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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纪念马克思,是为了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也是为了宣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
央广网北京5月3日消息（记者刘杨）2018年适逢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展开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德国国家旅游局推出“追寻伟人足迹，探访马克思故里”主题旅游线路。这条线路串联了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恩格斯的故乡伍珀塔尔以及开姆尼茨（原卡尔马克思市）。央广记者沿着伟人的足迹，探访马克思的故乡，了解这位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成长经历，并亲身感受孕育了这位伟人的国家的文化积淀与历史遗存。
特里尔——马克思出生的地方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出生于德国边境小城特里尔。作为德国最古老的城市，特里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它曾经做过西罗马帝国时代的首府，也是古罗马帝国阿尔卑斯山北部的统治中心，所以有德国人称它为“德国第一座世界城市。”至今屹立不倒的罗马城门便是这座城市昔日辉煌的见证。尽管这座孤零零的城门已经因为岁月的侵蚀而变成了黑色，但当地人们还是亲切的叫他“大黑门”。它也因此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标志。
特里尔地标“大黑门”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新时代需要我们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决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呼唤我们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的革命情怀和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
我们纪念马克思,是为了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也是为了宣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
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与当代价值论文
摘要： 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是当前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通过深刻领悟马克思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基本理论观点，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时俱进地发展其生态思想，并将其与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是促进中国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协调、绿色发展的关键。文章通过对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系统分析，结合我国当前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运用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对当代中国生态环境建设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生态；当代价值
如今生态恶化已滋长蔓延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也遭遇生态环境问题的困扰。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强调要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并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运用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在发展的过程中将资源的开发与环境的生态保护进行的物质变换，通过一系列措施的自我调整达到人与自然界之间协调、绿色的物质变换，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思想在我国的新发展，为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参考。
一、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以对象性活动原理科学理论的提出为标志的萌芽期、以实践主导原则的提出为标志的形成期和以“物质变换”理论概念的提出为标志的成熟期。
（一）萌芽期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著作中，马克思把著作的一个重点放到了对于人与自然关系及其异化的哲学探讨上。他明确地指出人是“自然存在物”，并且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在此基础上透彻地讨论了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将共产主义社会设想为一个“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社会。这一阶段，其生态思想还是雏形，正处于萌生阶段。
（二）形成期
1845年，在与恩格斯一起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段时期，他提出了实践主导原则，他认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又受实践规定，自然自从人类产生后就成为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人化自然，人和自然统一于实践中。“在实践中理解自然”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正式形成。
（三）成熟期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物质变换”这一理论概念，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到经济制度中阐述，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转化为资本与自然的关系，这就导致了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过程的巨大变化引发的生态危机，而解决这一危机的合理途径是奠定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基础上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形式的调整。“物质变换”理论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完全确立，已经形成成熟的理论。
二、我国当前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
（一）资源约束加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投资拉动和大量消耗的能源资源，由于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后续资源严重不足，加之自然灾害影响，资源约束加剧，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当今困扰百姓的雾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过度开发资源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造成的。
（二）环境污染严重
一是水体污染问题严重。2014年，七大流域和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西南诸河的国控断面中，Ⅰ类和Ⅱ类水质断面共占39.7%，Ⅲ类及以下断面水质共占60.3%。二是大气污染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2014年，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只有16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145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占90.1%。470个监测降水的城市（区、县）中，酸雨频率均值为17.4%。出现酸雨的城市比例为44.3%，酸雨频率在75%以上的城市比例为9.1%。三是固体废弃物存放量过大。2014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325620.0万吨，综合利用率仅为62.13%。
（三）生态系统退化
一是物种多样性受到威胁。2014年，我国高等植物受威胁的物种约占评估物种总数的10.9%；需要重点关注和保护的高等植物占29.3%，文昌鱼的栖息密度和生物量自2002年以来到2014年栖息密度降到历史最低，活珊瑚盖度下降明显。二是土地荒漠化严重。局部地区如新疆南疆地区、甘肃民勤等地，每年因土地沙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40亿元人民币。三是森林面积减少，水土流失加速。目前我国现有水土流失面积294.91万km2，占普查范围总面积的31.12%。四是土壤污染严重。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2005年4月至2013年12月）结果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高达19.4%，无机型污染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
三、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成因
（一）利润至上的资本运行逻辑
为了追逐利润而出现的只顾生产，不顾生态，盲目开发和过度索取等缺乏生态理性的短期行为，部分“政绩工程”和轻群众长期利益的盲目投资，破坏了全社会理应共享成果的和谐之美。同时公众参与环保的意识也比较薄弱，信息和经济成本较高。所以，当前在我国需要一次最广泛的生态启蒙，确保生态理性在全社会的确立。
