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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地理主题：中国丰富多样的旅游景观与文化特色。摘要：中国国土广袤，山川锦绣,自然绚丽，景观多姿,位置适中，形胜优越，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民族众多,习俗迥异,土产丰饶,工艺绝伦，风味佳肴，名扬海外。由于中国旅游资源的无比丰厚及其巨大魅力，中国旅游业起步虽较晚，但在兴旺发达的世界旅游业中，却有雄厚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关键词：中国旅游，丰富多样，美丽奇特，历史文化。正文：我国是世界上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资源种类繁多，类型多样，具备多种功能。以地貌景观而论，我国地势西高东低，整体呈三级阶梯状分布，且我国拥有类型多样、富有美感性的、不同尺度的风景地貌景观，这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再以旅游气候资源为例，中国不仅有纬向性的多样气候带变化，还有鲜明的立体气候效应，尤其在横断山脉地区，可谓“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中国南北既有四时如春的繁花似锦的美景，又有类型多样的海滨、山地、高原和高纬地区的避暑胜地，还有银装玉雕的冰雪世界，以及可避寒趋暖的海南岛。多样的风景地貌和多功能的气候资源，为生物界提供了优越的生存栖息环境，使自然景观更加绚丽多姿。著名的五岳（恒山、泰山、华山、嵩山、衡山)是中国山景的代表。许多奇异的山石以鸟兽物象喻景，加上绘声绘色的神话传说，使许多山石更富神秘色彩。如 承德的磬锤峰、武夷山的玉女峰、桂林象鼻山、雁荡合掌峰、黄山莲花峰等属中尺度的造型山景。 小尺度乃至微尺度的山景，如厦门万石园笑石，普陀双龟听法石,东山岛风动石,黄山梦笔生花，路南石林中的象踞食台、凤凰灵仪、孔雀梳翅等。 中国江河如织，从涓涓细流的山涧到坦荡宽阔的大江皆有。在众多的河景中，尤以桂林—阳朔间神奇的漓江和雄伟磅礴的长江三峡为佼佼者。饱含诗情画意的富春江，恰赛人间仙乡的九寨沟，咆哮奔腾的黄河峡谷，潺潺流水隽永幽雅的北京西山樱桃沟，均系别具情趣以水景为主体的不同尺度的旅游资源。中国拥有大小湖泊2万多个，尤以“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驰名于世。许多湖泊因其风光明媚而具有疗养与旅游价值。从水天一色的鄱阳湖与洞庭湖，烟波浩渺的太湖与五百里滇池，美如碧玉的洱海，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和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到京都侧畔的昆明湖，都是著名旅游胜地。中国现有的海滨旅游胜地有大连、北戴河、烟台、青岛、普陀、厦门、深圳、澎湖、崖县，目前正在开发与待开发的尚有辽宁金县、兴城，河北昌黎、抚宁,山东海阳,江苏连云港，福建湄州岛、崇武,广东大鹏湾、珠江口,广西北海等。其中有避暑胜地，也有难得的避寒胜地。 中国具有世界上特有的奇花异木，珍禽贵兽。珍稀特有动物资源，如大熊猫、金丝猴、白唇鹿、褐马鸡、黑颈鹤、黄腹角雉以及扬子鳄等，均为中国特有种。银杏、银杉、金钱松、台湾杉、白豆杉皆珍稀孑遗裸子植物。被子植物中，中国占世界总科数的53％，其中不乏古老类群和特有种，如珙桐、香果树、昆栏树、连香树、鹅掌楸、水青树等。 一些动植物的栖息繁衍区, 如黑龙江扎龙鹤乡, 江苏与青海鸟岛，福建鸳鸯溪,云南大理蝴蝶泉,世界罕见的物种基因库──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有动植物生命摇篮之称的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以景色奇秀而新辟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以及列入联合国组织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的长白山、卧龙山和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等等，都是发展旅游的得天独厚的地方。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历史古迹遍及各地。中国历史上作为中央王朝的京都或封建割据政权首府的，从禹都阳城到元明清三代帝都的北京，不下百余处，其中安阳市、北京市、西安市、洛阳市、开封市、南京市、杭州市居于显赫地位，被称为中国七大古都，遗留古迹最多，西安与北京几乎平分了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的帝都历史。举凡宫殿、园囿、稷坛、陵寝、王府、第宅、寺庙、道观等，大多集中在京城及其郊区，成为人文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名城。 历史与文化之间有渊源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中国的文化遗存中，宗教文化影响深远，五台、普陀、峨眉、 九华是中国著名的四大佛教圣地， 厦门南普陀、宾川鸡足山、泉州开元寺、杭州灵隐寺等，亦终年香火不绝。寺庙、道观、经堂不仅是建筑艺术的精华，而造像、壁画、碑碣、题楹等也极富文化价值。敦煌莫高窟、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大同云冈、洛阳龙门、永靖炳灵寺、固原须弥山、庆阳北石窟、巩县石窟、大足北山与宝顶、剑川石宝山、杭州飞来峰石窟等是吸取印度阿旃陀石窟艺术精华，结合华夏民族特色再创造的艺术结晶。石窟内珍藏着大量雕塑石刻和壁画，是一座座历史文库和艺术文化瑰宝。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共有56个。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服饰装束，民风习俗，节日喜庆。每个民族都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因此我国被誉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许多兄弟民族能歌善舞，习俗奇异，居室别致，服饰精美，尤以内蒙古、新疆、云南、贵州、西藏、四川等地开展民族风情旅游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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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运输业为旅客提供了具有时间、空间移动需求的运输服务。