为有赐？其物请悉入赤岸府库，须十月为冬赐。”透过这番真挚感人的话语，其律己之严格，胸襟之开阔，均可洞然如见。那些浅薄自负、自吹自擂之徒，岂能望其项背！�综上所述，历史上的赵云，虽然在功业上不能冠冕众人，却具有人所不及的美德。这一切，为塑造赵云这个艺术形象提供了坚实的历史生活依据。二杰出的历史小说大师罗贯中，在精心结撰《三国志通俗演义》时，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相结合，笔酣墨饱地塑造了一个光彩照人的赵云形象。首先，罗贯中超越史书记载，竭力树立起赵云勇冠三军的虎将形象。前面说过，历史上的赵云的武艺和威名并不是最突出的。对于厮杀疆场的武将来说，这毕竟是美中不足之处。罗贯中为了把自己心目中的这个英雄人物塑造得更为高大，极大地发挥了艺术想像力，使《演义》中的赵云的武勇得到充分的渲染。《演义》中的赵云首次出场，就先声夺人，不同凡响：当公孙瓒在磐河被袁绍大将文丑战败后，“文丑直将公孙瓒赶出阵后山谷而逃……瓒弓箭尽落，头盔坠地，披发纵马，却转山坡，其马前失，瓒翻身坠于坡下。文丑急捻枪来剌。”在这万分危急之时，忽见“草坡左侧转出一将，马上须无铠甲，拈枪直取文丑……大战文丑五六十合，胜负未分。瓒部下救军到，文丑拔回马去了。那少年也不赶去。”这时，死里逃生的公孙瓒才定下神来打量自己的救命恩人，只见他“身长八尺，浓眉大眼，阔面重颜，相貌堂堂，威风凛凛。” 赵云的这个“亮相”，一下子就表现出一个盖世英雄的神勇和气势，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正使赵云名扬天下的乃是惊心动魄的长阪坡之战，其实，这主要出自罗贯中的生花妙笔。《三国志•赵云传》云：及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寥寥数语，平淡无奇。根据这一记载，赵云在抱着刘禅、保着甘夫人的情况下，只能匆匆撤退，根本不可能在敌军阵中横冲直撞。然而，罗贯中却通过虚构、生发和渲染，编织出一连串紧张曲折的情节：先是让赵云两次冲进曹军阵中，救出甘夫人和麇竺，找到麋夫人，接过阿斗（历史上的麋夫人在曹操南下荆州之前已经去世，自然不可能逃难到长阪坡，更不可能将阿斗带在身边），为赵云创造了一个匹马单枪，怀抱幼主的特殊条件。然后，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描写赵云在曹军中往来冲突，所向披靡，“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剌剑砍，杀死曹营名将五十余员。” 好一场舍生忘死的厮杀呵！写到这里，罗贯中情不自禁地以“史官”之诗赞美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龙。是的，这一番惊天动地的拼杀，使赵云的形象犹如一尊大理石雕像，巍然屹立在千百万读者心中；使“常山赵子龙”从此成了勇敢坚贞的化身，英武超群的代名词，不仅在当时威震天下，而且在后世名垂千古！罗贯中即使在大胆虚构的时候，也是有分寸，有全局观念的，他从来不盲目地扬此抑彼，从来不说赵云的武艺超过了吕布、关羽、张飞、马超等人。但是，罗贯中又是具有鲜明倾向性的，他巧妙地采用多种艺术手法，使赵云的武艺和勇敢得到了比别人更充分的表现，因而产生了更突出的艺术效果。一是对比。当吕布被曹军围困在下邳城的时候，为了向袁术求救，吕布不得不将许配给袁术之子的女儿送去。他“将女以绵缠身，用甲包裹……负女于背上”，企图突围。但在对方的堵截下，“吕布虽勇，终是缚一女在身上，只恐伤着，不敢来突重围。”结果“只得回下邳” 。再看赵云的“解开勒甲绦，放下掩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拼命冲杀，何者勇敢，何者怯懦，对比多么鲜明！�二是烘托。《演义》一再通过敌、我、友三方的反应，来侧面描写赵云的英勇无敌。对曹军来说，赵云的名字具有很大的威慑力量。在汉水之战中，黄忠被曹军团团包围，赵云前去接应。他接连剌死曹将慕容烈、焦炳，“杀入重围，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曹军勇将张郃、徐晃也“心惊胆战，不敢迎敌”。当曹操得知后，惊呼：“昔日当阳长阪英雄尚在！”“急传令曰：‘所到之处,不许轻敌。’” 在东吴方面，赵云的威名也是妇孺皆知。当诸葛亮借得东风，由赵云接回夏口之时，周瑜派徐盛、丁奉分水、陆两路追赶。赵云一箭射断徐盛船上的拽篷索，“岸上丁奉慌唤徐盛船近岸，言曰：‘……赵云有万夫不当之勇,汝知他当阳长阪时否？吾等只消回话便了。’” 在刘备甘露寺相亲时，吴国太听说立于刘备身边的是赵云，便问：“莫非当阳长阪抱阿斗者乎？”并盛赞：“真将军也！” 而在刘备集团中，赵云更是受人钦佩。以勇武闻名的马超初降刘备时，适逢刘璋部将刘晙、马汉来攻，赵云引军迎敌，“玄德在城中管待马超吃酒，未曾安席，子龙斩二人之头献于筵前。马超亦惊，倍加敬重。” 这些侧面之笔，以少胜多，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其次，罗贯中使用大量笔墨，从多方面表现了赵云的美德。历史上的赵云的优秀品格，在《演义》中大都得到了艺术的再现。例如：用他救出公孙瓒后所说的“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非特背袁氏以投明主”，来表现他的深明大义；用劝阻刘备将成都有名田宅分赐诸官，反对刘备为报私仇而伐东吴，来表现他的忠直敢谏；以他将刘备集团的开基创业放在首位，不贪美色，拒娶桂阳太守赵范之嫂，来表现他的克己奉公；用他不与黄忠争功，打了胜仗从不夸功自傲，来表现他的谦虚谨慎，等等，都是于史有据，罗贯中略加点染铺叙的，这里不多论列。这里要强调一点：罗贯中在表现赵云的美德时，特别突出了他的机警和精细。本来历史上的赵云在这方面未见突出，罗贯中却又一次发挥了他的艺术创造才能，把这一点表现得鲜明而生动，使赵云的形象在刘备集团中更加别具风采。当蔡瑁邀请刘备到襄阳赴会，企图借机加害时，赵云带领三百人马随刘备而行。到了襄阳，“云带甲挂剑，行坐不离”。次日宴会，赵云仍是“带剑于侧”，只是由于刘备下令，才勉强到外厅就席。饮了一会酒，他放心不下，入内观看，发觉刘备已经逃席，他便马上率三百军出城寻找。找来找去，不见刘备踪影，“子龙欲入城中，恐有埋伏，遂引军投新野而归” 。回到新野仍不见刘备，他又连夜到处寻找，直到找到刘备才算放心。事情的全过程都可以看出他的机警和精细。正因为如此，刘备和诸葛亮对于他办事都特别放心。诸葛亮出使东吴，指名要赵云按约定日期去接他；刘备到江东娶亲，诸葛亮明言：“吾定了三条计，非子龙而不可行也”；周瑜死后，诸葛亮到柴桑吊丧，又是由赵云保护……赵云从来不像关羽那样傲慢托大，也不像张飞那样鲁莽粗心，总是胆大心细，兢兢业业，一次又一次地圆满完成任务。这一特点同他的英武盖世、忠直谦虚等美德相结合，使赵云成为《演义》的武将形象系列中性格最完美的人物。再次，罗贯中精思妙裁，将赵云的亮点一直保持到最后。历史上的赵云的最后一段重要经历是在建兴六年（228）随诸葛亮首次北伐。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曹真遣大众当之。亮令（赵）云与邓芝往拒，而身攻祁山。云、芝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致大败。兵退，贬为镇军将军。” 对此，罗贯中在很大程度上作了浪漫主义的改造。一是虚构年已七十的赵云在诸葛亮出兵前自告奋勇充当先锋，在凤鸣山连杀魏国西凉大将韩德的四个儿子，吓得韩德“肝胆皆裂”；“西凉兵素知子龙之名，又见英雄尚在，谁敢交锋？……大败而走”。第二天再次与魏军交锋，不到三个回合又剌死了“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韩德。这一场厮杀，使读者深深感到赵云宝刀未老，雄风犹在。二是虚构赵云剌死了曹真手下的副先锋朱赞，再一次立下战功。三是略而不提赵云“失利于箕谷”的事实。四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赵云和邓芝从容撤军的经过：赵云让邓芝打起自己的旗号先撤，自己在后掩护，这种虚虚实实的布置使畏惧赵云的魏军不敢放手追赶。赵云却时而冲到魏军面前，剌死其先锋苏顒；时而又出现在魏军背后，一声大喝，“惊得魏兵落马者百余人”。于是赵云安全退到汉中，沿途毫无损失。这样描写的结果，使这次退却在读者心理上似乎成了一次胜利。五是描写赵云谢绝诸葛亮的赏赐，使得“孔明叹曰：‘先帝在日，常称子龙之德。今果如此，言不谬也。’乃倍加钦敬” 。这一系列生动的描写，使赵云在最后一次出征中保持了“常胜将军”的威名，并使他的美德在晚年发出新的光彩。正是在这种慷慨雄壮的艺术氛围中，罗贯中完成了对赵云形象的塑造。三现在，我们可以来讨论为什么赵云形象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会超过关羽、张飞而居于武将形象系列之首了。有这样一种说法：“赵云是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的武将形象。”愚以为恐怕不见得。诚然，据毛宗岗评本，赵云在《演义》中从第七回出场到九十七回去世，共跨距九十一回，超过了关羽的跨距七十七回和张飞的跨距八十一回；但是，这仅仅是因为历史上的赵云去世比关羽晚十年，比张飞晚八年，在三国之间政治军事斗争的舞台上纵横驰骋的时间比关、张长得多。罗贯中不能改变这一基本史实，因此，《演义》中的赵云活动的时间跨度自然就超过了关、张。其实，只要认真统计一下就可以看到，在嘉靖本的二百四十则标题中，直接出现关羽名字的占十九则（在毛本中占据十四个回目），出现张飞名字的占八则（在毛本中占据七个回目），而出现赵云名字的只占七则（在毛本中占据五个回目），可见赵云在全书中的地位明显地不如关羽，而与张飞大致相近。更重要的是，全书正面描写（注意：不是一般出场，更不是侧面涉及）赵云的笔墨也明显地少于关羽，而与张飞差不多。这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嘉靖本描写关羽从“降汉不降曹”到“千里走单骑”再到“古城相会”，一口气用了八则的篇幅（毛本二十五—一二十八回）；而描写《长阪坡赵云救主》仅仅用了一则的篇幅（毛本第四十一回）。相比之下，罗贯中对哪一个形象更舍得挥洒笔墨，不是一目了然了吗？还有一种说法：“赵云是罗贯中最为理想，刻画得最为着力的英雄人物。”愚以为这也未尽符合罗贯中的创作意图和人物设计。诚然，罗贯中对自己笔下的赵云形象是十分喜爱的，是倾注了满腔激情加以精心塑造的，因为赵云同关羽、张飞一样，符合罗贯中“向往统一，歌颂忠义”的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但是，在罗贯中的理想天平上，赵云的分量并没有超过关羽和张飞。让我们比较一下罗贯中对关、张、赵的总体评价吧。在写到关羽被杀后，罗贯中一连安排了五诗一赞，对关羽极表景仰和哀悼。其中一首诗称颂他：大义参天地，英风播四方。另一首诗评价更高：天生虎将佐炎刘，父子胡为一旦休？千载令人思慕处，巍巍功业等伊周！把关羽同封建社会中公认的功业盖世的圣人伊尹、周公相提并论，褒美之情可谓无以复加了。在写到张飞被剌后，罗贯中安排了四诗一评一赞，对张飞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价。其中颂扬之情最热烈的是那首《庙赞诗》：豹头环眼大，燕项虎髭髯。长阪桥头断，曹公铁马还。英雄过孟起，恩义释严颜。西蜀大钦仰，功名重剑关。而在写到赵云去世之后，罗贯中除引用后主追谥赵云的诏文以外，还安排了三首诗予以热情歌颂。第一首《庙赞诗》云：救主功勋大，兴邦名誉彰。扁舟飞汉水，匹马向当阳。义胆深包体，忠心并日光。留芳青史上，应是与天长。另一首诗又云：匹马单枪敢独行，摧锋破敌任纵横。皆称飞虎一身胆，不负英雄千古名。由此可见，罗贯中对赵云的评价略高于张飞，但又不及关羽。因此，关羽才是罗贯中在武将形象系列中最为理想的人物。毋庸讳言，罗贯中在《演义》中表现了关羽的不少缺点。但是，对关羽某些缺点的描写，如他的心高气傲、刚愎自用、麻痹轻敌等，只能证明罗贯中在写作中基本上坚持了尊重历史的现实主义态度，而不能说明罗贯中有意把赵云塑造得比关羽更完美；而后人所认为的关羽另外有的缺点，如华容道放走曹操，本来就是罗贯中的艺术虚构，是他为了表现关羽的“恩怨分明”，“义气深重”而设计的重要情节，罗贯中不仅不认为这是关羽的缺点，相反还大加称赞：彻胆长存义，终身思报恩。威风齐日月，名誉震乾坤。今天的读者当然不会同意罗贯中的这一看法，但却不能不承认这正是这位六百多年前的作家实际存在的观点。再结合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说，罗贯中的主观意图是要把关羽作为更高层次的理想人物来塑造，而不是认为赵云比关羽更符合他的理想。那么，为什么广大读者对赵云的印象比对关、张的印象更好一些呢？首先，这是因为《演义》中的赵云是一个真实性与独创性融为一体的鲜明的艺术形象。罗贯中笔下的赵云，是一个具有非凡本领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同时又是一个符合艺术真实要求的人物形象。这不仅由于《演义》中与赵云有关的情节大都于史有据，使艺术形象的赵云处处带有历史人物赵云的影子；也不仅由于罗贯中生动地再现了从黄巾起义到三国鼎立那个既是干戈扰攘，生灵涂炭，九州板荡，又是“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玮动人” 的历史时期，将赵云的种种英雄业绩置于特定的时代氛围之中，使赵云形象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而且由于罗贯中在描写中相当注意细节的真实。即以前面提到的血战长阪坡而言，在这个以虚构为主的重要情节里，罗贯中尽情渲染了赵云的非凡武艺和胆略，但没有忘记为赵云设置可信的环境和条件：一是让赵云单枪匹马，没有其他累赘碍手碍脚；二是赵云在冲杀过程中，除与张郃战了十余合便夺路而走之外，其他对手均为曹军中平平之辈，没有构成对赵云的真正威胁；三是曹操为了收伏赵云，下令“不要放冷箭，要捉活的”。这就使赵云有可能突出重围。因此，尽管读者感到赵云的勇武是难以企及的，但在心理上却相信它是真实的。另一方面，罗贯中笔下的赵云，又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人物形象。在《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以前，小说史上还不曾出现过赵云这样的英雄形象；这个形象之成功塑造，主要是罗贯中的功劳。在《演义》写到的数百名武将中，给人留下鲜明印象的名将有数十人，但像赵云那样胆识兼备，智勇双全，机警精细，谦虚谨慎的形象却只有一个，人们决不会感到他与其他名将有什么雷同之处。在《演义》的巨大成就影响下，历史小说创作如同雨后春笋，蔚为大观。在这些作品中，英武超群，智勇双全的常胜将军不乏其人，其中也有塑造得比较成功的；但是，他们都不可能与赵云的形象混同起来，更不可能取代赵云的形象。这种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证明，在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形象的画廊中，赵云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形象。黑格尔曾经指出：“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像。……想像是创造性的。” 罗贯中在塑造赵云这个形象时，再一次表现出巨大的创造能力。不过，真实性与独创性的结合，只能说明赵云形象为什么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因而产生较强的艺术魅力，还不能说明为什么读者喜爱赵云甚于喜爱关羽、张飞。在这里，更重要的原因乃是读者审美观念的变化。应当指出，从《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到清末的五百余年中，读者对赵云的印象并不超过对关、张的印象。因为罗贯中从“歌颂忠义”的道德标准出发，主观上想把关、张（特别是关羽）的形象塑造得更为高大完美；明、清两代的大多数读者囿于传统的“忠义”观念，其审美标准与罗贯中大体一致。如明代赵璞《次何州判韵》诗写道：神器将为诈力移，英雄奋起共维持。许身刘氏坚惟一，报效曹公示不欺。敌破襄樊肝胆落，名垂竹帛壮心知。古来不没称忠义，吊客常过荐酒卮。明代侯居震《谒解庙次宋侍御韵》诗尾联也写道：试看当年同事者，惟君生气满中原。清代毛宗岗《读三国志法》则云：“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由此可见，那时的人们是把关羽看得比赵云更高的。到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也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审美观念除了在某些方面保持其稳定性以外，又会在某些方面产生明显的变异性。因此，今天的广大读者虽然也爱读《三国演义》，但他们对书中许多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却与罗贯中的主观意图颇有出入，有的甚至截然相反。拿对关羽的印象来说，今天的读者早就没有封建时代的小民对他的那种敬畏和崇拜了。相反，人们很不喜欢他的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动辄就把“过五关斩六将”挂在嘴边；对他不顾大局，竟擅自提出要入蜀与马超比武，声称不与黄忠同列，无礼拒绝孙权联姻的要求，等等，人们也很不以为然；对于他在华容道放走曹操，人们更认为是严重丧失立场，敌我不分，是为一己私恩而出卖原则，而决不会像罗贯中那样称赞他“彻胆长存义，终身思报恩”，也不会像毛宗岗那样歌颂他“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一句话，在今天的读者心目中，关羽的形象已经大大降低了。相比之下，赵云的英勇善战和一系列美德，则更容易得到今天的读者的理解和欣赏，并能被人们批判地吸收。这样一来，今天的读者喜欢赵云甚于喜欢关羽，也就毫不奇怪了。当然，按照艺术典型的标准来看，《演义》中的赵云还不是充分个性化的，不及关羽形象那样丰富和深刻。但是，广大的一般读者却不管这些,仍然把赵云列为仅次于诸葛亮的最受喜爱的人物。——艺术的法则就是这样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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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杂志

