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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傅玄的思想成就主要有唯物论的哲学思想，认识论上的朴素唯物主义。在自然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构成自然界事物的基本元素，自然界的生成不是靠“造物主”、“神”、“天”等神秘力量。丰富和发展了古代元气一元论的自然观，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指出了人性的可塑性。关于傅玄的哲学思想的独到贡献，钟泰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中，认为傅玄能够发前人所未发，能够认识到道家对法家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钟先生评价傅玄云：“老庄之用，在于申韩。晋人言老庄者多，而知申韩者少。故吾尝言晋人未能得老庄之全，以是蒙其害而不获其用。既得《傅子》读之，觉其尚公道，重爵禄，犹有法家之意。” 政治傅玄的政治思想成就，主要是“民本”思想。认为“国以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民危则国危。傅玄总结秦亡的教训，指出要实现长治久安，统治者须息欲富民，“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具体提出分民定业、兴修水利、公平役赋、“官民同耕”、裁汰冗员等主张；反对腐化，提介简朴，严肃吏治，注重德治，充分体现了民本思想。 傅玄的文学著述颇丰，诗赋、散文、史传、政论无不擅长。传世之作为明代张傅所辑《傅鹑觚集》，清代严可均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辑录傅玄的散文和辞赋，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辑录其全部著作，清《四库全书》辑录其大量诗文，新中国出版的《汉魏六朝诗选》、《汉魏六朝散文选》、《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书，选收傅玄不少诗文。傅玄文学的突出成就在诗歌方面，现存一百多首，绝大多数是乐府诗，独树一帜，成就最高。《隋书·经籍志》载“晋司隶校尉《傅玄集》15卷”，今佚。明人张溥辑有《傅鹑觚集》1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又《傅子》已佚，今存辑本。傅玄的文辞之美，深为世人所赞，足可以与《杨子》、《墨子》、《孙子》、《孟子》齐名。在赋役租税问题上，主张应根据客观需要来决定轻重，调动生产者积极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在文学上，傅玄以乐府诗体见长，今存诗60多首，其中以反映妇女问题的作品最为突出。傅玄博学能文，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曾参加撰写《魏书》；又著《傅子》数十万言，书撰评论诸家学说及历史故事。傅玄作诗以乐府诗体见长。今存诗60余首，多为乐府诗。其中虽有一些宗庙乐章和模拟之作，但是也有不少作品继承了汉代乐府民歌的传统，反映了社会问题。其中尤以反映妇女问题的作品最为突出。如《豫章行·苦相篇》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现象和妇女的痛苦。《秦女休行》描写庞烈妇的正义复仇举动，《秋胡行》表现秋胡妻的贞烈、鞭挞了秋胡的轻薄行径，都从正面歌颂了妇女的高贵品质。他还有一首《墙上难为趋》，将贵族和贫士对比，有针砭社会的意义。傅玄的诗不求华艳，风格比较雄健，如《秦女休行》，后人就誉为“音节激扬，古质健劲”（《采菽堂古诗选》），颇有汉魏风韵，但语言有时流于艰涩。傅玄还有一些描写爱情的小诗，如《西长安行》、《车遥遥》篇、《云歌》等，善用比兴，宛转清巧,语简情深。象《云歌》这类长短句的形式，对鲍照的诗歌创作有一定影响。傅玄年少时在河内避难，专心读书，其后虽然显达富贵，但著述没有荒废。撰述著作评论治国的三教九流以及三史旧事，评断得失，各为条例，书名叫《傅子》，分为内、外、中三篇，共有四部、六录，合共一百四十首，几十万字，连同文集一百余卷流行于世。傅玄当初写成内篇，儿子傅咸交给司空王沈看。王沈给傅玄的信中说：“看到您所著的书，言辞宏富道理齐备，筹划治理国家大事，重视儒家教化道义，足以堵塞杨朱、墨翟学说的放浪形迹，可以跟往古的荀况、孟轲相比并。每次开卷，没有不感慨叹息的。‘不见贾谊，自己认为超过他，现在才知道比不上’。真是这样啊！” 傅玄工书法，善篆隶，其作品今无存。
庆阳地区古称北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在很早以前，周人就在此建治。秦始皇统一六国，始治郡县，庆阳地区乃为北地郡。在这块黄土地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优秀的历史文化名人。东汉大哲学家王符，被称为“后汉三贤”之一，其著《潜夫论》流传深远。明代著名文学家李梦阳，被誉为明“前七子”之首，其书《空洞集》影响深广，他们都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而魏晋之时的傅玄也是其中之一，他的不朽之著《傅子》及其乐府诗赋，同样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晋书·傅玄传》称，“傅玄，字体奕，北地泥阳(即今甘肃宁县)人也。”虽为“显贵”，然著述不废，著作甚富。其“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备受时人及后人一致称赞。唐房玄龄撰《晋书》借晋司空王沈之言称道：《傅子》所论，“言富理济，经伦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扬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将其与孟子、荀子并驾齐驱。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说：《傅子》所言“皆关切治道，阐启儒风，精意名言，往往而在，以视《论衡》《昌言》皆当逊之”。将其学术地位提高到王充《论衡》及仲长统《昌言》之上。正因为如此，晋武帝曾有诏说：傅玄“所陈便宜，言农事得失及水官兴废，又安边御胡政事宽猛之宜，申省周备，一二具之，此诚为国大本，当今急务也。”甚至就连清乾隆皇帝也称赞傅玄《傅子》“制事有良方。”然而，自南北朝以降，傅玄《傅子》散失甚多。所以，《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及《崇文总目》等史书对傅玄《傅子》的记述都远不及《晋书·傅玄传》所言之数。直到清代，才有人开始对傅玄《傅子》的残篇搜集整理。清人严可均在数十年间花费很大气力，从《太平御览》、《北堂书钞》、《初学论》、《艺文类聚》、《群书治要》、《意林》等文献中钩稽出傅玄《傅子》残篇六卷，编入他所校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书之中，前两卷为诗赋，后四卷即《傅子》。所辑较完整的政论二十余篇，史评史料数十条，才是傅玄《傅子》有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文本。 《晋书·傅玄传》说傅玄死时“六十二岁”，未明其生卒之具体时间。据已故学者陆侃如先生考证，傅玄当生于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卒于西晋武帝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是一位魏晋之际的历史人物。《晋书·傅玄传》言“玄少孤贫，博学善属文”，魏齐王芳正始初年，年仅二十出头的他就被州里举为秀才。正始六年选入著作，与著名“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共撰《魏书》。后任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所居称职”。曹魏末年，司马昭设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被封为鹑觚男爵，任晋王司马炎的散骑常侍。晋武帝时，晋为子爵，加附马都尉，官历御史中丞、太仆、司隶校尉等。可见，傅玄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于曹魏时代，入晋步入“显贵”之后只仅活了十二年就死了。但他仕数朝、官六卿，对魏晋之际特别是晋初所面临的社会矛盾却了如指掌，明察秋毫。因而，为维护西晋王朝的长治久安曾提出过诸多切合时宜的建议和主张。诸如傅玄提出“国以民为本”。他认为欲求国治，必先安民。欲求安民，必先富民。在他看来，“民富则安，贫则危。”“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而富民之要则在于“上息欲”。他说：“上欲无节，众下肆情，淫侈并兴，而百姓受其殃毒矣。”故“不息欲于上，而欲使下之安静，此犹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凋废者难矣。”为此，他明确告诫为治者，“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其为治之要乎。”又如傅玄认为“治国有二柄，一曰赏，二曰罚。赏者政之大德也，罚者政之大威也。人之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杀之也。为治审持二柄，能使杀生不妄，则其威德与天地并矣。”所以，他说“民之所好莫甚于生，所恶莫甚于死，善治民者，开其正道，因所好而赏之，则民乐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恶而罚之，则民畏其威矣。……故夫威德者，相须而济者也。”若“独任威刑而无德惠，则民不乐生。独任德惠而无威刑，则民不畏死。民不乐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治也。有国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治者，唯威德足以相济者乎。”提出了德威相济、礼法并用的为治方略。再如傅玄倡导“国以贤兴。”他说：“贤者，圣人所与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举贤为急。”又说：“君不独兴，必有良臣。”“况帝王之佐，经国之任，可不审择其人乎。”充分肯定了贤能之士对于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看法，他对魏晋时代世家贵族嫉贤弃能，以世族门弟取人，而又口口声声“称古多贤，患世无人”的九品中正制度提出批评：“贤能之士何世无之，何以知其然，舜兴而五臣显，武王兴而九贤进。齐桓之霸，管仲为之谋。秦孝之强，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则王佐至，欲霸则霸臣出，欲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之人往，求无不得，唱无不和，是以知天下之不乏贤也，顾求与不求耳，何忧天下之无人乎。”真可谓见地深刻，一针见血。正因为如此，傅玄及其《傅子》备受历代政治家和学者们的一致推崇。唐初谏仪大夫魏征为了给唐太宗提供“先王得失”之借鉴而编纂的《群书治安》就大量收录了傅玄《傅子》的政论和史论。中唐马总以旨在“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补比事之阙，下以佐必文之绪”而编纂的《意林》，又再次选录傅玄《傅子》的大量政论，可以想见，唐代统治思想中必然渗透着傅玄的为治思想，傅玄的为治思想是唐统治者选择其为治之术的思想来源之一。由于唐统治者对傅玄《傅子》的推崇，唐以后历代官家私家藏书均有对傅玄《傅子》的抄录和引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以及《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等典籍和史书中均有傅玄《傅子》的篇章或记述。可以说，傅玄及其《傅子》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 傅玄《傅子》及其思想在中国哲学史，文学史和经济史上亦有其重要地位。在哲学上，傅玄基本上倾向于朴素唯物主义。他认为“元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元素。他说：“浩浩元气，遐载太清，五行流迈，日月伐征，随时变化，庶物乃成。”又说：“昔在浑成时，两仪尚未分，阳升垂清景，阴降兴浮云，中和合氛氲，万物各异群。”以“元气”始分阴阳说明自然宇宙万物的生成和演化，发展了汉以来元气一元论的宇宙论，开了魏晋南北朝神灭论的先河。在文学创作上，傅玄着力于汉以来乐府歌辞的创作。乐府诗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其创作在傅玄之前还是非常有限的。今存汉乐府诗歌仅有三四十首。到了魏晋时代，尽管被傅玄早一辈的曹氏父子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终生倾力于乐府歌辞的创作，但今存的乐府诗，三曹合计也不及百篇。与傅玄同时代的阮籍没有乐府诗传世，嵇康也只有少量的乐府诗。比傅玄晚一辈的张华也只有十多首，陆机也不过四十来首。而据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傅玄乐府诗八十余首和清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收录傅玄乐府诗一百二十多首来看，傅玄是今存乐府诗创作数量最多的一位乐府诗人。所以，清沈德潜辑《古诗源》评论说“休奕诗，聪颖处时带累句，大约长于乐府”。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更谓：“逮于晋世，则傅玄晓音，创立稚歌，以咏祖宗”。在经济思想方面。傅玄以民为本的分民定业论，以客观需要决定税赋的财政论，以提倡节俭，反对浪费的消费论，以重视农业，强调兴修水利的农业生产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看出，傅玄是以其卓越的才华称著于魏晋，是魏晋时代一位杰出政论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傅玄及其《傅子》的思想属性，尽管《晋书·傅玄传》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再称其“存重儒教”，“尊贵儒学”，“阐启儒风”。而事实上并非纯儒，在他的思想中表现出了明显的杂家倾向。他倡导儒学礼乐的教化作用，见其思想中儒学礼教占重要地位；他注意刑法，倡导德威相济，礼法并用，无疑受到汉代陆贾、贾谊、董仲舒的思想影响；他强调观行重事，主张考绩，又可窥见先秦荀子、汉代王充的思想痕迹；他关于元气始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似乎同东汉王符有其一定联系。而且《周易》之学、黄老思想均在傅玄《傅子》中有所表现。因此，博采众家之说，兼融并蓄，自成一家之言；论学致力于经世济民，论政力切时弊，无空疏浮泛之辞乃傅玄及其《傅子》的基本特征。从《傅子》的文风来看，朴实无华，义理雅正，雄辨有力，流畅通晓，逻辑严紧，尤其辨风是傅玄《傅子》的重要风格。从文章的表现手法来看，引物连类，论事以喻，以近及远，以微阐幽是傅玄《傅子》的重要特点。他勤奋好学，刚正不阿，关心生产，注重人才，同情人民的疾苦，重视国家的统一等思想和品格，以至于在今天，仍然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傅玄其人其书及其思想，自古及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在历史上唐房玄龄撰《晋书》首立《傅玄传》，开了历史上傅玄研究的先例。房氏的《傅玄传》全面介绍了傅玄其人及其事迹和学说，为人们认识和了解傅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房玄龄是历史上傅玄研究的第一人。与房氏同时代的魏征编纂的《群书治要》，首开了后世历代官家私家藏书抄录引述傅玄《傅子》的先风。清《四库全书》更认为傅玄《傅子》的学术成就远远超出他同时代的所有学者，就连汉代王充的《论衡》和仲长统的《昌言》也不能与之相比。尽管其说未必妥当，但由于突出了傅玄及其《傅子》，这就引起了人们对于傅玄的关注。清人严可均编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从浩如烟海的典籍和文献中辑录傅玄《傅子》四卷，诗赋二卷以及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清丁福保《全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诗》、清沈德潜《古诗源》均为人们认识了解和研究傅玄及其思想保存了珍贵的文本。当然，事实求是的讲，对傅玄及其思想的研究是从新中国建立以后才开始的。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半个世纪当中，傅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据现有资料看，仅有《傅玄秦女休行本事考》一文见于《经世季刊》二卷三期外，我们还再找不到有关傅玄研究的只言片语。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界一些老前辈诸如侯外庐、胡寄窗、游国恩等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把傅玄纳入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之系统，进行了科学的研究和评论，揭开了傅玄研究的序幕，开拓了傅玄研究的领域。 1950年，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出版，该书第二卷第十八章第三节“魏晋佛老思想的分野与儒道两家神灭思想的兴起”中以“傅玄—杨泉的学派及其神灭论思想”为标题，介绍了傅玄的哲学思想。该书说道：“南北朝时期，反佛的神灭论者，多是与道家混合了的，或吸收了道家思想中科学精神的儒家，这种学风实由傅杨开其端绪”。1957年《中国思想通史》修订再版，其第三卷第八章第三节“魏晋佛老思想的融合与分野，儒道两家神灭思想的兴起”中再以“傅玄—杨泉的学派及其神灭论思想”为标题，明确提出傅玄是唯物主义者。该书言道：“傅杨的‘所以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气也。’‘九州之外皆水也’的观点能吸收当时自然科学成果来说明宇宙，既不陷于虚无飘渺的玄想，也没有附加神秘的内容，这正表明他们是唯物主义者。”并说：“在佛教与老庄的神学思想盛行的时代，能够保存进步神灭论的遗产，自属难能可贵。”肯定了傅玄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966年，胡寄窗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出版，该书第二卷第七章“公元第三、第四世纪的经济思想”的第二节以“傅玄的经济思想”为标题，从“分民定业”，“财政观点”，“农业问题”，“货币概念”等方面全面论述了傅玄的经济思想，并评论说：“傅玄的经济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要算接触面比较广阔的。”肯定了傅玄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1963年，游国恩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出版，该书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第二章“西晋文学”第一节以“傅玄张华”为标题，介绍了傅玄的文学思想及其影响。