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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风骨刘勰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能鉴斯要，可以定文，兹术或违，无务繁采。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
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莩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矣！《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盖防文滥也。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能研诸虑，何远之有哉！
赞曰：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健，珪璋乃聘。蔚彼风力，严此骨鲠〔51〕。才锋〔52〕峻立〔53〕，符采〔54〕克炳〔55〕。
〔注释〕 志气：情志与气势。符契：依据、凭证。怊怅(chāochàng)：忧愁。骨：骨架。体之树骸：体，身体、躯体；树，树起；骸，骨架。结言：语言运用。骏爽：骏发爽朗。丰藻克赡：丰藻，丰富的辞藻；克，能；赡，丰富。缀虑：构思。盈：满。气：生气。捶字：练字。结响：指文章声律。凝而不滞：凝重而不板滞。指文章字词声律抑扬顿挫。征：征象。环周：通畅。索莫：枯竭不振的样子。潘勖锡魏：潘勖为魏公曹操写的九锡之文。九锡，即九赐，古代帝王赐给有特殊功勋的大臣的九种东西。韬笔：搁笔。韬，原义为隐、藏，此为搁。鉴：明察、洞晓。定文：写得完善的文章。强(qiǎng)：勉强。卓卓：卓越、高超。异气：特殊的风格。殆：几乎。翚(huī)翟：都指山鸡。备色：色彩丰富。翾翥(xuānzhù)：低飞。翰飞戾天：高飞摩天。戾：到。翰林：指文坛。文囿：文苑，也指文坛。文笔：文章。凤：凤凰。熔铸：取法、效法。翔集：此指学习参考。莩甲新意：孕育新意。莩甲：孕育。昭体：昭，明了；体，文体，此指各种文体的具体要求。意新：构思新颖。辞奇而不黩：遣词独特而不含混。奇：奇特；黩：滥。驰骛：追逐。多门：多种途径。明者：深明写作之道者。习华随侈：习尚浮华、追随侈靡。流遁：陷入歧途。篇体：文章体制风格。虑：此指道理。偕：偕同。文明：文章鲜明。珪璋：宝玉。蔚：文采丰富而有骨力。〔51〕骨鲠：骨力。〔52〕才锋：才华。〔53〕峻立：峻拔刚健。〔54〕符采：原指玉的纹理，此指文采。〔55〕克炳：克，能够；炳，光明。
(夏广兴)
〔鉴赏〕 “风骨”，原是用来品评人的术语。刘孝标《世说新语·赏誉》注：“(王)羲之风骨清举也。”即用风骨来评人。“清举”即风清骨秀。风指精神，骨指形貌。从对人的品评，转到对绘画文章的品评。南齐谢赫评孙吴曹不兴画龙：“观其风骨，名岂虚成！”这里的风指神气，骨指形貌。谢赫用风骨来评画，就是主张画要神形具备。不但要形似，即有骨，还要神似，即有风。风骨是画的美学要求。
刘勰用“风骨”来评文，也是对写作的美学要求。
在《风骨》篇中，刘勰说：“《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风具有教化人、感动人的作用，具有表达情意和志气的作用。“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在表达思想感情上，考虑有没有感化人的力量，这就是风。在运用文辞上，考虑要恰好地把内容表达出来，那才是骨。因此，风不等于情，骨不等于辞，要符合“怊怅述情”的美学要求，才有风；符合“沉吟铺辞”的美学要求，才有骨。
“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这里，他对风骨提出新的要求。他提出“响”来，要响，要凝而不滞，要讲声调，要凝聚在所要表达的感情上，不沾滞在某一点上，则就是述情必显、文章是响的。声调的响在所表达的感情上，自然表达的感情鲜明，所以述情显了。要是在所要表达的感情以外作出表达，就是沾滞于外，不是述情显了，用字来表达感情，用的字坚而难移，坚定而难以移动，所用的字，是很好表达感情的字，一个字都不能改变。
他又讲风骨道：“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骨是指辞的，但跟义有关，倘“瘠义肥辞”，义少了，也不行，是骨同义有关。风是指情的，但跟气有关，倘若缺乏生气，是无风。讲骨就要讲意义，讲风就要讲生气。主张辞要鲜明，要是辞藻用得丰富，但作品的意义平常，那辞采就不鲜明。他主张声响，讲究声律。作品没有生气，就没有声响，也就谈不上风骨了。好比野鸡，光有美的羽毛，却飞不高，那也不行。
刘勰讲风骨，他举的例子，同他所讲的风骨，有矛盾。他讲风，要教化人、感动人，可是他举的例子却不教化人、感动人。他讲骨，主要讲作品要有意义，可是他举的例子，没有什么意义。他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司马相如，对汉武帝写《大人赋》。汉武帝喜欢神仙，《大人赋》写大人物做了神仙，汉武帝读了，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汉武帝是大人物，看了《大人赋》，自然很高兴。《大人赋》是迎合汉武帝的用意写的，根本没有教化人、感动人的力量，他却用它作风的例。另一个例子是潘勖迎合曹操的用意，写了《册魏公九锡文》。国君赐给权臣九锡，大概政权已经落入权臣手里，国君没有权，只好用九锡来赐给权臣，九锡以后，权臣可以代替国君。曹操不想做国君，所以九锡以后，让曹丕代汉做国君。因此九锡不是好事。刘勰讲骨，主张写作品有意义的才有骨。《册魏公九锡文》没有什么好的意义，刘勰却用它为骨的例子，违反了他对于骨的要求。
从刘勰举的两个例子看，作品只要动人，就有风；作品只要用词精练，就有骨，作品的思想性根本不考虑的。
刘勰把《风骨》篇写在《体性》篇后，他的《体性》篇是讲风格的。他讲了八种风格，八种中认为“新奇”格是“危侧趋诡”，“轻靡”格是“浮文弱植”，都不好。其他六种风格都是好的，但这六种风格，又有别的不好的作风鱼目混珠的缺点。因此，他提出风骨来要求建立一种刚健清新的风格，来代替新奇、轻靡的风格，可以防止鱼目混珠的毛病。
刘勰提倡风骨，虽说他举的例子不好，但他写文学史还是好的。比方他写魏代的文学，在《明诗》中称建安文学：“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称“建安风骨”。在《祝盟》称“臧洪歃辞，气截云蜺”。这个“气”字正是指风说的。
刘勰提倡风骨，对后代也有影响，有纠正南朝萎靡不振的文风、开启唐代文风的作用。
到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端气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里提出“汉魏风骨”，就包括刘勰提的“建安风骨”在内。这里讲的“骨端气翔”，就是刘勰讲的骨的“语言端直”，风的有生气，讲有风骨的能飞翔。这里讲的“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就是刘勰讲的“辉光乃新”，与“结响凝而不滞”。陈子昂在这里讲的，就是刘勰的风骨说。不过，陈子昂还提出“兴寄”说，注意作品的思想性，可以补刘勰举例的不足。在风骨中讲“兴寄”，才能做到“化感之本源，志气之待契”了。
文心雕龙·风骨刘勰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能鉴斯要，可以定文，兹术或违，无务繁采。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
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莩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矣！《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盖防文滥也。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能研诸虑，何远之有哉！
赞曰：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健，珪璋乃聘。蔚彼风力，严此骨鲠〔51〕。才锋〔52〕峻立〔53〕，符采〔54〕克炳〔55〕。