1、《大众考古》：

《大众考古》为中国第一本面向社会大众兼具专业权威的科学普及性考古学杂志，2013年7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大众考古》为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主管，江苏人民出版社主办，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具体承办，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担任总编辑兼主编。

2、《文明》：

《文明》杂志于2001年12月正式创刊，秉承以影像记录世界，展现中国人的人文情怀，传承人类文明的理念与哲学。《文明》作为被众多国际组织和美国，以及欧洲等许多重要国家广泛关注和认可的中国国家文化品牌，是以北京为中心和起点，连接世界多元文化交流的平台。

3、《看历史》：

《看历史》是2007年成都传媒集团出版的杂志，是中国第一本以历史为切入点的新锐新闻杂志。《看历史》杂志的前身是《国家历史》杂志。全国各大城市报亭、书店有售。经新闻总署批准，2010年4月更名为《看历史》。

4、《国家人文历史》：

《国家人文历史》是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一份集事实政论与人文历史于一体的资讯类杂志，刊物依托人民日报特有的时政优势和丰富的报道资源，以“读时事历史，揽天下风云”为宗旨，立足时事，钩沉历史，纵横中外，斟酌古今。

5、《文史月刊》：

《文史月刊》是由山西省政协主管，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的大型国家级文史档案及人文社科类学术杂志。该刊记述中国包括山西近百年来历史大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变迁，深刻揭示历史发展运作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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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图书馆的图书均是按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进行分类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是由五大部类、二十二个基本大类组成。它结合科技发展和图书的特征，分为五大基本部类并在此基础上扩展为22个大类，五大基本部类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22大类的顺序如下： A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B哲学、宗教 C社会科学总论 D政治、法律 E军事 F经济 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H语言、文字 I文学 J艺术 K历史、地理 N自然科学总论 O数理科学和化学 P天文学、地球科学 Q生物科学 R医药、生物 S农业科学 T工业技术 U交通运输 v航空、航天 X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Z综合性图书其中T工业技术又分为： T工业技术 TB一般工业技术 TD矿业工程 TE石油、天然气工业 TF冶金工业 TG金属学与金属工艺 TH机械、仪表工业 TJ武器工业 TK能源与动力工程 TL原子能技术 TM电工技术 TN无线电电子学、电信技术 TP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 TQ化学工业 TS轻工业手工业 TU建筑科学 TV水利工程关于图书馆的是归入类目：G25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

取名“江山昔人”，取意于“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如果是大人物小人物都有的一些闲闻杂记，可以叫“赵钱孙李”

1、《国家人文历史》：

《国家人文历史》是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一份集事实政论与人文历史于一体的资讯类杂志，刊物依托人民日报特有的时政优势和丰富的报道资源，以“读时事历史，揽天下风云”为宗旨，立足时事，钩沉历史，纵横中外。

2、《历史研究》：

主要发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史学理论、史学史、各种专业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刊登史学研究动态、读史札记和史学著作评论等。百家争鸣、实事求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

3、《炎黄春秋》：

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该刊旨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团结炎黄子孙，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栏目有特稿、一家言、群言堂、他山石、亲历记、求实篇等。

4、《历史评论》：

以古代史为主，发掘中国历史上那些有趣的、让人忍俊不禁又引发深思的故事，为读者提供一份轻松与知识并重的历史读物，完全不同于传统历史杂志的阅读盛宴。为更广大的读者打造一份"最好看的历史读物"。

5、《探索历史》：

《探索历史》以精彩的原创历史故事、惊险的探险故事、幽默风趣的漫画等形式，向儿童传递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介绍世界各地的历史。旨在培养少年儿童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增长知识和智慧。

