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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国史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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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国史的论文

作为伦敦市的标志以及英国的象征,大本钟巨大而华丽,重5吨,四个钟面的面积有两平方米左右。大本钟从1859年就为伦敦城报时,至今将近一个半世纪,尽管这期间大本钟曾两度裂开而重筹。现在大本钟的钟声仍然清晰、动听。 位于 Westminster Bridge的南面桥头,与 Houses of Parliament 相连,是伦敦的传统地标,坐地铁可以在 Westminster 站下车。 大本钟位于英国议会大厦的北角,钟楼高79米,钟楼四面的圆形钟盘,直径为7米。大本钟建于1859年,根据格林尼治时间每隔一小时敲响一次。二战期间,议会大厦曾遭德国空军轰炸,大本钟幸免于难。 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著名的“大本钟”2005年5月27日晚突然停走了1个多小时。技术人员现在还不明白这座有着147年历史的大钟为何“罢工”? 英国议会大厦一名工程师28日说,位于议会大厦东侧高95米的钟楼上的大本钟在当地时间27日晚10时07分出现了故障,其分针停止转动。接着,分针开始缓慢转动,在10时20分又停了一次。这一 停就是1个半小时,此后才恢复了正常。 一些人猜测说,可能是炎热的天气造成了这一问题。28日伦敦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1.8摄氏度。气象部门说,这是自1953年以来英格兰地区5月份中最炎热的一天。但那名议会大厦工程师认为,这一说法缺乏依据。“我们得知有一点小故障,但接着它就再次开始运转,”他说。 大本钟一向以其准时而闻名。二战中纳粹德国对伦敦的狂轰滥炸也未能将它摧毁。不过,毕竟是有着一百多岁的“高龄”,它也出过一些小问题。例如1962年元旦,一场大雪就让它的零点钟声比正常时间晚了10分钟。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论文

:看目录啊,很多篇论文的,作者又不止一人的话是论文集,专著是系统阐述自己的见解的,会分章节阐述自己的观点

关于《史记》的文明源流三月中旬,从网上看到一则《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报道:去年八月已成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启动文明探源工程,中心聚集了很多享有崇高声誉的学术权威,前不久开会进行过研讨。据介绍: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后又一多学科结合,联合攻关的国家级重大项目。见此消息,教人不胜喜悦。看完整个报道,下面直率地谈谈个人的意见和建议。一、 主流不是源研讨会上,有人主张从已知推未知,顺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往前推。有的专家明确讲:从夏商周三代发展情况看,中原文化是主流,探源工程应把考古龙山文化研究作为重点。这与我国史学界有的专家"重河轻江"、"重黄轻炎"的思想类似:认为"结合古代传说来考察龙山时代各种文化,将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有进一步的阐发。"①诚然,"中原文化是主流",主流是流,但源是否就在这里?我们要做的是"中国古代文明探源"。从这次研讨会上反映的这种倾向探下去,就会探出"黄帝是人文初祖",可能将古史前移四、五百年,虽然离"中国五千年"也差不离了,但依本人多年研究的结果:炎帝才是我国文明史的鼻祖,我国文明的根源早在5200年前!二、 历史上的炎黄二帝理顺炎黄关系,特别是摆正炎帝神农氏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我国文明探源的关键所在。现在的历史课本上,是将神农与炎帝分开的,而将神农说的非常古远。然而,历史上的炎黄关系,《史记》里讲得相当清楚。太史公司马迁认为:公孙轩辕就是生活在神农氏末帝榆罔时期。由于时代局限,当时对神农的故实,文献中记述不多;而在民间流传的,夹杂了许多神光幻影,"荐绅先生难言之",于是史太公"择其言尤雅者"而作《五帝本纪》,其中点明,公孙轩辕是生活在神农天子之世,只是当时"神农氏世衰"。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司马迁生活时期及其以前,已有不少学者讲过有巢氏"王天下",燧人氏"王天下",还有人讲"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等等,讲到伏牺氏,还有人讲他为"百王先",是乎在伏牺以前,我国就已有"天下共主"的王,早已进入文明时代。司马迁卓尔不凡,他虽讲"神农以前,尚矣!"表明了他对古圣先贤的崇敬。