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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资料
经济学专业学会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于1930年成立,是全球经济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专业学会之一,聚集了全球范围内最顶尖的经济学家。
学会的主要活动包括出版Econometrica等顶尖学术期刊,以及在全球六大地区组织学术会议。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两岸三地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学术交流,世界计量经济学会决定在中国定期召开年会,简称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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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方式向集约型方式转变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一项重要历史任务,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经济学术论文文献,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经济学术论文文献篇一 信用类经济资本管理优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在经济资本管理框架下,本文以某商业银行二级分行为对象,运用案例分析的 方法 对如何实现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有效管理进行实证分析,特别是对银行的重点业务―信贷进行贷款组合经济资本收益率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经济资本管理的建议,力求将该方法真正应用于实践,切实提高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 关键词:经济资本管理 信用风险 应用 信用类经济资本管理存在问题与实证分析 本文以某商业银行二级分行为例进行分析: (一)经济资本管理存在的问题 1.经济资本占用居高不下,大量吞噬银行经营绩效。通过笔者实地调查,该行贷款非违约类经济资本占用57724万元,同期贷款额度76.6亿元;表外类经济资本占用1792万元,同期表外资产14.62亿元;违约资产占用1265万元,同期违约资产0.57亿元。前5个月银行平均经济资本占用57064万元,比年初的50197万元增加6867万元,增幅13.5%,而同期银行贷款仅增加3.35亿元,增幅4.6%。上半年,因经济资本占用增加带来银行经济增加值净减少755万元,绩效工资减少113万元。 2.信用等级评定不连续,导致经济资本占用大量增加。该行评级覆盖率平均为83%,有近13亿元资产处于未评级状态,未评级客户原为AA级的系统默认为BBB级,无效经济资本占用提高61%,全年多增加经济资本7000万元,减少经济增加值770万元,影响绩效工资116万元。 3.客户结构不合理,抵押类贷款占比低,付出较大经济资本。该行客户结构中,电力、纺织、机构客户贷款占比较大,这类客户在评级系统中违约概率较高,其经济资本占用要高于平均资本占用约15%。抵押类贷款占比低,风险暴露金额大,造成债项违约损失率高,经济资本占用相应增加。同时,风险资产占比高、经济资本占用少的贴现、表外业务资产等占比低。 4.在信贷营销时考虑经济资本占用的意识淡薄。经济资本在贷款定价方面的应用没有引起客户经理等相关人员重视,贷款营销考虑产品定价基本原理的少,价格谈判具有盲目性,对剔除各项贷款成本之后的毛利润率不敏感。部分贷款收益甚至不能有效覆盖贷款风险成本、资本成本。造成资本与风险不能够匹配。经营意识不能紧密结合进而有效提高资产质量、客户结构调整、基础管理及风险管理水平提升等,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以资本为基础的风险防范体系。 (二)经济资本占用分析 1.信贷产品的经济资本占用分析。由表1统计数据分析,可以初步得出与银行信贷资产业务相关的主要结论:第一,在贷款定价时必须充分考虑信贷产品的资本占用成本,产品设计及营销尽量向客户提供低成本率信贷产品。第二,要改变固定资产贷款、外国政府转贷款发放就有收益的思路,因为以上两品种贷款大部分执行基础利率,如果扣除资金成本、信用风险溢价、税费,再减去远高于平均成本的资本占用率,最后的毛利率所剩无几,有的贷款甚至亏本。第三,个人类贷款住房类与非住房类差别较大,最高达22个基点。第四,表外业务并非没有成本,只是占用较低。以承兑汇票为例可以看出,其成本接近该项业务所产生的手续费收入的一半。第五,客户经理必须熟悉产品经济资本占用成本率及其他成本费用率,以在客户谈判的过程中指导贷款定价,力戒盲目定价行为。 2.信用等级对经济资本占用影响分析。本文以保证类流动资金贷款为例,说明某借款客户信用等级与经济资本占用关系。如表2所示,不同的客户等级,占用的资源和创造的效益也不相同。如某个AA级客户,目前经济资本占用为804万元;如果该客户是AAA级信用等级,其所占用的经济资本就减少到512万元,是AA级的65%,相应地经济增加值将会增加32.1万元;反之,如果客户信用等级为A级,则其所占用的经济资本就增加到1033万元,是AA级的1.28倍,相应地经济增加值将会减少25.2万元。 3.担保方式对经济资本影响分析。借款客户采用担保方式不同决定了客户的风险暴露程度,进而需要不同的经济资本来抵补非预期损失。从表3来看,质押方式为收费类帐户,其经济资本占用与抵押类基本相同,比完全保证类贷款节约经济资本13.4万元。可见,信贷资金投向不同的客户和产品,经济资本的占用是不同的,带来的效益也不相同。因此,要充分发挥信贷审批在执行和传导全行统一风险偏好的关键作用,统一区域内行业、产品的审批标准,实施“有保有压”的经营策略,引导贷款投向优质行业、优质客户和重点区域,加大对基础设施领域项目和个人贷款业务的营销拓展力度,适时退出部分产能过剩行业和问题客户的信贷工作,积极主动地调整、优化信贷结构。 经济资本管理模式下贷款组合经济资本收益率分析 经济增加值(EVA)计算模型为: EVA=人民币贷款余额×[(贷款利率-内部资金利率-信用风险溢价-费用率-贷款利率×营业税及附加税率)×(1-应缴所得税率)-资本成本率],其中资本成本率=经济资本占用率×经济资本回报率。 在公式中,要注意到:第一,贷款利率是变动的,对客户的谈判溢价能力越高,EVA越大。但它不是决定性因素,仅是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子。第二,内部资金利率由总行提供, 1年期贷款转移价格为4.71%。贴现贷款转移价格4.07%。第三,信用风险溢价即贷款减值准备率,由总行提供,借款客户分类级次不同,信用风险溢价率也不同,正常类公司贷款减值准备比率为0.99%,关注贷款比率 5.55%。由于减值准备是特殊性资产,随着贷款的回收,准备金会随之回拨,只要贷款被正常回收,那么它等同于过渡性成本。但是,它仍然会直接影响当期利润。第四,费用率取决于客户开发和维护及银行内部管理效率,银行平均约0.6%。第五,根据本文前部分分析可知,资本成本率是可变的,它决定于客户评级、担保方式、信贷品种、债项违约以及基础数据准确率等。 下面举例说明,考虑经济资本变动因素的贷款定价原理: (一)AAA级和AA级客户贷款的效益测算 在担保方式为保证的情况下,对于AAA级客户,执行基准利率,如果不考虑信用风险溢价及费用率,则贷款毛利润大都在0.95%左右;执行下浮10%的利率底限,贷款毛利润也在0.4%左右;对于AA级客户,如果执行基准利率,贷款毛利润大多也可保持在1%以上。总体看,AA级及以上客户各期限档次贷款毛利润贡献均较为可观。在担保方式为抵押的情况下,执行基准利率,如果不考虑信用风险溢价及费用率,则贷款毛利润大都在1%左右;执行下浮10%的利率底限,贷款毛利润也在0.5%左右。 (二)A级客户贷款的效益测算 在担保方式为保证的情况下,对于A级客户,执行基准利率,如果不考虑信用风险溢价及费用率,则贷款毛利润大都在0.72%左右;执行下浮10%的利率底限,贷款毛利润在0.19%左右,基本保本;执行上浮10%的利率底限,贷款毛利润在1.25%左右。如果考虑信用风险溢价及费用率,那么即使执行10%的上浮利率,贷款毛利率也仅为0.1%左右。所以,对于此类客户利率上浮应不得低于20%,否则高风险贷款不会带来相应回报。在担保方式为抵押的情况下,对于A级客户,执行基准利率,如果不考虑信用风险溢价及费用率,则贷款毛利润大都在0.82%左右;执行下浮10%的利率底限,贷款毛利润在0.29%左右;执行上浮10%的利率底限,贷款毛利润在1.35%左右。如果考虑信用风险溢价及费用率,那么即使执行10%的上浮利率,贷款毛利率仅为0.3%左右。所以,对于此类客户利率上浮应不得低于15%,否则高风险贷款不会带来相应经济回报。 通过比较发现,在同一担保方式下,因其经济资本占用不同,AA级及以上客户收益率比A级客户要高0.2%左右。所以,对于A级客户在不考虑其风险成本的情况下,应给予更高的贷款利率溢价,用来抵补经济资本所带来的成本损失。 优化信用类经济资本管理的建议 (一)树立经济资本节约意识并用先进理念指导信贷营销管理工作 在营销和管理过程中应努力调整风险资产的结构,压缩高风险资产所占比例,节约经济资本。要熟悉和掌握不同信贷产品资本成本率,便于在营销和风险管理过程中,根据客户的信贷需求,合理向客户推荐成本率低的信贷产品。要积极营销中间业务,改善收益的多 渠道 方式。经济资本预先定量后,尽量在低风险市场和低风险产品(主要是中间业务产品)中良好地运作,使银行以较低成本创高收益。 (二)科学选择行业与客户以降低经济资本占用水平 严格遵照总行文件规定,客户经理和风险经理应时刻遵循总行的风险偏好,及时掌握国家各部委和总行公布的行业宏观调控政策,及时避免限制行业的准入,并根据政策的调整及时对存量客户压缩退出。但好的行业里也存在不好的客户,而限制行业里也有优良客户,关键是从中选择符合该行信贷条件的优良客户进行营销,要充分利用收集到的各种正确信息,熟练运用内部评级系统(IRBS),及时通过系统程序操作,分析和判断初始评级(R1)和系统评级(R2)、风险限额、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等重要指标。在当前信贷规模严格控制、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市行相关部门应积极引导基层行营销优质客户,把营销重点放在利率或综合收益率上浮幅度较大的信用等级为AA级(含)以上的客户,以及能获取高额综合收益率的A级(含)以下客户,提高带来丰厚回报的优良信贷客户占比。 (三)制订不同信贷产品组合方案并提高综合定价能力 客户营销与拓展固然重要,而营销成果核算更为重要,产品和客户营销的重点应该是能够给银行带来高额利润回报的,而非高信用低收益客户或产品。在积极营销好行业的客户时,应在全面了解客户信贷需求的情况下,综合考虑为客户制订信贷产品需求组合优化方案,在充分考虑资金成本、风险成本的情况下,按照不同产品风险,本着风险与收益平衡或收益大于风险的基本要求,采取灵活定价模式。 (四)夯实信贷管理基础并提高客户评级覆盖率 业务部门要高度重视客户信用等级评定工作,加强与审批部门沟通联系,及时做好评级到期客户的评级,避免因客户信用等级不连续造成经济资本占用的无谓增加;经办人员对于在评级、计量中出现的问题,应尽早处理,重大问题及时上报,做到夯实基础,提升银行经济资本计量水平;加强基础数据管理,保障基础数据质量,确保风险计量结果的正确性。 参考文献: 1.解冉.经济资本配置在商业银行的实践应用[J].经济视角(下),2008(4) 2.佘运九,严力群.基于风险管理的商业银行价值创造模式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08(10) 3.刘建德.经济资本―风险和价值管理的核心[J].国际金融研究,2004(8) 4.王伟, 邓学衷.经济资本:商业银行管理的核心工具[J].华东经济管理,2007(4) 经济学术论文文献篇二 “自然”与人类经济形态的变迁 摘要:从自然中心主义(自然经济)、人类中心主义(工业经济)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经济),人类对“自然”内涵的不同解读进而到采用不同的经济手段对待自然,反映了人类不同的经济活动乃至生存状态的变迁。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胸怀去体悟自然的神秘、奥妙和无限性,尝试“道法自然”,理应成为现代人类解决自己经济发展困境的优先价值取向和现实行为选择。 关键词:“自然” 人类经济形态 非人类中心主义 目前,学界关于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人与自然)、社会(人与人)以及精神(人与其自身)三个角度展开的。本文拟从人类经济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基本上已经进入现代(工业经济社会)并且在某些地方后现代(生态经济社会)已初露端倪的时空背景中,以不同生存状态下人们对“自然”内涵不同解读进而到采用不同的经济手段对待自然为轴线,进一步去挖掘老子“道法自然”生存智慧中的积极因素在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经济(生态)和精种两大危机(尤其是前者)中的现代价值。 一 老子天道自然、人道无为的“道法自然”思想无疑是整个中国传统哲学之精髓“天人合一”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足道家生态经济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思维基础,同时也是道家处理经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可能是第一个对“自然”概念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在“道法自然”中,“自然”不但是天、地、人的终极价值和最高存在状态,而且也是“道”的根本特性。如果从“自然”即“让自身的自己而然”的意义上理解,“自然”就是一种不同于“人为”而又高于“人为”的天然状态。这一点和约翰?密尔在《自然》一文中的观点相似。密尔认为,“自然”一词的一种含义是“未受到人类干预按其本来应是样子所足的事物”,这就足天然的、自生的、自在的、符合本性的自然。按照三国魏王弼说法,自然是宇宙万物在没有人为干扰时的本来面貌,是一种无须用语言也无法用语言言说的存在状态或天然本性。“自然”既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内(“地”、“天”“法自然”),又存在于并展现在人的行为、欲望和感觉之中(“人”“法自然”)。从无生命的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到有思想、有意识的人的七情六欲、生老病死,只要是“未受到人类干预按其本来应是样子所是”,莫不如此。 也许正是有了这种“自然中心主义”的思维基因,人类历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都是在一种自己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度过的。不管人类是否都意识到了道家的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特别是“有所不为”之最高境界的“道法自然”思想,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毫无例外,为了生存,他们就“有所为”,积极地去认识改造自然。毕竟,人类能力的现实发展是历史的,是在内外尺度的博弈中逐步提高的。人类此时在处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时,更多地也许是无奈地体现出一种“有所不为”,一种顺其“自然”, 一种道法“自然”。也正因为如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整体上说是和谐的。当然,以“自然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的“自然经济”中的“自然”,还只是一个朴素而原始的概念。 二 从 文化 渊源上讲,发韧于欧洲的现代工业经济生产模式,是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基础、以对人类知识理性和主体性的强调为核心的,它用理性化的社会建制(包括市场经济体制甚至民主法制等)协调着具有不同才能世俗化的人们为发展工商业而效力,其间所表现出的“世俗趣味的高涨、工具理性的蔓延和个性表现的放纵”至今仍方兴未艾。当初这种多少带有点西方中心主义(更多地是人类中心主义)特色的文化之火一日在欧洲燃烧,便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席卷世界各地,并逐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世界 其它 地方(尤其是那些具有深厚自然经济传统的民族)的人们(已经习惯田园牧歌式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苦苦挣扎的阵痛后,如今却也正兴奋地品尝着现代工商业所带求的甜果,乃至于他们对祖上留下的本来弥足珍贵的遗产也似乎有点满不在乎。 与东方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交相感应“天人合一”价值观不同,在西方经济、文化传统中,尽管在占希腊时期曾经把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有机体过,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天人相分以及人对自然的主导的。不管是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还是____的神学目的论等,都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把自然仅仅作为一种为人而存在的工具。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人与自然的对立空前激化,而人的主体性却被大大张扬。笛卡儿首先确立了人是作为一种精神性主体而存在的,康德又提出“人为自然界立法”,黑格尔则把自然界视为人绝对精神的外化,而尼采更是表明,人是可以取代上帝的全知全能和至善至美的。从此,作为主体的人成为科学知识、政治价值和道德法则的最终依据,从此,作为人类生活方式基础的工业经济的成长与壮大也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三 然而,正是基于这种主客二分并带有宰制性色彩的现代理念,以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丰义为特征的现代工商业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生态危机,今天却逐渐成了曾经欣喜若狂的现代人眼前挥之不去的乌云,尤其是在那些渴求加快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譬如中国);而信奉“上帝死了”的现代人募然发现自己,怎么也走不出失去终极关怀后虚无主义精种危机的阴霾。尤其是前者,即生态问题,已经成为现代人类不得不去严重关注和认真解决的问题。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已经开始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对自己本来所引以为豪的工业发展模式,开始进行全面而深刻的 反思 ,并试图找出产生这一问题的真正根源。 在美国,历史学家林?