人物历史研究论文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制度的本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主要社会制度是农奴制,战国中叶商鞅变法所开创的地主官僚制度之秦模式就是在与农奴制（以及奴隶制残余）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有了这根几百年间一以贯之的红线,周秦之际的历史变革就好理解和把握了. 一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在总结孔子一生文化贡献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穆）,编次其事.”这里“下至秦缪”一句值得注意.孔子是一意维护西周奴隶制的思想家,经他修编的《尚书》以秦穆公之《秦誓》终篇,一则预见了秦国的走向强盛、代周而兴,一则寓意殷周奴隶制已如那西天的太阳,虽然恹恹不愿下山,却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秦穆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59年至621年；在秦穆公之前,从公元前685年到643年,是有名的齐桓公“尊王攘夷”的事迹.这便是周代奴隶制秩序最后的斜晖一瞥.《论语.宪问》记录了孔子对齐桓公、管仲的评价,他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披）发左衽矣.”差不多算是仁了啊,差不多算是仁了啊,这稍微有保留的评语是赞叹管仲在中原大致恢复了奴隶制的王朝礼治秩序,而遗憾之处则司马迁认为是齐桓公称霸而未称王,没能达到重建宗法分封天 *** 系的高度,他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管晏列传》）但西周奴隶制盛时的礼治荣景毕竟一去不复返了. 在西周,土地属于周天子（王）和诸侯（公）代表的氏族集团所有,称为“公田”.天子或诸侯把土地分封给国内的政务官——大夫,叫作“采邑”.士构成了统治阶级的中下层,是介于贵族和平民、奴隶之间的一个较广大的社会阶层.《国语.晋语》云：“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士也能分得一份公田,参与剥削,以维持他统治阶级的体面,而庶人则是平民中的自由农民,要靠劳力吃饭. 农奴在贵族庄园里劳动,这种现象并不始于春秋,早在西周中叶以前就已出现了.《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有“嗟我农夫”的叹息,此处农夫便是农奴,他们“为公子裳”、“为公子裘”,他们“献豜于公”、“上入执宫功”,等等；他们不是奴隶,但依附于大小贵族,被束缚在贵族的土地上,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在大量使用奴隶进行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自由农民生产成本相对过高,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许多破产的农民为了生计,托庇于豪门,成为失掉了一部分自由的农奴.又据《汉书.食货志上》的记载：“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贵族们侵夺农民的土地,使土地和人都变成他们的私属.另一方面,大小贵族在贪欲的驱使下,命人开垦森林、草原,公田之外的私田日益增多,而至迟于西周末年开始应用的铁制农具,大大加快了开辟私田的进程.田地多了,劳动力就显得不足,而奴隶怠工、逃亡等形式的自发斗争不断地发生,贵族们为了保障生产和再生产,有可能改善奴隶的劳动条件,将一些奴隶转化为农奴,以提高他们生产的积极性. 所以农奴的来源是奴隶社会里的农民和奴隶.贵族们的私欲损害了奴隶制政权的公利,私属农奴越多,国家的财税收入相对就越少.到了齐桓公、管仲的时代,列国的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为农奴劳动的庄园经济.但齐国的世卿大族少,奴隶经济还比较巩固.相对雄厚的奴隶经济支撑了桓公的“尊王攘夷”事业,而生产关系的变化使得管仲“与俗同好恶”的施政呈现出改良的特点.管仲“下令如流水之原（源头）,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管晏列传》）.他的政策一方面强化了奴隶主贵族的国家机器,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力量,一方面反映了领主庄园经济的要求,采取了“四民者勿使杂处”,世代“恒为士”、“恒为工”、“恒为商”、“恒为农”（《国语.齐语》）的固定身份的做法.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农业奴隶就逐渐转化为国家的农奴. 齐桓、晋文之后,中原诸国无力阻挡楚国的北进.楚庄王之时（公元前613～591年）,“观兵于周郊”（《楚世家》）,问周王朝鼎之轻重.公元前608年,鲁国的襄仲杀嫡立庶,由文公次妃之子俀继位,就是宣公,这以后鲁国渐渐“公室卑,三桓强”（《鲁周公世家》）,鲁桓公之族孟孙、叔孙、季孙三家渐渐把持了鲁国的政权.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之为“履亩”.按田亩实际面积征收租税,势必要重新丈量土地、整顿庄园.这时,鲁、宋、郑、陈都归顺了楚庄王.宣公此举一来是为了限制三桓的势力,加强奴隶制国家的君权,二来也可能是为了搜刮更多的民财,以便向楚国输送贡纳.宣公向三桓争夺权力的斗争似乎并不成功,司马迁在《鲁世家》里甚至完全没有提到宣公十五年的这件大事.软弱无力的斗争等于承认“存在即合理”,使用农奴劳动的庄园经济形态日渐取得优势,奴隶制就要为农奴制所取代了. 公元前572年,晋国的栾书杀了厉公,立了襄公的曾孙周,就是悼公,这以后晋国“大夫稍强”.公元前546年,即晋平公十二年,赵武（文子）当了正卿（《赵世家》）,这年晋、楚订立弭兵之约,此后四十年内两大强国之间没有发生冲突,而中原诸国内部公室和大夫的斗争上升成为主要矛盾.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国,“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语,曰：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晋世家》）在齐国,“田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禀（发放粮食）予民以大斗,行阴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田敬仲完世家》）田氏取得了平民和农奴的拥护.公元前539年,齐国的晏婴使晋,跟晋国的奴隶主贵族叔向私下里交谈.叔向说：“晋,季世（末世）也.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晋世家》）晏子说：“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国家的量器,小斗）权（交换）私（私家的量器,大斗）,有德于民,民爱之.”（《齐太公世家》）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叔向责备他为政不以礼,子产答复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左传.昭公六年》）郑国在晋、楚之间,被迫时而朝晋,时而朝楚,有朝不保夕之感,子产为了补奴隶制之天,在列国中首先发布了成文法典,来应付深重的社会危机.这样做大概最终还是归于徒劳,所以此事《史记.郑世家》也未见记载. 到了公元前526年,晋昭公死的时候,晋国开始“六卿强,公室卑”（《晋世家》）,六卿是韩、赵、魏、范、荀（中行）和智氏.公元前514年,魏献子为政,“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族为之大夫.晋公室由此益弱”.（《赵世家》）第二年,赵鞅（简子）、荀寅“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制定有利于庄园领主的法律,这和23年前子产铸刑书的用意已经完全不同.公元前491年,“简子拔邯郸,中行文子奔柏人.简子又围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齐.赵竟有邯郸、柏人.范、中行余邑入于晋.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赵世家》）公元前488年,齐国田乞胁迫诸大夫拥立跟他私交好的阳生,就是悼公,杀了景公生前喜爱的宠姬之子荼,于是“田乞为相,专齐政”.（《田敬仲完世家》）田乞死后,简公之时,其子田恒“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换取人心.公元前481年,田恒杀简公,立平公.田恒相齐,谥为成子. 孔丘在鲁国听到了田成子弑君的消息,这时他已经70岁了.孔丘请求哀公讨伐田恒,哀公让他找三桓.孔丘只好去请三桓发兵,三桓拒绝了他.奴隶制的礼治秩序无可挽回的崩溃了.过了两年,孔丘去世. 二战国前期公元前458年,“知（智）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赵世家》）公元前453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晋世家》）这时,“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赵世家》）至此,三家分晋的格局业已形成. 魏桓子的孙子就是文侯,公元前445年为魏文侯元年.在《史记》中,李克（悝）是一个帝王师的形象.公元前429年,魏国拔取了中山国,翟璜举荐李悝为中山之守.吴起“闻魏文侯贤,欲事之”（《孙子吴起列传》）,文侯在用吴起之前询问过李悝对吴起的看法,可见吴起向文侯求将当在公元前429年以后.公元前421年,翟璜回顾说,他还曾举荐吴起为西河守,则吴起到魏国是在公元前421年以前.就在这一年,文侯“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魏世家》）.魏文侯举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贤才,使魏国摆脱了落后局面,强大起来. 据李悝说,魏成子为文侯招揽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公元前429年,“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若子夏此时在魏,年已78岁（他比老师孔丘小44岁）,则“文侯受子夏经艺”多半在此之前.我认为子夏等三人有点像汉初的商山四皓,名望很高,文侯师之,以示敬老尊贤,至于治国则主要靠李悝、吴起、西门豹.有人说李悝、吴起、商鞅出于子夏门下,但李悝径以“卜子夏”称之,司马迁记吴起“尝学于曾子”,而非子夏,所以子夏不是李悝、吴起的老师.商鞅的年代还要晚得多,更不可能. 《晋书.刑法志》说：“……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商君受之以相秦”,其说晚出,不可信.章炳麟说过：“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固着、局限）于刑律而已”,商鞅变法,因时而变,治国之策不必从书中来,亦不必沿袭前人.不能因为商鞅在魏国做过官,就把他和李悝扯上关系.而李悝著《法经》云云,亦恐系伪托.李悝自有其贡献,《汉书.食货志上》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勤于农业,多产粮食）之教……又曰：籴（买米）甚贵伤民（除农民以外的其他平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指人心离散）,农伤则国贫（指粮价太低,农民不愿种粮,国家粮食不够充足）,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善平籴（平衡米价,指官籴）者……使民适足（正好够吃）,贾（价）平则止.小饥（歉收年）则发小孰（熟,丰收年）之所敛（敛藏）,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卖米,指官粜）之……取有余（丰收的年成）以补不足（歉收的年成）也.”此时魏国商业已甚发达,市场粮价波动很大,为了平衡粮价,就由官府发挥调节作用,在丰年多收粮食,在歉收之年少收粮食,保持市场粮食供应和价格稳定；又在荒年卖出官府于丰年敛藏的粮食,解决粮荒价高的问题.班固撰《汉书》在东汉,所言“农”乃自耕农,而李悝那个时候的农业劳动者仍以农奴为主.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指出李悝发明了国家调节粮食市场的办法,保障了中小农奴主的利益,也有利于平民阶层,由此奠定了农奴制魏国富国强兵的基础. “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孙子吴起列传》）公元前395年,文侯的儿子武侯即位,先后以田文、公叔为相,公叔怕西河之守吴起夺了他的位子,就设计使吴起离开了魏国. 公元前391年,齐国田恒的曾孙田和把齐康公迁谪到海上,仅“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公元前387年,田和与魏武侯会于浊泽,“求为诸侯”.次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田完世家》）公元前391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赂秦,与之平.”（《楚世家》）魏、齐都在上升,楚国的国力相对减弱.吴起离魏后到了楚国,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就要来了.