游国恩先生说，“傅玄以乐府诗见长。……一部分乐府诗却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反映了社会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其中尤以反映妇女问题的作品为最突出。……颇有汉魏风骨。”“傅玄的一些描写爱情的小诗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傅玄的这一类诗善用比兴，构思新巧，语言情深，清丽可喜。”肯定了傅玄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学术界前辈拓荒性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6月23日《甘肃日报》发表署名苏丰、江夏的《晋初诗人傅玄》的专题文章，这是建国以来傅玄研究见诸于报刊的唯一一篇专论。1963年，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第三辑上发表题为《＜物理论＞与＜傅子＞是否“一家之学”》的专论，首次对侯外庐先生的“傅杨学派”提出争鸣。张先生认为，“杨泉的《物理论》与傅玄的《傅子》本来是不相干的，二家思想也是泾渭有别的。”他根据清人严可均与叶德辉的考证，指出“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二书是不清楚的。”强调“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认定杨泉的学说和傅玄的学说是一家之学。”这是建国以来国内傅玄研究公开见于学术刊物的第一篇争鸣文章。改革开放以来，傅玄及其思想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79年，赵光勇先生在《陕西师大学报》第二期发表《傅玄论》；1980年，穆长青先生在《甘肃文艺》第十一期发表《傅玄》；1981年，魏明安先生在《甘肃师大学报》第二期发表《傅玄是太康作家吗》；1984年，穆纪元先生在《甘肃社会科学》第五期发表《傅玄的美学思想》；同年，赵以武先生在《甘肃社会科学》第二期发表《论傅玄的乐府诗》；1992年，高新民先生在《庆阳师专学报》连续发表《傅玄及其“傅子” 》、《傅玄<傅子>的写作时代及其思想辨析》、《论傅玄的政治思想》等；刘治立先生先后在《史学研究》1998年第2期发表《傅玄及其史学》、在《成都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发表《＜傅子＞与＜三演义＞》、在《洛阳师院学报》2000年第3期发表《傅玄与魏征合论》、在《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发表《傅玄教育观评析》、在《固原师专学报》2001年第5期发表《傅玄作品中的易理》、在《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发表《傅玄的以德治国思想》、在《史学论丛》第10辑发表《清代学者的＜傅子＞研究》；2003年，辛志凤先生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发表《傅玄及其<傅子>》。继而，兰州大学教授魏明安先生的《傅玄评传》1996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陇东学院教授高新民先生的《傅玄思想研究》1996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陇东学院副教授刘治立先生的《傅玄<傅子>今注今译》也将在近期出版。至此，可以说，傅玄研究日趋活跃，呈现出了令人可喜的局面。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解放以后，为了继承和弘扬我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中华出局将傅玄《傅子》中的《马先生传》选入《中华活页文选》，并作评价。后又一度将其选入高中语文教材。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著名文学家大辞典》，比较详尽的介绍了傅玄的生平、事迹及其著述。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已故学者陆侃如先生的《中古文学系年》，对傅玄的生平进行了系统考证。同时，新版《辞海》哲学分册和文字分册均收有傅玄辞条。而且，近年来庆阳地区也编辑出版过许多普及性读物，其中也多次提到傅玄和他的《傅子》等等。这就为人们认识和了解傅玄提供了广阔的渠道，知道傅玄名字的人越来越多，读其书想其人的读者日益增长。 我们相信，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深入发展，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庆阳大发展，傅玄及其《傅子》研究必将取得新的成果。庆阳的腾飞与发展必将为傅玄及其《傅子》的研究创造新的机遇，而傅玄及其《傅子》的研究亦必将为庆阳的文化繁荣增添新的亮点,我们应该读读.谢谢! 回答者：郭乃之1 - 童生 一级 3-2 18:57 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谢谢相关问题 • 谁能给我详细介绍一下《三国志》5虎上将里的魏延？ • 对《三国志》一书贡献最大的人是谁 • 三国演义 • 吴蜀时期的南方初步开发资料！！！！！急用 • 帮忙找关于关羽的史书中的评价 其他回答 共 11 条 傅 玄：字休奕（217-279），北地泥阳（今陕西省耀县）人，西晋时哲学家、文学家，可算是傅姓族人有史以来最有学问的名人。其学问渊博，精通单律，于诗擅长乐府。在哲学上，把自然和人类历史都看作一种纯粹的自然过程，批判了有神论的世界观和玄学空谈。著有《傅子》等集传世，在晋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卒后被追封为清泉侯。 回答者：wenqiang_j - 门吏 二级 2-24 02:33 傅玄 《傅子》：晋傅元撰。玄字休奕，北地人。官至司隶校尉，封鹑觚子。《晋书·本传》称元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别，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行世。元初作内篇成，以示司空王沈。沈与元书曰：省足下所著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惟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於往代。其为当时所重如此。 回答者：左左·右右 - 试用期 一级 2-24 02:37 傅玄 回答者：answeriori - 初学弟子 一级 2-24 11:03 傅玄，字休奕，公元217年生于北地郡宜阳，即今铜川市耀县。出身于官宦家庭，是西晋初年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幼时，父被罢官，同逃难河南，“专心诵学”。“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清高、孤赏、不落俗尘，同情农民。举秀才后，选为著作史，“撰集魏书”。再迁弘农太守。精心政务，忠于职守，数次上书，陈说治国之策，指出弊端。因政见超众，奏章明析，封鹑觚男”。 晋武帝即位，进傅玄“爵为子，加附马都尉”，与散骑常侍皇甫陶共掌“谏职”。傅玄以锐敏的眼光，提出在阶级、民族矛盾的实际情况下，应以“舜之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征不恪”。武帝赞同后，化针对晋社会依靠氏族，封官许愿，任人唯亲唯势，机构庞杂的情况，提出要以才录官，考察官员政绩，减少机构，使宦不废职于朝，国无旷官之累。又针对农业衰败，弃农商，富豪子弟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情况，提出“尊儒尚学，贵农商贱”。武帝甚悦，拜为“侍中”，成为近臣。 傅玄 公元268年，傅玄最有名的“五条政见”，针对当时水旱灾的情况，表达了他重农爱民的政治主张及反对“天命”的唯物观点，晋武帝十分赞许地说：“所陈五事，言农事得失及水官兴废，双安边御胡政事猛宽之宜，申省周备，一二具之，此诚为国大本，当信急务也”。乃下令按“五事”办理，并加傅玄为太仆。 傅玄一生，喜爱读书、写书。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共四部、六录，一百四十卷，数十万言。与文集百卷全为一书，起名《傅子》，刊行于世。文辞之美，深为世人所赞，足可以与《杨子》、《墨子》、《孙子》、《孟子》齐名。278年，卒于家中，年62岁，谥号“刚”，追封“清泉侯”。 参考资料：
对“魏晋玄学”的现代研究，汤用彤是开创者。他首先提出以“自然名教”之争、“言意之辩”、“有无、本末之辩”来概括魏晋时期的主要思想论争。由此出发，历史地考察各派思想的演变，从而揭示出发展的主线。这是他对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贡献。但是这些陆续刊发的论文和讲课提纲、听课笔记，可以清楚看出他的魏晋玄学研究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体系框架，形成鲜明的学术特色，为后学的研究开创了新的方向。
儒家经典的解释历程里，如何从儒家与具体事象纠缠的经典言述中，解释出具有普遍品格的意义，使儒家之理想在任何情境下都能发挥作用，始终是儒家解经历史上一个不能迥避的问题。魏晋玄学既释道，也释儒，它的出现首先为儒家解决此问题提供了不同于汉儒的思考方式。它的兴起与其说是道家思想的创新发展，倒不如说它同时也是儒家经典解释历史的一个里程碑。本文企图通过分析汤用彤先生对魏晋玄学的理解，展示儒家经典解释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经典解释的目的与经典解释方法的关系。并探讨二者的关系理解与不同经典之间的交流之相关性。最后通过作者对汤用彤先生的批评，进一步探讨特定的经典解释的目的与特定的经典解释的方法相互间可能产生的矛盾。 一、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理解 从《魏晋玄学论稿》的编目看即知，汤用彤对玄学与如何解经的关系最为关注（注：《魏晋玄学论稿》包括：读《人物志》；言意之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圣人有情义释；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谢灵运《辨宗论》书后；附录：魏晋思想的发展等九篇论文。其中，《言意之辨》、《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圣人有情义释》、《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及《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都是汤用彤专论魏晋玄学解经学的名篇。）。汤用彤认定，玄学之所以对儒家经典解释传统形成有重大作用，并由此而成为解经的典型的原因，就在于：魏晋玄学通过王弼、向秀和郭象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不仅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儒家经典所蕴涵的普遍性品格得以发掘，并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这后一点恰是汉儒在解经中，未能妥善解决的大问题。 （一）玄学以道释儒经的原因和目的 汤用彤认为：魏晋玄士借用道家经典及其思想来重释儒家经典，揭发儒家经典中的深远含义及经世致用的品格，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人生态度，甚至生活方式有关，并与汉代儒士解经的不足有关。 当然，魏晋玄学并不是泛用道家的经典及其思想，体现自己对儒家经典解释的不同作用。作为一种独特的解释理论的价值，魏晋玄学主要地表现为：它开创了用道家的贵无理论来面对和重说儒家经典。这样一种选择与作为，显然有一定的原因。 关于玄士倡导“贵无”的动机，汤用彤指出，与其时遗世的人生态度有关；与学理上日渐重形而上学有关；与政治上主无为有关。（《汤三彤全集》第4卷，第317至318页）其中，遗世的人生态度，“与佛家出世不同，因其不离开现实社会。遗世只是轻忽人事。人事纷乱外，更有私欲为累。欲求忘累，故贵无。”（同上书，第317页）另外，政治上的无为，也“并不是不做事”，而只是“为君法天”，“不扰民也”。所以，即使如“范宁等亦为玄学家，亦讲无为，不过给无为以不同之解释。”（同上书，第318页） 政治、人生上的选择，导致玄士学理发展上择取出与此选择相关、并能为此选择作一新说法的“贵无”学说。但汤用彤一再提醒，学理上对“贵无”之说的择取，并不是魏晋玄士的创发。因为“汉学之自然发展，后来亦达到贵无之说。但此所谓无，乃本质，而非本性。”（同上书，第317页）而这便是当其时学理上日渐重形而上学之体现。对此，汤用彤从学术发展的渊源上，对汉儒解经之贵无思想如何进展至玄学之贵无理论，作了更仔细、更清晰的说明和梳理： 汉之学说最重要的为儒家之经学，但不纯粹为儒家，而仍有阴阳道家学说之渗入。 名学（名理之学），是准玄学，以道为根本而谈名教，……王弼注《易》，何晏撰《论语集解》，虽可谓为新经学家，而其精神与汉时大异。（同上书，第355至356页） 由此而看，汉学解经所用之玄与魏晋玄学解经所用之玄，或二者对儒家经典之根本的“贵无”之理解，区别只在于： 汉代偏重天地运行之物理（作者注：即本质），魏晋贵谈有无之玄致（作者注：即本体）。二者虽均尝托始于老子，然前者常不免依物象数理之消息盈虚，言天道，合人事；后者建言大道之玄远无朕，而不执着于实物，凡阴阳五行以及象数之谈，遂均废置不用。因乃进于纯玄学之讨论。汉代思想与魏晋清言之别，要在斯矣。（同上书，第42页）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汤用彤反复强调，无论是汉儒还是魏晋玄士解释儒家经典时所体现的贵无思想，都与道家经典思想的运用有关。 王弼对于道家经典为何能释孔子借经典所表之理想，有这样明确的交代：相比起其它诸家学说，“《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观其所由，寻其所归，言不远宗，事不失主。文虽五千，贯之者一；义虽广瞻，众则同类。解其一言而蔽之，则无幽而不识；每事各为意，则虽辩而愈惑。”（注：〔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老子指略》，《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然则，《老子》之文，欲辩而诘者，则失其旨也；欲名而责者，则违其义也。故其大归也，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极以定惑罔之迷。因而不为，损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贱夫巧术，为在末有，无责于人，必求诸已；此其大要也。”（同上）也就是说，在王弼看来，唯有老子之言才可能在息末，也即不被末所蔽的澄明下，阐释孔子所体之本（也是儒家记载孔子所行之事的经典所蕴涵之意）。这里，王弼着重的是老子所言为阐释儒家核心精神而提供的新眼光、新方法。 汤用彤指出，由这样一种新眼光、新方法开启出的、真正的贵无思想，应是“玄远之学”（玄学）。它“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Cosmology)，而进探本体存在(Ontology)。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而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王弼首唱得意忘言，虽以解《易》，然实则无论天道人事之任何方面，悉以之为权衡，故能建树有系统之玄学。夫汉代固尝有人祖尚老庄，鄙薄事功，而其所以终未舍弃天人灾异通经致用之说者，盖尚未发现此新眼光新方法而普遍用之也。”（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2页。） 总而言之，魏晋玄士与汉代儒士一样，将社会政治及至个人人生等问题的解决，看成与对儒家经典的如何理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都开始尝试在儒家经典解释中，借用道家的思想方式来揭发其中的玄理。只是，相对来说，魏晋玄士看到了汉代儒士解经时将玄理与事象不分的缺陷，及日益衰败的社会现象和失落的人生，而着力于运用新的解经方式，使儒家经典中的普遍真理得以宏发，并显现其对社会诸种人事、物象的统御作用（注：作者曾写有专文《归本崇无——析王弼对汉儒政治思想的继承和批判》，刊于《经典与解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对魏晋玄士解经之原因及目的作了一些相关的分析。）。这无疑是是魏晋玄士解经的目的。 （二）玄学言意之辨的解经路向 但在实际中，魏晋玄学如何借用道家经典及其思想，克服汉代经说由于与具体人事、物象相纠缠，而致与原儒立身行事的理想相去甚远，而不能对缤纷多变的现实真正作为的弊病，重新表述儒家经典中的理想，关涉儒家经典解释中的方法选择和具体操作。 首先，汤用彤指出，对于魏晋玄士来说，不同经典互解要碰到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儒道透过经典而现出的根本旨趣之差异：“孔子重仁义，老庄尚道德”；“六经全豹实不易以玄学之管窥之”；二是儒道在文句上的冲突：“儒书言人事，道家谈玄虚”。此外，“儒书与诸子中亦间有互相攻击之文，亦难于解释”。所以，“儒书多处见南子之类，虽可依道家巧为解说”，但儒道之间，从经典表述来看，实是“其立足不同，趣旨大异。”要解决这种从经典文字上反映出来的、事关根本旨趣分歧的差异，不同经典之相互理解或说解释，在玄士看来就“不得不求一方法以救之。此法为何？若言得意之义是矣。”（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9页。） 玄学之得意忘言的方法，之所以能改造汉儒经学，宏发圣人理想，就在于：只有这种方法，才使经典的面对和理解不至“滞于名言”，而能“忘言忘象”，使经典“所蕴之义”得体会，经典中的“圣人之意乃昭然可见”。“王弼依此方法，乃将汉易象数之学一举而廓清之，汉代经学转为魏晋玄学，其基础由此而奠定矣。”实际上，“王氏新解，魏晋人士用之极广，其于玄学之关系至为深切。”（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4至25页。） 得意忘言之法何以能解决儒道旨趣及文句两方面的差别呢？对于玄士解经之得意忘言方法与儒家经典《易》、汉学后期及名理学解经方法的关系，汤用彤作了这样的分析： 王弼之说起于言不尽意义已流行之后，二者互有异同。盖言不尽意，所贵者在意会；忘象忘言，所贵者在得意，此则两说均轻言重意也。惟如言不尽意，则言几等于无用，而王氏则犹认言象乃用以尽象意，并谓‘尽象莫若言’，‘尽意莫若象’，此则两说实有不同。然如言不尽意，则自可废言，故圣人无言，而以意会。王氏谓言象为工具，只用以得意，而非意之本身，故不能以工具为目的，若滞于言象则反失本意，此则两说均终主得意废言也（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4至25页。）。 正是采用了改造过的解经方法，玄士首先使儒道经典中之根本差异得以调和。“玄学家主张儒经圣人，所体者虚无；道家之书，所谈者象外。圣人体无，故儒经不言性命与天道；至道超象，故老庄高唱玄之又玄。儒圣所体本即道家所唱，玄儒之间，原无差别。至若文字言说均为方便，二教典籍自应等量齐观。不过偏袒道家者则根据言不尽意之义，而言六经为糠秕，荀粲是也。