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两千年来，《说文解字》 是文字学上的首创之书，也是最有权威之书，它的作者许慎 的名字与他的杰作成为后人阅读古籍，探讨古代文化，研究古文必不可少的桥梁和钥匙。《说文》问世以后，很快就引起当时学者的重视，在注释经典时常常引证《说文》。 如：郑玄注三礼，应劭、晋灼注《汉书》，都曾援引《说文》以证字义。到了南北朝时代，学者们对《说文》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系统的认识。唐代科举考试规定要考《说文》。自唐代以后，一切字书、韵书及注释书中的字义训诂都依据《说文》。《说文》问世以后，研究者蜂起。清代是《说文》研究的高峰时期。清代研究《说文》的学者不下200人，其中称得上专家的有数十人之多。清代《说文》之学，可分为四类：其一，是校勘和考证工作，如严可均的《说文校议》 、钱坫的《说文解字斠诠》等；其二，对《说文》进行匡正，如孔广居的《说文疑疑》 、俞樾的《儿笘录》等；其三，对《说文》的全面研究，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 王筠的《说文句读》 ；其四，订补前人或同时代学者关于 《说文》研究的著作，如严章福的《说文校议议》、王绍兰的《说文段注订补》等。其中第三种最为重要，这四人也并称“说文四大家”。近人丁福保持以往各家研究《说文》的专著和其他论及《说文》的著述以及甲骨文、金文的材料汇集为《说文解字诂林》 ，后又搜集遗逸编为《补遗》，是该书注释的总汇。《说文》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同时，它创立了汉民族风格的语言学——文献语言学，《说文》 就是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说文》 对传统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巨大影响，后世所说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字，大体不出 《说文》所涉及的范围，而《说文》本身则形成一个专门学科。《说文》完整而系统地 保存了小篆和部分籀文，是国人认识更古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桥梁；《说文》的训 解更是国人今天注释古书、整理古籍的重要依据。所以《说文》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学术 价值和应用价值。
朱自清对说文解字的看法：朱自清在《小团圆》中写道：“文解是一位无私的老师，他不偏不倚，客观地向读者传授知识，使他们受益匪浅。”这里朱自清对文解的表扬可见一斑。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由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编著的语文工具书著作，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语文辞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典之一，被誉为“天下第一种书”。
《说文解字》原书作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北宋雍熙三年（986年）进行校勘并雕版流布，后代研究《说文》多以此版为蓝本。
内容上共十五卷，前十四卷为文字解说，第十五卷为叙目；结构上按部首编排，共分540个部首，收字9353个，另有“重文”（即异体字）1163个，共10516字。
《说文解字》作为中国最早的字典，为汉字建立了理论体系，开创了部首检字法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是科学文字学和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历代对于《说文解字》都有许多学者研究，清朝时研究最为兴盛。段玉裁、朱骏声、桂馥、王筠的注解尤备推崇，四人也获尊称为“说文四大家”。
1．研究《周易》的意义及其要领 《周易》是跟“玄学”挂钩的。这与“魏晋玄学”颇有关连。魏晋玄学的一个特点，是儒家头脑和道家头脑在相当水平上的合流，亦即论证“名教出于自然”。名教者，儒家伦理也；自然者，道家玄思也。两家头脑的这种合流是有文献依据的，这即是其时玄学家所谓的“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前两部书都是道家的，唯有《周易》向来是被视为儒家经典的：儒家以“六经”为原典，而《周易》为所谓“六经之首”。但真相上，《周易》原来并无所谓哪家的。唯其云云，先秦诸子许多都跟《周易》有所关联。 不光云云，真相上可以说：以后的一部中国头脑史，在相当水平上也是一部《周易》解释史。在汉代经学里，“易学”极为郁勃；董仲舒的哲学，所取于《周易》的观念尤为显着。接下来是魏晋玄学，已如上述。汉唐佛学也与《周易》多所关联，我们只须指出一点：般若学脱胎于玄学，这是众所周知的。至于宋明理学，其中的易学更是蔚为大宗，理学各人莫不治《易》，理学家通常同时也是易学家。直至今世所谓“新学”，《周易》仍然发挥一种基本头脑模式的作用。比喻今世新儒家鼻祖熊十力老师，便自宣称其“新唯识论”乃是“归宗大易”的。 由此看来，欲明确中国头脑文化而不知“易理”，殊不行能。那么，应该怎样研究《周易》？我想，首先要有一种准确的态度。所谓准确态度，我觉得最迫切的即是必须扫除迷信。自80年月“易经热”以来，人们对《周易》体现出几种常见的迷信： 一是“应用的”迷信。思量到《周易》这部书的“筮书”特点，这一点是尤为紧急的。研读《周易》，首先必须制止那种求神问卦、占卜休咎的想法。你读《周易》的目的要是是想从那内中、进而从“神”那里捞取什么利益，诸怎样时升官、怎样发达之类的，那我劝你赶早放下别读了，由于读了也白费。这倒不是说我们读《周易》就没有一点现实用处了，否则我们写这套书来干什么？用处也是有的，但那绝对不是什么神荒诞怪的未卜先知，而是能够为我们的现实生存提供些有益的头脑要领、处理要领罢了。 二是“科学的”迷信。现今学术界某些民心田，有一种很大的迷信，即因此为昔人比今人高明得多。在他们看来，宛如不是山公酿成了人，反却是人越来越变得像山公了。在《周易》研究方面，这种迷信的一种紧张体现是：以为《周易》比克日的科学还科学。《周易》是科学吗？我的回复是断然否认的。我们克日可以用科学的要领去研究它，但它自己并不是科学。我们用科学要领研究它，它就成为了科学的工具，正如我们用科学的要领去研究毛毛虫，毛毛虫也就成为了科学的工具。但是毛毛虫自己仍不是科学。有人以为《周易》比克日的物理学、天文学还科学，听说可以凭它发明新星！这着实是呆子说梦！就以我们所谓的易道“宽大悉备”来说，那也不外是说它属于那种比力抽象的、哲理头脑层面上的工具，而越是抽象的原理，其适用的评释涵盖面虽然也就越大，这也没有什么秘密的。