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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共青团》为共青团河南省委主管·主办、《时代青年》杂志社 出版的面向全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干部的刊物。其题材新颖，形式活泼，视角独特，文章鲜活，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作为共青团河南省委内刊，《河南共青团》在全省团员、团组织中发挥着舆论宣传、工作指导的重要作用。众多现任或曾任团干的领导干部，常在刊内发表文章交流团的工作经验，为新时期我省团的工作提供宝贵参考和指导意见。刊物派发至团省委到团县委的各级团组织各部门及其所属群众团体。 编委会主任：李若鹏（共青团河南省副书记（主持工作）） 编委会副主任：孙巍峰（共青团河南省委副书记） 黄明海（省纪委驻共青团河南省委纪检组组长） 王 艺（共青团河南省委副书记） 李建涛（共青团河南省委副书记） 委员：韩维俊（共青团河南省委办公室主任）赵茂军（共青团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宋晓波（共青团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丁向东（共青团河南省委城市青年工作部部长）薛崇林（共青团河南省委农村青年工作部部长）王宏林（共青团河南省委学校部部长）王 鑫（共青团河南省委少年部部长）张 旭（共青团河南省委维护青少年权益部部长）韩 冰（共青团河南省委青年志愿者工作部部长）李 杰（共青团河南省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李秋海（时代青年杂志社社长）郑迎光（河南青年报社社长）张艳华（共青团郑州市委书记）柳 波（共青团开封市委书记）程建龙（共青团洛阳市委书记）曲晓举（共青团平顶山市委书记）王 旸（共青团新乡市委书记）李 可（共青团安阳市委书记）张 刚（共青团焦作市委书记）刘 兵（共青团濮阳市委书记）李东岭（共青团许昌市委书记）罗 静（共青团漯河市委书记）李瑞霞（共青团三门峡市委书记）杨 靖（共青团鹤壁市委书记）李冠彧（共青团南阳市委书记）王景宇（共青团商丘市委书记）李全林（共青团周口市委书记）尹永彪（共青团驻马店市委书记）赵君峰（共青团信阳市委书记）宋爱华（共青团济源市委书记） 河南是全国较早建立共青团组织的省份之一。1922年下半年，共产党员李之龙开始在开封、郑州等地筹建青年团组织。1923年2月25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冯品毅在开封省立第一师范建立了河南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为河南青年运动的领导核心。1925年10月24日，全省团的统一领导机构----共青团豫陕区委在开封建立，不久，改为团豫区委，1927年6月，又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南省委员会。此时，全省已有6个团地委、27个团特别支部，850名团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鄂豫皖边区，共青团员和青年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团组织的建立发展比较稳定。1932年3月2日，少共（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的共青团亦称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鄂豫皖省委成立，下辖19个基层团委和支部；在国民党统治区，青年运动处于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下，团组织经常遭到破坏。1934年12月，共青团河南省工作委员会再次遭到严重破坏，此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都未能恢复。但是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们无所畏惧，积极投身到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里。“一·二九”运动中，河南青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开封学生在冰天雪地中卧轨三昼夜，以表抗日救亡的赤诚之心。1936年底以后，为更广泛地团结各界青年抗日，河南的一些基层团组织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陆续改造成为青年群众的抗日救亡组织。1937年9月，中共河南省委增设青年工作委员会，指导全省的青年运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河南青年运动高潮再起。由青年组织或参加的河南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光明话剧团、河南救亡协会、开封孩子剧团等数百个青年团体，活跃在中原大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运动。抗日战争的胜利更加激发了河南解放区青年农民参加解放战争的革命热情。1949年1月至3月，有7万多名青年参军南下，参加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1946年10月，根据新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河南于1948年下半年开始试建团组织。