怀特最先探讨了生态危机产生的历史根源,他认为,西方社会片面地去发展工商业经济而破坏自然的态度起源于____。社会学家芒克雷弗则认为,基督____义只是对人类去采用何种方式发展经济的一种误导,即是基督____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按照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无休止地掠夺地球资源,发展工业,因为自然没有内在价值。而形成于20世纪中叶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生态伦理学,则主张把伦理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从人类共同体扩展到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去尊重每个生命生存的权利。循着这种思路,人类所能发展的也只能是生态经济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追求仁智会通的东方智慧被纳入西方学者新的诠释系统。他们逐渐认识到,如果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古朴、神秘而又深刻的东方智慧不仅有“过去时”(自然经济)的美感和魅力,而且有“现在时”(工业经济)乃至“将来时”(生态经济)的启示意义。爱因斯坦、普利高津等人都以浓厚的求知欲研习东方的《易经》、《老子》和佛经,希冀从中发现治疗现代社会工业病的精神启示。作为中国“愿住民”、与儒释共同构成中华文化智慧之源的道家道教,在奠定其理论基础的《老子》一书中所阐释的“道法自然”的生态经济思想尤为西方学者所肯定和重视。 总之,从西方到东方,从现代到后现代,从自然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从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到生态经济,人类对“自然”内涵的不同解读进而到采用不同的经济手段对待自然,反映了人类不同的经济生活乃至生存状态的变迁。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胸怀去体悟自然的神秘、奥妙和无限性,尝试“道法自然”,走发展生态(循环)经济之路,理应成为现代人类解决自己经济发展困境的优先价值取向和现实行为选择。看了“经济学术论文文献”的人还看: 1. 经济学术论文 2. 会计学术论文文献 3. 会计学术论文文献综述 4. 计算机类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大全 5. 大学关于经济方面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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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它作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极大地影响了20 世纪后半期的各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本文从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两方面来阐述分析。它既给我们带来好处,也让我们面临风险。首先,它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各个国家可以发挥自己特有的优势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在总体上促进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其次,它使得世界市场成为一个不断扩大的统一的整体。各国面对着激烈国际市场竞争,必须努力改善生产经营活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规模生产。这一切都会有效的扩大世界的总产出水平。同时,它也有不利的一面。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占有明显的优势,这就使得南北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差距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这充分暴露出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正面效应 负面效应 当今的信息革命导致全球化以网络形态跨越各大洲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扩展着。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全球化时代的竞争与合作中,彼此相互依存,它们的经济繁荣、国家生存都日益依赖着这个全球关联的网络。而经济全球化更是全球化整体进程的基础和核心。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是指经济发展要素——商品、资本、信息、技术、人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组合,进而实现优化配置,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在全球的建立与规范化的过程。 一、经济全球化的正负效应 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实际上事市场经济规则在全球的扩展,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市场机制从来就有它的两面性,利益和风险并存、机会与挑战同在。而经济全球化放大了市场机制的这两个作用,使其产生乘数效应:一方面,以各种经济资源愈益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市场机制产生利益和机会倍增,利用的好,经济发展可能迅速腾飞;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得市场机制产生的风险与挑战倍增,全球范围内争夺资源、市场等的竞争更为激烈。从这个角度讲,经济全球化对所有国家都是利弊并存。 从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来看。 首先,它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作为全球经济组成部分的各个国家,可以发挥自己特有的优势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在总体上促进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大发展、产业的大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大流动,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弥补国内资本、技术等要素缺口,发挥后发优势,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投资和技术转让互相促进,不断加快。跨国公司为了延长技术的生命周期,扩大技术效用以及给自己的技术寻找出路,大大加快了技术转让活动。这种加速转让在客观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工业化进程,加速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此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还加快了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外资的进程,有助于弥补发展中国家资本的不足。再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且也有助于弥补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的不足,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组织形式,愈来愈突破国家的界限,出现了所谓无边界的企业,从而非常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 其次,经济全球化将促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又是全球化的强大推动力。正是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加速发展推进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反过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要求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进一步完善。世界贸易自由化最重要的内容和核心就在于减少和取消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世界贸易组织正式运转后,首次将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非货物贸易也纳入到多边规则之中,使扩大多边自由化的领域以及扩大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核心职能。此外,投资自由化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投资发展的主流,不仅是发达国家而且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积极采取投资自由化措施。一方面大量引进外资,另一方面又积极进行对外投资,从而使世界直接投资额迅速增加,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的规范框架和规则也开始形成。 3 第三,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了选择物美价廉的商品和优质服务的好机会。随着市场全球化的发展,物流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世界各国人民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消费需要,选择自己需要的商品,那种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所设置的贸易壁垒和防线将会被逐步取消,那种国家垄断或个人垄断的局面将一去不复返,那种以低劣的质量和服务向消费者漫天要价的情形行将结束。 最后,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减少国际冲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卷入了更深层次的国际分工体系,跨国公司的投资与技术转让活动又把各国的生产经营、销售和研究与开发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程度加深,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政治领域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协商与对话越来越成为当今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手段。各国之间加强信任与合作,约束国际冲突或至少降低冲突的激烈程度已渐渐成为发展趋势。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趋势将会越来越加强。 从它的负面效应来看主要有四点。 第一,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它们获益也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这就使得南北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差距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一方面,国际经济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为世界经济运转所制定的各种原则、制度和秩序都是由他们制定的。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经济、技术和管理优势,是发展中国家远不可及的。因而经济全球化中获益最大的当然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发达国家,而经济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具有一定的中长期利益,但在近期或较长的时间内,是很少或很难受益的,甚至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害和冲击,如许多民族企业亏损或倒闭等。虽然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能导致全球物质财富的增加但在市场化的过程中竞争是首要法则它在创造高效率的同时必然导致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国家或利益集团集中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 第二,经济全球化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波动性。例如,1994 年墨西哥发生的金融危机,1995 年 2 月巴林银行的倒闭,1997 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4等等,都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波动和损失。这充分暴露出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更为密切,各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将不仅取决于本国国内因素,更大程度上要受到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随着国际贸易和服务贸易的不断扩大,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状况如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等将通过国际经济的传递机制影响到本国。如果本国的经济结构存在某些类似隐患,这些经济波动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国内出现。即使本国经济不存在问题,也会因为心理因素的作用而使经济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因为经济全球化就是金融、贸易与投资的全球化,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不够充分,经济结构比较脆弱,更容易受到外部不利因素的冲击;而且由于发展中国家立法不全,便于投机;再加上发展中国家执法不严,有法不依,从而给“国际游资”留下可乘之机。于是,西方国家的大量游资不时冲击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甚至引发金融危机,造成如同战争般的破坏。 第三,现行的全球经济运行规则不尽合理,大多有利于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客观上需要用规则去加以规范、约束参与者的行为而规则的制定是以实力为基础的。所谓规则其实就是对利益冲突的一种界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国际经济组织是由欧美等发达国家操纵,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主要由发达国家来制定。现存的国际经济规则中虽然有些规则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但大部分规则却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有些规则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缺席的情况下制定的。某些产业发展规则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发展该产业的时候制定的,如信息技术产业协议以及劳工标准等。发展中国家一旦发展这些产业就必须遵守他们并未参与制定的规则,并为此而付出代价。此外,尽管发达国家极力倡导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但是各国政府为维护本国利益,仍然实施各种贸易壁垒措施。尤其是非关税壁垒措施,如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这些由发达国家有意制定的贸易标准往往都是发展中国家难以达到的。这些措施客观上阻碍着生产要素在各国间的自由流动,从而使市场导向机制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发展中国家所应得到的机会与利益无从保障。因此,目前经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所带来的利益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及政治利益遭受损失的基础之上的。 5 第四,经济全球化必然对民族文化带来一定的冲击。这将使得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质消长不等、凸显不一。这种现象,不利于文化的发展,更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演进原则。文化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有商品文化、制度文化、价值文化、语言文化、科技文化、艺术文化等。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妨碍资本、技术和产品跨国界流通的障碍一个接一个地被拆除,继之而来的是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信念的流入。有些在相互冲突和撞击中形成了新质——世界大文化,有些则会改变本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特性。 经济全球化在给发达国家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带给发展中国家新的发展机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发达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只要善于把握机会,就能充分地利用好“经济全球化”给自己带来的各种发展机遇