（二）经济发展模式的滞后
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的产业结构特点是两头小中间大，石油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等耗能高、污染重的传统工业是导致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而生态环保措施却停滞不前。从产业布局来看，我国企业布局分散、集中度低、技术基础差、技术创新能力不高，而且产业结构的低层次及地区结构的趋同，导致规模经济效益难以充分发挥，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四、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在我国生态建设中的运用
从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到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并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国家五年规划，标志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逐渐完善和系统，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更为明确。这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与趋势的认识，深入地体悟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对立统一观点的基础上，打破并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僵硬对立，实现了马克思生态环境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五、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一）明确生态系统建设任务
生态系统建设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生态资源保护。通过总量控制、结构优化、促进生态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二是生态环境保护。通过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逐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三是发展生态经济。淘汰“三高”产业，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循环经济；四是注重生态空间建设。通过生态保护主体功能区建设、国土整治等实现生态空间建设合理布局；五是生态社会建设。通过生态文化建设和国际合作，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
（二）完善生态保护政策与制度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应分别从市场和政府两方面入手。一方面，通过明晰资源产权主体，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健全碳排放权、污染排放权、能源交易市场等，使市场在价格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考核评价激励制度、强制性约束制度、强有力监管制度和最严格的问责制度等措施，充分发挥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三）增加生态保护资金投入
资金投入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发展的基础。应根据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生态定位，建立“以公共财政为主、多渠道融资”的投入机制；增加公共财政对生态保护的投入总量，并向生态建设、生态治理领域倾斜；将生态预算全额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生态资源纳入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同时，建立健全资金安全运行和绩效评价机制。
（四）强化生态环境发展的科技支撑
用现代科技支撑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推进绿色发展现代化建设。构建以“国有为主、民间参与”为特征的科技源头创新体系、以“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新型生态产业服务与推广体系、以市场为导向的生态系统标准化体系。同时，加快生态保护的国际化交流，学习和借鉴国外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的经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1979.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00.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人民出版社,1972.
20%。目前一般对小论文的重复率要求不能高于20%或30%这两个数字,具体标准因杂志社而已。而大部分杂志社也是使用知网查重系统来检测论文的重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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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能学到勇于实践，创新，而且学习是终身的事情，不仅仅是在学生时代，还有努力为劳苦大众谋福利，发掘客观规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今天能有几分钟的时间站在讲台上演讲，向大家阐述我的观点，希望大家能够仔细地聆听，不足之处还请各位多多指正。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九十三年前，一位伟大的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敲开了沉睡千年的雄狮大门，随着五四运动激情的不断高涨，反帝反封建的意识不断地坚定，从此以后在中国乃至世界人的心里，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实现它的价值。五四运动的爆发，彻底地激起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近百年的民族怨气如火山般爆发，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虽然才实行几年时间，但它的弊端已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国人面前。为了救国，为了实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愿望，仁人志士们再次开始了救国图存，寻求改革的道路。俄国的十月革命为这个濒近灭亡的国家带来希望，南陈北李开始坚定信念，到处宣扬马克思主义学说，企图用马克思主义拯救中国。就这样，李大钊先生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如约在《新青年》上见面，它的出现，如星星之火般成燎原之势，激励着无数的中国人信仰马克思主义，从而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如果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中国人，那么，毫无疑问，李大钊是使中国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先行导师。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的组织形式是看它所确立的是什么政体，它的阶级属性是什么，代表的是那些人的利益。我们不可否认，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一定的优越性，但是对于本国的国情来说，却是弊大于利，毫无利用价值，因为它所代表的仅仅是中兴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什么是无产阶级?是工人、农民、千千万万受压迫的劳动人民，而不是那些所谓的地主、资本家。偌大的中国有13亿人民，近乎10亿是工人、农民，如果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试问这个国家如何有新生，又如何有发展。马克思有句话说得非常到位：什么是天?工人二字结合起来就是天，工人头顶着天，脚踩着地，俗话说天是万物之主，那么理应如此，工农大众方才是国家的主人。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俄国革命成功传入中国，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着长达几十年的奋斗，他们的奋斗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中共一大，13位代表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虽然他们代表的仅仅是全国50多个党员，但是他们深信，日后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无产者共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为之努力奋斗。李大钊一句简短而又铿锵有力的话语终于在中国成为了现实：环眼中国，必将是赤旗的天下!今天，当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方才深知守常先生话语之真谛。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不断结合，充满了生机活力。在此期间，我们抗日成功，打败了反动派的专制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百年来得第一次独立，那一刻，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了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指路明灯。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再到今天的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推动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指引了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前所未有的强大生命力。我们深信，不久的将来，世界必是赤旗的天下!