〔注释〕 志气：情志与气势。符契：依据、凭证。怊怅(chāochàng)：忧愁。骨：骨架。体之树骸：体，身体、躯体；树，树起；骸，骨架。结言：语言运用。骏爽：骏发爽朗。丰藻克赡：丰藻，丰富的辞藻；克，能；赡，丰富。缀虑：构思。盈：满。气：生气。捶字：练字。结响：指文章声律。凝而不滞：凝重而不板滞。指文章字词声律抑扬顿挫。征：征象。环周：通畅。索莫：枯竭不振的样子。潘勖锡魏：潘勖为魏公曹操写的九锡之文。九锡，即九赐，古代帝王赐给有特殊功勋的大臣的九种东西。韬笔：搁笔。韬，原义为隐、藏，此为搁。鉴：明察、洞晓。定文：写得完善的文章。强(qiǎng)：勉强。卓卓：卓越、高超。异气：特殊的风格。殆：几乎。翚(huī)翟：都指山鸡。备色：色彩丰富。翾翥(xuānzhù)：低飞。翰飞戾天：高飞摩天。戾：到。翰林：指文坛。文囿：文苑，也指文坛。文笔：文章。凤：凤凰。熔铸：取法、效法。翔集：此指学习参考。莩甲新意：孕育新意。莩甲：孕育。昭体：昭，明了；体，文体，此指各种文体的具体要求。意新：构思新颖。辞奇而不黩：遣词独特而不含混。奇：奇特；黩：滥。驰骛：追逐。多门：多种途径。明者：深明写作之道者。习华随侈：习尚浮华、追随侈靡。流遁：陷入歧途。篇体：文章体制风格。虑：此指道理。偕：偕同。文明：文章鲜明。珪璋：宝玉。蔚：文采丰富而有骨力。〔51〕骨鲠：骨力。〔52〕才锋：才华。〔53〕峻立：峻拔刚健。〔54〕符采：原指玉的纹理，此指文采。〔55〕克炳：克，能够；炳，光明。
(夏广兴)
〔鉴赏〕 “风骨”，原是用来品评人的术语。刘孝标《世说新语·赏誉》注：“(王)羲之风骨清举也。”即用风骨来评人。“清举”即风清骨秀。风指精神，骨指形貌。从对人的品评，转到对绘画文章的品评。南齐谢赫评孙吴曹不兴画龙：“观其风骨，名岂虚成！”这里的风指神气，骨指形貌。谢赫用风骨来评画，就是主张画要神形具备。不但要形似，即有骨，还要神似，即有风。风骨是画的美学要求。
刘勰用“风骨”来评文，也是对写作的美学要求。
在《风骨》篇中，刘勰说：“《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风具有教化人、感动人的作用，具有表达情意和志气的作用。“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在表达思想感情上，考虑有没有感化人的力量，这就是风。在运用文辞上，考虑要恰好地把内容表达出来，那才是骨。因此，风不等于情，骨不等于辞，要符合“怊怅述情”的美学要求，才有风；符合“沉吟铺辞”的美学要求，才有骨。
“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这里，他对风骨提出新的要求。他提出“响”来，要响，要凝而不滞，要讲声调，要凝聚在所要表达的感情上，不沾滞在某一点上，则就是述情必显、文章是响的。声调的响在所表达的感情上，自然表达的感情鲜明，所以述情显了。要是在所要表达的感情以外作出表达，就是沾滞于外，不是述情显了，用字来表达感情，用的字坚而难移，坚定而难以移动，所用的字，是很好表达感情的字，一个字都不能改变。
他又讲风骨道：“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骨是指辞的，但跟义有关，倘“瘠义肥辞”，义少了，也不行，是骨同义有关。风是指情的，但跟气有关，倘若缺乏生气，是无风。讲骨就要讲意义，讲风就要讲生气。主张辞要鲜明，要是辞藻用得丰富，但作品的意义平常，那辞采就不鲜明。他主张声响，讲究声律。作品没有生气，就没有声响，也就谈不上风骨了。好比野鸡，光有美的羽毛，却飞不高，那也不行。
刘勰讲风骨，他举的例子，同他所讲的风骨，有矛盾。他讲风，要教化人、感动人，可是他举的例子却不教化人、感动人。他讲骨，主要讲作品要有意义，可是他举的例子，没有什么意义。他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司马相如，对汉武帝写《大人赋》。汉武帝喜欢神仙，《大人赋》写大人物做了神仙，汉武帝读了，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汉武帝是大人物，看了《大人赋》，自然很高兴。《大人赋》是迎合汉武帝的用意写的，根本没有教化人、感动人的力量，他却用它作风的例。另一个例子是潘勖迎合曹操的用意，写了《册魏公九锡文》。国君赐给权臣九锡，大概政权已经落入权臣手里，国君没有权，只好用九锡来赐给权臣，九锡以后，权臣可以代替国君。曹操不想做国君，所以九锡以后，让曹丕代汉做国君。因此九锡不是好事。刘勰讲骨，主张写作品有意义的才有骨。《册魏公九锡文》没有什么好的意义，刘勰却用它为骨的例子，违反了他对于骨的要求。
从刘勰举的两个例子看，作品只要动人，就有风；作品只要用词精练，就有骨，作品的思想性根本不考虑的。
刘勰把《风骨》篇写在《体性》篇后，他的《体性》篇是讲风格的。他讲了八种风格，八种中认为“新奇”格是“危侧趋诡”，“轻靡”格是“浮文弱植”，都不好。其他六种风格都是好的，但这六种风格，又有别的不好的作风鱼目混珠的缺点。因此，他提出风骨来要求建立一种刚健清新的风格，来代替新奇、轻靡的风格，可以防止鱼目混珠的毛病。
刘勰提倡风骨，虽说他举的例子不好，但他写文学史还是好的。比方他写魏代的文学，在《明诗》中称建安文学：“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称“建安风骨”。在《祝盟》称“臧洪歃辞，气截云蜺”。这个“气”字正是指风说的。
刘勰提倡风骨，对后代也有影响，有纠正南朝萎靡不振的文风、开启唐代文风的作用。
到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端气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里提出“汉魏风骨”，就包括刘勰提的“建安风骨”在内。这里讲的“骨端气翔”，就是刘勰讲的骨的“语言端直”，风的有生气，讲有风骨的能飞翔。这里讲的“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就是刘勰讲的“辉光乃新”，与“结响凝而不滞”。陈子昂在这里讲的，就是刘勰的风骨说。不过，陈子昂还提出“兴寄”说，注意作品的思想性，可以补刘勰举例的不足。在风骨中讲“兴寄”，才能做到“化感之本源，志气之待契”了。
如下：
【文心雕龙】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南朝梁刘勰著。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分上下两编，各25篇。
内容全书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4个部分。总论含上编的《原道》至《辨骚》5篇，明确提出了其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则，是全书的「文之枢纽」。其中《原道》、《征圣》、《宗经》3篇是理解全书的钥匙。
文体论含上编的《明诗》至《书记》20篇。其中前10篇是论有韵之文，后10篇是叙无韵之笔。讨论的文体约35种。对各体又按「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就其源流演变，及其不同特征等分别进行了论述。
创作论含下编的《神思》至《总术》19篇，剖情析采，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其中《神思》篇论艺术构思；《体性》篇论作家的风格；《情采》篇论述了作品的文质关系。其详密深刻，远远超过前人。
批评鉴赏论含下编的《时序》至《程器》5篇。其中《知音》篇论述了批评鉴赏的方法和态度；《才略》篇从不同角度品评了历代作家的才能与贡献；《程器》篇论述了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最后一篇《序志》，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和原则。
主导思想
刘勰继承并发挥了儒家的文学思想，把原道、徵圣、宗经作为理论核心，贯穿全书的始终。认为儒家经典是一切文体的本源，如赋、颂、赞等都源于《诗经》；
并从儒家经典的风格特色出发，提出关于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则：「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每一则又都指出了合乎经与不合乎经的两个方面，来作为他品评文章优劣的重要标准。从而给他的理论蒙上了一层经学色彩。