“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捐弃）不急（急需）之官,废（废止）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破除）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孙子吴起列传》）吴起的改革远比李悝激烈,他以强军为中心,摒弃空谈,裁汰闲官,削减贵族,用节省下来的财物扩充军队、赏赐将士,造成了许多人利益、地位、命运的急剧变化,因而吴起相楚可以说是商鞅变法的先声.但吴起的变法没有触及生产关系领域,也还不是地主阶级的社会变革.公元前381年,悼王死,吴起被宗室大臣杀害了. 当春秋、战国之交,商业和列国之间的贸易愈益繁荣兴旺,范蠡、子贡即是经营商业成功的典范.庄园经济的发展,早已破坏了奴隶制的“经界”；商业的崛兴,又使土地这种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最终也成了商品.在战国早期,土地的自由买卖很可能已经大量出现了.土地的迅速流转,使领主变成了地主,农奴变成了贫雇农.土地被卖掉了,农奴也被领主抛弃了. 商鞅变法,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商鞅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和自耕农的利益,冲击着旧贵族的既定秩序.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下令求贤,商鞅从魏国西入秦.两年后（《秦本纪》）,经过辩论,“卒定变法之令”（《商君列传》）.有军功者授爵,宗室无军功者革除贵族身份.此外,“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据有）田宅”,实际上创造出一个庞大的军功地主阶层,而且“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华贵）”.更重要的是,“僇力（尽力）本业（农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恢复自由之身）；事末利（弃农经商）及怠而贫（游手好闲,以致家贫）者,举以为收孥（奴,官奴,指劳改）”.“复其身”三字《集解》、《索隐》、《正义》均未解释,《荀子.议兵》有“复其户”之语,杨倞注为“不徭役”,颜师古注《汉书.刑法志》引文时释为“免其赋税”,因而有人以免其徭役或免其赋税来理解“复其身”.其实,“复其身”是使农奴或奴隶从人身依附中解脱出来,成为自由农民,在上段话里“僇力本业”和“事末利”相对应,“复其身”和“举以为收孥”相对应.这样,自耕农的数量就大为增加,国家的赋税和兵源变得更加充足.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发布“为田、开阡陌,封疆”的法令,两年后,“初为赋”,“而赋税平”.我认为,“为田、开阡陌”即《商君书》中“垦草”之意,指大面积开荒种地；“封疆”是指在田地周围植树,作为所有权的标志.所以商鞅垦草令的基本内容是鼓励开荒,开垦的田地归私人所有,并且前两年不收赋税,第三年开始征收,但赋税适度、稳定.这项政策培育了一个富足的自耕农阶层,使商鞅的变法拥有了更加广泛的阶级基础.因而军事官僚的地主化、贵族化和自耕农的中产阶级化,构成了变法后秦国社会的两大支柱. 在古代,农业是国家富强之本.商鞅为了尽快实现强国的目标,采取了重农抑商的做法.《商君书.垦令》中记：“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由国家来掌握粮食的流通；又“重关市之赋”,提高市场上的交易税,降低商人的利润率,等等,想尽一切办法来增加农业劳动力、集中力量发展农业.于是,地主官僚制度的秦模式在经济上就以重本抑末为其特征. 商鞅变法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公元前354年,“与魏战元里,有功”；公元前352年,“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公元前340年,秦、赵、齐一起伐魏,商鞅“虏魏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魏世家》）.由于“秦用商君”,领土向东达到了黄河,且魏国几次被齐、赵击败,而魏国都城“安邑近秦”,于是魏惠王（魏武侯的儿子）就迁到大梁建立新都.农奴制的魏国在同为农奴制的齐、赵等国和地主官僚制秦国的夹击下,接连失败,“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难以复振. 公元前338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秦国的旧贵族集团杀害了商鞅,43年前吴起的悲剧重演了.商鞅死了,但是他首创地主官僚制度秦模式的功绩,却永不磨灭. 三战国后期在中原诸强国中,魏惠王第一个称王,魏国第一个衰落.迁都到大梁之后,人以粱惠王称之.惠王因“数于军旅”,就“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当齐国邹衍来到大梁的时候,惠王曾经亲自“郊迎,执宾主之礼”（《孟子荀卿列传》）,表示求贤若渴的心情.惠王卒于公元前319年,而邹衍“适粱”以前已经“重于齐”了,所以他最晚当生于公元前350年. 邹衍深入地研究了历史和社会,他在著作中“先序（叙述）今（现在）以上（上溯）至黄帝,学者所共术（述）,大（大而至于）并世（天下）盛衰,因（于是）载其禨祥度制（天人感应的法则）,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考察）而原（推究）也.……称引天地剖判（剖分）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应验）若兹.”他从茫远往古以来的历史兴衰中总结出社会依循五行变化的规律.在今天看来,这似乎不过是迷信罢了,在当时,却可说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历史哲学. 邹衍又细致地观察了自然和地理,他在著作中“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之内的九州算不得九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才算是真正的九州）.于是有裨海（小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合中国等九州为一大州）.如此者九（九大州）,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他依据已经掌握的地理知识,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作了天才的猜想.他说中国只占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过去所说的《禹贡》九州算不上九州,整个中国也才不过一州而已.这一观点极大地开阔了当时人们的视野,并且隐寓将来的中国统一不会再是过去那种联合国式的“九州攸同”的王政,而新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已经呼之欲出. 黄帝.中国.在这个时代,人们开始达成共识,以黄帝来代表华夏民族共同的宗祖,以中国来称呼华夏民族共同的疆域,所以黄帝就成了天下一统的象征.宣王之时（公元前319～301年在位）,“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在稷下,慎到、环渊、接子、田骈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可见赵人慎到和楚人环渊是稷下学士中的健者.《汉书.艺文志》列《慎子》四十二篇于法家,篇数仅少于《韩子》（五十五篇）,颜师古注：“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所以慎到的法治思想大都为韩非所吸收了,而慎到自身的学问反而散佚无闻.郭沫若推测环渊整理了老子的遗说,其上下篇即《道德经》；其说可从.黄老道德之术就是人君南面之术,即君主治国的经验和智慧.因为在当时研究这类学问的目的是统一中国,所以就冠之以黄帝之名；因为两百年前的老子阐明了这类学问最精要的东西,即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所以称之为黄帝老子之术,简称黄老,也就是黄老道德之术. 《老子》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道,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德,是指君主合于道的品格,所以道德即哲学和伦理学的统一.实现这种统一的关键在于“设置对立面”,具体来说,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如“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又如“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等等.《老子》代表了农业劳动者的愿望,抨击了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抒发了乱世里的人们对于桃花源式的自由、朴实、宁静生活的向往之情.（请参考拙著《老子寻绎》及文章《老子的道德智慧和 *** 哲学思想》）《老子》的思想超越了那个地主官僚制和农奴制、奴隶制相互斗争的残酷年代,也超越了之后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直到今天仍然能给予我们丰富而深刻的启迪. 《老子》由楚人来整理和完善,不是偶然的.就在稷下群贤毕至的同时,在楚国,屈原为了变法图强而孤军奋战.怀王时代（公元前328～299年在位）,是楚国命运的转折点.如果商鞅式的变法成功,联齐抗秦的策略成功,地大物博的楚国就有可能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最终统一天下.《离骚》和《老子》都在这个年代问世,证明这时的楚国产生了政治革新和文化振兴的迫切要求.“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贾生列传》）.楚怀王昏聩无能,贵族集团 *** 变革、陷害忠良；当权派管理国家犹如儿戏,一再被“虎狼之国”轻易欺,“兵挫地削,亡其六郡”,楚怀王最终“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 公元前284年,燕国“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燕召公世家》）,齐军大败,乐毅统治齐国六年.从此齐国一蹶不振.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不久,屈原“自沉汨罗以死”.一个文化上星汉灿烂的时代结束了. 公元前265年,秦昭襄王“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吕不韦列传》）.阳翟大商人吕不韦得知了这个消息,就说动在赵国作人质的安国君之子子楚,用千金帮他讨得了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的欢心,支持他结宾客、造声望.吕不韦“奇货可居”的投机获得了成功,公元前249年,子楚登上了王位,就是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秦三川郡,汉易名河南）雒阳十万户”.子楚享国日短,三年后,太子政代立,“尊吕不韦为相国”,此时吕不韦至少当在50岁上下. 吕不韦吩咐门下宾客集撰了一部书,自以为囊括了“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仿照200多年以前孔丘编写《春秋》,叫做《吕氏春秋》.这说明孔丘是他心底最佩服的人物.孔丘“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吕不韦就称为文信侯；孔丘梦想“吾其为东周（在东边做出西周那样的事业）”,吕不韦就把雒阳（周朝的东都）一带作为自己的食邑；孔丘赞赏管仲,吕不韦就自命“仲父”,等等.吕不韦鼓吹统一国家下实行分封制（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违背了政治 *** 集权的历史潮流.战国末年的列国,奴隶制的残花早已零落,所以吕不韦的政略究其实乃是一种广土众民的领主封建制,而《吕氏春秋》则是他要在全天下推行领主封建制的政纲.吕不韦“家僮万人”,驱使奴隶从事商业和手工业,那么他的政策也决不会排斥奴隶制. 因此,吕不韦这个投机商是农奴制及奴隶制在春秋战国的最后一位代表.他利用一切思想资源,包括稷下的黄老之学,来点缀他的《吕氏春秋》.他为了显示自己一言九鼎、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演了一出“一字千金”的话剧.如果嬴政想延续商鞅以来的政治路线,他和吕不韦的斗争就势不可免,发觉嫪毐与太后私乱之事不过导火索而已.公元前237年,免去吕不韦相国职务,让他到三川郡去,这年嬴政22岁.过了一年多,因为列国诸侯、宾客的使者相望于道,来拜访吕不韦,嬴政担心变乱将作,就赐书吕不韦,严辞相责：“君何功于秦”,“君何亲于秦”,吕不韦饮毒酒自杀. 嬴政用李斯之策,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并灭了六国.公元前221年,秦军最后攻破齐国,完成天下一统的大业.此后十年之间,始皇扫除农奴制和奴隶制的残余政治势力,将地主官僚制度的秦模式推广到了整个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还曾在边地对秦模式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略作调整.乌氏蠃用织物交换戎王的牲畜,巴寡妇清拥有丹砂矿的富厚之利.始皇“令蠃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汉书.货殖传》）,又礼遇巴寡妇清,“为筑女怀清台”.这和商鞅的政策比较起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地主官僚制度的汉模式亦可说发端于此. 公元前210年,49岁的秦始皇在出巡路上病逝.

