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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和现代化这是傅衣凌先生访美期间，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录音稿，后经范寒山先生整理，发表于香港《抖擞》杂志第38期。(一) 主持：今天是一个非正式的座谈会。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傅衣凌先生来跟我们讲一下同中国封建社会有关的问题，比如： 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定义和性质； 二、中国封建社会同欧洲和日本的封建社会的不同之点； 三、我们通常所谓的封建遗毒和封建包袱，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以甚么形式表现，它们同过去的中国封建社会有甚么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社会上的关系。 这都是大家今天所关心的问题。除了傅先生对这三个问题作扼要的介绍之外，我们也可以就这三个问题，或有关问题提出问题，请傅先生替我们解答，当然，我们也可以对傅先生的谈话内容发表个人看法，或提出补充意见。 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能够使我们今天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大堆问题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以及对将来怎么办有所启发、有所帮助。 还有，我们很高兴王浩先生也能够赶来参加今天的座谈会，这将使我们讨论的内容更加充实。 现在就请傅先生先给我们讲点背景知识，然后我们再进行讨论。 (二) 傅衣凌先生；今天，我没有什么准备。主要是同大家见见面。交换一些看法。 这次我个人来到美国，差不多已经有两个多月了。谈的问题，一大半都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来美之前，有一位在加拿大的朋友写信给我说，你对封建社会的看法，在美国那边恐怕不易为人接受，这点你必须做好准备。不过，我们既然是谈学术问题，最好还是按照自己的看法来谈，来相互交换意见。 “封建”这个名词，早在中国周朝就已使用了，如“封建诸侯”等。但是。现代历史科学上所谓的“封建”，根据我的了解，周代的分封制度和欧洲，日本所谓的封建社会是不大一样的。因为周代的封建制度，主要是从政治立场来考虑的，比如“分封诸侯，以藩屏周”，来保卫周天子。但是，欧洲中古的封建制度，不仅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还具有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意义。 中国使用“封建社会”这个名词，我想最早是在二十年代，还是从日本那边翻译过来的。后来到1927、1928年大革命以后，由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关于封建社会的争论就更多了。当时，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主张中国的封建社会到周朝为止，秦以后不再是一个封建社会，有人主张此后的中国社会是个士大夫社会，有的主张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到底秦以后的中国是个什么社会，大家好像是在猜谜一样，得不到一致同意的结论。 后来又经过了“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经过大家反覆研究，大体上认为封建社会主要是从生产关系上来看。换句话说，地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农民不占有生产资料。在这种基础上，地主和农民通过这种土地占有关系所产生的生产关系，叫做封建关系。这种封建社会，其经济特徵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就是以自给自足的经济为主体。这时虽然有商业活动，但只能算是地主经济的补充而已。 这里牵涉到中国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到底中国封建社会始於何时?这个问题，现在国内史学界的意见很不一致。从二十年代起到现在七十年代为止，还是没有定说。比如，去年在长春召开一次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会，会上大家意见很多，有的主张中国的封建社会从西周开始，即赞成范文澜的主张，有的主张在春秋战国之交，这是郭沫若的见解，有的主张始于秦汉时代，有的主张始于东汉，还有人主张始于魏晋南北朝，如尚钺、何兹全等。总之，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没有解决。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同马克思所讲的欧洲和日本的所谓“纯粹的封建社会”不同。因此，我将中国的封建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西周，终于春秋战国，叫做领主制的封建社会，秦汉以后为第二个阶段，是一种地主制的封建社会。从政治权力方面来看，前一个阶段是以地方分权为主的封建社会，后一个阶段是以中央集权制为主的封建社会，政权操于各地地主之手。比如《史记》里所说的“武断乡曲”，就是指这些人，也就是所谓的“土豪劣绅”，地主经济就这样一直发展下去，直到清代鸦片战争前后才没落，但是，甚至在解放之前，还存在着这类地主。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秦汉以后，虽然政治上是中央集权制，但经济上还是地方分权制，换句话说，各个地区还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名义上受命于中央，实际上自己可以作主，所谓“天高皇帝远”，就是指的这种现象。在这种地方分权制度之下，土豪、士绅是地方上的主要政治和社会力量。 因此，我把秦汉以后的地主分成两类：一类为身份性的地主，这类地主享有特权，如豪门世家和贵族；另一类为非身份性的地主，同特权无关。但是这两类人，在中国封建社会并非绝对统一。隋唐以后，通过科举制度、捐纳制度等来选拔人才，因而使 封建社会上各个阶层中的优秀人物都能加入政府。这种人物在社会上起了一定的影响力，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能够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发生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这种封建社会还能够延续下去。基于这一原因，我主张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弹性的封建社会，同欧洲和日本的纯粹封建社会不同。后者是以庄园土地制为基础，有土地就一定有特权，没有特权就没有土地，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商人、农人都可以买地，甚至社会最下层的贱民，只要有钱也可以买地，这显示身份制与经济权有分离的现象。 此外，在地主经济之下，中央政府不仅通过国家机器如政权、法令等来统治农民，更重要的是，通过地方上的乡族势力如大家族或有名望的人物来统治农民。这种乡族势力使中国封建社会变得非常坚韧，不易摇动根本。乡族势力在地方上办理义庄、义田、义学，类似现在的慈善事业和社会保险，可以发挥缓和阶级分化的作用，使阶级矛盾不大容易激化。所以，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阶级关系，不像欧洲中古时期那样的不可调和，比如，在中国，封建地主和农民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但是在欧洲，封建领主和农民截然对立，是不可以相互转换的。不过，地主与农民相互转换的这个规律，目前还是个大问题，有待探索。 这种通过占有土地取得权力的封建关系，今天虽然被摧毁了，但其残余的影响力还是相当的大。比如，目前国内所讲的特权制度、走后门、搞关系等现象，我看都或多或少地和旧的封建残余有一定的关联。因此，为了搞好四个现代化，我们应该深入研究一下同中国封建社会有关的各种问题。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主要还是让大家来讨论，我很想听听你们在国外的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现在在口语的封建一词也指思想保守落后。瞿同祖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叙述的封建社会才是真正的封建，即分封建制。秦以后的社会已经不是分封建制了，搞的是中央集权制或叫君主专权制；
现在通常说的封建确实多半是贬义，从包办婚姻、裹小脚、烧香拜佛、爱占小便宜，封建思想、封建迷信，到以前存在过的政治经济制度等等无不属于“封建”，与封建一词的本来面目已大相径庭，要还封建一词的本来面目，恐怕还有很长路。