着实，这恰恰说明确《周易》乃属于人类从前的一种尚未充实剖析的观念形态。 三是“历史的”迷信。《周易》内中涉及到不少历史质料，子女关于《周易》的传注也涉及许多历史质料题目。其中虽然也有可以归入“信史”的，但是绝对不行迷信。比喻《系辞下传》有一段说，历史上的许多发明都是“取诸”《周易》某某卦的，这就不能说是史实。又如传统以为，伏牺发明确八卦，文王又推演为六十四卦，又和周公一起为之系辞等等，这些也都未必可信。当年顾颉刚老师提倡“疑古”，现今李学勤老师则又提倡“走出疑古时期”，自己都是不错的，但容易被人们拿来走向极度，一“疑”就疑到了一无是处，一“走出”就走到了句句是真理。近来学界的偏向，就通常是后者。《周易》文本简直要被神化了。 在我看来，克日研究《周易》，应有三项基本使命：一因此文献考证为基础，二因此义明确释为偏向，三因此头脑转换为宗旨。这三者是相互关联的：前者是后者的工具、凭据，后者是前者的目的、目的。仅就其中的文献考证一项来说，也有三项基本使命：其一，文献的搜求，这属于目录学的领域。就克日的情况来说，尤其要细致出土文献的搜集。其二，文献的判定，这属于版本学的领域。在这方面，有大量事情须要做。其三，文献的释读，这属于考订学和训诂学的题目。只有在准确、正确释读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义理的阐释。 而我们终极极的目的，则应该是对《周易》头脑举行今世转换。普通地讲，这也即是承袭与生长、创新的关连题目。《周易》终究是昔人的头脑，要是现成地搬来用，未必适当于克日的情况，更不用说它肯定是没有到达今世头脑水平的了。但就文化的传承来说，我们又有责任使它的某些具有恒定价钱的观念、精神得以发扬光大。这就须要举行今世转换。在我看来，《周易》头脑的今世转换，必须与今世的头脑款式讨论起来，具体说来，即是必须细致与马克思主义的对接，与西方现今世头脑的对接。否则，《周易》的哲理就永世不外是博物馆内中的老骨董，只能供人观赏罢了。 着是有一部分 .... 网枝 给你...
可以写有关周易的，像周易与企业管理 周易与养生
一、当人类的智慧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而终于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在中国这片物华天宝、钟灵毓秀的神圣土地上，出现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大放异彩、各领风骚的壮丽奇观，从而为中国文化奠定了“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博大精深、影响广远的坚实底蕴。作为《周易》两大部分之一的《易传》就诞生在这一人类文明群芳争艳的伟大历史时期。而《周易》的另一组成部分，即《易经》，则在公元前11世纪左右的西周初期即已基本形成。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珍贵文化典籍，它对于在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中国文化举世惊羡的空前繁荣起了不可替代的重大历史作用。 <<周易》这部“最正确、最有体系、洵吾炎黄胄裔所堪自诩之宝典”，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被崇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中外无数往圣时贤都对它怀有一种宗教崇拜般的特殊感情，并不惜皓首穷经，把自己整个生命和全部热情都献给它。二、《周易》原为卜筮之书，但在 发展 过程中，开始具有两重作用：一是占卜，一是智慧的积累与启示，成为哲理与人生智慧的教科书。 古圣人在《易经》和《易传》中所阐述的道理，是来源於对人们生存活动的观察和归纳，是自形而下的器物层面上升到了形而上无象无物的道理境界。其形而上说教的目的则在於指导规范形而下人们的生存活动。本文把《易经》和《易传》中涉及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道理归纳作一处，加以简要的解释和刍议，进而对用易学的道理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可行性和实用价值进行了讨论。 下面，我们从《易经》和《易传》中选取有关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道理，用来阐述把“易学”应用到人们“生活”中的可行性和实用价值。 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人居天地之中，人就是“天地之心”。“为天地立心”就是立人。立人就是树立人的良好道德品质，从而生动而活泼地把握自己的生活。 三、《周易》的现代意义 当前，人类正处于新世纪之初、全球形势日益复杂的重大历史关头，我国也正面临着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机遇和严峻挑战。尤其对于处于大转型时代的中国来说，更是面临着多重历史难题：如何处理悠久沉重的历史传统与飞速发展的现代文明的关系，小农生产意识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观念的关系，加快现代化建设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推动文明的健康进步与消除文明的异化倾向的关系等。 在这种历史转折点，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并曾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国家，如何从古代文化成就中获取可资发展的原动力，便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现实课题。当今的易学热、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便是这种时代需要的反映。 我们研究《周易》的目的，也是为了向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即我们要着眼于《周易》的现代意义，尽可能从中挖掘出积极闪光的思想意蕴。 在文化发展道路上，中西方是相差甚远的：西方是以科学实证方法走上了征服自然的外在超越之路，取得了巨大的文化成就；中国则是以直觉体悟方式走了发明本心的内在超越之路，也曾创造了辉煌的华夏文明。 那么，中国是靠什么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化呢？