【我在研究三国里的人物（当然，鄙人只是业余者），认为曹操是个很复杂、多面的人物，用三言两语很难描述清楚。在史学界曹操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很多人说曹操是奸雄、枭雄。我则认为他是一个时势英雄。很多人也许会问：为什么有这样的评价呢？当然是有原因的，在封建社会时代，世人认为大丈夫在世的远大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想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解析曹操，应该更为透彻。首先说修身：曹操在年轻的时候就恣情豪放，他在文学、军事方面都颇有建树。尤其是文学方面。众所周知，曹操是三国魏晋时期文学家“三曹”之一，他的很多诗词歌赋至今都广为传颂，被列为经典。这足以看出曹操的个人修养！再说齐家：在这方面，最具代表的事件莫过于选嗣，当时两个主要人物是曹丕和曹植。虽然表面上看两人旗鼓相当，但曹操最终还是看中曹丕，因为曹丕适合做人君，而曹植只能当诗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英明之处。使他们曹家最终代汉建魏。接着说治国：在曹操挟天子已令诸侯并且迁都许昌后，此时汉天子实际上的权力已经被他取而代之了，在他在世的期间，中原地区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地方。在用人方面，他唯才是举，不避亲疏，不分贵贱，使曹魏最终强大。这充分体现了他的治国才能，可以说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最后说平天下：三国早期，曹操只不过拥兵几万，地不过几郡，在短短数年却先后灭袁绍、除袁术、擒吕布、伐张秀、定辽东、平西凉！虽然后来南征失败，没能完成他统一天下的大业，但也为以后三分归一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不难看出，修身，使他成为文学家；齐家，使他成为谋略家；治国，使他成为政治家；平天下，又使他成为军事家。所以我称曹操为世之英雄！当然曹操也有刚愎自用，残害忠良，滥杀无辜时候。这可能也是后来很多人评价他为奸雄的原因。但是我认为这是乱世所造就的，因此我又在英雄前面加上“时势”两字，称其为----时势英雄】！