未忘情儒术者则谓寄旨于辞，可以正邪，故儒经有训俗之用，王弼是矣。二说因所党不同，故所陈互殊。然孔子经书，不言性道。老庄典籍，专谈本体。则老庄虽不出自圣人（孔子）之口，然其学则实扬老庄而抑孔教也。”另外，也使儒道经典中本是冲突的文句得以贯通。“按子书中之毁非圣人，莫明于《庄子》。儒家之轻鄙庄老则有《法言》。”“然向、郭之注庄，不但解庄绝伦，而其名尊圣道，实唱玄理，融合儒道，使不相违，遂使赖乡夺洙泗之席。王、何以来，其功最大。”“李弘范虽名注儒书（《法言》），实宗玄学也。”（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31至33页。） （三）解经方法与解经目的的一致 汤用彤认为，魏晋玄士的解经新意，因其是就一定的动机而发的，所以，解经新方法的采用就有个是否与解经目的合适的问题。他专门分析了王弼对两种儒经的重解，及向、郭对《庄子》的新解，来展示魏晋玄学解经之新方法与其解经意图的契合。 在汤用彤对魏晋玄学发展的分期界定中，王弼及向秀、郭象是他重点评说的对象（注：汤用彤关于魏晋玄学的分期的看法，可参看他的《魏晋玄学流别略论》，《汤用彤全集》第4卷。在他的梳理中，只有一、二期玄学是玄士当主角，三、四期则是创造中国佛学的玄僧当主角。而他首推的玄士为王弼（第一期发展的代表）及向秀、郭象（第二期发展的代表）。）。如前所说，他肯定，只有王弼最能体玄致之意，而向、郭则是继王之后，另一得玄意的人。由于从时间上说，王弼是玄学的首唱者，并且按汤用彤先生的看法，王弼最能体现儒道会通的努力，所以，汤用彤对玄学解经的范例分析，自然最重王弼的儒经新解。如果说，王弼关于“圣人有情”的义释，从根本上显示了玄学解经目的与方法的一致的话，那么，王弼对《易》的重注及释义，还有对《论语》的释义，则是直接从经典重新解释中显示解经目的与解经方法的一致。 “圣人观”是一个儒家思想的中心问题，而圣人有情与否的问题，在汤用彤看来，也与中国传统对人性的形上理解有关，所以关涉儒道能否从根本会通的问题（注：汤用彤认为，中国人性说上形上学之大宗，首推儒家，之外，自推道家。《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69～70页。）。进一步来说，它还关涉儒家名教思想与道家自然思想的关系问题（注：参看汤用彤《王弼圣人有情义释》一文，《汤用彤全集》第4卷。）以及圣人是否可至的实际问题（注：参见汤用彤另一篇论文《谢灵运〈辨宗论〉书后》，《汤用彤全集》第4卷。）。王弼借言意之辨的妙法，在《易注》及《论语释疑》中，化解了儒道在此问题上的差别（注：参见汤用彤《王弼圣人有情义释》，《汤用彤全集》第4卷。）。从而在形上与形下不分的新角度，赋“圣人有情”说予新意： 辅嗣既深知体用之不二，故不能言静而废动，故圣人虽德合天地（自然），而不能不应物而动，而其论性情，以动静为基本观点。圣人既应物而动，自不能无情。平叔言圣人无情，废动言静，大乖体用一如之理，辅嗣所论天道人事以及性情契合一贵，自较平叔为精密。（同上书，第71页） 而王弼的《易》注，在解经史上，已被作为经典看待。这同样得益于世人无不从之获取新意（注：汤说：“弼注《易》，摈落爻象，恒为后世所重视。然其以传证经，常费匠心。古人论《易》者，如孙盛称其附会之辨。朱子亦尝称其巧。”《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77页。）。因为“夫性与天道为形上之学，儒经特明之者，自为《周易》。”“《易》之为书，小之明人事之吉凶，大之则阐天道之变化。”所以，如何注《易》，体现学人对儒家理想之普遍性或根本性的不同理解，也体现学人对儒家理想与现实政治、人生关系的理解（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73页。）。 王弼注《易》有其“因缘时会，受前贤影响”之因。后期汉儒已开始力克旧儒拘泥章句，“繁于传记，略于训说”的解经方式，开始“尝以《老》、《庄》入易”，用象数、阴阳等言说事物变化之物理的宇宙论思想解《易》，但又不免使“天道未能出乎象外”，致儒家之义理失真无用。王弼用得意忘言之法，批评汉儒这样的注经做法不能体现注经之目的：“经世致用”。“夫着眼在形下之器，则以形象相比拟而一事一象。事至繁，而象亦众。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必由至寡之宗。器不能释器，释器者必因超象之道。王弼以为物虽繁，如能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则繁而不乱，众而不惑。学而失其宗统，则限于形象，落于言筌。”由于王弼的《易注》既“真识形象之分位”，更“深知天道之幽赜”，使《易》中“具体之象生于抽象之义”得于勃发。由此，其“《易》注出，而儒家之形上学之新义乃成。”（注：参看汤用彤《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汤用彤全集》第4卷。） 而王弼对《论语》的释疑，汤用彤认为是王弼实现其儒道会通之目的的最成功之作。注《易》只是释理，真正儒家理想之新义，则由《论语释疑》体现。“王弼学贵虚无，然其所推尊之理想人格为孔子，而非老子。”“王弼会合儒道最着之处为圣人观念。”“王弼之所以好论儒道，盖主孔子之性与天道，本为玄虚之学。夫孔圣言行见之《论语》，而《论语》所载多关人事，与《老》、《易》之谈天者似不相侔。则欲发明圣道，与五千言相通而不相伐者，非对《论语》下新解不可。然则《论语释疑》之作，其重要又不专在解滞释难，而更在其附会大义使玄理契合。”望文生义，或拘泥于章句，于儒道会通只能是阻碍。要使儒道之玄理得体现，必须借用得意忘言之方法。 实际上，王弼通过解《论语》融通了儒道，于旧的圣人说立一新义：圣人虽所说训俗，但体无；圣人之德，神明知几；“圣人法道，德合自然”；圣人“用行舍藏”。 至此，王弼通过解经而建立的儒家之形上学之新义，就具备了不仅对人事的致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具备了立身行事之风骨。汤用彤在解玄时，于这点的评价，是极为引人注目的。 中国社会以士大夫为骨干。士大夫以用世为主要出路。下焉者欲以势力富贵，骄其乡里。上焉者怀壁待价，存愿救世。然得志者入青云，失意者死穷巷。况且庸庸者显赫，高才者沉沦，遇合之难，志士所悲。汉末以来，奇才云兴，而致途坎坷，名士少有全者。得行其道，未必善终。老于沟壑，反为福果。故于天道之兴废，士人之出处，尤为魏晋人士之所留意。（同上书，第86页） 王弼虽深知否泰有命，而未尝不劝人归于正。然则其形上学，虽属道家，而其于立身行事，实乃赏儒家之风骨也。（同上书，第87页） 在汤用彤看来，玄士解经的目的与方法之合壁，只有在王弼的这种“体用一如”之哲学与社会政治理想及人格风骨的结合中，才真正体现（注：汤用彤在玄学研究中，特别注重王弼思想的阐释。不仅认为王弼体现玄学理论之真如，而且认为他也体现玄士的理想。魏晋佛学发展中，可与之比肩的，只有僧肇。参见上书中的《言意之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等篇。）。 由于向、郭在玄学中地位显著，任何对玄学的研究，都不能绕开二人的思想而行。汤用彤对二人思想的解释也独具匠心。除不断地在多篇论文中，比较王与向、郭的理论之玄远性和致用特点，还有人格理想外，汤用彤专辟一章，讨论向、郭的解经学。与王弼用《老》、《易》对《论语》释疑不同，向、郭是用儒家理论释道家经典《庄子》。《庄子》某种意义上，与当时道家的其它主要著作一样，不能被看成“经”。经之界定，只用于言说儒家传统的权威著作上。《庄子》向被认为是道家著作中与儒家思想不仅有根本分歧，而且文句上最现道家对儒家攻击的代表。“老、庄绝圣弃知，鄙薄仁义，毁弃礼乐，而不满于尧、舜、禹、汤、孔子之论，尤常见于庄生之书。然则欲阳存儒家圣人之名，而阴明道家圣人之实者，文义上殊多困难，必须加以解答。”而向、郭能从如此极端的“绝圣弃智”之文中，解出同为儒家力扬的“内圣外王”之“中华最流行之政治理想”，实也是一种创造。 向、郭的妙解，自然首先关系上面所说的融合儒道及重弘圣人理想的目的。但在《庄子》中释出资源来，仍需实际的方法工具。“郭象注《庄》，用辅嗣之说。以为意寄于言，寄言所以出意。人宜善会文意，‘忘言以寻其所况’。读《庄子》者最好方法，要当善会其旨归，而不滞文以害意。《庄子》辞多不经，难求其解。然齐谐志怪之言，不必深求。”正是运用这样一种方法解《庄》，不仅《庄》之“内圣外王”之真意得显，而且儒家圣人理想也得新义。汤用彤称这是对《庄》的理论之解答。也是王弼体用一如思想，在向、郭处的新发：所以迹与之迹的内外兼顾。“士君子固须宅心玄虚，而不必轻忽人事”（注：汤用彤对向、郭《庄》的分析，参看其文《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等。汤用彤在玄学研究中，特别注重王弼思想的阐释。不仅认为王弼体现玄学理论之真如，而且认为他也体现玄士的理想。魏晋佛学发展中，可与之比肩的，只有僧肇。参见上书中的《言意之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等篇。）。 然比较王、郭两种注解、解经，二者仍有不同，从目的上，王偏以“本”、“无”统御“末”、“有”，所用方法为“得意忘言”；而郭则主“从有看无”，“以有显无”，方法上多用“寄言出意”。 二、对汤用彤玄学理解之再理解 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理解并不就解经方面而止。他的玄学研究范围极广，另外较引人注目的，包括他对竹林玄学的理解及对同时期佛学的玄学化理解。这些连同他对魏晋玄学中与儒家经典相关的解经理论的研究，该如何看待呢？作者尝试在介绍其他学人对汤用彤批评的同时，提出自己就解释问题相关的一些意见。 （一）从对汤用彤的评价谈起 随着《汤用彤全集》1999年的出版，学界对于汤用彤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又掀起了一番新的评论（注：近期的集中讨论可见《中国哲学史（季刊）》2001年第2期专栏：《汤用彤：回顾与研究》。）。尽管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定，汤用彤对现代中国学术发展之贡献杰出、非凡，但仔细打量，便会发现讨论汤用彤贡献的言论和文章，多是就其对汉魏南北朝佛学的研究而论的。其中也有涉及汤用彤在魏晋玄学及其它方面研究的贡献，却始终着墨不多（注：全集出版后，北京大学和河北人民出版社专门组织专家、学者举行座谈会。详细报道可见2001年1月3日的《中华读书报》。里面引述了给全集作序的季羡林、任继愈二位先生的发言。《中国哲学史（季刊）》专栏的文章作者包括：任继愈、张岂之、蒙培元、孙尚扬、钱文忠的文章。其中任继愈、孙尚扬、钱文忠的文章，都特别针对汤先生的佛学研究来说。）。 偏褒汤用彤对佛学研究的贡献的做法，在大陆学界一直存在。大陆专论汤用彤学术成就的著作和文章不多。在当中，我们仍不难发现，这些专著及专文在论及汤用彤的学术贡献时，多着眼于其对佛学研究的贡献。 究其原因，当然与汤用彤论述佛学的著作面世后，立即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赞扬而奠定其在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崇高地位有关。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后，即得到当时教育部授予的最高学术奖（注：见汤先生学术年表。孙尚扬《汤用彤》（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96年），第310页。）。并“一直被视作‘价值至高之工具和导引’，被视为‘中国佛教研究中最宝贵的研究成果’”（注：转引自孙尚扬《汤用彤》，第42页。）。至今，季羡林、任继愈、许抗生等先生仍共同赞誉此书及汤先生的佛教研究，是经典、传世之作（注：见北京大学与河北人民出版社《〈汤用彤全集〉出版座谈会》报道，《中华读书报》2001年1月3日；另见许抗生《读汤用彤先生的中国佛教史学术论着》，《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6期。）。而另一方面，也与学者认定汤用彤太过侧重于玄学玄理的阐发和解释，而对魏晋玄学中彰显人格风范的竹林玄学另眼相看、略显冷落的看法有关。王晓毅先生在他对现代玄学研究的综述中认为： 尽管这个时期的学术大师有相当水平的西方哲学知识，但是，仍留下开拓时期的缺憾。不仅像陈寅恪、唐长孺这样“客串”的大家如此，即使汤用彤先生那样的主将，也不免将竹林玄学置于其本体论学界体系之外，而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元气自然论的存在，毕竟给汤氏体系的完整留下了缺口（注：王晓毅：《魏晋玄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 汤用彤的玄学研究与其佛学研究相比，始终没形成系统的表述。其成就虽影响大陆诸多学者的研究，但获得的评述，也始终不如佛学研究的多。如前所析，其魏晋玄学研究中，关于玄学方法的探讨多为人称道，后来学者沿此方向深入的也居多。但其对玄学的目的之分析及断定，却鲜为人说。与目的相关的原因探求，多为有历史学背景的思想史家如余英时继续深入（注：参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有关篇章。），但左右其思想方法的又主要是陈寅恪、唐长孺等史学大家。玄学目的与其方法选择之关系，当代学人中，虽有孙尚扬博士的出色评说（注：参见氏著《汤用彤》中第七、第八章〈慧发天真解玄音〉（上、下）。），但毕竟未成学界所共同引起注意的大问题。 希望能帮你，网上不很多，搜一下，祝早日心想事成
从晶体到气候:“黄金标准”时间线将洪水玄武岩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 巨大的哥伦比亚河洪水玄武岩与古代全球变暖有何关联想象一下，太平洋西北部的一座巨大的火山喷发，将岩浆倾泻到华盛顿、俄勒冈和爱达荷州。想象一下熔岩涌出来，直到河谷被填满。直到灌木和灌木被液态岩石掩埋。直到最高的树完全被覆盖。 大约在1600万年前，这发生了。岩浆以脉冲形式爆发，最终将该地区掩埋至30层楼高。如果熔岩不是集中在西北部，而是均匀地分布在48个州，那么它将覆盖全国80英尺深。在此之前，大多数地质学家认为，喷发出所有的熔岩(统称为“哥伦比亚河洪水玄武岩”)需要将近200万年的时间。但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今天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火山爆发的速度是之前认为的两倍多，95%的火山爆发发生在75万年之内。 几个世纪以来，洪水玄武岩一直吸引着地质学家。作为地球上最大的火山事件，它们与大灭绝有关，比如2.52亿年前地球历史上最大的灭绝事件。1600万年前没有物种大灭绝，但大约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气候事件，被称为中新世中期气候最适宜期(MMCO)，这是一场全球变暖事件，伴随着高温和大气二氧化碳水平的升高。 喷发出液态岩石的火山也会释放出温室气体，因此地质学家怀疑玄武岩洪水与MMCO全球变暖事件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只有一个问题:在此之前，没有人确切知道哥伦比亚河洪水玄武岩发生的时间。 “为了回答哥伦比亚河洪水玄武岩是否导致MMCO的问题，我们需要尽可能准确地知道火山爆发的时间和气候变化，”地球科学副教授布莱尔·舍恩(Blair Schoene)说。“简而言之，人们不知道哥伦比亚河玄武岩群到底是什么时候喷发的，也不知道喷发了多长时间，这使得人们很难探索与MMCO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生詹妮弗卡斯伯姆(Jennifer Kasbohm)说。 为了帮助解释火山喷发的规模，卡斯玻姆将2010年冰岛艾雅法拉火山喷发比作火山喷发。她说:“冰岛火山喷发使欧洲机场关闭了一个星期，影响了1000万旅客，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航空公司定期中断航班。”“现在想象一下，每8个月就有一次冰岛火山喷发，持续75万年，这样就可以预测出哥伦比亚河玄武岩的喷发速度。” 研究人员在寻找锆石，一种含有微量铀的微小矿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天然放射性物质会衰变为铅，因此地质学家可以利用铀的比例来计算锆石的确切年龄。对地质学家来说不幸的是，玄武岩熔岩流像哥伦比亚河洪水玄武岩没有合适的化学成分来制造锆石，所以到目前为止，地质学家不得不接受通过其他年代测定方法产生的超过100万年不确定的年代。“要测试气候和火山爆发之间的因果关系，100万年是不够的，”Schoene说。 研究人员通过观察玄武岩层之间的火山灰层，解决了熔岩中缺乏锆石的问题。火山灰来自附近的喀斯喀特火山(包括圣海伦斯山)，这些火山确实含有锆石，喷发的时间与巨大的熔岩差不多。 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室里，Kasbohm和Schoene从1600万年前的岩石中分离出0.1毫米大小的锆石，测量了铀和铅的同位素比例，并将单个熔岩流的年龄限制在几万年以内。她说:“对于这个年龄的样本来说，这种精度基本上是你能用的最好的天文表——尽管一万年前听起来很多——所以我们的方法是黄金标准。” “这是十年或二十年来发表的关于哥伦比亚河洪水玄武岩的最重要的论文，”华盛顿州立大学三城分校(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 tricities)地质学研究教授斯蒂芬·雷德尔(Stephen Reidel)说。“杰娜和布莱尔值得赞美的思维看锆石火山灰流....之间的床当然，现在我们要回去重新计算所有使用旧时间线或喷发速率的东西。没关系——这是乐趣的一部分。 Kasbohm和Schoene通过更精确的时间线证明了史前气候的变化确实开始于火山爆发的时间，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来确定它们之间的联系。这个有1600万年历史的气候变化事件是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最后一次超过百万分之400——直到最近十年。 卡斯伯姆说:“MMCO可能与我们目前的气候状况类似，而进一步研究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持续时间将会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我们如何期待地球从人为气候变化中恢复的信息。”例如，如果在火山停止喷发后的100万年里气候一直保持温暖，就像现在看起来可能的那样，这可能会对预测大气对人类造成的全球变暖反应的时间产生重大影响。 “时间很重要，”卡斯玻姆说，“不管我们是在试图了解地球的过去还是它的未来。用微小的矿物来讲述这些体积庞大的岩石的故事是很有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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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喀特弧第四纪火山活动地表和地下特征随时间的变化
限制地形和地壳结构的数据分辨率提高，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定量方法，用以评估火山区省级规模的地表-地下连通性质。研究人员结合北美西部喀斯喀特弧（Cascades arc）的第四纪火山口填图数据、表面地形数据和各种地球物理数据集，探究了火山作用与下伏地壳结构之间的关系。结合火山口填图数据库，从该区的数字高程模型（DEM）中提取已知时代的火山机构，估算得出的体积可能占第四纪总喷发量的50％左右。火山机构体积和空间上火山口密度与指示上层地壳影响的各种地球物理数据联系密切。在整个岩浆弧的第四纪火山口下，地下结构变化与火山作用一致的现象很普遍，但与年轻火山口的联系更为强烈。在喀斯喀特山脉中部和南部，地球物理识别的岩浆特征增加，那里的火山喷发量最大，火山口间距很小。火山口和相关的地壳结构，以及空间上局部喷发相对于分散喷发的程度随时间变化，定义了整个弧段横向延伸约100 km的喷发中心，表明岩浆上升随时间变化而发生空间上的聚集。
原文链接：
Geology (2020) 48 (11): 1088–1093.
