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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经历了2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功，对它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是很有价值的。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基本经验和教训或值得反思的地方。s0100 一、基本经验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尝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教训 1、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状况重视不够，造成的后果将是深刻而长期的。 我国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1）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33，这说明我国当时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数已达到445，1998年上升到45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过了美国1990年家庭收入43的基尼系数。（2）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36∶1，1985年为72∶1，1999年为65∶1；从这三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3）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职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约到1989年前后，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比达到4∶1；农村收入差距则从1980年的46∶1扩大到1997年的5∶1。（4）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据统计，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392元，二者绝对差距是458元，相对差距为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业，职工年均收入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业，职工年均工资为4，528元，二者绝对差距为6，015元，相对差距扩大到35∶1。（5）从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据温州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而据湖北省统计局、劳动厅、计委联合调查组对湖北省50家停产半停产企业的1258名职工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6元，仅相当于私营企业主月生活费56元的6％（韩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随着我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实施，这种收入差距还会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有时难以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从现实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滞后于前者的。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满意，例如，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 3、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重视不够，技术创新落后于制度创新。 这里所谓的“技术创新”是指直接生产领域的技术发明、创新、运用，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或档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进行，可以说制度创新是明显的。但是，技术创新相对于制度创新是严重滞后的。技术创新滞后于制度创新的后果就是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完全发挥出来之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趋于消失。 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农民自发改革，到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创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现在，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的、普遍的进展。国有企业主要强调进行经营管理体制和产权改革，技术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员工的技术培训等，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企业在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在制度变迁发生后，虽然在短期内都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但是过几年后，却出现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差异。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也说明了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后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当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动的，技术创新的相对滞后，也与制度有关。说明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推广和运用没有足够的激励。因此，我们应该从技术创新的相对不足反思我们的制度创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渐进式改革的累积成本或后摊成本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易到难，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这实际上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所导致的。渐进式改革强调在不改变宪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从另一角度来看，制度的适应性总是有限的，任何一种制度只能适应特定的环境，而且这种适应也只能够在短期内适应，可以说适应是相对的，而不完全适应是绝对的。例如，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现之一，但是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腐败”问题，则可以看作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在旧体制外生长出新体制，旧体制的改革则逐步进行，这种渐进性确实既依靠新体制的外力推动旧体制变革，又不至于使因旧体制的突然崩溃而导致巨大的社会震荡。但是，它却产生了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对旧体制内公有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境况相对恶化，导致旧体制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断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国有企业大量下岗职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渐进式改革的后摊成本越来越大，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参考文献】 〔1〕张卓元，2000：《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经济思考》，经济管理出版社。 〔2〕韩留富，2001：《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及调控措施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第2期。
总之，这场改革是失败的，工农成了牺牲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经历了2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功，对它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是很有价值的。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基本经验和教训或值得反思的地方。s0100 一、基本经验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尝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教训 1、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状况重视不够，造成的后果将是深刻而长期的。 我国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1）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33，这说明我国当时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数已达到445，1998年上升到45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过了美国1990年家庭收入43的基尼系数。（2）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36∶1，1985年为72∶1，1999年为65∶1；从这三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3）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职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约到1989年前后，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比达到4∶1；农村收入差距则从1980年的46∶1扩大到1997年的5∶1。（4）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据统计，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392元，二者绝对差距是458元，相对差距为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业，职工年均收入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业，职工年均工资为4，528元，二者绝对差距为6，015元，相对差距扩大到35∶1。（5）从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据温州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而据湖北省统计局、劳动厅、计委联合调查组对湖北省50家停产半停产企业的1258名职工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6元，仅相当于私营企业主月生活费56元的6％（韩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随着我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实施，这种收入差距还会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有时难以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从现实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滞后于前者的。