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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1912—1923)山西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略作探讨,以期有助于民国初期山西农业经济的研究。一山西历史上“土厚水深,素称农产区域”,辛亥革命后当政者根据山西农业省份的实际情况,认为改良农产、发展农业经济为“救济晋省穷困最普及易收效之法”[1]40,同时也是解决财政困难和筹集军费的最好途径,因而对农业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民国初期,要发展农业经济,主要依靠的是简单劳动力。然而,近代以来,山西农村人力日弛,严重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究其原因,除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剥削的加重这两个主要原因之外,还有诸多社会原因,其中以下三个较为突出。第一,灾荒使人口减少。近代的山西灾荒频仍,几乎无年不灾,至1911年全省大范围的旱灾 山西省地处华北平原以西（太行山之西）、黄河中下游之东、王屋山和砥柱山（在今河南三门峡市内）以北、蒙古的丰镇厅和清水河之南。平均海拔800～1500米，称山西高原，为黄土高原的一部分，总面积为2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024万多（按乾隆二十七年统计）。 其自然地理条件，从整体上看不算优越：境内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普遍气温较低，并且北寒南暖，全年南北气温平均相差10℃多。地表水资源不足，尤其是晋北一带这些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且降雨量不多，旱多涝少（且雨量分布不均），不良的自然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并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租佃关系。土地总面积为8万余顷，荒山荒地众多，约为654万顷，森林覆盖率不高，只有2万多顷的山地林，耕地面积也仅有53万余顷，农业生产空间欠广。农田以旱地为主，水田很少，仅占总耕地面积的5%。境内北中部产玉米、谷子、高粱、莜麦、荞麦等杂粮，其中太原县还可利用晋水育稻。晋南以产小麦为主，兼种棉花及少量水稻。 一、生产条件与耕作习惯 省内北部地区，人稀地多，农田面积稍广，中部人地比例较为适中，而南部则显得人多 地狭，不足耕种。但北部耕种条件不好，土地贫瘠，水资源短缺，且山地坡地居多，水土流失严重。中部地区，虽然平地、二阴地居多，但水肥资源仍然不够，制约着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南部一带，相对而言，土地肥沃，水利条件好。综观全省，农业经济呈现不平衡的发展状态：晋南地方，农业生产搞得较好，晋中地区稍差些，北路农业则最为落后。 具体地讲，晋南的平阳府、蒲州府、绛州、解州一带，稼禾两年三熟，夏季收了春麦后，种一茬荞麦，或种冬麦，或歇休。如种棉花，则一般为一年一熟。故麦茬地可种花，或于花茬地种麦。再如濒临黄河的临晋、芮城、永济等县，种麦之外，又往往中稻，收获颇佳。割稻后立即翻耕，撒种菜籽，入冬可收油菜、芥菜等。平、蒲地方，人口人口密度大，农户经营农田面积相对要小些，一般为30亩左右。乡民辛勤劳动，精耕细作，往往取得较好的收成。 上述南路的河东地区农民，在进行农业劳动时，比较注重生产技术。通常在夏收或秋收后，要用木犁深翻田土，整理农地。其目的是将稼茬翻入深处，沤烂残技败叶，既可除草，又可得肥源培田。同时，用耱耙打碎土块，熟化土壤，为下年开播做前期预备工作。继之，到春种季节，老农事先翻地，再次熟?i，碎土保墒。对过于干旱的土壤，进行空灌，调节商情。 在下种前，或用草木灰水浸种，或用砒霜拌种，防止作物的黑穗病和虫害发生。此种传统办法，行之有效，故当地百姓长期坚持。民间注重水肥作用，在保墒的基础上，又多加底肥，以畜肥和土灰为主。即一般以牛羊粪做底肥，以猪粪做追肥。其时在江南地方有“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必无成功”的农谚，而在山西河东地区以至平阳、霍州一带，也同样有种田须养猪积肥的说法。