DOI：
doi.org/10.1130/G47706.1
（译者：唐演@CU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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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大陆在苏格兰的遗迹：基底地体在格林威尔造山运动期间的迁移
苏格兰加里东群岛北高地地体（NHT）内的太古宙基底被认为与劳亚大陆的前陆的刘易斯片麻杂岩有关。新的锆石U-Pb年龄表明，NHT基底显示了2823-2687Ma和1772-1655Ma岩浆作用的证据。第一组年龄与前陆太古宙片麻岩的结晶年龄相近。然而，第二个组年龄以及覆盖基底上的岩石单元的形成时间都晚于前陆内发育新生岩浆作用和沉积作用的时间，为其最年轻的主阶段之后的100–250Ma。此外，在NHT基底内没有前陆内常见的古元古代镁铁质和长英质侵入体存在的迹象。因此研究者认为，NHT与劳亚大陆的前陆缺乏对比的可行性。由于存在1100-1000 Ma的东格雷尔榴辉岩，分离前陆和NHT基底的加里东莫因逆冲断层被认为是被改造了的格伦维尔期缝合线。根据新的同位素数据，研究者认为NHT基底是波罗的大陆的碎片，在格林威尔造山运动期间侵位到劳亚大陆，是环北大西洋造山带基底地体迁移的又一实例。
原文链接：
Geology (2020) 48(11): 1094–1098.
DOI：
doi.org/10.1130/G47615.1
（译者：好名不敌备注的哥斯达黎加的棒棒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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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蓬的古元古代Francevillian序列以及Lomagundi-Jatuli事件
加蓬古元古代Francevillian序列在全球早期氧化的概念，以及碳同位素值大幅度正向漂移（即Lomagundi-Jatuli事件，LJE）的成因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研究人员对一个长139米的Francevillian岩芯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岩芯的碳酸盐δ 13 C（δ 13 C carb ）值为5‰-9‰，向上减小趋近于0‰，这一趋势被很多其他研究人员认为是LJE及其结束的标志。然而，本次研究发现δ 13 C carb 值的变化与沉积相的变化相一致：浅海相以强正值为特征，而较深的水域（风暴浪基面之下）为0‰左右。对于δ 13 C carb 与沉积相的相关性，最可靠的解释是，浅海环境记录了局部物理和生物化学过程的同位素效应，驱动周围环境的溶解无机碳（DIC）达到较大值，而较深相中较小值（ 0‰）与开阔海洋的DIC相近，其中δ 13 C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浅水环境中发生的分馏的影响。此外，海侵氧化还原作用为含锰矿物和化学营养微生物群落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其中还包括甲烷循环群落，其有机δ 13 C（δ 13 C org ）值为 47‰，Δδ carb-org 值高达46‰。因此，Francevillian碳同位素剖面反映了盆地的特定条件，并不是全球碳循环扰动或LJE结束的前兆。
加蓬Lastoursville次盆LST12岩芯Franceville层序的沉积模式。浅水碳酸盐岩（单元I-III）的特点是真光层生产力提高，促使环境中的溶解无机碳的 13 C富集并沉积碳酸盐。随后发生海侵（单元IV-VI），盆地加深，以同位素正常的海相碳酸盐沉淀为标志，同时在风暴波基面以下的氧化还原层发育锰富集。持续的海侵导致盆地最深处沉积了富含有机质的含甲烷生物群落的泥岩。
原文链接：
Geology (2020) 48(11):1099–1104.
DOI：
doi.org/10.1130/G47651.1
（译者：好名不敌备注的哥斯达黎加的棒棒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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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粒跃移作用对粉砂的产生的有效性测试—对黄土解释的启示
黄土形成所需要的粉砂生成可归因于冰川系统（冰川研磨）和砂质沙漠（跃移诱发破碎）的地质过程。然而跃移作用对大量粉砂的产生的有效性还存在争议。了解沙漠中粉砂产生的潜力对于确定黄土的古气候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了更好评估风成磨损对粉砂的产生的重要性，该研究在一个设计用于模拟砂粒在25m/s速度的暴风中跃移的装置中进行实验性磨损。该研究与之前的工作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1）长时间保持较高速度的测量强度，（2）清除预先存在的粉砂并设置对照组，（3）根据缩放结果来评估黄土堆积的潜力。根据一定的地质比例缩放实验获得的粉砂产生速率显示，风成磨损产生的粉砂不足以形成具有地质意义上的黄土沉积物。
原文链接：
Geology(2020) 48(11): 1105–1109.
DOI：
doi.org/10.1130/G47282.1
（译者：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岩石学矿物学与矿床学在读硕士生徐睿）
14 太古宙和古元古代变质火山岩变质脱水作用中的金迁移
太古宙和古元古代绿岩带中的火山岩十分丰富，被认为是造山型金矿的潜在矿源。然而，金在这些岩石变质过程中的经历却鲜为人知。该研究对加拿大太古宙拉格兰德亚区和芬兰古元古代中央拉普兰绿岩带的一套变质岩石进行了金的超低检出限分析。这两个地区都有丰富的金矿资源，具有发现新的造山型金矿的巨大潜力。这些带中的变质火山岩分为拉斑玄武岩和钙碱性岩浆岩系列，其中原岩中金的含量用绿片岩相样品的金的Zr/Y幂律回归计算。在拉斑玄武岩中，金是相容元素，并随分异作用而减少；而在钙碱性岩石中，金是不相容元素，并随分异作用而增加。质量变化计算表明，在拉格朗德和中央拉普兰进行递进变质作用至形成上部角闪岩相的条件（> 550 ）期间，初始金含量损失高达77%和59%。本研究强调：第一，变质火山岩在太古宙和古元古代绿岩带变质作用中析出金，是造山型金矿床的良好潜在源岩；第二，变质火山岩的含金性受地幔源区和岩浆演化的控制；第三，变质脱挥发分模式可应用于太古宙和古元古代造山型金矿床。
原文链接：
Geology (2020) 48 (11): 1110–1114.
DOI：
doi.org/10.1130/G47658.1
（译者：王天奇，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15
钙质超微化石将北冰洋沉积物的年代追溯到50万年以前
北冰洋中部更新世沉积物年龄波动较大，给重建古海洋学增加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北极海洋沉积物中记录的令人费解的磁极模式，以及缺乏能够提供校准的生物地层层位或连续的氧同位素地层图的微体化石。研究人员记录了在北冰洋中部的一个海洋沉积岩芯中发现的两个关键的钙质超微化石物种，为50万年以前的沉积物提供了有力的，并且可全球校准的年代界限。起关键作用的物种是颗石藻（Pseudoemiliania lacunosa），它们在42.4-47.8万年间灭绝，而赫氏圆石藻（Emiliania huxleyi）则在24.3-30万年间进化。这是第一次在北冰洋中部的沉积物中发现Pseudoemiliania lacunosa的化石。通过岩石地层对比，可以在北冰洋内450多公里的范围内找到含有这些年龄物种的沉积层。它们首次为北极这个区域的更新世沉积物年代学提供了明确的支撑，也为开发和测试其他用于测定北极海洋沉积物年代的地质年代学工具奠定了基础。
原文链接：
Geology (2020) 48 (11): 1115–1119.
DOI：
doi.org/10.1130/G47479.1
（译者：黄永慧-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6
加拿大北部科迪勒拉山脉Tintina断层对岩石圈地幔的克拉通凿移的地震证据
位于加拿大西北部的加拿大北部科迪勒拉山脉（NCC）被划分为几个平行向右滑动的走滑断层，在晚白垩世和始新世之间累积了数百公里的位移。这些断层的深度范围，尤其是Tintina断裂（TF）对NCC岩石圈地幔的地壳构造组合和演化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但是地球物理模型和地球化学数据仍然没有定论。该研究利用最新的三维纵波地震速度模型，解决了位于TF表层轨迹之下的最高地幔深度的一系列锐化的（~10km）纵波速度对比度（~4%）突变。代表了上地幔组构的地震各项异常数据显示在TF附近各向异性的方向和幅度大小发生了相似的变化。这些数据表明TF是岩石圈尺度的剪切带且在沿着TF恢复了430公里处的右侧位移后，纵波的速度快速异常与北美克拉通边缘轮廓一致。该研究认为，目前位于阿拉斯加东部的快速构造异常是Mackenzie克拉通的一块轮廓清晰的碎片，其在晚白垩世至始新世期间被TF凿穿并向西北位移。目前位于NCC南部的第二个克拉通碎片，可能与上地幔深度的Cassiar岩层有关。这些观察首次证明，大型岩石圈尺度的剪切带穿过难熔地幔，并且在世界范围内的科迪勒拉山脉内产生克拉通地幔物质的主要侧向位移的证据。
原文链接：
Geology (2020) 48 (11): 1120–1125.
DOI：
doi.org/10.1130/G47688.1
（译者：袁梦）
17
金红石中纳米级微量元素团块的地球化学和地质年代学意义
金红石中的微量元素地球化学分析（例如：铅Pb，铀U，锆Zr）通常被用来获取地质事件的性质和时间。但是微量元素的迁移会影响温度和时间的厘定，且其迁移性的主控因素仍存在争论。鉴于此，研究人员使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和原子探针层析成像表征了西澳大利亚Capricorn造山带中金红石的微米至纳米级微量元素分布。在大于20微米的尺度下，单个矿物颗粒中没有明显的微量元素分异，而且锆石谐和年龄1872 6 Ma（2σ）也没有同位素扰动的迹象。在纳米级尺度下，可以观察到20纳米的富微量元素（铝Al，铬Cr，铅Pb，钒V）团块。团块的 207 Pb/ 206 Pb比值为0.176 0.040 （2σ），说明他们形成于结晶前，可能是区域变质作用的产物。作者认为这些团块是由于上部角闪岩相变质过程中瞬时形成的放射性破坏点捕获流体活动性元素形成的。这种捕获会影响团块中元素体扩散的活化能。团块较低的数量及密度指示了其形成时间，说明变质作用峰值温度持续时间较短，为小于10 百万年的事件。研究结果说明运用微量元素手段判断金红石中的体扩散将比假定其为均一介质时更为复杂。
原文链接：
Geology (2020) 48 (11): 1126–1130.
DOI：
doi.org/10.1130/G48017.1
（译者：韩舒筠@CUGB/MQ）
18
次年稳定同位素记录揭示的南极洲西摩岛与白垩纪-古近纪界线附近两个灭绝期有关的气候变暖和季节性缺氧
碳酸盐双壳贝类高分辨率稳定同位素（δ 18 O和δ 13 C）增生的贝壳年轮年代学可以提供对了解灭绝期有用的次年环境记录，这种灭绝期通常是快速变化和不稳定的时期。该研究展示了在南极洲西摩岛白垩纪-古近纪界线（KPB）对Lahillia larseni双壳贝类的高分辨率连续采样结果。这些数据突出了δ 18 O和δ 13 C值不规则的两个灭绝期与形成化石的最后时期一致：一个是在KPB，另一个是在明显灭绝事件的15万年之前。由于表现为较低的δ 18 O值，该研究将这两个时期都解释为气候变暖的时期，并且有季节性缺氧，表现为低异常（ 21.6‰至 3.0‰VPDB）的δ 13 C值和高的（2‰至19‰）的季节变化。低氧条件可能是较早灭绝事件的一种引发机制，并可能延长了KPB灭绝后的恢复时间。
原文链接：
Geology (2020) 48(11):1131–1136.
