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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法规的关系 摘要 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法规联系密切,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发展两者可以相互转化,不仅在具体内容上存在着不少相互重叠的地方,而且两者的作用具有相当的互补性。明确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法规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及理论意义。本文针对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法规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首先归纳了两者之间的相同点及区别后，又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并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完善会计法规约束会计职业道德的思路：将会计职业道德核心内容吸收到法律制度之中、增强会计法律制度的执行力度、健全会计制度体系推进会计体系改革，以期能从完善会计法规的角度有效地完善我国会计职业道德。 关键字：会计职业道德，会计法规，关系
析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法规的关系 摘要 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法规联系密切,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发展两者可以相互转化,不仅在具体内容上存在着不少相互重叠的地方,而且两者的作用具有相当的互补性。明确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法规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及理论意义。本文针对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法规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首先归纳了两者之间的相同点及区别后，又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并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完善会计法规约束会计职业道德的思路：将会计职业道德核心内容吸收到法律制度之中、增强会计法律制度的执行力度、健全会计制度体系推进会计体系改革，以期能从完善会计法规的角度有效地完善我国会计职业道德。 关键字：会计职业道德，会计法规，关系
会计法制化需要相应的体制基础。原因在于:在一个利益高度集中和单一化的体制架构下,是无法构筑会计法制体系的,作为会计法的调整对象,会计行为是基于会计主体相伴而生的,国家作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所形成的体制实施会计法制化,无异于运动员和裁判员合一的体制下,自己做自己的裁判,其法制化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体制和会计法律责任这种深刻的内在联系,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伴随放权扩权和减税让利等政策的实施以及企业逐步走向市场,企业自身利益在复归的同时,由于会计法制的不完善性并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和配套措施,在会计领域出现法律管辖的真空地带,会计信息失真,会计工作秩序混乱,种种流弊丛生。由于经济和政治的不可分性,国家的治国方略必然以某种形式反映到经济中来,会计法制化便是依法治国在会计领域的具体表现。(二)产权经济改革与会计法制化的关系经济学认为,“产权是享有财富的收益并且同时承担与这一收益相关的成本的自由或者所获得的许可”。[1]同时认为产权不是有形的东西或事物,而是抽象的社会关系。从抽象的意义上,产权可以理解为由于稀缺物品的存在而发生的与该物品使用相关的关系。这是产权的本质内涵。[2]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要消灭“稀缺”,实现物质资源的共享。进一步可以理解为产权与其主体的关系具有唯一性,这种唯一性由立法予以保障;同时产权的存在方式有其量的规模,会计中的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均是产权的基本元素。可以说产权反映了一种“稀缺”的社会关系,这种稀缺的程度和产权的数量化形式,则是产权与会计的结合点。市场经济之所以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目的就在于要建立产权与其主体关系的对应性和唯一性,即所谓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从而形成利益主体鲜明的格局。这是市场主体诞生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企业实施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条件和内在要求。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是企业改革的先导。按照这一要求“谁投资,谁拥有产权”,按实际出资划清出资者的界限,明确所有权、经营权的归属,明确出资者,这是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所在。所以,产权清晰应当包括两个层面上的涵义:第一个层面是基本层面,即产权数量的清晰,这是产权清晰量的规定性。包括产权数量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确认标准、计量记录方式、核算规则等,实质上是一个会计过程。第二个层面是产权在法律上的清晰,这是产权清晰质的规定性,即在法律上能否作为一个产权主体出现,拥有对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等各项权能,包括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这将借助于实体法与程序法来完成。