山西农书曾记到：“豕不放于街衢，亦不可常在牢中，宜于在牢地掘地为坎，令其自能上下，或由牢而入坎，或由坎而入牢，坎内泼水添土，久之自成粪也。”这是晋南晋中地方改散养为圈养，以利积肥壅田的一大进步。 锄禾拔草也较为认真。河东地区和晋中一带的农民有一种旱锄的经验，即选择晴天锄地，既利除草，也可松土，“阴雨天入地无利有害”。在庄稼成长期间，通常要锄禾三至五次，一次比一次浅，一次比一次精心。初锄讲究深入，有松土之意，可越往后庄稼长得越高，根浦浅层，就越忌讳深锄了。锄草或锄田，主要是在豆禾、棉花、蔬菜地里进行，麦禾因密植之故，一般不下锄，只是在旱日（晴天）入地徒手拔草，以免伤其根。 按其农作习惯，在植物生长期间，要应时施肥、浇水，及时防治虫害。人们有时把烟草茎杆剪成小段，约三寸长，搜入田土里，以其毒性杀虫。或用浸泡过烟草的水，喷洒到棉花或小麦的茎部和根部，以治虫害。乾隆年间，山西地方，特别是晋南、晋中一带农民从实践中摸索灭蝗技术，进而掌握了一套有效的消灭蝗虫办法――除蝻术。时人声称：“捕蝗不如除蝻，除蝻不如灭种。”一些地方官在境内提倡于水涸草草枯之时，焚烧丛秽之区；或于春暖土松之时，集民于生蝗处掘地取卵种。平阳、蒲州、绛州各地积极响应。乾隆十七年（1752年），言官周焘曾将这种经验奏报给朝廷，引起了统治进的重视。 平阳、蒲州、解州、绛州地方种植棉花，一般采取穴种，壅肥较厚，采用摘头（打天心）、整枝等一系列技术。并严格控制棉株高度、棉田水分和棉株密度，强调稀科、通风，对田间管理精细。这一套棉生产技术，是明代从邻省陕西引进的，在晋南运用确当，甚至有所发展。康、乾之际，棉花的播种和管理方法又流传到晋中，在平遥、介休效果良好，收获颇佳。 晋南地方，在清代不仅认真培育传统的粮食品种，而且于康、乾之际，开发新的农作物品种，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最早出产于美洲墨西哥、秘鲁的玉米和出产于墨西哥、哥伦比亚的蕃薯，曾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分别传入我国，先后在江苏、山东等地种植。康熙十一年（1672年），玉米种子引入晋南，试种成功，产量较高。其生产方法逐步向晋中、晋北推进。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境内陈云、陈燮兄弟俩将蕃薯从河南朱仙镇引入三晋河东，先在解州试种成功，逐步向北推广其栽培技术，使晋中、晋南地方百姓喜获丰收。 晋南农民对农业的投入较多，水肥并进，精耕细作、精收细打，往往获得较为理想的产量。通常年景，河东地方亩产小麦2石左右，亩产水稻3石，玉米2石多，棉花50～60斤（皮棉），农业生产水平较高。 他们为了改良土壤，曾合理利用汾水和霍泉水浇灌稼禾。其中在晋南平阳府，洪洞县和赵城县农民本着互利的原则，经过官方许可，采取自由联合的形式，互相协作，合力开发霍山南麓的霍泉水，浇溉两县的农田。雍正年间（1723～1735年），霍泉上有引水溉田的渠道5条：南霍渠、小霍渠、副霍渠、清水渠、丽泽渠（现在称之为霍泉渠），灌溉洪洞县李卫、永宁、湾里等33村土地和赵城县各村土地5万亩；到道光五年（1825年），洪、赵两县疏引霍泉溉田面积扩大到5万亩，创霍泉水溉田的历史之最。霍泉流量比较稳定，当地人民积极利用，不断开发，使霍泉灌区常获丰收，成了洪、赵一带粮食生产的重心所在。 比较而言，晋中地方，耕地稍多，土壤的熟化程度较高，水利条件一般化。农民的耕作技术比晋北好，但却逊于晋南。生产高梁、玉米、黍子、谷子、水稻、莜麦、小麦等杂粮，两年三熟，少数作物如荞麦、蔬菜等可一年两收。水地占15%，旱地占85%，水田亩产杂粮2石左右，旱地亩产杂粮7斗～1石。该地区的耕地主要集中于太原和忻、定两大盆地，地势平衍，气候适中，对农作物生长有利，属于山西普通的产粮区。 晋中的太原县、榆次县、清源县等处的农民，还积极引用汾水、晋水既田，增进地力，提高产量。当地从康熙初年（1662年）开始兴筑汾水第一坝堰――广惠渠（堰）后，沿河各县相继效仿，又逐渐建起广济、广义、利义、天义、天顺、公议等大堤坝，号称“汾河十大堰”，是其时开发汾河资源的最为典型的灌溉工程。这些水利工程的灌溉范围，包括晋中地方的太原、清徐、太谷、交城、文水、祁县、平遥、介休等县之190多个村庄的40多万亩土地。 与“十大堰”配套使用的是引水沟渠，最为突出的工程举措是在太原县，清雍正以后至道光年间，太原县东之汾河上先后有用以溉田的引水渠27道。