DOI：
doi.org/10.1130/G47758.1
（译者：掉帧青年萧暮春@YU）
美编&校对：覃华清
论文题目：魏晋玄学中的本末有无之述 内容摘要： 魏晋玄学使中国传统哲学深入到宇宙万物何以存在的本体论问题的抽象思辨，意味着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不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居重要一页，而且对于当代哲学的本体论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末有无之辨是魏晋玄学思潮中极为重要的思想内容，当今史家公认其抽象思维水平远远高于两汉经学，甚至认为它“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引起了一场划时代的大变革”（余敦康《论中国思维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孔子研究》）。实际上，本末有无之辨在魏晋之际出现并盛行一时，并非骤然从天而降，而是经历了一个根植于一定社会土壤之中的长期酝酿、孕育和逐步升华的过程。回溯一下由汉末名实之争而开始的思想发展的脉络，便可以略见其中端倪。 关 键 词：本末有无 王弼 裴頠 郭象 天地万物之上有没有一个根本的终极存在？早在东汉，统治者的腐败直接导致的社会战乱频繁。适应百姓心理需求的谶纬之学随之兴盛，但后来则逐渐繁琐，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由于政治上的压力，而不能畅所欲言，使之在魏正始年间，谈玄说远回避现实的玄学思潮渐渐兴起。《晋书·王衍传》称：“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由此表明进入了汉魏之际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转型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以王弼为代表的“贵无论”者提出了“以无为本”；以裴頠为代表的“崇有论”者则是以“崇有”反对“贵无”；而郭象则提出“独化于玄冥之境”。针对万物的本体是什么所展开的一个本体论讨论也是魏晋名士在试图简化和改造汉代宇宙论的基础上阐发出来的，其使以有无之辩为核心的本体之思成为玄学所讨论的首要问题，这也是整个玄学思潮名理清淡的理论基础。魏晋玄学使中国传统哲学由两汉时研究宇宙万物如何产生的生成论问题深入到宇宙万物何以存在的本体论问题的抽象思辨，意味着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不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居重要一页，而且对于当代哲学的本体论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王弼的贵无论 所谓“贵无”，就是尊崇无或以无为贵。王弼对世界的基本看法是“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由于他把“无”当做天地万物的根本，所以他的这种世界观学说被称为“贵无论”。 在他看来，无虽然没有具体形象，但它无所不通，无所不由，一切事物都要根据无才成立，所以把“无”比喻为“道”。王弼把有形有名的具体事物称为“有”，把无形无名的抽象本体称为“无”。就天地万物来说，大千世界的万有不同只是表面现象，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根本和更原始的宗主，那就是无，它决定了万有的存在。有和无的关系，就如同树木的本与末、人间的母与子的关系一样，把握了本与母，就可以把末与子统贯起来。首先。王弼根据具体事物的有限性排除了有作为天地万物根本的可能。“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行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老子指略》）其次，王弼从一和多的关系说明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最后，王弼还从动与静的关系来说明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总体可以概括为：有是有限的，无是无限的；有是杂多的，无是单一的；有是运动的，无是静止的；无限、单一、静止的无是本，有限、杂多、运动的有是末。 二 裴頠的重有论 裴頠著有《崇有论》一篇，站在维护等级制度和名教礼法的立场上，从理论上对当时清淡玄理、不务实事的风气加以批判。他的观点与玄学的主流是相悖的，但他讨论的问题没有离开玄学的主题。 裴頠也肯定天地万物有一个最终的根本，但他认为这个根本是道。“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就是说，把众多事物总括起来的那个根本的东西就是最高的“道”，众多的事物各有自己的性质，区分为不同的类别。显然他也是从万物的统一性这一角度来理解世界的宗极的。首先，无不能生有，有是自生的。就是说绝对的无不能产生什么，所以事物最初产生的时候都是自己产生出来的；既然是自己产生的，那么事物一定以有为实体，如果没有有，那就没有什么能产生出来了；产生是以有为自己的本性。其次，有是“理”的本体他认为事物的规律必须依托于有：“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化感错综，理迹之源也。”再次，有“济有者皆 有也”贵无论认为无是天地万物根本，其主要的根据就是现象世界的具体事物都是有限的，有此性则无彼性，能甲则不能乙，因此任何事物只能是相对的存在，不能成为终极的根本；能够成为终极的根本的只能是超越任何具体规定的东西，那就是无。 三 郭象的独化论 在魏晋时期关于有无本末的问题中，郭象则沿着裴頠的观点走向极端，把作为具体存在的又说成是绝对的，否认在万有之上有任何终极的根本，从而彻底取消了形而向上的本体。郭象用“独化于玄冥之境”的观点说明万物的生成变化及相互关系。他他认为每个具体事物都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它们自有（自己存在）、自生（自己产生）、自尔（自己如此），在它们之上并没有一个更高的实体作为终极的根本。 首先，万物自生而没有造物主。他说“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 （《庄子序》）“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庄子·在宥注》）。事物不需要经过谁的努力，它自己就会成为那样，一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乃是“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大宗师注》），既不是有那个事物自身的努力所决定，也不是有那个事物以外的其他力量所决定。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看上去好像有一个主宰者是世界成为那样；可是如果寻求那个主宰者的踪迹，结果只能是一无所得。其次，物各自造，互不相待。如前所述，裴頠和王弼都看到了具体事物的有限性，郭象则与他们相反，把所有的具体事物都说成是独立自足的，否认事物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他说：“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逍遥游注》）因此，表面上看来是“有所分”或“偏无自足”的具体事物，其实都是自足的，或者说是圆满的、绝对的。那么它们之间也就没有什么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了。 康中乾对魏晋玄学的评价为“王弼以‘无’为本，思想是深刻的。但王弼的‘无’是对‘道’的定谓，表征的是‘道’的无形无象无名的一般性和抽象性，故‘无’在哲学性质上是共相和一般，步入抽象一途，从而无法与具体存在物相关涉而成为真正的本体。裴頠的纠偏之举虽把哲学致思方向引向了具体事物，但他的‘总混群本’的有因其不‘物众形’而亦难成为真正的本体。郭象的功绩在于把王弼那个误入抽象一途的‘无’导入到具体存在物中并与裴頠的‘有’统一 起来，郭象的独化论从事物之存在的功能上不仅揭示了存在的自然而然的存在状态，且揭示了其存在的‘有’‘无’一体的存在本质、本性。”上述表明，魏晋玄学的本体论思辩在中国哲学中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应当是我们进行本体论哲学反思的重要内容之一。
魏晋玄学的中心议题,即“本末有无”
“清谈误国”是自两晋当朝以至20 世纪前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史家与学者对魏晋玄学的总体评价。随着历史进入20 世纪,随着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了解的深入,受西方文化学术的影响和启发,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魏晋玄学。由晚清、民国以及建国后数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玄学同周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学术一样,成为中华民族学术、思想、文化发展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获得了全新的肯定和评价。我们根据20 世纪魏晋玄学研究在各个不同的时间阶段上所呈现出来的受到西方哲学思想影响的特点,以及这种研究同中国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之间的相互关联影响,将魏晋玄学的研究大致分为五个阶段予以评述,以求得对于20 世纪魏晋玄学的研究有一总体把握。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 正如侯外庐在其《中国思想通史》中所指出的那样:清以前各家对清谈的评价,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多不究其学术内容,而将之与所谓内乱外患相系在一起,以明因果。这个弱点,到了清代汉学家,便起了反动,多为魏晋学者辩诬。[1]这种为魏晋学者辩诬的新的倾向得到愈来愈强烈的呼应与支持,直至历史进入清末民初的20 世纪。 刘师培于1907 年撰《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一文,在指呈诸多史家与学者,包括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亭林) ,对魏晋六朝之学的否定性评价之后,指出他们皆“不知两晋六朝之学不滞于拘墟,宅心高远,崇尚自然,独标远致,学贵自得,此其证矣。故一时学士大夫,其自视既高,超然有出尘之想,不为浮荣所束,不为尘网所撄,由放旷而为高尚,由厌世而为乐天。朝士既倡其风,民间浸成俗尚,虽曰无益于治国,然学风之善,犹有数端,何则? 以高隐为贵,则躁进之风衰,以相忘为高,则猜忌之心泯,以清言相尚,则尘俗之念不生,以游览歌咏相矜,则贪残之风自革。故托身虽鄙,立志则高。被以一言,则魏晋六朝之学,不域于卑近者也,魏晋六朝之臣,不染于污时者也。”[2]同历史上范宁诸人目王何为桀纣、顾亭林以王何嵇阮诸人为罪人的批评迥然相异,刘师培肯定了魏晋六朝时期的士格之高、学风之善,他认为汉魏之际家国的倾覆、俗尚的衰败,政治家的政治行为应负主要的责任,而文人学士放旷的作派、厌世的态度不过是为了避祸(“远害”) 而不是为了趋利,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尽管对国家的治理没有直接的益处,然而他们宅心高远、崇尚自然的作风与品格对峻严的政风、贪鄙的俗尚则多少具有正面的示范效应。 紧接刘师培之后,章太炎于1910年撰《五朝学》一文,同刘氏一样,章氏亦就历史上学风之得失进行比较,批评了历史上的史家与学人认为魏晋之俗衰敝愈于前朝的成见,指出:“夫驰说者,不务综终始,苟以玄学为诟,其惟大雅,推见至隐,知风之自。玄学者,因不与艺术文行牾,且翼扶之。..夫经莫穹乎《礼》、《乐》,政莫要乎律令,技莫微乎算术,形莫急乎药石,五朝诸名士皆综之。其言循虚,其艺控实,故可贵也。..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乎上,躁竞弭乎下。..世人见五朝在帝位日浅,国又削弱,因遗其学术行义弗道。五朝所以不竞,由任世贵,又以言貌举人,不在玄学。”[3]同刘氏行文方式上有所不同,章氏多称引史实以为佐证,得出如下几点较为信实的结论:一是魏晋之俗并不比汉俗更为衰敝;二是五朝名士多具有某一方面的特长与技艺,“其言循虚,其艺控实”;三是玄学讲究恬淡养性,故对社会上层的骄淫、社会下层的躁竞具有平抑作用;四是五朝的国祚短浅、国力衰弱不能归咎于玄学,而在于政治上选拔和任用官员的方式不当。值得注意的是章氏提到:“凡为玄学,必要之以名,格之以分,而六艺方技者,亦要之以名,格之以分。治算,审形,度声则然矣。服有衰次,刑有加减。《传》曰:‘刑名从商,文名从礼。’故玄学常与礼律相扶。自唐以降,玄学绝,六艺方技亦衰。”(同上书,第75～76 页) 这表明章氏隐约认识到玄学家们讲究名理性分的思维方法有助于发展学术、掌握技艺、维护礼律。 在20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真正关注魏晋名士的思想或哲学贡献的学者主要有冯友兰,他直接地利用西方哲学史上的观念和学说来比较和解释郭象的哲学,他发表于1927 年的《郭象的哲学》是借助于西方学术的观念构筑了一个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很好的哲学系统”(冯友兰语) 。首先,该文不同意许多人认为中国哲学无进步的观点,而认为中国哲学在表面上看都是后人在不断地讲前人的思想,而实质上每人的讲解都有引申发挥,这便是进步,如郭象的《庄子注》便是郭象的哲学。为了阐释这一观点,冯友兰引用了亚力士多德关于潜能(Potentiality) 与现实(Actuality) 的说法,以表明事物由简趋繁,学问由不明晰进于明晰的学术进步史观。他认为郭象不但能引申发挥庄子的思想,而且能用抽象、普通的理论说出庄子文章中所包含的意思,有新的见解。其次,该文认为郭象关于“独化”的学说与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 ) 很相似。因为老庄所谓的“道”并不是个数学上的零,而郭象则说道就是个零,万物之所以如此如此,只是因为它们自然地这般这般。郭象《知北游》“无古无今,无始无终”注云:“非唯无不得化为有也,有亦不得化为无矣。是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不得一为无,自古无未有之时而常存也。”这段注文表明一方面郭象将道归为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有”虽千变万化而不能变成无,它是永恒存在的。这确实类似于古希腊爱利亚学派的创始人巴门尼德关于“存在”的思想,巴氏认为“存在者存在”,存在是永恒的,不生不死的;存在是一,是连续的、不可分的等等。再次,该文认为郭象关于宇宙是常变的思想又好象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关于“一切皆流”的思想。最后,该文认为郭象的哲学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一样,是实在主义与神秘主义的合一;并且认为郭象的形上学是实在论,而其所论之玄同无分别则是认识论,因此郭象这一类的道家哲学,虽有神秘主义,然与科学并不冲突。冯友兰对郭象哲学的研究和叙述清楚表明他在努力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思考和解读郭象的哲学。 从以上我们对20 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有关魏晋时期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状况的概述和分析,我们可以感受这一时期的中国学术正在经历着重大的变化。但由于这不过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草创阶段,因而这段时期的研究带有较多的比附的痕迹,因此新的突破需要假以时日,需要众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予与努力。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现代学术意义上的魏晋玄学研究开始于这一时期。其时中国正国难当头,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之秋,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从哲学、史学、文学、美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学术展开研究和讨论的学者群体,而其中汤用彤因其对魏晋玄学(哲学) 的具有创造性和系统性的研究与解读,从而为魏晋玄学研究这门在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学科的建立作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 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具体体现在他于1938 年至1947 年十年间所完成的九篇文稿,后来于1957 年由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题名《魏晋玄学论稿》。这些论文对魏晋玄学的思想渊源、学术方法、哲学性质、发展阶段以及历史影响等各个重点都进行了专门研究,形成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学理体系,尤其是他首创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将魏晋玄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系统的研究,从而对整个20 世纪魏晋玄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和规模,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如果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4]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5]是中国哲学通史方面研究的典范的话,那么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研究则是中国哲学专门史或中国哲学断代史方面研究的典范。汤用彤与胡适、冯友兰在大的学术背景上有相似之处,而在具体的研究路径上又各有其特点。所谓在大的学术背景上有相似之处,是指他们都去过西方留学,接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的训练,同时他们也都具有一定的家学渊源,早年接受过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具有深厚的中国国学的功底,因而他们才能在“西学东渐”的大的历史背景下,真正做到“会通中西,熔铸今古”。接受西方学术训练所得到的最主要的收获在于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受到重要的启迪,“五四”一代的学人中胡适是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前身《先秦名学史》的前言中谈到关于中国哲学体系的解释、建立或重建时,自觉到:“我比过去的校勘者和训释者较为幸运,因为我从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例如在比较语言中) 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6]蔡元培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中也明确指出:“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同上书,第155 页) 凡是接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的训练而又在中国现代学术的重建过程中取得较大成就者莫不是在方法问题上有重大的创见和突破,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研究同胡适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研究一样都是在哲学的方法上有新的创建,从而印证了这一点,即研究一个哲学家或一个哲学流派的关键在于抓住该哲学家或该哲学流派思考问题的方法和共性。这一点或许是“五四”一代的学人在学习西方文化、接受西方学术训练过程中所得到的最大收获。 为了说明汤用彤的魏晋玄学研究在中国哲学专门史或断代史研究上的典范作用以及在整个中国哲学通史研究上的重要意义,我们仍有必要回到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局限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所论中国哲学起于春秋(公元前6 世纪) 时的老子,迄于秦王朝的建立(公元前3 世纪) 。他在这本书的导言中将中国哲学史分为三个时代:自老子至韩非为古代哲学,又名“诸子哲学”;自汉至北宋为中世哲学,其中又分为两期,自汉至晋为中世第一时期,自东晋至北宋为中世第二时期;唐以后至清末为近世哲学。因此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所论及的范围仅及于他所范定的中国哲学史的古代部分而并未及于魏晋时期,也因为此,该书在1930 年收入“万有文库”时改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尽管该书未能述及中古暨魏晋时期的哲学内容,但是我们仍能从该书中读出胡适对中世暨魏晋哲学初步认识的消息。首先是关于史料方面,胡适认为研究中世哲学史在史料方面面临大困难,其中增改、伪造、散失甚多, “故中古哲学史料最不完全。我们不能完全恢复魏晋人的哲学著作,是中国哲学史最不幸的事。”[7]其次是关于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他认为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分印度、中国两系,西支分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是各自独立发生的。“到了汉以后,犹太系加入希腊系,成了欧洲中古的哲学。印度系加入中国系,成了中国中古的哲学。”