企业在持续经营过程中,如何真实、完整地核算所有者权益,将生产经营过程中保值增值的情况恰当地反映出来,使得产权在经营的动态过程中保持完整、真实、准确的量化形式,这是会计核算的基本职能,同时涉及会计核算的全过程和收入、成本、费用、利润等各要素,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产权主体数量予以反映的过程。因此可以说产权数量清晰最根本的是会计核算的真实、完整,只有正确的以量化形式反映的所有者权益才能称之为产权清晰。进一步明确法律上的产权主体,才能确定权益的归属和产权主体所具备的各项权利义务,才能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提供法律前提。不能忽视的是,产权量的大小,其精确程度如何细化和量化,如何进一步将产权清晰至产权主体,则是由会计在法制框架内予以完成的。因此会计法通过规范会计核算,明确法律责任,为产权的数量的正确性提供了法律保障机制。(三)市场经济中各利益主体 的产生及发展与会计法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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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选择的若干理论问题探讨》《四川会计》1999年第8期·探索·会计政策选择的若干理论问题探讨○厦门大学陈龙与会计政策选择相关的主要理论有以下三类:一是有效市场假说,二是实证会计理论,三是经济后果理论。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问题还关系到会计准则的制定。一、有效市场假说(EMH)简森1978年把有效市场定义为:对一组信息Qt,如果根据该组信息从事交易无法赚取到经济利润,那么市场是有效的。1EMH理论认为,在次强式或强式股票市场上,市场能够无任何偏好地对包括会计程序变动在内的所有信息作出反应。税收是会计变动唯一可引起的现金流量效应。在没有税收条件下,会计程序的变化不会影响股票价格。EMH预测不论股票价格如何随着会计收益的变动而波动,最终的股票价格肯定是对股票未来价值的无偏倚计量。EMH认为,由于信息交流,资本市场终会了解一家公司是否存在现金流动问题。一家公司绝不可能依靠会计来作为欺诈手段,长期隐瞒现金流动问题。一旦为外界发现,那么,次强式以上的股票市场就会对会计收益中隐含的未来现金流动问题作出大致正确的评估并通过当期股票价格反映出来。证券市场不会总是被会计收益引入歧途,而会作出对股票未来价值的不偏不倚的估计。甚至在某企业特定的会计程序不为外界所知时,有效的证券市场仍将对该企业运用的会计程序作出无偏见的预测,并对该会计程序将产生的未来预期收益的程序作出不偏倚的评估。总之,EMH认为会计政策选择无关紧要,不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和企业价值,有效资本市场将形成不偏倚的股票价格。二、实证会计理论(PAT)PAT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是通过对分红计划、债务契约和政治成本的考察,推导出有关的三大假设。分红计划 假设在做出“管理人员在某个分红计划下的报酬随着报告收益的增加”的假定,之后推导出该假设:若其它条件保持不变,实施分红计划的企业,其管理人员更有可能把报告收益由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负债权益率 假设在做出“企业越是与特定的基于会计数据的限制性契约条款联系紧密,企业经理人员便越有可能采用可增加当期收益的程序”的假定之后提出该假设:假定其它条件保持不变,企业的负债权益率愈高,企业的经理人员便愈有可能选择可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转移至当期的会计程序。规模假设 在做出“大企业的政治敏感性和所承受的财富转移额(政治成本)均大于小企业”的假定之后,推导出该假设:在其它条件均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规模愈大,它的管理人员就愈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够将当期收益递延到下期的会计程序。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证实了这三大假设。简言之,PAT认为确实存在管理人员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三、经济后果理论(ECT)史蒂芬·杰夫在其1978年发表的一篇名为《‘经济后果’的兴起》文章中将经济后果定义为:“会计报告对企业决策行为、政府、债权人所产生的影响。”3这个定义的本质在于,会计报告能够影响管理者和其他人员所做出的真实决策,而不仅仅是反映这些决策的结果。威廉姆·斯考特(Scotc,WR)将经济后果定义为:“不论有效证券市场启示如何,会计政策选择能够影响企业价值”这一观念。即从本质上认为企业的会计政策及其变更确有影响(matter)。4经济后果的出现,照斯考特的观点,源于“为何存在会计政 策选择”这一问题。扼要地说,它们源自企业签订的契约,特别是管理报酬契约和债务契约。假设会计政策选择会产生影响,企业所运用的特定会计政策及其时间分布和变更的实质,对投资者而言,是一项重要的信息来源。实际上,管理人员可运用会计政策选择这一内幕信息的可靠信号披露内幕信息,缓解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斯考特认为,会计政策及其变更影响到管理人员和投资者,甚至会引发政治家们的兴趣。他强调指出,这里的会计政策指的是任何一项会计政策,并非专指影响企业现金流量的那一些。由于许多重大的会计政策的变更都与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相关,并且经济后果观念与现实情况相符。总之,ECT认为,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虽然可能不影响企业现金流量,但却能够影响企业的价值及其股票价格。四、评述一般认为,EMH与ECT在会计政策选择问题上是两大对立学派。EMH理论认为,会计政策选择不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和企业价值,证券市场能自发调节形成洞悉一切的无偏见的股票价格;而ECT认为,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影响企业价值。而实证会计研究结果更倾向于ECT。笔者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内幕信息等问题的存在,信息成本不为零,故而股票市场尚未具备看穿企业价值的能力。五、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
