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态自然观主题论文

马克思生态自然观主题论文

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加快建设生态城市大自然是万物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的生命活动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它，它们构成矛盾的统一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发展，由此构成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生态环境则是大自然的有机整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生态问题是一个“全球问题”。进入六十年代以来，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继之而来的是粮食、人口、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的压力，直接冲击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生存。生态破坏主要体现于物种灭绝、植物破坏、土地退化等自然破坏。九十年代初，一名著名专家经过考证称：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欧洲是先破坏，再保护；美国是破坏了一半，保护了一半；中国是正在破坏之外。因此，协调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矛盾，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售点问题。在国内，由大兴园林绿化到创建园林城市，从运用生态规律制定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到生态城市、生态省的提出并付诸行动，其核心都是寻求达到城市与自然、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和。我市将生态城的概念定格为：生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利用，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城市规划建设做到科学有序，经济社会保持协调发展，人与自然达到高度和谐。由生态城市的理论与实践，归根结底实际反映人与自然可持续和谐发展的要求。一、“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是生态环境建设的哲学基础我国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可以说，“天人合一”的思想已全方位地渗透到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历来是理论家积极探讨的课题。人与自然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也是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基本内容。马克思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本质在于它从实践角度出发，揭示自然界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不断被人化的实质，使人与自然形成实践为基础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与自然对立；另一方面，人与自然又密切联系。离开自然，人就失去了获了物质生活资料以及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劳动中，人致力于塑造一个和谐的“人化的自然”。但由于社会中异化劳动的存在，人实际上成了自然界的破坏者，如自然景观的破坏，生物资源的毁灭、环境的污染等。由此，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有赖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生态环境是大自然的基本要素，又是构成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和发展枢纽。通过园林绿化和改善人民居环境，不断增强节能效益、生态效益已成为人类的共识。以我市为例，百二河的治理、园林城市创建活的实践证明，生态园林、生态环境已表现为一种生命、一种理想的生存环境。正是出于寻求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当代人热情倡导一种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通过积极主动的生态建设来修复已遭破坏的地球环境的道德态度。为此，联合国颁布了《21世纪议程》，我国也制定了《中国的21世纪议程》，把人与自然和谐和作为走向21世纪的哲学导向，寻求“高效和谐——持续发展”，创建绿色城市生态文明的优化模式作为跨世纪城市规划战略的永略目标去求索，以促进人类文明的升腾。二、生态环境建设是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人类发展史表明：“政治是人为的短期行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只能是短短的一瞬间，而人类生态的需要却是子孙万代永恒的需要”。全球生态环境现实说明，发展中国正经受来自的贫穷和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贫穷导致生态恶化，生态恶化又加剧了贫军。我国的国情是：城市人口多，人口增长速度快，人均城市建设用地资源水平和人增绿地水平都大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国民经济还欠发达，现代城市园林起步晚，起点低，投入有限，总体的质量、数量和水平低于发达国家。这就迫切需要树立一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新发现。同时，生态园林的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对外开放、持继续发展的需要。“植树种草就强国路”正成为人们共识。为了使生态环境建设适应人与自然可持续发民要求，国内有专家明确提出：以山水资源为环境基础，以山水文化为民族特征，以整体观为思维方式，以山水景观作为城市构图要素的中国园林城市或“山水城市”，是中国城市化运动发展的方向，“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城市构筑的模式”；是《中国21世纪议程》“是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是中外文化的有机结合，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有机结合。“未来的城市应当充分体现，生物圈与技术圈的协调以及人与环境和谐相处”才行。融生态、文化、科学、艺术为一体的园林建议，符合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人对环境综合需求的准则。生态城市建设是实现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凝练。建设生态城市，实质上是调控城市生态系统，使城市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传递与转化持续不断地进行，其目标是遵循城市社会功能整体性——和谐生态——平衡发展规律，对自然由无序蔓延变为合理分布，变恶性掠夺为最大值利用，建设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同步协调的资源配置机制和合理布局，最终的发展目标是达到以人为本改造自然，优化环境，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和发展。三、建设生态城市是人与自然和谐和发展必然选择城市是人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是受人为活动强烈影响的生态实体。从生态城角度看：城市是特定地域范围内以人的行为为主导，以自然环境为依托，物流流动为载体，科教文化为动力，社会体制为径络，由其“因子——要素——子系——系统——巨系”构成的人工生态综合体，也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城市的提出基于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将生态系统的概念引入到城市研究中，是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十堰市属山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渊源流长。早在500年前即明永乐年间，朱棣在武当山大兴山林时就明确规定，不准动武当山一石一木。历时11年，武当山形成长140华里，总面积160万平方米的道观建筑群，而生态环境却未受到破坏；后来明朝廷又几次下旨，将武当山方圆括800公里的山林划归道观管理，使之形成一个生态保护区。清代志书载有十堰地区十大自然风景。清代以前城区建筑风格和区内绿化，给民众创造了风景如画的场所。解放前后，城市农村田园式绿化特色仍十分突出。从六十年代以后，随着“三线”建设、城市发展，生态环境又历经了毁坏、恢复、建设的历程。经过三十年艰苦奋斗，我市于1999年荣获“国家园林城市”殊荣，由此也不断深化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即不应仅仅停留在环境保护层面上，而应该注重从生态系统的深层次上处理好建设与保护的关系。二十一世纪，人类将由追求功能齐全旧城市转向追求清新绿色的优美环境，这是人类的觉悟，也是自然法则使然。基于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党中央确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明确提出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全局的重点来实施，我市市委、市政府也积极采取措施，将本市列为“国家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试点示范区”，并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无论从科学理论和具体实践上来看，加快建设生态城市对发挥十堰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支点作用都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生态城市的前景应该是“山翠草绿、花香鸟语、空气清新、天蓝水碧、经济繁荣、文明守纪、关系融洽，天人合一”。它的归根点就是人与自然高度和谐，这是永恒的主题。作为一项长期性、持续性、社会性的系统工程，生态城市建设首先应遵循系统原则、生态原则、自然原则和经济原则。在此基础上，要把握好以下几个重点：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价值观导向。只有从这一哲学基点出发，才能围绕“以人为本”原则，促进良性的生态城市建设运行机制形成，实现整体协调发展。只有用“高效和谐和一持续发展”优化模式框定其战略属性，才有构筑建设生态城市的可能。

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1、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类的主体性与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性；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制度根源；