封建一词出自于《诗·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毛传：“封，大也。”郑玄笺：“则命之于小国，以为天子，大立其福。谓命汤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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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是一种源自中国古代天子依爵位高低将领土分封与宗室或功臣做为食邑的制度；在此一制度下，诸侯、领主或大地主能强行索取土地收入，并且能在其领地上行使政府职权。
现代学者称之为“封建”的历史制度包括：
封建制度 (中国)：始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封建，在公元前3世纪秦朝建立后，渐为中央集权制取代；
封建制度 (欧洲)：盛行于5到15世纪的中世纪，随着16、17世纪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式微；
封建制度 (日本)：发源于8到12世纪平安时代的律令制，在12到19世纪武家政权时代成为主流体制，止于19世纪后半叶的明治维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_ 封建
传统科举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兼论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根本差异一、从技术层面看科举：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机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竞争”无论是与我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察举征辟，还是与外国古代的贵族制、军功制与“奴官”（如近东的所谓马木路克制）制相比，都要合理得多。而科举废除后，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另一方面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当然，对照现代文官制的实践，要挑科举制的毛病也是轻而易举的。诸如考试内容的陈腐、参考资格与考试规则等方面用现代眼光看也并非绝对公平。而当时的官吏铨选中除考试外也还存在着其他非竞争性因素，如世袭、恩荫、荐举、捐官、特授、奴官（太监外任或清时满洲包衣外任之类）等等。但是如果不以现代文明标准苛求前人，则应当说在前近代世界上的确难以找到一种政治人材选拔方式其“公正”性与效率能超过我国科举制度的成熟期。而且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行规范竞争方面的确是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更是“察举征辟”色彩浓厚、身份与“关系”背景强烈的我国现行干部制度应当借鉴的。 撇开贵族政治（它一般与非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无论中外，都有赖于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倾向相抗衡而维持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一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用”官员的程序。但是，曼萨卜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而优则仕”，军事官僚的色彩远过于文职色彩。作为高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儿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尽管曼萨卜达尔体制以官僚决定薪俸极高而闻名于史，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拥有任命与考核之权（如所周知，这两点即高薪与考核是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反腐败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腐败速度与程度仍然极为惊人，可以说决不下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官僚体系。[1]拜占廷的罗戈瑟特官僚体制文职色彩浓厚，而且对于具有政教合一特点的拜占廷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官僚体制既保持着独立于教会系统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宗教）自律。国家对文官的考核内容则包括罗马法之类的实用知识。然而罗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马军事贵族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贵族化的发展，官僚的作用日益减退，到14-15世纪罗戈瑟特大都已成为无权的虚衔。另一方面由于罗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无薪职，又执掌征收赋税之权，因而腐败也非常严重。最后，这一文官体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国家灭亡的先兆。[2]与这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比，我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在文职化、科层化、合理化等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更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我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延续得远比莫卧儿印度或拜占廷帝国为长久，这与科举官僚制胜于曼萨卜达尔或罗戈瑟特之类的外国传统官僚制是不无关系的。而如果以科举制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当然也必须指出，科举制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与其他土壤上萌发的制度间具有某些不可比性。科举制有赖于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象拜占廷、印度那样民族与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出类似制度的。而他们那种形态的官僚制或许是维护这种传统多元化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从制度层面看科举：“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这本属常识，并不是需要在学术上详加论证的深奥之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而它们在实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为其优点在学理上难于发现，而是因为它妨碍着某种既得利益体系。 但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科举制与它以前的世卿制、察举制以及外国的罗戈瑟特等官制一样都是以传统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因而它们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官制度、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提出所谓“选举制好还是考试制好”的问题来就十分荒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它与作为人材选拔拔术的考试制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芸芸众生在总体上看是平庸的，为他们中多数意志所左右的选举结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领袖”或圣明君主当选。那么民主制意义何在？就在于它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之授权这一原则，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样的“统治者”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就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质的区别。