《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大道之源”，它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生存智慧、人生哲学等，无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几乎都有明显的《周易》烙印。 具体来说，《周易》秩序谨严、生生不息的太极宇宙观，阴阳对待、物极必反的变易学说，仰观俯察、“穷理尽性”[37]的认识论，“圣人成能”、“裁成辅相”的主体性思想，顺天应人、“保合太和”的管理思想，仁义诚敬、刚柔并济的道德主张，自强不息、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参赞天地化育、德侔日月光明的超越理想，……所有这些思想内容都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生存格局、基本性格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使中国人在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领域都有非凡表现，创造出独具风采的伟大文明。 中国古老的《周易》曾经为中国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且与现代科学文化颇相契合。因此，我们相信，《周易》精湛的思想内涵，有益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益于人类的全面进步。于是，及时而准确地发掘《周易》蕴含的渊博智慧，便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周易》提出了一系列为人处世的原则，其中不少思想就是在今天依然有着指导意义。 一、处理天人关系的三大法则：识天、顺天、乐天 《周易》关于吉凶祸福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规律。 《周易》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它总是用自然现象来类比社会现象，用自然现象的己然性来论证社会现象的应然性。 这里，《周易》首先强调的是知天，即认识、掌握自然界变化的规律。 知天，这是人生的第一要则。 知天并不是目的。知天的目的是顺天。 天有它的运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要顺天，关键要抓住时机。时机抓住了，一帆风顺；时机失去了，后悔莫及。 那么，人怎么办?《周易》认为：“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关键性的地方也就那么几步，有些人善于审时度势，迅捷地捕捉住时机，一步登天，有些人则因一念之差、一步之迟而顿失时机，惜哉悲哉！古往今来，多少成败荣枯竟就在这一步之中，命乎?非也，乃时也！ 全段话前面是讲“知天”、“顺天”，后面讲到“乐天”。何谓“乐天”?乐天就是对人生抱种达观的态度，超越具体功利的审美的态度。人生之苦，大多在过于执着于功利诸如金钱、名誉、地位之类。有了这些东西缠身，人就超脱不起来了，自由不起来了，快乐不起来子。” 人在世界上不能做到事事都如意乙一方面人应该努力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不要把一次的成败、一事的成败看得过重。如若自己的理想、愿望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未能达到，也不应因此而颓废。就算这种不成功是“天意”吧，也应对“天”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人生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难道除了不断地办事业就投有别的吗?人当然第一要义是谋生，但最高境界却是“乐生”。 乐天知命除了表现为对功名利禄的一种达观态度外，还往往表现为与大自然建立一种和谐关系。徜徉山水，寄情自然，忘形骸于天地之外，这实是人生一大乐趣。 《周易》“乐天”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影响甚大。陶渊明、李白就是两位最着名的代表。 二、处理人际关系的三大法宝，守正中孚尚和 天人关系虽然是《周易》哲学的主题，但《周易》探讨天人关系目的还是为人处世建立原则。《周易》于这方面的讨论是宏观的，而于人际关系的讨论是微观的。 《周易》认为，人之处世，第一要义是要找到自己应处的位置。 “守正”这是《周易》推崇的为人处世的第一法宝。按照《周易》的观点，天地万物各有其位，人不例外。每个人都应在世界上找准自己应处的位置，如若这样，世界就是有序的了，就不会有祸乱产生了。 《周易》推崇的处世法宝第二当是“中孚”。“孚”，诚信的意思，“中”，在这里表示出自内心的意思。 前面我们谈到，《周易》的哲学是主体论哲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周易》谈主观能动性包含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诸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个是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要“和同于人”富以其邻”。 第一、如果缺乏诚信，就会出现思想隔阂，就会产生纷争。比如讼卦，卦辞就说，“讼，有孚窒惕”。就是说：为什么会去打官司呢？是因为彼此的诚信被窒塞了，这话说得很对。人与人之间，难免不发生利害冲突，但如果能开诚布公，相互谦让，至少不会闹到非公堂上相见不可。 第三，诚信比物资重要。 第四，诚信也要落实在帮助人上。讲诚信不能只是口里说说，而要落实在行动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在帮助人的具体行动上。 第五，只要处处以诚信待人，广施恩惠，其实是不必去问吉凶祸福的。益卦九五爻辞说得很清楚：“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周易》关于“孚”的思想后来为儒家大加发展，提出“立诚”这一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上起了重要作用。 《周易》推崇的处世第三法宝是“和”。 “和”在《周易》中是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和”与“中”常常联：在一起，号称“中和”。“中”要求做事不走极端，要适度，“和”则要求与他人关系要谐调，要顺畅。“中’是讲个体所处的位置，“和”则是讲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和”往往以“中”为前提，“中”往往以“和”为归宿。