3、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与自然关系出现了空前对立和全球生态危机，人类开始重新思考如何回归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中。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决定作用的理论，显现出普遍与长远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要求人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爱护自然，保护环境，人类在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更好的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同时又不损害后代人的利益。否则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贯穿于马克思。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形成与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是当代生态自然观的直接理论来源。他们认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所依赖的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两个组成部分是相互关联、相互统一的。自然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社会则是自然进化的产物，社会本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主张的是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和谐相处，以实践的劳动为基础的人化自然观，是以人的生产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生态观。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吸收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中的先进思想，以及当时自然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思想渊源主要是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它的理论基础和重要标志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是在20世纪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不断研究，最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与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人工自然观组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同样也面临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多种挑战，虽然科技的进步，已经延缓和解决了个别问题，但是对于地大物博的中国来说，可谓困难重重。 （一）国内生态环境的现状 当今，国内的生态环境也趋于恶化。据统计，国内的水土流失现象和沙漠化严重；草原退化开始加剧；森林资源大幅度锐减，特别是树木的砍伐量已经远远超出了树木的生长周期；还有就是近年来，全国多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雾霾天气，影响到了居民的正常生活，这些都是生态失衡所引起的问题。对于这样一场自然灾难，其实已经明确的告诉我们，大力推行和执行生态文明建设已刻不容缓。 （二）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纵观当今人类所处的大环境，面临着不断恶化的危险，已经对人类的生存基础发出挑战，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去研究如何解决当今生态平衡等问题。从国内生态环境的现状不难看出，我们同样面临着极其严峻的生态失衡问题，十八大以来，我国一直强调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共同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由此可见，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祈、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其实马克思所强调的生态自然观正是人与自然界相互协调发展的理念，它和我国十八大报告所强调的“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它们也共同成为“建设魅力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思想基础。这也促使大力推进人类生态文明建设已刻不容缓。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对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自然界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类既要关注和追求其自身生存和发展，同时也要尊重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和发展。为了让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人类必须在发展生产、提高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更加合理、科学地对待自然和保护环境，从而更好地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世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一）为人类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对旧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扬弃与超越。传统的工业文明时期，人类走了一条片面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工业文明的发展推动着人类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同时也创造了伟大的科学技术；然而人类的快速发展，却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异化越来越严重，从而引发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生态问题，使“人类好像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量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这场全球性危机程度之深、克服之难，对迄今为止指引人类社会进步的若干基本观念提出了挑战。”生态文明观的核心主要是从“人统治自然”过渡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将更稳定的推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完善和发展，人类逐渐地把生态文明建设确定为人类社会发展和永续的共同奋斗目标。 （二）为人类生态问题的解决明确了目标 马克思认为，人类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从事改造自然的活动，必然影响、制约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只享受着科技带来的进步，却没有清醒的认识到这种制约和影响，特别是没能正确估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人类才意识到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它不仅仅是自然本身的问题，更是人类社会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生态问题的实质就是人类社会问题，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问题，解决人与社会的异化现象，才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疏离，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两个和解”，他们强调“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在中国，尽管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相对落后等原因，仍然存在人口增加、能源紧缺、耕地减少，植被破坏、气候变暖、水系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但是我们在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启示和指引下，有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就是要从根本上实现人类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并最终彻底解决中国乃至全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保证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也为人类社会探索出一条不断发展和得以永续的道路。

马克思生态论文题目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变化与创新之上。那么，应该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形态呢？围绕这一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以一些科研机构和重点大学为依托，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其一，注重马克思思想与西方人文传统的对话，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从中梳理马克思思想的逻辑线索的理论特征；其二，主张根据“第一手文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新进行翻译和解读，强调阅读马克思原始文本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从文本入手，才能真正厘清马克思的思想内涵和内容实质；其三，强调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日益成为共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即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必须坚持以研究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原则，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的研究方法。这不是一项文本梳理等案头上的工作，不能靠摘引书本上的词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是要深入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解放以及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分析和研究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哲学观念。 很明显，上述探索虽然在关注重心和研究策略上存在差异，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毋宁说是相互补充的。事实上，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综合性理论工程，可以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而不必拘泥于一种方式、一种思路。只有协同各种研究取向的思路，汲取国内外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反映时代的精神和实践的要求，才能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二、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很多，如下几个理论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1．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毫无疑问是目前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在当代哲学界，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们关于启蒙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现代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也都可以概括为现代性批判。相比之下，人们迄今为止对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关系阐发得并不充分，有必要认真探寻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特别是考察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价值判断。 在具体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维透视，用资本逻辑、历史观点、矛盾学说以及全球眼光看待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视角，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有学者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视为一种现代性批判，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经济哲学这一特殊路径出发的，他力图从商品及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揭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他的资本理论和异化理论蕴含着现代性批判的巨大潜能和诠释空间。亦有学者认为，以资本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是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则是现代性社会的哲学地平线。马克思思想的出场既是对资本全球化历史语境的现实批判，又是对现代性视域的一次大变革。还有学者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汲取灵感，认为“现代性”是当前时代占据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构架最为重大的塑造力量。而马克思生逢现代性的全盛时期，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是其毕生的思想主题，马克思所确立的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是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而全方位的考察。还有学者具体探讨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现代性反思的三个维度，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正是对现代性问题辩证的历史的扬弃,他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成为我们今天考察现代性命运最具洞察力的思想理论。 2．实践论问题。实践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近来实践论问题研究的新角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反过来，理论能否对实践进行检验呢？对此有学者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从而忽视或不能全面理解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因此，准确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我们的一项重要课题。其次是关于个体实践与集体实践的概念区分。有学者认为，尽管实践是一个备受人们关注的概念，但长期以来，对于实践活动形式，我国学术界却没有进行推进性研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个体是最为基本的行为单位，因而，承认以个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个体实践），与承认以集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集体实践）一样，都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再次是对实践概念内涵的深度挖掘。有学者仔细考察了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中的实践观，提出结合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当代的哈贝马斯、阿伦特以来的实践概念的发展史，把对实践的理解推进到更广阔的思想内涵中去。还有学者从美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实践观进行了探讨。认为马克思以实践观为立论基础，将审美对象和主体的审美能力都看成是劳动实践的历史产物，强调人的感觉的解放，主张扬弃异化，追求全人类生活的高度自由，这种实践观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重视。 3．价值论问题。价值论问题既与实践观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又具有理论上的深度和高度。尤其是在社会高速发展、观念日益更新的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更是成为人们理解与解释现实问题和人生意义的一种理论手段。因而，如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实现价值观念的转型和变革，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分支，价值论理论研究则聚焦于适合自身的研究方法的探讨，以及基本理论问题的推进。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价值论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学者主张，价值思维是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实践思维，它要求置身于主体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生活实践关系中进行思考，从而将生活实践的结构、方式、形态和规则，提炼升华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思维方式。与实体思维相对立，价值思维要求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在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关系、矛盾运动及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分析客体的存在、性质之于主体的意义，并系统、综合、创造性地把握它们，在生活实践中实现它们、变革它们。同时，价值思维又是一种属人的、以主体尺度为根据的、多向度的个性化的主体性思维，它与传统直观形式的思维相对立，是一种辩证的动态的生成性、过程性、历史性、批判性、否定性思维。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几大理论成果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充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中积累的“中国经验”，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命题，从而实现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化、当代化，是建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具体地说，近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三： 1．“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与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突出出来：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牵动人心，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等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取向，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有学者对历史上的发展观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明确区分了以国民经济的增长为目标的单纯“增长”与“发展”之间的界限。认为经济增长仅对经济而言，而发展的含义较广，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外，还包括社会状况的改善和体制的进步；而“综合发展观”则注重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的关系，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综合。有学者则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认为，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的观点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总之，唯物史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而科学发展观是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发展。还有学者把科学发展观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生产力尺度、制度尺度、人的全面发展尺度）的丰富和发展，认为它构成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的理论基础，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和谐社会”目标的价值探讨。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的话，那么，“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则更加具体地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了价值取向。 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而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类型对于和谐社会的理解各不相同。在当前，如何克服个人主义带来的现代性局限和弊端成为建构和谐政治社会观的阻碍和困境，以民主、法治和正义的方式作为实现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统一的现实途径,无疑为解决这一难题并从而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提供了有效的解决之道。有学者对社会的不和谐状态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实践与生产理论、社会交换与社会结构理论基础之上的。社会冲突表面上是人们在社会交换中一种对抗性行为和关系，但其根源在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不平等。还有学者则把建构“和谐社会”的理论目标与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认为任何国家的国家机器都承担着社会公共职能，而社会公共职能的基础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利益”。国家虽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在生产劳动中、在生存和发展中构成的以经济、政治和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产生，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既可以靠国家和暴力机器的维护，也可以依靠大众意识的认同和承认，而“和谐社会”这一理念无疑代表了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3．“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的哲学解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是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补充和创新。 有学者认为，哲学的归宿在于人，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目标和归宿。“以人为本”决策的提出不仅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战略，而且富于哲学家的意蕴和根据。有学者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进行了比较，认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应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而最根本的是把具体的、现实的人作为“本”。还有学者指出，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既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创造者，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和目的。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解决一切（经济的或社会的）问题时，都要同与人（人的本质、需要、使命、尊严、权利）的利害关系联系起来，把是否对人有利作为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最高评价尺度和最终归宿。 我们认为，对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未来导向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的说明与导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之所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更加充分地体现这一风格。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与超越的双重品格，既能够从哲学的角度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予以客观、全面的反映和合理的说明与解释，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找到问题的关键，也能够以一种反思性的态度对现实提出质疑，从而在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中提出未来发展的合理构想和价值取向。论文天下