1951年5月4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河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河南省委员会，河南青年运动又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 1951年5月4日至17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河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开封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435名，代表全省20多万团员。1953年5月16日至26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河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开封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625名，列席代表19名，代表全省75万多名团员。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赵文甫代表省委到会作了政治报告。1956年11月8日至17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河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郑州举行。出席正式代表651人，列席代表54人，代表着全省8万余名团员。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珏代表省委到会作了《把河南青年工作更加推向前进》的报告。1959年12月10日至18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南省第四次代表会在郑州召开（1957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来自全省各条战线的667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全省165万名团员。1963年10月27日至11月3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南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716人，代表全省44万多名团员。1973年5月9日至12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南省第六次代表大会在郑州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1463人，列席代表58人，特邀代表92人。1979年7月16日至22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来自全省各地各条战线的801名代表出席会议。1982年8月6日至11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来自全省各条战线的1000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全省287万余名团员。1986年7月7日至11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南省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802名，代表全省330万共青团员。1992年8月28日至3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南省第十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来自全省各条战线的480名代表，代表全省330万团员参加了大会。199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600名，代表全省449万名共青团员参加了大会。2003年4月2日至4月4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596名，代表全省490多万名共青团员参加了大会。2008年4月24日至4月25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南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585名，代表全省2800多万共青团员参加了大会。
马新朝，河南省唐河人。 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现供职于河南省文学院。17岁入伍出，1984年转业至《时代青年》杂志社，2005年调入河南省文学院从事专业创作。版有诗集《爱河》、《青春印象》、《黄河抒情诗》、《乡村的一些形式》、《幻河》等，报告文学集有《河魂》、《人口黑市纪实》等3部等多种。作品曾入选多种文学选本，有的还被翻译到国外。曾获得过《莽原》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第三届河南省政府奖，长篇抒情诗《幻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1、1903年11月4日黄兴以过生日为名约集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周震鳞、翁巩、秦毓鎏、柳聘农、柳继忠、胡瑛、徐佛苏等，在长沙保甲巷彭渊洵家举行秘密会议。建立名为华兴会的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没有政治纲领性文件，其主张主要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国民革命”，呈现出资本主义倾向。2、《国民公报》 1910年7月创刊于北京。日出对开2张。名誉社长孙伯兰，社长文实权，编辑徐佛苏、黄与之等。2008/8/18资料补充：1、与林白水交往；1903年12月19日，林白水创办了《中国白话报》，1905年3月25日被迫停刊。2、关于林白水的取名缘由，徐佛苏在其《哀诔》是这样写的：“袁项城慕其才，擢授参政，旋又民选为国会议员。