贡献与影响
《文心雕龙》的创作目的是反对当时文风的「浮诡」、「讹滥」，纠正过去文论的狭隘偏颇。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贡献是：
①初步建立了文学史的观念。他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
他在《时序》篇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在《时序》、《通变》、《才略》诸篇里，从上古至两晋结合历代政治风尚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来探索文学盛衰的原因，品评作家作品。
比如他说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的风貌，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而形成；东晋玄言诗泛滥，是由于当时「贵玄」的社会风尚所决定。
注意到了社会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决定影响。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了文学演变的继承关系。并由此出发，反对当时「竞今疏古」的不良倾向。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
②分析论述了文学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在《风骨》篇里，他主张「风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强调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间，他更强调「风」、「情」的重要，他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
③从创作的各个环节上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败教训。他指出，在创作上，作家「神与物游」的重要，强调了情与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
他还指出，不同风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气质与后天的学识、习染存在着差异的结果。针对当时「近附而远疏」、「驰骛新作」的风气，他提出了继承文学传统的必要，论述了文学创作中「新」、「故」的关系。
此外，他对创作中诸如韵律、对偶、用典、比兴、夸张等手法的运用，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④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篇里，他批评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各执一隅之解」的不良风尚，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
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六观」的批评方法：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二观置辞，看其文辞在表达情理上是否确切；
三观通变，看其有否继承与变化；四观奇正，看其布局是否严谨妥当；五观事义，看其用典是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韵声律是否完美。这在当时是最为全面和公允的品评标准。
是的。“文心”，意谓“为文之用心”，指如何用心做文章；“雕龙”，借用古代名家驺奭善于“雕镂龙纹”的典故。《文心雕龙·论说》可谓是中国古典论文写作理论之集大成者，篇中的许多观点对今天的学术论文写作有着非常丰富的指导价值。
叶长青（1899—1946？），本名俊生，字长青（又作长清、长卿），以字行，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付梓印行于1933年的《文心雕龙杂记》，是他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期间完成的一部著作。全书对《文心雕龙》逐篇加以校注（仅《议对》《才略》两篇未曾论及），内容包括主旨阐发、文字校勘以及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征引和驳正。尽管其内容稍显单薄，分析尚欠周详，但依然是现代龙学史上一部颇具特色的著作。然而由于此书原为私人自印本（版权页上所署发行者为“福州铺前顶程厝巷叶宅”），故流传未广，知者寥寥。目前仅见詹锳先生在《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中对书中议论多有征引，而诸多龙学史专著却并无论及。本文拟钩稽相关史料，对其撰述背景和学术特点略作绍介平议。
一
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颁行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文学科大学中国文学门科目内明确列有“古人论文要言”，规定授课内容为“历代名家论文要言（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为讲义）”。说明《文心雕龙》等传统诗文评著作已经被正式纳入现代大学的课程体系之中，用于进行专业的文学教育。根据1933年编纂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在该校当时的课程表中，选修科辞章类的“文学批评”一项里确实依照规定列有《文心雕龙》这门课程。由此不难推知，《文心雕龙杂记》原本是叶长青为教学之需而编著的一部讲义。
《文心雕龙杂记》卷首冠有陈衍、黄翼云所撰两篇序言，对此书多有褒奖。陈氏在序中说：“长青富著述，近又出视《文心雕龙杂记》，其所献替，虽使彦和复生，亦当俯首，纪河间以下毋论矣。读刘著者，可断言其必需乎此也。”推重此书议论精当，不但刘勰应当俯首拜服，纪昀等前代研究者更是相形见绌。黄翼云在序言中也同样提到：“长青叶先生劬学嗜古，著作甚富，迩笺《诗品》方毕，复取敦煌古本正今本刘著之舛误，使读者晓然于缣帛时代因传钞而脱漏，而臆改，致失其真，为之疏通证明，归于完善。更举诸家评本札记，矫其偏颇。其研虑之精，条举之密，皆至惬当可传。”对其在校勘、疏证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大为称赏。然而揆诸事实，却令人感到两人所言均有揄扬失当之嫌。叶氏虽然利用敦煌出土的唐写本对《文心雕龙》加以勘订，却仅是罗列异同而并未判定是非；虽然征引过明清以来多家论说，但自己所做评断阐发其实并不多。陈、黄两位如此推许，固然有出于礼节考虑而不得不加以溢美的缘故；不过与此同时，恐怕还应该注意到此书原属于课堂讲义，其主要作用是为课堂讲授提示线索，在具体授课时，教师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借题发挥。因而只需粗陈梗概便已足够，并不要求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要对此书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前提。
陈衍此前对叶长青还有过另一番评价，因为涉及到《文心雕龙杂记》的学术渊源，值得再做分析研讨。他在1931年与前去拜望的钱钟书闲谈起叶氏，称其“人尚聪明，而浮躁不切实”，“《文心雕龙》《诗品》二注，多拾余牙慧”（钱钟书《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对叶氏所著颇多鄙薄贬斥，就和自己在书序中的论调截然相反。其称赏固然多有溢言虚美，其苛责也不尽符合事实。叶氏早年就读于厦门大学教育系，确实因为喜好诗文、勤于治学而经常向时任厦大国文系主任的陈衍问学请益；而叶氏至无锡国专赴任后不久，就向校长唐文治大力推荐，聘请陈衍担任该校专任讲师，足见师生之间情谊颇深。在编撰《文心雕龙杂记》的同时，叶氏另著有《钟嵘诗品集释》（华通书局1933年版），同样作为授课时使用的讲义。陈衍所说的“《文心雕龙》《诗品》二注”，显然就是指这两部书而言。在《钟嵘诗品集释》中确实引述过陈衍的不少意见，书后所附《引用各书书目及著者姓名》中，也列有陈氏所撰《钟嵘诗品平议》和《诗学概论》。但在《文心雕龙杂记》中，却并无一言提及陈衍。就两人的关系而言，如果叶长青确实参考过陈氏的论著，绝无可能故意干没，或是讳而不言；陈衍更不会在序言中漠然置之，隐忍不言。因此，陈氏所谓“拾余牙慧”，只是指《钟嵘诗品集释》而言，《文心雕龙杂记》不过是连带而及罢了。