但开篇时,却从神农氏写起,认定神农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只是"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尽管他在《吕氏春秋·上德 》中见过:"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正,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但由于他对神农史实不多见,致使他不无遗憾地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而将他对神农王朝的承认,直率地写进卷首中:“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莫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行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豸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轩辕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过去讲炎黄关系时,不少学者,引用以上的材料时常常斩头去尾,将炎帝与神农两词拼凑一起,没有仔细考察这个炎帝的真伪。而引用司空季子的黄炎之说时,也没有结合有关传说来辨析。太史公讲的“轩辕之时”,是神农王朝已势衰、历经五百余年了。而轩辕之父少典氏是神农天子驾下的有熊国的诸侯,这时的轩辕兄弟,刚从乃父手中各分得"天下之半。"也就是汉代学者贾谊在《新书 制不定》中讲的"炎帝者,黄帝同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这个"天下"系有熊国的天下,而不是华夏;不少学者都说成全中国。这里还得指出的是,这时的轩辕不应称黄帝,他只是诸侯,称黄帝,是禽杀蚩尤以后的事。炎帝不是名号,是轩辕之弟的冒号。都不应称"帝"。当时的帝就是神农天子。上面那段文章,可以分为三层(已用句号隔开):第一层是讲当时的天下大势。神农王朝已势衰力竭,而对"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天子"莫熊征"。这时公孙轩辕一作诸侯,即以天下为已任,"乃习用干戈"并宣言"以征不享",表明他对天子的一片忠忱。这里得强调,他要征的是背叛天子的"不享"者,因此对诸侯之间的侵伐,即使是"最为暴"的蚩尤,轩辕也"莫能伐";这说明轩辕是讲原则的。第二层是写阪泉之战。这一战不少史家说成黄炎之战或炎黄之战,都不对,理由同前。这是轩辕尽诸侯之道而大义灭亲,实践他的"以征不享"。这件事由晋大夫胥里臼季最早讲出,他说"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什么德?他说"异姓异德"。贾谊讲得比较清楚,他在《新书 益壤》中讲:"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弟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诛炎而兼其地。"就是说轩辕之弟自称炎帝,要谋朝,无诸侯忠君爱民之道。遗憾的是季子和贾谊等人都将称号、冒号作了名号,以致后世为此纠缠了两千年,使有些人将叛贼当了初祖,也有人说他是末帝榆罔。反怪太史公"行文不密致"。这里顺便说几句:阪泉是涿鹿下面的一个小镇,故称"涿鹿之野",与下面的阪泉之战是两回事。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真正的炎帝,不论是初祖还是末帝,都未遭诛杀,据《路史》载榆罔是被降封于潞。第三层是写涿鹿之战。这次是因为"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他公然扯起反旗,轩辕又得"以征不享"了。传说蚩尤将末帝榆罔赶走,在涿鹿兴封禅,号炎帝。传说轩辕这时已被委以摄政,他能"征师诸侯"了。这场战争打得很久,很艰苦,但最终"禽杀蚩尤"。沧海横流显出英雄;因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这时,他本可称炎帝了;但因前两个篡逆者将炎帝称号用滥,他本着少典农业氏族的特点,"以土德瑞"而称黄帝,以示继往开来,显出罕见的睿智。三.寻根探源上面讲了,司马迁虽然以黄帝开篇,但他认为是神农开统,他不仅在《吕氏春秋》里见过,此前的《周易》里早有"伏牺氏没,神农氏作。"的说法。但对神农的建国立朝,那时尚无材料,他只好阙如。就像被日机炸沉在长江里的中山舰;过去几十年都知水下有船,但无法得到。现在我们有条件了,前几年不是打捞出来了吗?时代不同了,有关伏牺、神农的故实、轶事,今天已积累不少;近几十年还发掘出一些有关文物;更重要的是有了破谜的钥匙--马克思主义。据王献唐的《炎黄氏族文化考·伏牺考》载:伏牺原属山东泗水流域的华胥氏族,这里开化很早。伏牺主事时发展较快:不仅邻近氏族拥护,还向西发展越过泰山。在距今6500年前后,在陈(河南淮阳)定都,建立了最早的最大的氏族联盟。因其间有巍巍泰山,人称泰皇,称他们为泰族。因伏牺出自华胥,也有称华族的。从社会发展阶段看,当时已进入父权奴隶制时期,就是恩格斯讲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③的时期。当华族在黄河流域放射出远古文明异彩时,夏族先民则在长江中游的夏(汉)水流域崛起。长江流域的巫山,是世界古人类诞生地之一,其下游夏水的烈山一带,则是古夏族聚居的地方。据龚焱、李顺忠两先生讲:"五千多年前,随州烈山(列山)这一带,就生活着许多氏族、部落,根据史籍记载,有名的就有烈山氏、伊耆氏、有虫乔氏、有蜗氏等。"④这个烈山氏,就是很多史家讲的少典氏。桐柏山南麓有一列九条余脉,人称列山。古老的少典氏族在这里"烈山泽而焚之",开出大片良田沃土,发展早期的水稻种植,列山因此名"烈山",少典氏族的领袖被拥戴为天子,人称烈山氏。春秋时鲁大夫柳下惠展禽曾讲:"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疏。"这个柱,因精于农,人称神农,有关他的传说,今天沉沉淀很多,其中不少神话,但可破译,对这些,我在《跨越时代的巨人--炎帝神农氏》(约20万字,书稿已成待印)里论述较详,这里只简单谈谈"一没一作"。