小康社会如何建立

唯物辩证法与系统论原理是马克思的理论理论联系实践、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解放思想是主席的毕生精髓其他的什么都不是！

1台湾问题2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 3台湾问题论文：台独，和平统一、一国两制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5 第五部分 “唯物史观” 由第五章“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结构”、第六章“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创造者”、第七章“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共同组成。这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重头戏。唯物史观透过复杂的社会现象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和结构（第五章），本章历年来必有题，是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最多的一章，也极容易出大题，本章的重点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在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和谐发展”、“社会生产实践和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社会的实践本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本质”、“国家政权是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社会功能”、“文化的本质和功能”、“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 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和主体的作用（第六章），本章的重点有：“社会规律及其特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科技革命的作用”、“科技发展与‘全球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本章在历届考研中出过选择题、辨析题和分析题，题量少，但是理论内容也涉及到许多社会热点，所以出分析题的可能性较大，考生仍然应该注意。 唯物史观在第七章主要阐明了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趋势，特别是“社会发展和以人为本”，这个知识点的内容被概括得高屋建瓴，可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理论制高点。本章的复习重点有：“社会发展过程的决定性和主体的选择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及其实现”、“社会发展与以人为本”、“人的自由及其实现”、“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本章一般为选择题和辨析题，命题素材也多联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热点来综合命题。6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论文题目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变化与创新之上。那么，应该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形态呢？围绕这一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以一些科研机构和重点大学为依托，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其一，注重马克思思想与西方人文传统的对话，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从中梳理马克思思想的逻辑线索的理论特征；其二，主张根据“第一手文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新进行翻译和解读，强调阅读马克思原始文本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从文本入手，才能真正厘清马克思的思想内涵和内容实质；其三，强调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日益成为共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即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必须坚持以研究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原则，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的研究方法。这不是一项文本梳理等案头上的工作，不能靠摘引书本上的词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是要深入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解放以及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分析和研究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哲学观念。 很明显，上述探索虽然在关注重心和研究策略上存在差异，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毋宁说是相互补充的。事实上，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综合性理论工程，可以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而不必拘泥于一种方式、一种思路。只有协同各种研究取向的思路，汲取国内外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反映时代的精神和实践的要求，才能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二、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很多，如下几个理论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1．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毫无疑问是目前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在当代哲学界，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们关于启蒙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现代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也都可以概括为现代性批判。相比之下，人们迄今为止对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关系阐发得并不充分，有必要认真探寻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特别是考察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价值判断。 在具体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维透视，用资本逻辑、历史观点、矛盾学说以及全球眼光看待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视角，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有学者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视为一种现代性批判，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经济哲学这一特殊路径出发的，他力图从商品及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揭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他的资本理论和异化理论蕴含着现代性批判的巨大潜能和诠释空间。亦有学者认为，以资本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是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则是现代性社会的哲学地平线。马克思思想的出场既是对资本全球化历史语境的现实批判，又是对现代性视域的一次大变革。还有学者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汲取灵感，认为“现代性”是当前时代占据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构架最为重大的塑造力量。而马克思生逢现代性的全盛时期，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是其毕生的思想主题，马克思所确立的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是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而全方位的考察。还有学者具体探讨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现代性反思的三个维度，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正是对现代性问题辩证的历史的扬弃,他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成为我们今天考察现代性命运最具洞察力的思想理论。 2．实践论问题。实践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近来实践论问题研究的新角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反过来，理论能否对实践进行检验呢？对此有学者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从而忽视或不能全面理解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因此，准确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我们的一项重要课题。其次是关于个体实践与集体实践的概念区分。有学者认为，尽管实践是一个备受人们关注的概念，但长期以来，对于实践活动形式，我国学术界却没有进行推进性研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个体是最为基本的行为单位，因而，承认以个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个体实践），与承认以集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集体实践）一样，都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再次是对实践概念内涵的深度挖掘。有学者仔细考察了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中的实践观，提出结合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当代的哈贝马斯、阿伦特以来的实践概念的发展史，把对实践的理解推进到更广阔的思想内涵中去。还有学者从美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实践观进行了探讨。认为马克思以实践观为立论基础，将审美对象和主体的审美能力都看成是劳动实践的历史产物，强调人的感觉的解放，主张扬弃异化，追求全人类生活的高度自由，这种实践观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重视。 3．价值论问题。价值论问题既与实践观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又具有理论上的深度和高度。尤其是在社会高速发展、观念日益更新的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更是成为人们理解与解释现实问题和人生意义的一种理论手段。因而，如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实现价值观念的转型和变革，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分支，价值论理论研究则聚焦于适合自身的研究方法的探讨，以及基本理论问题的推进。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价值论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学者主张，价值思维是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实践思维，它要求置身于主体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生活实践关系中进行思考，从而将生活实践的结构、方式、形态和规则，提炼升华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思维方式。与实体思维相对立，价值思维要求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在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关系、矛盾运动及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分析客体的存在、性质之于主体的意义，并系统、综合、创造性地把握它们，在生活实践中实现它们、变革它们。同时，价值思维又是一种属人的、以主体尺度为根据的、多向度的个性化的主体性思维，它与传统直观形式的思维相对立，是一种辩证的动态的生成性、过程性、历史性、批判性、否定性思维。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几大理论成果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充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中积累的“中国经验”，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命题，从而实现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化、当代化，是建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具体地说，近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三： 1．“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与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突出出来：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牵动人心，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等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取向，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有学者对历史上的发展观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明确区分了以国民经济的增长为目标的单纯“增长”与“发展”之间的界限。认为经济增长仅对经济而言，而发展的含义较广，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外，还包括社会状况的改善和体制的进步；而“综合发展观”则注重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的关系，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综合。有学者则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认为，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的观点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总之，唯物史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而科学发展观是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发展。还有学者把科学发展观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生产力尺度、制度尺度、人的全面发展尺度）的丰富和发展，认为它构成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的理论基础，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和谐社会”目标的价值探讨。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的话，那么，“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则更加具体地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了价值取向。 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而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类型对于和谐社会的理解各不相同。在当前，如何克服个人主义带来的现代性局限和弊端成为建构和谐政治社会观的阻碍和困境，以民主、法治和正义的方式作为实现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统一的现实途径,无疑为解决这一难题并从而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提供了有效的解决之道。有学者对社会的不和谐状态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实践与生产理论、社会交换与社会结构理论基础之上的。社会冲突表面上是人们在社会交换中一种对抗性行为和关系，但其根源在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不平等。还有学者则把建构“和谐社会”的理论目标与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认为任何国家的国家机器都承担着社会公共职能，而社会公共职能的基础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利益”。国家虽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在生产劳动中、在生存和发展中构成的以经济、政治和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产生，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既可以靠国家和暴力机器的维护，也可以依靠大众意识的认同和承认，而“和谐社会”这一理念无疑代表了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3．“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的哲学解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是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补充和创新。 有学者认为，哲学的归宿在于人，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目标和归宿。“以人为本”决策的提出不仅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战略，而且富于哲学家的意蕴和根据。有学者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进行了比较，认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应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而最根本的是把具体的、现实的人作为“本”。还有学者指出，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既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创造者，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和目的。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解决一切（经济的或社会的）问题时，都要同与人（人的本质、需要、使命、尊严、权利）的利害关系联系起来，把是否对人有利作为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最高评价尺度和最终归宿。 我们认为，对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未来导向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的说明与导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之所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更加充分地体现这一风格。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与超越的双重品格，既能够从哲学的角度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予以客观、全面的反映和合理的说明与解释，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找到问题的关键，也能够以一种反思性的态度对现实提出质疑，从而在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中提出未来发展的合理构想和价值取向。论文天下