战后日本高速增长的经济文化解释及对中国的启示刘春勇北京大学日语系99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到90年代间,东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谓是群星璀璨,其中最为耀眼的恐怕就是从一片废墟到现代化经济大国的日本了。尽管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开始滑坡,以至于现在的日元大幅贬值经济发展前景却仍不容乐观,然而它持续了四十年的经济繁荣的确是任何人也无法忽视的,它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了又一个世界奇迹。近年来世界经济整体滑坡,而中国却一枝独秀,仍保持了较大的增长。尽管如此,我们的改革进入了“瓶颈”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顺利通过“瓶颈”保持快速的经济发展是现在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日本的经验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关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何以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达到赶超发达经济的目标,学术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观点认为,奇迹的背后有深刻的文化根源,即儒家文化的影响。显然我们无法完全接受这种说法,因为发达经济中更多的是不懂儒家思想的欧美国家。马克斯·韦伯甚至极端地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根本无法在缺乏新教伦理的中国、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取得很大的发展。(1)当然这是不足信的,因为东亚的奇迹已经做了最好的证明,但需要指出的是,那种“《论语》加算盘”的文化解释似乎正是为了反驳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而产生的,因此不免偏激,所以我们不能企盼从文化中找到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经济问题还需要用经济观点来解释。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战后日本的思想文化对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所起的润滑剂的作用。于是就引出了本文所要说明的两个问题,关于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解释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研究是为了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因此论文的第三部分从前面的分析中提出了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对中国发展的几点启示。一、比较优势战略关于战后日本高速增长的经济解释同样有很多,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把它们归纳成三种类型。(2)第一种是以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认为高速增长的原因是因为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价格扭曲比较少,资源配置得当且效率高。然而从日本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显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尤其是从战后到6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的“统制”特征是相当明显的,因为在恢复时期日本工业极其薄弱,没有政府的扶持会很快崩溃,显然这种解释把现实经济过于理想化了。第二种解释与此恰恰相反,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Alice Amsolen和英国经济学家Robert Wade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乃至亚洲四小龙经济的成功恰恰是政府有力地干预市场,有意识地扭曲价格限制市场作用,利用产业政策扶持某些关键性战略产业的结果。然而我们所知道的是,现实中有更多统制经济发展受阻的例子。要素价格扭曲的市场显然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对一个政府很难完全控制的大市场来说,而日本真正的高速增长期也是从六十年代逐步减少了政府对市场直接干预后开始的。第三种解释把日本的成功归结为实行了外向型发展政策。的确,外向型是日本经济的一大特征,同时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得益于对外开放。然而并不是只要开放就能发展,正如中国开放的同时还要改革一样,日本内部的战略和政策的选择也是同样甚至是更加重要的。单纯的开放不仅不会带来发展反而往往会使本国经济一溃千里,可见外向型也远非经济发展的充要条件。以上三种假说都解释了日本经济增长中的一些问题,但又都不能完美地说明全部,所以这里要引入另一种发展战略——比较优势战略来作出更加符合逻辑解释。(3)比较优势战略并没有否定前面三种假说,而是融三者于一体指出了三者背后更为本质地东西——比较优势,它把这三种假说作为实现比较优势的条件从而作出了一种并非全新但更加深刻合理的解释。这种比较优势战略是建立在国际分工理论的基础之上的。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一书出版是西方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开端。他认为判断一国某种商品是否便宜的标准决定于一国在某种商品的生产成本方面是否具有绝对优势,“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4)因此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进口处于劣势的商品所形成的国际分工能使各个贸易主体都得到更多的利益。当然,这样的分工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然而斯密忽视了一个国家所有生产都处于绝对劣势却仍可以参加国家贸易的情形,因而无法作为国际贸易中的基本理论。于是大卫·李嘉图在他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了更为科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即一国不必只生产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而只要生产自己产品结构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经过国家贸易就能使各贸易主体的利益都得到改进。这构成了西方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核心。100年后,瑞典经济学家厄里·赫克歇尔和伯尔蒂尔·俄林又提出了要素禀赋学说,这种理论放弃了古典的劳动价值论,而把国际贸易发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的价格差异。它强调“不顾不同需求条件的影响,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有时会如此之大而决定了贸易的基本性质”,(5)从而“进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生产要素便宜的商品”。(6)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而资本相对缺乏,那么它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它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更好的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降低成本,从而在国际贸易中更具竞争力。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优势产业的经济发展道路即是比较优势战略。而发展比较优势战略首先要求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贸易;其次还要鼓励自由竞争,让市场发挥作用从而使价格准确地反映出本国的比较优势所在,这样才能更好的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再次,由于企业自身无法全面了解比较优势,所以政府就要采取适当政策提供完全信息引导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适时促进产业升级。由此可见,前面所提到的三种假说正是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的条件,他们都部分地反映了战后日本经济的特点,从而我们也可以想象日本战后经济正是遵循着比较优势战略快速发展的。战争刚刚结束时的日本的经济和社会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民用财富的40%丧失了,尚存的机器设备也老朽不堪,1946年工业生产仅为战前的6.6%。损失最大的是船舶,从630万吨减至153万吨,只残存24%。1945年大米产量也降至平均产量的60%。(7)战后初期日本的生产要素禀赋状态是:资本存量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土地面积狭小,国内资源贫乏,原料资金不足,只有劳动力过剩。日本经济学家鹤田俊正指出:“在这种生产要素禀赋状态下,只要坚持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等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为基础的工业化,日本就必然选择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道路”。(8)然而这似乎和当时日本的选择有所不同,日本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思想之后,又经过“静态国际分工论”和“动态国际分工论”的争论,最终选择了规模经济利益大,吸收就业人口能力强,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学工业化道路,并对钢铁、机械、石油精炼、石油化工、汽车等弱小的基础产业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扶持措施。(9)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比较优势战略的选择主要是由战后日本面临的特殊的国际环境造成的。战后美国处于政治考虑对日本大力援助,日本正是利用了这些援助资金和设备再加上廉价的劳动力才得以施行当时的“倾斜生产”政策。1949年美国停止了援助,日本经济马上陷入困境,这也正体现出了美国援助对日本“倾斜生产”的作用之大。不过对日本来说幸运的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所带来的“特需”又给了日本巨大的发展机遇,使得日本得以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回报率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资本而无需大幅地扭曲价格,避免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倾斜生产”的危害和成本。当然特殊的国际环境并不能解释一切。事实上,50年代日本提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美国的1/4以上,(10)而且在从二战结束到50年代的经济恢复时期,甚至在实行“倾斜生产”的同时,日本也没有放弃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服装等轻工业以及日本最为成功的大量使用劳动力的造船业也为日本迅速积累资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见战后初期日本的政策选择并不能构成比较优势战略的反例。日本高速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不仅在于遵循比较优势而且在于按照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适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任何一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都是变化的,因为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生产要素禀赋在内的一切经济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这种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意味着一国某些产业产品的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的消长替代,这样后进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就使得它能具有动态的比较优势从而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外向发展和国际分工模式。(11)进入60年代以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了经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美国的1/3以上,要素禀赋结构也与战争刚刚结束时有了很大的不同,资本存量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同时劳动力价格即工人工资也有了明显的增长,比较优势由劳动力转移到了资本。在这样的要素禀赋结构下,政府适时干预经济,推动了产业结构向能源密集型和材料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大社会资本投资发展规模经济,从而开启了经济高速增长之门。一种外生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一定内生的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因此在日本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下,一旦确定了比较优势战略也就由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的三个条件确定了一定的经济体制,即在政府宏观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体制。在宏观政策环境上尽量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让市场价格反映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从而为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创造条件;在资源配置制度上主要由市场自行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使资源被合理分配到各个产业;在微观经营机制上鼓励企业间进行公平竞争,从而使企业不得不改进技术降低成本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五、六十年代尽管通产省限制新企业进入重化学工业和同类产品进口,但同时也要求原有企业间相互竞争。在理论上,由发展战略和要素禀赋结构可以确定不移的决定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内生的经济体制。经济效益直接取决于发展战略是否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宏观经济中所谓的内在稳定器(built-in stabilizers),即现代经济中财政制度的自动调节性能,和微观经济中生产者之间经营者之间的激烈竞争所构成的内在调节机制会做好其他工作。然而在实际中这两种调节机制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内在稳定器的作用在于减少经济制度的任何波动的一部分,它不能百分之百地消除波动,消除它所留下来的波动的是斟酌使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任务”,(12)微观经济中的竞争机制也同样远非完美,完全自由的竞争往往会导致混乱。另外,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衔接”和沟通更是单靠自动调节难以解决的,因此政府在基本确定了的内生经济体制的中的协调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产业政策发挥其协调作用必须以完善的市场机制为前提,其对经济的影响必须通过市场机制才能实现。战后初期日本政府曾实行统制经济制度,直接控制物资、资金和价格及外贸,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同时也抑制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使企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缺乏活力。到1952年4月,日本政府废除了《临时物资供求调整法》,结束了对工业制品及其生产的严格限制。同年7月还撤销了统制经济的最高管理机构“经济安定本部”,代之以经济企划厅。至此,日本完成了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政府职能也转变为协调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发展,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也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是在价格机制的作用框架内执行的,政府一般并不直接干预企业决策而是用非正式的劝说指导企业界。(13)而“政府多方面进行直接干预的产业部门,是运输通信部门、服务产业部门、金融部门”这些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特殊意义的中间产品产业部门和最终产品基础产业部门,因此,日本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范围也是有选择的,并未因直接干预而窒息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且在市场价格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到这里我们已经基本可以明确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在于选择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并且较好地协调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关系。我们当然还可以提出促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其它因素。比如,教育的发展,日本的大学数量几乎相当于西欧各国大学数量之和;科技进步,日本人虽不善长或无心从事理论上的突破创新,但他们在吸收和改进外国先进技术方面似乎的确有某种天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也得益于搭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列车;高储蓄率,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促进了资本的迅速积累,等等。然而无论如何,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发展战略符合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发挥了比较优势,这也是本文所要说明的问题之一。