“和”的思想体现在《周易》的整个体系之中，而整个《周易》体系就是一个生命通达、循环不息的和顺的整体。 阴阳和顺是{周易》尚和思想的精髓。阴阳和顺指的是性质相对或相反的事物的交流、沟通与统一。 守正，中孚，尚和－－这是《周易》作者从其对生活的深刻体察中所总结出来的处理人事关系的三个基本法则。 三、处理一切事务的三大要义：果决、审慎、适变 虽说《周易》谈自强不息，谈果决很多，但给我们印象更深的，还是警惧、审慎。它不乏青壮年进取的气概，但更多的我认为倒是老年人的忧患和智慧。 《周易》名之为“易”。易的解释很多，但“易”最基本的意义——“变易”，恐怕要肯定下来。《周易》不论从它的内容还是从它的形式来看；它都是讲变化的书，讲宇宙自然怎么变，人类社会怎么变。讲这些变，落脚点还是人应该怎样在这种变化韵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 “适变”是《周易》谆谆告诫人们的第三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法则。 适变的前提是知变；也就是说要知道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变。化韵原因、规律。关于这《周易》谈得最多。 《周易》认为，事物发展是经过了一个由渐变到突变、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的。当事物发展到了它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它就要发生突变，向另一个方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即《系辞·下传》所说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周易》虽然认为宇宙万物的变化有自己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周易》并不认为人在规律面前是完全无能的，它强调人可以认识、掌握这种变化的规律，以变应变，唯变所适。这就非常了不起。 承认规律可以认识，可以掌握，这就无异于说，人可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整个《周易》讲的就是人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 《周易》中占筮的形式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的人生哲理。从本质上采看，《周易》是一部哲学着作，是一把握人生的金钥匙。{周易》最大的可贵就在于它不仅揭示客观世界变化的规律，而且告诉人们如何去认识、掌握这些规律，从而尽可能地去争取更好的结局，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变与适变是《周易》的全部宗旨。
可到以下网站：知网，万方，维普
新意这个东西很难说，你们老师觉得有新意的题目，或许两三年前别的老师就研究过了，只是他不知道而已。可以尝试一下：选一个部首比如女，从女的字很多，那么这些字（汉字）都反映了古人对女人的什么态度（文化），很典型的汉字反映文化的例子。从女的字有很多是姓氏，反映了远古母系氏族观念的留存。还有些从女的字表示地位低贱之意（如奴、婢），反映的是男尊女卑的思想。还有奸，本义指奸诈，和女人没有关系，但造字时却用女做偏旁，是不是可能有歪曲女性形象的意味在里面？当然也可以选其他部首，如玉部啊，探讨玉文化。如牛部啊，探讨畜牧文化。
一、文字部分 《说文》部首的文化学研究（贝部研究、女部、玉部） 《说文》部首研究 《说文》省声研究 《说文》中农业文化探讨 《说文》重文研究 《说文解字》“女”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尸”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心”部字研究 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对汉字性质的认识 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汉字的结构（论汉字的结构规律或者论汉字的结构类型等） 汉字的形体演变（汉字形体演变中的文化探讨，汉字形体演变的原因探讨等） 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会意兼形声问题探讨 假借字与通假字 古今字和异体字 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六书性质特点（六书文化探讨、从六书的演变看汉字的造字法等等） 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论汉字的性质 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浅论《说文解字》一书的历史价值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试论词义引申的规律与方式 说会意 说假借 探求本义的方法种种 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形声字起源试论 形声字声符说略 形声字义符说略 许慎六书说论评 义符表义与声符表义异同论 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二、词汇研究 《论语》（某个或某些）代词研究 《论语》常用词汇研究 《孟子》（某个或某些）语气词研究 《世说新语》第二人称代词研究 《儒林外史》某类虚词研究。 《诗经》叠音词研究 《诗经》连绵词研究 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词义引申的原则和方法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词义引申的分析 对词义转移的分类考察 对确认古汉语中词的同义关系（或其他关系）的看法 古今词义变化(现象\原因\规律) 同义词和同源词浅说 先秦偏义复词研究 先秦同义复词研究（《左传》、《论衡》、《墨子》等） 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专书的词汇研究 汉语词汇双音化动因研究 三、语法部分 “是”的用法及其发展 《韩非子》中的被动句 《老子》（某种）句型研究 《论语》句法研究（判断句研究、祈使句研究、疑问句研究） 《孟子》中的“其”字 《孟子》中的“之”字 《史记》（某种）固定结构研究 《荀子》副词研究 《战国策》中的“是”字 《左传》“焉”字研究 《左传》“之”字研究 