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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前身 前几期叫青年杂志 后来叫新青年
中国青年报》是中国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杂志是中国共青团中央机关杂志。二者同属团中央机关，但一个是报纸，一个是杂志，是不一样的。报纸有报纸的编辑和发行部门，杂志有杂志的，完全是两套人马，所以会出现不同的地址，这是正常的。《中国青年》多侧重于人物报道，而《中国青年报》较为综合。《中国青年》主办单位：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编辑出版：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2-9532，国内统一刊号CN11-1001/C；邮发代号2-39；国外发行代号：SM8。《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地址：北京市东直门海运仓2号。发行部热线传真：010-64098373，邮编：100702。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
标志是1915年《新青年》的创办
不是
无论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还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大家都无一例外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重要时段来考察。而要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谁也不能忽略《新青年》这个杂志。这个杂志的出现及其所凝聚的力量、所产生的影响，都太大太重要了。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光芒四射的一页，对此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新青年》创刊的背景 《新青年》的创刊，最大动因是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势力倒行逆施，导致政局混乱、民怨沸腾，让人们普遍感到失望。先进知识分子于混乱与苦闷中力图为国家、民族寻找到一个新的出路。 辛亥革命的主动力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其领导的武装起义严重打击了清朝统治力量。但清室退位后，全国政权却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势力手中。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先是取消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资格，紧接着就解散国会，把立宪派也踢到一边。表面上，袁世凯似乎使天下“定于一”了，实际上他的有效统治只限于北方数省。革命党与立宪派分别在南方数省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但真正拥有权力的，除了袁世凯的势力，是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政客。 承清末数十年腐败政治，加以数年革命与动乱，人民早已穷蹙不堪。当时的中国外债累累、外患频频，内战不断、灾荒连年。于是，变乱迭出，土匪遍地，民不聊生。 身历清末民初革命、改革与动乱的梁启超有一段话，最能表明当时人们的失望心理。他说：“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一空而无复余。惩守旧而谈变法也，而变法之效则既若彼；惩专制而倡立宪也，而立宪之效则既若彼。曰君主为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过若彼；曰乱党为之梗也，乱党平矣，而其效不过若彼。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倡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他形容当时社会之险象“譬犹悬千石之钟于坏宇，而恃一发以系之，旁无化身，而后无替人，天下险象孰过于是”。可以说，当时一些人心理上都以为中国必亡。 另一位身历当时种种艰难困苦的陈独秀也说：“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 在这种状况下，先进知识分子们秉承中国历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苦苦寻觅国家和民族的出路。《新青年》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创办起来的。 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 陈独秀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特别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人。他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党人，但却不曾参加过同盟会。“二次革命”后，他就想到要办杂志，从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入手，为国家和民族寻找走出愚昧、穷困、动乱并朝向长期发展的道路。他到上海，对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说想要办一个杂志，“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他创办《青年杂志》的最初动机。 为什么以“青年”为刊物的名号呢？这是因为，当时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都认为，中国社会积腐太深，中年以上的人大抵都为旧污所染、旧习所困，唯有青年是国家和民族一线生机所系。李大钊说：“国中分子，昏梦罔觉者去其泰半，其余丧心溃气者又泰半。”希望只能寄托于青年。陈独秀认为，当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所以他说：“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就连梁启超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对青年学生们说，“以诸君一己之命运，即吾中国之命运也。我辈年已老大，对于国家已负莫大之罪孽。国家之所由致此者，皆吾辈中年人之责也。而吾国将来唯一之希望，即未来之学生，即今日在座诸君是也。”他断定“吾国处飘摇欲倒之境，所恃者厥为青年。” 陈独秀等人都认为，创造一个新国家，求得真共和，只有把希望寄托于青年。所以，他们的杂志主要是面对青年说话。其创刊号所登的《社告》第一条即明言：“国势凌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而这一期上的重头文章，就有陈独秀的《敬告青年》、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汪叔潜所写的《新旧问题》，实际上也是向青年说话，文章最后一语即请“吾社会未来之主人翁”对新旧问题要“急择所趣舍”。陈独秀翻译的《妇人观》，无疑也是对青年女子说话。此外，还有自署“一青年”翻译的美国人的《青年论》。 我们从《青年杂志》和后来改名《新青年》的“通讯”专栏内容中也可以看出，对这个刊物感兴趣的、作出回应的恰恰主要是青年人。他们有问求学门径的，有希望介绍新书的，还有讨论卫生问题、女子问题、文学问题、统一国语问题、政党问题、国体问题、对孔子的态度问题等等的。 《青年杂志》出版后很受青年人的欢迎，第一卷第二号已登出在全国各地有代派处76处。据当时的亚东图书馆编辑汪原放回忆，《青年杂志》初办时每期只印千余册，后来增加到一万五六千册。这一万五六千册的数字，应该是到五四前后的时候了。但从第二卷改称《新青年》后，发行量应有较大增长。《青年杂志》改称《新青年》，原属偶然。负责印行《青年杂志》的群益书社受到了教会方面的压力。教会方面借口教会办有《上海青年》，反对他们用“青年”的名号。群益经理人遂提议改名《新青年》。没想到，这恰好正中陈独秀及其朋友们的下怀。《新青年》带动了受新思想、新观念影响的一代新青年出现。 个性主义和世界化 《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是用什么样的新思想、新观念熏陶出来、鼓动起来一代新青年的呢？ 多年来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一致认为，《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所倡导的新思想、新观念最主要的是科学与民主。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科学与民主作为一种观念在清末已经比较普遍流传，只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这两个概念变得充实和深刻得多了。如果仔细考察《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所着力倡导并加以深刻论述和身体力行的，我觉得还可以有更具涵盖力、也更容易与清末以来先进知识分子们所大力宣扬的东西有所区别的说法。这个说法，可以用个性主义和世界化来概括。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所发《敬告青年》一文，实际上相当于发刊词。