合同的本质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一致，达成意思一致的方法和形式并不仅限于书面合同合同法的根本价值是保护双方意思自治和促进交易，且合同法的规定并没有穷尽和排除其他合同方式（正如合同法规定了十几种有名合同，但无名合同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合同法保护书面合同的同时，也保护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而达成的合同。很多时候书面合同都有助于解决纠纷；但一些具体情况中，书面合同的订立可能有一定困难，法律同样保护这些合同及其背后的当事人意思表示。
人们在适用该条规定时，将会出现大量援引“其他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这一模糊条款，实质上就成为人们在援引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从而会使这一规定在执行中的力度大大减弱。笔者认为，此处应对诚实信用所要求的先合同义务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以便当事人适用。 2、诚实信用原则与合同履行时的附随义务 我国合同法第60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该条第2款又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下列义务：(1)及时通知；(2)协助；(3)保密。这一规定表明，我国合同法要求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仅要承担合同明确约定的给付义务，而且还应承担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各种附随义务，以使交易过程能够圆满、妥当地进行。 附随义务并非在订立合同一开始就能确定下来，而是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以及交易习惯而逐渐产生的义务，因为无论是立法者的法律规定，还是合同当事人的约定，都无法穷尽人事的变幻，也无法详尽地、事无巨细地规定当事人义务的全部内容，但是为了使交易能够圆满地完成，即使合同没有约定，但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对其应当负担的义务，不得借口合同没有约定而拒绝履行。 附随义务的主要作用在于辅助给付义务的履行和保护债权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附随义务的产生和对合同关系的加入，使得过去只注重给付义务的合同履行由粗糙变得精细。这种对附随义务的关注应贯彻于合同履行的全部过程和各个方面，当事人虽未明确约定债务履行方式，但应以合理的方式进行，要求合同关系当事人以爱人知己之心善尽义务，才是符合法律的真正要求。 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在债务履行过程中应负担通知、协助、保密等附随义务，除此之外，对“根据合同之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进行扩张解释，如还应包括提供必要条件的义务、告知义务、照顾义务、保护 义务等。对于违反附随义务而产生的法律责任，我国合同法未作规定。一般认为违反附随义务的履行不产生履行的效力，债务人的履行义务并不消灭，应以合于诚实信用原则要求的方式另行履行；债务人因违反附随义务而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诚实信用原则与合同终止后的后合同义务 按传统民法，合同关系终止后，当事人即脱离了合同的约束，彼此不再承担任何义务，但有时这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不够周到，于是现代民法理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创设了后合同义务。即在合同关系终止后，当事人在特定情形下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仍应负有某种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义务，以维护相对人的人身或财产利益。例如，租赁关系终止后，房主应容许承租人在一定期间内在门前适当地方张贴迁移启事，以及他人问询时房主有告知的义务；雇佣合同中终止后,雇主应受雇人的请求有开具服务证明书的义务，而受雇人在离职后对于工作期间所接触到的商业秘密有保密的义务。我国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诚实信用原则与情事变更原则 情事变更是指由于国家经济政策、社会经济形势等客观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而这种变化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并且不能克服的，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就合同内容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情事变更原则渊源于诚实信用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变更和解除领域的运用和具体化。 因为合同依法成立之时，有其信赖的客观环境，当事人在合同中所约定权利义务是建立在这一客观环境的基础上的，当该客观环境发生改变或不复存在，原来约定的权利义务与新形成的客观环境不相适应，如果僵化地坚守原来的合同内容，将造成不公平的结果，此时只有将合同加以改变乃至解除，才符合诚实 信用原则的要求，才不致使法律异化为人们的枷锁。 、诚实信用原则与合同解释 合同属于当事人自创的规范，源自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在于满足不同的利益；加上表达这些意思所用的语言文字未必精确，因而在合同订立或履行过程中对其意义、内容或适用范围，难免发生疑义，这使得合同解释在实践中非常必要和普遍。对合同进行解释的方法很多，其中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对合同进行解释，便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为各国民法所采用。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合同应按诚实信用的原则及一般交易上的习惯进行解释。”