(同上书,第165～166 页) 由于他把印度哲学加入中国哲学作为届定中国中古哲学的主要因素,因此也就决定了下面一点,即第三他对中国中古哲学及魏晋时期哲学的认识不深,评价不高。 暂且不论胡适对中国哲学史的分期是否妥贴以及他对印度佛学传入中国后的影响的评论是否准确,就他对中国中古哲学,尤其是魏晋时期哲学的上述三点基本看法来讲,或许会导致他对中国中古哲学暨魏晋时期哲学在认识上的双重“遮蔽”。一是技术层面上的“遮蔽”,由于他认为研究中古哲学在史料上面临大困难,尤其是不能恢复魏晋人的哲学著作,这或许会导致他出于技术处理上的困难而放弃或忽视对这一时期哲学问题的研究;更由于他认为由汉至晋的学说不过是对古代诸子学的折衷,因而看不到由汉至晋众多学者或学派在折衷和引申中的发展变化;特别严重的是很可能因此而忽视王(弼) 何(晏) 向(秀) 郭(象) 以注解《周易》、《论语》、《老子》、《庄子》这样一种特殊的著述形式所累积的哲学史料的价值。二是价值层面上的“遮蔽”,由于他认为只是因为印度哲学的引入才使得中国中古哲学能于诸子哲学之外“别开生面,别放异彩”,自然将他观照中国中古哲学的目光重点投向中古佛教哲学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由于在技术和价值层面上出现了上述双重“遮蔽”,胡适的中古哲学史的研究将面临重大困境应是可以想见的,这或许也是他在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后,后续研究迟迟未能面世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种“遮蔽”,胡适的中古哲学或思想史的研究至少会在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上付诸阙如,一是魏晋玄学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一环会付诸阙如,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与佛学非常有意义的互动关系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史及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会付诸阙如。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较胡适的中国哲学或思想史给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思想人物有更多的关注,他特辟《南北朝之玄学》上、下两章来讨论由何晏、王弼到郭象等玄学家的思想。冯友兰以“玄学”之名来概括南北朝时期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及其特点较胡适的哲学史研究自是一大进步,但是他当时对这一时期玄学的分期界定并不十分准确,而且他对这一时期玄学性质特点及其流变也没有特别的认识和深入的分析。虽然冯友兰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学术、思想变化的认识比胡适有进步,但从中仍可看到胡适的影响,因为接下来冯友兰将论述的重点转向了佛学,用的章目是《南北朝之佛学及当时人对于佛学之争论》,这样在时段的界定上便将“玄学”与“佛学”归于南北朝同一时期,并认为“南北朝时,中国思想界又有大变动。盖于是时佛教思想有系统的输入,而中国人对之亦能有甚深的了解。自此以后,以至宋初,中国之第一流的思想家,皆为佛学家。”[8]这种评价同胡适几乎完全一样,即强调南北朝时期中国思想产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在于外来文化佛教的输入,从此至宋初中国第一流思想家皆为佛学家。佛学在中国思想界发生显著作用的时期确乎是南北朝时期,不过为了强调佛学的地位和影响,以致影响到对玄学的认识和评价,甚至诱发将玄学归为南北朝时期这一误置,这不能不说冯友兰同胡适在关于玄学的看法上有同样的认识局限,即过于强调佛学的地位而“遮蔽”了对玄学的认识。 不过,冯友兰的玄学研究有几点值得予以表彰:一是他最先指出郭象的《庄子注》是一部独立的、极有价值的著作,是道家哲学中的重要典籍,并且他对郭象的哲学作了系统的阐释。二是他指出王弼的《易》注“大开以道家之学注经之风气”,并认为何晏、王弼对于道家学说“颇能作较有系统之讲述。”三是他对何晏的《道论》与《无名论》的解释,认为何晏“惟道为无,非具体的有,故能遍在群有,惟道为无名,故可得遍以天下之名名之”,以此解释《老子》言“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是对《老子》思想的发挥。这表明冯友兰已开始从新实在论关于共相与殊相、一般与特殊的观念解释何晏对《老子》思想的发展,即是从逻辑的而不是从生成的关系来解释“有生于无”。冯友兰认为在解释“有生于无”说时,王弼同何晏具有相同的看法,并认为王弼是用“体用”关系来解释“无”与“无为”。(同上书,第76～78 页) 这些观点当对汤用彤的玄学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汤用彤最初是以治佛学而名世的,他积十五年之心力(1922 年至1937 年) 专门从事佛教史写作,于1937 年完成《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在接下来十年的学术实践活动中,又进一步深刻地体认到玄学与佛学的关系问题,并进而在解决此一问题的过程中创辟了“魏晋玄学”研究这一个新的学科领域。汤用彤通过对于佛学的研究,进而对玄学的研究,导正了人们由于重视佛学因而忽视玄学的倾向。从此魏晋玄学作为中国哲学、思想、文化史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取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汤用彤之所以能在同辈学者所未予重视的学术领域独具慧眼,独辟蹊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对文化研究的态度和方法、文化交流的冲突与调和诸问题有深入的思考。汤用彤曾撰有《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一文,该文借用文化人类学有关文化移植问题的研究成果以应用于思想的层面,既不同意“思想是民族或国家各个生产出来的,完全和外来的文化思想无关”的极端“演化说”,也不同意“一种文化思想推它的本源总根本受外方影响,而外方思想总可完全改变本来的特性与方向”的极端“播化说”,而同意“以为外来文化和本地文化接触,其结果是双方的而决不是片面的”即“批评派”和“功能派”的观点。基于这种观点,汤用彤认为当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接触时必须经过冲突和调和两个过程,这样外来文化才能在本地生根,发挥作用。他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为例,以说明外来文化必须经过很大的改变以适应中国本地文化,成为中国的佛教,才能为中国人广泛接受。他强调“在这个过程中与中国相同相合的能继续发展,而和中国不合不同的则往往昙花一现,不能长久。”由此他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思想实在有他的特性,外来文化思想必须有所改变,合乎另一文化性质,乃能发生作用。”[9]在魏晋时期,佛学是外来文化,而玄学则是当时中国本土文化的典型形态,佛学必须依附于玄学,才能为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所接受,才能在中国得到发展。为了理清佛学与玄学冲突调和的过程,便必须进一步理清玄学自身的理论根源和学术性质,因此由对佛学的研究进入到对玄学的研究,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也只有如此,才能更进一步说明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证诸汤用彤作于1940 年的重要论文《魏晋玄学流别略论》更能说明这一点,该论文将魏晋时期玄学家的思想与佛家的教义予以对照以明其异同与相互联系,最后得出结论:“王弼注《老》而阐贵无之学,向郭释《庄》而有崇有之论,皆就中华固有学术而加以发明,故影响甚广,释子立义,亦颇挹其流风。及至僧肇解空第一,虽颇具谈玄者之趣味,而其鄙薄老庄,服膺佛乘,亦几突破玄学之藩篱矣。”[10]这表明佛学首先是依附于玄学才能发展,而僧肇思想的产生既是魏晋玄学的继承和发展,又是佛学中国化的开始。 汤用彤魏晋玄学的研究继续贯彻着他的佛学研究中注重从史实出发的严谨的学术风格。这种研究似乎有两条接近问题的路径,一是通过对佛学在中国出现、演变过程的研究,发现佛学与玄学的关系,进而产生将玄学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意识,这是逆推的过程,一是通过对玄学在中国固有学术自然演进过程中是如何形成的研究,发现汉魏之际中国学术起甚大变化,进而确立玄学独特的学术品格,这是顺演的过程。我们可以根据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的论文编排顺序和发表时间来探究其玄学研究的过程及取得的成就。汤用彤首先通过读三国魏人刘邵《人物志》,发现汉末晋初学术变化的过程及原因,并进而指出正始时期玄学家的学说已开始脱离具体的人物和事物,成为一种“形上学说”。[11]接着他在1940 年发表的重要论文《魏晋玄学流别略论》中更进一步明确了魏晋玄学与汉代思想的根本不同乃在于魏晋之玄学“已不复拘拘于宇宙运行之外用,进而论天地万物之本体。汉代寓天道于物理。魏晋黜天道而究本体,以寡御众,而归于玄极;忘象得意,而游于物外。于是脱离汉代宇宙之论(Cosmology or Cosmogony) 而留连于存存本本之真(Ontology or Theory of Being) 。”[12]他指出何晏、王弼立论“以无为本”之“无”乃是“无对之本体(Substance) ”, “为道之全”。(同上书,第43 页) 由此确立了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本体之学(本体论)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学术性质和地位。不止于此,汤用彤更进一步研究了魏晋玄学在学术方法上的特点,他在完成于1942 年间的重要论文《言意之辨》[13]中指出:“新学术之兴起,虽因于时风环境,然无新眼光新方法,则亦只有支离片断之言论,而不能有组织完备之新学。”[14]这种新方法便是“言意之辨”。他认为,首先,言意之辨如“奥康剃刀”,可以削除汉人之芜杂;其次,言意之辨是玄学作为一种本体之学的内在要求;第三,言意之辨中得意忘言的方法可以“会通儒道二家之学”;第四,言意之辨不仅是理论方法问题,而且也是魏晋士人立身行事的生活实践问题。汤用彤主张:“大凡欲了解中国一派之学说,必先知其立身行己之旨趣。”“魏晋名士谈理,虽互有差别,但其宗旨固未尝致力于无用之言,而与人生了无关系。清谈向非空论,玄学亦有其受用。”“而理论上言意之辨,大有助于实用上神形之别。”[15]汤用彤通过对魏晋玄学的学术方法“言意之辨”的阐述,将之与最能反映玄学的哲学特点的思维方法问题即抽象的“体用有无之辨”,与当时最为人们所关注的社会政治问题即“名教与自然之辨”,以及与魏晋士人最为切身的生活实践问题即“形神之辨”贯穿起来,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玄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汤用彤的魏晋玄学研究不仅指出玄学的学术性质及方法,而且进一步研判玄学的流变与派别及对后世学术的影响。关于魏晋玄学的流别,汤用彤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决定了他的研判方法,这个观点较完整、准确地体现在他在1947 年作的一个演讲《魏晋思想的发展》中。他认为:“玄学是从中华固有学术自然的演进,从过去思想中随时演出‘新义’,渐成系统,玄学与印度佛教在理论上没有必然的关系,易言之,佛教非玄学生长之正因。反之,佛教倒是先受玄学的洗礼,这种外来的思想才能为我国人士所接受。所以从一方面讲,魏晋时代的佛学也可说是玄学。而佛学对于玄学为推波助澜的助因是不可抹杀的。”(同上书,第112 页) 因此,就魏晋时期而言,汤用彤是将佛学纳入玄学体系之内加以考虑的。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以及其后之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是逐渐将玄学从佛学与玄学的纠缠中独立出来,逐渐清晰地描述出玄学独立发展的轨迹,另一方面是逐渐由简单的时间上的分段及各流别所受学说的影响等外部特征的把握向各流别所具有的理论特征及其内在逻辑关联的分析方向深化。汤用彤关于魏晋玄学的流变与派别的研究为后来的学者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研究魏晋玄学的发展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关于魏晋思想的转折及其对后世学术的影响,汤用彤在其作于1945 年的《谢灵运〈辨宗论〉书后》一文中作了某种提示。汤用彤指出自汉魏以来关于圣人理想即圣人是否可学是否可至的问题得以讨论,谢灵运在《辨宗论》中提示关于此问题有两大对立说法,中国传统谓圣人不可学不可至,印度传统谓圣人可学亦可至,而谢灵运采纳了竺道生的“顿悟”说以调和两种不同说法,主张圣人不可学但能至,显示魏晋思想一大转变,不仅下接隋唐禅门之学,而且开创宋明理学圣人可学可至之先河。(同上书,第96～102页) 汤用彤的哲学史研究非常注意时代学术的“变迁之迹”,他的刘邵《人物志》的研究、王弼“大衍论”的研究揭示了由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折的“变迁之迹”,而他的谢灵运《辨宗论》的研究又揭示了由魏晋玄学向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转折的“变迁之迹”,显示出了他治哲学断代史或专门史的学术特色。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魏晋玄学研究在汤用彤、冯友兰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依靠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理解,并借助于西方的学术观念和方法,建立起基本的现代学术形态,为后来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 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和时代思潮的主流。侯外庐与人合著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便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其中由他主笔的第三卷即“魏晋南北朝思想”部分,初稿完成于1949年。侯外庐从思想史的角度对魏晋思想的研究,是将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综合起来,强调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构成以及玄学家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研判。侯外庐也注意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论述两汉、魏晋南北朝哲学思想在篇幅上的简略。[16]因此他在对历史文献的征引和考古资料的挖掘上下了较多的功夫,在论述的具体内容上也作了较大拓展,如论述了豪门士族汉末清议向魏晋清谈的转向,论述了魏晋玄学的主要流派,分别了向、郭注庄的疑案,阐述了嵇康的二元论思想及其与反司马晋活动的联系,论述了葛洪外儒术内神仙的道教思想及以佛教为背景的神灭与神不灭论争的意义。他还从封建政治、封建经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如从魏晋名门的合同离异分析魏晋思想的合同离异,探索了魏晋玄学产生的经济政治根源。这种自觉甚至刻意地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引入魏晋玄学的研究,在其初期亦产生了别开生面的效果,尤其是将哲学、思想问题同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联系起来考察,深化了人们对问题的认识。 然而由于这种研究一开始便具有某种直接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一场思想理论斗争。(同上书,第221 页) 同时在行文上也充满着论战的风格,所以这种研究难免有简单和偏颇的倾向。尤为严重的是这种研究表现出一种对三、四十年代其他学者的研究持强烈排斥和否定的态度。例如该研究认为“近人因了清代学者对于玄学的辩护,颇有为玄学说教者,有的说它是‘几百年间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比美于西洋史的文艺复兴思想;有的说晋人人格之美,使他‘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有的说魏晋思想代表精神自由的自然主义;有的说魏晋玄学是内圣外王之学尤精微者;有的说它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本体之学。这些论断都是偏见。”[17]由于这种研究对几乎所有于魏晋玄学的文化、哲学价值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皆持否定的态度,因此它对魏晋玄学的直接否定也是必然的。 1947 年,苏联意识形态专家日丹诺夫对于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提出了一个定义,他说:“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
我找了好多并总结的，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为什么，这要从性格的定义谈起。翻遍所有的普通心理学教科书，会发现这样的定义：性格是人对现实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的总和。良好的行为习惯构成良好的性格品质，坏习惯构成不良的性格品质。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不良的行为习惯对人的未来发展当然有截然不同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性格决定命运是有一定道理的。好习惯是一笔财富，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做起，从现在做起，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养成良好的性格，无论我们做什么，好习惯都会让我们受用终生。 这句话应该是适用于大部分人的，细分来说，应该是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但是，如果倒过来说，也算成立。做为成年人，要正视自己的生活和现状，倒推生命过程，找到自己的最终人生目标和价值，从而改善行为、习惯，甚至性格。这样，性格和命运才是互相推动，积极向上的。如果单单只讲性格决定命运，那只能算是消积，听天由命的人生态度。 性格只是决定命运（通常指成功的人生）的一个因素，它的确有着一定的影响力，重要的如给人的第一印象，谈吐的文明，情绪的控制力等等。 但是命运不是性格的唯一对应改变量，其实在命运中，运气是非常重要的。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人命运中的比例，一半左右就是运气。而运气本身，并非全由老天安排的，为什么当今网络上你运气不好就被人称为“RP问题”，“RP”指代“人品”，那么就不难理解性格也是组成运气的一个因素。 举个例子，你在酒会上遇到两个同样出色的人，一个叫安牛，一个叫安以轩，如果她们两个同时来竞聘你公司的形象代言，你会选谁。。 这就是你命运不是你性格决定的例子， 在诸多国外公司的招聘中（恕我再用这个比较公平），被录用的人，往往只是被发现诸如折纸折的非常工整，捡起纸团扔进垃圾桶，说话的时候很流畅而已，这只是他们的个性认真严肃，爱护清洁，反应思维清晰明快而已。 个性对于你自己可能很难意识到有多么重要，但是一旦换成别人的眼光，就不那么随便了，挑剔的人往往使你的运气下降。 所以我认为性格固然影响命运，但是既然可以变好，不管怎样，命运也总是可以改变的。 切记性格的改变不可以外力更改，要从内在开始，读好的书，跟高尚的人在一起，做你该做的事，时刻记住你的梦想，那么，不知不觉中，你的性格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得到质的改变。 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 相信命运的人等待， 相信机遇的人寻找， 相信自我的人开拓。 性格的成熟是相对的，绝对的成熟是不存在的。从人所处环境的变化不定来讲，性格也有一定变化，但是，除非较大刺激（比如失恋、对自己重要的人发生意外、重大失败或挫折等），一个人的性格一旦形成也就基本稳定不变。 性格决定命运，习惯影响终身。是有这么一种说法。 但我坚信的是：一切取决于你的态度！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约·凯恩斯【美】 性格是把“双刃剑” 西方有句名言：性格即命运。《中国当代名人成功素质分析报告》把人的性格与成功的关系作为一个课题进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特殊的性格在成功者的发展轨迹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对于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而言，性格突出甚至与众不同，并不妨碍他们事业的辉煌。本文从中摘编傅雷的事例，以飨读者。 傅雷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的译作《艺术哲学》、《传记五种》、《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在我国读者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后来出版的《傅雷家书》也经久不衰，深受读者喜爱。 但傅雷的性格却比较复杂，可以概括为：孤僻、高傲、耿直、极端认真且嫉恶如仇。 傅雷从小受到母亲严厉的管教，其母望子成龙心切，信奉“棒头底下出人才”。这使傅雷幼小的心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扭曲，变得孤独甚至有些乖戾。即使在傅雷功成名就之后，他的性格的某些方面在常人看来也还是有些“怪”，甚至是不通人情的。