先后抒中外政学道德，精理名言，蔚成巨帙，储为国华。及国会中折，议友盲驰，少泉羞与为伍，割席扬镳，遂专力于报纸。别号曰白水，窃绎其语义，盖欲割少泉之泉字之身首为二字，借示以身殉报之意也。得毋此号即近来被难之谶兆乎？！办报约及十年，文言毋虑百万。谠言刺语，传诵一时。”3、徐佛苏参与并策划近代史上第一次广州抵制日货运动：时间1908年春，中国水师在澳门附近扣留走私武器的日本船“二辰丸”，引起中日一场外交纠纷。粤商自治会“以爱国之热诚，为强国之基本””《广东七十二行商报》的发刊词为舆论导向，随即发起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2008年10月21日“蓝衣少年”（FREEPLAMAN）补充资料：添加：徐佛苏生卒年月（1879年－1916年）1、《国民公报》主笔徐佛苏曾说：“中国势不能不革命，革命势不能不共和，共和势不能不亡国。”筹安会发生之翌晨，徐佛苏（时任国务院参议）、袁思亮走晤杨度，谓兹事体大，胡不谋之任公。同时任公信徒蹇念益、汤学顿、陈国祥等群往谒杨曰：“任公握舆论界权威，倘失斯人，计左甚矣。”杨曰：“吾亦云然。”乃遣汤、蹇赴津，征梁同意。徐、袁则与蔡锷谋曰：“任公眼高于顶，耻为牛后。毋宁另树一帜，以任公为之首，庶可殊途同归也。”蔡以为善。议未定，而汤、蹇嗒焉懊丧，返自津门矣。2、“严复与徐佛苏书”信函中的注释：徐佛苏，一八七九年生于湖南善化（今长沙县），留日学生。曾参与创建华兴会，后避往日本，转而投靠保皇党，深受梁启超器重。历任政闻社常务员、宪友会常务干事。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死后，一度任大总统府顾问，及“南北和谈”的北方分代表。2008年11月19日蓝衣少年补充资料：1、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三十四岁 二月，梁启超迎其父亲莲涧先生至日本。??四月初五日，《民报》第三期发行号外，就两派的论战提出十二个问题，号召辩论。双方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阵地，就立宪与共和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论战。??是月，梁启超致函徐佛苏，除重申和《民报》辩论主张外，同意徐倡议《民报》与《新民丛报》停止争论。??五月，《新民丛报》刊登徐佛苏《劝告停止论意见书》。??七月初九日，清政府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实际上是由梁启超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九月初四日，美洲保皇会宣布于次年元月 （1907年2月13日） 起改名“国民宪政会”。梁氏知后，主张用“帝国宪政会”名。2、回忆梁启超为晚清大臣代笔：梁启超为清廷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捉刀代笔，草拟奏折，大概是清末立宪史上最有趣的故事了。梁启超以通缉犯身份，流亡海外，却直接介入最高层的政治决策，不能不令人咄咄称奇。对于这样一桩关系重大的事件，正传野史中虽然不乏记录，后世研究者也多有立论阐发，但流行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文献印证。真相究竟如何，并不清楚。陶菊隐的说法民国著名报人陶菊隐在《六君子传》中绘声绘色地叙述道：这几位先生（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戴鸿慈、端方、载泽、尚其亨、李盛铎），叫他们考察目迷五色的海外繁华或有余，要叫他们考察宪政，则可谓“用非其才”。幸而前清有一风气，官越做得大，事体越清闲，自有手下人为之撑腰垫背。五大臣带了若干参赞、随员，其中最有力的一个就是后来大大有名的湖南凤凰人熊希龄。……（熊希龄）想再找一个替他垫背的，想来想去，想到同乡人杨度的身上，乃向五大臣上了个条陈：“我们匆忙到外国，不久又匆忙回来，不易搜集材料。纵然搜集了材料，而各国国情不尽与中国相适合，不易整理就绪。依着希龄的见解，不如物色一个对宪政有深切研究的人物，叫他厘定方案，我们回国时即以之为蓝本，润色之而出奏。”那几位大臣对此无成见，只要自己不动手，无论哪一个做枪手都成。关于枪手的人选问题，熊以为中国精通宪政的有二人，一为梁启超,一为杨度。梁是朝廷的罪人，杨则无所谓，不如先找杨再说。他的上司说：“好，这件事就交给你办。你到东京辛苦一趟，先和杨度接洽。”熊立刻乘船到东京，见了杨度说：“皙子（杨度字皙子），你的机会到了！我请你帮忙，同时我却替你帮了一次大忙。”杨向他投着一道惊疑的眼光，他却汩汩滔滔地说了一切经过，并且说：“五大臣做躯壳，你替他们装上一道灵魂。当他们在火轮上看海鸥，在外国看跑马、赛狗的时候，正是你闭户著作的时候。他们逛得厌了，你的大作也就完成了。”杨想了一想，这正是“借尸还魂”的机会，便欣然应允了。等到熊由日本返国覆命的时候，杨又把枪手的责任分一半给梁任公，他自觉学问渊博不及梁，行文之流畅亦有所不及，便把难题目交给梁做，这个题目就是《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他自己拣了两个比较轻松的题目，一为《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一为《实施宪政程序》。……且说五大臣倦游归国时，枪手的草稿未到，急得他们搔首顿脚。又是熊出主意，要他们以“考察东南民气，并征集名流意见”为由，在上海饮酒看花，一面派急足到东京催促枪手交卷。卷到了，五大臣打马进京，根据梁杨的蓝本奏请立宪。丙午年（光绪卅二年）七月，经过御前会议,清廷乃下“预备立宪”之诏。《六君子传》194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改名《筹安会“六君子”传》修订再版。1957年陶菊隐新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陆续发行，这段极富戏剧性的描述再度出现。此书2006年又由海南出版社重印，文字一仍其旧。由于陶著流传广，影响大，这一说法被不少作者袭用。细究其言，陶说其实有不少错误。