小康社会如何建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否需要体系？近20年来，在哲学界的争论持续不断。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体系化、教条化。他们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发挥其作用，避免重蹈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僵化、凝固化的覆辙，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体系化。 笔者认为，理论与体系不是绝对对立的，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任何理论体系，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一、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由来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前苏联演绎过来的。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缺乏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原著，无充分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这一“先天不足”的教科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表述，它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标准本。20世纪50年代，我国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模式的主要内容和框架，补充了毛泽东的一些哲学思想，由艾思奇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几十年来，这一哲学内容和框架在我国一直视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传授和运用。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现实与教科书理论的矛盾日益明显，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入，随着我国学者对马克思原著越来越多的接触和研究，我国哲学界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我国哲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的革命变革。这一系列的研究为在我国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引发了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产生。一些人认为：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传统哲学所担负的阐示世界普遍本质和规律的任务还有多大必要，虽然综合和整合学科知识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但已不可能以建构哲学体系的方式来进行”〔1〕。 哲学就其本性“是没有发展顶峰的，是反对哲学体系化的，顶峰使哲学发展终结，体系化则使哲学走向自我封闭”〔2〕。 由此认定我们已经处在“后体系时代”。笔者认为，我国哲学界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是有成绩的，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质疑也是有一定依据的，但由此推出反体系的观点则是值得商榷的。综观反体系者的论述，他们的理由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我国哲学界对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第一手资料的“文本核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缺陷愈加明显。除带有旧唯物主义的痕迹、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外，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教条化了，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叛，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背离时代、远离现实。于是我国哲学界的一些学者把这一问题归罪于体系，认为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密体系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严密的教科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找不到切入点，体系是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罪魁。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都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批判和克服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产生时起就是与体系相对立的。反体系者还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哲学体系和当时一些德国大学生动辄就建立体系的狂热进行批判为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反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可能以体系的形式来表现。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欧洲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但他们并没有去建立一个哲学体系，他们的丰富的哲学思想都内涵于他们的各类论著之中。所以，反体系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 正是基于以上几方面理由，我国哲学界一些学者对用理论体系去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反感，甚至发出了“少点体系意识，多点问题意识”的呼吁，使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需要体系的争论持续不断。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体系的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哲学理论可以不需要体系，他们反对的是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在近代欧洲，人们认为一种理论是否科学要以它的体系是否具有完整性和严密性来衡量，理论研究追求的目标就是力求建立终结某一学科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正是因为如此，在近代欧洲才会出现象牛顿那样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得不借助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才会出现象黑格尔那样伟大的辩证法家，虽然通过他的辩证法宣布了绝对真理的不可能，但依然无法抗拒体系化传统的影响，不得不去建立一个绝对真理式的严密的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以前的欧洲，严密的理论体系与绝对真理、教条紧密相联，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一旦建立就成为现成的教条和公式。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就是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这种无所不包的体系到黑格尔哲学达到了顶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这些批判是引导我国哲学界得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如果我们细致分析就会发现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反对任何理论体系。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黑格尔“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 3〕从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任何理论体系，他反对的是近代欧洲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这种体系要求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为了达到理论体系的严密和完整，甚至借助于强制性的结构，所以，黑格尔“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其次，由于近代欧洲体系化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把具有严密完整体系的理论视为绝对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体系、绝对真理、教条成为批判传统体系化哲学的同义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这种体系化哲学时，时常只提到“体系”，这就使一些学者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是建立理论体系，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这一点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可以得到印证。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4 〕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体系化思维方式影响之深，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体系化哲学进行了批判，但人们依然以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为目标；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十分细致地把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打上了引号，以示它是传统意义的体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指出：“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5 〕这段论述是引导我们许多学者认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只要我们了解杜林哲学就会发现杜林和黑格尔一样建立的是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但是由于批判的需要，恩格斯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为了避免人们因此认为恩格斯也在建立与杜林一样的无所不包的体系，所以，恩格斯才特别声明他“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见，恩格斯在此反对的仍然是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马克思也十分反感欧洲近代流行的体系化哲学传统，他深切地感受到片面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对近代哲学的制约，尤其是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暴露出来的体系与方法的冲突。马克思的新哲学正是在冲破黑格尔的体系并拯救其辩证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 〕在创立他的新哲学之初，马克思就明确了他的理论与传统的体系化哲学不同，指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7〕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哲学理论体系，也没有宣称他们的哲学不需要体系，他们的所谓“反体系”的论述仅仅是针对近代欧洲僵死的体系化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 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问题 引发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直接原因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封闭、僵化和凝固状态，并长期被视为绝对真理式的公式和教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由于体系所致，似乎是严密的体系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但只要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变成凝固不变的教条并不是体系本身之过，而是政治原因所导致的。 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授意和指导下，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斯大林没有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斯大林时期被绝对化、教条化和神圣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被简单化为政治公式，只能应用，不能有任何发展。斯大林不允许任何人的观点有别于他的模式，否则，不仅在理论上、政治上遭到排斥，甚至受到残酷镇压，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在“大清洗”中被杀害就是一个典型。从此，苏联哲学界出现了“万马齐暗”的局面。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也不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新的理解，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教科书只能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翻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发展都被视为异端遭到批判和排斥，如匈牙利的卢卡契和德国的科尔施的哲学就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哲学被指责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更是用绝对的政治对立和阶级对立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西方现代哲学都被斥之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帝国主义哲学加以绝对排斥。这样，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视为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被堵死了，变成了封闭和僵化的教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主要有两大‘创造’。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简单化为政治公式，使哲学和政治混同起来。……斯大林的另一个创造，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袖说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人选”〔8〕。可见， 政治干预是使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绝对真理化和教条化的主要原因。 就体系而言，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确实存在问题。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依然受到近代欧洲传统的体系化思维方式的影响，加之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掌握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对马克思新哲学的内容和体系特点缺乏全面的认识，不知道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所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理论体系上完全是欧洲传统的体系化哲学的翻版，依然是抽象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依然是从自然到历史再到思维的无所不包的知识论体系；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正是由于这种缺陷，所以，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仅仅在传统的体系内进行修补。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虽然存在问题，但它并不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绝对真理和教条的主要原因，而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干预才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内容成为教条。可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应成为哲学与体系对立的理由。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客观世界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认识，需要通过系统的理论体系来体现。 首先，哲学研究对象的相互联系决定了理论和体系不是绝对对立，而是密切联系的。体系虽然不是我们理论研究的目的，但体系却是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它是理论的载体和组成形式，一切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我们知道，哲学是人们对世界或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作为对普遍联系的对象的揭示和反映，哲学理论本身必须要有系统的逻辑体系，否则，理论就是凌乱的、随意的拼凑。 马克思在有生之年，由于忙于现实的哲学斗争和写作《资本论》，没有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整理和系统的阐述，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写作的巨著《资本论》就是理论与体系结合的最好典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最微小的细胞——商品入手，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进行逐步深入的分析，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科学结论。可见，科学、合理的体系有助于理论的准确阐述，理论与体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探究，同样需要体系。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但方法与体系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在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体系或方法之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体系或是方法？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泛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所导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新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是针对旧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而言的。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对立不是方法与一般体系的对立，而是方法与强制性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的对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自己的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所以，超出了这个批判的范围，体系就不能等同于教条，方法和体系也不能绝对对立起来。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理论体系相对立的，方法与理论体系是密切联系的，没有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不会有科学的方法。注重于“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需要体系。 再次，哲学的学科特点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有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哲学一样都是抽象思维的结果，而抽象思维所借助的工具就是范畴，哲学正是通过范畴、范畴与范畴的关系以及范畴与范畴之间的推演来揭示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但任何哲学的范畴都不是机械地拼凑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哲学的范畴有其逻辑的顺序性和层次性，即要求哲学要有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需要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不仅仅是学术界研究的对象，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是人们面对现代生活所必须的理性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普及到群众中去，成为指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实践的思维方式，因此，今天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象马克思当年那样一系列论战性的著作来表述，它必须整合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不是反体系的。对待体系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 克服近代欧洲体系化哲学的弊端。任何建立绝对完满体系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体系只是理论的系统的逻辑形式，它只有是否准确之分，而无是否完满之别。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该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应该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干，吸取东西方一切古代的和现代的哲学的精华，并以时代主题为基础。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必须是开放的，只有坚持开放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论文800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基本信息