《左传》被动句研究 《左传》判断句研究 《左传》祈使句研究 《左传》疑问句研究 《左传》中语气词“也” 被”字的词义演变 词类活用问题探讨(起源\新说\评价) 从《韩非子》看先秦的副词 从《庄子》看先秦的宾语前置句 从唐宋元明清的白话作品切入考察近代汉语语法的有关问题 古代汉语“把”字句研究 古代汉语“所”字结构（或“者”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之”字结构（或“其”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处置式考察 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综述 古代汉语词序研究 古代汉语单句（或复句）研究 古代汉语活用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兼语式研究 古代汉语介词（或连词）研究 古代汉语连动式研究 古代汉语判断句研究 古代汉语省略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使成式考察 古代汉语双宾语考察 古代汉语重叠词研究 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近代汉语代词研究 近代汉语量词研究 秦双宾语句的类型 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唐诗句法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之”字探源 专书的语法研究 四、音韵研究 专书的用韵研究 学习音韵学的心得体会 陶渊明用韵研究 论音韵学在古籍阅读中的作用 联系古音考察现代汉语方音问题 汉语语音演变规律考察 联系汉语语音史研究现代汉语语音规范方面的有关问题 古代韵文用韵考察 五、方言研究 方言词汇研究 方言语法研究 方言音系研究 方言保存的古代汉语特殊成分 六、训诂学研究 标点研究 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试论“据文证义”的训诂方法 试论“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 校勘研究 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注释研究 反训研究 七、修辞研究 《左传》的外交辞令研究 杜甫诗文修辞研究 以义为单位，给一部先秦文献（或其中的一部分）作词表 《红楼梦》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左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水浒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古今修辞方式的比较 《孟子》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策》外交辞令研究 八、其他相关研究 辞典学理论研究 中学文言教学研究 《说文》释义方式研究 古代汉语字词典释义辨正 总之选题尽量对专书、专人进行词汇、语音、语法研究。
许慎“六书”理论是对汉字如何记录汉语的一种总结，不仅仅是造字方法。“六书”的前四种为造字法，后两种为用字法，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四体二用”。前四种造字法中其中“象形”是基础，其他三种都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增添符号或组合形成新的字形。“二用”即“转注”与“假借”是用字法。学者在“二用”方面争论颇多。（可去图书馆找相关资料，充充电。）我的理解是：“二用”就是不增加汉字的总量，扩大汉字的使用功能。“转注”通过改变汉字的某部分产生新字体，新产生的字体与原来的字体意义之间有联系，比如像许慎所举的例子就是“考，老也”。而假借更是一种扩大汉字用途的一种方法。汉字是表意文字（前面四种造字法造出的汉字都与意义关联），当语言中某些词无法直接通过字形表示出来的时候，就借用同音的现有的汉字记录这个词。比如“莫”小篆字形是日落草中，即太阳落到草中了，表示傍晚的“暮”。语言中还有一个表示“不要”意思的词与之同音，我们就借用了它的同音词“莫”表示“不要”的意思。也就是说“莫”一个字形实际上记录了声音相同，意义毫无关系的两个词。即借了表日落的“莫”字形，记录了表示“不要”的副词。未造新字形但通过同音借形却完成了记录语言的需要。许慎探求字的本义主要通过字形解释。当然是通过对小篆字形的解释字的本义的，即造字本义，有些是对的，后代文献中可以找到用例，但也有不少牵强附会的地方。许慎的时代没见到甲骨文，他见到的字形很多已不是最初的字形，仅依据小篆字形来解释本义，有些解释是有问题的，再比如《说文解字》中有一些用汉代的谶纬之学来解释字的本义，这些都是不可取的。但许慎为我们保存了最早的成系统的小篆字形，做出的许多解释都是正确的，我们不能苛求前人。要想真正了解《说文解字》还是需要认真读原著的。后来许多人研究说文，有关说文的论文更是汗牛充屋。仅仅为交作业，去期刊网一查，会搜到很多。我只谈了点皮毛，仅供参考。
看看（食品与营养科学）吧
两千年来，《说文解字》 是文字学上的首创之书，也是最有权威之书，它的作者许慎 的名字与他的杰作成为后人阅读古籍，探讨古代文化，研究古文必不可少的桥梁和钥匙。《说文》问世以后，很快就引起当时学者的重视，在注释经典时常常引证《说文》。 如：郑玄注三礼，应劭、晋灼注《汉书》，都曾援引《说文》以证字义。到了南北朝时代，学者们对《说文》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系统的认识。唐代科举考试规定要考《说文》。自唐代以后，一切字书、韵书及注释书中的字义训诂都依据《说文》。《说文》问世以后，研究者蜂起。清代是《说文》研究的高峰时期。清代研究《说文》的学者不下200人，其中称得上专家的有数十人之多。清代《说文》之学，可分为四类：其一，是校勘和考证工作，如严可均的《说文校议》 、钱坫的《说文解字斠诠》等；其二，对《说文》进行匡正，如孔广居的《说文疑疑》 、俞樾的《儿笘录》等；其三，对《说文》的全面研究，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 王筠的《说文句读》 ；其四，订补前人或同时代学者关于 《说文》研究的著作，如严章福的《说文校议议》、王绍兰的《说文段注订补》等。其中第三种最为重要，这四人也并称“说文四大家”。近人丁福保持以往各家研究《说文》的专著和其他论及《说文》的著述以及甲骨文、金文的材料汇集为《说文解字诂林》 ，后又搜集遗逸编为《补遗》，是该书注释的总汇。《说文》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同时，它创立了汉民族风格的语言学——文献语言学，《说文》 就是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说文》 对传统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巨大影响，后世所说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字，大体不出 《说文》所涉及的范围，而《说文》本身则形成一个专门学科。《说文》完整而系统地 保存了小篆和部分籀文，是国人认识更古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桥梁；《说文》的训 解更是国人今天注释古书、整理古籍的重要依据。所以《说文》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学术 价值和应用价值。