尽管《文心雕龙杂记》并非如陈衍所说的那样“拾余牙慧”，可的确参考过不少前人论著。仔细寻绎书中透露的诸多线索，结合叶长青的治学经历，也可以藉此大致考见其学术渊源。叶氏世居福建，叶长青自少及长又都在厦门求学，故与福建籍学者多有联系。《文心雕龙杂记》中征引最多的是籍贯同为侯官的吴曾祺所撰《涵芬楼文谈》。吴氏早年受聘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协助筹建涵芬楼图书馆，不但利用馆藏编纂《涵芬楼古今文钞》，还“就平生所得笔之于编”，汇为《涵芬楼文谈》。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就说道：“昔刘彦和著《文心雕龙》-书，极论文章之秘，识者以为知言。”所发议论也每每依傍刘勰之说加以引申发挥。叶长青早年问学于吴曾祺，吴氏在为其所著《闽方言考》（中华书局1922年版）作序时，格外称许他“年少耆学，凡有述造，必期有用于世”，足见对其青睐有加。《文心雕龙杂记》在称引其说时，均尊称为“先师吴翌亭先生”，且对其议论深表赞同，没有任何批评商榷。另一位受到叶长青推崇的福建籍学者则是林纾。林氏所著《春觉斋论文》系统研讨文章写作之道，推崇《文心雕龙》为“最古论文之要言”。叶长青在称引其说时，均尊称为“林畏庐太世丈”，也未曾有过任何指摘商讨。
除了吴、林两位前辈乡贤，《文心雕龙杂记》中还征引过不少近现代学者的意见，同样能透露出特定的学术因缘。如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黄侃和刘师培，相继讲授过《文心雕龙》，并分别有《文心雕龙札记》和《文心雕龙讲录》流传于世。叶长青在1927年时考取过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研究生，尽管黄侃早在1919年就已离开北大，刘师培也在同年辞世。但就常情推测，叶长青对北大知名教授的论著不会不加以特别的关注，对两人论说多有引述也在情理之中。另如在1927年至1936年担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的钱基博，和叶长青有过一段较长的共事经历。钱氏也开设过《文心雕龙》课程，其《文心雕龙校读记》虽然要到1935年才作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的第十种正式出版，但叶长青在《杂记》中已经引述过其中不少片段，并称其为“吾友钱基博”，从中不难推想双方交谊之深厚。
在征引前代各家论说时，叶长青并非全盘接受，有时也会加以补正辩驳。清人纪昀所评《文心雕龙》在后世影响深远，叶氏在借鉴参考之余，也对其疏失提出过批评。如《文心雕龙·练字》篇强调撰写文章时，必须做到“避诡异”“省联边”“权重出”“调单复”。针对“调单复”一项，刘勰分析说：“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黕而篇暗。”所谓“单复”“肥瘠”，当指文字笔画的繁简；所谓“累句”“积文”，则指笔画数相近的字积聚在一起。而纪氏有评语道：“复字病小，累句病大，故宁相犯。”误解了《文心雕龙》的行文脉络，将此与刘勰在讨论“权重出”时所说的“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混为一谈，以为“复”指前后文字重复，而“累”指牵累拖累。叶长青对此加以指正：“‘单复’论字画之繁简，其病相等，无所谓小大。‘累句’与下‘积文’相对，‘累’读上声。纪氏误为去声矣。至‘两字俱要，宁在相犯’，乃重出之事，与此条何涉？”要言不烦地匡正了纪昀的疏漏，对于确切了解原文颇有助益。
晚清孙诒让所撰《札迻》是校勘学名著，其中涉及《文心雕龙》的虽仅有十余条，却以考订精审而著称。《文心雕龙·奏启》篇末赞语有云：“皂饬司直。”孙氏有校语云：“‘饬’，疑当作‘袀’。《续汉书·舆服志》云宗庙‘均服袀玄’，刘注云：‘《独断》曰：“袀，绀缯也。”《吴都赋》曰：“袀，皂服。”‘皂袀’，即‘袀玄’也。”今人李详《文心雕龙黄注补正》、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等均采纳其说。叶长青在引述其说后则有按语称：“孙说非是。袀为戎服，何与奏启？”所云“袀为戎服”，系据顾野王《玉篇》所释。而作为孙诒让重要佐证的左思《吴都赋》注，其正文原作“六军袀服”，据李善注：“《左氏传》曰：‘袀服振振。’”所引《左传》见僖公五年。而今本作“袀服振振”，杜预注：“戎事，上下同服。”陆德明《释文》：“均，如字，同也。字书作袀，音同。”可见叶氏提出的疑问确然有据，而孙氏所作校改颇为牵强，不能轻易采信。
除了纪昀、孙诒让等前代学者，叶长青对同时代学者的意见也时予商讨。如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的《夸饰》篇中全文引录章太炎所撰《征信论》，认为“其于考案前文，求其谛实，言甚卓绝，远过王仲任《艺增》诸篇，兹录于左，以供参镜”。叶氏对此颇不以为然，强调说：“夸饰乃文章应有之事。黄侃引其师章君《征信论》以释兹篇，殊为未当。征信辨事实之情伪，何与夸饰？所谓‘酌诗书之旷旨，剪杨马之甚泰’者，酌剪而已，夸饰又安可废哉？篇中历举汉赋，意在惩侈，亦其旨也。”认为章氏论旨与刘勰并不相同，不能任意附会。另如《文心雕龙·乐府》曾提及汉武帝时“朱马以骚体制歌”，前人对此并无诠说。范文澜在《文心雕龙讲疏》（天津新懋印书局1925年版）中依据《汉书·佞幸传》所载“是时上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认为此处“‘朱马’当是‘司马’之误”。叶氏则辩驳道：“近人范文澜谓‘朱马’当为‘司马’之误，非也。唐写本正作‘朱马’，下文‘缪朱所致’一语，亦可证。”根据唐写本指出范氏之说不可信从，且从书中寻找内证来证成己说（按：叶氏所言“缪朱所致”亦据唐写本，今本《文心雕龙》作“缪袭所致”）。范氏后来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中也参酌陈汉章的意见，修正了自己原先的看法，认为“朱或是朱买臣”，“买臣善言《楚辞》，彦和谓以骚体制歌，必有所见而云然。唐写本亦作‘朱马’，明‘朱’非误字也”。叶氏的研讨虽不及其细致深入，所作判断则准确无误。
二
除了援据诸家议论，间或加以商榷驳正之外，叶长青对前人忽略的地方也时有措意，或诠释全篇要旨，或分析文句含义，或校订文字讹误，都有一些较为独到的心得，值得参考借鉴。兹各举一例，略作阐述。
刘勰在《序志》篇中交待《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的结构特点，“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可知除《序志》篇相当于自序而可暂置勿论外，第四十九篇《程器》实际上处于全书殿后压阵的位置，其作用无疑不容小觑。但前人往往未能尽窥其深意，纪昀就浮泛地以为“此亦有激之谈，不为典要”，“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叶长青对此篇的性质和作用做了更为周详缜密的分析：“兹篇为本书之终篇。四十八篇以上，文之体用具矣。殿以《程器》者，体用，华也；程器，实也。无器何有于用？孔门四科，首德行而末文学，故孔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又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盖德行为文之本，有德有文，相得益彰；无德无文，徒为文过济恶之资。宇宙间何贵有此文哉！然则以上四十八篇，与兹篇等量齐读可也。即先读兹篇，而后读四十八篇亦可也。又‘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者所以求道。彦和首《原道》而终《程器》，示我周行矣。”首先从华实相辅的角度，认为此前的四十八篇具体阐明作文的宗旨和技巧，而《程器》则论述文人的品德和识见，应该等量齐观，相互参酌，方能相得益彰。其次又从道器贯通的角度，认为《程器》篇与首篇《原道》遥相呼应，体现出刘勰对文学创作的终极要求，以及在结构安排上的良苦用心。这样的研讨言之有据，鞭辟入里，颇能启人深思。在此之后，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等都表达过类似的见解，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更是整段迻录这番议论，足以说明叶氏在此颇有见地。