历史论文的写作和其他论文的写作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特定的一些要求，今天和你讨论的就是历史论文写作的有关问题。一、历史论文的写法及要求最重要的是确定主题，根据主题列出写作提纲，根据历史论文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使用所掌握材料，有计划的依次成文。文章以提纲为构架却不为提纲所割裂，它应是史事完整、气势贯联，浑然一体的一个整体。写好历史论文要注意以下问题： (1)力求寓理论于叙述之中，做到史观与史料的有机联系与内在统一。要既防止空洞理论而缺少史实，流于社会学公式，又要防止堆砌史料，无理论分析。更要力避史论、史料两张皮，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引出规律性、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2)历史逻辑与语言逻辑的统一，历史论文的语言应服务于、服从于历史的真实性。要在保证史实正确、准确的前提下，讲求语法修辞。历史发展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客观的历史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用历史论文或著作表达出来，这就是历史逻辑；体现这个历史逻辑的实践，是通过运用词、句、文章的语言文字手段来完成的。但，“史实真、道理正”占第一位，“文章好”居第二位，要重视历史论文的语言、文辞方面的质量，但不能因词害义，本末倒置。在内容真实丰富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语言文笔的风采。这样，才能成功地达到言以声其心之所得。 (3)文章要通畅、质朴、简洁，在史学文章里，为了能“真实、凝练、生动”地表达人、事，也可以适当地“文白兼用”或所谓“半文半白”。事实上，一点儿“文言”词与词组没有是不可能的。 (4)准确地使用引文，历史论文中出现“引文”是必然的，它使立论可靠，有利于提高文章质量，反映作者知识，认识的深度、广度。但也存在着一个引什么、怎么引的问题。首先，经典作家的教导和革命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可以引用。再次，现行的法定的历史教科书内容可以引用。因为它是依据最可靠的资料，参考最新研究成果，采用最为公认的论点，使用最规范简洁的文字写成的。对一些非历史作品，指历史小说，X X 演义、X X史话之类，它们以历史为素材，为原料，可能有文艺价值及教育意义，但非历史，我们不能随便引用。 (5)历史论文的层次与条理，在一般历史论文中，要注意段落划分，引文形式，注释种类这三点。四、五千字以上的较长历史论文，依史事种类或历史情节的发展，可分为几个大段，加上小标题，使全文结构严整，每题内涵明确。历史论文引文的使用应力求简短、贴切、有份量；恰当地嵌合在整个行文之中，但切忌截头去尾，断章取义。二、历史论文的范文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一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二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三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四要重视历史教育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及和教育的工作。