意大利民法典第1366条规定：“应当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解释契约”，这是因为诚实信用原则本身就具有解释、评价和补充法律行为的功能，其在合同解释中的主要作用在于衡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合理地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三、结语 综上可见，诚实信用原则对我国整个合同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现代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十分活跃，在私法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诚如有的学者所言：“今日私法已由意思趋向于信赖，已由内心趋向于外形，已由主观趋向于客观，已由表意人本位趋向于相对人或第三人本位，已由权利滥用自由之思想趋向权利滥用禁止之思想，已由个人本位趋向于社会本位或团体本位。”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诚实信用原则日益受到重视，乃是顺理成章之事。尽管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还处于初经阶段，但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成熟，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应用不断扩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诚实信用原则也必将对我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起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合同法顺应历史的潮流，自应给予诚实资料来源：
一、对我国会计改革的简要回顾 近十年来我国会计领域的改革，尤其是会计核算制度的改革，其规模之大、内容之深入，都是前所未有的。1993年《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及行业财务制度与行业会计制度（以下简称“两则两制”）的发布与实施拉开了这次改革的序幕。而2001年发布实施的新企业会计制度，则将会计核算制度改革推向了又一个高潮。“两则两制”的发布与实施，意味着我国会计核算制度的改革，是坚持“两条腿”走路方针的。制定会计准则，不但在形式上而且在基本的和主要的会计政策的选择与运用上，实现了与国际惯例的接轨；而发布与实施以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为主要内容的会计制度，则符合我国广大会计人员的传统习惯与思维方式，也适应大多数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要求。 然而，在第一个具体准则出台前的1996年，一些会计界人士就对当时实行的行业会计制度口诛笔伐，主张立即“取消”或“消灭”，以扶正被“冷落”了的会计准则，但是中国会计环境和会计实践教育人们，企图在很短的时间内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作法，采用“单轨制”的会计准则作为我国会计核算的规范，是行不通的。我国今年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和将要制定的金融保险企业会计制度及小型企业会计制度，也是我国会计核算制度改革在经过了冷静思考后的必然选择，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三要素（遗传、变异和生存斗争）来解释，会计制度是我国会计规范的“遗传”，而从已经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来看，在“一般规定”中又包括了许多会计准则的内容，这在一定意义上或许也可看成是会计准则的“变异”。总之，在我国企业会计制度与企业会计准则将长期并行，共同指导和规范我国的会计实践。 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规范：准则和制度 对我国是否应该建立会计准则，十年来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我国根本就不该搞会计准则，它不符合国情；也有少数人认为，必须搞会计准则，并要尽快地以其来代替我国传统的会计制度；不过大多数人认为，考虑到与国际会计惯例的接轨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需要，根据我国国情，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既要设计会计准则，也要制定会计制度。笔者认为，前两种观点都过于极端而不足为取，第三种观点才是现实和理智的选择。之所以产生这些分歧，关键还是在于如何认识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它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规范。 （一）从二者的联系来看： 1．它们可统称会计制度。广义的会计制度包括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还包括会计法律法规。各国的会计环境不同，一些国家只采用会计准则，而有些国家如法国和改革前的我国只采用会计制度，来规范各自的会计工作，形成了各有特色的会计制度。 2．它们都是会计标准。会计标准无非是对各会计要素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依据和准绳，只不过有的标准原则一些，有的标准具体一些。但是它们都可以反映各自运用的会计政策。 它们都属于会计法规。我国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都是由国家财政部门组织制定和发布实施的，因此它们都是同一层次的部门行政法规，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二）从二者的区别来看： 1．规范的目标不同。会计准则规范的目标主要是解决会计要素如何进行确认和计量的问题，同时也规范会计主体应当披露哪些方面的信息；而会计制度规范的目标主要是解决会计要素如何进行记录和报告的问题。确认和计量是记录和报告的前提条件，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记录和报告就不可能。 2．适用的范围不同。会计准则适用于股份公司的会计处理，而会计制度适用于所有企业。即使在美国也未要求股份公司以外的企业严格执行公认会计原则，我国已经发布的会计准则中，要求所有企业执行的也是少数。 3．规范的具体内容和可操作性强弱不同。