饮食文化论文人生在世，吃穿二事，很早我们就知道了这句话。人虽然作为高级动物，但仍需要与普通动物一样：“吃”。所以，零零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美食也孕育而生，从古至今，长盛不衰。饮食行业也成为三百六十行常展长新的行当，而饮食业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说的更直接些就是一种“吃”的文化。中国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中国有着灿烂丰富、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中国人注重“天人合一”，中餐以食表意、以物传情的特点。所以也就使得中国传统的饮食美食都“食出有门”如中华饮食文化理论奠基人??孔子的《论语》中就有关于饮食“二不厌、三适度、十不食”的论述。直至两千年后的今日，仍具有极高的理论指导性。中华茶道始主??陆羽认为茶道在中华饮食文化中的地位几乎与酒等量齐观，他曾遍访名茶产区荐评品第，又精研泉水，次第品级。中华食文化之圣??袁枚其《随园食单》经历五十年才写成，成为中华饮食史上光前裕后之作，也有中华饮食文化“食经”的美誉。还有以味道治国的大臣??伊尹将饮食的“色、香、味、形”与治国相融合，所以就有了 “治国若烹小鲜”之说。由此，这就形成了我们传统的饮食有“四重”的特点：1、重食：古人就有：“民以食为天”之说，见面常问“吃过没有？”足见饮食文化的地位。2、重养：以“五谷”养“六脏”，饮食中重视人体养生保健。3、重味：中华饮食最注意食物的味，讲究“色、香、味、型”。各种味道差异构成各种菜系的基础。4、重理：注意各种食物的搭配，以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等阴阳调和之理性认识指导烹饪。正是由于中华饮食讲究料、作、食等等的精细，内容丰富且博大精深，民族特色鲜明，既兼容又特别，从古到今，历代相传又推陈出新。不同的饮食习惯造就了不同的饮食文化。中国人大而全的一贯作风，吃饭时自然是七大盘、八大碗，一是显示了富足，二是摆足了排场；近而各地比吃、全国争雄，最终形成了八大菜系，也就是吃方面八个不同的“高手”；说得虽有些低俗，但还是很能传情达意的。因此，中华饮食文化就其深层内涵，可以简单概括成八个字：精致、悦目、坠情、礼数。这八个字，反映了饮食活动过程中饮食品质、审美体验、情感活动、社会功能等所包含的独特文化意蕴，也反映了饮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精致；我们在得意时都喜欢在酒馆、餐厅里点几个精致小菜，或自己做几个精致小菜来犒赏自己与亲戚友人，而这时就需要吃出一种气氛、品位甚至是文化来。饮食既然作为一种文化，一种“吃”的文化，精品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地渗透、贯彻到整个饮食活动过程中。选料、烹调、配伍乃至饮食环境，都体现着 “精致”。尤其是现在非常注重个人身体保健的现代社会，更是要求我们的饮食向精致化发展，使饮食中融入文化，透出文化，从而“吃”出文化来，避免和摒弃那种“过之屠门而大嚼”不雅行为和有损健康的不良习惯。悦目；这是将“吃”的文化与内涵进行升华的高级阶段，体现了饮食文化的审美特征。中华饮食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美，它令食者有“三月不知肉味”的同时，更令人拍案叫绝和赏心悦目。这种悦目，是指中国饮食活动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是指它给人们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首先是味道美。孙中山先生讲“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将对“味”的审美视作烹调的第一要义。令人悦目的美味佳肴作为饮食文化的一个基本内涵，它是中华饮食的魅力之所在，悦目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坠情；这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社会心理功能的概括。因为菜系和饮食中蕴藏着各种感情在其中。做的人付出心血和真情用心去做，而吃者更是品味到自己喜欢的饮食则抱着的是一种感激与赞赏。吃吃喝喝，不能简单视之，它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社交活动。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可以做生意、交流信息、采访。朋友离合，送往迎来，人们都习惯于在饭桌上表达惜别或欢迎的心情，感情上的风波，人们也往往借酒菜平息。这是饮食活动对于社会心理的调节功能。过去的茶馆，大家坐下来喝茶、听书、摆龙门阵或者发泄对朝廷的不满，实在是一种极好的心理按摩。中华饮食之所以具有“抒情”功能，是因为“饮德食和、万邦同乐”的哲学思想和由此而出现的具有民族特点的饮食方式。对于饮食活动中的情感文化，有个引导和提升品位的问题。我们要提倡健康优美、奋发向上的文化情调，追求一种高尚的情操。礼数；是指饮食活动的礼仪性。中国是礼仪之邦，而这种礼仪与礼数也渗透到了饮食当中。而饮食讲究“礼数”，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生老病死、送往迎来、祭神敬祖都是礼。《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数”中也讲究着一种秩序和规范，比如在重要场合坐席的方向、箸匙的排列、上菜的次序、有些菜的象征、来历等等都体现着“礼数”。我们谈“礼数”，更应把它理解成一种精神，一种内在的伦理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中，从而构成中国饮食文明的逻辑起点。饮食中的精致、悦目、坠情、礼数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基本内涵，换言之，这四个方面有机地构成了中华饮食文化这个整体概念。但是，它们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四者环环相生、完美统一，便形成中华饮食文化的最高境界。而中华饮食也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用嘴“吃”出来了一种文化，一种浓厚的中华饮食文化，这种文化已经得以前仆后继的不断弘扬，已经影响到了我们自己和身边，影响到了全世界的饮食行业。