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现在国民 教育 、精神文明和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因此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下面是我精心推荐的大学生活马克思主义2000字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在传统的观念里，民生就是单纯指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没有任何附加的社会价值。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观念的提升，民生这一概念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政府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生已经扩大到老百姓生活的各个层面--从物质生活到精神世界。解决民生问题是国家发展建设中的首要任务。研究马克思主义对民生问题的分析，就是要从思想理论层面强调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方面，探究马克思主义对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指导。
一、民生的基本内涵
民生，简言之就是关系人民生活的问题。民生包括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等。民生是所有生活细节的总和。民生问题是伴随着人类发展全过程的。只要有人存在，就必然有民生问题存在。民生一词自古有之，民生是各朝各代、各个国家的核心问题。国民生活的稳定进步是国家稳步前进的基础保障。民生既属于社会范畴，也属于历史范畴。民生代表着国家对人民生活的重视程度，代表着国家的发展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民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解决民生问题成为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民生问题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整体。衡量国民生活质量的标准中，民生要素占据重要比重。正确认识民生概念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把民生问题放在政府工作的重心位置，也是我国促进民生问题提升的体现。
二、马克思主义对民生思想的认知和理解
(一)马克思主义中民生思想的体现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对民生概念没有明确的解释。但是，对"人"的概念给予了明确的解释。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核心，人处于社会整体活动的中心。人是社会发展重要的推动力。民生问题的中心要素就是人，人是民生问题的核心作用力。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唯物史观，认定了人的本质，人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物质生活资料与生产活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对思想世界是一次重大的飞跃。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认定是公正客观的。民生问题就是要解决人的生存与发展，与马克思主义能够达到概念范畴的统一。
(二)唯物史观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是对物质世界的客观认知。唯物主义诞生以来，人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深刻变革。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四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新时期，我国领导集体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创造历史的因素，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体。人民群众是主宰历史的主人。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正确认知人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能够从现实角度分析人的主观能动性。唯物史观对于民生的重要理解就是能够正确认知人的作用。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认知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与社会具有内在的统一。人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主体。社会的一切活动都靠人的行为完成。人的本质属性就是社会性，人是 社会实践 活动的主要参与者。社会活动由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构成。社会要发展，必然要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的进步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关系的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人也会跟随着社会发展的角度进步。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协调者和参与者，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的活动力有明确的认知。因此，可以推论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民生问题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三、解决民生问题需要提倡的思维模式。
民生问题是我国政府当前和今后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解决民生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是保证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性任务。解决民生问题需要提倡的思维模式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科学经营。民生问题涉及的范围是广大的、具体的。解决民生问题需要政府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举措上贴近现实，在保障工作上严谨。马克思主义对民生问题可以从思想上提供智慧源泉，可以为民生问题提供重要的思维提示。解决民生问题就要树立坚定的信念，从思想上、实践上统一，把民生问题当成党的中心工作对待，让民生问题不再没有明确的思想和统一的行动。
四、结语
社会越是快速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就要越细化。人民是构成国家与社会的主体，民生是关系到国家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因素。马克思主义中的民生思想是指导我们做好这一工作的基础性思想。中国的民生问题必须要采取中国式的方式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最好检验。
一、前言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 方法 研究法律现象和法律理论体系。马克思的主体法律不仅对整体的法律世界作出理论概括和解释，而且为理解法律的世界和实践主体提供了一套方法。为了正确而有效地指导法律研究和法律实践，《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论为指导，深入探讨了法理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方法和前沿问题。它的基本内容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法学方法论、法律方法论、法学范畴论、法律本体论、法律发展论、法律运行论、法律价值论、法律 文化 论、权利义务论、人权论、法治论、法律责任论、法律程序论、法律全球化。研究生理解和掌握法学的基本问题和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面临的挑战，将有助于扩大研究生的法律理论视野，也有助于引导学生研究法律理论的前沿问题以及运用法律学原理去解决重大现实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概念
(一)如何理解法理学
法理学被称为“法哲学”，指的是意识形态，又指法学的学术领域。在思想体系的意义方面，法学是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实践价值的概念、信仰、认知和评价体系，也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学术领域或学术意义上的法学概念指法律制度理论的涵盖性、抽象性和普遍性。[1]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
指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法学理论体系。它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一切利益，解释法律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帮助人们正确认识法律的现象，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的实践法律思想、想法和概念，也包括在广泛而深刻的知识。
(三)马克思主义法理学
指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法学理论体系，所有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揭示了法律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帮助人们正确理解法律现象，对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的法律理论。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出现，使法学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科学、最有活力的法理学。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诞生的重要标志。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革命是政治思想起源，西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一个具有高度科学和强大的生命力的法律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法律本体论是任何法学理论建构其体系和学说的基石。中国哲学的历史上，本体论又叫“本根论”，是指探究万物产生、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和依据的学说。
