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论文

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同属文艺学的范畴。它们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的着眼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文学史是研究文学的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根据不同国别、地域、民族及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等分类标准，可分为国别史(如中国文学史)、世界或地区史(如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通史或断代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民族史(如蒙古族文学史)、分体史(如中国戏曲史)等。文学理论著重研究和探讨文学的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文学批评著重研究和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主要是同时代的作家作品)﹐文学史则著重研究文学发展的过程﹐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其中包括阐述各种文学内容﹑文学形式﹑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产生﹑发展和演化的历史。寻求它们前后相承相传﹑沿革嬗变的规律﹐揭示文学的发展与各种时代因素﹑社会因素(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的关系以及本民族文学的发展与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影响的关系﹐对各个时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评述等等。　　研究文学史需要以一定的文学理论观点作为指导﹐也需要吸收历代的文学批评成果﹔同时﹐文学史研究中所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又可以丰富文学理论﹐并为文学批评提供借鉴﹐可见﹐文学史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它们是相互交叉关联而又相对独立的三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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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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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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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　　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　　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　　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探索摘要:简要分析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侧重介绍实施教学过程中所作的教改探索——注意授之以法、把握学科动态、完善教学手段、加强课外阅读，以期为高校中国当代文学课及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现状课程改革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学好这门课程对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乃至人生理想都有重要帮助。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价值观念的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不能产生即时效应的基础学科一样，日益受到冷落。较之上个世纪80 年代，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积极性普遍降低，身为中文系学生不明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名家名作的大有人在，不了解当代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作家作品现象也屡见不鲜。为数不少的学生并不通过阅读体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厚意蕴，当然也就不能深刻理解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时也动了些脑筋，作了些尝试性的教改探索，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一、注意授之以法，提升学生理论素养学习中国当代文学, 不单是让学生了解一些文学现象、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透过现象、知识把握其内在联系，即把握文学发生发展规律，从现象、知识上升到理论的概括和思辨，给学生以理论武器，使之学会用以观照、解读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在教学中凡能联系上升到理论的地方我们尽量突出理论色彩，讲出理论高度，力求以文学艺术规律来贯穿史的脉络，按规律来整合文学史的建构。如讲朦胧诗，不重于详尽解析某几位诗人及其诗作，而重在对朦胧诗整体性的理论阐释上，重心放在讲授朦胧诗的产生原因、概念界定, 特别是审美艺术特征上。诗人诗作只在讲审美艺术特征时作为例子举出，与理论观点相印证。最后再讲朦胧诗何以为美-模糊认知、模糊美、美与模糊的“血缘”关系问题。这样，学生就会对这个新崛起的诗群有个宏观上的理论的认知。再如讲新时期探索戏剧时，先讲探索戏剧的概念、类型、审美艺术特征、价值评估，然后再讲代表作《屋外有热流》、《野人》、《狗儿爷涅梁》、《桑树坪纪事》，学生就可以对戏剧探索潮流态势、成就有较为完整全面的了解。再如讲王蒙小说，如果用较多篇幅分析他的作品，介绍他的“敏锐感知、发现问题”、“既有传统手法，又有现代手法的文体革新实验”、“价值判断的矛盾性与多向性”，如此论述固然面面俱到、全面完整，但点到为止，理论穿透力不够，王蒙最突出的特点还是没能揭示出来。我讲此专题时把王蒙作为“东方意识流小说”的代表，突出他“第一个吃螃蟹”借鉴外国现代派手法写作意识流小说的开创之功，着重介绍其意识流小说三种主要技法，即追求感觉印象、内心独白以及自由联想的基本手段、梦幻描写、时空交叉的放射型心理结构形态。讲这些观点时把王蒙的诸多作品作为例子穿插结合进去，这样既评介了王蒙作品，也显示了意识流小说的基本理论，使学生不独了解一位作家、几部作品，而且懂得意识流小说的精义，以后再读此类作品就可以举一反三了。再譬如讲一部作品的主题，倘若就题论题，单讲该作品主题必显单薄，如果探源索流，挖掘一下文学史母题，从主题学的视点审视该作品的主题，就深刻丰赡得多。如讲《红高粱》以“童年视角”为本体，从父母——当时13 岁的豆官的感觉记忆中来写抗日斗争，从孙子“我”的追忆中回叙爷爷、奶奶的浪漫人生、在扭曲中蓬勃生长的人性。由此引申出文学史上的父亲主题。从最早的原型、荷马史诗奥德修纪海上漂流年后回乡与妻儿团聚的父亲讲起，讲到近现代流浪汉小说的寻找父亲——斯丁小说的恭维父亲——司汤达小说的敌视父亲——巴尔扎克小说的嘲笑父亲——卡夫卡小说的顺从父亲——乔伊斯小说的呼唤父亲，联系到中国文学的孝父主题，最后串连起当代文学王愿坚小说《亲人》的将错就错假认父亲、张承志小说《北方的河》渴望父亲、主人公在黄河找到了父亲周克芹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关爱父亲、洪峰小说《奔丧》的冷漠父亲，这样便把作为父权文化产物的父亲主题的发展线索梳理出来，使学生从中了解文学主题自身的演变进化规律。