在提供运输服务的过程中，地铁服务人员与旅客之间建立了直接的服务与被服务的责任关系，旅客对运输需求的满足程度反映了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的高低。（一）从地铁旅客对象角度看研究旅客运输心理学的关键问题是定义旅客的概念。一个人持有铁路的有效乘车凭证及同行的免费乘车儿童，从他进入旅客运输服务系统开始，到他离开旅客运输服务系统为止，即从其购买车票、进入车站乘车到下车验票出站，在这段时间内，他成为一位旅客。旅客运输产品的加工和生产过程，就是对旅客的心理活动进行剖析，使其旅行心理需要得到满足的过程。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反映了客运服务质量的高低。因此，从服务对象角度讲，掌握旅客旅行心理活动与需要，使旅客旅行需要得到满足，是客运管理的核心内容。（二）从运输服务业角度看1．运输服务企业的行为就是人的行为人是运输服务的直接提供者，运输企业要靠人来实现企业的目标，即使是未来社会的管理中，最主要的管理自然是由人来实施的对人的管理。虽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高科技产品在运输服务中得到了普遍应用，但设计和使用这些产品的仍然是人。如何使高科技产品在运输企业中得到广泛应用，从而最大限度满足旅客旅行的需要，这取决于规划者、设计者以及使用者对旅客旅行心理需要的掌握程度。因此，研究运输企业中人的心理行为规律，以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运输服务水平，是运输服务企业管理的主题。总结：如果我是一名旅客的话，我希望我所乘的地铁是一个服务周到、环境良好的运输质量。如果给我臭脸看，那它的服务就太超过了。
1500字的中外旅游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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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西安概览个人认为，西安最多的应该是这块地方所造就的历史，什么优势使他有这么好的历史文化，什么丝绸之路啊，几朝古都啊写她的独特之处
哎……概况这玩意我觉得挺千遍一律的，要想比较新的内容恐怕得考察当地新闻了……因为马上可以升五级所以来混个两分，不用给我了
中国是文明古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传统，以前我们的教科书这么说，我们自己也这么认为。确实，谦谦君子，礼仪之邦，多少年来，我们虽然穷一些，但行为举止，口碑不错。不知是什么时候起，中国人不再被人夸赞为具有文明礼仪之人了。尤其是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昂首挺胸走出国门，真正走向世界，这个世界突然发现，来自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公民们有那么点不可思议。于是，在提醒一些不雅行为的标语上，不约而同地都使用了中文。比如“不要随地乱扔垃圾”、“请勿随地吐痰”、“中国人，请便后冲水”、“请勿高声喧哗”等，委实让炎黄子孙汗颜。中国人的不拘小节终于引起了高层的关注，2006年国庆“黄金周”，中央文明办、国家旅游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中国公民旅游不文明行为的表现，得到全社会广泛响应。人们对种种有损于中国形象的不文明行为深恶痛绝，呼吁中国公民注意形象，注意小节。形象代表国家“软实力”，小节体现国民素养。于是，提倡《旅游文明行为公约》出台，人们多么希望能看到一个文明旅游的黄金周。然而，一周的时间结束了。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出，国人的文明旅游确实有了很大好转，但里根本好转还有较大的距离。文明旅游，难道就这么难吗？有人说，文明旅游是一个素养问题。但通观那些旅游不文明的游客，人们不难发现，他们在自己家里或者单位、公司里的时候，表现还是相当文明的，至少能做到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这些生活细节早在幼儿园时起就应该养成。可为什么一旦走出家门，走出国门，就完全变得不可理解，不可思议呢？难道素质与地域有关，和移动电话一样，也有“服务区”吗？由此可见，文明旅游，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在熟人的环境里，大家知根知底，办事说话素养都还比较讲究体面。科旅游脱离了熟人环境，一直感觉受到压抑的国人享受到单独开放的好处，自然有了第二次解放的感受。于是，大大咧咧、粗声大嗓门、不修边幅、无视禁烟标志，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就随之出现，反正谁也不认识我。有了这样的思维方式，这些人还想得起文明旅游吗？古人云：“慎独心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独处的时候要行为严谨始得心安，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当今社会，科技发达，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缩小了世界，地球都被称为“地球村”了，已经尝到富起来甜头的国人，其文化程度真是要与时俱进，还在用天下之大的旧思维来考虑问题，自然就与这个世界显得那么不和谐了。不错，出门在外，谁都不认识你，可你黑头发黄皮肤，人们认识你是中国人；你走了，可你的同胞还来，你的子孙还得来，从长远考虑，任何不文明的旅游行为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都会自作自受。人应该是思维决定行动的动物，态度决定行动。钱大气粗，但不应该为他人所诟病，不应该披金戴银地显摆，而应该拓展一个新的心灵境界。能出门旅游显然已经超越了温饱，可有钱应该享受到一流的教育，更应该文明礼貌，这样才表里如一，显得协调。任何不文明的言行都不能体现财富，任何财富都不可以豁免不文明言行，给粗俗、无礼和不文明以谴责，应该从富人抓起。文明旅行离我们还有多远？
没问题，，，还有什么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