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首先,随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大战前的军事争夺,转向全方位的竞争、协调与合作。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呈现相当稳定的状态。尽管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依然存在,但这种发展不平衡所引起的矛盾和斗争不再表现在军事领域,而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因此,战争可以避免。其次,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出现了相对缓和的状态。二战后,新科技的重大发明与发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资产阶级实行了某些改良措施,增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所有这些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段时期内难以实现。再次,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随着前者的独立和解放而出现了新的变化,两者之间的矛盾已转化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矛盾。世界基本矛盾和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而深刻变化使得时代主题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战后世界矛盾的发展变化。二战后,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等两种制度、三种类型的国家。他们之间关系的问题构成了当今世界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这三类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国家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是“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第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均势和全球战略部署没有完成,制约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后,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竞相发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从总体上看,双方势均力敌,并且都大到了足以毁灭对方多次的杀伤力水平,从而形成了“核恐怖均势”状态。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不会有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世界各国人民再也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战争,渴望世界永久和平。因此,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和强烈愿望。二战后出现的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第四、科学技术已取代战争成为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二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另外,科技革命还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调整,创造了大量新产业。二战后的国家现实表明,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所获取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通过战争获取的经济利益。第五、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上升为全球性的问题。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共同的利益的存在推动着国际协调与国际合作机制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发展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已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它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发达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首先,随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大战前的军事争夺,转向全方位的竞争、协调与合作。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呈现相当稳定的状态。尽管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依然存在,但这种发展不平衡所引起的矛盾和斗争不再表现在军事领域,而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因此,战争可以避免。其次,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出现了相对缓和的状态。二战后,新科技的重大发明与发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资产阶级实行了某些改良措施,增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所有这些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段时期内难以实现。再次,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随着前者的独立和解放而出现了新的变化,两者之间的矛盾已转化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矛盾。世界基本矛盾和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而深刻变化使得时代主题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战后世界矛盾的发展变化。二战后,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等两种制度、三种类型的国家。他们之间关系的问题构成了当今世界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这三类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国家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是“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第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均势和全球战略部署没有完成,制约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后,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竞相发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从总体上看,双方势均力敌,并且都大到了足以毁灭对方多次的杀伤力水平,从而形成了“核恐怖均势”状态。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不会有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世界各国人民再也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战争,渴望世界永久和平。因此,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和强烈愿望。二战后出现的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第四、科学技术已取代战争成为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二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另外,科技革命还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调整,创造了大量新产业。二战后的国家现实表明,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所获取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通过战争获取的经济利益。第五、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上升为全球性的问题。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共同的利益的存在推动着国际协调与国际合作机制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发展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已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它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发达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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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经济的波动是经济体内所有冲击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选择一种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其意义重大。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经济发展的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情况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一、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特征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呈两个趋势特征:
第一,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正处于危机后持久的全球结构调整阶段。
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全球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是各国为了适应数字经济,迎接信息时代到来从而进行的一个战略性选择。整个全球调整重点是加快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重心由第二产业慢慢的向第三产业转移,着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服务业,从而来适应“新经济”时代的人们对知识型服务业的需要。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带动了一批相关产业,催生了一系列的边缘产业,改造了传统产业,促进了“新”“旧”产业的融合。信息产业将继续成为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起到关键作用,然而目前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以及纳米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化步伐正在飞速增长,对未来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将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从现阶段各国的发展现状来看,美国在发展信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中遥遥领先,北欧、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和东亚地区紧随其后,另外欧盟与日本正从落后状态中奋起直追。21世纪初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将持续加快,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在目前全球经济结构处于调整期内,经济的增长肯定会放缓甚至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例如之前的欧债危机)。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
第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决定了未来的经济增速将逐渐趋缓。
我国在之前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是以政府主导型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制。在这个经济体制中,一方面政府通过投资大量的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以此拉动经济增长,这就可能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浪费当前有限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资源价改革、工资成本上升等原因,使得我国的出口产业在竞争优势上已经明显减弱,再加上一直作为拉动我国经济的支柱之一的房地产也有走向泡沫化的趋势。所以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从过去高增长平台,逐步迈向相对趋缓增长的平台。
于此同时,我国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又是货币多、物价上涨等大量周期性矛盾和结构不顺的矛盾交错、重叠,是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积累的时期。例如在当前物价压力中,结构转型中存在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转移,工资上升、资源价格等改革 措施 ,价格目前又处于温和上涨的大环境下,另外又恰遇美国两次宽松政策的影响,以及前两年我国自身货币过多投放的影响。因此,政府落实调控物价、货币稍紧,这样经济增速就会出现下滑的状态。
二、GDP的历史回顾研究
从我国目前GDP的季度同比增长率来看,2013年我国GDP增长率第一季度回落到了8.1%,之前社会上对我国GDP增长率第一季度的普遍预期值为8.4%或者8.5%。从2012年开始我国的GDP增长率一直处于回落状态,2012年四个季度的GDP增长率分别是:9.7%、9.5%、9.1%、8.9%。而2013年我国第一季度GDP增长率显示的这个数据已经是最近三年内我国GDP增长率的最低值了。同时也是近十年来少有的几次GDP增长率低于8.1%(包括8.1%),就目前的态势来看,我国的GDP增长率回落态势还会持续下去。接下来要我们来分析一下造成目前我国GDP增长率持续回落态势的原因。
基于我国年鉴统计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值均为名义GDP,早期的数据与现阶段数据对比已经不在同一个数量级,因此本文中我们采取了GDP的增长率来刻画我国GDP的变动情况,如图1所示。
观察图1可知,GDP增长率从建国以来经历了从一个大幅波动过度到逐渐平稳的高速发展过程,这也说明了我国经济建设工作目前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一直在一种高速增长的态势下运行着,同时快增长伴随着传统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通胀这“四高”问题,这给国民经济后期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这种不稳定的高速增长状态,一般都会破环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各种均衡联系,然后在后期深入发展时导致经济增长速率大幅回落。因此,保持稳定的GDP增长尤为重要。