在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法律本体论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包含一系列重要问题，如法律的定义、法律的本质、法律的要素等。
第一，法律的定义是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和最新的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而确定的定义。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属性也要求法律的定义要继续关注法律现象的变化，吸收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
第二，关于法律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质是相对于现象的哲学范畴，其理论意义在于揭晓事物固有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有规律的内部联系。法律的本质是法律存在和具有各种表现形式的根据，也是构成法律的各必要要素的内在联系。法律的本质有三个内在联系的层次。一是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表现。这是法律的本质形式，也是法律本质的外在表现。二是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是法律的初级本质，法律是由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客观需要。三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法律的内容。这三个层次的本质最终以国家意志这一法律的本质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使法律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存在。
四、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决法学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在发展问题上就是发展观。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关于发展的科学。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具有明显的优势在于其科学有效的方法。因此研究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法律，对法律研究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阐述、解决法理学中的问题。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基本法律思想武器，讨论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发展过程中具体的法律问题。否认曾在书中出现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坚持采用科学的方法和观点分析和阶级，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功能和价值等。这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系统地说明了法律的主要问题，试图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第二，以中国的国情为出发点，坚持以社会主义法制实践为基础，在法律发展的过程中与国外进行横向比较。同时，也站在中国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来看待当时的法律，在发展社会的途径问题上，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基本思路：一种是建构论，即破旧立新。一种是进化论，即推陈出新。在法律发展的途径上，法学界也存在建构论和进化论两种理论。站在社会主义的高度，作者认为更生动的方式剥削阶级的一个国家。
第三，关于法的核心内容――权利和义务。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权利和义务是出现在人类社会和有法律的国家。权利和义务是法律哲学的范畴，它是人类法律思想的本质。本书把权利和义务同法律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给予说明时论述了西方权利和义务的历史演变以及中国权利和义务范畴的生成和演变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对权利义务进行释义并提出了8种不同的学说，也对权利和义务进行了分类。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制度都有所不同，它是否具有合理性，应该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去考虑，在日常的生活中亦是如此，站在特定环境下去看待问题，对有些事情了解得不全面或者非亲眼所见，就不要轻易下结论，这样容易出现错误的结论。
第四，对于移植和继承法律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正确处理同古代以及外国法文化的关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资产阶级法学则有批判的分析，吸收其中有价值的东西，抛弃无价值的东西，以提高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起点，克服了那种对待古人和外国人的法律时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极端态度。
五、结语
学习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法律思想，必须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此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运用于研究和解决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深化改革，大力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实际难题，促进我国政治和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并逐步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建立新思想，促进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新发展，还需要中国法律制定者以及法律工作者一起努力。
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革命理论及其借鉴意义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学派囚徒困境博弈行动主义论文摘要：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把阶级革命看成集团成员一致性、积极地参与集体行动的过程。他们剖析了阶级革命的分析性基础，把革命行动分析为一场囚徒困境博弈，搭便车（即不革命）成为这场博弈的结果。同时，也指出革命实现的三种可能途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革命理论的博弈论阐释是行动主义精神的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化作出了贡献。 革命理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它指出，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但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不是一呼百应甚至是不呼即应的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它应该具备微观层次的分析性基础。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理论还原成个体选择理论，认为革命是个人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埃尔斯特、罗默、布坎南等一大批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都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①埃尔斯特的革命理论是其典型代表。 一、囚徒困境博弈：阶级革命的障碍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是一个团体中大多数成员一致性、积极地参与集体行动的过程。从个体角度去分析，每个个体所面临的状况就是囚徒困境博弈。每个个体都有“参加”和“不参加”革命的两种选择，但革命是否成行不仅取决于自己的选择，还取决于群体中其他人的选择。只有大家都选择参加革命，革命才能最终成行，只有选择参加革命的人数达到一定数量，革命成功的机会才会大大增加。革命运动的形式体现为下述囚徒困境博弈： 这是一场某一给定个体与任一他者之间的一种策略游戏。对这些行动者中的每一个而言，两种策略是有效的：“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或者“弃权”。对应任一组策略选择，都有一个“支付”（或称“得益”，即在某种策略选择下的自己所得结果）。在每组支付中，第一个数字代表“我”的支付，第二个是他人的支付。 个体在是否参加革命的问题上，如果纯粹从物质利益考虑，他会选择“弃权”，革命运动常常会遭遇搭便车问题的阻碍。所谓搭便车问题就是不参加革命（不付出代价）而分享革命后的共同福利。如果众多个体经不住“搭便车”的诱惑，集体行动就不会出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受到挑战。只有个体克服了搭便车问题，选择革命、合作，集体行动才可能实现。埃尔斯特和布坎南详细分析了这一行动模型，揭示了囚徒困境的逻辑预设，找出了从“囚徒困境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化的机制。 二、阶级革命形成的可能性 首先，参与集体行动的理性依赖于当前所得比将来所得更愿被接受的程度。如果博弈参与人更在意当前的短期利益，而不考虑长远利益，重复博弈难以持续进行。其次，如果交互作用的次数是有限的，并且游戏参与人事先知道这一点，那么，集体行动的个体理性就会被打破。因为如果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博弈，那么，选择合作不可能是理性的，因为这一步的行为不再影响将来的支付。所有参与人都选择弃权，并且所有人都会知道所有人在最后阶段会弃权，讨论又继续回溯到最初回合的博弈上。由此可知，只有当交互作用的数量不确定，或者它是一个随机变量时，集体行动才成为可能。最后，互动策略并不是一个占优策略，即它并不是对对手所能选择的互动策略的最好回应，而仅仅是它选择了同样的互动策略，也即如果一个人有理由相信对方也会同样行动，他将选择这一策略，可见，它是一个条件策略。