曹操，字孟德，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魏国的奠基者。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武双全、身经百战的英雄人物。“说曹操，曹操到”、“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身在曹营心在汉”......很少有那位古人会像曹操这样，被我们随时提到。但是，现代人对曹操的了解实际上并不多。人们对他的了解大多是“白脸奸臣”“汉贼”之类，这可以说是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但近些年随着对曹操研究的深入，以及今年曹操墓的发现，一阵新的曹操热便随之而起，所以，近十年以来，已经有很多学者对曹操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在这里我就对近十年来对曹操的研究概况作一个总结，以便于后来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下，将分几个方面来简述。一、曹操的形象历史上的曹操(155—220年)，是东汉末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出身豪门，其父曹嵩官至太尉；年轻时便机警而有权术，被当时名气很大的人物评论家许劭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在镇压黄巾军中，他初露头角，历任骑都尉、济南相、典军校尉；在天下大乱时，他更是大显身手，由东郡太守升格为州牧，成为占据一州的诸侯(东汉全国共十三州)。建安元年(196年)，他接受荀或建议，迎汉献帝至许都，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占据主动，先后歼灭吕布、袁术、袁绍等割据势力，逐步统一了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秋，他率军南下，不战而得荆州；但在赤壁之战中被孙权、刘备联军打败，统一全国的计划受阻。此后，他一面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一面强化对朝政的控制，为其子曹丕代汉奠定了基础。他精通兵法，是汉末最富谋略的军事统帅。他又是卓有成就的诗人，其诗气势称雄，慷慨悲壮。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象他那样的全才式的杰出人物，真是罕有其匹。对于汉末形势的发展和三国鼎立的形成，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这些方面，历来研究甚多；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历史人物曹操的历史功绩、历史地位，学术界大致已有共识，这里不作更多的论析。《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是全书人物中性格最丰富、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塑造得极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不仅是历史人物曹操基本特征的艺术演绎，而且集中涵盖了千百个封建统治者的复杂品性，因而具有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历史真实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象曹操这样集真伪、善恶、美丑为一体的封建政治家形象，这样的“圆的人物”。他完全可以列入世界名著之林的不朽就艺术典型的行列之中，具有永恒的审美意义。二、曹操的性格学界谈到曹操的为人和性格,大抵有两种观点 ,一是将政治人物的曹操与文学人物的曹操合并来看 ,说其不论为人或为诗 ,均谲诈阴险 ;二是把曹操的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分开 ,说其为人谲诈 ,为诗真诚。但是 ,这两种观点都过于笼统 ,都把曹操的性格看成一成不变的东西 ,不免有些机械。笔者认为,曹操的性格是复杂多变的 , 青壮年的曹操和老年的曹操有不同的性格特点 :青壮年时期的曹操慷慨通脱 , 自信机警 ;老年曹操多忧多虑和孤独谲诈。当然心理学认为 ,人的性格是逐渐形成的 ,不可能有截然的分期。笔者分曹操性格为两个时期是出于探究的方便。前期性格的自信特征当然在后期还存在 ,但是慢慢为忧虑的特征所笼罩。前期慷慨机警的性格特征也见于后期的诗篇 ,但是更多的时候为谲诈的特征所遮掩。当然从整体上看 ,曹操性格是多重的 ,很多看似矛盾的现象都在他的身上统一起来 :他用人不疑 ,不为用者就杀掉 ;他唯才是举 ,又嫉贤妒能 ;他杀人如麻 ,临刑又唏嘘流涕 ;他食邑两万户 ,又大力倡行节俭。凡此种种都说明曹操性格上的多重性。曹操出身于宦官之家 ,虽然衣食无忧 ,但社会地位较低 ,这对幼年曹操游手好闲的个性有很大的影响。曹操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实力日益强大 ,他挟天子以令诸侯 , 剪除群雄 ,统一北方。但赤壁之战的失败击碎了曹操统一全国的美梦从此 ,统一大业和时光短暂成为曹操生命中的重, 要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对曹操性格的演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三、曹操的军事思想曹操的军事思想有广泛的来源。首先，来源于他统一战争的实践。曹操在这一实践中，探讨了如何从没有兵、没有地盘起步，如何在群雄包围的内线作战中杀出重围，如何战胜强敌袁绍成长为中国最强大的力量，如何为消灭联合起来的南方势力进行战争准备。核心问题，是在汉末条件下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手段，实现以弱胜强，尔后以强胜弱。由于他所处的北方，混战比任何地方都激烈，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经济崩溃，比任何地方都严重，曹操又连克群雄，所以其军事实践也比任何群雄都复杂、生动和成功，为其军事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曹操又是一位好学深思之士，御军30多年，手不离书，白天研讲武策，晚上思考经传，又喜好同众僚属讨论问题，内论御敌固守、行军进退之宜，外料敌人变化、彼我虚实、战争之术，经常整夜不停地探讨。沿着这条实践、探讨、再实践、再探讨的道路，最终形成了他的军事思想。这一军事思想，是他个人才力的产物，也是他周围谋士共同智慧的结晶，是指导曹操取得胜利的思想。曹操既反对一味恃武，也反对一味恃文。他肯定战争，称颂战争是济世所需，引证儒家经典说，《易经》称上古有“弧矢之利”（弓箭之利，是在天下建立权威），《论语》曰“足兵”（应保持足够的武装力量），《尚书?洪范》八政曰“师”（古代八种政事为建立和使用军队），《易经》“师贞丈人吉”（当战争是正义的，而且有德高望重的人临阵指挥时，就吉利），《诗经?大雅?皇矣》“王赫斯怒，爰征其旅”（天帝告戒周文王不可贪求别人土地，但是当密国人来侵犯时，文王则赫然大怒，整军而出，以止其侵犯），以上述经典证明儒家并不一概反战。曹操有征引史实，说明黄、成汤、周武王“咸用干戚以济世”，援引《司马法》“人故杀人，杀之可也”。认为不如此，有可能像只文不武的徐偃王那样，迅速失败，结论是：“恃文者亡”。曹操坚持武力统一中国。一丞相掾属谏止他对刘备用兵，曹操说，你应当了解我，想让我安坐不动，只推行周文王的文德，恐怕我不是那样的人。四、曹操的文学成就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他又是汉末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他一方面凭借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广泛地搜罗文士，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局面；一方面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文学上的新风气。他的诗全部都是乐府歌辞，史家说他“御军卅余年，……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确是实录。这些乐府歌辞虽沿用汉乐府古题，却并不因袭古辞古意，而是继承了乐府民歌“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精神，“用乐府题目自作诗”（清方东树语），反映了新的现实，表现出新的面貌。曹操的诗极为本色，艺术上的显著特点是用朴质的形式披露他的胸襟，使人读其诗如见其人。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以诗也是“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尽管在语言形式上极接近汉乐府，却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曹操的诗不仅对建安文学有开风气的作用，由于创造性较大，对后代文学也有重要的影响。他的以乐府古题写时事的作法对后来的新乐府诗有很大的启示。从他这种旧题新事乐府到杜甫的“即事名篇”的新题事乐府，再到白居易等人掀起的新乐府运动，可以清晰地看出一脉相承的发展。另外，《诗经》以后，四言诗很少佳篇，曹操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抒情的传统，创造出一些动人的篇章，使四言诗再一次放出光采。后来嵇康、陶渊明等人有成就的四言诗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曹操又是“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文和诗一样富有创造性。汉代散文，由于受辞赋的影响，趋向骈偶化，各种体裁的文章也往往形成某种固定的框框。曹操的散文只是用简洁朴素的文笔把要说的话自由地写出来，却自有鲜明的个性。如《让县自明本志令》，用简朴的文笔把他一生的心事披肝沥胆地倾吐出来，具有政治家雄伟的气魄和斗争的锋芒。文中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些话是非曹操不能道的。曹操这种“清峻”“通脱”的散文风格表现了建安散文的新风貌，对魏晋散文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今天，对于曹操的研究仍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评说，他将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