三、潜在GDP的增长
通过查阅资料对我国1992—2012年季度GDP的数据,再依据HP趋势滤波法,得到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即潜在GDP增长率(见图2)。
由图2可知,潜在GDP增长率经历了稳定增长、趋于平稳再到现阶段的略有下降的过程。自我国2000年以来,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大致处于8%~10%区间,属于一个稳定高速的增长状态。就目前而言,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最合适的经济增长率底线应当为8%。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8%,企业生产问题和就业问题将会凸显出来,尤其是就业问题。由于经济增速放慢,导致企业生产受制约,社会的整体的就业需求就会降低,就业岗位减少,这样就会造成严重的就业问题。换句话说,就业问题如果被凸显出来,部分失业人员无法保证基本的饮食起居,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属于产能过剩的情况,经济增长率的降低将会影响整个生产,最严重的可能出现全国财政收入呈现负增长。
此外,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潜在GDP增长率曲线上端的波动会显著大于下端的变化。总体来看,经济受曾策影响向上波动冲出稳定范围的可能性更大。应更加注意宏观经济运行出现偏快或过热的状况而难以为继的可能,如表1所示。目前,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缓慢下移的过程中,有条件实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平滑下移。
自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侧重点先后经历了四次调整。目前为了扭转经济下滑的趋势以及促进经济形势回升,其侧重点是以“保增长”为主。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我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实施一系列的刺激经济回升的计划,直到2011年7月物价涨幅攀升到6.5%的峰值。这个期间,我国经济走势以一个“V”形回归正常良好的经济态势。
在此背景下,经过一系列稳定物价措施出台后,CPI指数逐月回落,到2011年12月回落至4.1%。与物价涨幅的回落相伴随,2011年经济增长率回落至9.2%,比上年低1.2个百分点。进入2012年,物价涨幅继续回落,5月份回落至3%,这就为防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宏观调控实施适度宽松的微调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到2012年5月,当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以及进出口增长等经济指标出现明显下降之时,又提出宏观调控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由此,一系列相关措施出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鼓励投资,推进“十二五”规划项目的实施,结构性减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等。与2008—2010年的“一揽子”刺激计划相比,这次的刺激力度没有那么大。下半年经济增速进入小幅回升通道。
从年度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看,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第11轮周期)。到2013年年底,本轮周期已进行3年。2010年、2011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4%和9.2%,2012年预计为8.5%。本轮周期不会像第9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2+7”周期,即2年上升期加上7年平稳回落期;也不会像第10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8+2”周期。本轮周期有可能走出一个新的轨迹,即锯齿形的缓升缓降轨迹。
四、PMI分析
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有20多个国家建立了PMI的综合性经济指标检测体系,另外世界制造业PMI体系和服务业PMI体系也已经建立完成。PMI体系目前分为服务业PMI、建筑业PMI、制造业PMI,他是一套按月发布的综合性经济指标检测体系。
PMI往往被当成先行指标,用于预测宏观经济走势。通常情况下,PMI指数在53.0以下的情况持续三个月,则被检测的经济体很可能步入下行的周期;PMI指数在53.0以上的情况持续三个月,则被检测的经济体很可能步入上行的周期。由于PMI检测体系具有一定先行性,当其从萎缩状态进入扩张区间时,实体经济仍有可能惯性回落,当PMI指数稳定进入到明显扩张区间(>53.0)时,经济体开始重回上行势态。根据以上理论界说,如图3所示,可以很直接观察到除2013年2月至4月PMI指数略有回升外,其余时段的PMI指数均在处于53.0这个标准之下。验证了国内年度经济增速低迷。
观察图4,即成品与原材料的制造业PMI指数可知:从2005年至今,我国宏观经济经历了一个上升、回落再上升再次回落的波动过程。从2006—2007年间,原材料PMI位于产成品PMI之上,随之产成品存货的平均水平下降,则意味着经济回暖,在市场的需求增加的刺激下,上游采购企业原材料的库存增加,而产成品的库存减少。到2008年6月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经济形式低迷,原材料PMI显著下降,随之引起产成品库存PMI显著上升。经过4万亿的扩张性财政计划刺激经济回暖后,到2011年5月,经济形势再次掉头直下,材料库存PMI始终低于产成品库存PMI平均水平。由此可见,经济复苏还尚待时日,未来短期国民经济依然会处于一个缓慢回落的过程。
五、结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出了强烈的改革信号,目前已经入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充分借助市场力量推动金融市场改革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主旋律。根据中央银行公布的《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下简称《意见》)充分反映了我国政府对金融市场化的重视程度。过去,银行系统通过吸纳存款、发放贷款在我国金融体系中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银行系统一支独大的现象,金融监管机构控制银行就控制了中国宏观金融的整体风险。伴随互联网金融、资产证券化浪潮的涌现,银行在金融活动中的地位也在不断经受挑战。《意见》中支出将大力推动利率市场化,充分释放市场活动力。贷款利率的降低与存款利率上升所引起的利差下降会促进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低成本的融资获得从事相应的商业活动,相应的居民获得更多的存款利息可以避免通胀对自身财产购买力的吞噬,从而拉动内需,进一步促进宏观经济的稳步上升。
现阶段,受欧债危机与美国经济疲软的影响,全球的经济均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十字路口。各国正在调整自己的发展模式,以寻求新优势。发达国家由于金融体系受到重创,试图通过扩大投资和出口、重振制造业来恢复经济增长。
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受阻后,在努力稳定外需市场的同时,试图通过扩大内需,开拓新的增长点来进一步发展经济。未来的十年内我中国经济将步入下一个经济短周期。短期来看,经济会缓慢下行,但长期走势应为锯齿形的缓升缓降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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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雾霾下中国的经济发展
摘 要:雾霾天气频发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脚步。雾霾天气的频发给我们很大的警示,尤其是促使我们思考雾霾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国经济飞速背后是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窘境,因此雾霾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成为研究重点。本文分析了雾霾天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了几点雾霾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雾霾天气;中国经济发展
一、雾霾天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雾霾天气的负面影响。
雾霾天气对各个行业经济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面简单分析雾霾天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①对旅游业影响,雾霾天气的出现就会造成城市旅游业陷入到窘境中,雾霾的出现会给旅游品质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影响了游客量;②实体工业行业,雾霾天气的发生促使政府加强对实体工业的监管,尤其是对化工行业进行停顿整改,这给化工企业造成了致命影响,甚至会造成化工企业的亏损破产;③对交通运输行业发展,雾霾天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物流的正常运行,甚至由于物价的增长造成市场的暂时性混乱。
(2)雾霾天气的正面影响。
雾霾天气的发生对经济的发展也会产生正面影响,例如雾霾天气促进环保型企业的发展,雾霾天气的发生使人们认识到传统能源的弊端,从而转向了对环保能源的关注,尤其是太阳能空调、电能汽车等产品的需求量逐渐增大,雾霾天气的频发促使国家提升油产品的质量标准,这就为电能、太阳能提供了市场空余份额,有助于其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再者是对医药行业的发展产生正面影响,雾霾天气刺激了口罩、空气净化器、PM2.5监测设备的销量。
二、雾霾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策
雾霾天气治理要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上进行,要在经济发展不动摇的基础上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才是应对雾霾天气治理的上策。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逐步进行发展方式的转变,从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过程逐步转变成高效益、低能耗的发展道路上,同时不断降低第二产业的经济比重,提高第三产业的经济贡献量,从而在保持经济增速和经济总量不出现明显下滑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再者要控制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对于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进行关门整顿,并提高这类行业的生产方式转变,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此外要淘汰落后的“夕阳产业”,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维持地球天气的稳定性,减少自然原因导致的雾霾现象发生概率。
(2)坚持走新型工业化路线。
雾霾天气的治理首要的切入点是工业化生产,传统的工业化生产只注重于生产效益的提升,但是忽略了对环境的影响,这是传统工业化生产的局限性,也制约了工业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坚持走新型化工业化路线,做到工业生产和环境保护两手一起抓,对工业化生产中的污染环节进行技术革新和工艺优化,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同时企业应当加快能源结构转型,对工业技术进行改进,提升空气污染处理技术,建立完善的生产监控体系,对工业化生产的环保前景进行评估,保证工业化发展方式的转型。
(3)走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城市发展道路。
处理好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就需要走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城市发展道路,全面完善生态环境建设机制,构建科学的发展理念和战略。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道路中存在着的问题有冬季能源消耗量大、工业化污染程度高、城市群建设集中等,这些都制约了新型城市的发展,在狭小的区域内形成了污染集中现象,从而形成了区域内的雾霾天气。因此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要结合生态环境建设和能源优化策略,以环境友好型城市作为建设的目的,在保证自身资源需求的基础上,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同时要以生态环境友好作为发展的关键,启动环境保护方案,加快实现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的控制,不能因为追求税收、财政而让雾霾天气放任自流。此外要进行科技创新、技术创新、提升城市的绿色消费理念,在区域内形成环境友好、人们安居乐业、经济蓬勃发展、资源合理利用的发展局面。
(4)发展低碳经济。
雾霾治理带来了经济转型、经济优化的发展契机,充分利用好雾霾治理的战略可以实现经济整体性的转型,并在全社会内形成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同时出台相关的环保法律,重视空气、水资源、土地资源的保护.英政府应当在协调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低碳经济,加强工业生产过程中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废气、废热的利用效率,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要建立完善的低碳经济推行机制,对一些达不到低碳生产、低碳排放的企业进行强制停业整顿。其次要大力推行低碳经济概念,增强人们的环保概念,加强对低碳企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进行低碳产品的研发,例如鼓励居民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换用节能灯泡,并鼓励市民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三、结语
总而言之,雾霾天气影响经济发展,因此在雾霾治理中要做好环境和经济的平衡,积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探索新型的经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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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房地产业的现状与问题
近几年,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及政府启动内需的政策,都为房地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总体分析我国的房地产业仍处在绿色景气区内运行,但是,局部过热和结构性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1、房地产投资稳步上升,地域热点显现
发展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资本积累,投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投资的稳步增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转变。对于中国一个人口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就尤为重要。近两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我国经济实现7.3%和8%的高增长率,其中投资贡献率高达3.6%左右。在国内产业结构在调整中,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1990年的5.6%,逐步上升至2001年的20.7%(表1),弥补了传统产业投资增长率下降的遗缺,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慢慢显现出来。
从总量分析,在1997~2001年间,全社会投资增长率分别为8.6%,13.9%, 5.1%和10.3%,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分别为 -1.2%,13.7%,13.5%和21.5%,略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但并没有出现1992~1993年增长率高达117%和165%的过热现象(图1)。
房地产开发投资结构基本合理,2001年住宅占投资总量的比重保持在66%,
其中普通住宅占51%,别墅和经济适用房分别占6%和9%,办公楼为12%,商业用房为12%。
从房地产持续投资热点的分布来看,它主要集中在以广州、上海和北京为
主导的三大城市群(图2),从2002年1-9月的统计数据来看,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投资增长率分别为29.%,31.4%,30%,33.4%,31.4%和40.1%。客观地讲,这些地区房地产投资热有其合理的因素,也有令人担心的一面。三大地带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水平提高,消费升级换代,大量外资的进入和劳动力的流动都会增加对房地产的需求,但是,与其他产品一样,房地产投资也要以需求为后盾,没有效的需求,房地产投资就不可能持续的增长。那么,我国的房地区性投资稳步增长是否有需求的支撑?