为此，严格的信息需求必须被满足，即人们必须有理由认为对方像自己一样是理性的，并且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如果对对方存有疑问，弃权就是理性的选择。 这些因素也能解释为什么有时候革命不会发生，如：主体可能有十分强烈的意志而不会受报复、威胁的妨碍；交互行动总有终点；或者，主体对他人无法掌握完全信息。 任何人不可能与其他人完全孤立；一个人的选择是能被他人看到的，而这一事实他自己也知道；并且，他也能看到别人的选择及其所得。这些外在客观因素以多种方式影响了主体的动机及其选择。主体可能因弃权而感到羞耻，这将减少或取消搭便车现象；主体也可能从他人所获中获得某些被动效用。如果通过参与到集体行动能提高他们的效用水平，这也可能部分地或完全地抵消自身的损失。假设这些外在因素完全取消了搭便车收益，合作将会成为博弈的结果。然而，这也不是一个占优策略，因为假定单独行动的损失仍在，那么，第一个作出参与革命选择的人将是不理性的。可见，严格的信息需求仍需被满足。实际上，这是在处理“合作的条件偏好”——每个主体愿意合作，条件是其他人也愿意这样做；如果他怀疑其他人不会这样做，他也不会选择合作。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变化与创新之上。那么，应该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形态呢？围绕这一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以一些科研机构和重点大学为依托，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其一，注重马克思思想与西方人文传统的对话，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从中梳理马克思思想的逻辑线索的理论特征；其二，主张根据“第一手文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新进行翻译和解读，强调阅读马克思原始文本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从文本入手，才能真正厘清马克思的思想内涵和内容实质；其三，强调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日益成为共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即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必须坚持以研究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原则，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的研究方法。这不是一项文本梳理等案头上的工作，不能靠摘引书本上的词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是要深入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解放以及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分析和研究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哲学观念。 很明显，上述探索虽然在关注重心和研究策略上存在差异，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毋宁说是相互补充的。事实上，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综合性理论工程，可以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而不必拘泥于一种方式、一种思路。只有协同各种研究取向的思路，汲取国内外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反映时代的精神和实践的要求，才能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二、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很多，如下几个理论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1．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毫无疑问是目前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在当代哲学界，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们关于启蒙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现代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也都可以概括为现代性批判。相比之下，人们迄今为止对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关系阐发得并不充分，有必要认真探寻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特别是考察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价值判断。 在具体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维透视，用资本逻辑、历史观点、矛盾学说以及全球眼光看待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视角，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有学者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视为一种现代性批判，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经济哲学这一特殊路径出发的，他力图从商品及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揭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他的资本理论和异化理论蕴含着现代性批判的巨大潜能和诠释空间。亦有学者认为，以资本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是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则是现代性社会的哲学地平线。马克思思想的出场既是对资本全球化历史语境的现实批判，又是对现代性视域的一次大变革。还有学者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汲取灵感，认为“现代性”是当前时代占据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构架最为重大的塑造力量。而马克思生逢现代性的全盛时期，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是其毕生的思想主题，马克思所确立的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是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而全方位的考察。还有学者具体探讨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现代性反思的三个维度，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正是对现代性问题辩证的历史的扬弃,他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成为我们今天考察现代性命运最具洞察力的思想理论。 2．实践论问题。实践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近来实践论问题研究的新角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反过来，理论能否对实践进行检验呢？对此有学者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从而忽视或不能全面理解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因此，准确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我们的一项重要课题。其次是关于个体实践与集体实践的概念区分。有学者认为，尽管实践是一个备受人们关注的概念，但长期以来，对于实践活动形式，我国学术界却没有进行推进性研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个体是最为基本的行为单位，因而，承认以个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个体实践），与承认以集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集体实践）一样，都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再次是对实践概念内涵的深度挖掘。有学者仔细考察了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中的实践观，提出结合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当代的哈贝马斯、阿伦特以来的实践概念的发展史，把对实践的理解推进到更广阔的思想内涵中去。还有学者从美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实践观进行了探讨。认为马克思以实践观为立论基础，将审美对象和主体的审美能力都看成是劳动实践的历史产物，强调人的感觉的解放，主张扬弃异化，追求全人类生活的高度自由，这种实践观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重视。 3．价值论问题。价值论问题既与实践观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又具有理论上的深度和高度。尤其是在社会高速发展、观念日益更新的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更是成为人们理解与解释现实问题和人生意义的一种理论手段。因而，如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实现价值观念的转型和变革，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分支，价值论理论研究则聚焦于适合自身的研究方法的探讨，以及基本理论问题的推进。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价值论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学者主张，价值思维是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实践思维，它要求置身于主体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生活实践关系中进行思考，从而将生活实践的结构、方式、形态和规则，提炼升华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思维方式。