他提出六条倡议：“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里的第二、第三条即“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和“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基本上是进化主义观念，在清末已经相当流行。第五条“实利的而非虚文的”与嘉道时期以来的经世致用思想显然有相承的关系。第六条“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上面已说过。第一条“自主的而非奴隶的”，陈独秀所表达的是个人主义的精义。因个人主义在汉语文献中经常被扭曲，故《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作者们更多地使用个性主义的提法。这种个性主义观念，清末虽有梁启超宣传过，但不曾普及。《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作者们把个性主义看成是青年们能否觉醒、民主制度能否在中国得到落实的最大关键。第四条“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应当说是比较新鲜的提法，而且它可以涵盖更多东西，其基本要义是开放的观念。个性主义追求的是人的解放，主要是个人的解放和个人创造精神、创造力的解放。世界化追求的则是与世界文化的充分互动。人家有好的东西，我尽量地学习借鉴；我们自己有好的东西，则要尽量地介绍给别人，完全打破“夷夏之防”，消除“中西文化”的困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解放自己每一个成员的创造力，又能够轻松地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文化，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其进步与发展呢？可以说，这就是当年陈独秀他们及其所呼唤的新青年们热烈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们要传递给全体中国人的主要的新思想、新观念。
标志是1915年《新青年》的创办
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
同意
该刊创始人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对中国时局进行了思考，认为政治革命没有作用，而“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民国四年（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回上海后，便开始准备筹备《青年杂志》，先是同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商量，在得知亚东图书馆无法合作后，又被介绍给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几人商议后由群益书社出版《青年杂志》，每月一本，每期支出在200圆。最初发行量为1000份。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创刊词《敬告青年》，对青年提出六点要求：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并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就是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1916年，群益书社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来信，信上说该杂志同青年会杂志《青年》、《上海青年》同名，要求《青年杂志》改名。于是自第二卷起《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最初的撰稿人有陈独秀、高一涵、刘文典、刘半农、易白沙、吴虞，其中陈独秀为主编。1916年2月起因护国战争停刊7个月。1917年1月因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总部迁往北京，办公地点在东华门外箭杆胡同，但印刷地点仍在上海。 钱玄同邀请鲁迅加盟《新青年》8月9日，钱玄同对鲁迅进行拜访，并为《新青年》约稿，鲁迅应允。后来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回忆说：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自此，鲁迅与陈独秀及《新青年》的关系日益密切。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生，浙江绍兴人。字豫才。1902年留学日本，初在仙台学医，后到东京从事文艺活动。1908年参加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1912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后随政府迁往北京。8月后又因故中断4个月。1918年1月15日复刊出版第4卷1号，此时编委会经过改组由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鲁迅大弟）轮流编辑，不久鲁迅也加入到编辑队伍当中。在第4卷第3期中，刊登《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即《新青年》自4卷1号后改为同人编辑，不接受来稿。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新青年》又停刊5个月。10月迁回上海，但仍保留北京编辑部。12月的第7卷起由陈独秀一人主编。12月1日第7卷第1号《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1920年末胡适提出《新青年》应“声明不谈政治”，遭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北京编辑部被取消。改由新青年社发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1921年陈独秀返回上海后又任主编直到1922年7月停刊。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
新青年 胡适创办的貌似
不一样
同意
《新青年》在1915年创刊于上海，最初的刊名是《青年杂志》。出版后不久，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写信给《青年杂志》的出版者群益书社，要求该杂志改名，理由是该会办有杂志《青年》、《上海青年》在先，《青年杂志》在命名上与该会杂志有雷同之嫌。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及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初为月刊。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 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主编。1917年1月迁北京。1918年1月第四卷起改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轮流编辑。 不久，鲁迅加入编辑部。五四运动后休刊半年。 1919年10月前后迁返上海。陈独秀复任主编。《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刊发了许多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章和文艺作品。大量译介国外重要学说和文艺作品，并宣传和传播了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思想。自1920年9月1日第8八卷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反对无政府主义和伪社会主义思潮。 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改为季刊。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迁广州出版，由瞿秋白主编。出四期后休刊。1925年4月复刊，为不定期刊。出五期，次年七月停刊。《青年杂志》从1916年第二卷第一号起改为《新青年》，它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展开了猛烈抨击。
不是
两个是同一种
《新青年》是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此外，同名的还有日本侦探杂志《新青年》、新青年网站和新青年论坛。主办单位: 群益书社创刊时间：1915年9月15日出版周期：月刊，6期为一卷主编：陈独秀初名为《青年杂志》。 1915年 9月15日创刊﹐陈独秀主编﹐上海群益书社印行。月刊﹐6期为一卷。第1卷名《青年杂志》。陈独秀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是该刊的纲领性文章。 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出版。陈独秀在改刊后的《新青年》第一期上发表《新青年》一文，号召青年做"新青年"。有名的篇章：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发表《贞操问题》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鲁迅发表《随感录四十》创刊辞的几大方面：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没有新青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