这"一没一作",意义极大:这是讲一个野蛮时代没落、结束;文明时代兴起、诞生!这不只是在我国,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恩格斯曾说:"邻人的财富剌激了各民族的贪欲"。⑤古代农业,在很大程度上是"望天收"。传说在距今五千二百年前后,一场天灾迫使神农率领烈山子弟,跨过桐柏山,夺取富庶的中原。野蛮时代虽有战争,都只是氏族间的小打小闹;像神农这种大规模有预谋的突袭,此前没有发生过。华族虽是庞大的氏族联盟,这是松散的组织,无常备军。传说神农运用快速、火攻,采取避实击虚,以迂为直,出奇制胜等战法,因此当伏牺末代无怀氏被俘时,还认为是神兵天降。这"一没一作",给后人留下"神农受命之初,了无关争"的印象,王献唐先生还说是"牺农一族"而"迭相为皇,顺理依分,不须兵戎相见"⑥。但战国军事家吴起却说:"承桑之君,修德忘武。以丧其国。""承桑之君"就是伏牺无怀氏;说他"修德忘武"确有点冤枉:当时并无常备军,此前也从未发生过异族入侵啊!这是时代的悲剧。这却反映了神农代伏牺是经过杀伐争夺的。恩格斯在讲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时指出:"我们知道,对被征服者统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氏族制度的机关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地进行。但是征服者氏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时机便来到了,这一转变也终于实现了。"⑦传说神农进陈以后,变随征军为常备军,其亲信成为大臣并以之为骨干建起机构,"以火德王"称炎帝,成立大炎帝国。于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起了统一两河流域的多民族的、文明时代初级阶段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首创东方的"两河流域"文明。初期的繁难的建国重任,历史地落在了炎帝神农肩上。传说他分封烈山子弟到各地作诸侯⑧,对中原华族采取团结笼络政策,提出华夏一家,并自称华夏。对华族中那些能归顺、肯合作的酋长就地封侯,一时间出现上万诸侯。而对以伏牺无怀氏为首的近亲权臣则离析远迁,流放到西鄙三危(今陕甘一带),这些人在那一带繁衍的后裔,时隔势移,后人中还以为这些流放到三危的远祖就是始祖。对战俘降而为奴,对东逃的贬称为东夷。对其周边的后进的兄弟民族,则贬称为西戎、南蛮、北狄等等。至于有人将伏牺看作东夷,将神农看作南蛮,甚至讲舜亦东夷之人,文王亦西夷之人等等,这是出于古代学者狭隘的地域观念,不符合历史实际。其实伏牺、神农、舜和文王等人都属华夏。神农建国之初大抵如此;还有不少轶闻趣事,如神农造耒耜、神农祭泰山、宿沙之叛自平、神农伐补遂、神农娶华族少女听 言禾为妃以及神农时期的种种文明等等,等等,《跨越时代的巨人--炎帝神农氏》一书中记述较详,不是这篇小文所能尽述的。神农率烈山子弟,跨越桐柏,跨越野蛮时代,在距今5200年前,在中原融合华夏建立了大炎帝国,揭开了我国文明史的新篇章,我国文明的根源就在这里!四、 说与信史材料我国早就传说有"两河文明",可是被信使所忽略。而谈到炎黄,我们又不能不动用传说。上十年前,在一次炎黄文化研讨会上⑩,有的学者提出要弄清楚源流,弄清炎黄其人其事。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炎黄二帝事迹是传说而非信使",不能"考与不可考之处"。那次研讨会就在"不忘先祖,面向未来"中结束。我们主张"穷源"。当然这只能尽量根据传说来说清炎黄是怎样的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炎黄的关系等等。至于传说能否作为信使材料,这就要看我们如何对待传说。一般的信使材料,都是指典籍所载。其实典籍所载,有的也是来自传说。如很多学者引用过的《国语·晋语》所载有关炎黄之说,也不是司空季子的亲历、亲见。只是他亲闻而已。季子所闻也是经过了二千多年、辗转很多人之口;其中若有一个环节上的误传或误听,或者他自己误记甚至胡编,就会造成以讹传讹,贻害后代。炎黄时期代远年湮,文献文物极难找寻。而流传下来的故实轶事都不少。对这些传说,因其不是信史而一概拒之门外?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细加辨析?显然后者是我们应采取的。对一切有关远古的传说,包括神话,尽管是过去不屑一顾的"纬书",有的还是当今农妇、船工之言,我们都应珍惜。当然不能拿来就用,而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与文物、考古、文献史册相印证。传说是人民的记忆,是民族的瑰宝,这是我们文明探源的重要依据之一,有价值的传说,同样是可以作为信史材料的。注:① 《炎帝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1页。② 《吕氏春秋·古乐》③ 恩格斯《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④ 《炎帝》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1页。⑤ 同③⑥ 《炎黄文化氏族考》王献唐著,齐鲁书社,1985年7月版,第464页。⑦ 同③⑧ 《吕氏春秋·慎势》⑨ 同⑥,第495页。⑩ 1992年5月26日至6月2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在湖北随州联合召开的"全国首届炎黄文化与现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载《社会科学动态》1992年第8期。