即使后者的科场纪律比前者更严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术上可以为前者所效法，这两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制度的规定性反映在技术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一些重大区别。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而传统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这类体制谈不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君臣”之别（严格地说只有皇帝是“掌权者”，而百官都是为他办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一般列为政务官的阁员、议员与地方主官的古代对应者）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4]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的对应角色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5]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一方面“政务官”不可一世，往往“官逼民反”，另一方面“事务官”蝇营狗苟，衙门陋规泛滥，明清时常有“衙蠹”之称。这显然不是通过强化科场纪律所能解决的。考试选官在技术上确有优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制度性问题。相反，制度的败坏却能够歪曲这一“技术”。因此尽管到明代科场纪律已经空前严密：“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文字中不许自序门第。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l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l官。”然而科场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办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6] 尽管如此，科举官僚制最大的弊病还不在科场，而在官场。即如黄宗羲所说：“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所谓取士之严，指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严重的人材浪费；所谓用士之宽，指一旦考上即易于“ 进”，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场气大坏。他由此叹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7]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评价已如此恶劣。其在两百多年后的清末变革之潮中之被废除就不难理解了。今人对“废科举”持批评态度者往往责怪清末以来在“西化”之风影响下一切求变的“激进主义”，实则科举名声的败坏早在清末“激进主义”兴起以前、甚至早在国门未开、国人尚不识西学为何物以前就很严重了。今人往往奇怪于当时的中国放着那么多的积弊不改，甚至连男人的辫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废除了科举制这个据说是“类似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宝贝。其实人们如果注意到反科举的思潮兴起于“西化”之前，也许就不会奇怪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倘无西方入侵，科举制在中国自身的轨道上是否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也未尝不是个问题。明末时从皇帝到社会上就已对“制科之弊”怨声不绝。崇祯皇帝因此提拔了非进士出身的陈新甲、孙元化、陈启新等人委以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并“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但专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8]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200多年后废科举后果的预演，它既说明了专制政治不变而只拿考试一法开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专制政治下被严重扭曲了的考试选官法本身的危机。对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进改制”坏事，也是有失公正的。ッ髑迨贝科场纪律制定得如此严密，何以科举制仍会败坏呢？我以为黄宗羲的一段话道出了症结所在，虽然这段话他并不是专就科举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9]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科举制败坏的根源就在于此。今日重新评价科举，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三、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上述黄宗羲的话还可以引起更深层的思考。这段话表明：中国的传统统治者，乃至传统中国人，并不象表面上声称的那样相信“性善论”。他们对人的“自私”与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说是无时或忘，并为此处心积虑地设计“防人”之法。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观是那些只从儒家圣贤之言来考察“传统”的人难以解释的。明清科场规则之严密，常使今天的科举肯定论者大为赞叹。然而又岂止科场规则，传统中国的“防人之法”达到极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科场防弊达到了每个“考生”派一军人给盯着的地步，官场防弊则达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的地步，这就是明清两代发展得登峰造极的回避制。那时除了世袭的土司和法定必须由孔家人任知县的曲阜一地外，全国各地的县官都必须来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县的人也不行，以防同乡结党为弊。就是这些外省人还不能久任，而须频繁调动，以防任职日久形成关系网。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国家也常持以怀疑的眼光，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依附关系的发展。甚至对于儒家意识形态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专制国家也不象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从北魏的废宗主而立三长、明初“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为“以此众叛，何事不成？”而险遭杀身之祸，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毁祠追谱”，抑制宗族势力，专制国家对“强宗右族”的疑惧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实际影响往往超过后一因素。[10]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为我国政治文化中以“国家（王朝）本位”来排斥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秦律》中关于“妻有罪，其财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财不收”、奴婢“盗主之父母不为盗主”的条款，明确承认父子夫妇各有其财。而秦人世风，则有所谓’借父l，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1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尤有过之。人性险恶，险恶的人抱成团更难制驭，因此国家应当使人际关系尽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横向关系如“朋党”、宗族、同乡等等都应减弱到最低限度。