历史人物论文1000字

拿破仑可以吗？对于拿破仑·波拿巴一世皇帝，第一，他是一个人，而不是神。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每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不管怎样高明，他却不是悬在空中，而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他之所以比一般人伟大，除了他具有某方面的出众才华外，更因为他有比一般人更高的地位和权势。但不管怎样，他的立脚点和同时代人必然是一致的，是同在一个水准上的。每个时代的历史都不可能是某个英雄的历史。拿破仑时代的历史也不是拿破仑个人的英雄史，不能把他神化。可是，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却有不少神化之处，如：说他是“世纪的巨人”、“历史上最惊人的奇才”、“西方之皇”、“战争之神”、“命运的支配者”，甚至说“他是从恺撒以来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从亚历山大以来最令人震惊的人物”，等等。在吹捧的反面，却又是一片愤怒、厌恶和诟骂，如说他是“科西嘉岛的怪物”、“摧残自由的暴君”、“无耻小人”、“低能儿”、“疯子”、“匪徒”，等等。不管是吹捧或是诟骂，都属于向个人崇拜低头。用这种方式都不能真正揭示出拿破仑这个复杂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第二，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历史的规律表明，每当社会的大变革时期，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它必将造就伟大的历史人物。拿破仑之所以伟大，是由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这一伟大事件所造就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因此，必须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之中，才能更好地去认识他。第三，要看主流、看主导方面，不能以某一片面代替整体。历史人物，特别是伟大的历史人物，其一生的经历是错综复杂的。拿破仑一生所处的时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也是整个欧洲大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大转变的时代；他的一生经历，他的主要活动，是和这个时代的特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因此，要看他在这个大的历史潮流中，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还是顺应时代的潮而动。第四，对过去一些关于拿破仑的著述，特别是那些所谓“圣赫勒拿岛的一些著述”，要作全面的考察、分析。因为拿破仑在六年的流放生活中，仍以胜利者的目光来估量他的过失，用夸大一些事实和掩盖另一些事实的手法来缩小、掩饰他的错误。这些东西是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同波旁王朝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重新祭起拿破仑的亡灵而炮制的。今天法国史学家只把它看成是传说之类的东西，因为它不太符合历史的真相。另外，在英国人和俄国人编撰的一些关于拿破仑传记之类的书籍中，又带有浓厚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因此，对一些事件的原委和性质反映得也不够真实。第五，有些评论拿破仑的文章，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寻找根据。但是，如果只作一些词句的引用，而不首先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是在什么时候、为着说明什么问题而讲的，那末，单靠这种引证，必然导致经典作家间在拿破仑问题上的“吵架”。总之，评价拿破仑应当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综合地考察他的全部活动。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拿破仑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他镇压了王党叛乱，粉碎了欧洲“反法联盟”的多次武装干涉，打乱了欧洲的封建秩序，促进了欧洲各国人民的觉醒，稳定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这是他活动的主要方面，是他的主要功绩。当然，每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都不可能是完人，都有他的缺点错误甚或是罪行。作为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的拿破仑更是如此。恩格斯就曾经指出过：“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恩格斯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指出拿破仑的主要错误在于“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有功也有过，便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讽刺蒲鲁东观察经济范畴有好坏两个方面那样，“就象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 综观拿破仑一生的全部活动，其主导方面的活动，对当时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他功大于过，是一个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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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介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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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被视为国贼。

一位洛阳名医名唤吉平，忠汉室，与汉国舅董承等人共谋诛曹。

他打算在为曹操送药时下毒，却不慎泄露了天机。

曹操命人痛打吉平，逼他招出何人指使。

吉平血流满阶仍只是痛骂曹贼，后撞阶而死。

在罗贯中笔下，他是有名的忠义之臣。

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

谭嗣同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他坚信“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泰然赴死，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名句。

苏武、吉平、谭嗣同三人，为了忠义可以忍受万般折磨，直至献出生命。

他们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他们舍生而取的“义”，只能是忠义。

苏武牧羊的故事妇孺皆知。

苏武被扣于匈奴后，匈奴贵族先以名利引诱，后以严刑威胁。

但苏武始终大义凛然，宁死不屈。

匈奴贵族无计可施，便“徙武北海上无人处”。

苏武则“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他仍拄着汉朝的旄节，不屈节辱命。

他出使时正值壮年，待其归汉之时，已是须发皆白。

他成为我国历史上坚持民族气节的著名人物。

对曹操的评价（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武帝纪》注又引《世语》：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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