作者：李大钊

成书年代：1919年

刊登杂志：《新青年》

对中国的意义：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通过读“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本文最深的部分是李大钊先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包括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关系。在物质和精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之间，这些内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被严重误解，从而进一步突出了李大钊先生的意识和深刻性

李大钊马克思先生对马克思理论的认识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之上的。在《资本论》上，他解释了历史唯物主义，阶级竞争理论和社会主义。他批评传统知识分子无视当时经济学的短视，劝告后代，“前历史学家完全鄙视了经济的含义。

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剖析得简明易懂，不愧是大家手笔。 读了这篇文章，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

扩展资料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

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属于人类意识的东西，丝毫不能加他以影响；他却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

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生产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气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

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组织间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通过本学期的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我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1、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提；2、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3、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体现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4、可变资本是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5、增加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都是通过提高剩余价值率实现的。基本方法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它决定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主要方面和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高涨和危机；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灭亡。

坚持原则，学会变通。这是核心，好写了吧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论文范文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矛盾论》则是毛泽东同志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 这两篇都是毛泽东同志最杰出的哲学论著，分别写于1937年7月和8月。就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些论文写得很及时，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已经结束，开始了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共产党内的思想状况存在着两种倾向。经验主义者长期拘泥于自身的片面狭隘的经验，不了解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因而轻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主义者，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到处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只言片语，使中国革命力量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失。《实践论》就从认识上来揭露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教导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思想纳入实事求是的轨道，而《矛盾论》则是从方法论上来揭露教条主义者形而上学的错误，教导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思想纳入唯物辩证法的轨道。 《实践论》写的是关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首先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以转过来为实践服务。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再由实践中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各个事物的片面和外部联系。这些就是认识的感性阶段。随着实践的继续，认识也不断地加深，就由感性认识飞越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才能理解现象的本质，理论才能解决本质问题。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实践证明：感觉到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的感觉它。接着，认识到了理性阶段还没完，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又因为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所以认识运动也得跟着推移和发展。总的来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的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反复循环以到无穷，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也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矛盾论》第一部分介绍了两种世界观，即形而上学的见解和辩证法的见解，论述了矛盾的世界观基础。第二部分论述矛盾的普遍性。由于作者对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认识水平有了清楚的认识，所以这一部分写得比较简单。第三部分讲矛盾的特殊性。作者分了几种情形去论述。第四部分讲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这一部分开头指出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最后一段说明了研究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跟研究矛盾特殊性的关系。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第五部分讲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这是对前面内容的深化。第六部分讲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这是对第五部分矛盾斗争性的细化，作者认为：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最后，第七部分，作者进行了总结。这几部分连接紧密，结构严谨。 读了这两篇论文，我感受到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底和渊博的知识，还有缜密的逻辑思维。确实受益匪浅，这对我以后的学习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你选些重要的摘抄下来就OK了，祝你好运！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论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辩证法和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组成部分，实践概念是它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是把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结合起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 K.马克思和F.恩格斯创立的学说。包括科学世界观、社会历史发展学说、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一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的总称在马克思在世时已经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曾广泛使用，但内容受到歪曲，马克思对此提出尖锐批评。恩格斯在80年代初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并在1886年专门作了说明。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以《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为标志 。它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18世纪中叶和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此外，法国启蒙学者的思想和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19世纪科学技术的新成果，特别是细胞学说的确立，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的发现、进化论的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一、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 马哲的诞生是当时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和哲学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 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资本主义已经进入较高的发展阶段；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孕育成熟的无产阶级，欧洲无产阶级正从一个自在的阶级逐渐成长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工人运动兴起需要科学理论指导；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三大科学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进化论)是对当时欧洲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概括和总结，是对人类哲学思维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传统的批判继承与创造性的发展。 为马哲的创立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直接理论来源: 以亚当 斯密和大卫 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他们的劳动价值论；19世纪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基佐、米涅、梯叶里关于阶级斗争作用的论述；19世纪初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马哲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的原则是马哲的建构原则。 马哲从实践出发去反观、透视和理解现存世界，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 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对象规定为作为现存世界基础的人类实践活动，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解答实践活动中的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从而为改变世界提供方法论。 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转化为哲学的思维方式，从而创立了以实践为核心和基础的崭新形态的现代唯物主义。 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机制。实践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主义的锐利武器，而且是同旧唯物主义的分界线，并由此终结了传统哲学。 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唯物论 辩证法 唯物主义自然观 唯物主义历史观 存在决定思维、物质决定意识、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这是一切唯物主义都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是唯物的、辩证的，也是社会的、历史的。马哲在实践的基础上揭示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从而正确地、彻底地解决了哲学地基本问题，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 四、批判、开放和不断发展的学说 批判性是马哲的基本精神。批判，是破旧立新，以新物质代替旧质，是实践的内在要求。 实践作为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是人对外部自然的一种否定性关系。 马哲同时代的步伐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强烈的历史感和责任感，严格依据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及时修正某些被实践证明业已陈旧的个别观点和结论，以保持和发展自己学说的科学性、真理性；同时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对来自各方面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的错误观点和理论，进行毫不含糊的批判与斗争，指导现实以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并在同各种错误的批判和斗争中丰富和发展自己。 马哲是开放的理论体系，不仅要吐故还要纳新。马哲的理论活力来自实践。是对以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成果的批判继承，随着发展会不断总结新经验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内容及其相应理论形式。 马哲是不断发展的，把马哲看作是活生生的发展的学说，使之永远同实践和科学的发展相一致，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绝对化和僵化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 一、现时代的思想智慧 马哲是现代最先进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时代的思想智慧。 1、 反思功能。 