其中长安渠、龙首渠、白马渠三渠总长355里， 同时，晋中农民在潇河流域，建起了“上五道、中四道、中三道、下五道和另外十八道泥渠的灌溉系统，整个流域的灌溉面积达到二十万亩”，对晋中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榆次县农民集中巨大的人力、物力在潇河（洞涡河）上修浚了31里长的官甲口渠，浩荡之水流向郭家堡、寇村、荣村、高村、韩村等处，溉田6万亩，成为县民世代所乐道的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这些水地每年收成都较为可观，平均产粮皆在2石以上。 晋北地区包括大同府、朔平府、宁武府、保德州一带。人少地多，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地势高，气温低，冬季酷冷，夏无炎暑，且春迟夏短冬来早。就全省来说，当南路桃李花谢之时，该地区草木方萌。史称：宁武、偏关、神池、五寨等县，“终岁多大风，惟五月后至中秋初则少杀，季春孟夏时尚雨雪旦日，晴霁郡国诸山岚气蒸吐，触之若瘴”。雁北之左云、右玉、各县，立春节后仍旧寒风大作，春风节后，东风开始解冻，农事方兴。清明节后，草木甲拆，开始下种。立夏节后，天气方为和暖，坚冰始消。虽三伏盛暑，少穿葛纱。“早晨夜暮不离棉衣，立秋节后，天已深凉”，“寒露节前百草皆枯，人皆衣裘”。在晋中、晋南，庄稼两年三熟，而晋北地方则因夏短冬早，地气寒冷之故，田禾一年仅有一熟。 因为温差大，一年四季早晚皆冷，不能栽桑养蚕、种棉种麻，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纺织业）的结合，在晋北则视为不可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晋北难以存在。清代官府认为晋北妇女懒惰，不兴织业，实际是地势使然。如（清）光绪《天镇县志?风土记》上讲：“独塞北诸郡，但知有耕，不知有织，天寒地冻，不能树桑养蚕，固其所耳。而棉布亦以粟易。”光绪《续修崞县志》也记到，原平一带，“地寒不产棉花，女不晓织纺”。山阴、广灵、灵丘、大同、阳高、偏关、代州、繁峙各县皆是如此，甚至连靠近忻州、定襄的一些地区也是早燠迟不宜棉，农地多沙不宜麻??，田碱不宜桑柘。由于地理和习惯的缘故，织麻、纺棉、织丝都不流行，绝大多数的农户是用自产之粮来换取棉布，或直接买取袄、裤。 因地理和土质的关系，不仅难栽桑麻，就是水稻也不能种，种植旱稻也很少。百姓仅就土宜，种植五谷杂粮，也栽培一些耐寒性的果蔬植物，如大麦、莜麦、稷、黍、糜、秫、籽麻、萆麻、大豆、小豆、莞豆、黄豆、绿豆、谷子、葡萄、西瓜、茄子、南瓜、芥、蔓菁、苤兰、白菜、萝卜、土豆、黄花、茴子白。其中，莜麦为主要食粮，适宜当地水土，耐寒耐旱，能相对保证产量。鉴此，晋北的莜麦播种面积占到总耕地面积的80%――90%，无论贫富皆食之。在静乐、岚县及宁武府各县，“每百亩之田种者（莜麦）十之八九”，左云县，除了莜之外，粟谷不过占20%。即使是种植最少的神池县，“莜麦……种百亩者（指农户），即居其半”。意为50%的农民种植莜麦可以达到100亩。当地人们认为莜麦是最为经济实惠的粮食，因为莜麦面耐消化，有终日食一餐者。 山西北部地方，土旷人人稀，百姓广种薄收。大同府2 州8县，共有民田54249顷（每顷为100亩），而民户仅45220丁，每丁平均可种120亩土地。朔平府的朔州、马邑、左云、右玉、平鲁5州县，官民屯田5万多顷，丁口06万，每丁平均耕地约为100亩。由于地阔民少，不忍弃耕，农民广泛经营土地之现象，十分普遍。其中偏关县，田阔地多，民不胜耕，大抵“一夫犹有百壤（壤即垧，每垧地约为2亩多）可耕，尚足支终岁耳”。表明该地每户农民一般要耕种200多亩田。附近的河曲、平鲁县，户种100―200亩农田也是常有的事。在整个晋北和晋西北地方，每户或每丁耕种70―100亩土地者处处可见，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传统的农业习惯。在这一带，有的是自耕农种田，也有的是佃种土地者。当时租田赁耕者人数较多，也同样是大面积耕种。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岚县人李京佃种田主之土地120亩；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岢岚州人吴应强佃种田主土地140亩[21]。常常见民间一户经营一面坡，数户耕种一道山梁者。 然而，多种并未多收。北路地瘠民贫，稼获甚少，终岁劳作，亩产杂粮仅仅几斗，整体效益比较低下。