一个最基本的史实是，由于启程之日遭到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五大臣改为分两批先后出洋，在海外考察也有国别的分工，归来的时间自非一律。当戴鸿慈与端方1906年7月21日回到上海时，载泽与尚其亨已经北上（李盛铎已留任驻比利时出使大臣），五大臣并无聚会上海、一同坐候考察报告从日本送来的机缘。梁启超年谱的记载不过，陶菊隐的叙述并非全无根据。以资料翔实丰赡著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1936刊），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项下有记：日俄战役停止后，清宗室中的开明分子，因鉴日本以变法强国，多有维新的倾向，其中尤以端方主张最力，所以才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当日端方频以书札与先生往还，计秋冬间先生为若辈（编者注：端方等人）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这里的记载，与陶菊隐的说法有所印证。有趣的是，1983年《长编初稿》经过修订后正式出版，易名为《梁启超年谱长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项下增加了一条：六月，清政府派出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分两批回到北京。七月初九日（8月28日），清政府特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实际上是由先生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后两句显然有取自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的痕迹。《史话》称：一九〇六年八月（阴历七月），清政府举行御前会议，同意了事实上是由“大逆不道”的梁启超起草而仅仅由五大臣出面提出来的“考察宪政”的报告，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旨。由此可以看出陶著深入史学界的情形。经由《梁启超年谱长编》的传播，梁启超代五大臣所作《考察各国宪政报告》曾经清御前会议通过一说，也由野史传言变为信史确论。这么重要的文件难道全部丢失了?按照陶菊隐的说法，代五大臣作考察报告的是杨度和梁启超。两人文章的题目分别为：杨作《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与《实施宪政程序》，梁作《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然而，遍翻已经公布的宫中档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和各种杨度文集、梁启超文集，并未见到陶菊隐言之凿凿的三篇文章。至于《梁启超年谱长编》所称由梁氏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同样不见只字。惟独李华兴与吴嘉勋合编的《梁启超选集》中有《代五大臣考察宪政报告》一篇，但此题目显非原有，且文章起首即明言：“窃职恭读上谕，有特派重臣游历各国考察政治之盛举。”揣摩其中通篇以“职”自称的下属口吻，即便认作代拟，所代之人也只能是熊希龄一类随从官员，决非钦派出洋的五大臣。当然也可这样解释：杨度与梁启超提供的只是草稿，五大臣上奏时已改了名称。但究竟哪份奏折可以指认为杨、梁所拟，或与这些题目沾得上边，凭现在公开的资料，很难落实。也不能排除清宫档案有缺失的可能。只是，如此关键、重要的文件竟会全部遗失，于情于理，无法让人相信。梁启超信中透露绝大秘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节录过梁启超致友人徐佛苏的一封信。徐曾参加黄兴创办的华兴会，倾向革命；此时已改弦更张，服膺君主立宪，与梁启超交情深厚，为其所信任。在这封信中，梁启超透露了一个绝大秘密：尔来送生活（编者注：即“度过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其间履陆地者,不过三十余小时。公闻当亦大讶其行踪之诡秘耶。……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钞誊不便，今仅抄得两篇，呈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诸文中除此两文外，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现副本未抄成，迟日当以请教。）信末又特别交代徐氏：此文请万勿示一人，阅毕望即用书留（编者注：日语“挂号信”）寄返。可见其机密程度之高。1929年梁启超逝世后，徐佛苏向编纂梁启超年谱的丁文江等人提供资料时，在信后加了一段跋语：此函系乙巳年（编者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发，所谓此文万勿示人者，系梁先生代清室某大臣所作之考查宪政之奏议也。原信未标日期。年谱编者据徐佛苏跋语将此信系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尽管我们现在无法知道梁抄给徐看的两篇奏折的题目与内容，但他所拟奏稿中，有《请定国是》一折，则可确定无疑了。而徐佛苏所言“清室某大臣”，在前引《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倾向于认为是端方，应该说也探出了底细。戴鸿慈与梁启超有直接联系五大臣之一戴鸿慈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有直接联系。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三十日（1907年4月12日），时任清廷法部尚书的戴鸿慈为法部与大理院权限事，致书请教梁启超。《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抄录了此信。戴函云：客腊（编者注：去年腊月）杪手发一函，敬问起居，并道谢感德，想邀察鉴。