反思既是对思维对象的反复思考，又是对思维本身的反身思考。反思首先是反复思考，是对思维对象的再思、三思、多思。反思具有反复思维和反身思维的双重含义，是思维之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辩证统一。 2、概括功能。 哲学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的理论反映，在概括各方面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哲学意义上的包括人在内的世界图景。 3、 批判功能。 马哲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对人与世界现实关系作出评价。要改变世界，就必须对现存世界持批判的态度，在对现实的批判中确立作为现实之否定形态的理想，再通过实践把理想转变为新的现实。辩证法意义上的批判不是消极的否定。 4、 预测功能。 哲学立足于现实，又面向未来，引导着我们从现在走向未来。它可以从大体上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发展趋势。哲学的预测不同于具体科学的预测，它更带有宏观整体性、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 二、人生的根本指南 科学的人生观是马哲即科学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人生观是世界观的一个方面。 人生观就是对人生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对人生观起根本指导作用的是他所信奉的世界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就是在马哲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对社会所尽的责任和所作的贡献。努力为人民服务，无私把自己的一切智慧和力量贡献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生最大的价值和意义。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核心。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旋律，是正确实现人生价值的思想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生观不可或缺的内容。要树立和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自觉性，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马哲既是认识世界又是据以改造世界的伟大精神武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中共的思想路线。只有解放思想，才能防止、打破思想的滞后或僵化，使主观思想不断与新的实际相符合，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和保证，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础和目的，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既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创造性。 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马哲的根本方法。 我们只要坚持和按照马哲所固有的科学本性和逻辑来理解它，对待它，就能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真正地和充分地发挥它的巨大社会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出发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最高抽象。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指出人与世界的关系实质上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关系。 从实践出发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伟大哲学变革的实质和关键。是实践为人提供了认知对象。因此在实践中，人不仅认识了世界，而且改造了世界，在天然、自然的自在世界的基础上创造了人类的属人世界。所以，实践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世界观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根本之处，在于它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独特方式。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了解人类实践活动及其意义，因而导致他们在对世界的理解和观察世界的视角上存在着重大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实世界，从而在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和认识论上都获得了全新解释，构筑了统一的、彻底的、科学的哲学体系。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贯穿于全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主要表现： 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结束了社会历史领域中唯心史观的统治地位。 结束了旧唯物主义缺乏能动原则的状况。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去理解物质世界，使唯物主义成为生机勃勃的科学理论体系。 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十八个基本原理： 1.物质与意识辩论关系原理； 2.物质运动的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辩论关系原理； 3.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原理； 4.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原理； 5.矛盾的普遍性原理； 6.矛盾的特殊性原理； 7.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关系原理； 8.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相互关系原理； 9.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相互关系原理； 10.内因与外因相互关系原理； 11.量变与质变相互关系原理； 12.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原理； 13.认识与实践相互关系原理； 14.现象与本质相互关系原理； 15.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互关系原理； 16.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互关系原理； 17.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 18.人的价值原理.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革命本性及其现实意义 一、思辨的、直观的和科学的实践观 把实践纳入哲学并使之成为核心概念，不是马克思的创造。在马克思以前，康德、费希特，以至青年黑格尔派的契希考夫斯基、赫斯等，都已这样做了。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他们所讲的实践和马克思讲的并不是一回事。说到底，他们都在精神范围建构实践，把实践归结为意志的活动。这种唯心主义实践观，已为大家所熟知。但是，还有一种实践观，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却似乎也很难归入唯心主义实践观一类。比如费尔巴哈，他把实践理解为纯功利的行为，是琐碎的生活和利己活动，其典型形式，就是“卑污的犹太人的赚钱活动”。费尔巴哈的实践观，实际上是一种直观的实践观。他把当下的实践形式，即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视为实践的总体。因此，他认为实践在本质上是排斥理论的。为了维护理论的权威，更为了其人道主义理想，费尔巴哈断然把实践排除在哲学的视野之外。他的这种理论失误，人们通常只将其归结为对实践的偏见，即对实践作了价值上的否定判断；而对他的直观的实践观本身则并不注意。这样，当此种实践观改换面目出现时，就甚至可能会大受欢迎。 大多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是实证论的，其对实践的见解也就必然是直观而偏狭的。他们的一切经济分析都是以现实的实践，即工业、市场和商品交换为前提的。因此，他们似乎有权责备马克思的实践过于抽象，因为后者把超越这一前提作为自己哲学的立足点，亦即“ 社会化的人类或人类社会”。这样，马克思好像陷入了夹缝中：对于抽象的实践观来说，他是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观；而对于直观的实证的实践观来说，他似乎又成了“抽象的”实践观。如果说上述分析还只具学理意义的话，那么当人们完全忘记了马克思的实践观和直观的实践观的区别，并因而用直观实践观指导当前实践时，重申两者的区别就具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概言之，马克思的实践观内含着对于理论的渴求，因而是自觉的，以一定社会目标为方向的；内含着现实普遍利益即人民大众利益的价值导向，因而是革命的，批判的；内含着把个人有限生命溶入伟大的人类解放事业并从中获得生命意义的人生导向，因而是积极的、向上的。相反，直观的经验的实践观，由于把实践视为自发的、利己的、个体的，因而其实践从根本上是排斥理论的，是个人利益和纯粹自我的领地。 由此而引发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从直观的实践观出发，社会活动本质上是个人的自发活动。每个人都是从自己出发，为实现个人利益而进入社会。正是在自发的个人利益的尖锐冲突中，人们逐渐地摸索出日渐完善的行政、法、道德等社会规范，其作用在于保护人们的自由竞争，其目的在于实现个人利益。因此，所谓“社会”不过是“抽象的游戏规则”的同义语。这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关于国家、法、历史进步以及社会公正的基本分析。用哈耶克的话说，这是一种“自发式扩展型人类秩序”，其中所体现的人类理性不是以建构某种特定的社会目标为特征的所谓“构成论理性主义”，而是在自发活动中不断纠错的所谓“进化论理性主义”。应该说，这是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道路的真实写照。问题在于这是不是唯一可能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努力，包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实就在于要打破这一迷信。我们能不能有这样一种选择，即立足于“现实的普遍利益”（社会整体利益），通过较为自觉的利益协调，减少社会冲突，加速社会发展，从而不仅使落后的民族能够获得平等的发展权利，而且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弊害？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当代中国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已经初步将这一选择变成了现实，而我们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目的也在于沿着这一已经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二、人类实践的最高形式是无产阶级实践 以“现实的普遍利益”为立足点，这决不是思辨的虚构。大家知道，马克思曾追随费尔巴哈，用抽象的“类本质”否定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并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之辩护的实践形式，将其称之为“异化的活动”。但是，当马克思越来越认识到这种批判的软弱无力时，他转向了实践的观点。他摒弃了费尔巴哈强加在现实实践活动上的偏见，不再把工业及世界市场看作“非人的活动”，而是看作有着历史必然性的人类实践活动形式；他同时也克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套在市场经济上的光环，不把它当作人类唯一的实践形式，而只看作具体的历史实践形式之一。马克思之所以能采取这一独特而又科学的态度，关键在于他发现了“无产阶级实践”这一崭新的实践形式。 大家知道，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无论是唯物论或唯心论都把能够超越个人狭隘性的力量归结为理性。只是前者为避免使理性成为纯粹的精神现象，又往往对其冠之以“普遍利益”的称谓。然而，普遍利益如果没有从“市民社会”中获得自己的存在方式，它就始终只是一种思想原则和信念。但是，如果仅立足于经验或直观，又确实很难发现现实的普遍利益。马克思依赖下述发现，才奠立了普遍利益的现实根据：其一，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表明，任何一个试图领导革命的阶级，其阶级利益必然这样那样地和人类的普遍利益相吻合。马克思写道，充当解放者角色的“这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本身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64页） 其二，无产阶级能够持久地代表人类的普遍利益，因而是唯一能够冲破资本主义狭隘个人关系的社会力量。马克思关于这点的全部论证归结到一点，就在于无产阶级是一个“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阶级”。说其是“市民社会阶级”，乃因为它是不断壮大的经济地位相同的现实社会力量；说其是“非市民社会阶级”，乃因为它并非传统意义上（受特定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束缚）的阶级，毋宁说，它的形成本身就意味着阶级的消亡趋势和现存社会的解体。马克思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被剥削阶级。这不仅因为它是首次掌握了文化和教育手段（这是资产阶级所被迫赋予的）的劳动阶级，还因为它是真正掌握了自我批评武器的革命阶级，所以它能最终摆脱雇佣劳动关系的束缚，站到“人类解放”的历史高度上。可见，正是因为无产阶级自觉地把自己看作人，因而才能避免被“神化”的命运。马克思并没有将无产阶级神化。 如果说，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的发现，他的独特贡献仅在于论证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根源，历史暂时性以及阶级消灭的现实道路，指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话，那么，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把实践引入哲学并使之成为核心概念并非马克思的首创，他的独特贡献在于发现了无产阶级实践这一崭新的社会实践形式，从而揭示了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和普遍性双重品格相统一的内在机制。毫无疑义，实践的形式是多样的。有自发的、盲目的，也有 自觉的、高度组织化的；有生产的、经济的、日常生活的，也有政治的、军事的，以至科学教育的；有个人的、小团体的、地域性的，也有阶级的、民族的，乃至全民全球性的。但是，从趋势上、从当今时代发展的高度上看，自觉的、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实践活动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用马克思的话说，即“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可以不再听凭个人利益的盲目争斗而自发地形成一些规范、规则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可以依靠社会的自觉力量，通盘协调各种利益，努力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做到人民较为满意。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对于大学生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一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课程。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大学思修论文精选 范文 ，希望大家喜欢!