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统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历代帝王不论口头上怎么讲，实际上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超过四维八德。由汉到清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欧洲的村社、行会、教区这类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组织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与西方相比，这种传统秩序与其说是“家族主义”的，勿宁说是“国家主义”的。科举制度就是这一特点的产物。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这一制度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而学界对此似乎尚无足够认识。另一方面，这种选官制度与中世纪西方贵族制的区别也正是“大共同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之别的反映。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象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然而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采邑、村社、教区、行会之类“小共同体”权力的不发达，并不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发达所造成。相反地，它意味着专制国家这一传统的“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它不仅使公民个人权利无由产生，连“小共同体”的权利也被压抑。它“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着不自由的农奴，勿宁说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农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专制国家及其人格化体现者（君主）的“普遍奴隶”。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水浒》式造反-“庄主”带领“庄客”（或者说是农奴主带领农奴）造专制国家的反-- 成了最好的注解。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它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这两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术上可以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从专制国家即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后者却是从公民权利本位即个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黄宗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倾向的中国式“启蒙思想家”在抨击科举制之余，会主张恢复仿佛是更为落后的察举征辟之制：这与社会上的人们宁投“庄主”为“庄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道理。现在不少论者从技术上指出科举考试仍不如现代文官制“平等”，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公民个性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才是根本的区别。科举考试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种排斥个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无现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种天下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严格地说，它与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的制度并无实质区别。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时摆脱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消解机与制衡机制。西欧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这样。在“大共同体”不活跃的西方，公民权利在一定阶段上与“大共同体”的体现者结盟，联手反对“小共同体”的桎梏，反对领主权与村社陈规，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进程。而在市民权利成长起来后，便会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追求个性的进一步解放。而在传统中国则相反，“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或许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却需要与某种“小共同体”结盟。我们知道“庄主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而言是一种落后现象，但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庄主经济”色彩的乡镇企业，在冲破大一统命令经济的蕃篱、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机制与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定阶段上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末对科举制的否定也许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废科举”之后出现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称道（犹如“庄主经济”或王权也并不是市场化进程与市民社会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尽管我们现在还要为摆脱这些替代物、实现政治人材选拔方式的现代化进行艰苦的努力。[13]总之，公务员任职资格考试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务官员）的技术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统治合法性的产生机制）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文官制度，它的积弊及最后被废除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全盘西化”或“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是：科举官僚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本位”（君国本位）的传统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儒家文化及其相关概念，诸如性善论、家族本位与“德治”理念等在“中国传统”中的实际地位，至少它与书本上的地位大异其趣）。它与以个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权利本位）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体本位”（家族、社区或利益集团本位），因而可能会有某些技术上的相似。但两者在深层次上的根本区别却可能比它们各自与“小共同体本位”的距离更大。因此，绕开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术上的相似而从传统官制跨入现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百年之后，客观地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并在技术意义上借鉴科举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们不应借弘扬所谓“保守主义”而完全否定“废科举”，作为现实问题我们更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注释：[1] R.C.Majumdar, H.C.Raychaudhuri and K.Datta, An Adranced History of India. Macmillan,1978.PP.549-556 [2] W.E.Kaegi,Byzantine Empire:Bureaucracy. N.Oikonomides,Logothete.Bath in Dictonary of the Middle Ages.Vol.2,PP.471-475;Vol.7,P.642. [3] 《唐摭言》卷一。 [4]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吏胥》。 [6] 明吏》卷七0，《选举二》。 [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9] 《明夷待访录·原法》 [10] 参见秦晖：《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8月号，28-31页。 [11] 《韩非子·备内》 [12] 《汉书·贾谊传》，今本贾谊《新书·时变》文略异。 [13] 关于“大共同体”、“小共同体”及个性发展（现代化）进程间的关系，详见注[10]秦晖，25-31页。