2、销售率空置率,地域分化明显
近几年,购房低息贷款、减免税费、户籍制度的松动是刺激居民购房的三大政策因素,2001年商品房屋和商品住宅的销售率(当年销售面积占当年竣工面积的比例)分别是88.4%和75%,其中商品住宅的销售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图3)。
但是,在销售率回升的同时,空置面积也在上升,达到12000万平方米,其中,空置期一年以上的为4000多万平方米,占当年房屋竣工面积的13.4%,高于国际警戒线10%。对于空置率需要我们做认真的分析。首先,空置率上升无论何种原因都不是一个好现象,空置率高意味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占压银行资金多,由此会影响资源的优化配置。其次,市场上任何一种产品都需要有合理的库存。房地产作为一种价值高的大宗商品,其合理的库存期、库存比率应该为多少?以住宅为例,我国房地产开发的房屋多是高层和多层,国外多是一家一户住宅,不同样式的住宅,其均好程度差异极大,因此,就有好卖与不好卖之分。那么,不同质的住宅空置率是否具有可比性,就值得商榷。此外,国外的空置率是以全部存量房为分母,而我国城镇存量房有多少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再次,地域差别。即便是在国内,不同地区经济实力的强弱,其对空置商品房屋的承受能力也大不相同。1998年东亚危机爆发后,海南空置商品房425万平方米,给当地房地产业和银行业带来重创,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烂尾楼”,而当时上海的空置房屋接近700万平方米,占全国的七分之一,却能使之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仍以房地产投资三大热点地区为例,1998~2001年,广东的商品房屋销售率为66%,69%,71%和68%,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销售率走低的情况下,施工面积仍居高不下,这就不能不令人担忧。同期,上海的销售率为73%,90%。85%和100%。截至2002年9月,上海商品房屋销售面积为1404万平方米,当期竣工面积为1194万平方米,销售量大于竣工面积无疑有助于消化空置商品房屋。鉴于销售率和空置率是房地产前期投资经营活动的一个结果,因此,全面的、动态地分析新开工面积、施工面积、竣工面积和拆迁面积的联动关系,才能对销售率和空置率的变化做出正确判断。
3、价格基本平稳,结构变化突出
2002年1-9月份,全国一些大中城市的房屋销售价格涨幅较快,其中,宁波南昌、杭州、青岛、上海和厦门的销售价格指数分别为119.2、109.3、108.4、108.7、107.9和104.4,涨幅超前。但是,全国总体平均价格的走势力基本平稳,特别是与百姓相关的商品住宅价格涨幅很小,在北京等大城市还出现了小幅回落(图4)。
可是面对走低的价格,广大百姓却仍找不到自己能负担得起的住房,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分析平均价的构成,或者说住宅的结构。我们的统计分析中,只提供住房价格的平均数,却很少提供不同价位住宅所占的比例,或每套住宅的价格。以北京为例,近几年为配合旧城改造,增加了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建设,低价位住宅的供给增加无疑会拉低平均价格。此外,北京这两年炒“入世”、炒奥运会,城市建设摊大饼式的急剧扩张,大量远郊别墅、高档住宅星罗旗布,由于远郊土地成本低,别墅的平价为7583元/平方米,低于近郊区11605元/平方米,这样大量城郊楼盘的推出,也有压低整体房价的作用。
因此,总体房价的合理并不意味着住房供给结构的合理,单位价格(元/平方米)的走低并不意味着每套住宅的总价位走低。北京等城市经济适用房单位价格虽有政府控制,但是由于每套住宅的建筑面积大、建筑标准高,造成每套住宅总价位过高,结果许多工薪阶层还是买不起。加之低价位住宅的地段不近人意,靠公交车上下班的工薪阶层多希望购买京城四环以内的住房,可低价位的住宅多在五环和郊外,在地铁、公交车等多种基础设施建设不配套的情况下,买经济适用房多为经济收入可观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4、炒地圈地热,成为房地产业发展的隐忧
实事求是的讲,北京等大城市房价高有其合理的一面,其中“五多”——常驻人口多、老外多、外来人口多、高收入者多和集团购买多都会推动房价上扬;但是,土地市场的不规范,炒地圈地热是造成北京等大城市房价盘升的根本原因。许多地产商借“旧城改造”之机或赶在2002年7月1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实施之前忙着圈地,以增加自已的土地储备,致使2001年北京购置土地面积增幅达到173%,在全国名列前茅(图5)。
圈地炒地让地产巨头从中获得了暴利,地价经多次转手越抬越高,房价也就跟着上去了,这种圈地炒地热对北京房地产业的发展可以说是贻害长远。熟话说“没有能长到天那么高的大树”,房地产的价格也不可能无休止地长下去。因为任何来京创业的企业或个人都不可能无视生产与生存的成本,短期的涨价也许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但是,当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超过可接受的成本,那么,北京就丧失去了吸引创业企业和人才的优势。香港土地成本高、房价高已成为其经济发展一大制约因素,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深省吗?
5、房地产信贷发展 有喜也有忧
房地产是一种投入大、价值高的资产,无论其投资与消费都不离开金融的支持。从住宅消费信贷方面分析,将抵押信贷机制引入住宅市场,对于多年来习惯于追逐的“大企业”、“大项目”、“大笔贷款”的中国银行业来说无疑是一重大突破,对于习惯了“量入为出”的广大百姓来说更是消费观念与行为的一次巨变。个人住房抵押信贷的迅速增长,不仅改善了银行资产结构,提高了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性、盈利性”,也促进了住宅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
从房地产开发信贷方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银行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贷款增幅很小,致使国内贷款占企业资金来源的比重一直在22%徘徊。相比较,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来源所占比重却不断上升。那么在企业自有资金不足、多年负债率高达76%的情况,自筹资金主要是依靠预售房款和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而消费者购房的预付款除一部分个人储蓄金外,相当一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因此,无论资金以何种形式出现,多是从银行的口子出去的。
那么,靠银行信贷搞投资是否会诱发房地产泡沫、金融风险?在现代信用经济社会,银行借贷作为一种融资的手段,其本身并不是泡沫,能否诱发泡沫取决于资金的投向和使用效率,如果将资金投向市场需求潜力大的中、低档普通住宅,投资的结果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增进社会的财富。反之,盲目地炒地、炒高档楼宇、高档娱乐设施,表面上热得不得了,实际上供求关系严重失调,泡沫就不可避免了。因此,分析房地产业是否存在泡沫,银行信贷的规模、增长速度只是一个变量,关键是看资金的投向和资产的'质量。
此外,银行自身体系是否健全也是抵御房地产信贷风险的关键。衡量银行体系健全的基本指标包括: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坏帐率)、经营管理水平、收益率和流动资产比率等。在1997东亚危机中,香港和新加坡的房地产信贷占银行资产的30~40%,却能在房地产价格大幅缩水时安然无恙,因为香港和新加坡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高达15~20%,不良资产率仅为3%,而韩国、菲律宾和泰国银行的资本资产比率在6~10%,不良贷款率高达22%,因此,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使这些国家的银行陷入前所未有的灾难(collyns,2002)。在我国银行资本金不足,不良资产率居高下的情况下,个人住房信贷和房地产企业贷款应在银行资产中应占多大的份额才有利于优化资产结构?在我国信用制度、抵押保险制度不健全的情况,如何提高房地产信贷的质量?这些都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防范房地产泡沫的举措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总体形势看好,且此轮房地产热主要是消费需求拉动的,与1992~1993年单一的投资热有质的区别,但是,总体形势看好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问题和隐忧。我们认为,我国房地产业潜在的风险不在总量,在结构;不在速度,在质量。因此,对于不同的房地产热,政府的调控方式也应有所不同。根据房地产泡沫的生成机理,我们认为,防范房地产泡沫应采取如下措施:
1、从土地源头入手,规范土地市场
土地资源短缺不仅是困扰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也是困扰城市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如何利用相对贫乏的土地资源为全体国民提供一个公正、平等、富足和安定的发展与生存环境,在一定意义上讲,都有赖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认为:首先,应通过立法确定城市规划的法律地位,以防止朝令夕改、急功近利,保障土地使用结构的合理性,为城市和地区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其次,加快建设有形的土地市场,实现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的公正、公开、公平。今后,国有土地无论使用者是谁(政府或其他企事单位),土地出让都应纳入有形市场,避免“黑箱”操作的诸多弊端,且招标并不是简单的价高者得标,政府可用综合指标,包括企业的资质,以往的开发业绩、土地使用方向、开发项目的市场前景等,来确定中标者的资格。这样,政府才可以有效的调控土地供给的规模、条件、时序和位置,同时,有效地保障百姓急需的普通住宅用地供给。再次,建立土地信息系统,各城市政府应对所有待出让的土地、现有土地使用结构、规划、评估价格等信息公开,防止信息不对称为一些人圈地、炒地谋取暴利便利;第四,对违规违纪者应给予严厉的制裁,以保障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
2、灵活运用利率、税收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
近两年的房地产热,在一定程度是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刺激下形成的。在经济紧缩时,低息、减免税政策有利于刺激有效需求,本无可非议,但是,长期实施一种政策,或无视受益对象实施同一政策,就可能给市场一种错误的信号:多次降息、资金成本低会诱使许多企业、个人涉足于高风险的投资,从而导致市场资源配置的失误。为引导企业投资与开发更符合市场的需求,政府应适时调高投资别墅、高档公寓、高档娱乐设施、商厦写字楼的贷款利率,调高个人非自住房的贷款利率,使低息政策更好地向中低收入者倾斜;各城市政府还应对高档不动产开征不动产税,并可采取累进税。这对于中国一个仍处在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有利于抑制奢靡之风泛滥,而将有限和宝贵的资源用在实现城镇和工业化上。此外,完善市场信息的供给,也是政府调控市场的重要内容。
3、完善房地产金融体制 防患于未然
我国银行业是在金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涉足房地产信贷业务,从外部环境上讲,我国的个人信用制度、抵押制度和抵押保险机制不健全,从内部机制上讲,我国银行自身存在着许多脆弱性,如资本不足、不良资产过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低等,这些都会加大房地产信贷的风险。但是,面对金融全球化的冲击,多次下调利率利差收益缩小的压力,我国银行业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新兴的房地产信贷特别是个人住宅抵押信贷则成为银行业理想的选择。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是一种好资产,但持有比例过高,也会增加资金成本和经营风险,这就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在美国,人住房抵押贷款仅占商业银行资产的18%,占抵押银行资产的50%,银行资金来源不同,资金的运用也会有所不同。在香港,银行要及时动态踪贷款的质量。因此,我国的银行业应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风险能力;金融监管部门应从制度建设入手,完善信用制度、抵押制度、抵押保险和抵押二级市场的发展,这样才有利房地产业与金融业的共同发展。
4、努力提高企业竞争力,迎接21世纪的挑战
21世纪全球经济结构的大调整、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加快,都为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的房地产企业应该认清自己的使命与责任:我们不仅是未来城市的开发建设者,还是未来城市、地域空间设计者;我们为人们提供的不仅仅是实物资产、价值的载体,还有全新的知识技术、全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因此,我们的房地产企业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投资与经营中少一点盲从,多一点理性;少一点炒作,多一点真诚,给消费者多一点实惠。认认真真的在产品的质量、功能与服务上下功夫,我们的房地产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主要参考文献:
徐滇庆等,“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
林毅夫,“东南亚金融危机值得推敲斟酌的几点经验教训”,《经济学消息报》,1998-05-08。
刘树成、汪利娜、常欣,“中国经济趋势分析”,《经济研究》,2002年4月。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与政策选择综述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稳固、规范、高效、健康的财政体系和财政运行机制,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此将理论界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展望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收支测算应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规划期间。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对2000年的财政收入预测暂不考虑费税改革的体制因素,对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减持平处理, 经济增长方面按7%考虑,物价方面按3%考虑,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按此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189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 绝对额增加1000多亿元。关于2000年财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达到13350 亿元, 比1999年预算增长10.1%,绝对额增加1200多亿元。2000年支出与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减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660亿元,比1999年扩大157亿元。 “十五”时期的预算。收入测算应从几个因素来考虑和处理。 (1)费改税。尽管“十五”期间费改税将使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决不了国家可支配财力增加的问题,因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确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费改税的意义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而是治“乱”,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 (2)宏观调控所需的财政政策取向。 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运用上不可能成为增税的时机。 (3 )财政体制。1994年新财税体制运行几年来,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完善,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机制本身保证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4)经济增长。 据当前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们按照7 %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计委物价预测中的3%的价格方案考虑,“十五”的gdp现价增长速度为10%。几项因素中,我们认为直接影响“十五”期间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主要是经济增长,因此收入测算中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参数。据此,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915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财力1400 多亿元。支出的考虑主要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是否需要继续扩张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中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向和近两年来采取的扩张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从经济周期的调控运行来看,财政政策从扩张到收缩都应有过渡,需要保持相应的连贯性,不可也不应该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财政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贫困人口生活补助等等)的增加,扩大内需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压力,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各种社会成本等,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 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1.“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 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 2.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3.从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经济的宏观税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12.4%。 而从整个政府分配活动看,把预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动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考虑在内,经济维持整个政府运转的负担估计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 从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经济的税负并不算低。“十五”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减少经济中不规范的政府分配活动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将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水平;如果仅仅把预算外、制度外转化为预算内进行管理,又不得不维持这部分资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财政可直接支配的财力,从而也就不能有效缓解财政当前的收入困难。 4.1998年和1999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国债发行、扩张政府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继续实行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仍然难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经济需要比较长的结构调整时间。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分析,在这个期间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4.5 %左右,这个速度显然是我国社会现状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财政政策面临着技术扩张的压力。 5.造成财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基础薄弱,财政可调控财力严重短缺。初步测算,考虑物价因素,如保证法定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五”时期仅支农、科教文卫支出、价格补偿等因素即可占去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粮食收购等资金需要,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可调控财力极为有限,“十五”时期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中央财政无疑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6.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体现为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也相应增大了财政的风险。很显然,不论从财政赤字还是国债角度看,联系到我国脆弱的财政基础,财政风险都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的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对“十五”时期我国国债规模的预测主要基于“九五”时期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与199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紧密相关。“十五”时期各主要指标预测是:gdp计划增长7%,各年分别为106480亿元、117130亿元、128840亿元、141720亿元和15590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变,利率以应到期国债实际利率计算,各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1810亿元、1990亿元、2190亿元、2410亿元和2650亿元,合计将达11000亿元,超过“九五”时期一倍左右。 