《把理想信念 教育 放在思想建设的首位》

摘 要： 从党章历史沿革的维度来研究党的思想建设，得出的结论是高度重视理想信念教育、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思想，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特别重视和不断加强对中青年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

关键词： 党的建设;思想建设;理想信念

邓小平同志早就讲过：“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苏联、东欧共产党发生政治巨变，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出了问题。纵观中国共产党90年的光辉历史，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来教育全党。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想信念教育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

通过对中共党章的梳理和研究， 总结 我们党在思想建设，特别是在理想信念教育方面的 经验 教训，为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一、民主革命时期的党章：以崇高的革命理想教育全党

1921年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注：后文中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均用简称)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要求所有党员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和政策，对党忠诚，并且必须与那些和我们党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2]。这说明，一大的政治纲领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鲜明的战斗性，体现了列宁建党学说的一些重要原则，没有任何机会主义色彩。在当时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22年党的二大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的党章。二大党章的中心内容是加强组织建设和建立严明的组织纪律，特别对党员和干部必须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做了严格的规定[3]。二大还通过了一个《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对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作了明确的阐述，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党章的内容，具有很大政治意义。二大的党章和决议对于健全党内生活、指导党员的政治言行、促进党的组织发展与巩固、提高党的战斗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崇高的革命理想、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政治纪律，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特征。

1923年6月召开的三大和1925年1月召开的四大，分别通过了两个《党的修正章程》。党的三大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党的四大制定了《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三大和四大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很快就迎来了中国革命的高潮和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党在组织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建党初期的50人、二大召开时的190多人、三大召开时的400多人、四大召开时的994人，到1927年五大召开时已经发展到57900多人，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强大政治力量。

1927年4月的五大是在大革命处于危急时刻召开的，会议期间没有制定党章。根据此次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的原则和具体要求，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6月1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这个修正章程共计12章85条，除了没有总纲以外，在结构上已经与七大党章很相似，是一部比较完备的党章[4]。大革命失败以后，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惨遭杀害，但绝大部分共产党人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头可断，血可流，也决不背叛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决不出卖组织机密和革命同志，表现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贞不屈的意志品格，就连国民党阵营中的有识之士也为之感叹不已。这些革命先烈的英勇 事迹 至今仍然激励和鼓舞着当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成为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那些活下来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所吓倒，而是继续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大批农村根据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新高潮。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这一时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人,大多数都成为我们党的中坚力量和各级领导干部。这些足以证明，从一大到五大，我们党制定的党章是基本正确的，各级党组织依据党章对党员干部进行的理想信念教育也是卓有成效的。

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六大。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六大党章存在一些严重缺点。实际上，六大党章没有解决好的一些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实践过程中已经逐步加以解决了。1929年12月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提出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党员，通过思想教育克服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决议》要求支部要建在连上，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各级党委和基层党支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的小农意识、小资产阶级意识、封建主义思想以及流寇主义和军阀作风。这是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5]

1945年4月至6月，党在延安召开了七大。七大党章与六大党章相比较，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