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 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 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它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向人们展示了一道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史记》对我国后代传记文学以及小说、戏剧等的创作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鲁迅曾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的成就首先就是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司马迁写《史记》的史料来源非常多。 B第一个,从他父亲司马谈开始就作太史令,这就获得很多书面记载。第二个,我们说过他游历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很多重要的古战场、治水遗迹、名人故里他都亲自去过。这样他既不轻信书面的资料,也不轻信传言,而是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加以判断。所以经过近几十年来我们对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证明《史记》是完全可信的。 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请发消息给我,并附上问题的连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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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中华, 雄踞亚陆, 山河壮丽, 人杰地灵。她不仅以悠久的历史文明著称于世, 而且又是一个富有深厚爱国主义传统的国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直作为我们民族的一种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绵延不断, 与时常新。从鸦片战争起, 中国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 中国社会在被动依附的状态下开始了近代历史进程,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焕发  着新的历史特点, 激励和启迪中国人民去谱写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中华振兴的历史新篇章。  第一, 反对侵略, 维护独立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独立、自由的民族, 从不甘屈服于外来的侵略和奴役。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英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也是中国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当有“ 世界的工场”之称的英国凭借近代的武力发动侵略后, 中国人民无所畏俱、不甘屈服、英勇抗敌、反对投降, 成了鸦片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中心内容。“ 上公声望慑蛮夷, 一檄贤于十万师” 。在伟大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中, 具有爱国重民思想的林则徐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族英雄。他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 “ 原知此役乃蹈汤火, 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 , 决心“ 为中原除此巨  患’, 向全世界表示了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侵略的坚决性。六三虎门销烟的壮丽画面雕刻在夭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它作为近代爱国史诗的第一章永远铭勒在炎黄子孙的心中。  “ 因义生愤愤生勇” , “ 家室田庐须保卫” 。面对英军的野蛮入侵, 三元里人民义声如雷, 手  持犁锄和简陋武器, 齐心合力把“ 强徒摧’, 。“ 奉命剿贼, 有进无退” , 不惜“ 为国捐躯’, 。这  就是关夭培、陈化成等爱国官兵们的精忠报国思想。“ 守士之义, 不可以不死。” 富有报国情  操的姚怀祥等爱国文官亦能同赴国荡。乍浦、镇江驻防旗兵的血战, 隆福兵败自刻, 海龄合家殉  难, 则充分表现了少数民族官兵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子随父死不顾身, 母闻子死数点  首’ 。葛云飞的老母称赞儿子死得忠勇, 陈连升、朱桂都是父子同殉国难。大学士王鼎甚至以尸谏反对投降。