关于汉字文化的书你可以试下（现代语言学），之后，你自己多看看多写写，这毕竟是你要写的论文，自己写肯定百利无一害的~~
三、名名是每个人的代号。姓氏是公共的，名是个人的。历朝历代的命名习惯，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意识形态。由于人们所属的民族、社会、历史、宗教信仰、道德传统及文化修养的不同，其命名习惯也很不相同。“名”的产生也是在氏族社会时期，同时也是人的个体意识逐渐觉醒的必然结果。《说文》对名这样解释：“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意为，黄昏后，天暗黑不能相认识，各以代号称。这便是名的由来。这多少有些传说意味。人们发现使用“名”的便利性，便逐渐通行起来，使得人皆有名，并对命“名”讲究起来。实际上，名的出现是私有制经济出现后的必然产物。古时天下为公，一个部落一个名号，黄帝、炎帝、共工、蚩尤都是部落名。据《周礼》“婚生三月而加名”，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取名，我们现在所看见最早的名是商代人的名。当时的习惯，崇尚以天干为名。也往往以其生日干支来命名，主要以天干命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天干）。如太乙，成汤（天乙），太丁，盘庚，帝辛（纣）外丙、仲壬、太甲……武丁（盘庚曾孙）。陈梦家《殷商卜辞综述》认为：太康（即大庚），仲康（中庚），少康（少庚）等。周代以后对命名有所讲究。春秋鲁桓公六年（705）鲁桓公问命名应遵守的礼节时，大夫申提出“信”“义”“象”“假”“类”五条（“五则”）。到战国时，很多贵族通过占卜来给自己的儿子命名，如屈原（皇揽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随着儒学的兴起，对起名的讲究越来越复杂，成书于战国年间的《周礼》中对命名除了前面提的主要注意的五条之外，还规定了“六不”。即（1）不以国（2）不以官（3）不以山川（4）不以隐疾（5）不以畜牲（6）不以器币。秦汉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加强，在命名方面除了对“五类”、“六不”同样讲究外，还对一些寓含王霸意义的字眼如龙、天、君、王、帝、上、圣、皇等字禁止使用。有些朝代不禁。魏晋以后，一代代的学风、思潮、单从命名方面即能看出一些。如魏晋南北朝人自命清高，玄学盛行，起名讲究高雅。如盛行以“之”命名，如王羲之子献之，孙静之、桢之。画家顾恺之，将军刘牢之，科学家祖冲之，史学家裴松之，文学家颜延之，杨衔之等。南北朝佛教盛行，取佛僧名成了时髦。一时间，僧佑、僧护、僧智、梵童、摩诃之名比比皆是。据正史载，南北朝带僧字的名有122人，昙者39人，佛者24人。唐宋时，道炽一时，僧也极红。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命名成了时尚。如朱熹（火），父名松（木），儿名（土），孙名钜、钩、鉴、铎（金），曾孙名渊、泠、潜、济、浚、澄（水），刚好是五行一个循环。周秦两汉单名多于双名。有些双名也是单名，如晋介之推，虞宫之奇，郑烛之武，佚之狐，之为虚字，不算。还有一个“不”字，韩申不害，楚萧不疑，赵国赵不倦，汉代程不识，不危、不惑等皆如此。另外，汉人取名：（1）尚英武，雄浑劲健。像胜、武、勇、超、猛、固、彪、举等这很常用。（2）见贤思齐、追慕圣人。如张禹，赵禹、邓禹、陶汤、张汤、赵汤、周昌、王昌、张尧、黄舜等就体现这一特色。（3）求长生长寿。如万年、延寿、寿王、千秋、去病、去疾、彭祖、彭生等名常见。王莽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春秋》“讥二名”，《公羊传》：“二名非礼也”，可能单名多于双名的原因。西汉15帝，二人复名；东汉13帝全单名。西汉至东晋，54帝，4个复名，单名94%，东汉以后，尤其两晋南北朝，佛道盛行，一时间佛名盛行：金刚、力士、文殊、目连、药王、般若、三宝随处可见，以带佛气。僧、佛、摩、梵、昙，直取佛名也很多。唐宋后，取复名多起来，皇帝除外，因单名易于避讳。另外，唐人追求雅，以文、德、儒、元、雅、士等字命名很流行。五代时，因《尚书·太甲上》有“旁求俊彦”《伪孔传》有“美士曰彦”。故而，据正史载，五代共有87人以“彦”字命名。元代人以取蒙文名为时尚。元末，张士诚原名九四，“士诚”之名乃一文人所取，是在取笑他，他还不知，典出《孟子》：“士，诚小人也”之句。宋以后，尤其明清，字辈谱命名法最盛行。至今，从农村族谱中可看出这一现象。其字当然是些寓意吉利的字，如文武，富贵、昭庆、德祥、龙凤、昌盛等。明清以族谱命名为特征，影响很大。1744，乾隆为孔子后裔定了三十个字为：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垂维佑钦绍念显扬1920年，孔令贴又在这30个字后续了二十个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清满贵族则喜欢用安、福、永、泰、保全、常荣、桂祥等吉利字命名。而民间命名习惯约有以下数种：①节令法：以生时节令，花卉为名，春花、梅、桃、李，夏雨、秋实、秋雨、秋艳、冬晓、冬梅、腊梅等。②地名法：纪念孩子的出生地，如杭生、浙生、沪生、渝生、杭宁。③盼子盼财法：如来娣、根娣、玲娣、招娣、延娣、来宝、来发。④动物法：阿牛、阿鼠、小鱼、小狗、小龙、阿龙、小骏（马）、小凤、凤儿。⑤体重法：九斤老太、九斤姑娘（加护身符的重量）。⑥性变法：女当男养，亚男、冠男、家骏、家雄；男当女养，新妹、宝姬、秋月等。⑦排行法：大牛、二牛、三小、小牛，大囡、二囡、三囡；根大、根亮（两）、根山（三）；张益（一）张耳（二）张山散（三）等。⑧五行法：如前述朱熹一家祖孙五代。⑨综合的，如润土（节令加五行）。民国年间尚洋名：玛丽、海伦、彼德、约翰、汤姆很多。文革间尚红、建、卫、忠、青等字。现在的趋向：朦胧、洋名、多字名。古代的女子有姓无名，在家只有小名、乳名，对外则称某某氏。四、字“字”只是限于古代有身份的人。