与实体思维相对立，价值思维要求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在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关系、矛盾运动及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分析客体的存在、性质之于主体的意义，并系统、综合、创造性地把握它们，在生活实践中实现它们、变革它们。同时，价值思维又是一种属人的、以主体尺度为根据的、多向度的个性化的主体性思维，它与传统直观形式的思维相对立，是一种辩证的动态的生成性、过程性、历史性、批判性、否定性思维。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几大理论成果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充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中积累的“中国经验”，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命题，从而实现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化、当代化，是建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具体地说，近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三： 1．“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与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突出出来：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牵动人心，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等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取向，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有学者对历史上的发展观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明确区分了以国民经济的增长为目标的单纯“增长”与“发展”之间的界限。认为经济增长仅对经济而言，而发展的含义较广，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外，还包括社会状况的改善和体制的进步；而“综合发展观”则注重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的关系，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综合。有学者则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认为，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的观点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总之，唯物史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而科学发展观是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发展。还有学者把科学发展观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生产力尺度、制度尺度、人的全面发展尺度）的丰富和发展，认为它构成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的理论基础，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和谐社会”目标的价值探讨。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的话，那么，“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则更加具体地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了价值取向。 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而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类型对于和谐社会的理解各不相同。在当前，如何克服个人主义带来的现代性局限和弊端成为建构和谐政治社会观的阻碍和困境，以民主、法治和正义的方式作为实现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统一的现实途径,无疑为解决这一难题并从而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提供了有效的解决之道。有学者对社会的不和谐状态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实践与生产理论、社会交换与社会结构理论基础之上的。社会冲突表面上是人们在社会交换中一种对抗性行为和关系，但其根源在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不平等。还有学者则把建构“和谐社会”的理论目标与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认为任何国家的国家机器都承担着社会公共职能，而社会公共职能的基础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利益”。国家虽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在生产劳动中、在生存和发展中构成的以经济、政治和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产生，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既可以靠国家和暴力机器的维护，也可以依靠大众意识的认同和承认，而“和谐社会”这一理念无疑代表了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3．“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的哲学解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是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补充和创新。 有学者认为，哲学的归宿在于人，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目标和归宿。“以人为本”决策的提出不仅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战略，而且富于哲学家的意蕴和根据。有学者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进行了比较，认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应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而最根本的是把具体的、现实的人作为“本”。还有学者指出，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既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创造者，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和目的。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解决一切（经济的或社会的）问题时，都要同与人（人的本质、需要、使命、尊严、权利）的利害关系联系起来，把是否对人有利作为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最高评价尺度和最终归宿。 我们认为，对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未来导向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的说明与导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之所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更加充分地体现这一风格。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与超越的双重品格，既能够从哲学的角度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予以客观、全面的反映和合理的说明与解释，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找到问题的关键，也能够以一种反思性的态度对现实提出质疑，从而在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中提出未来发展的合理构想和价值取向。论文天下
小康社会如何建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否需要体系？近20年来，在哲学界的争论持续不断。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体系化、教条化。他们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发挥其作用，避免重蹈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僵化、凝固化的覆辙，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体系化。 笔者认为，理论与体系不是绝对对立的，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任何理论体系，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一、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由来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前苏联演绎过来的。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缺乏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原著，无充分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这一“先天不足”的教科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表述，它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标准本。20世纪50年代，我国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模式的主要内容和框架，补充了毛泽东的一些哲学思想，由艾思奇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几十年来，这一哲学内容和框架在我国一直视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传授和运用。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现实与教科书理论的矛盾日益明显，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入，随着我国学者对马克思原著越来越多的接触和研究，我国哲学界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我国哲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的革命变革。