这种反侵略的斗争精神是何等的可歌可泣和感人肺腑不甘屈服的顽强的斗争精神, 是一个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一种可贵的品格。鸦片战争后, 中国人民不断继承和发扬这种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通过历次民族保卫战争、边疆自卫反击战争、反洋教斗争、反帝爱国运动以及其他各种反侵略斗争形式, 为反对外国侵峰, 捍卫民族独立, 进行了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所以资本帝国主义永远不能实现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目的。  第二, 面向世界, 善师人长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 中国人民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自明清以降, 由于封建经济的停滞, 中国日渐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行程。从中外关系来说, 鸦片战争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受比自己先进的外来势力的侵略并被其打败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历史厄运, 但也因此促使她逐渐从闭塞、自满、愚昧、落后的状态中觉醒。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 中国有识之士称中国  社会状况和中外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为“ 古今之变局” , 从中总结出落后挨打的教训, 多维地认识西方世界, 多维地反省中国自身, 在忧愤、求索和抗争中探寻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的道路。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以求实的态度正对现实, 不断自我克服陈旧观念, 注意“ 洞悉夷情” , 组织翻译西洋书报, 编撰《四洲志》, 首先开眼看世界。魏源心怀战败的“ 积感” , 发愤作《圣武记》和《海国图志》, 要求“ 过时而悔” , 主张通过“ 以夷款夷” 开门通商, “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林、魏的“ 师夷制夷”主张是一种包容“ 知夷”和“ 师夷”两方面内涵的完整的反侵略思想。但当时除林、魏主张“ 师夷”外, 大多数爱国者,包括疾呼“ 欲中国稍习夷事”的姚莹在内, 仍只是停留在要求“ 知夷”的层次上, 而对“ 师夷”还缺乏明确的认识。这表明, 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在其起始时就具有艰难曲折的性质。只是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所受的打击更加严重, 教训更加深刻, “ 师夷长技”的主张才被付诸实践。追到甲午中日战争失败, 中国人又从对洋务运动理性偏误的检讨中提高了认识, 近代中国学习外国的潮流被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  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表明, 中国由于落后一再挨打, 这又激发人们要求向外国学习。近代中国民族觉醒始终包含反对外国侵略和学习外国先进两方面的内涵。鸦片战争时期, 魏源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最先体现了这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的关系。魏源征引古语说过“ 善师四夷者, 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 外夷制之”。鸦片战争后中国长期不能扭转落后挨打的局面, 除了由于帝国主义的贪婪和凶残外, 从中国自身的因素考虑, 这与“ 不善师外夷”有关。再之, 近代世界自资本主义产生后, 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 从而使世界各国的发展出现了某种一体化的趋向。从此, 任何一国的存在和发展都  离不开世界, 离不开世界市场。不管你愿意与不愿意, 自觉与不自觉, 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市场, 参与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坚决反对“ 封关禁海”。张际亮也说“ 今日之势, 既不能闭关绝市以清其流, 则唯有因势补救而已” ⑩ 。魏源则从对英国“ 专行贾,且佐商贾以行兵’。的认识出发, 提出通过“款夷”通商以实现“ 自修自强” 。自魏源的《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气“ 国人亦因有是书略知求知识于世界’, , 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和世界市场意识逐渐明朗和开阔起来。王韬盛赞魏源的“ ‘师长夕一说, 实倡先声” 。并认定“ 中外通商之举, 将与地球相终始’, 。, 不可逆转。为此,郑观应阐发“ 商战”思想。及至孙中山则更高倡“ 行开放主义, “ 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 。