封建 所谓封建，应该为封土地、建诸侯国。但我也感觉现在我们所说的封建和本义是错位的。现在的封建好像有保守落后的意思，和我们的科学民主相违背的东西。我们常说的还有封建家长制、封建思想、封建迷信等等。 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意指实行封建制度的社会状态，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常用的学术名词。 封建这个字的由来，马克思主义史家基于法律的论点，认为它主要强调划分土地所有权。目前一般将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做为对比。 争议 许多西方及海外史家并不认为中国有过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或者认为中国封建制仅限于周朝甚至西周时期（请参见分封制）。但根据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封建社会时期，如欧洲从9世纪到大约15世纪，都算是封建社会时期。而中国从战国时期开始，也历经很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封建社会中除了强调土地划分拥有权之外，通常也有上对下，很明显的阶级制度。 封建社会的定性 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自然经济是以土地为基础，农业与手工业结合，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具有自我封闭性、独立性，以满足自身需要为主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中的关键生产资料掌握大部分都掌握在地主（或封建领主）手中，故而能够形成“地主（封建领主）剥削农民”的阶级关系。 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根本即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通过掌握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对使用土地的农民通过榨取地租、放高利贷等手段剥削其他阶级。同时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也不尽相同，有通过契约租赁、缴纳地租、雇用佃户等方式实现，但其本质依然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会改变封建社会作为一个阶级社会的本质。 独有的封建思想 封建社会中往往存在相当明显的阶级制度，如中国的宗法制，西欧的教主-国王-领主-爵士制，形成金字塔式的统治架构，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也是如此完善的，通常领主的爵士不会再对国王效忠，也因此有了一句名言“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然而这种统治结构能够长期维持下来的，就是封建社会的思想观念：通常以“君上大权”为骨架，融入一些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思想而汇集成，其中也含有一些优秀的道德价值观，最典型的是中国的“儒家思想”。 封建社会的变化 在根本上动摇封建统治的，就是对其生产关系的破坏，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都是旨在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从而改变整个封建制度）的阶级斗争。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生产关系——雇用劳动力。 最早的资本主义诞生于当时商品经济发达意大利，如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区。 代表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是以商品交换与商品生产为核心的商品经济。由于生产的目的由单一满足转变为向社会提供产品，从而决定了生产关系将有别于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有的自然经济受到冲击，开始解体，农民与手工业者开始丧失生产资料，成为无产阶级，再由工厂主——最早的资产阶级与他们签订雇用协议，形成新的生产关系，雇用劳动力。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对原有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进程，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有能力扫清一切有悖于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如“天赋神权”、“三纲五常”等思想，男耕女织等生产结构，最终推翻封建社会，建立资本主义国家。 封建社会的归宿 通常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会转型为资本主义社会，根据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的各种关系，形成君主立宪制（英国、沙皇俄国、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等）、共和制（法兰西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等）。 不过也有特殊的变化关系，如中国由封建社会形成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再越过资本主义社会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参见共产党、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国家） 同一时期可以存在各种生产关系构成的社会。 现在在口语的封建一词也指思想保守落后。翟同祖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封建社会才是真正的封建，也就是分封建制，也就是十年前中学历史书中秦之前的奴隶社会；中学时的封建社会其实也经不是分封建制了，搞的是中央集权制或叫君主专权制；现在通常的说的封建确实多半是贬义，是保守与落后的代名词，如：封建思想、封建迷信等，与封建一词的本来面目已大相径庭，要还封建一词的本来面目，恐怕还有很长路。 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的定性 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自然经济是以土地为基础，农业与手工业结合，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具有自我封闭性、独立性，以满足自身需要为主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中的关键生产资料掌握大部分都掌握在地主（或封建领主）手中，故而能够形成“地主（封建领主）剥削农民”的阶级关系。 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根本即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通过掌握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对使用土地的农民通过榨取地租、放高利贷等手段剥削其他阶级。同时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也不尽相同，有通过契约租赁、缴纳地租、雇用佃户等方式实现，但其本质依然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会改变封建社会作为一个阶级社会的本质。 