这一系列的研究为在我国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引发了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产生。一些人认为：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传统哲学所担负的阐示世界普遍本质和规律的任务还有多大必要，虽然综合和整合学科知识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但已不可能以建构哲学体系的方式来进行”〔1〕。 哲学就其本性“是没有发展顶峰的，是反对哲学体系化的，顶峰使哲学发展终结，体系化则使哲学走向自我封闭”〔2〕。 由此认定我们已经处在“后体系时代”。笔者认为，我国哲学界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是有成绩的，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质疑也是有一定依据的，但由此推出反体系的观点则是值得商榷的。综观反体系者的论述，他们的理由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我国哲学界对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第一手资料的“文本核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缺陷愈加明显。除带有旧唯物主义的痕迹、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外，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教条化了，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叛，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背离时代、远离现实。于是我国哲学界的一些学者把这一问题归罪于体系，认为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密体系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严密的教科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找不到切入点，体系是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罪魁。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都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批判和克服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产生时起就是与体系相对立的。反体系者还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哲学体系和当时一些德国大学生动辄就建立体系的狂热进行批判为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反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可能以体系的形式来表现。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欧洲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但他们并没有去建立一个哲学体系，他们的丰富的哲学思想都内涵于他们的各类论著之中。所以，反体系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 正是基于以上几方面理由，我国哲学界一些学者对用理论体系去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反感，甚至发出了“少点体系意识，多点问题意识”的呼吁，使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需要体系的争论持续不断。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体系的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哲学理论可以不需要体系，他们反对的是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在近代欧洲，人们认为一种理论是否科学要以它的体系是否具有完整性和严密性来衡量，理论研究追求的目标就是力求建立终结某一学科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正是因为如此，在近代欧洲才会出现象牛顿那样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得不借助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才会出现象黑格尔那样伟大的辩证法家，虽然通过他的辩证法宣布了绝对真理的不可能，但依然无法抗拒体系化传统的影响，不得不去建立一个绝对真理式的严密的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以前的欧洲，严密的理论体系与绝对真理、教条紧密相联，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一旦建立就成为现成的教条和公式。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就是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这种无所不包的体系到黑格尔哲学达到了顶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这些批判是引导我国哲学界得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如果我们细致分析就会发现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反对任何理论体系。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黑格尔“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 3〕从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任何理论体系，他反对的是近代欧洲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这种体系要求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为了达到理论体系的严密和完整，甚至借助于强制性的结构，所以，黑格尔“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其次，由于近代欧洲体系化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把具有严密完整体系的理论视为绝对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体系、绝对真理、教条成为批判传统体系化哲学的同义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这种体系化哲学时，时常只提到“体系”，这就使一些学者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是建立理论体系，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这一点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可以得到印证。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4 〕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体系化思维方式影响之深，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体系化哲学进行了批判，但人们依然以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为目标；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十分细致地把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打上了引号，以示它是传统意义的体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指出：“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5 〕这段论述是引导我们许多学者认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只要我们了解杜林哲学就会发现杜林和黑格尔一样建立的是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但是由于批判的需要，恩格斯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为了避免人们因此认为恩格斯也在建立与杜林一样的无所不包的体系，所以，恩格斯才特别声明他“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见，恩格斯在此反对的仍然是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马克思也十分反感欧洲近代流行的体系化哲学传统，他深切地感受到片面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对近代哲学的制约，尤其是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暴露出来的体系与方法的冲突。马克思的新哲学正是在冲破黑格尔的体系并拯救其辩证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 〕在创立他的新哲学之初，马克思就明确了他的理论与传统的体系化哲学不同，指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7〕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哲学理论体系，也没有宣称他们的哲学不需要体系，他们的所谓“反体系”的论述仅仅是针对近代欧洲僵死的体系化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 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问题 引发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直接原因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封闭、僵化和凝固状态，并长期被视为绝对真理式的公式和教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由于体系所致，似乎是严密的体系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但只要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变成凝固不变的教条并不是体系本身之过，而是政治原因所导致的。 