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满意，例如，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 3、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重视不够，技术创新落后于制度创新。 这里所谓的“技术创新”是指直接生产领域的技术发明、创新、运用，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或档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进行，可以说制度创新是明显的。但是，技术创新相对于制度创新是严重滞后的。技术创新滞后于制度创新的后果就是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完全发挥出来之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趋于消失。 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农民自发改革，到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创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现在，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的、普遍的进展。国有企业主要强调进行经营管理体制和产权改革，技术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员工的技术培训等，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企业在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在制度变迁发生后，虽然在短期内都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但是过几年后，却出现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差异。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也说明了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后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当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动的，技术创新的相对滞后，也与制度有关。说明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推广和运用没有足够的激励。因此，我们应该从技术创新的相对不足反思我们的制度创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渐进式改革的累积成本或后摊成本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易到难，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这实际上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所导致的。渐进式改革强调在不改变宪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从另一角度来看，制度的适应性总是有限的，任何一种制度只能适应特定的环境，而且这种适应也只能够在短期内适应，可以说适应是相对的，而不完全适应是绝对的。例如，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现之一，但是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腐败”问题，则可以看作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在旧体制外生长出新体制，旧体制的改革则逐步进行，这种渐进性确实既依靠新体制的外力推动旧体制变革，又不至于使因旧体制的突然崩溃而导致巨大的社会震荡。但是，它却产生了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对旧体制内公有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境况相对恶化，导致旧体制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断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国有企业大量下岗职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渐进式改革的后摊成本越来越大，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参考文献】 〔1〕张卓元，2000：《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经济思考》，经济管理出版社。 〔2〕韩留富，2001：《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及调控措施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第2期
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改革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邓小平同志把它称作第二次革命，这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来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二次革命把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改革就其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这一根本性质和作用来说，同过去所进行的推翻就政权和建立新社会制度的第一次革命有相同之处。
我擦。。。。。都滨江会计的啊。。。。。你们几班的？
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政府一直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工厂按照国家计划生产产品，农村按照国家计划种植农作物，商业部门按照国家计划进货和销售，所有的品种、数量和价格都由计划部门统一制定。这种体制使中国经济能够有计划有目标地稳定发展，但也严重地束缚了其本身的活力和发展的速度。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展开，1984年扩展到城市。1992年，经过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尝试，中国政府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方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衔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为城乡居民提供同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1997年，中国政府进一步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使经济体制改革迈出更大步伐。现在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显著增强，宏观调控体系日趋完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按预定计划，到2010年，中国将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贫困和落后，充满活力，正阔步走向繁荣富强。世界的发展日新月异，推动中国进步的改革开放也不曾停息。截止2008年，中国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加重视从制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加重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改革协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国企、市场、财税、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深入推进。国有独资企业建立和完善董事会试点继续深化，实现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初步分开。中国就电信行业重组作出部署，竞争性市场格局进一步形成。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调整至149家。中小企业经营困难问题正在逐步缓解。2008年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实现产值6．58万亿元，实现利润6258亿元，同比增长30．8%。中小企业较为集中的纺织行业销售额增长17．4%，利润增长8．4%。尽管同期中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亏损，但同时又新增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1．98万户。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尤其是出口的高速增长，带动了中小企业快速发展。但由于中国一些中小企业的产品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缺乏自有品牌，市场竞争力较弱。近期又受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增速放缓和进口要求减弱、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一些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和出口出现了困难。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大背景和中国中小企业自身特点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上述现象是正常的。目前，众多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有关部门已出台并正在研究拟订相应的财政、货币等政策措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比如，国家调升了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央行最近增加了对中小企业信贷额度。东部沿海省份也在采取有力措施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稳步提高。有关部门发布《银行间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创新企业直接融资产品。全面开展人民币利率互换业务。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积极推进。有关部门进一步推动境内金融机构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黄金市场对外开放迈出实质性步伐。企业债、公司债发行规模扩大，债券管理体制、市场化发行机制和发债主体自我约束机制不断完善。 继推出能繁母猪险后，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浙江、湖北等地大面积推开，范围不断扩大。通过规范发展土地市场，完善经营性土地出让制度，落实工业用地招标拍卖出让制度，国有土地招拍挂出让比例明显提高。山西、内蒙古等8个省份开展了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山东、贵州等8个省份开展了建立矿山环境治理保证金制度试点。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清理整合力度加大。省以下财政体制不断完善。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在近70个中央预算单位推行公务卡管理制度。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全面实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现统一。金融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四家改制改革后管理水平、盈利能力和经营绩效得到提升。农业银行改革基础性工作继续推进。