独有的封建思想 封建社会中往往存在相当明显的阶级制度，如中国的宗法制，西欧的教主-国王-领主-爵士制，形成金字塔式的统治架构，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也是如此完善的，通常领主的爵士不会再对国王效忠，也因此有了一句名言“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然而这种统治结构能够长期维持下来的，就是封建社会的思想观念：通常以“君上大权”为骨架，融入一些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思想而汇集成，其中也含有一些优秀的道德价值观，最典型的是中国的“儒家思想”。 封建社会的变化 在根本上动摇封建统治的，就是对其生产关系的破坏，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都是旨在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从而改变整个封建制度）的阶级斗争。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生产关系——雇用劳动力。最早的资本主义诞生于当时商品经济发达意大利，如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区。代表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是以商品交换与商品生产为核心的商品经济。由于生产的目的由单一满足转变为向社会提供产品，从而决定了生产关系将有别于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有的自然经济受到冲击，开始解体，农民与手工业者开始丧失生产资料，成为无产阶级，再由工厂主——最早的资产阶级与他们签订雇用协议，形成新的生产关系，雇用劳动力。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对原有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进程，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有能力扫清一切有悖于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如“天赋神权”、“三纲五常”等思想，男耕女织等生产结构，最终推翻封建社会，建立资本主义国家。 封建社会的归宿 通常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会转型为资本主义社会，根据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的各种关系，形成君主立宪制（英国、沙皇俄国、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等）、共和制（法兰西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等）。不过也有特殊的变化关系，如中国由封建社会形成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再越过资本主义社会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参见共产党、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国家）同一时期可以存在各种生产关系构成的社会。说明：以上的词条解释应该是经典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的观点.这是一种源自欧洲历史研究习惯的社会形态划分方法，这种舶来品并不适用于中国历史上存在的社会形态的划分。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封建社会”一词,就其最原始的释义来讲,应该是指其字面意义:封土建国。 即分封制,在中国盛行分封制的时期应该是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之前的时期,尤其是西周时期，周武王灭商以后,周天子分封天下,那时诸侯小国林立，一个面积几平方公里的小城邦，其统治者被周天子分封为君主，以“国”自居，这个时期的社会形态被奇怪地称为“奴隶社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所常用到的一种称谓）,到东周时期,诸侯小国逐步被兼并成诸侯大国，直到战国末期，秦国并吞六国，建立起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时的社会不应该叫做封建社会,因为在当时大一统的中国,已经废置了封土建国的分封制,没有王侯可以受封而自行建国,自立为君主是不被允许的，所谓的皇帝只有能有一个,因此,自秦始皇开始至辛亥革命的这段中国历史时期,最合适的名称应该是:(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社会。而同时期的欧洲经历的黑暗的中世纪才是真正意义的封建社会,那时的欧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治,大大小小的君主受到分封后各自为政,建立属于自己的城邦，是一个真正封土地而后建国的封建社会。也可以说，中国在农业社会时期的社会形态发展是领先于欧洲社会形态的发展的，中国的“宗法专制社会”比同时期的欧洲的“封建社会”更加进步，而且两种社会形态有着很明显的区别。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宗法专制社会”被我们称为“封建社会”，而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却被我们称为“奴隶社会”呢？ 其实，对于中国历史上社会形式的划分，应该这样对应地改称为： 传统称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修正称谓：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宗法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这是引用欧洲历史学划分方法到中国后引起的水土不符的结果，宗法专制社会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 关于封建的含义人们争论很多。在中国，“封建”的概念可以意指三个不同的对象∶第一是指中国古代的封建，如西周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第二是指中国从古代延续到近代的“封建社会”，久讼不已的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与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等问题即由此而来；第三是指欧洲中世纪的一种社会制度，它常被看作是各种封建社会的参照原型马克思用做研究对象的西欧封建制度，是指王权集中以前的领主各自为政的状态。显然，这种状态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当王权集中后，在经济上则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 我国固有的封建含义类似，即分封建国。秦朝以后基本就不是主流了，尽管汉初明初有过反复。 但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用的“封建”二字，似乎与这两者都没相似之处。我们的历史书上认为“封建制度”的起源时期就很奇怪。 西欧的王权集中后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中国皇权集中的结果却是扼杀资本主义因素。可见，西欧封建制度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因为关税等原因），而在中国，封建制的确阻碍了经济，但皇权制却是有意扼杀经济的发展。 关于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有三种观点，我们课本上的——西周开始进入封建社会，还有两种是秦汉论（秦汉时期进入封建社会）、魏晋论（两晋时期进入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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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性是指在符合学科本身要求的边界范围内、以该学科特定的概念或范畴来解说问题以阐述自己的思想。学术性的内涵：不是有用性，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中探讨某个问题，将研究向前推进一步，提出新的概念，开展新的观察实验，揭示了某现象的成因，或揭示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或某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我们的科技论文统计工作非常有用，但学术性不算强。学术性课程一般指内容主要涉及有关学科的纯科学、纯理论问题的课程。与“专业性课程”相对。如基础数学、理论物理、文学理论等类的有关课程。或是高等学校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或是学生进行专业学习的必备基础；或是学术性专业的主要课程。