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授意和指导下，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斯大林没有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斯大林时期被绝对化、教条化和神圣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被简单化为政治公式，只能应用，不能有任何发展。斯大林不允许任何人的观点有别于他的模式，否则，不仅在理论上、政治上遭到排斥，甚至受到残酷镇压，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在“大清洗”中被杀害就是一个典型。从此，苏联哲学界出现了“万马齐暗”的局面。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也不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新的理解，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教科书只能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翻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发展都被视为异端遭到批判和排斥，如匈牙利的卢卡契和德国的科尔施的哲学就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哲学被指责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更是用绝对的政治对立和阶级对立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西方现代哲学都被斥之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帝国主义哲学加以绝对排斥。这样，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视为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被堵死了，变成了封闭和僵化的教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主要有两大‘创造’。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简单化为政治公式，使哲学和政治混同起来。……斯大林的另一个创造，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袖说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人选”〔8〕。可见， 政治干预是使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绝对真理化和教条化的主要原因。 就体系而言，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确实存在问题。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依然受到近代欧洲传统的体系化思维方式的影响，加之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掌握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对马克思新哲学的内容和体系特点缺乏全面的认识，不知道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所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理论体系上完全是欧洲传统的体系化哲学的翻版，依然是抽象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依然是从自然到历史再到思维的无所不包的知识论体系；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正是由于这种缺陷，所以，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仅仅在传统的体系内进行修补。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虽然存在问题，但它并不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绝对真理和教条的主要原因，而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干预才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内容成为教条。可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应成为哲学与体系对立的理由。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客观世界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认识，需要通过系统的理论体系来体现。 首先，哲学研究对象的相互联系决定了理论和体系不是绝对对立，而是密切联系的。体系虽然不是我们理论研究的目的，但体系却是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它是理论的载体和组成形式，一切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我们知道，哲学是人们对世界或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作为对普遍联系的对象的揭示和反映，哲学理论本身必须要有系统的逻辑体系，否则，理论就是凌乱的、随意的拼凑。 马克思在有生之年，由于忙于现实的哲学斗争和写作《资本论》，没有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整理和系统的阐述，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写作的巨著《资本论》就是理论与体系结合的最好典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最微小的细胞——商品入手，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进行逐步深入的分析，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科学结论。可见，科学、合理的体系有助于理论的准确阐述，理论与体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探究，同样需要体系。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但方法与体系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在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体系或方法之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体系或是方法？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泛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所导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新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是针对旧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而言的。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对立不是方法与一般体系的对立，而是方法与强制性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的对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自己的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所以，超出了这个批判的范围，体系就不能等同于教条，方法和体系也不能绝对对立起来。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理论体系相对立的，方法与理论体系是密切联系的，没有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不会有科学的方法。注重于“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需要体系。 再次，哲学的学科特点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有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哲学一样都是抽象思维的结果，而抽象思维所借助的工具就是范畴，哲学正是通过范畴、范畴与范畴的关系以及范畴与范畴之间的推演来揭示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但任何哲学的范畴都不是机械地拼凑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哲学的范畴有其逻辑的顺序性和层次性，即要求哲学要有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需要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不仅仅是学术界研究的对象，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是人们面对现代生活所必须的理性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普及到群众中去，成为指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实践的思维方式，因此，今天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象马克思当年那样一系列论战性的著作来表述，它必须整合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不是反体系的。对待体系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 克服近代欧洲体系化哲学的弊端。任何建立绝对完满体系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体系只是理论的系统的逻辑形式，它只有是否准确之分，而无是否完满之别。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该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应该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干，吸取东西方一切古代的和现代的哲学的精华，并以时代主题为基础。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必须是开放的，只有坚持开放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