从当地的文献资料看，偏关农户每家虽然大都耕种200来亩土地，可据民国《偏关县志》讲，有清以来，该地一直是“十室九空”，可见田间收之极低。就连靠近晋北的临县地方也受其影响，广耕田，少打粮。该县之田以垧计，东区南区以3亩为一垧，西区以4亩为一垧，“数垧之田，不能当川原一亩之入”]。由于晋北人民经营土地面积广，所投资金不足，工本难免有缺，产量势必减低。如乾隆时雁北文人声称，大同府所属2州8县，“其农力作勤苦，然薄于粪壅”。朔平府、宁武府地方也有“肥力不达而敛薄”的说法。这一带的农民种田，往往简单从事，常有既无底肥又不追肥的现象。春耕时机，一个成年男子大手抓起杂粮种子（除了玉米外），用力挥动胳膊，飞撒于田中，然后驾牛犁耕一次，将作物籽籽儿翻入土中，听其自生，以待秋获。这种撒播方式，所用籽粒也少，往往1升或2升种子就能撒播一亩多地。较之晋中寿阳、榆次等地用粪肥拌籽下种每亩5～6升或7～8升种子要省得多。一般是地少肥足者才用灰粪拌下种。撒播出苗后，除黍、谷外，皆无暇顾及锄草、灭虫等事。如此粗种粗收，是导致晋北农田产量低微的主要原因。 晋北地方之所以广种薄收，除了以上人稀地阔、人力工本不继诸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水利不兴之故。历来“晋北土质干燥……山田高耸，无川流灌溉，所凭借者雨泽耳！故晴雨稍失时，便成灾歉”。我们知道，山西北部尽为山田坡地，不仅绝少水田，而且就连平地也是极为少数。静乐、兴县等处皆为荒山野坡，附近的岚县也是如此。故（清）雍正《岚县志》曾讲，该县四境还山，“全无三五里平田，涧湾山转，即为膏腴良田，历年来淫雨漂冲，尽成沟渠，寸土难耕。若夫山田，高者五六十丈，低者二三十丈”，实不能引水上田入灌。在雁门关外的应州，水害未除，水利未兴。长期以来，境内浑河两岸，田地俱高出河身三至四尺或五至六尺不等，桑干河两岸田地又俱高出河身四至八尺不等。此两河，雨缺则细如带，不能上引入地，雨多则惊涛急涨，往往漫溢两岸，或倒灌小溪，可也是随涨随落，很少获得水利。即使打井汲水，又地多盐碱，浇地反损田苗。百姓也没有能力治理盐碱地。并且，北路地土砂碛，遇雨下渗为速，保留水分较差。山田易干，雨多又往往造成水土流失，若遇山洪暴发，还将淹没田禾，不得水利，反罹水害。 总之，山西北部因天寒地冷、夏短冬旱之故――有限生产时间较短，势必迫使当地农民去广种田土。换句话说，地土砂瘠，水利难兴，收获低微，再加上田禾一年又仅一熟，为此百姓必须抓紧时间抢耕多种，即人们要在一次收成中，取得全年的粮食，故而不多种是不行的。整个关外（雁门关外）七厅及大同、朔平、宁武、代州、保德州等各府各直隶州地方，向无春收和夏收，只有秋收。通常是三月开种麦、豆，五月种黍、稷，七月种荞麦，七月下旬即降霜。在这三至四个月中，常常忙于犁地下种，播足“七八十亩至百亩”，才会休止。尔后又要抢收秋禾，中间时间很短，往往顾不得锄草、壅肥。俗称北路人与天气抢食，而抢食的办法就是抢耕抢收。所谓抢耕就是多耕，向田野抛撒籽种。忙于种田，而不治田，当然难免薄收。如此则农业落后，百姓贫困。
山西经济出版社1989年6月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1990年5月正式组建。它的前身是山西人民出版经济编辑室。目前，社内设有工经、农经、财贸、综合、美术5个编辑室及总编室、办公室、发行部、出版科、财务科、照排中心等科（部）室，全社职工46人。 山西经济出版社建社9年来，出版和重版了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图书。有170种图书先后在国家及省级以上图书评奖中获奖，其中《孙冶方选集》获国家图书奖；《薛暮桥选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荣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西方管理思想史》荣获第二届中国图书奖荣誉奖；《当代西方经济学》获得光明杯三等奖；《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文丛》、《邓小平著作学习大辞典》、《证券大辞典》、《中国山西经济贸易投资旅游总览》分获1991、1992、1993年晋版图书特等奖。 联系方式：地 址: 中国太原建设南路15号邮政编码: 0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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