知识堆砌的常识，实验获取的认知，学识携带的逻辑思维。
除了散文，日记等非专业的文章，以研究为目的的论文
学术论文-定义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预测性上具有的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上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讨论或学术刊物上发表，或用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学术论文是对某个科学领域中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后表述科学研究成果的理论文章。学术论文应具备以下四个特点：一、科学性。学术论文的科学性，要求作者在立论上不得带有个人好恶的偏见，不得主观臆造，必须切实地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论据上，应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以最充分的、确凿有力的论据作为立论的依据。在论证时，必须经过周密的思考，进行严谨的论证。二、创造性。科学研究是对新知识的探求。创造性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学术论文的创造性在于作者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这是因为科学的本性就是“革命的和非正统的”，“科学方法主要是发现新现象、制定新理论的一种手段，旧的科学理论就必然会不断地为新理论推翻。”（斯蒂芬·梅森）因此，没有创造性，学术论文就没有科学价值。三、理论性。学术论文在形式上是属于议论文的，但它与一般议论文不同，它必须是有自己的理论系统的，不能只是材料的罗列，应对大量的事实、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一般来说，学术论文具有论证色彩，或具有论辩色彩。论文的内容必须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符合“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既分析又综合” 的科学研究方法。四、平易性。指的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科学道理，不仅要做到文从字顺，而且要准确、鲜明、和谐、力求生动。
学术规范是科学研究、论文写作和发表的基石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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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规范有利于提高学术国际化水平。学术成果应能与国际学者交流，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并能与其合理克争，讲究学术规范，不仅要求论著格式、引文注释、署名方式、文摘、关键词等符合或大体符合国际标准或习惯，而且要求论著的内容具有国际水准。
学术规范有利于提高学术研究的效率。学术研究也是个效率的问题，即应将有限的时间、资源用在最关键的事情上，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力争多出和快出优质成果，善于吸收和借鉴他人的经验与教训，节省有限、宝贵的研究时间，遵守学术规范，有利于提高研究效率。
学术规范含义和意义：
是指学术共同体内形成的进行学术活动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或者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制定的有关学术活动的基本准则。
学术规范的意义是有助于彰显学术研究的价值，使学术活动制度化、学术研究标准化和专业化。有助于学术积累和创新，强调学术史的研究和学术传统的养成，从而推动学科发展。有助于解决学风建设问题，规约和惩处学术研究活动中的各种不良行为。
学术规范是指学术共同体内形成的进行学术活动的基本规范，或者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制定的有关学术活动的基本准则。它涉及学术研究的全过程，学术活动的各方面：包括学术研究规范、学术评审规范、学术批评规范、学术管理规范。
素养的含义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说话办事有素质有教养的意思。
学术沦为对于学术研究的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学术论文的发表能提升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论文是体现学生学术科研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学生基本素养、信息检索能力、逻辑表达能力、思辨能力的象征。其次，助力海外院校申请。对于国外院校来说，学生的科研能力是招生委员会最看重的一环。拥有科研论文发表经历可以让简历脱颖而出，增加获得录取的几率。保研加分，科研论文作为保研申请资料之一，对申请保研名额提供很大帮助，优秀的论文质量、发表刊物等级都能够提供给申请者不同程度的加分。增加求职砝码。创作论文的过程中，锻炼人的思辨、逻辑、细致程度、文字表达能力，这些都是用人单位看重的良好品质。众多名企网申中均有学术或科研信息需求职者填写。
素养是指一个人的修养，从广义上讲，包括道德品质、外表形象、知识水平与能力等各个方面。在知识经济的今天，人的素养的含意大为扩展，它包括思想政治素养、文化素养、业务素养、身心素养等各个方面。
扩展资料：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研究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适应世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提升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核心素养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化，是连接宏观教育理念、培养目标与具体教育教学实践的中间环节。党的教育方针通过核心素养这一桥梁，可以转化为教育教学实践可用的、教育工作者易于理解的具体要求，明确学生应具备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从中观层面深入回答“立什么德、树什么人”的根本问题，引领课程改革和育人模式变革。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素养
学术论文有多重要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具有的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我整理了对学术论文重要性的认识，欢迎阅读! 对学术论文重要性的认识 1、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预测性上具有的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上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讨论或学术刊物上发表，或用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 2、学术论文的写作是非常重要的，是衡量一个人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志。在学术论文撰写中，选题与选材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一篇学术论文的价值关键并不只在写作的技巧，也要注意研究工作本身。在于作者选择了什么课题，并在这个特定主题下选择了什么典型材料来表述研究成果。科学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选择了有意义的课题，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研究成果，写出较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所以学术论文的选题和选材，是研究工作开展前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 3、学术论文，就是用系统的、专门的知识来讨论或研究某种问题或研究成果的学理性文章。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创造性、学理性。 