刘勰在讨论各体文章的写作之道时，会逐一追溯其源流嬗变。由于涉及的文章体裁种类繁多，又都需要归结至“文能宗经”的主旨，有时不免令人颇感费解。如《论说》篇提到“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并举毛苌、孔安国、郑玄、王弼等各家经注为例，认为这些著作“要约明畅，可为式矣”。然而注释典籍毕竟和撰作文章的情况不同，刘勰所言似乎颇为牵强，纪昀就认为“训诂依文敷义，究与论不同科。此段可删”。叶长青则细予考辨：“注释者依文敷义，分别训诂，文虽散杂，然总会全注则论矣。《世说新语·文学》篇：‘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可证。又《朱子语类》：‘汉儒解经，依经演说。晋人则不然，依经而作文。’亦可证。”不但从体式上推究刘勰立论的依据所在，指出将典籍中分散的注释整合连缀，仍然具有“论”体的特点，还援引《世说新语》中的事例和《朱子语类》中的议论作为佐证，对于准确理解刘勰的原意，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便迻录了这段分析，以供读者参考。
《文心雕龙》版本繁多，讹脱误衍的情况较为严重。叶长青虽然利用唐写本做过了一些文字校订，但受客观条件所限，或许也与课程性质有关，并未广搜各本，详勘异同。不过他对文字学、训诂学一直都持有浓厚的兴趣，此前就撰有《闽方言考》《文字学名词诠释》等。在《文心雕龙杂记》中，也偶尔可见他针对文字校订所做的探讨。如《序志》篇中有云“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叶氏有按语云：“‘采’疑作‘釆’。‘釆’，辨也。‘釆’‘采’形近而误。此即‘毛举其目’之意。”虽然并没有版本上的直接依据，但形近致误的情况在《文心雕龙》中并非鲜见。叶氏在此适当运用理校，所述似也不无可取之处。
三
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期间，叶长青先后开设过不少专书研读课程，除了《文心雕龙》之外，还有《诗品》《文史通义》《汉书·艺文志》等，并撰有《钟嵘诗品集释》《文史通义注》和《汉书艺文志问答》等相关著述。在这些不同领域的深造自得，也推动了他对《文心雕龙》的细致研究，彼此之间构成前后贯通、相辅相成的关系。
《钟嵘诗品集释》（华通书局1933年版）剪裁排比各家论说，间或加以按断，基本反映了当时《诗品》研究的整体格局和最高水平。由于《诗品》与《文心雕龙》同时出现于齐梁时期，后世学者往往会对两者加以比较，叶氏当然也不例外。如刘勰在《明诗》篇中历数诗歌发展的源流递嬗，《文心雕龙杂记》中就屡屡引录钟嵘《诗品》作为参照，并有按语称：“彦和、记室，各有短长，此自仁智之见耳。”又如在《事类》篇中，叶氏征引《诗品序》中“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等议论，指出“语虽论诗，实与彦和相发。兹篇亦针砭时弊者”。既提示读者比较刘勰、钟嵘意见的异同，又指出双方殊途同归的特点。
《文史通义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5年版）甫一出版，就得到过唐文治“文词博雅，意义纯正”（《文史通义注》引“唐蔚芝先生评”）的佳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推溯《文心雕龙》的学术渊源，认为：“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叶长青在《文心雕龙杂记》的《原道》篇中征引其说，又批评道：“章氏此说，未免厚诬彦和。《文心》开宗明义已揭橥文德，而《论衡》所著尚属在前。至谓本陆机而立论，尤为无据。《序志》篇固讥士衡‘照隅隙而鲜观衢路’也。”一方面指出章氏闻见不周，王充在《论衡》中对“文德”早有论述；另一方面则批评章氏立论偏颇，刘勰对陆机并非全盘承袭，而是多有批驳。其后在《文史通义注》中，他也同样强调“刘氏《文心》非所取于陆氏，章氏误矣”，两处所论恰可比观参照。尽管有时在《杂记》中并未明言，其实也参考过章学诚的意见。如《文心雕龙·杂文》篇在追溯连珠体的缘起时说：“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叶氏有注释说：“《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这个看法实际上就本自《文史通义·诗教上》。而叶氏在《文史通义注》中又针对章氏的这个意见施加按语说：“今韩非书无‘连珠’之目，《文选》注：‘傅玄叙《连珠》曰：“兴于汉章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对于了解“连珠”体的发展嬗变也可作为参考。
《汉书艺文志问答》最初在1936年至1937年的《国专月刊》上连载，至1940年才结集成书，由正中书局出版。叶氏在这方面的学术积累对其研讨《文心雕龙》同样多有裨益。如《文心雕龙·颂赞》篇中提到：“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而《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著录有“《荆轲论》五篇”，据班固自注：“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可见司马相如所撰究竟是“赞”还是“论”，刘勰和班固的提法并不一致。由于原作早已散佚，也无法做出判断。近人李详在《文心雕龙黄注补正》中说：“详疑彦和所见《汉书》本作‘荆轲赞’，故采入《颂赞》篇。若原是‘论’字，则必纳入《论说》篇中。”认为刘勰所见《汉书》与今本文字不同，试图以此来折衷调和“论”“赞”之间的差异。刘师培在《文心雕龙讲录》中则索性不予深究，认为司马相如之作“究为论为赞，今不可考”。叶长青在《杂记》中虽然引录李氏的意见作为参考，但并不认可，而是另作辨析：“论赞之论，与论说不同。相如曰论，班固曰赞，其实一也。果如李氏所言，则王隐曰议，刘昞曰奏，将入《奏启》《议对》之篇耶？”指出《荆轲论》之“论”当指“论赞”而言，因此“论”“赞”二者并无差别，班固和刘勰之间并无矛盾。他所举证的“王隐曰议”云云，实际上出自刘知几《史通·论赞》篇。刘氏指出历代史著中所附论赞的名称并不一致，“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昞曰奏”，“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叶氏借此来反驳李详的说法，自然极有说服力。其后在《汉书艺文志问答》中又涉及这一问题，叶氏再次强调“论、赞同实异名”，并明确征引《史通·论赞》篇作为佐证，和《文心雕龙杂记》所述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可知叶长青在治学方面涉猎颇广，在各个不同领域中的潜心钻研，为其研究《文心雕龙》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借鉴。而在具体讲授《文心雕龙》《诗品》《文史通义》《汉书·艺文志》等各种专书时，既可以各有偏重，又能够彼此参证，形成前后贯通、相互交织的学术视野。这不仅是《文心雕龙杂记》卓具特色的地方，也是叶长青在治学方法上对现代学者的一个重要启示。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与文题有关的文献。
关于搜集文献的有关方法，前面的有关章节已经介绍，如看专著、年鉴法、浏览法、***雪球法、检索法等等，在此不再重复。
搜集文献要求越全越好，因而最常用的方法是用检索法。
搜集好与文题有关的参考文献后，就要对这些参考文献进行阅读、归纳、整理，如何从这些文献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科学性和可靠性大的单篇研究文献十分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所阅读和选择的文献的质量高低，直接影响文献综述的水平。