可见, 从鸦片战争起, 面向世界, 善师人长, 积极参与世界市场和国际竞争, 是近代爱国主义潮流的又一重要内涵。  第三, 注重“ 内治” , 致力富强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内省意识传统和自强不息精神的民族。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者充满反求诸己的愤发图强精神。他们怀有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和历史责任感, 批判现实, 呼吁改革。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强调“ 夭地, 人自造, 众人自造, 非圣人所造” ⑩ , 慨慷悲辛, 呼唤风雷, 憧憬“ 更法” 。鸦片战争后, 魏源及时总结了战争失败的教训, 提出了“ 自修自强”和“ 富国强兵”的口号。他从“ 御夷” 、“ 善后”的角度, 强调“ 治内详于治外” 、“ 以治内为治外” 。他从外御强敌必先革除弊政这种重视“ 内治”的思想出发, 要求克服“ 人心之寐”即愚昧昏庸和“ 人才之虚” 即虚骄浮夸的中国政治的这“ 两大积患” ⑩ , 使中国政治清明, 社会充满生机, 从而借以转弱为强, 使外国侵略势力折服。他非常重视和强调当政者在开启“ 人心” 、转移“ 风气” 、“ 自修自强”方面的作用。他用彼得大帝向“ 西洋”“ 学习工艺”使俄国称雄欧洲的故事, 劝谏清廷“ 厉精淬志” , “ 足国而足兵”。, 使中国臻致富强。这种注重“ 内治” , 致力富强, 把反对侵略和学习西方、外御强敌和内革弊政结合起来的爱国主张, 代表了近代爱国主义新潮流。  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还有一个突出的可贵之处, 这就是他们富有重民思想。他们相信民众有爱国心, 爱国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反侵略力量。他们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魏源在提出学习西方造炮制船时, 主张除官办外, 应允许商办和从事民用产品的制造。并说“ 风气日开, 智慧日出, 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他相信中国人民能像西方各国人民那样使国家臻致富强。民族自信是一个民族能够振兴的希望所在。一个民族如果失掉必要的自信, 那就很难振作, 就会丧失前途。鸦片战争时期,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 充满发愤图强精神, 重视“ 内治” , 呼吁改革, 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 这种爱国与重民相结合的情思, 弥为珍贵。他们无愧是近代爱国主义的“ 前驱先路”总之, 自从鸦片战争揭开中国近代历史帷幕后,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开始以反对侵略、维护独立、面向世界、善师人长、注重“ 内治” 、致力富强等为主要内涵, 这就把优患与发愤、求索与开拓、爱国与重民、御外和治内、民族精神与世界观念结合起来, 从而开拓了近代中国爱国主  义潮流的新方向。当年, 国势砧危, 人民苦难, 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孙中山等近代爱国者不断发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使近代中国民族振兴之路逐渐明亮。今天, 中华国运已经回转, 香港已经回归, 只要我们不断继承和发扬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爱国主义精神, 沿着立足祖国、放眼世界、振兴中华的道路奋勇前进, 中国的二十一世纪前景和现代化事业必将更加灿烂和辉煌

关于国史的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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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历史学的我能写广义的“历史学”是对“史”进行同时合训而产生的“史有二义”的统一体。包括: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历史学家对这种客观存在和过程及其规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狭义上的史学专指后者,是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的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的统一体。因历史学家们考察的角度和出发点的不同,而有“活动”说、“学问”或“学术”说、“知识体系”说、“科学”说、“艺术”说和“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说、“整合”说等等不同的界定。历史学类专业主要包括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一级学科,以及博物馆学、民族学、文物学等二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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