4、其分类如下： (1)按研究的学科，可将学术论文分为自然科学论文和社会科学论文。每类又可按各自的门类分下去。如社会科学论文，又可细分为文学、历史、哲学、教育、政治等学科论文。 (2)按研究的内容，可将学术论文分为理论研究论文和应用研究论文。理论研究，重在对各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应用研究，侧重于如何将各学科的知识转化为专业技术和生产技术，直接服务于社会。 (3)按写作目的，可将学术论文分为交流性论文和考核性论文。交流性论文，目的只在于专业工作者进行学术探讨，发表各家之言，以显示各门学科发展的新态势;考核性论文，目的在于检验学术水平，成为有关专业人员升迁晋级的重要依据。 关于庙壁画的学术论文 召庙壁画考 【摘要】 本文介绍了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壁画的内容，论述了壁画中主要尊像之间的关系。认为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壁画中的主要尊像为白哈尔、铁匠神、白梵天，三者出现在一个佛殿之中，其中应该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对进一步揭示明末以来内蒙古与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大召寺;乃琼庙壁画;内容;主像关系;考证 位于呼和浩特市的旧城玉泉区的大召寺，其蒙语名为“伊克召”(大庙)，是呼和浩特地区最大的黄教寺庙。呼和浩特大召寺及其他各大寺院的建立，使得呼和浩特从明朝开始就成为了一座辉煌美丽的城镇，是当时的蒙、藏、汉各族以及蒙古之间文化、经济交流的中心。呼和浩特的大召寺因为供奉过清朝康熙帝的万岁金牌，所以视为呼和浩特众多寺院中的“帝庙”。 大召寺壁画作为一种宗教艺术品，其意义不仅仅具有宣扬佛法，劝人积极向上的单纯目的，这种召庙壁画更是内蒙古统治阶层解决内外矛盾、稳定民心、维系部落团结的内容体现。召庙壁画是十六世纪末叶以来西藏佛教文化传入蒙古草原后的产物。本文所指的是大召寺壁画，以独特的造型语言和绘画，表达了当时土默特蒙古族人民虔诚的宗教情感，是研究当时民族史、蒙古文化史、蒙藏宗教史、蒙藏关系史的重要文化遗存。 一、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壁画内容考 关于呼和浩特大召寺的文献与史料是相对完整的，但是对大召寺乃琼庙的相关记载就相形见绌了，文献与史料则少之又少。 大召寺内现存的古代壁画主要存于乃琼庙佛殿东、西、北正壁三壁及大雄宝殿经堂北壁东西两侧和佛殿内。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佛殿北壁横长9.1米，纵高4.7米，东、西、北三面墙壁上从殿顶至佛台间的墙壁上均布满壁画。北壁面积最大，东、西两壁比北壁墙面低大约40厘米，两壁墙面上方都以木质结构与北壁持平。 大召寺乃琼庙北壁有主尊像5尊，5尊像身量远大于壁画中的其他尊像，壁画中央的尊像相较其它4尊又属身量最大，身量尺寸突出了其中心位置，这5尊像的周围又散布着众多的身量较小的尊像。 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的名称与西藏哲蚌寺乃琼庙的名字相同，西藏乃琼庙主供白哈尔护法神，所以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也应该与白哈尔神有着必然联系。北壁壁画中从西向东的第五位主尊是3面6臂的白色身相，左3只手分别持刀、弓、杖，右3只手分别持钩、箭、剑，尊像显游戏座，座骑是一雪狮，如此造像特征与奥地利学者贝斯基的著作中对白哈尔神的图像描述一致。北壁的其余4尊主尊像造像特征也与该书所述的白哈尔五身神组中的另外四尊神相对应，所以我们基本可以认为北壁五尊主像为白哈尔五身神。 此外，《西藏喇嘛教图像学》书中就列出了白哈尔五身神组的图像规范表，当中的五身神与内贝斯基在《西藏的神灵体系和鬼怪》对白哈尔五身神的描述是一致的。其中内贝斯基对白哈尔五身神组成的坛城中诸神的方位描述为：位之中央的意之王帝释，位之东方的身之王门普布查，语之王战神一男位之西方，功德之王具木鸟形者位之南方，位之北方的是叶之王白哈尔。以上对白哈尔五身神造像特征的描述与和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佛殿北壁壁画内容中的五身神组是基本吻合的，所以我们基本可以判定：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佛殿北壁所描绘的主尊像是白哈尔五身神组。五身神组形成的坛城，是以意之王帝释为中心的坛城，乃琼庙北壁的五位主尊自西向东的顺序为：身之王门普布查、语之王战神一男、意之王帝释、功德之王具木鸟形者、叶之王白哈尔，这样的五身神组就形成了以意之王帝释为中心的坛城。 我们再将视线移向东壁壁画，东壁壁画主尊头戴一骷髅冠，面显忿怒态，两臂长开，左手握一吹火皮囊，右手持一冒火锤，呈游戏座，座骑为一褐色公山羊。主尊与座骑与《西藏的神灵和鬼怪》中的具誓护法单坚的造像特征很为相似，唯一的不同点就是书中尊像头戴的是“沃贝夏”或者“太虚帽”。具誓护法是格鲁派密教寺院的护法，也是宁玛派的三根本护法之一，被称为“具誓金刚”、“善金刚居士”。单坚护法骑绿鬃白狮，骑羊也是他的主要化像之一。骑羊护法呈铁匠装容，也被西藏当地的铁匠称为保护神，其左右手的手持之物吹火皮囊和铜冒火锤就是和铁匠有关的法器，所以民间一般称之为“铁匠神”。 与东壁相对应的西壁壁画主尊正面面向来者，主尊头顶有一白海螺，手持法器为长矛、宝剑和宝盆，呈游戏座，座骑为一白马。根据其头顶的白海螺为辨识其身份的最主要特征，藏传佛教将头顶海螺的护法尊像称为“具海螺髻白梵天”。此壁画中所绘制的白梵天的伴神以及怒相神与《西藏的神灵和鬼怪》中所提到的造像特征也基本相符。白梵天有善身形和梵天怒相形，西壁壁画的主尊是善相白梵天。 由此可知，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佛殿北壁绘制的是以意之王帝释为中心组成的五身神组坛城;东壁壁画主尊为铁匠神;西壁壁画主尊为白梵天。由于藏传佛教绘画中主要尊像的绘制要严格按照相关的教义规定来绘制，所以尊像的姿态表现有些固定，程式化的特征有些明显。但是这三面壁画中的七位主尊身形高大魁梧，北壁中央的意之王帝释表现最为明显，达到了寺庙壁画应有的宗教威慑效果。乃琼庙壁画中其他的伴神也被绘制的栩栩如生。 二、大召寺乃琼庙佛殿壁画中主要尊像之间的关系 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壁画中的主要尊像为白哈尔、铁匠神、白梵天。三者出现在一个佛殿之中，其中应该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白哈尔、铁匠神、白梵天都是藏传佛教之中的世间护法神，可以对世间之事做出预言。他们都具有财神的身份，这其中也不难表明内蒙古地区上层社会对生活富足、民族强大的美好愿望。 白哈尔神与铁匠神有相同的财神性质，二者在诸多的图像中都有所关联。除了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佛殿壁画中同时出现外，蒙古国有一私人收藏的以多吉秀丹为主尊的唐卡中，右下角就是铁匠神，在左边的中部绘制有以白哈尔为中心的五身神组坛城。雍和宫以意之王帝释为主尊的五身神组唐卡中，铁匠神位于主尊正下，在这幅唐卡中除白哈尔五身神组外，也就仅仅绘制了莲花生与铁匠神。在雍和宫的另一幅以多吉秀丹为主尊的唐卡中，铁匠神作为其伴神出现在了画面的右下角。在藏传佛教的教义之中，多吉秀丹是以白哈尔接替者的身份出现的，这都可以反映出白哈尔和铁匠神之间的关系。 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白哈尔神与白梵天神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清代的西藏，二者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领域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在藏传佛教的教义中，白哈尔和白梵天就有多重称谓上的关系。内贝斯基在“具海螺髻白梵天”与白哈尔名称共用关系的问题上就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即“早期的一些翻译家，当他们为源于印度的一些神灵选择译名时，有时就使用现成的属于佛教传入以前西藏土著万神殿中的神灵的藏语名称，这是极有可能的”。一些西藏人认为被称为白梵天怒相神灵的李庆哈拉神就是白哈尔的一个身形或者“化身”。 三、结语 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佛殿壁画是比较珍贵的历史遗存，对研究内蒙古的藏传佛教，尤其是当中的护法神体系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是内蒙古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艺术作品，这对进一步揭示明末以来内蒙古与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区的关系也有重要的意义。 看了“对学术论文重要性的认识”的人还看： 1. 学术论文的重要性的认识 2. 对学术论文规范的看法 3. 对学术论文的认识 4. 学术论文写作的认识 5. 学术论文的学术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