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改革取得突破，近期将挂牌成立股份公司。以培育Shibor（报价制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核心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稳步推进。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发挥，半年来，人民币汇率继续双向浮动、有贬有升。境内外汇流动性监测体系进一步完善。民生领域的改革取得新成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新进展。2008年上半年全国又有18个地区执行了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全国共有16个省份发布了工资指导线，引导企业通过集体协商合理确定职工工资。目前多数省份已基本解决工资历史拖欠问题，各地加快完善企业工资支付监控和欠薪报告制度、工资保证金制度以及劳动保障守法诚信制度。教育体制进一步健全。从2008年春季学期开始，所有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都享受了免杂费和免费教科书政策。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以公办学校为主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的格局基本形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继续深化。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建立。6月底，31个省份全部实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覆盖，提前实现了今年全覆盖的目标。社会保障制度继续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方面，今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工作顺利完成；扩大做实个人账户试点工作稳步推进，天津等6个省份做实个人账户比例提高到4%；省级统筹工作加快推进，目前已有18个省份实现省级统筹；在5个省份进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国家继续推动东部地区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工作，扩大工伤预防和工伤康复试点，全国出台地方生育保险规定的省市达到28个。城镇职工社会保障覆盖面继续扩大。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工伤保险人数分别为3574万人、4539万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试点积极推进。有关部门继续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多渠道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国家积极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工作。2008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意见，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等省份启动试点工作；北京等21个省份开始推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农村体制改革迈出新步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党中央、国务院对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作出重大部署，明确了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改革任务。目前，已有19个省份出台了关于推进改革的文件，已完成承包的林地8．78亿亩，占集体林地的34．5%。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的试点积极推进。国务院对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作出安排，要求通过改革，使海南农垦的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海南省华侨农场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全省5个华侨农场全部实现了属地管理，华侨农场办社会职能已全部分离，归难侨危房改造工作全面启动，华侨农场归难侨社保问题解决方案出台，澄迈大丰镇（由华侨农场改制设立）正式挂牌成立。行政管理体制和综合配套改革稳步推进国务院启动新一轮机构改革。新一轮改革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重点是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加强能源、环境管理机构，整合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调整为27个。各部门按照改革要求，进一步理顺职能。党中央、国务院研究通过了《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5月1日正式实施，对保障经济社会主体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经济社会活动和群众生活的服务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各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亮点纷呈。云南省从3月1日起，正式实行行政问责制和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等四项制度，进一步强化行政责任，规范执政行为和公务员职业操守，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湖南省颁布了全国首部行政程序规定――《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对职权法定、职能管辖、创新行政管理手段和方式作出明确要求。上海浦东新区试点开展3年来，已在行政管理体制、涉外经济体制、金融体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改革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务院批准了《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滨海新区的金融、土地、涉外经济体制等改革逐步展开。深圳市在社会体制、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先行先试，创造了特区的新优势。武汉城市圈的改革方案已经报送国务院。重庆市、成都市和长株潭城市群正在抓紧完善改革方案。
1、论点明确，文字精炼，论据充分，数据可靠。每篇论文（含图、表）一般按各刊物要求不同而不同，但必须依次包括：文题，作者姓名，作者单位及邮编，中文摘要，关键词(3～8个)，中图分类号，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文稿首页请在地脚处注明：第一作者简介，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性别、学历、职称、主要研究方向、E-mail；资助基金项目（若有的话，并注明项目号）。2、文题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正文层次标题应简短明确。3、中文摘要一般以200字为宜。摘要分为三种：报道性摘要、指示性摘要、报道-指示性摘要。报道性摘要侧重写本项研究的最具价值和创造性的结果和结论，指示性摘要主要写研究的方法、手段及研究的方向、内容范围，报道-指示性摘要则介于两者之间。研究性论文应写成报道性摘要或报道-指示性摘要，少数综述性论文在不便于写成报道性摘要时才考虑写成报道-指示性摘要或指示性摘要。4、英文摘要一般和中文摘要对应(即应为译文)，包括文题、作者姓名（汉语拼音）、作者单位、摘要正文、关键词。5、图、表要精选，切忌图、表、文字间的重复。表格须有表序和表题，插图须有图序和图题，图和表在正文文字中必须有所指向（如引用，如见图1或见表1），一般紧随所提到的文字排放。6、文稿用字规范，量和单位符号等必须符合新近颁布的国家标准（GB3100～3102）或国际标准。量的符号用斜体，量的上下角标中以量符号和代表变动性数字的字母作角标时用斜体; 下角标（包括数字）用正体，并采用国际通用符号和我国规定的可与SI单位（即国际单位制单位）并用的拉丁符号。
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重大意义：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形成。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如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高度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来医治战争的创伤，克服恶性通货膨胀，摆脱贫困状态，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都起到了显著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规模日益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广泛，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经济结构日益复杂，社会需求日益变化，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深入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其表现主要有： 一是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的过多过死，企业成为国家机关的附属物； 二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企业，排斥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 三是分配方面“吃大锅饭”，平均主义严重；四是所有制形式和经济方式单一化，一味追求“一大二公”等。这种经济体制使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使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严重压抑，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必须对这种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才是必由之路。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实践探索的必然结果 要从根本上改革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成为必须探索的重大问题，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领导我国各族人民经过14年的探索，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经济体制方面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在经济调节方式上，排斥市场手段对经济的调节。进入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使我们逐步摆脱了传统的观念，形成了新的理论认识。 （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商品经济、优化资源配置、融入全球化浪潮的需要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必须具有充分发育和完善的市场体制。计划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市场方式配置资源要比计划方式配置资源更为有效。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而世界经济的主体是市场经济，我国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就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尽快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紧密接轨。否则，我们就会落后，落后就会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