《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十五笄而字”，就是说不管男女，只有到了成年才取字，取字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尊重他，供他人称呼。一般人尤其是同辈和属下只许称尊长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古人命字方法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种：①同义反复。如屈原名平，字原，广平为原。孔子学生宰予，字子我，季路字子由，颜回字子渊，诸葛亮字孔明，陶渊明字元亮、周瑜字公瑾，诸葛瑾字子瑜，文天祥字景瑞，都属此类。②反义相对。晋大夫赵衰（减少意）字子馀（增多）。曾点（小黑也）字子晳，色白也。唐王绩字无功，朱熹（火亮）字元晦，元赵孟睿ǜ ┳肿影海 淌庾滞 濉?③连义推想。赵云字子龙（云从龙）；晁补之，字无咎；苏轼，字子瞻（《左传僖28年》：“君冯轼而观之”）；岳飞字鹏举。从以上三类可以看出，字与名有密切关系，字往往是名的补充或解释，这叫“名字相应”，互为表里，故字又称作“表字”。这三种是主要的，另外还有以干支五行命字，以排行命字，或者字行加排行，字后加父（甫）的情况一般也归入字的范围。命字方面与命名同样，有着时代气息，一个总的趋向是美词化和尊老化，在尊老化方面更加显。唐宋以后，由于理学加强，一些繁文褥节越来越多，读书人之间在称呼上也大做文章，称字，是为了表尊敬，但时间长了之后，渐感称字还不够恭敬，于是又有了比字更表恭敬的号。
你好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语言文化热的影响下，汉字文化研究逐渐形成一股热潮，一批中青年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表现出对汉字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容否认，这些研究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其中多数是对某些个体字符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孤立描写，一些著作在具体操作时还经常出现种种失误，缺乏必要的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还十分贫乏，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汉字与文化关系的解说、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等，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因而，迅速进行理论建设，是当前汉字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五、号号也叫别称、别字、别号。《周礼·春官·大祝》：“号为尊其名更美称焉”。名、字是由尊长代取，而号则不同，号初为自取，称自号；后来，才有别人送上的称号，称尊号、雅号等。号起源很早，但直至六朝时期还不流行，葛洪、陶潜有号，当时多数人没有。到唐宋间才特别盛行起来，原因有二：1、伦理道德加强，2、文学发达，文人讲究文雅。至明清，由于文人范围扩大，加上帝王提倡，更加盛行起来。纵观古人命号特点，我们也可以概括为几条。自号一般都有寓意在内。1、或以居住地环境自号：如陶潜，自号五柳先生。李白自幼生活在四川青莲乡，故自号青莲居士。苏轼，自号东坡居士。陆游，号龟堂。辛弃疾号称稼轩居士。明武宗朱厚照自号锦堂老人，明世宗朱厚璁自号天池钓叟，明神宗朱翊自号禹斋。乾隆晚年自号十全老人、古稀天子。咸丰（奕）自号且乐道人。2、或以旨趣抱负自号：杜甫，自号少陵野老，“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一老翁”——“六一居士”是欧阳修晚年的自号。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金心农自号出家庵粥饭僧，都体现了个人的旨趣。3、有些人还以生辰年龄、文学意境、形貌特征，甚至惊人之语自号。辛弃疾自号六十一上人，赵孟罴滓 晟 院偶滓 耍辉 Ｔ 遥 院派凶笊 鞔 Ｔ拭髯院抛Ｖχ干 笤诿窦溲荼涑勺Ｖ 健Ｖ熳穑 院畔ρ舴疾荽迓洌 埔 院沤 系谝环缌鞑抛樱 站人禄橐霭钢髡摺Ｐ焓髫В 院呕盥疋值廊恕?别人赠号主要有三种情况：1、以其轶事特征为号。如李白，人称谪仙人。宋代贺铸因写了“一川烟柳、梅子黄时雨”的好词句，人称贺梅子。张先因写了“云破月来花弄影”，“浮萍断处见山影”，“隔墙送过秋千影”三句带“影”字的好诗，人称“张三影”。类似例子再如：山抹微云秦学士——秦观“满庭芳”词“山抹微云，天连衰草”露花倒影柳屯田——柳永，《破阵子》词中有“露花倒影”句。张孤雁——张炎《解连环·孤雁》红杏尚书——宋祁（工部尚书）《木兰花》“绿杨烟外晓春寒，红杏枝头春意闹”。现当代作家的笔名、艺名也可算入号的范畴，有的是自号，有的是赠号。郭沫若（笔名）原名开贞，巴金、夏衍、冰心全是笔名（自号），而非原名。艺号（赠号）：张英杰——盖叫天，牛俊国——牛得草，荀慧生——白牡丹，李慧敏——白玉霜，毛稚黄——毛三瘦。2、以官职、任所或出生地为号。王安石称王临川；杜工部（杜甫），贾长沙（贾谊）；王右军（王羲之）；汤显祖称汤临川；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称康南海；孔融，曾任北海太守，人称孔北海；顾炎武，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人称顾亭林。清代民谣“宰相合肥天下瘦”说的是李鸿章（合肥人），“司农常熟世间芜”说的是翁同和为常熟人，时任户部尚书。3、以封爵、谥号为号诸葛亮封武乡侯，人称武侯；司马光，封温国公，岳飞，谥号武穆。宋以后，文人之间大多以号相称，以至造成众号行世，他们的字名反被冷疏的情况。苏轼一生有14类38个名号，鲁迅先生一生（1881—1936）57岁，共用过140多个名号（主要是笔名）。鲁迅原名周樟树，字豫才，改名树人。1898年，第一次用笔名，戛剑生、树人。1818年，《狂人日记》发表时，始用鲁迅笔名。三十年代后更多，最多的为1933年26个和1934年41个。这两年也是他的创作高峰，作品最多的时期。由于号可自取和赠送，因此具有自由性和可变性。以至许多文人，有很多别号，多的可达几十个，上百个，“别号太多，反成搅乱”（郑板桥集题画。靳秋四索画），所以近代以后，尤其建国以来，文人用号之风大减，不少人发表作品不用笔名，就用真名。少数文人存有别号，多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就出名的文人。如鲁迅曾自号书斋，绿林书室，且介亭；王力自号龙虫并雕斋；姚雪垠，无止境斋；叶圣陶未厌居，俞平柏古槐书屋，此可谓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