因此在阅读文献时，要写好“读书笔记”、“读书心得”和做好“文献摘录卡片”。
有自己的语言写下阅读时得到的启示、体会和想法，将文献的精髓摘录下来，不仅为撰写综述时提供有用的资料，而且对于训练自己的表达能力，阅读水平都有好处，特别是将文献整理成文献摘录卡片，对撰写综述极为有利。
二、格式与写法
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
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特别是阳性结果，而文献综述要求向读者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
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但总的来说，一般都包含以下四部分：即前言、主题、总结和参考文献。
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拟写提纲，在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
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
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
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那一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引用和评述。
总结部分，与研究性论文的小结有些类似，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对所综述的主题有研究的作者，最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
三、注意事项
由于文献综述的特点，致使它的写作既不同于“读书笔记”“读书报告”，也不同于一般的科研论文。
因此，在撰写文献综述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⒈搜集文献应尽量全。
掌握全面、大量的文献资料是写好综述的前提，否则，随便搜集一点资料就动手撰写是不可能写出好多综述的，甚至写出的文章根本不成为综述。
⒉注意引用文献的代表性、可靠性和科学性。
在搜集到的文献中可能出现观点雷同，有的文献在可靠性及科学性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在引用文献时应注意选用代表性、可靠性和科学性较好的文献。
⒊引用文献要忠实文献内容。
由于文献综述有作者自己的评论分析，因此在撰写时应分清作者的观点和文献的内容，不能篡改文献的内容。
总之，一篇好的文献综述，应有较完整的文献资料，有评论分析，并能准确地反映主题内容。
综述也是科学研究
综述是作者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 综合地介绍和评述某学科领域国内外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 并表明作者自己的观点, 对今后的发展进行预测, 对有关问题提出中肯意见或建议的论文。
一篇好的综述, 对于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探讨, 对于有关技术的建立和改进, 对于相关产品的设计和制造, 对于青年科技人员和学生学术水平的提高等, 都能发挥很好的指导作用。
在国内外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 以各种载体形式出现的科技信息极其纷繁。
作者能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 见地独特地写出一篇能启迪他人的综合性论述, 虽然算不上“原创性”论文, 却也属于“组合式”成果。
这种“组合式”成果, 在人类科技发展中是必不可少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组合式”成果的一个突出例子。
美国航天局一位负责人曾经说:“阿波罗”航天飞机的技术实际上没有一项是新的突破, 相反, 全部都是已经发明的现有技术; 关键是我们能够恰如其分地将其有机地组合, 并实行系统管理。
综述是对已有的文献和成果进行组合, 因此, 它也是科学研究, 而且是重要的研究形式之一。
由博返约执简驭繁
许多科学领域, 历史悠久, 文献量大, 精粗混杂, 真伪共存。
因此, 综述不应只是文献的简单拼凑, 而要在全面查阅和检索的基础上, 选择其中的优秀成果、重点著作、精辟论述和最新进展, 加以归纳和提炼。
综述, 是对文献的浓缩和萃取, 是对知识的精炼和升华。
发表综述性论文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使读者对某一学科领域的问题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因此, 文献资料的查阅必须全面, 这是撰写综述的基础。
如果不全面系统地查阅文献, 而是盲人摸象, 只根据部分资料以偏概全, 这样的综述, 对不了解此领域的读者会产生误导。
同时, 综述的内容应该以原始文献为准。
因为, 由于一些著者、译者或审校者的疏忽, 有些文献在转引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差错。
在撰写综述时, 如果图方便, 只引用间接文献而不去查阅原文, 则可能以讹传讹。
当然, 撰写综述, 既要“求全”, 更要“求精”、“求新”。
由博返约, 执简驭繁, 是撰写综述性论文的一项基本技能。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文以辨洁为能, 不以繁缛为巧”。
“求精”是指在主要成果和精辟观点不遗漏的前提下, 用简练的文字对众多文献加以概括。
但有些综述作者却是有文必录, 不筛选, 不升华, 泛泛罗列, 篇幅冗长。
这样的综述, 往往使读者不得要领, 也会令编辑出版者在决定取舍时感到为难。
“求新”是指有价值的最新文献必需介绍; 新, 是综述性论文的生命力之所在。
当然, 最初的发现与发明、经典的理论或例证, 有时也需要在综述中体现。
求全, 不可能包罗万象; 求精, 不同于以偏概全; 求新, 不排斥引经据典。
要使求全、求精、求新有机地结合起来。
善于抒发己见
有的作者撰写综述, 将别人的成果或文字结论原封照搬, 人云亦云; 既不进行分析比较, 更没有自己的观点。
这不能算是综述, 只能算是文摘。
综述性论文除了介绍别人的成果和论述之外, 还要善于发表自己的观点。
依笔者浅见, 综述作者自己的观点包括以下几方面: (1) 选题独辟蹊径。
在撰写综述之前, 要查一下别人是否已发表过类似综述。
综述的选题不但不能重复, 还要独具特色。
例如: 介绍鲜为人知的重要信息, 展示独树一帜的看问题角度, 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等等, 这样才能吸引读者, 也有利于学术争鸣。
(2) 对他人的成果或论述进行分析, 对不同的数据或观点进行比较, 尽量给予客观的评价, 这样才能对读者起到应有的解惑作用。
(3) 展望未来, 对前景和趋势, 做出符合该学科发展规律的预测, 使读者得到启迪。
(4) 对该学科领域中存在的问题, 以及如何解决, 提出中肯的意见、建议或思路, 以引导读者。
当然, 发表己见时要有理有据, 合乎逻辑; 不能凭空议论, 牵强附会。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南朝齐、梁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刘勰撰。“文心”谓“为文之用心”，“雕龙”指精细如雕龙纹一般进行研讨。“文心雕龙”即文章写作精义。其讨论的对象，为广义的文章，但偏重于文学。其本意是写作指导，但从文章写作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出发，广泛涉及各种问题，结构严谨，论述周详。其系统性和完整性是开创性的，因而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文学理论专著。