由于规范的目标不同，决定了各自规范的具体内容不同。会计准则规范的内容主要是对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进行“定性”的规定，例如在准则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语言：该项收入（或费用）“计人当期损益”。至于记录到哪个科目，则由会计人员自己去判断。而会计制度规范的内容则具体得多。毫无疑问，准则的可操作性较差，制度的可操作性较强。同时，认准则和制度规定的内容来看，准则是对某一类业务的确认和计量加以规定，而制度是对某一类企业或全部企业的各类业务的会计处理进行具体规定。 4．对会计人员的素质要求不同。由于可操作性程度不同，准则要求会计人员具有较高的职业判断能力，而制度对这方面的要求相对较低。 5．在会计规范体系中的层次不同。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都是处理会计业务的规范，它们处于会计规范体系的同一层次，是平行的关系，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他们认为，《会计法》和《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居于第一层次，会计准则和新会计制度同居于第二层次，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他们也许是因为看到已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的一般规定中，几乎包括了已发布的会计准则的主要内容，因此认为执行准则和执行制度都一样，何况会计制度中还有科目体系和报表体系。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导，我们不能因为新会计制度中包括了许多会计准则的内容，就认为它们可以互相代替，处于同一层次了。按照这种说法，确实没有必要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设计会计准则，只要有会计制度就行了。 然而西方国家的一些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在法国，自1947年以来一直采取统一会计制度的形式，但有资料表明，最近几年他们也在“建立新的会计准则制订机构，组织力量搞本国的会计准则”；而西方一些长期实行会计准则的国家，“公司在实际执行中，仍要根据会计准则制订会计科目体系，据以进行会计核算”，只不过这种科目体系是公司自己制订的，而我国微观经济主体设计会计制度的能力很差，这主要是由于会计人员素质较差以及相关制度缺乏灵活性所造成的，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需要由国家组织专业人士来设计。如果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是可以互相代替的同一层次的规范，试问，美国的公司为什么还要设计会计科目？法国又为什么还要制订会计准则？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准则和制度是两个不同层次的规范，前者（尤其是会计基本准则或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制约后者。根据会计法律法规权威性和内容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其层次关系作以下划分：会计法是第一层次，财务会计报告条例是第二层次，会计准则是第三层次，会计制度和财政部制定的补充规定或暂行规定是第四层次。 三、关于新制度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1．制度的名称。新制度体系包括三大制度：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保险企业会计制度和小型企业会计制度。这三大制度都是规范企业会计核算的。已经发布和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实际上是大中型企业会计制度，但是其名称使人误解为它是规范所有企业的会计制度。为了与金融保险企业和小企业会计制度区分，建议直接将“企业会计制度”命名为“大中型企业会计制度”，这样既可省去行文的麻烦，又可与“小企业会计制度”的名称相对应。 2．企业会计制度的结构。新企业会计制度由一般规定、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专业会计核算办法三部分组成。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①是否三大制度下都包括这三个部分，如果包括，在“一般规定”中将存在大量的重复。②现行制度的“一般规定”中，包括了许多已发布的会计准则，一方面使“一般规定”的内容过多（共计5至6万字），显得冗长，另一方面又与“会计科目使用说明”中的许多内容重复，实无必要。③既然会计制度中包括了会计准则的主要内容，又势必回到原来的问题上：只要会计制度就行了，会计准则是多余的。或者可以这样来理解准则和制度的关系；准则是会计对外交往用的，制度是对内进行实际会计处理用的。 3．关于新旧会计制度的衔接。财政部已经印发了《贯彻实施企业会计制度有关政策衔接问题的规定》（财会[2001]17号文），由于新制度是在（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和已发布的具体准则的基础上制定的，因此股份公司按照上述文件进行新旧制度的衔接，问题应该不大。然而，股份公司以外的大中型企业执行新制度时，新旧会计制度的衔接则出现了很多问题，因为它们以前执行的行业会计制度与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的差异较大，而且有许多具体准则它们也没有执行，这不是上述文件提出的几条简单的衔接内容所能解决的，对此，财政部还应当发布一个更详细的规定，否则会造成新旧制度衔接的混乱。 4．放权以后的监督问题。新制度在许多方面给予了会计人员处理经济业务更多的自主权。例如，提取坏账准备的有法由企业自行确定；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以及固定资产目录都由企业自行规定；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的试值准备也由企业来确定；存货和固定资产的盘盈、盘亏以前要由企业报经财政部门批准才能人账，现在则由企业董事会或经理会议批准后，即可在期末结账前处理完毕。这些规定也体现了与国际惯例的接轨。现在的问题是，放权以后如何加强对这些方面的财务信息的监督。若放松监督，企业就有可能提取秘密准备或弄虚作假，从而严重影响利润的真实性和会计信息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