比如他的办事认真、有条有理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他规定几点钟工作，几点钟休息，几点钟吃饭，都是准时的，不能更改的。在他工作时，谁也不能去惊动他。与人交谈，也有时间的限制，到了点他便会请人家回去。这种性格显然不适宜处理好人际关系。 傅雷的高傲也很有名，脆弱、不愿受辱可能就是傅雷夫妇在“文革” 中自杀的重要原因。他小时候的班主任、著名书法家苏局仙先生也认为： “怒安（指傅雷）有些孤高自赏。”傅雷的内兄朱人秀，在傅雷去世后说过这样一段话：“傅雷性格刚直，看不入眼的事，就要讲；看不惯的人，就合不来。后来，他选择闭门译书为职业，恐怕就是这个原因。” 朱人秀的话对于我们理解性格与事业的关系不无启发。就人与人和谐相处而言，傅雷的性格或许只能打60分，但从事业的角度看，他的性格却又是一个难得的长处，使他能够极端认真地对待事业，敢于蔑视庸常，独立思考，保持高洁的精神品格。在《艺术哲学》的《译者弁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本世纪20年代末面对西方文化时，年仅21岁的傅雷即有一种独立思考的可贵品格。1981年傅聪回国探亲，当被问及他的父亲对他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时，他回答说：“独立思考。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独立思考，一切都不人云亦云，决不盲从。” 傅雷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从处世角度来说可能不容于世，但就搞翻译做学问来说，又绝对是一大长处，因为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一丝不苟，决不向任何错误、歪曲和混淆黑白的思想低头，正是著书译书最可贵的品格。这一点，《傅雷家书》可谓展现得淋漓尽致。 固然，傅雷事业上的成功与其天资、个人努力及各种机遇是分不开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他独特的性格与最适宜于他的事业结合在一起的结果。 通过对傅雷事业与性格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迪：性格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选择人生目标时，要注意扬长避短，要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职业与性格特点结合在一起。 弗洛依德的名言“性格决定命运！”在当今社会运用得实在是有点泛滥了！在公司的墙壁上，书桌上、网页上、QQ个性签名上……你都有机会看到这句话，我也曾经利用搭公车时、如厕时等一些百无聊赖的时间里细细思考过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实在是一句接近于真理的话了。我还发现凡是被人们誉为真理的话大多都是中性的，所谓中性，就是不明确地指出什么就是对，什么就是错！而且无论事态的发展如何，这句话都是适用的。 我就举一下例子吧：子虚乌有村有个叫二狗的人头脑灵活，善于钻营，胆量又大，什么违法不违法的只要有利可图的事都敢做，结果发了大财，威风得不得了啊！村里的父母教导孩子说：“你看那二狗，就是敢想敢干，头脑灵活，所以发了大财。你们做人不要太老实，老实老实，终须乞食！这叫什么知道吗？——‘性格决定命运’，二狗就是因为有敢想敢干的性格，所以才发了大财。”。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没过多久，二狗因为贩毒给警察抓了，判了死刑。这时村里的父母又这样对教导孩子：“你看二狗，就是因为胆太大，违法的事都敢做，所以被判了死刑，这叫‘性格决定命运！’”。 我上面举的例子，看似有点极端，可现实中这样事例真的一点都不少见！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肯定还能举出无数这样的例子出来！ 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的性格大多都是三岁前就定了下来的，“三岁定八十”也就是这个意思。有人爱动，有人喜静；有人善于交际，有人长于研究！这原本是没有哪一种性格优于哪一种之分的。但因为据某某机构的调查发现这世界的有钱人，性格大多是善于交际的，比较外向的。所以性格内向的很多人就感叹：“性格决定命运啊！”从而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内向的性格！但这就好像一个右撇子，你忽然要要让他左手写字一样，毕竟是很艰辛的，也是很难适应的！可能经过一段时间苦练后你慢慢习惯了左手写字，可我想应该是比不上天生就是用左手写字的人写得好的。而这个人还要忍受了一个很苦闷的心灵煎熬期。这叫扬短避长！为什么当今社会心理有问题的人是越来越多。我想很大部分都是错误地理解了“性格决定命运”而导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句话并没有明确地告诉你什么命运就是好，什么命运就是坏。这全凭各自地理解，理解得不同，命运也就不同！ 性格决定命运，为读书可以改变也-------藩国曾（好像是他，也好像是李鸿章说的）在一片戒子信中的原话>0< 我认为，性格决定了你做的决定，如果有2个选择在你面前，谦虚的人会选择谨慎的选择，冲动的人会选择感情地选择，聪明的人会选择长远的选择，狡诈的人会选择老谋深算的选择等等(当然，如果是普通人，那么就是几种性格的集合，但各性格的量很少很少，所以差异体现不出，所以才平凡啊，) 一开始，所有人类命运都是一样的，当大家开始走到行动（人生）的岔路口时，选择发挥作用，是各人的路发生了分歧。而选择越多，差异越大，南辕北辙，命运的不同就开始了，由于人生没有回头，而各种人在一起又互相影响，让你在下一次的选择时犹豫（出生，每一次的动作，申请，心里，与人的交往中的每一句话都是选择） 所以，性格决定选择，选择决定环境，环境又影响选择，然后，环境又与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所以性格决定命运（我的理解） 要努力改变自己，这样就能改变命运。 我们常说，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与个人的性格息息相关。那么，性格与血型、遗传基因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有没有天生赢家或失败者的性格？ 常听到血型影响性格，譬如O型开朗，A型偏激、B型激进之类，这种“血型性格”说，虽然具体结论仍有待证实，但专家认为，血型对性格肯定有着一定程度影响，因为这也是生命科学的一部分。 专家表示，在心理医学上提出一种叫作“A型”的性格，A型性格是比较好动、率性、进取、爱表现、爱说话。但这里说的A并非指血型，而是一个医药上用来对比的，它的相对性格是“B型”，就是比较冷静、不好争辩、也比较内敛。心理医学上所指的A或B，是方便相对分类的，不是血型。 天性来自父亲为什么一个孩子的性格或爱好与父母中的一位非常相似，而另一个孩子却可能截然相反？是遗传的结果，还是环境的影响，或是其他因素所致？ 古往今来，人们都会看到，许多孩子继承了父辈的事业。不仅在周围可以看到这种子承父业，在许多音乐世家或明星世家，几代人从事着同样的事业且都成就显著，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一般来说，在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能够隐约地见到其性格中的某些方面相似于父母中的一个。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人类的性格里都有父母的部分遗传，这个遗传部分占有40％，一般称为孩子的天性。形成性格另外的60％则跟生活环境、宗教信仰有关，特别是父母的模式影响。 意大利的人类学教授埃玛•玛莎解释说，“在卵子和精子的结合过程中，其男性或女性的显性基因占据优势的一方确定了新生婴儿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会有同父母或祖辈一方相同的眼球颜色以及其他身体上酷似之处的原因。这种遗传基因同时也会影响到个体的心理特征。”她认为像激动、胆怯或者外向这些性格表现都是从基因中遗传下来的。 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些学者对一些经过处理的豚鼠胚胎进行实验，使一部分豚鼠的身上只带有雄性基因，另一部分则只含有雌性基因，研究得到的结论是：母亲的基因对孩子智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父亲的基因则主要影响易感性和情绪。 一些科学家把对豚鼠的实验结果大胆地推移到了人类的性格遗传上，他们认为：“一个人个性的特点中至少有一半是直接由基因的特性决定的，大量的基因混合在一起互相作用产生综合效应决定了某人说话的语气、风格以及脾气等等。”天性的决定因素有多少另一些心理专家则认为，虽然一个人肯定会受到天性的影响，但是遗传的天性不仅不是决定因素，甚至远远达不到40％或一半的影响力。他们认为，环境，即包括家庭环境及成长环境对孩子影响重大，尤其是家庭所能提供的教育与爱，是一个人性格的决定因素。 美国哈佛大学完成的一些研究显示：儿童大概从两岁开始就在自制力、易感性和外向性格方面有了差别。但要断定父母和孩子的个性之间存在着某种遗传因素，只能在下列情况下有效：如果这种遗传因素紧密地同孩子存在的环境相关联，如果他生活在他的家庭这样的特定环境中。 为了证明这个论点，科学家们通过实验证明了精神障碍的遗传性只有与特定的环境发生联系时才能显示出来。例如，如果父母一方患有一种特殊的神经紧张症，其孩子一定是神经质的；但如果孩子远离他们的父母，那么孩子的神经质会有所抑制。科学家们因此认为，气质、性格能够在母体怀孕的过程中遗传，但并不总是遗传性的。一个人的遗传基因实际上可以和一台计算机相比拟，它保存了所有感情范畴内的程序，大脑的电脉冲使其中一些程序激活起来。而至今还没有任何人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程序的选择。 精神病科医生卡罗泰努托说：“尽管人们企图确立遗传因子在个体的心理和社会行为中的作用，但不管怎样，我认为它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更有可能的是文化教育的因素。最有理由说明这一点的就是艺术家的孩子们，他们除了继承父母特殊的天赋外，还生活在一个相当浓厚的艺术氛围中，或许还受到他们的名人父母成功事业的影响。”但是有时候，如果家庭过度“引导”孩子向父母一方的职业发展，奢望孩子做出本不属于他们所喜欢的事业的选择，以至形成一种病态的控制欲，那就会造成孩子们极端的逆反心理。 天生赢家谁注定不管一个人的个性究竟受什么影响更深，但到底有没有天生赢家的性格，又有没有天生的失败者的性格？ 科学家认为，不是人人都能站到最前面去的，成功与失败的比率是2：8。有两个成功的人，就有8个人作后援。所以，就算有天生赢家的性格，也得遵循这个成功的比例。况且，天生比较消极的性格，还可以通过后天培养尽量作局部的改善。个人能否成功，首先要了解自己性格类型里擅长什么或不擅长什么。自然规律其实非常具有科学性的，其中有着不可思议的平衡。 在研究众多成功者的例子后，一位新加坡的心理学家认为，没有天生胜者或失败者的性格，每个人都具有多面性，环境与教育决定这个人会发展哪一方面的性格。一些社会心理学家更认为，人的性格本身并无好坏优劣。没有完美的个人，但可以有完美的团队，社会上的各种性格可以互补。团队成功了，个人属于一分子，也一起成功。团体可以是一家公司，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 大环境下的亚洲新一代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从广义上说，某一地区的大环境里，有没有属于自己显著的性格特征？尤其亚洲各地都在经济领域展开激烈竞争，心理学家们开始关注，这种转化是否已经塑造出新一代人们的性格？ 一些专家认为，大气候里的激烈竞争，能激发出富于信心和憧憬能力的积极性格。“那种认识到自己能做到什么，并且勇于站到前线去，把接受挑战当作人生训练的进取性格，就可以促使团队进步。这在今天的亚洲很普遍，这是经济气候与环境所使然。”但社会心理学家同时认为，时下整个亚洲社会严重趋向物化，对于人们个性形成产生的负面作用也不可低估，因为家庭提供教育与爱，是一个人性格的决定因素。而经济的开放和观念开放，很多时候导致许多家庭的破裂，这个影响个性的大本营的不稳定会造成新一代的个性问题。一位新加坡的心理学家说：“恐惧和压力是分不开的。社会竞争激烈，连小学生都会申诉人生痛苦。人们害怕失败，带着隐藏忧患的环境很容易造成偏向发展。孩子遇到难题不向家人诉苦，因为家庭压力大，80％的孩子宁可向朋友诉苦。但一个人假如小时候就视家庭为畏途，连这小社会都不能接受，如何面对大社会？在临床经验中，孩子在一个拥有双亲并且有爱的家庭长大，面对艰难时能更坚强，也较能掌握人际沟通。遗憾的是，如今离婚案例每年飙升，许多孩子都在不愉快中长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产生良好的人性？”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书信作为万里相隔的亲人之间维系感情的方式，自古至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一对父子之间的通信，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得到如此多的认同，这就是《傅雷家书》不同于普通家信之处。我长期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所以无法体会到那种互通家书时因距离而产生的淡淡的忧愁和丝丝的甜蜜。我很向往这种感觉，因此我拜读了这本《傅雷家书》。《傅雷家书》摘编了1954年-1966年傅雷暨夫人写给儿傅聪、傅敏等的中外家信185封，其中大部分是写给出洋在外并最终成为著名钢琴演奏家的大儿傅聪的信件。洋洋万言，字字意涌动，阅者无不为傅雷信中有对过去教过于严格的悔赎，有对儿进步的表扬和鼓励，有对音乐和艺术的指导和探讨，有对党和国家建设及运动的看法和意见，有对儿生活的嘘问和关心，“贯穿全部家书的情义，就是要儿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兼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看一部家信录，就是看一片傅雷的“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冰心世界，我们不光明白了傅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翻译名家的原因，更会从中学到如何育成才的人生真谛。我对书中这样一段话感慨良深：“说到不完整……你提到的perfection（完美），其实perfection（完美）根本不存在的，整个人生，世界，宇宙，都谈不上perfection。……我们一辈的追求，有史以来多少世代人的追求，无非是perfection，但永远是是追求不到的，因为人的理想、幻想，永无止境，……。”由此我想到一个故事。以前有一面破碎的镜，碎成了好多片，其中有一片想去找到剩余的，以重新组成原有的镜的面貌。一路上它由于自己有棱有角，（欢迎访问零二七范文网，零二七范文大全）滚得很慢，从而领略到了一路的可餐秀色。当它千心万苦地找到了所有碎片，“破镜重圆”时，它成为了一个整圆，滚得很快很快，一路上的风景在刹那间掠过。其实我们都在追求完美，而恰恰是我们现在的不完整，把我们带到了追求完美的境界，促成了其他一方面相对的完整。而真正当有一天，所谓的完美在身上发生时，我们倒有可能失去很多。傅雷教是以严厉而著称，我以为他们父子的关系固然是不太好的，而读了此书之后，想法有了极大的改变。傅聪至海外留学，与父亲的联系自然只能依靠书信，于是父子之情便在一封封家书中表露无疑。他们通过书信一起讨论艺术，研究乐曲的内涵，交流对事物的看法，虽然没有母子通信时那种嘘寒问暖，但他们之间的默契却是其他无论什么都无可代替的。掩卷后对书回想起来，最大的感触就是傅雷对艺术甚深的造诣。傅雷对于艺术尤其是乐曲的领会，颇有一番自己的见解。这便使我不禁想到，大凡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人，在艺术领域也有着较高研究。也许便是因为文学和艺术是相同的吧。不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让人读完了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效果；而风格迥异的各类乐曲，也会带来相似的结果。秀美的散文，带来的是有如欣赏了欢快的咏叹调后的愉悦；沉重的小说，带来的便是如同悲恸的交响曲给人的震撼；诙谐的杂文，带来的会是歌剧般幽雅的场景和事后无尽的思考。细读完这本《傅雷家书》，感觉是像戏曲那样给人以不俗的氛围和回味的余地。《傅雷家书》全书是一个父亲在循循善诱，读来很亲切，既饱含了对儿的深情，也有着父亲独有的不可抗拒的威严。读《傅雷家书》，感受的是一颗纯洁、正直、真诚、高尚的灵魂。父子之间的感情因为艺术的崇高而得以升华，成为一份取之不尽的人类精神的养料。
翻译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17英语翻译论文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2017英语翻译论文范文篇1 学翻译中意境的传递 关键词：意境 传递 模糊 语言 摘 要：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具有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特点，使读者浮想联翩，如临其境，感同身受。意境的传递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译者的审美能力和 文学再创造能力、语言差异和 文化 差异。意境的核心内容是模糊美，译者需要巧妙运用模糊语言来传递原文的意境。 一、引 言 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凝结了中国人的 哲学 智慧和 艺术 经验 。道家的本无之论和佛禅的空观是意境诞生的哲学前提，意境的提出受到了佛、道、禅的影响，美学正是在与宗教、哲学的区别中找到了自己的独特规定。(刘成纪，2006：87，92)根据《辞海》(1999年版)的解释，意境是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客观图景与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具有虚实相生、意与境谐、深邃幽远的审美特征，能使读者产生想象和联想，如入其境，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中国的古典文论独标境界，以意境之高下来衡量作品的艺术价值。优秀的文学艺术往往能使情与景、意与境相交融，塑造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产生强烈的感染力。 茅盾曾为文学翻译下过一个定义：“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茅盾，1984：10)不少人认为文学翻译是以意境的传达和再现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意境的营造已属不易，而要在翻译中用一种语言再现另一种语言所烘托的意境就更是难上加难。“意境由意象群组合而成，它浑融诸意象，而超越于意象之和。”(吴战垒，1991：41)刘禹锡曾说：“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合。”这说明“意境产生于意象又超越于意象，可意会而不可言传”(龚光明，2004：38)。翻译时译者要如何处理这种不可言传性，在译文里再现原文的意境，对自身无疑是一种高难度的挑战。其实，意境再现是一种翻译的理想境界，有时很难实现，毕竟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在语言、文化和思维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不过，译者可通过自身的努力，用另一种语言来传递原作的意境。 二、影响意境传递的主要因素 意境的传递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既然是翻译，就一定会涉及原文和译文、译者和读者。意境属于美学范畴。“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原文、译文)，翻译中的审美主体(译者、读者)，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中的审美判断，审美欣赏，审美标准以及翻译过程中富有创造性的审美再现等等。”(毛荣贵，2005：7)意境的再现或传递要求译者在翻译时“不仅要达意，还要传情，要引起读者身临其境的审美冲动”(陆洋，2005：50)。译者的审美能力和文学再创造能力是影响意境传递的主观因素，而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则是影响意境传递的客观因素。 1.译者的审美能力和文学再创造能力 译者的审美能力决定了译作的美感层次。译者从事翻译活动时是“由多种 心理要素及其功能关系组合而成，这些心理要素通力合作，才能保证译者审美经验(美感)的最终实现”(屠国元、袁圆，2006：25)。文学翻译的艺术性强调了译者对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的审美把握，要求译者以再现原作的艺术美为旨归。因此文学翻译的过程可以简单表述为“感受美—体验美—理解美—表达美”。译者要再现或传递原文的意境，自己就必须能够感知原文的意境美、体验并理解这种美，然后在译文中再现或传递原文的意境。 “意境的创造要求达到物我水乳交融，即意与境浑，心与物共。”(孙迎春，2002：87)作者是意境的创造者，他的主观心灵与客观事物相融合而产生某种意境。译者首先是原文的读者，需要细心品味文中之境，让自己如身临其境般去体验作者的审美情感，之后通过再创造将原文的意境传达给译文的读者。文学作品通常蕴涵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因此译者要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和人生经历才能比较全面深刻地理解原作的意境，才能将译文读者带到原文的意境美中去。 郭沫若曾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 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郭沫若，1984：22)翻译的创造性性质属于二度创造，也就是再创造。译者需要深入了解原文作者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原作的精神，然后用适当的语言在译文里再现或传达原作的内容、风格和意境等。文学再创造不是词对词、句对句的转换，译者为了再现或传递原作的意境，不应拘泥于原文的形式框架。“译者的创造不是指语义内容层面上的变化，而是指艺术心理的发挥。”(姜秋霞，2000：260)译者首先要感知原作的意境，再通过审美心理要素的作用，使心物交融，获取审美意象，然后用另一种语言再造象外之意的意境。 