《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原分上、下部，各二十五篇。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五篇，是全书的纲领，核心是《原道》、《微圣》、《宗经》三篇，要求一切以道为本，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在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乐府》、《明诗》、《诠赋》等篇较重要；在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以《史传》、《论说》、《诸子》等篇较重要，意义较大。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二十篇（不含《时序》），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为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四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评析鉴赏。这两部分是全书的精华所在。以上四十九篇，加上最后综述，共五十篇。《文心雕龙》提出了相当富于创新而且系统的意见，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由于意义重大，历代都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文学理论专家也越来越重视《文心雕龙》，以至研究团队有了“龙学”的美誉。
经典城市雕塑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探讨论文
在学习、工作中，大家都写过论文，肯定对各类论文都很熟悉吧，论文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为了让您在写论文时更加简单方便，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经典城市雕塑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探讨论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摘要：
城市雕塑是指搁置在城市的公共区域中的室外雕塑，它的性能大抵可分为娱文娱、主题、装潢、留念、宗教等五类。随着我国的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中国各地的城市雕塑如雨后春笋般升起。许多城市道路上随处可见城市雕塑。城市雕塑不仅能够反映历史文明的发展过程，也能提高居民文化审美的能力。本文重点研究了城市雕塑对城市文明的影响在哪几个方面。
关键词 ：
城市雕塑； 城市艺术； 文明；
引言：
随着经济生活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进步，城市建立不只是注重环境的绿化，更加应该重视人文精神的表现。这些雕塑耸立在高层建筑和交通中，一是能起到缓解建筑集中的压抑感的作用，为建筑增加一丝生气，二是能在场地上起到平衡建筑的作用，具有美化城市、展现人文精神的重要意义。同时，城市雕塑也是公共环境中最具有人性的文明元素。城市雕塑用其特有的艺术语言和灵气，让群众的生活空间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提高群众的审美能力。一个优异的都会雕塑可以或许反应一个都会的特色和一个时期的特色。中国雕塑史的历史来源要从原始社会开始追溯，在历史上雕塑的历史早于修建的历史。
一、经典城市雕塑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1. 可以表现出城市文化
城市雕塑是城市文明的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虽然不同于城市藏馆内的历史收藏品，但它也承载着这个城市的传统文化与理念。它在高楼耸立，道路密布的城市中，能够缓解建筑物集中造成的拥堵，停滞和暗沉，也可以增加开放空间的平衡。它能够采用不同的外型元素，传达出不同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表现出不同的城市文明。
例如新加坡的鱼尾狮，高达八米，重有40吨，其实鱼尾狮并不是真正的动物。新加坡的鱼尾狮是一个虚构的形象，它是由鱼的尾巴与狮子的头所组合而成的。这个城市雕塑的设计者是一位新加坡华人，名叫林浪新，为新加坡设计的旅游标志图像。鱼尾狮雕塑是新加坡市闻名的喷水雕塑，是新加坡这座都会的都会地标。鱼尾狮有着洁白的身形白璧无瑕，鱼尾巴上的鳞片刻的片片分明，它的双眸十分严肃炯炯有神，毛发柔韧蓬松，好不活泼。我认为最有意思的部分要数狮子嘴了，狮子的嘴是大开着的，洁白透亮的水花一刻也不停地从口中喷出，嘴里喷出水柱，水花四溅，顺着新加坡的河流，一路涌向海洋。它有着非常美丽的含义，象征着金融资源的'滚动和繁荣。
狮子抽象的形象是原自与一位圣尼禄乌达玛王子的故事。在公元14世纪时，这位王子出海时遇到了大风暴，天气突然大变，海浪翻卷起伏。王子漂到了一座岛上，他看见一只野兽——狮身鱼头，于是将此岛命名Singapure.鱼尾是用来描绘新加坡从渔港向商业港的转变，同时也为了纪念一代又一代辛辛苦苦飘洋过海求生存的祖辈先人们。
一座经典的城市雕塑，它也能成为世界认识这个国家的一张文明名片，通过这些城市雕塑，就可以使得我们感受到这座城市所蕴含的文化底蕴，更快的了解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和历史底蕴。
2. 可以满足居民对城市环境的需要
城市文明的疾速发展让人们对公共空间的艺术渐渐开始重视了起来，同时也对生活空间的审美才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与进步。城市雕塑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人文精神的表现，如历史文明，神话传说，以及名人故事。就比如上海，南京东路口正对着外滩的陈毅雕像就是一件具有当地文化特征的城市雕塑作品。陈奕事建国后上海的第一任市长，外滩则是上海最具有象征性的地区，当这样一副作品摆在公众面前，观者自会感受到所在城市的政治和历史气息。
城市雕塑可以鞭策城市化成长，使得人们的城市生活有着更好的成长。城市雕塑不仅仅只是一个大型的装饰物，它可以体现出城市展开的内涵，更能够表达出当地居民的审美与民众的精神状态。所以一座城市雕塑能体现出这个城市的展开方向与指标，对城市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性。
二、可以提高城市居民的审美
所以说城市雕塑不单单只是考验一个设计师的手上功夫，而是整个社会的事。艺术要取得成长，必需要让更多市民赏识和介入艺术活动，并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竭晋升观赏的目光、促进艺术的审美本领。而城市雕塑则是普及艺术教育与提高全民审美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城市雕塑建立在大众的审美经验的基础上，人们通过欣赏城市雕塑获得审美感受，也获得想象力和创造力。贝克·米歇尔创作的（相遇）位于英国托马斯莫尔广场超市外边，两个面对面的形态，紧密相连的腰身和曲线体态，没有面部细节和四肢造型，却暗示了男人和女人的靠近，简洁易懂。米歇尔是一位隐居在里昂郊外的雕塑家，她的这件城市雕塑以全人类为主体，所以看不出什么文化或人种的特征。而将这件雕塑置放在购物顾客的必经之路上表达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致意的有好心情。
城市雕塑是一种观点艺术，而城市雕塑则是可以以实际所表达出艺术家的思想追求的物体。一件优秀的城市雕塑并不在乎是否有完美的表现形式，而在乎是否能体现共同的精神价值。可以传承延续城市文化
1. 传承历史文明