1.七大党章增加了总纲部分。在七大党章的总纲部分，开门见山、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是我们党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号召全党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全党的理论和思想水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是七大党章最鲜明的政治特色。

2.七大党章具有高度的自主创新意识，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思想路线。七大党章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彻底地脱离了苏共党章的影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3.七大党章充分吸取了一大到六大党章(包括《古田会议决议》)的优点，着重强调从思想上建党。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 报告 》中指出：“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和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因此，一切加入我们党的人，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在入党以前和以后，更须学习，并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必须抛弃他们原来的阶级立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克服他们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倾向。没有这种改造，就不能成为很好的党员。而这种改造，又常是一种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并且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党的建设上特别重大的问题和重大的特点。”[6]从刘少奇同志的讲话中，我们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党的七大修订党章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特别强调思想建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武装全党，抵制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广大党员真正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一建党思想影响极为深远。

二、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党章：对执政党思想建设的艰辛探索

(一)八大党章：大力加强执政党的思想建设

1956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八大。八大党章在思想建设方面的主要创新点，一是更加强调对党员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并且着重要求党员、干部要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日益滋长的骄傲自满情绪，把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努力避免脱离群众的危险性。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要求“必须在党的教育系统中，在党员的教育材料中，在党的报刊中，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7]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执政意识。二是明确指出要提高党员标准。邓小平对此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党的事业的胜利，党对于人民所负的责任的加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的增长，都要求党对于党员提出更高的标准。而且，如果在以前，一个人决心加入我们的党，往往表示他决心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去为群众的利益斗争，去为人类的最高理想斗争;那么在现在，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人，他们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他们在入党以后，不去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妨害群众的利益。诚然，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是极少数，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个事实。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斗争，这是当前党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8]这说明我们党已经开始站在执政党的立场上思考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如何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从而确保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先进性。

(二)九大、十大党章：党的思想建设出现严重混乱

九大是在“”的高潮中(1969年9月)召开的，九大党章仅有12条，文字表述极为简单，突出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九大党章对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做了错误的、不科学的论述。

1973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十大。十大党章除了对涉及到林彪的文字表述做了必要的修改，其内容和结构都保持了九大党章的原貌。正如邓小平后来说的那样：“九大、十大搞的党章，实际上不大像党章，党员有什么权利和义务，究竟怎么样才算个共产党员，不合条件怎么办，都没有规定好，需要修改。”[9]

总的来说，在““””时期召开的两次党代会及其制定的党章，是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制定出来的，完全背离了毛泽东过去几十年所坚持的正确建党思想。这就必然在全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和“左”的政治狂热，严重削弱了对党员干部进行科学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教训惨痛。

(三)十一大党章：思想建设的进步与徘徊

1977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大。十一大党章在总纲部分强调要大力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任何特权，同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做坚决的斗争;强调“党员不论何时何地都要以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党的纲领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10]。在条文部分全面规定了党员的8项义务，贯穿了理想信念教育的基本内容;在第19条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中，还明确规定了“领导党员和非党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路线的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11]的内容。这些修改无疑都是积极的和正确的。

但是十一大党章在总纲部分继续沿用了九大、十大党章关于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特别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论述;继续沿用了九大、十大党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的性质以及“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错误论述;继续沿用了九大、十大党章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错误论述等，这些又是错误的。

十一大是在毛主席去世和粉碎“_”以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召开的一次党代会。由于党的领导层还没有实现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当时还不可能一下子从“”的“左”倾路线和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中觉醒过来，更不可能系统地纠正九大、十大错误的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十一大党章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既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既体现了一种努力向前、稳定团结、共同奋斗的精神面貌，又暴露出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路线的迷信与固执。

三、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党章：不断深化对党的思想建设规律的认识

(一)十二大党章：为改革开放时期的新党章奠基

1982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大。十二大党章在加强思想建设方面的主要创新点是：第一，根据七大、八大党章的历史经验，结合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情况、新特点，系统地科学地阐述了党的性质和最高理想、奋斗目标、党的指导思想、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三项基本要求等，形成了一个内容充实的总纲;第二，对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对党员的8项义务、8项权利的表述更加严谨科学;第三，专列“党的干部”一章，明确提出了干部的6个基本条件。

十二大党章专门针对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三项基本要求，这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其中第二项要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人要永远为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要制定和实行能够体现人民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员、干部在工作中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建国以后30多年的历史一再证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搞特权搞腐化、脱离人民群众，对执政党是最大的危险。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教育全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二)十三大提出了10条党章修正案

1987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大。十三大没有制定新的党章，也没有做修改党章的报告，只是对十二大党章提出了10条修正案，涉及十二大党章中的10个条文，共计有13处增删改动。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党要经受住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提出在党的建设上，要走出一条不搞革命、而主要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这些新提法、新论断实际上充实和发展了党章总纲的内容。[12]

(三)十四大党章：对党章总纲进行重大修改，丰富和发展了思想建设的内容

1992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四大。十四大党章在思想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一是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系统概括，充分肯定了这一理论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把这个理论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二是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正式写进党章，并且表明这是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长期坚持、绝不能动摇的基本路线。三是把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命题，这对全党来说又是一次重大的思想变革，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解放思想的作用。四是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基本要求进行了重大修改。

(四)十五大党章：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1997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五大。十五大党章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邓小平理论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政治报告指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和邓小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新理论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把邓小平理论正式写在党章上，确定为党的旗帜，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是我们党在思想认识上的一次升华。在十五大党章起草过程中，江泽民就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逝世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动摇。”[13]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又明确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14]现在，邓小平理论已经成为对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思想武器。

(五)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的又一次完善

2002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六大。十六大党章最为引人瞩目的修改，是对总纲第一段(关于党的性质和最高理想、最终奋斗目标)的修改;其次是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补充和完善，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单列一段加以论述[1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其思想内涵极为丰富。邓小平理论主要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命题，它进一步深化了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把这个重要思想写进党章，有利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增进党的团结，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六)十七大党章：总结历史经验，大力倡导理想信念教育

2007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七大。十七大党章修改的主要亮点：一是在总纲第七段增写了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6]这是对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丰富和完善。二是在总纲第八段增写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17]这段文字，这是总结改革开放29年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政治结论，它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回应了党内存在的各种思想疑虑。三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总纲部分增写了第14段和第17段，同时大幅度修改了第15段和第16段。在先进 文化 建设这一段，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增强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努力使我国人民成为有理想、有纪律、有道德、有文化的人民”的重大命题。同时提出“对党员还要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18]四是在党章第三条(党员义务)增加了“学习科学发展观”和“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容。在党章第34条(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也增加了“带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的论述。[19]这实际上是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的思想道德和政绩标准。

总之，从十二大到十七大，中国共产党章程经历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这是党的历史上党章结构最稳定、体系最健全、理论创新最活跃的一个时期。党章在十二大奠定的框架结构基本保持稳定的基础上，经过五次党代会的反复修订，现在已经日臻完善，对党的思想建设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0.

[2][3][4][6][7][8][10][11]中国革命博物馆. 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8;22;33;74;177;193.

[5][12] 范平，姚桓. 中国共产党章程研究[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20;36.

[9]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75-1982)[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233.

[13][14] 李君如.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7:353;353.

[15][1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章程[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6;.

[17][18][19]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章程[Z].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6;14;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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