本日托汇丰银行转致一电，请教司法省行政事宜，与大理院审判之权限，诚恐电文简略，两署所以轇轕不清（编者注：轇轕音jiāoɡé，纠缠不清）之故,执事未洞悉内容，故谨为足下详陈之。可知戴鸿慈与梁启超的联系亦相当密切。戴之所以“道谢感德”，必是梁先已帮过大忙。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代拟奏折一事，那确实该算是“大德”。只是，戴鸿慈所谓“客腊杪”，指的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岁末，因信上标有明确的日期。而徐佛苏在撰写跋语时，将梁信系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然则梁为戴鸿慈、端方代拟奏稿年余之后，戴方始申谢，未免有违人之常情。其实，徐佛苏多年后追忆，很容易出错。综合考察戴鸿慈与端方的出洋行程及归国上奏各情节，显然，将梁启超代拟事置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无疑更合适。戴氏的《出使九国日记》对其行踪有逐日记录：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1905年12月7日）从北京起行；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5年12月22日）晚到达日本神户；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5年12月25日）至横滨；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1905年12月27日）开船向美国，再游历欧洲；归途经停锡兰、槟榔屿、新加坡、香港等处；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一日（1906年7月21日）返抵上海，逗留两周；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906年8月3日）方始北上，经天津停留四天；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1906年8月10日)回到北京；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二、二十三日（1906年8月11、12日）接连朝见奏对。根据这张时间表，戴鸿慈与端方虽有机会在神户或横滨与梁启超见面，但耳目众多，未必敢即时托以大事。何况二人刚刚启行，归期尚远，考察总结也不急在一时。梁启超致徐佛苏函中说二十余日关闭船上写作，除高度保密的缘故外，显然也因时限紧迫，交稿在即。戴鸿慈在上海稽留日久，确实情有可疑。陶菊隐谓之等候交卷，不无道理。戴鸿慈与端方的奏折除了可以确知的《请定国是》一折外，梁启超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致蒋智由信中提到：“弟一月前曾为人捉刀作一文，言改革官制者。”以系年论，此篇也应归入梁启超代拟的奏议之中。无独有偶,在1919年刊行的端方遗著《端忠敏公奏稿》里，恰好有两篇题目类似的文章：一为《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一为《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根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后者即为《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可知此折系戴鸿慈与端方联衔上呈的奏稿。倘因这种“巧合”而径将二文归于梁启超名下，未免太过大胆，毕竟我们没有在梁启超的文集里发现相关的文章。故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如《梁启超与立宪政治》的作者董方奎、《端方与清末新政》的作者张海林），或者注意到梁启超曾有“请定国是”与“改革官制”两篇文稿，或者大力表彰端方的两篇奏折，却都不曾有此“非分之想”。新发现的梁启超稿本新发现的梁启超文稿证明，这两篇奏折的捉刀人正是梁启超。笔者新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册线装本梁启超手稿。此稿无题签及目录，原属燕京大学图书馆旧藏，编目时根据内文所用稿纸，拟名为《新民丛报底稿》。全册收文6篇，题目及字数如下（全部整理稿见《现代中国》第十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请定外交政策密折》（约六千字）⒉无题目（约两千五百字）⒊《请设财政调查局折》（约两千五百字）⒋《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约一千三百字）⒌《条陈邮传部应办事宜》（约五千二百字）⒍《呈为留学研究一得谨陈管见以备采择仰祈钧鉴事》（约三千字）从稿纸情况看，共分四种：第一篇黑格，加口题“新民丛报草稿用纸”；第二至四篇黑格，无口题；第五篇红格，加口题“东亚编译局”；第六篇红格，加口题“新民丛报草稿用纸”。再从各篇的内文情况看，第一篇似为初稿，零星的圈改不计，单是其中删节的一大段，便占了半页多。其余各文则无此现象。第二篇是一封由梁启超具名的信札，这也是图书编目时判定作者为“梁启超[等]”的依据。最后一文原未单独标目，且未完稿。由于二、三、四篇稿纸相同，应为同时之作，且与其他三文合订一册，笔迹亦相近，故可断定六篇文字均出自梁启超之手。那时他正主编《新民丛报》,使用杂志社稿纸也顺理成章。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各篇文稿的撰写时间如何确定，哪些文稿与出洋考察宪政大臣的奏折有关。固然，就题目而言，第一、三、四篇分别题为“请定外交政策密折”、“请设财政调查局折”、“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均为奏折形式，理应最切题。但其是否即为戴鸿慈与端方在上海急切等候者，仅从稿本内部，尚很难找到确切答案。熊希龄的单独行动陶菊隐提到，熊希龄是到日本找人代拟奏稿的关键人物。熊希龄本为戴鸿慈与端方出访各国的随员，但他仅随同两人到了日、美、英、法、德，此后便单独行动了。