城市雕塑有着娱乐、地域、纪念等特点，所以它不仅仅承担着美化环境美化建筑的任务，更肩负着展示城市文明内涵的重任。对于市民所生活的城市历史的了解，大多数人可能来自书本或博物馆，甚至有些是从影像资料里所了解的。但是，事实上大多数人没有太多的休闲时间可供他们去参观展馆，看书和录像材料的人数也是少之又少。那么我认为让这段历史成为城市雕塑，并将其设置在街道上是十分有必要的。任何经过这里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雕塑并了解这段历史。而这座饱含了历史文明的城市雕塑，不怕的风吹日晒。跟着时候的推移，城市雕塑自己已然成为一种汗青文明。
城市雕塑可以用来纪录古代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展示不同时代文明风貌，弘扬国家民族精神。例如，美国为了纪念二战的成功，所建立的《胜利之吻》城市雕塑，它位于美国纽约的广场。
2. 彰显地域文明
每一个的城市都有着它独特的天文位置和民俗习惯，当设计师为这个城市设计一件城市雕塑时，往往要考虑到城市的地域性的特点。例如，临海城市所建筑的城市雕塑，其中所蕴含的海洋元素就会比较多，例如坐落在厦门市的城市雕塑《鹭岛女神》，和坐落在珠海市的《渔女》。当我们行在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时，除了各个地区的生态环境给我们带来了印象深刻的影响外，还有的就是城市所特有的地域文明。
因此，我认为城市雕塑最需要的是创作者要深入探索和了解某个地区的历史文明和地域环境，找到属于这个城市历史背景的最佳表达，并通过具体的表现手法使城市的地域文充分的展现出来。该部分以城市雕塑的形式呈现。
总结：城市雕塑对城市文明的影响是多重多样的，随着城市的不停建立和发展，城市雕塑逐步被归入城市的布局之中。城市雕塑不只是美化城市的装饰品，同时，它也是承继了历史文明、突出地域文明、引领人生思想、增强居民审美意志的重要载体。在城市雕塑迅猛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雕塑不断涌现出来，我认为通过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这些问题雕塑将会很好的解决。
最后，我认为城市雕塑这座城市的人在城市发展中的思想体现，是一种精神文明的继承，城市雕塑则作为传承城市文明，历史背景的特殊载体，更是一张让全国乃至世界认识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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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山的行不？
莫高窟——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一体的艺术殿堂[摘 要] 莫高窟是集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于一体的艺术殿堂,它吸收了外国宗教艺术的精华,并将其民族化、世俗化,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精品——雕塑为东传佛教造型艺术之精品,洞窟是中西宗教建筑艺术之合璧,壁画则达到了唐宋绘画艺术的极致。[关键词] 莫高窟;雕塑;壁画;洞窟在祖国西部戈壁瀚海中有一片绿洲,驰名中外的文化名城敦煌就在这里。敦煌之所以闻名中外,主要是在它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段的崖岩上有着蜂窝状的上千洞窟,即莫高窟。莫高窟是一个宝藏富赡的文化艺术宝库,是集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一体的艺术殿堂,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陈列馆,其现存492个石窟中保存着北魏至宋元明清千余年间的彩雕塑像2415身、壁画3000余堵,共45000平方米,木构建筑5座;还有许多绢画、佛雕、法器和5万多卷文书、经卷的写本和印本——这是具有高度文艺价值和研究古代社会的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研究莫高窟的这笔遗产不仅对研讨我国文化艺术、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大有裨益,而且也是研究人类文明所不可缺者。一莫高窟今存2415身塑像,按时代计:魏塑318身;隋塑350身;唐塑最多最精而今余670身;五代24身;宋塑74身(含西夏如第234窟和第400窟);元塑7身;清塑970身,虽多而粗滥。这些塑像的时间跨度已逾千年,各个时期的塑像都融进了那一时期艺术家的美学情趣和理想,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格,从这些塑像上可以窥见中国雕塑艺术发展演进的痕迹,可见出佛教艺术传入之后所引起的中国雕塑艺术变化,这些雕塑本身就是一部形象直观的中国雕塑艺术发展史。在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清8代的塑像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魏雕和唐雕了。故仅对魏和唐的塑像作一简要分析。魏塑(以第254、259、260窟为代表)多为站像,其特征是额宽鼻隆、眼细眉长,嘴唇薄而面颊瘦削,发髻卷曲似波,体格清瘦劲挺,而缺乏柔和的曲线美。佛身裹着拖地的长袍,菩萨袒露着上身,从紧紧贴身而多褶皱的丝绸服装下隐约可见瘦削的躯体,给人以刚从水中走出的感觉,故后人以“曹衣出水”来比况。这时的塑像无论从面相、体格、衣着来看,并非中国的神像,而是中国与印度犍陀罗艺术的混血儿,尽管衣服式样已中国化了。隋代时间很短,仅37年。但与文学史上由南北朝向唐代过渡的情形相似,在造型艺术方面隋塑正体现了由外国人(主要是印度人)的模样向中国人模样的过渡特征。促成这一转变的基因在于中国人(其实世界各民族亦然)需要创造出自己的神这种心理。固然,各民族的文化艺术都不可能排除他民族文化艺术的影响,但也绝不会生吞活剥地吸收外来的形式,而总是在吸收其养分的同时加以改造,融进本民族的特色,使其民族化。从隋代的第275号、283号、427号等窟的塑像来看,已开始追求雍容华丽的气度,不再是隆鼻削颊的清癯形象,鼻梁低了,面相丰满而轮廓线条柔和了。但亦有缺点:头大、上身长、下身短,体形比例虽不甚匀称,却给人以亲切憨敦之感。这个转变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它表明塑像向着中国化演进。唐代,随着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造型艺术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塑像经历了初唐盛唐的发展,至中唐已趋炉火纯青的胜境。其演进趋势沿着从外国的神佛向中国的神佛、从神佛向人的路子——亦即造型艺术的民族化、世俗化。如果说以第77号、322号、332号等窟为代表的初唐塑像主在改变隋塑头大身短、比例失调的缺点,发展了追求衣饰华丽、线条柔和的特征,塑造出宝冠霞帔、璎珞垂胸、手与足腕带有环钏、衣裙着彩、面庞丰满、体形匀称的菩萨像和戴盔被甲、英气勃勃的天王像的话,那么盛唐雕像(以第45号、126号、217号窟为代表)则在此基础上使之定型和精巧化。到了中唐,塑像则臻精妙入神的境界,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鲜明特色。第35号、194号、285号、320号等窟正证明了这一点。今举285号窟右侧的菩萨像为例便见一斑。此像“肌体细腻,眉清目秀,富有绸质感的衣裙似要被清风漾起,尤其是那安详而恬静的微笑极为动人,充分体现了女性的美丽、善良和尊严。这尊菩萨比起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并不逊色,然而却要比这幅名画早1000年”[1]。莫高窟的菩萨像千姿百态,或沉思冥想,或微笑静观,眼神和嘴角极为传神;丰腴的面庞,袒露的手臂,极富柔嫩的弹性——这一切均给人以和蔼可亲之感,应该说,她们是唐代美女的标本。应该指出的是,印度千千佛、万万菩萨均属男性,而唐代的菩萨显然女性化了,这可能是因为女性的温柔形象更使人觉得可亲可近,更便于“普渡众生”的缘故吧。与女性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