根据“十五”时期的中央财政赤字和内债、外债的还本付息情况,各年国债发行额将为:4100亿元、3800亿元、3800亿元、3500亿元和3500亿元, 累计近19000亿元,比“九五”时期新增3800亿元。依此计算,“十五”时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财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仍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如果依此指标,我国“十五”期间仍存在一定的发债空间。 再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势。 1.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我国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冲击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下降,以及消费需求不足对投放扩大的影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从现在到“十五”期间,我国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从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 2.经济增长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国有经济的制度变革和战略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这会带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竞争机制更趋于合理和有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进程,加上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约束,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计“十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最为明显的领域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 3.产业结构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明显加深,另一个是工业结构的升级非常缓慢。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十五”期间我们不能不花大力气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4.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加入wto, 受到冲击较大的产业将是农业、重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而大多数消费品工业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竞争能力。即使中国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纪初期也必然要实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 在关税降低和外商投资条件方面都会迈出较大的步伐,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商品进口冲击和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的冲击,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去迎接新的国际挑战,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因此,“十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既可以进一步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又需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经济危机后的中国经济形势经济危机后的中国经济形式经济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2008年经济危机的起因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此次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中国也受到了牵连。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整个世界舞台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对于世界来说就是极其重要的一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的速度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然这与世界经济的稳定是密不可分的,世界经济的稳定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可以说世界经济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中国经济又是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个重组成部分。二者相互制约。就08年的这次金融危机来说,就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第一,失业,这次金融危机最直接最严重的是影响了我国的外贸出口企业。我国沿海有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大多是以国外的订单作为主要业务,也是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随着金融危机的发展,来自国外的订单越来越少,工厂的收入也越来越低,当工厂无法继续生产时,就面临了倒闭的危险,而且我国的这些企业大多是时间不长的小企业本身除了经济实力弱外,又缺乏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所以这次经济危机就早成了大量的小企业倒闭,当然,也有许多的大企业知名企业由于缺乏管理也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倒闭。众多的工厂倒闭必然导致了失业的增多,所以08年底农民工回家的时间提前了不少,很多农民工由于找不到工作,而被迫提前回家。第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出口贸易。出口增速下降,将面临更多的贸易保护壁垒。全球经济会对中国企业的出口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由于美国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国,美国经济减速不仅降低中国的出口增速,而且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规模。此外,欧洲、日本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也都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口需求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令外,美国及欧盟最近对中国进行了多种产品的反倾销制裁,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内企业的发展。但同时又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也影响了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其实就像唯物主义世界观那样,万事万物都有两个对立面,即存在有力的一方面,也存在不利的一方面。经济危机对中国的经济有消极的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对中国也有不可小视的积极影响。第一,机会,的确这次的金融危机给中国的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如果中国企业抓住这次难得机会,那么就会在将来的几十年里占据有利的地位。每每的经济危机之后都会留下那些实力强大的或者是管理上有优势的公司。这些公司往往会在经济危机后得到巨大的发展。而我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已经有很多公司有了这样的能力,如果能积极抓住这次会,势必会得到一个巨大的飞跃。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已经有不少公司参与到了国际的并购当中。第二,提高国际影响力,这次经济危机对于世界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灾难,但是从某些方面说来确实展现我国做为世界上一负责任的大国的一个绝佳的机会。这次经济危机源自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是美国引起的,对美国造成了巨大影响,世界各国对美国的怨言颇多,而我国在国际上一系列的措施深的世界各国的称赞,这对我国的国际影响力的提高时很有帮助的。我有家乡是有着煤炭之乡的山西省,山西省是资源丰富的省份,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煤层气资源。从国内生产总值上看,山西占全国的比重基本在1.77到2.42之间,排位基本在15到20位之间,基本处于全国的中游或中下游水平;从财政收入看,山西占全国的比重基本在1.45到2.40之间,排位基本在13到20位之间,基本处于全国的中游或中下游水平;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看,山西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0%,排位基本在15到28位之间,基本处于全国的中游或中下游水平;从农民人均纯收入看,山西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5%左右,排位基本在18到25位之间,基本处于全国的中游或中下游水平。今年,山西面临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非常复杂。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企业经营困难的状况,正从沿海向内地、从中小企业向大企业、从出口行业向其他行业扩散。“受此影响,我省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煤炭、原材料等主要工业品销售不旺、价格下跌、库存增加,企业利润减少,甚至出现亏损,部分中小企业停产半停产,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全社会投资增速明显回落,发展后劲不足。这些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与长期形成的深层次矛盾相互交织,使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我省已经展开了一系列措施应对,主要有投资拉动保增长;多管齐下扩消费; 用活政策帮企业;千方百计促就业;制定规划调结构等。虽然形势很严峻,但我相信,在我们全中国人的努力下,一定会化危机为机遇,利用危机,抓住机遇,顺利度过此次危机,使我国变的更加强大。
您好:中国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正一天又一天的发展,这不仅仅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成果,更是我们人民对国家经济向好的信心,世界在变,中国在变,中国人民的生活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2010年7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4.6%,其中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较上次提高了0.5个百分点,达到了10.5%。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速平均保持在了8%,“保八!保八!”这似乎成了今年中国经济行业喊得最亮的口号。在今年我们看到在国家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系列扩大内需政策引领下,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速达到11.9%,这一数字是全球第一呀!前几天,一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在以强劲的势头发展,在未来的世界中国必将成为一个闪亮的主角!但是我们在为高速发展经济而欣慰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在许多方面任然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居国民收入仅为三千多美元,仅仅是日本的十分之一,这个差距是中国发展的一大缺陷;有一份外国的调查显示,中国的一位劳动者劳动8年+10个月的收入才等于英国劳动者劳动八个月的收入还等于美国劳动者劳动一年的收入。不仅是收入上的,还有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社会福利等等许多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差距。我们在高兴的同时还应从实际出发,把握时机,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从分发挥投资、消费、出口这三架马车的作用,不断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总之我们应该树立一个居安思危的心态,胜不骄败不馁,积极应对国际挑战,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促进国民经济蓬勃发展。【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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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撑效应论文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区域金融各地区总体运行平稳,金融改革不断深入,区域金融发展更趋协调,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2.2万亿元、12.7万亿元、12.6万亿元和5.4万亿元。与此同时,我国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也不断提高,各地区存款平稳增长,贷款保持较快增长,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区域之间仍然存在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因而,在贯彻落实“总量平稳、结构优化”的要求基础上,提高区域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以实现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种背景形势,本文收集了中国1997~2013年衡量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域31个省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标值。并基于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基础,建立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对固定效应模型参数的估计,具体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由此,提出强化区域金融作用的措施,促进区域金融、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文献综述
1.国外的文献综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外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因而理论体系相对比较成熟。熊彼特(1912)从银行和信用的角度说明金融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企业家的创新,而企业家的创新离不开银行信用的创造,并且指出运行良好的银行通过鉴别那些能成功地开发新产品和新生产方法的企业家,为其提供信贷从而刺激技术的进步,间接促进经济的增长。帕特里克(1966)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提出两种模式,即“需求跟随型”和“供给引导型”,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供给引导型”模式较为普遍,而到了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需求跟随型”模式。麦金农和肖(1973)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认为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应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Pagano(1993)基于内生凸性增长模型(AK模型)研究稳定状态下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影响社会的储蓄率、资本的配置效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等途径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King和Levine(1993)选取金融中介规模、银行信贷规模以及私营企业获取的信贷规模三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并对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进行控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从国外研究的文献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金融的发展。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国内学者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支撑。
2.国内的文献综述。国内学者对区域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性这两个角度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关于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方面,张企元(2006)通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三大区域金融(贷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并且中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同时,在分析金融调控(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对区域差距影响的基础上,得出缩小区域金融发展差距有赖于结构性的金融调控。胥嘉国(2006)基于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无论是在量的增长上还是在质的提高上都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时工具变量法(IV)估计结果进一步说明,金融发展在质的提高方面比量的扩张更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杨圣奎(2010)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1990~2008年间区域金融支持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区域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的支持存在较大差异,并进一步证实在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存在通过金融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赵本福等人(2013)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1998~2010年30个省市的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看,我国金融支持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关系,金融支持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从短期看,金融支持的不同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方面,赵伟、马瑞永(2006)运用泰尔指数测度方法对我国1978~2001年间中国区域金融增长差异进行了分析,并对总体差异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1978~1991年区域金融增长差异迅速上升,之后呈现下降的趋势,整体表现出类似于经济发展的“威廉姆森倒U假说”的特征,并指出我国区域金融增长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金融增长差异。李敬、冉光和、孙晓铎(2008)运用基尼系数、Theil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对我国1978~2004年金融发展的省际差异、东中西金融发展差异和城乡发展差异进行了全面的度量,并运用R/S方法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主要源于城乡发展的差异,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一直位于高位状态,并且从未来的变动趋势来看,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在未来总体上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田菁(2011)从部门和整体这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现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虽然稳定但整体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域金融差异显著表现在金融发展的总量上,因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关于区域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通过以上文献梳理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区域金融的发展支持区域经济的增长。但由于各区域金融发展存在非均衡性,导致区域金融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不同。本文尝试从区域金融规模、区域金融效率、区域金融结构这三方面分析研究我国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