周秋光著《熊希龄传》钩稽了熊希龄随使出洋期间的行踪：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日（1906年4月13日），熊从意大利海岸登舟启程，四月二十二日（5月15日）回到上海。闰四月初五日（5月27日）发电给在俄国考察的戴、端后，随即东渡日本。熊希龄赴日时间大抵在同月十一日（6月2日）之后不久。六月初一（7月21日），戴鸿慈与端方先行抵沪，而直到六月初五（7月25日），《出使九国日记》中才出现“熊希龄自奉天来”的记述。熊到日本，既有可以明白告人的“拟往北海道调查垦务，为奉天计也”，也有“使节谆嘱，未便明言”的隐情（光绪三十二年熊希龄《上瞿协揆书》）。自赴日到回沪，中间约50天，熊希龄正好可以安排在日与梁启超晤面、请其写稿二十余日，并“绕道至辽”、见盛京将军赵尔巽面陈受其委派调查日本开垦北海道事宜的行程。（熊赴日，名义上是受盛京将军赵尔巽委派到北海道调查垦务，回来后即被赵委任为奉天农工商局总办）戴鸿慈日记透露的消息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五（1906年7月25日），熊希龄到沪；六月十四日（1906年8月3日），戴鸿慈与端方即从吴淞口启行。当日，戴在《出使九国日记》中有如下记述：晚，天气稍凉，阅定各奏摺,计定国是、改官制、审外交、设财政调查局、立中央女学院，凡五摺。虽只闲闲数笔，关系却是异常重大。这五折，分明对应着戴鸿慈与端方奏稿中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以及梁启超稿本中的《请定外交政策密折》、《请设财政调查局折》与《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甚至连排列的次序都分毫不差。如此，所谓“梁启超做五大臣枪手”一案，已可准确表述为：1906年6、7月间，梁启超为清廷派遣的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与端方代拟了五篇奏稿，即《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请定外交政策密折》、《请设财政调查局折》与《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此五文现均存世。没有后三篇文稿的发现，即使大胆倡言，终究不过是假说；而有此三文重现于世，此论便足以成为定谳。请梁启超做枪手是谁的主意?至于动议邀请梁启超捉刀代笔之人，虽极有可能是戊戌变法前与梁共同参与湖南新政的熊希龄，但敢于作此决断者，仍非时任出洋考察政治大臣的满人端方莫属。在这批新发现的梁启超文稿中，第二篇无标题的信件是写给“文帅大使阁下”即端方的。信中说：秉三（熊希龄字秉三）东来，以尊命委嘱各件，谨已蒇事（chǎnshì，完事），想早达记室。末学菲材，率尔操觚，不识尚可采用否?伏希教之。可见熊希龄之东渡日本、请梁作文，本是端方的主意。因此，尽管笔者考证认为，《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与《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这两篇原先收入《端忠敏公奏稿》的文章，著作权应属梁启超，但梁启超只是代端方表达了其推动立宪的理念与决心，端方本人在此事件中的重要性并不会因此而降低。当然，要使其想法系统化并作到言辞动人，则是梁启超的拿手好戏。杨度与奏稿无涉梁启超致端方的信也确凿地表明，熊希龄到日本并非去见杨度,而是直接与梁启超晤面，托以起草奏稿的重任。在熊氏目前存世的文稿中，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止，并无与杨度交通的一言半语。因此，由陶菊隐活灵活现地描述的熊希龄找杨度、杨度再分摊给梁启超的层层“转包”故事，纯属虚构，尽管他还是猜中了一些事实。2008年11月20日，蓝衣少年辑录补充：〔1〕《一个青年的梦》 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所作的四幕反战剧本。中译文在翻译时即陆续发表于北京《国民公报》副刊，至该报被禁停刊时止（一九一九年八月三日至十月二十五日），后来全剧又移刊于《新青年》月刊第七卷第二号至第五号（一九二○年一月至四月）。单行本于一九二二年七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至一九二七年九月，又由上海北新书局再版发行：列为《未名丛刊》之一。〔2〕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个青年的梦》单行本，未另在报刊上发表过。〔3〕《新青年》 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鲁迅在“五四”时期同该刊有密切联系，是它的重要撰稿人，曾参加该刊编辑会议。〔4〕《国民公报》 一九○九年中国改良派为鼓吹立宪运动而创办于北京的日报，徐佛苏主编，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因刊登揭露段祺瑞政府的文字，被禁停刊。〔5〕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 日本作家。《白桦》杂志创办人之一，著有小说《好好先生》、剧本《他的妹妹》等。在日本侵华期间，他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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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是人的一生当中最重要是阶段。这个时候，有深明大义的父母，有德高望重的恩师，有意气风发的朋友，有伉俪情深的爱人，那是最好的。反过来说，父母不能理解你，没有人指导你，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遇不见另一半，那是多么糟糕的人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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