二、把握学科动态，拓展学生学术视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文艺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大量西方新潮文论被介绍进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诱发了深刻的变化，带来了不少新课题、新方法。事实上，如今许多文学批评方法，如社会学、叙述学、女性主义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研究分析方法都已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里。在学术研究中，人们正用多向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全方位、多侧面、多视点的研究，这众多的研究实绩在课堂教学上并没有充分被描述和运用。课堂上我们充分吸收这些最新学术成果，根据课程情况为学生讲解这些新理论、新方法。因为一种批评方法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文学观念、一种批评视界。新理论、新方法的介绍不仅有助于学生在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下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丰厚意蕴，而且可以极大地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不同的批评方法后有不一样的名著名篇，文学史中的名家常常会受到质疑，而未进入文学史的可能随着观念的更新，方法的转换能使人们重新发现它的价值。比如通俗文学过去一向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史几乎不涉及它，但现在，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不是敌对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又譬如对沈从文这样一位倾心于原始风情的作家，传统的分析方法往往将之排斥于文学史之外，然现今换一个角度，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则可以发掘出其作品隐含的民间原型意象，并从中体味到为何《边城》及“边城”类作品会获得超越时空限制的艺术魅力。张爱玲同样如此，她的一篇篇带着苍凉意味的人生传奇小说，在主张写人生飞扬一面的时代里常被认为是市井小说而被漠视，但现依据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张爱玲小说，便可发现其小说的价值和意义。[论文网 LunWenNCom] 她虽然写的大多是家庭婚姻，不写重大政治主题，但绝不是所谓市井小说。她以女性的深刻洞察力以及出众的才华对处于男权文化压力下的女性作了全面的描写，揭示了女人作为弱势群体既可怜又可厌的性格层面。而余华、残雪、格非等先锋派作家的作品则更是需要依据存在主义理论才能彰显出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先锋派作家们在文本中大多沉迷于写暴力和死亡，但他们书写的暴力和死亡与过去的文学描写不同，在先锋文学中，暴力成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存景观，死亡也是一件轻易发生的、日常的事件。先锋作家们这样描写暴力和死亡最终目的在于揭示生存的荒诞与虚无。这样的讲述学生觉得新鲜，课堂效果很好。当然在讲述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的过程中，应非常谨慎，不盲目拿来大肆“推销”，而是尽量做到自己理解不透的不讲，不切合我国国情的不讲，与中国现当代作品分析本身关系不密切的不讲。三、完善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早在2002 年，我们便尝试着把教学内容做成课件进行讲授，多媒体教学不仅节约了时间，加大了课堂的教学信息量，而且也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表明，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十分有效的手段之一：第一，能将复杂的事件叙述简单化。如小说《围城》的情节是以方鸿渐的生活道路为线索展开的，由于其经历复杂，所以叙述起来颇费时间，而运用多媒体课件，将其经历绘成图表，则一目了然，避免了烦琐的叙述。这不仅对于一般比较复杂的叙事作品行之有效, 而且对于梳理文学史的线索尤为实用。第二，能将相关背景材料文字图像化。在介绍作家、引证材料、相关比较等方面，都涉及到大量的文字板书，运用课件形式直接提供给学生，只须辅之以简单叙述，这很能节约有效的教学时间。譬如，老舍是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执着地体味北京城文化以及在里头生生死死的中下层人群。他用他的大部分小说构筑了一个广阔的“市民世界”，并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方方面面。考虑到我校学生大多生长于南方小城，如果仅凭对小说文字的解读，确实很难深入且全面地理解老舍作品中如此丰厚的京味文化，因而在教学时，我在多媒体课件中剪辑了电影《骆驼祥子》以及《离婚》的一些片断，借助于这些多媒体背景材料大大缩短了学生与作者的时空距离，加大了他们对作品理解的深度，起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第三，能将婉曲的诗歌意象直观化。在诗歌教学中，有些诗歌的意象比较朦胧含蓄，甚至难以言传。运用多媒体转化为画面的形式，化朦胧为清晰，化含蓄为直观，可以启发想象，减少课堂语言，如教学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时，可先给学生展示了几幅不同情态的康桥的画面，并配音朗读以引导学生感受诗歌所蕴藉的“不忍离别”的感情，之后又推出《是否》这一首具有伤离别情味的歌曲，这样既把诗人那种对“康桥”浓得化不开的情感意蕴揭示了出来，同时又加深了学生对该诗歌意境、意象的感知和理解。四、加强课外阅读、突出鉴赏能力培养以课外阅读配合课堂教学，以课堂教学深化对课外阅读内容的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涉及的作家作品众多，仅靠课堂内有限时间的传授是远远不够的。要使课堂授课的效能最大化，必须做到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以课外阅读配合课堂教学。那么，如何做到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呢？我们主要从两方面进行，首先，编写课外阅读书目和教学指导书，对课外阅读内容作明确要求，并要求学生完成一定量的读书笔记。其次，在具体授课组织上，每一章节的教学内容完结时，有针对性地设计与教学内容相关，又超越课堂教学的问题。专题性的教学课节之后，一般会要求学生自拟题目，查阅资料写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小评论、小论文，例如在“余秋雨的散文”课节讲授之后，我们让学生各抒已见，发表对余秋雨散文的看法，学生表现得相当活跃。这样的作业既能培养学生主动读书的习惯，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和评论能力，可谓一举两得。师范专业的学生，为了提高其教学能力，合适的章节还让学生自己写教案讲课。一般是“教师给定章节、分组——学生课后查阅资料备课——学生写出教案——教师检查指导（要求做成多媒体课件）——学生上台讲课——学生反馈教学感受——师生共同分析得失”。这样的教学过程受益的不仅仅是学生，教师也在听课和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反观自己的教学，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达到教学相长。总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授课过程中，我们要始终牢记：课堂教学是深化、指导、解疑、答难，课外阅读是拓展、补充，是思考的延伸，是知识的源头活水。[论文网]