(一)区域金融规模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金融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的不断增加、金融机构数量的递增、金融工具的多元化等途径得以实现。一般而言,金融规模越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会相应地增加。因而,区域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区域金融规模的支持。表1给出了我国2005~2013年东、中、西、东北地区的GDP与金融机构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由此简要地说明区域金融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由表1可以看出:①从纵向来看,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域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总额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而相应的GDP也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区域金融资产规模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区域金融资产的增长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②从横向来看,2005~2013年间各地区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即各区域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但从理论上看,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将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增长。
(二)区域金融效率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金融效率反映了金融发展水平,因而金融效率的高低将影响经济发展水平。Pagano(1993)内生凸性增长模型是将金融因素纳入到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理论模型之一,认为储蓄—投资转化率反映了金融市场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将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影响。由此,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多是将吸收的存款有效转化为贷款,进而投资于能产生回报率较高的领域,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因而,区域金融效率将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区域经济的增长。
(三)区域金融结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区域金融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是相辅相成的,金融结构的变化往往可以反映出一个区域经济增长结构和方式的变化。本文主要从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例说明区域金融结构支持区域经济增长。中长期贷款一般用于新建、扩建、改造、开发、购置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贷款。因而,区域中长期贷款比例增加,可投资于固定资产项目的资金就相对越多,这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同样,区域间不同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起到不一样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区域金融支撑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
(一)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在使用面板数据研究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过程中,通过参考闵姣(2013)的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浙江省为例,张亮(2013)的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撑能力的实证研究——以吉林省为例等多篇学术文章的基础上,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JGDP)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增长的指标。而在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上,本文主要选取以下三个方面指标:①区域金融规模指标,本文采用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提出来的金融相关率(FIR)来衡量,它指某一时点上一国的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的经济活动总量之比。对于欠发达省份,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并不发达,并根据数据的可得性,FIR通过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L)与金融机构存款余额(D)之和与区域GDP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公式:FIR=(L+D)/地区GDP。②区域金融效率指标(LD),即将金融机构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效率,公式:LD=L/D。③区域金融结构指标(RL),本文选用中长期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值衡量,公式:RL=R/L,其中R表示中长期贷款。本文主要选取了我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31个省市的1997~2013年17年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各地区的《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在实证检验前,为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因而,首先对各指标取自然对数,分别命名为:LNRJGDP、LNFIR、LNLD、LNRL。
(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支持的实证检验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由于面板数据反映了时间和截面空间的二维信息,因此,与时间序列数据相同,面板数据也可能存在单位根。为避免伪回归,确保回归结果的有效性,需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主要采取LLC检验和Fisher-ADF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由表2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对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各指标序列均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即经济增长指标LNRJGDP、金融规模指标LNFIR、金融效率指标LNLD、金融结构指标LNRL均为平稳序列。对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LNFIR为一阶单整,而经济增长指标LNRJGDP、金融效率指标LNLD、金融结构指标LNRL均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协整检验。
2.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
通过上述的分析,东部和中部地区的LNRJGDP、LNFIR、LNLD、LNRL均为平稳序列,而西部和东北地区除LNFIR为一阶单整外,其余变量也均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检验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本文主要采用Pedroni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检验。从表3的Pedroni检验结果可以看出:①东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除PanelADF和GroupADF的统计值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统计量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LNRJGDP、LNFIR、LNLD、LNRL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②中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Panelv、Panelrho以及Grouprho的统计值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中部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③西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除Panelv和GroupADF的统计值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统计量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西部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④东北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Panelrho、Grouprho以及GroupPP的统计值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东北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对每一个区域而言,各变量之间都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在此基础上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其结果更具有效性。
3.模型的选择与建立。
面板数据是同时在时间和截面空间上取得的二维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现象进行分析时,主要可以建立三种模型,即混合横截面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可依据Hausman检验统计量和伴随概率判断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并进一步依据F统计量检验建立混合模型还是固体效应模型。
4.面板数据模型的参数估计。
为具体分析我国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本文利用1997~2013年31个省市四大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LNFIR和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而从LNFIR、LNLD、LNRL的回归系数可知,1997~2013年间,区域金融规模、区域金融效率、区域金融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而金融效率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并对该区域经济增长起主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可以发现金融规模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负作用。西部地区LNLD和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但从LNLD和LNRL的回归系数看出,金融结构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起主要的推动作用,而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的影响。东北地区LNFIR和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金融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但金融规模对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却表现为抑制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3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区域金融各要素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得出三个基本结论:①区域金融规模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对中、西、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②区域金融效率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作用;③区域金融结构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对东、中、西、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具有重要的贡献。以上结论显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性差异,并且金融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也不同。由此,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推行有差别的金融政策,实现金融政策的区域化。目前,我国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非均衡性。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一定程度上与区域金融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区域金融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存在差异,因而,应针对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特点,实施差别的金融政策,实现区域金融的协调发展,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第二,积极推动区域金融创新,提高区域金融服务于区域经济的效率。首先,政府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为金融创新创造有利环境。其次,金融部门应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提高区域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最后,深入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第三,深化金融改革,实现区域金融与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其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金融体系不完善和金融机制的不健全。因而,只有通过不断地深化金融改革,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功能齐全的金融体系,实现区域金融的均衡发展,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经济增长股票市场论文
对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涉及面比较多的复杂问题。那么,经济增长如何促进股票市场呢?
一、变量的因果关系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采用ADF法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中,AIC是信息秩统计量,用以确定检验模型采用的滞后阶数k,AIC值越小则采用的滞后阶数越理想。
通过检验,可知LGDP、LCAP、LVAL、LTURN几个变量水平序列不稳定,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在不同显著水平下拒绝含有单位根的假设,因此为典型的I(1)时间序列。
(二)协整检验
Engle和Granger指出,协整关系是指属于同阶非零单整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时间序列尽管是非平稳序列,但如果它们的某个线形组合可能构成零阶单整序列,则认为两个变量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从协整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其经济意义所在,两个变量虽然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是如果它们是协整的,那么它们之间就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是从已认知的经济理论出发选取变量,回归残差往往是非平稳的,不能排除伪回归的现象,而协整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检验模型变量选取是否合适的方法。
协整检验的方法较多,本文采用EG检验。
二、我国股票市场不稳定性分解与经济增长在流动性
过剩和经济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显现出了从潜在的不确定性向现实的不稳定性逐渐转化的趋势。
而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加快和强度增加,更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无法回避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对于金融稳定的研究与探讨得到了包括学术界、业界等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而历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都与股票市场密切相关,所以对于股票市场发展的不稳定性研究也备受关注。
总体分析,影响股票市场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股票市场自身的影响因素,包括市值、成交金额、上市公司盈利和分红等;二是来自于宏观经济变量以及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产出、投资、消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
学术界对于股票市场发展与宏观经济的关联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首先,由于股票市场具有经济“晴雨表”之称,所以对于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们研究的重点;其次,货币政策逐渐成为熨平经济波动的主要宏观政策,而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票市场与其之间的直接以及间接关联研究也同样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经济增长对股票市场发展有显著影响
根据研究结果,经济增长是影响股票市场发展的重要原因。
经济增长能提高股票市场的资本化率、提升股票市场收益率,同时能提升股票市场的交易率。
这些研究结论也符合相关的`经济理论。
经济发展有利于企业在股票市场上进行融资,这正是股票市场筹资功能的体现。
同时,由于经济发展,增加了居民资本增值的渠道,这为投资者进行资本市场的交易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经济的发展为股票市场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得股票市场的发展有一个较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这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预期。
(二)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
在本文的实证检验中,交易率、筹资率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作用。
这主要是因为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增长会有明显的作用,加大股票市场的容量,增加了市场流动性;另一方面,股票市场筹资率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它关系着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规模以及能为经济发展提供的资金。
此外,股票市场发展的其他选取指标对经济增长会产生干扰作用,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来发展股票市场,培育股票市场的竞争力,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万正晓等,2008)。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由于我国多数投资主体投资理念缺乏且股票市场不完善。
这样,股票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弱化,不能提供合适的机制引导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动。
同时,股票市场不能降低投资者的流动性风险及为投资者提供风险分散,也不能通过股价表现市场信息和配置资源,更不要谈对企业的监控职能。
因此,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较弱。
四、结语
对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涉及面比较多的复杂问题。
本文对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仅作初步探讨。
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值得研究的方向是利用最新的数据,结合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建模分析,探讨二者之间的数量模型;同时,还可以结合模型探讨影响二者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探讨股票市场的微观作用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或者探讨股票市场的伦理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战颖,2008)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