2.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 翻译需要进行语言文化的对比研究，认识差异并寻求穿越差异的 方法 。就汉语和 英语 而言，两者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这就注定它们之间的翻译不能完全对等。比如中 英文 诗歌的互译就常常遇到难题，因为汉语的平仄和英语的十二音节诗句的韵律效果是不同的。汉语是一种意境语言，“只要排列出奇，组合得当，三言两语就能出景、出情，情景交融”(毛荣贵，2005：220)。而英语则注重逻辑分析，少了“虚”和“意”，更多的是“实”和“境”。例如：余冬日往视，但见衰柳寒烟，一水茫茫而已。此汉语 句子 里有“意”——衰、寒、茫茫，有“境”——冬日、柳、烟、水，可以说是情景交融，让人充满联想和感触。试比较林语堂的英译：I went there, however, on a winter day and saw only a stretch of cold water against some sparse willow trees and a frosty sky. 虽说林译切合原文，也传达了原文的情与景，但由于英语没有汉语那么多产生朦胧美的词，使得译者无法完全再现和传递中文原句特有的意境。 文学翻译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当两种语言发生碰撞时，它们是在两种文化传统的背景下进行的。由于不同的文化会有不同的表达特色，所以每一种文化都存在于与另一种文化相互作用的 环境中。(王宁，2006：46，48)中国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国古典诗词，常常具有一词多义、象征性、审美意象和隐喻等特征，字里行间别有一番韵味和意境。要 体会和理解其中的深意，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 中国 文化修养和 文学功底，因此，译者要向另一种文化背景的读者传递原文的意境的确是不易。“文化具有一贯性、持久性，渗透于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不同的文化中很难找到意义完全对等的词语。”(廖七一，2002：276)例如，唐朝诗人孟郊的《古离别》：“欲去牵郎衣，郎今去何处?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邛去!”许渊冲的英译是：I hold your robe lest you should go /Where are you going, dear, today? / Your late return brings me less woe / Than your heart b Eing stolen away.文中的临邛不仅指地名，更是一种文化意象，出自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 故事 。“莫向临邛去”意思是不要效仿司马相如另寻新欢。由于临邛所承载的文化意象对英译本读者来说比较陌生，无法用简练的诗歌语言翻译出来，所以许渊冲不得不进行再创造，把原文隐含的意境直接用 英语 表达出来。 三、模糊语言与意境的传递 语言模糊性是语言自身的特点之一，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语言文字构成文学作品，作家用语言文字来传达文学形象。“文学审美中的非物质形态即意象、情感、意境、风格等这些非表象要素代表文学作品的气质，虽然可感，但又因难以捉摸、不可计量而模糊。”(毛荣贵，2005：230)文学语言的模糊化是作家对语言做 艺术 处理的结果。美学意义上的所谓“模糊语言”，是指语词具有朦胧而又广远的语义外延。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不穷自己所欲言，不“嚼饭与人”，不无视或低估受众的能动;而是让读者独立思考，让读者驰骋想象，让读者享受咀嚼。(毛荣贵、范武邱，2005：11)模糊语言调动了审美主体，扩大了审美客体，从而扩大艺术空间，增加阅读美感。意境理论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模糊美，或者说含蓄美、朦胧美。 意境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它的产生和流传是中国影响外国，有着中国的特色。汉民族善于由具体到抽象的联想综合，在文字表达中强调整体的表达，主张藏而不露，欣赏似是而非、只可意会的意境。汉语表达注重整体感应，是一种意境性语言，讲究意合意会，不注重分析和逻辑;而英语则讲逻辑、重分析、求形合，欣赏客观描述，漠视整体感应。汉英翻译的憾事之一就是眼睁睁地看着汉语模糊美感的磨蚀。由此可见，在文学翻译中要完全再现原文的意境是多么困难，在很多情况下只能力求传达或传递原文的意境。 四、结语 中国传统美学崇尚意境美，追求实境与虚境的和谐统一。作者通过形象化的艺术描写手法，将读者引入一个充满想象的艺术境界。意境的基本特点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具有较强的审美冲击力，使读者如临其境，感同身受。意境产生于意象又超越于意象，具有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性，文学翻译中意境的传递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要再现原文的意境十分困难。为了更好地向译文读者传递原文的意境，译者必须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和文学再创造能力，把握两种语言的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巧妙运用模糊语言来传递意境，体现出意境的核心内容——模糊美，即含蓄美、朦胧美。 参考 文献 ： [1] 龚光明.翻译思维学[M].上海：上海社会 科学 院出版社，2004. [2] 郭沫若. 论文 学翻译 工作[A].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3] 姜秋霞.佳境生象外——文学翻译的美学随想[A].翻译思考录[C].武汉：湖北 教育 出版社，2000. [4] 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5] 刘成纪.重谈中国美学意境之诞生[J].求是学刊，2006：(5). [6] 陆洋.论“美译”——林语堂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5：(5). 2017英语翻译论文范文篇2 论文学翻译中的再创造 摘要 翻译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文学翻译更是如此，与其他文本类型相比较，文学翻译具有其独特的创造性。本文探讨了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必然性以及译者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再创造时要考虑的四个层面：历史层面、宗教层面、文化层面和语言结构层面。 关键词：文学翻译 再创造 层面 中国的翻译可谓源远流长，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传统。随着翻译这一门学科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翻译理论的探讨也不断深化。各种翻译理论层出不穷，释道安的“五失本”，玄奖的“喻俗”，严复的“信达雅”，到鲁迅提出的“宁信而不顺”，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镜”，再到我们现在通用的“忠实、通顺”等等，都对翻译作过精辟的论述。但文学翻译却有别于其他文本的翻译，具有其独特性。它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艺术，要求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风格特色用另外一种语言准确地重新表达出来。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会受制于诸如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使得翻译活动与前人所提出的“忠实”背道而驰。“忠实”的翻译原则似乎不能给文学翻译以有效的指导，在文学翻译中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如何跨越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去理解与再现他国的文学作品，这些都是文学翻译面临的挑战。 一 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必然性 译者是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媒人”，原文经过译者的加工而转换成译文。从翻译活动的开始到翻译活动的结束，原文是译文的出发点，离开了原文，翻译便无从谈起;而译文却是原文的归宿，翻译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把原文转换成译语读者能读懂的信息。当一种语言环境下产生的作品被移植到另一语言环境中时，译者要让译文在译入语环境中产生与原文最为相似的效果，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强调“忠实”而忽视“创造”。在过去如果有人提出翻译的创造性，就往往会被指责为误译、滥译、胡译。这实际上是曲解了创造性的真正含义，错误地把创造性当作了任意性，不能把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度”。 “过度”的创造确实会歪曲原作的内容，破坏原作的意境，但是“适度”的创造在表达原作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好的文学作品的翻译离不开译者的再创造，忠实只是再创造的基础，但忠实的译文并不等于好的译文，太过“忠实”的译文不能满足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这好比是给译者套上了沉重的枷锁，禁锢了译者的思想，忽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难译和不可译的地方，只能采取“死译”，因而与翻译的初衷背道而驰。再者，文学翻译除了要传递原文的意义外，还要涉及到复杂的审美活动。文学作品包含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是情与景交融的产物，译者在理解原文的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价值评判标准、文化修养、生活阅历及审美情趣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再创造”这种主观的能动参与是无法避免的。 茅盾先生说过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只有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对原文进行再创造，才有可能译出好的译文。当有人把“The man is the blacksheep of family.”译成“那人是家里的黑羊”时，确实让人啼笑皆非了一把。这就是典型的“忠实”的翻译。译文确实以最大程度呈现出了原文的字面意思，但是译得很失败。译者完全陷入了所谓的“忠实”翻译，译得一字不差，但却译得不知所云。如果对原文进行创造性翻译，考虑到喻体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将blacksheep译成“害群之马”，问题便迎刃而解。还有些译文不是对与错的关系，而是合适与不合适的关系了。 培根在《论读书》中的第一句话可谓是众所周知了，“Sdudies serve for delight,for ornament and,for ability”。如果根椐字面意思译为“读书可以让人们感觉很愉快，可以增添光彩也能增长才干”，确实让人大跌眼镜，原文的美感全无，原文的排比结构也无从体现。故王佐良先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了再创造，将其译为“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成为了精典译作。由此可见，文学翻译确实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艺术性地进行再创造。 二 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层面 1 历史层面 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经历过其自身的历史演变，而作为历史文化载体的语言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族历史的差异造成了语言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文学作品中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顾及到不同文化在历史中的积淀、 思维方式 及表达情感的方式等不同民族的习惯。毛泽东的《七律?送瘟神》里面有一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尧舜。”有人译为： “Spring winds move willow wands,in tens of million:Six hundred million we shall all be Yao Shun.” 这是不合适的译文，汉语诗句中的意思不难理解，“神州”指的就是中国，“舜尧”则是中国古代两位最英明的帝王，这里引申为圣贤之人，这是译入语读者不知晓的信息，显然不能直接音译。只能进行再创造： “Spring winds move willow wands,in tens of million:Six hundred million we shall all be Sage-Kings.” 这样一来，译文中的“Sage-Kings(贤明之主)”更忠实于原文。《红楼梦》第三回有一段文字用来描写林黛玉的“稀世”之美： “两弯似蹙非蹙蹙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霍克斯(David Hawks)译为： She had more chambers in her heart than the martyred Bi Gan;and suffered a tithe more pain in it than the beautiful Xi Shi.(David Hawks,1973) 国外的读者理解不了上面的表达，因为比干、西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前者代表着智慧和忠诚，后者代表着绝世的美艳。此处如果不采取加注的方式对原文进行再创造，译文的失败在所难免。 2 宗教层面 宗教在文明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由民族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所形成的文化。中国的三大宗教在中国民众心中有深远的影响。而在西方人心目中，耶稣的位置不可替代，____贯穿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西方文化的主体特征之一。由此演变出很多与宗教相关的词汇，它们承载着特殊的涵义。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下，有些词语的长期使用，其含义已远远地超出了原来宗教词语的含义，随着词语使用环境的不同，其含义也有所不同，如果不进行再创造，往往不能传达这些词的全部含义，造成文本的信息丢失。在《红楼梦》的第六回，刘姥姥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英国翻译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将这句话译为“Man proposes,God disposes”。他用英语 谚语 来对译汉语 成语 ，似乎是神形兼备。“天”译为God”。而“God”的意思是____中的上帝，原句中的“天”却是一个道教概念。这使得东方道教和西方基督____的文化差异和宗教渊源无从体现。西方读者会以为《红楼梦》里的人物信奉着基督____样作品的原汁原味就丧失了。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将这句话译为：“Man proposes，Heaven dosposes.”他将“天”直译为“Heaven”，保存了原文中的道教色彩，使原作的文化特色得以再现。 3 文化层面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特征又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中。在翻译的过程中灵活地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来排除文化差异，以达到文化再现的目的。由于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各不相同，致使相同的表达在不同语言文化中所传递的内涵也大不一样。英汉语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语系，受语言和文化的特殊性的影响，不同的国家赋予词汇的意义也各不相同，在翻译时若一味“对号人座”、望文生义，不仅令人费解，而且也不能准确地表达原文真正的涵义，因此只能采用意译法恰当地进行翻译，以再现原文的神韵和意境。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Bush eats no fish and plays the game”，如果把它译成“布什不吃鱼还玩游戏”则让人莫名其妙。 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教徒们为了表示绝对的忠诚，反对罗马天主教在星期五只吃鱼的习俗，所以有了“不吃鱼”这个说法，此处我们把“不吃鱼”创造性地译为“忠诚”;而“play the game”义同“play fair”，大体上是指公平地比赛，根据具体的语境在此处译为为人正直。所以上面的句子若能译为“布什既忠诚又正直”则更为达意。此外，中西文化中的“龙”也是很好的例证。在中国文化中，“龙”象征“权力、地位”，古代的皇帝都坐喜欢坐在龙椅上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了;而在西方文化中，“龙”却是邪恶的象征，是一种不讨人喜欢的喷火的动物。因此，在翻译时就要准确地把握该词所在的语境。 4 语言结构层面 英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属于不同的语系。英语隶属于印欧语系，而汉语则是汉藏语系;英语采用26个字母为其语言的表达符号，而汉语则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传情达意;汉语是螺旋式思维，而英语是直线式思维;英语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这些差异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得斟词酌句、深思熟虑。如果把“The coat is nice and cheap”译为“这件外套漂亮和便宜”就失去汉语的意味了，因为原句中“nice”和“cheap”的搭配可谓是相得益彰，符合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们的审美观，但在翻译的过程中忽略了汉语语言的特点，失去了原文的“美”，若能此处译为“这件外套物美价廉”，则带给中国读者完全不同的感觉。译文充分考虑到了汉语语言结构特点，采用四个字的成语表达，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最自然最贴切地再现了原文。在英译汉的过程中，有些时候还要转换词语的词性，译文若采取与原文同样的词性，可能会造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是译文晦涩难懂的局面。如：“Independent observers have commented favourably on the achievements you have made in this direction.”翻译成了“有独立见解的观察家们对你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很好的评价。”译文把句中的动词“commented”译为了名词“评价”，而原句中修饰动词的副词“favourably”也相应地转译成汉语的形容词。 三 结语 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而创造是表现这门艺术的唯一途径。翻译比写作更难，这是因为作家可根据自己的经验随意进行发挥、自由创作，而译者的翻译受原作内容与艺术意境的制约，可供译者驰骋的空间只有方寸之地。即使对那些“文化空白性”事物的翻译也不是任意的，既要使原文的艺术意境能顺利地“化出”，又要能为本族语的读者所接受，除了进行恰当的“创造”与“叛逆”，译者恐怕也别无他法。所谓百分之百的忠实只能是一种错觉。译者在翻译中必须借助自身的文化修养和经验水平，在“忠实”和“再创造”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只有这样，才能翻译出优秀的作品。 参考文献： [1]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翻译研究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 [2] 常敬宇：《汉语词汇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臧克家讲解，周振甫注：《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4] 谭晓鸣：《文化差异与文学翻译障碍》，《科技信息》，2008年第28期。 [5] 黄顺红：《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与信息求真》，《焦作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6] 孟健、王春：《比较之中出鉴别――文学翻译中风格的传达》，《湖南医科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